准备·第四
作者：S．辛格少将 ·印度
出自————《喋血孟加拉》
出自————《战争通史》
正像其他的东方国家一样，印度的公众易受情绪左右。重要的问题被闹到街头，而不是平心静气地进行辩论。政党领袖们利用高呼口号的人群制造公众舆论。甚至新闻界用主观臆造的报道和评论予以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有时被这种大吵大闹的公众舆论逼入困难的境地，采取以后往往会感到后悔的行动。一九六二年曾发生过这种情况，当时尼赫鲁总理为了安抚公众情绪，命令陆军与中国人较量。一位懒散的陆军参谋长服从了命令，虽然他知道他几乎没有取胜的机会。一九七一年，陆军和国家有幸，印度有一位强有力的总理和一位同样强有力的参谋长。
在那年年初举行的国会选举中，甘地夫人以绝对多数取得了胜利。她以大胆敢为和政治精明而著称。马内克肖上将树立了高大的形象，在他的前任中，只有西梅亚可以与他匹敌。他具有罕见的职业敏锐性，在军官和士兵中均享有极高的威望。他们最大的优点是他能勇敢地面对人民。这种品质使他能够在情绪激动的印度公众面前挺直腰干。当时，印度公众对巴基斯坦陆军在孟加拉进行的大肆屠杀和其他过火行为感到非常愤慨，开始敦促政府立即派出印度陆军解放那块被压迫的土地，使孟加拉难民能够返回他们的家园。
造反失败后，公众的压力增加了。一些退休将领和几名内阁部长也参加了要求立即解放的呼声。但马内克肖不是那种冲动行事的人。正象前面所述，政府指示他对形势作出估价，制定应急计划，他的专家们正在从事这项工作。他告诫总理不要立即进行军事干涉，她接受了他的忠告。
从许多方面来说，立即干涉是不明智的。一个国家没有作好适当的准备是不会打赢战争的。准备需要时间。军事计划者们虽有应急计划，但这些计划必须进行修订，才能适应变化着的形势。他们面临着许多问题。例如，敌人的力量有多大？他是如何部署的？他有哪些选择？谁将是我们的盟友？谁将站在敌人一边？战争的阶段性是什么？交通状况怎样？战区地形怎样？我们自己的部队状况和装备状况如何？我们有必要的优势吗？如果没有，我们如何在攻击地区作比对我有利的安排？还有诸如气候条件和当地人民的态度等其它许多因素，我们的计划者们都要加以考虑。有些问题则需要政客们来解答。
到四月中旬，巴基斯坦在东翼已有三个步兵师。另外，它也在组建另一个师(第36师)和招募诸如拉扎卡、圣战者和安沙斯等大量准军事部队。所以，印度必须集中六至七个师才能取得必要的数量优势。正常的应急计划要求在西孟加拉邦只驻扎一个师，保证西里古里走廊和加尔各答的安全。因此，其他部队必须一部分从后备役中抽调，一部分从面对中国人的东部地区和在那加兰和米佐拉姆正在剿匪的部队中临时抽调。
虽然自一九六二年以来，除一九六七年中印在乃堆拉山口一带相互进行炮击外，与中国一直没有公开的敌对行动，但是，如果印度与巴基斯坦发生战争，我们不知道中国将采取何种态度。巴基斯坦领导人不断地取悦于中国，得到了友谊的保证及大量的武器装备的援助。在一九六五年的二十二天的战争中，中国向印度发出了最后通牒，并调动部队进行威胁，但没有进行干涉。
巴基斯坦的统治者们意识到了在孟加拉问题上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他们尽力加强与中国的友谊。在军事方面，印度计划者们建议在冬季发动战争以抵消中国的部分威胁，那时候，连接印度和西藏的山口将被大雪封死。但是，中国人仍然有一些干涉的潜力。在这种情况下，政客们将求助于印苏友好合作条约。在遭到侵略时，互助进行帮助的条款就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如果中国想站在巴基斯坦一边的话。
另一个问题是纯政治性的，就是发动战争的正当理由。印度是否可以妄称自己有权进入东巴基斯坦，把巴基斯坦军队赶出去，在那里建立一个民主政府呢？它可以说，这样做是为了把在它大门口呆了许多个月的一千万难民送回去。但是，国际舆论会接受这种理由吗？答案在于：
(一)向全世界人民说明印度的情况，这样，国际舆论可以迫使巴基斯坦的统治者们在孟加拉建立一个由全国选举出来的代表组成的政府；
(二)如果巴基斯坦选定用武力来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么，让它首先开始战争吧。
我们已讲到印度政府应采取向全世界说明情况的行动。至于巴基斯坦采取军事行动的选择，连俗子凡夫也可以看出，它发动进攻的能力仅在西巴基斯坦。它在孟加拉所拥有的资源不可能在那里发动军事进攻，虽然存在着发动大规模攻击的可能性。因此，印度计划者们必须作好准备，遏制巴基斯坦将在西翼发动的进攻。
在一九六五年的印巴战争中，印度经受的国际反应是相当令人窘困的。当两国正在走向冲突时，没有人动一下手指头，一旦战斗爆发了，许多人跳进现场，想把格斗的双方分开。他们的干预所带来的停火并没有带来永久的和平。这一次，印度不想面对相同的局面。在调解人进入之前或在敌方可能的盟友能够发挥影响之前，战争一定要有个结果。因此，这次战争必须是一次短期的战争，战争的期限拟订为三个星期。
在蒂卡·汗的“闪电作战”之后，在东翼的巴基斯坦陆军于五月份忙于巩固对东巴的控制。虽然巴基斯坦人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叶海亚·汗并没有随后在该省采取建立民主政府的政治措施。为平息孟加拉人的不满，他所做的事情只是任命了A．M．马利克博士为省督，接替了蒂卡·汗。这个行动并未达到安抚孟加拉人的目的，因为与此同时，尼亚齐被任命为军法执行官，实权握在他的手里。
雨季开始后，巴基斯坦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的可能性减少了。虽然旁遮普的雨水没有像孟加拉湾那么多，但湿透的平原不能部署装甲部队。在九月中旬地面干硬之前，甚至其它的运输车辆也只能在公路上行驶。因而，印度获得了短暂的喘息时间。
任何国家不能在所有时间内都处于备战状态。长期备战的代价将是巨大的。我们能做的事只是更新应急计划和明智地调用现有的资源。当时的陆军参谋长马内克肖兼任参谋长委员会主席。他任参谋长约有两年。在建设陆军战斗力的过程中，他清楚地知道它的优长和不足。他建议印度不能立即采取军事行动的理由之一是陆军战备不足。他马上开始纠正这个问题。
在所有的民主国家里，尤其在印度，一般的习惯做法是在和平时期节省国防开支。由于国家难以大量地缩减一支庞大的常规部队所需的费用，缩减的斧头经常砍向为支持一次预想期限战争所需的装备弹药的储存。后备储备的减少降低了和平时期库存的水平，一旦发生战争，重新补充则变得十分困难。生产本国产品的私人和公家的工厂必须加倍生产。要做到这一点，战前需要有一段较长的准备时间，尤其在原料不足，电力供应不足以及存在劳工麻烦和其它一些限制的情况下，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在采购外国制造的物资方面，我们遇到的困难则更大。
像印度这样不发达的国家所拥有的装备，如果还没有陈旧的话，也正在过时。在一般情况下，供应国停止了这些装备的生产，在他们的库存中，一般没有全套的设备和零配件。所需的这些项目常常可以从私人旧货商、制造能力有限的工厂或者仍有这种装备的第三国那里购买到。由于卖方知道买主急需这些物品，所以报价一般均高得吓人。从了解行情到签订国际合同和途中运输，需要很长的时间。这些耽搁在制订计划时均要考虑进去。
要避免临阵抓瞎的问题，就必须不断地有系统地补充库存物资。这要求国防预算的拨款要有计划性和及时性，但不幸的是，这一点并没有做到。一九七一年四月，总的来说，陆军的储备是不足的，普通物资的储备只能用六十天，而紧要物资的储存量更低，供应不足。作为参谋长的马内克肖，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考虑如何迅速补上后备物资的问题。为达此目的，整个政府机器都开动起来了，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增加生产量和采购量。
下一个行动是使部队能够适应战争，他亲自精神奋发地致力于这个任务。要弥补他们在人员、装备和弹药上的不足，显得十分困难，因为当时印度的陆军正在进行重大的改组和换装，特别是装甲部队和炮兵。一些部队正在组建之中，另一些部队正在学习使用新引进的装备，还有一些部队正在熟悉和掌握特种装备。
陆军的装备和弹药的种类很多，是一种杂乱无章的混合体。有些来自于西方国家，是在一九六二年大失败期间或失败之后得到的。有些是最近从苏联和东欧国家刚采购的，其余是本国生产的。这些装备平均分发给各个部队。而且随着装备的到达，部队不断进行改装。现在，必须使改装的过程合理化，按战区按部队进行换装，这样将为后勤修理部门提供很大的方便。
有关的命令下达得很及时，此项工作于八月底完成。总部储存的装备和零配件的合理化需要较长的时间。在装备合理化后，总部的储存可以亦作了适当的安排，以便在接到紧急要求后，将需更换的装备和零件及时运到提出申请的部队。
弹药的储存遇到了某些困难，特别是进口的弹药，因为没有获得所需的数量。虽然有些物资正在国外采购，但是在它们到达国内以前还不能算数。对短缺的物品采取合理分配的办法，首先满足作战地区的当前需要，至少是满足战争初期阶段的需要。物资的补充要受到预定的费用的制约。重新分配的工作在雨季的掩护下和通过去冬的储存。于十月中旬秘密完成了。这对战争起了良好作用。
在武器和其他装备方面，部队中存在着严重的不足。零件缺乏，造成了大量装备待修。在装甲部队举行的一次演习中，发现情况更加严重，约百分之七、八十的坦克需要修理。需要组织一个大的修理单位。这项工作按战时的要求着手进行。为扩大零件的生产，暂时停止了国产坦克的制造。工厂为了显示它能生产较多的整辆坦克的能力，就少生产或不生产零件。这种不正常状况得到了纠正。在制造者和维修组织的共同努力下，修复了所有损坏的和有缺陷的坦克。这项工作完成得非常及时，马内克肖为了推动这项工作，亲自主持了协调委员会的会议。
在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五年的战争中，许多参战部队均有一些未曾受过训练的分队，这是他们受到挫折的部分原因。但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每年都有一定比例的部队从战区换防到非作战地区。在和平时期，几乎有三分之一的战斗部队换防或改变序列。这种改变意味着每个旅均新编入一个、有时甚至两个新的步兵营，同时，调走同等数量的老部队。但是，这种制度上的缺陷被认为是必要的，因为它使士兵们有机会在家乡服役，与妻女团聚。
然而，参谋长为了避免影响他正在计划的作战的实施，不想进行年度的换防。因此。他以“民用运输要优先安排”为借口，停止了一九七一、七二年度的换防计划。为了使战区部队不产生沮丧情绪，他们得到通知说，他们将来在家乡服役的时间将得到适当延长，补偿在战区渡过的超额时间。
参谋长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人员的不足。部队缺编，人员不断地被抽调出去，有的为组建新部队，有的是因为人员退休和离开部队。为解决这个问题，团的训练中心举办了新兵速成班，训练时间比往常缩短几个星期。我们秘密地增加了新的招兵途径，补充战争的消耗，因为正常的人员来源渠道已不能满足这个需要。雨季期间，后备役人员应召集中训练，直到战争结束很久才把他们遣散回去。他们被用作增援部队，但表现很不佳。只有百分之六十的人员应召前来集中。当他们的动员时间延长时，都怨气满腹，非常不满。
在准备期间，最重要的是保持部队人员的作战水平。为此，休假的人数限在部队人数的百分之十，而且，休假的理由要特别充分。这意味着大多数官兵要放弃休假。为避免对此产生的不满情绪，政府同意了将一九七一年的休假权延期直至一九七三年，后来又延长到一九七四年。
军官的情况更为严重。据估计，在任何一段时间内，一个部队的法定军官人数的百分之三十至三十五离队休假、参加教导班学习或外出执行其他任务。为弥补军官的不足，参谋长下令大量削减陆军司令部和其他部队司令部的参谋人员，把他们补充到野战部队。同时。他下令各部队，取消占用重要指挥人员的各种教导班，表面理由是这些重要的训练机构将要进行改组。
在动员问题上，我们制定了各种计划，把训练机关的教员和国防学院的学生派往野战部队的作战指挥机构。将要筹建的战役司令部和新的控制司令部需要有经验的和资历较深的军官，他们将来自于这种途径。参谋长也很关心战斗部队和各师部的指挥和控制的连续性，在战争前夕一定不能受到干扰。为执行这些计划，冻结了师部和部队指挥和参谋人员早已安排的所有调动。
按现有的动员计划设想，本土军的城市和乡村的部队应在战争开始前组成，并具有战斗力。动员的程序包括发出应征通知，集合人员，集中装备，进行新的训练，掌握使用武器及进入他们各自的防区。把他们训练成具有很强的战斗力的部队需要的全部时间是四至八周，这将取决于雇主们对征召的态度和本土军他们自己。即使在正常情况下，他们的态度也是不好的。本土军最基本的成分是防空部队，要求他们在战争开始以前就能进入前沿机场或到达雷达部队，如果遭到先发制人的攻击，他们将担负起防空任务。
使参谋长担忧的另一个问题是，一旦宣布组建本土军，这将造成国内的惊慌。它暗示着战争即将来临，对商业将带来不良影响。在国际上，它将给予巴基斯坦在国际讲坛上谴责印度怀有侵略意图的机会。
为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参谋长宣布改变本土军的训练方式。按现有的制度，城市部队在周末和节假日进行训练，每月至少三天，连续训练九个月。集体训练在分队一级进行。训练时间为三十六天到六十天，包括八至十四天的野营训练，确切时间视各部队训练状况而定。对雇主们来说，给予他们的雇员们约两周的训练时间并不是心甘情愿的。就省级部队而言，每年要组织一次为期两个月的野营训练。根据当地庄稼的收获期来决定何时进行。
这种制度不符合秘密组建部队的要求。为了不引起注意，并顺利而有次序地进行此项工作，采取了一种试验性的措施，即所有的本土军部队从九月一日起必须进行为期三周的年度野营训练。本土军主任颁发了关于新程序的指令，要求试行和提出意见。执行指令的一些负责人提出了一些异议，但是，这项政策仍然得到了推行。
战争在十二月初以前并未爆发。从九月二十二日到十一月的第三周，为了克服在集训中已发现的缺点，延长了集训的时间。这样，当战争爆发时，一支具有充分战斗力的本土军已在战区部署就绪。他们从训练营地出发，逐渐进入自己的作战防区，当叶海亚·汗发动进攻时，他们已经部署在战斗阵地上。
为了使作战计划具备灵活性，并在执行这些计划时有多种选择方案，最根本的是要在预定的进攻路线附近有一个具有足够横向公路的公路网，使部队能够快速集结或移动。西部战区的公路网可以满足这种需要，这些公路是按照建造战略公路的规划在六十年代开始修建的。但是在东翼，情况并非如此，特别在不发达的梅加拉亚邦和特里普拉邦。由于修路需要时间，因此，该地既要翻修现有的道路，也要开始建造新路。
特种边境修路部队奉命从事这项工作，中央和邦的公路建造部门尽可能给予配合。根据应急计划，重要的道路按时建成。但是，修建前沿机场的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很快意识到昆毕格兰机场的作战半径不能完全覆盖孟加拉的纵深地区。所以，作出了在阿加尔塔拉附近的纵深地带修建一个新的机场的决定。但是，尽管建筑部门尽了最大的努力，由于雨季湿透的稻田没有及时干硬，使建筑工作不能按计划实施。在战争开始时，这个机场还不能使用。
与缺乏适用的公路和铁路一样，东部地区也缺乏营房、库房和通讯设备。这就影响了物资的储存，因为没有营房租库房，就不能大量地储存物资。如果把物资放在雨水湿透的野外这等于自杀。
我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第14军的经验中得到了启发，实行了修建茅房的计划。当储存计划开始执行时，这些茅房已经准备就绪。同样，为解决电报线路问题，我们建立了一些新的线路，改装了一些陈旧的线路，同时还接管了一些民用线路，这样，在战争开始前，通讯网已经完全畅通。
我们的动员计划规定，在战争接近时，要筹建战区后勤部队。这个制度是英国人留传下来的，它适应长期战争的需要，而且是为了使国家有足够的时间积聚战争的潜力，但完全不适用于一次短暂的战争。在战争开始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部队是十分需要的，可以在建立行政后勤设施方面作出有用的贡献。在一九七一年的战争中，这支部队只是在巴基斯坦进攻前一个月左右才组建起来。结果是，除在战争快结束时起了一些作用外，他们对战争的贡献微乎其微。
这种紧急筹建的部队起不到为一次短期战争服务的目的。反而，实践证明它们是有害的。他们的人员是从部队里抽调的。在较晚的阶段上，为此目的而招募新兵将毫无意义。抽调部队人员的结果则降低了现有部队的战斗力，而且，这些紧急筹建的新部队并不能发挥好的作用。所有行政后勤部门的主长官对这种安排牢骚甚多。另外，一些司令部为应付紧急需要也设法组建了此种部队。
准备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把打击力量从内地运送到他们各自的防区。除当地驻军外，第1装甲师及其他多数后备部队均驻扎在占西、巴比纳、海得拉巴和班加罗尔等遥远的内地。他们的调动有三重困难。首先是保密问题。它们调动的消息一旦被泄露出去——要隐蔽这种大规模的行动是很困难的——不仅会引起巴基斯坦的警惕，招致国际上的压力，而且在我们的人民中也会造成对战争的恐惧。除这些考虑之外，我们也感到，如果部队在集中地域停留得太久，它们的配置方式将泄露我们作战计划的总意图。
所以，我们的部队最好能尽量晚些调动。但是，叶海亚·汗几乎每天都像醉汉般地用战争威吓着印度，不能排除他发动先发制人进攻的可能性。要阻止巴基斯坦在可能的路线上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和为内地部队的集中提供强有力的掩护，就需要大量的部队。但印军营房分散，且又不足，因此，无法为这些部队提供足够的住房。这就要求某些部队在雨季后立即开始运动。
第二个困难是运动本身。据估计，如果正常的客运和商运不受到干扰，那末，要完成我们的集中需要六至八周的时间。停止民用交通可以加速这个进程，但是从保密和公众的情绪考虑，这是行不通的。另外，部队运动还受上车和下车的车站装卸设施的限制。多数车站一次最多能停四至五列火车。
此外，某些铁路的分布和编组能力的缺乏，也影响了一次短期战争所需要的部队集结的速度。运送坦克和刚引进的俄国中型火炮的平台车，数量不足。需要进行一些倒运，这要耗费很多时间。为解决这些问题，协调了各方面的力量，重新安排了车次，增加装卸能力，部分物资改由汽车运送。
最后是政治压力问题，这点并非是不重要的。印度政府继续谋求大国对叶海亚·汗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求得孟加拉问题的和平解决。这种政治谈判和外交一直进行到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底。在这些谈判进行期间，采取任何明显的好战行动是不明智的，因为这将造成与我们的公开声明相反的印象。
参谋长耐心地等待到十月初，但这时他认为，如果继续等待，巴基斯坦就可能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这在军事上是不谨慎的。于是，他命令部队开始集中，逐步进入防区。部队从十月第一周起开始运动，至十一月中旬末结束。但是，由于部队分布得不合理而造成的战术部署失当，于十月第三周才得到纠正。叶海亚·汗等得实在太久了。
为使部队的运动得到很好的保密，我们考虑了各种措施。计划者们知道，像印度这样的开放社会，任何秘密是难以保住的，至少这种大规模的部队运动是很难保密的。为了隐蔽印军防御部队的配置，特别是隐蔽后备队的部署，有人建议先把它们转到纵深内的训练区(表面上是与部队一起参加演习)，而当战争临近时，即把它们运往战地。参谋长没有同意这个建议。他说：“我不喜欢这种空想的东西。你应该知道我的部队不是德国的装甲师。它们的调动需要时间。”马内克肖多么了解他的军队啊。
就这样，部队为了有秩序的行动，在日间直接进入集中地点，完全不顾保密的需要。当然，为了隐蔽它们的集中地点，也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如减少各种请示报告和批复，精心选择中途的宿营地，混佩部队的标志和采用全新的战术编号等。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但据战后巴基斯坦和印度问题观察家们说，在整个部队运动中，印度计划者们只成功地隐瞒了一个部队的番号。
参谋长十分注意鼓起士兵的战斗意志，特别要增强他们敢于在敌火下冒生命危险的观念。马内克肖在二次大战中受过重伤，完全了解伤残士兵及他们家属的痛苦，尤其了解战争寡妇们的处境。从前，英国人的做法是，提高服役兵士的荣誉，发给他们土地或向退役人员的孩子提供就学机会。对战场上的死伤人员的待遇则更加优厚。
独立之后，全国建立了民主政府，不再考虑忠诚和忠于职守的精神，而卢比、衣着和馅饼等变成了首要的东西。其结果，补助金、退休金和对战争中死伤人员的其他利益降低到了可悲的程度，几乎等同于把他们的家属赶到了街头。从英国人的统治过渡到新的印度来得非常突然，军人们只有在查漠、克什米尔战争结束后才意识到它的作用。
拉温德·辛格·格雷沃尔中校(后来升至少将)在查漠和克什米尔战争中腹部和大腿被机枪子弹打穿，由于住院治疗的时间超过了规定的保留现职军衔的期限，二十八天后被降到上尉军衔。据说，这位军官走到当时的参谋长卡里亚帕面前，指着他的伤疤说：“长官，你是否认为我负这些伤对我的健康有好处？我为国家所冒的生命危险得到的酬报是失去了军衔和薪金。相信我还会再次为你作战。再见吧，长官。”
卡里亚帕和他的继任们清楚地知道这个问题，但面对只重金钱的政客们的顽固态度和墨守成规的官僚主义，他们不可能作出重大的改进。情况没有变化，尤其和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所推行的物质第一主义的环境中，军队的士气在继续下降。老战士正在退出历史舞台，与他一起消失的是老的忠诚感和责任感。新兵是在卢比价值迅速变化中逐渐成长起来的。
在一九六二年中印冲突和一九六五年印巴冲突中已经发现，印度士兵越来越不愿意在战斗中冒生命的危险。虽然一九六五年战争结束时，有些邦政府作出了一些让步，但随着公众热情的消失，军人又被遗忘了。没有一项让步坚持下来。
参谋长想纠正这些不公平的做法，保证士兵进入正在来临的战争之前能够：如果他牺牲了，他的家属将终生得到照顾，他的孩子将受到与他职衔相称的教育；如果他自己受了伤，他不必靠自己谋生。甚至连战争中的失踪人员或被俘者也将得到同样的待遇，因为对其家属来说，他们失去了挣面包的人。
根据参谋长的命令，对战争伤亡人员所遇到的问题深入地进行了研究，寻找合理的解决办法，以实际方式减轻家属的苦难。他提出的给予各种形式的补助和抚恤金的许多建议经政府略加修改后就全盘接受了。这是对印度陆军建设的一个重要贡献，只有像马内克肖这样有才干的人在对官僚文犊主义面前才能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
新措施之一是付给作战阵亡人员的家属两个整月的工资和津贴，并在特别家属抚恤金被批准以前发给足够的津贴费。这种抚恤金额可达到亡者基本工资的四分之三。战争寡妇的权利在再婚后仍将受到保护。为减轻对阵亡人员家属的初期打击，规定给予慷慨的偿金。为孩子们也制定了足够的条款，包括获得受教育的津贴。战争伤残人员在住院期间的军衔和薪金也得到了保证，残废人员的抚恤金额不作硬性规定。
为迎接正在来临的战争，还创立了一些新的勋章。为纪念独立四分之一世纪，设立了银质纪念勋章。最令人向往的新勋章是伤残勋章，它有一条鲜红的宽绸带，可佩戴在其他勋章之上，颇具威风。只有参与独立后历次战争的人才有资格获得这种奖励。这枚奖章戴在老战士的胸前，灌输着一种为国家服务而受伤的荣誉感。
对突然被调到作战地区的战士家属也采取了一些照顾措施。这些家庭被允许他们保留正在使用的住房。那些为了个人方便想要调换驻地的人也可准调动，并在抵达他们选择的驻地后，配给“分居家庭住宅”。他们的家属可享受探亲的权利。
由于马内克肖煞费苦心地照顾和关怀下属，他鼓起了士兵们敢于冒生命危险的勇气。印度士兵在上战场时，从来没有得到过对他及他的家属的如此多的福利保证，要是他遇到不幸的话。
在此期间，不战不和的局面继续着。在不平静的查漠和克什米尔停火线上，只发生一些平常的边境事件和入侵事件。那加兰和米佐拉姆的剿匪作战也在继续进行。八月份以前，为了维持西孟加拉邦的内部安全，使用了一个多师的部队。对东巴基斯坦起义承担的义务正在增加。需要有一个大的机构为游击队进行训练和给予作战指导。
至此，读者们可能想了解印度高级战争指导机构的一些情况。印度的国防组织是以英国民主制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选举产生的政府首脑即总理对国会负责，并通过国会向全国负责，保卫国家。另一点也是从英国抄袭来的，即设有各种委员会，如内阁防务委员会，帮助总理履行他的职责。后来，该委员会的这个职责被政务委员会、国防部长委员会和参谋长委员会所代替。
简言之，参谋长委员会的职责是在军事战略和实施军事作战问题上向总理提供专业性的意见，说明某项特定政策所包括的军事含义。参谋长们与总理有直接的联系途径。国防部长的职责是协调三军之间的需要和先后次序以及给他们分配资源。除此以外，他个人不能参与制定国防政策，但他作为政务委员会的成员，对该委员会所作出的决定也负有责任。他的工作成绩完全依赖于他个性的强弱，对总理和内阁能施加多大的影响。
历史上，由于印度实行单一政权的制度，以及多数政客对军事一窍不通，这种英国式的委员会制度在印度没有起过好的作用。一九四七至四八年查漠和克什米尔战争时，英国总督蒙巴顿和他的顾问伊斯梅通过尼赫鲁总理实施高级指导。那次战争指导的唯一缺陷是接受了停火，当时，印军的军事行动正在把入侵者赶出巴基斯坦所占领的克什米尔。这个决定导致了后来的另外两场战争，而克什米尔问题仍然得不到政治解决。
导致中印军事冲突的一系列事件是尼赫鲁、克里西纳·梅侬和B．M．考尔中将之间三角磋商的结果。参谋长委员会的职业意见被绕过了。只有在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后，在愤怒的公众舆论的压力下，政治上已被粉碎的尼赫鲁才寻求增加了人员的全国防务委员会和内阁国防委员会的帮助，急急忙忙地征求一些退休将领们的意见。但那时对他以及对国家均为时已晚。与尼赫鲁一起消失的还有使用过多的国防咨询，之后，官僚主义的常规做法重新占据了舞台。
此后，一直到一九六五年的印巴冲突，在建立军事机器和对付巴基斯坦强加于印度的战争指导方面，乔杜里上将的意见取得了胜利。政客们从尼赫鲁惨败中吸取了教训，不再干涉军人。尼赫鲁的继承人夏斯特里听从乔杜里的忠告，而且勇于对他自己作出的决定承担全部的责任。一九六五年冲突的战略纯系乔杜里的思想，并得到空军上将阿简·辛格的默认。众所周知，印度海军被完全排斥于那次战争之外，停泊在孟买的海军舰队根本不知道战争是何时开始的。
显然，参谋长委员会没有起作用。理由很清楚，委员会制度规定三军参谋长的地位是相等的。按规定，必须集体作出决定，主席没有特殊的决定权或否决权。可以肯定地说，委员会的建议至多是某种妥协，在平时可能是挺吸引人的，但战时却很少打胜仗。
印度没有意识到，它与英国不一样，是一个次大陆国家。它与潜在的敌人疆界都是以陆地相连的。战争主要在陆地上打，陆军必然起主要作用。其他军种只能起支援作用。因此，在阿简·辛格的支持下，乔杜里的意见占了上风是毫不奇怪的。但是，现代战争的性质是总体战，不能孤立地进行战争，这一点已讲得很多，严肃的战争问题不能只让军人去解决。
马内克肖是一个具有远见的军人。他认识到国防政策的重大问题不能仅从纯军事角度处理。它们需要与外交、经济和国内政策的协调一致，从更广泛的含义上来说，它们涉及到整个国家。作为参谋长委员会主席，他强烈要求政府从政治上参与制定大战略，制定为达此目的明确无误的指令。通过他与总理的直接联系，并通过总理与政务委员会的联系，此事终于办成功了。
事实上，他与总理的这种直接联系以及他富有信心地提出的建议得罪了相当数量的一些同事和他的上司们，后来，成为他与国防部长杰格吉范·拉姆难以相处的一个主要原因。外交部计划委员会主席D．P．达尔作为政治代表开天辟地第一次进入了战争委员会。在整个战争中及以后的扫尾工作中，达尔与马内克肖之间的合作十分密切。在战争指导中，可能没有比他们配合得更好的先例。他们对政治和军事手段相结合的潜力的理解及恰当的使用是人所不及的。
在军事方面，马内克肖恢复了老的联合兵种组织，并创立了一些新的组织。成立的联合情报委员会由研究分析处和情报局的代表、三个军种的情报部长组成，由陆军副参谋长任主席。这就保证了高层之间的协作。同样，联合计划委员会负责处理军种之间的作战计划的协调工作。建立联合军种作战指挥部的工作也正在着手进行。
马内克肖清楚地知道，陆军，这个主要的伙伴，将扮演重要的角色。他毫不怀疑，胜利将完全有赖于陆军作战计划的正确性和它执行这些计划的能力。空军和海军在实施这些计划中只能起协助作用，给予及时有效的支援，减轻陆军所承担的任务。功劳应归于马内克肖，由于他的魅力和老练，他在制定作战计划及之后的实施中，得到了其他军种的毫无保留的支持。在作战的全部过程中，他从来没有使其他军种感到它们是不同等的伙伴。事实上，他特别注意强调它们的贡献，经常不惜言词地赞扬它们。每当遇到挫折时，如西部某些地区受到挫折时，他表现出很高的姿态，承担全部责任。
同样，在文职方面，政府成立了秘书委员会，制定和执行有关战备工作的决定。委员会由国防、内务、财政和外交秘书组成，其他秘书在有关的问题上被吸收参加。委员会的事务必须从速办理。边防安全部队总主任、民防司令和其他准军事部队和与战争有关的组织的负责人应召参与有关阶段的计划的制定工作。总的指导、协调和监督由马内克肖和达尔负责。
事态的发展须经常向总理报告，在必要的时候，也通知政务委员会。但是，决策过程决不允许陷入繁琐的文犊主义的迷宫。不管在作出决定还是给缓慢的政府轮子加油以推动事情办理的速度时，参谋长总是不能允许有任何拖延的。不管在司令部还是在野外，如果发生了停顿，他就会在那里出现。他具有如此的影响力，又受到这样的尊敬，因此，官僚们对他肃然起敬，而不是向他发号施令。常常可以看到秘书们带着有关战争问题的决定，匆匆忙忙地出入他的办公室。
他感谢落到他身上的这次机会，认为自己在这种紧要关头身负重任是很幸运的，他充满着爱国主义的热忱和罕见的活力，规定了走向胜利的航向。他宣誓要为印度赢得胜利，并将毫不含糊地履行自己的誓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