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举入侵·第三
作者:帕特里斯·弗朗塞斯希·法国
出自————《山国烽火》
出自————《战争通史》
当我写下普——什——图这几个字的时候,我在笔下所倾注的是尊严和荣誉。如果没有尊严和荣誉,阿富汗人的历史将会成为什么样子呢?
——胡沙尔·汗·哈塔克
1979年12月27日,苏联入侵阿富汗,从技术角度说,这是一次出色的成功的行动。应当指出这一点,但也不必夸大其辞。总之,发挥巨大的空中桥梁作用,这对红军来说已不是头一次。在安哥拉,在埃塞俄比亚,在世界的其他一些地方,红军已积累了这方面的丰富经验。因此,在阿富汗这个邻国,仅仅几天之内他们就布置好了占领全国所必不可少的一切物质装备和人员。
毋庸置疑,这次行动决非是心血来潮,在最后时刻临时决定的。相反的是,它是几个月来精心策划的结果。它的成功是必然的。
莫斯科认为,1979年11月16日哈菲祖拉·阿明指使人杀害塔拉基,是开始行动的日子。11月初,塔拉基在古巴参加不结盟会议后于返国途中在苏联首都停留。他会见了勃列日涅夫和巴布拉克·卡尔迈勒,讨论了阿富汗国内岌岌可危的局势。迹象表明,他们三人一致同意,把错误归咎于阿明,指责他采取了过火的镇压手段。阿明当时是喀布尔的实权人物,从7月以来身兼内政部长和国防部长的要职。
阿明的下台可能就是在这次会晤时商定的。俄国人眼看多年来通过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同化这个国家的努力要毁于一旦,感到必须立即改变策略,以挽救这个多年的计划。只有采取善于退让的灵活的方针才能扭转颓势。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执行既定方针历来是不折不扣的,但此时此刻必须刻不容缓地让它停止原有的进程。它的面貌、机构、行为和手段都要来一番变化。最理想的是让它在阿富汗实行一条同苏俄帝国南部几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加盟共和国家相仿的政治路线:表面上尊重当地的社会和宗教,实际上实行隐蔽的镇压手段。可是这样做必须搞掉权欲狂阿明,必须改变他奉行的早已过时的斯大林式的工作方法。
莫斯科三人会晤时究竟决定以何种方式来对付阿明,是从肉体上消灭,是流放或者是排挤在政府之外?迄今谁也说不准。世界上对此流传着种种推测。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从塔拉基副官处闻到风声的阿明先发制人,包围了政府大厦,杀死了塔拉基。按阿富汗的传统,他身佩长剑,腰挂短枪,登台独掌国家大权了。顺便提一句,在阿富汗参加内阁会议的人历来是全副武装的。……
苏联人在这个既成事实面前十分窘迫。从政治上来说,他们只好发表声明支持这位新的主席,其实他们很不喜欢阿明的态度。说真的,耿耿于怀的苏联人深信,民族主义思想占上风的阿明总有一天会摆脱他们的控制。无论是为了推行同塔拉基商谈的政策,也无论是为了尽快在喀布尔扶植一位新主席上台,都必须立即把阿明搞掉。于是,他们准备动用留在手里已久的巴布拉克·卡尔迈勒这张牌,让他接替阿明的职务。
1979年8月以来一直在阿富汗执行使命的伊凡·格里戈里耶维奇·帕夫洛夫斯基将军于10月奉命回到苏联,汇报了阿富汗令人扫兴的局势。阿富汗共产党在阿明统治下正在加速崩溃,圣战者很可能会迅速占优势。必须马上采取行动。这时,阿明越来越跟苏联人闹独立 [ 作者注:当时人民派中流传着一个重要的文件,该文件指责莫斯科是9月危机的祸根。读了这个材料就可以看出一种新的反苏主义苗头正在崛起(请参阅附件)。 ] 。他一方面在帕克蒂亚省等地向抵抗运动发起大规模的攻势,一方面利用塔拉基早先制定的计划中的部分内容来扩大自己的势力 [ 作者注:阿明释放了政治犯,颁布了新的宪法,保证保障宗教信仰,尊重农村的所有制。无需说这一切都不过是欺骗人的障眼法。 ] 。
苏联就是在这个时候决定出兵占领阿富汗的。1980年,人们还以为这个决定仅仅是为了把声名狼藉、处境岌岌可危的阿富汗共产党重新扶植上台,防止在苏联人家门口出现一个反苏政府——抵抗战士的政府。有人推断苏联人南下只是事态发展的结果,而不是蓄意谋划的主动行动。可是今天,五年军事占领的事实教育了我们,我们可以满有把握地说,这场军事侵略是有明确考虑的。道理很简单:在莫斯科心目中,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存在的目的仅仅是在同化阿富汗过程中充当传动带的作用,以便苏联人向南挺进而不会遇到来自国际的麻烦。这个党在扮演自己角色时遭到了失败,甚至还引起了全面的骚乱,使苏联的选择范围大大地缩小了:要么为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失败付出代价而放弃这个国家,要么亲自出马,用自己的一套办法来同化这个国家。
莫斯科选择了后一种方案。
苏联人断定当时的国际形势相对来说于他们有利。欧洲对这个地区没有什么企图,美国人被德黑兰人质问题搞得焦头烂额 [ 作者注:在人们看来,这个事件同样反映了当时的美国政府的软弱无力。 ] 。
苏联人从10月末开始制订入侵计划。这是史无前例的计划。大家看到,苏联人首先通过派在阿富汗各地的五千名军事顾问逐渐控制了这个国家的一切战略要点,然后在支持阿富汗军队同“匪徒”作斗争的幌子下派出红军部队。头戴刻有红五星的蓝灰色钢盔、脚穿黑色皮靴的苏联军人,趾高气扬地把阿富汗政府军派到了山区。他们自己便大摇大摆地住进了政府军腾出的营房。在苏联人的辩证法看来,这当然不是狡猾的武装干涉,而是向一个兄弟国家提供慷慨的援助……
进入11月后,事态的进程加快了步伐。到了12月,形势就急剧恶化。阿富汗首都北边的巴格兰基地被苏军占领。接着,直通苏联和著名的萨兰山口的公路落入苏联人手里。在圣诞节前夕,喀布尔机场失陷。就这样苏联远征军向阿富汗内地步步深入而去。政变的日子正式确定在12月27日——这正是辞旧岁迎新春的节日期间。在这个时候,西方一般都不可能做出反应。
入侵阿富汗的日程安排得十分紧凑。1979年12月27日前夕,苏联人建立了一座强大的空中桥梁,准备将数以千计的士兵运抵喀布尔。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夜晚简直无法入睡,大批飞机在低空轰鸣,震得窗玻璃格格作响。巨大的安东诺夫12和22式运输机在跑道上连发动机都不关闭,等士兵们冒着螺旋桨卷起的风沙走下飞机后,它们立即起飞,返回苏联运载另一批士兵。喀布尔机场一片喧闹,苏军像蜂巢里的蜜蜂一样紧张地忙碌着,奔跑着。他们向机场卸下了士兵、全套装备、数万箱弹药、轻装甲车、食堂用具、散装的物资、整袋的粮食和私人用品……机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军用仓库,而且飞机还在源源不断地把东西运来。
与此同时,几乎所有的阿富汗军队和非共产党军官在各种名目下被解除武装;俄国人的办法十分简单:他们把阿富汗的军官灌得酩酊大醉,拆掉军车的电瓶,把弹药藏匿起来,枪枝全部收去维修。
27日夜里,政变发生了。邮电总局一声爆炸,同外部世界的通讯联系顷刻中断。卡尔迈勒的支持者在俄国人的帮助下出现在各个地方,消灭了忠于阿明的部队。那是一场殊死的斗争。终于找到复仇机会的旗帜派对人民派毫不留情。只是在苏联人的阻止下,才避免了更多的人头落地。苏联人深知,流血过多有损于他们今后的策略,然而对那些拒不投降的人,他们则放手让旗帜派去杀戮,有时也亲手动刀。一些表示愿意跟他们走的人总算免于一死。“革命总是要死人的”,这一次也不例外。
喀布尔市的战略要点未经激烈战斗就统统被苏军占领了。但总统府例外。擦得铮亮的红军部队装甲车长驱直入,锐不可挡;十字路口、大小广场、政府各部、电视台、广播电台、桥梁、汽车站,无一不由苏军控制。谁要是不识时务胆敢阻挡这支部队的前进,谁就会被无情地辗成齑粉。
阿明神秘地躲了起来。一直留在苏联的卡尔迈勒在电台宣布了他的纲领的主要内容。翌日,苏军两个师越过边境,后来的日子里又有许多部队开入了阿富汗。不久苏联远征军的人数达八万五千人。在后来两年里,虽然有些部队定期(或不定期)调回国内,但驻军总数一直保持在这个水平。不过,1982年和1984年有明显的增加,现在的远征军总兵力可能达十五万人。
苏联千方百计地制造借口,为自己的军事入侵提供合法的依据。用苏联官方的话来说,巴布拉克·卡尔迈勒独自推翻了“叛徒”阿明,拯救了共和国。由他领导的新的革命委员会要求俄国军队帮助镇压“反革命”集团。这些集团威胁着受人民忠心拥护的新政府……莫斯科之所以满足了这个要求,完全是为了履行它的军事和政治诺言(1978年12月签署的合作防务条约),镇压由外国力量豢养的“匪徒”。外国力量的干预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
苏联的入侵对阿富汗人来说是一件叫人心酸的事,否则我们听了莫斯科上述这番表白真会笑出声来呢。事实上,世人已基本上掌握了喀布尔事件的来龙去脉。在入侵前一个月,帕普金将军(苏联内务部负责安全的副部长)就坐镇喀布尔,负责为入侵行动在政治上取得成功做准备工作。12月27日前夕,他突然销声匿迹,神秘地不知去向了。他也许在战斗中被乱枪击毙(据说俄国人在入侵过程中有数百人丧命),但也有人推测说,由于他没有完成使命,在莫斯科机场自缢了。是的,当初他跟12月24日赶到喀布尔的塔雷津部长一起负责说服或强迫阿明做两件事:一、要求让红军开进阿富汗;二、把权力顺利地交给巴布拉克·卡尔迈勒。然而这位部长没有能够为苏联的入侵行动制造这种合法的政治外衣。
执拗的阿明拒绝接受苏联人的要求,他不肯让位。当他发现政变的迹象之后,便躲进了喀布尔城入口处的达鲁拉曼宫。他和他的追随者们把忠于他的人都召集起来,企图保持用血换来的权力。但为时太晚了。他们冒犯了强有力的邻国,最后都丧了命。
阿明可能死于鏖战。这是苏联人在实施周密策划的计划时所遇到的第一个小小的麻烦。没有阿明的合作(不管这种合作是否出自自愿),苏联人只好临时改变计划。于是他们拼凑了一个所谓的革命委员会,让这个委员会发出请求,要苏联人立即到阿富汗去。革命委员会一一照办,可是后来苏联人怎么也解释不清,既然他们已经在喀布尔,该革命委员会为何还要提出这种请求呢……
至于阿明的最后下落,官方有一个解释。喀布尔电台宣布说,新政府抓到了他,经过审讯,判处他死刑,并立即执行。在喀布尔政界,人们没有开玩笑的习惯。
我们顺便指出,如果帕普金果真因为失职而自杀身亡的话,这件事倒使人们可以领略到俄国最高阶层的气氛了……
历史在数日内失去了平衡,阿富汗人民再次被置于外国军队的铁蹄下。他们满腔怒火,决心战斗到底。
在这里有必要指出,莫斯科这次所动员的力量对于一次简单的政变来说,真可谓杀鸡用了牛刀,可是对军事占领一个国家来说,这点力量又派不了多大的用场。然而我们不要过早地下结论。要晓得莫斯科动用的这些力量跟它紧接着推行的军事战略是完全吻合的。这个战略就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阿富汗国家政权,而把圣战者先放一放。重要的是占领大城市、交通要道、经济区域,并控制行政机构、邮电局、公用事业、金库、银行……。只有这样才称得上真正掌握了一个主权国家。这种征服别国的手段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暴力行为。苏联人果真这样做了,他们避开了抵抗战士控制的广大地区,除了在首都喀布尔和南方重镇坎大哈外,基本上没有跟晕头转向的政府军发生过冲突 [ 作者注:这是一个值得指出的重要事实。在苏军入侵阿富汗时,有人曾认为整个阿富汗部队都会奋起抗击外来侵略者。事实上它没有这样做,无疑是因为该军内部早已充斥着大量亲苏分子。虽然后来发生过兵变和开小差现象,但不能说这是捍卫祖国,反对外国占领的上策…… ] 。率领远征军的鲍里索夫将军运筹帷幄,指挥得当;对他来说,已不是头一次干这种勾当了,早在入侵埃塞俄比亚期间,他就指挥过空中桥梁,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把占领喀布尔的重任交给了第105空降近卫师这支精锐部队,而让普通的摩托化步兵师在坦克兵团的支持下去控制赫拉特、坎大哈、马扎尔、贾拉拉巴德和主要公路。他的作战指挥部原先设在苏联的捷尔梅兹,不久就搬到了喀布尔的巴拉希萨尔堡。
阿富汗很快就落到了苏联人手里,阿富汗政府的每一个成员都有一个俄国人在幕后操纵(据估计,目前控制阿富汗国家机器的苏联文职“顾问”共有二万人左右)。政治警察一开始就进行了改组(当初阿明拒绝了帕普金将军的这一要求),成了现在的臭名昭著的、专事敲诈勒索的国家情报局(KHAD) [ 作者注:这个机构现在由纳吉布拉博士领导,受克格勃一位将军的监督。 ] 。
在入侵阿富汗的第一阶段,红军的目的是控制国家机构,同时给阿富汗人民来个下马威。莫斯科开动它的实力无比的军事机器大显淫威,借此使阿富汗人——仅仅使阿富汗人——感到苏联在自己国家里的存在将是永久的。这完全不是什么援助某个政府对付“叛逆分子”。这种闪烁其辞的说法是讲给第三世界各国和西方舆论听的。其实,在这个阶段,莫斯科根本没有顾及农村和抵抗运动。入侵者利用电台报纸制造烟幕,蒙蔽世人,掩盖他们的侵略实质。不久,在第一个目标达到之后,他们的侵略军才开始排山倒海地向抵抗运动压将过去。
12月28日清晨,巴布拉克·卡尔迈勒上台出任阿富汗共和国总统兼总理。那一天他还没有返回喀布尔,各国驻阿大使馆四出联系,希望拜见这位新任总统,但都一一碰了壁。其实,卡尔迈勒当时还在莫斯科等待苏联人用安东诺夫式飞机悄悄地将他送回喀布尔去,安排他在电视台同大家见面。只是等局势稍稍平静之后,他才回到了首都。
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旗帜派跟卡尔迈勒最终取得了胜利,这是料想中的事,因为他们完全投靠了莫斯科这个后台老板。新政府的大部分成员都是旗帜派的人,其中有些人刚刚从人民派的监狱里释放出来,比如卡尔迈勒的情妇阿娜希塔·拉特布扎德和1978年4月27日政变的主要策划者之一穆罕默德·拉菲 [ 作者注:请参阅附件中卡尔迈勒第一届政府成员名单。 ] 。但是,俄国人希望保持阿富汗共产党的团结,他们在旗帜派和人民派中间做了些调解工作。不过,俄国人后来始终没有完全如愿,两派间无休止的纷争使党陷于一盘散沙的状态之中,有时竟闹到接近破裂的边缘 [ 作者注:甚至有些人干脆跑到了抵抗运动一边,或者到外国躲了起来。 ] 。今天,靠苏联人是肯定解决不了年深月久的争端和积怨的。在莫斯科老板们看不见摸不着的偏僻地区,两派间观点的分歧往往要乞求枪炮来解决。在高级领导阶层中曾发生过这么一件事:1983年5月,国防部长卡迪尔将军跟他的副手哈利洛拉将军发生争吵,后者一时冲动,拔出手枪扣动扳机,一颗子弹擦着卡迪尔的头皮飞过,部长受了点轻伤……基层的情况更糟,互相厮打残杀已是家常便饭。
卡尔迈勒“夺权”之后,便立即宣布了9月间他跟塔拉基一起在莫斯科制订的施政纲领。他对阿明极尽诬蔑诽谤之能事,把阿明说成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这倒是解释事态的最佳办法!不过这种很不聪明的手段早已不是新发明了,它完全是莫斯科惯用的伎俩。据卡尔迈勒说,阿明曾企图跟抵抗运动的一位领导人海克马蒂亚尔串通起来狼狈为奸,准备投靠美国。毫无疑问,这样一来卡尔迈勒便成了拯救阿富汗的大救星。……戈倍尔早就明自了一个道理:谎话越离奇越有人相信。其实,阿明当初只是想跟苏联保持一定的距离,也许是因为他已经觉察到了苏联的狼子野心。
在莫斯科炮制的施政纲领的目标是要消除紧张局势,同时又不背离变革社会的计划的宗旨。卡尔迈勒向一切愿意放下武器的抵抗战士提出了停火的建议,并从1月起释放数千名在押犯——大部分人出狱后投奔了圣战者……卡尔迈勒还宣布尊重伊斯兰教和民族权利,确保新闻自由和民主。可是与此同时,他又为塔拉基同志恢复了名誉,当然他也没有忘记声明要同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斗争到底。总而言之,他始终没有提到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这两个词。
然而,抵抗运动战士们没有上娓娓动听的宣言的当。他们识破了“苏联的直接间谍”卡尔迈勒的真面目。圣战者们懂得,真正的解放战争从此打响了。
1979年12月30日,我和帕斯卡尔·马努基安 [ 译者注:帕斯卡尔·马努基安是法国新闻记者兼摄影记者,著有《耐心的果实》一书。 ] 结伴来到喀布尔采访。三天前我还在游击队的陪同下奔走在查布尔省白雪皑皑的大草原上。在身披褴褛衣衫的与世隔绝的游击战士们中间,我感到了一种决心和一种自豪。
可是一到喀布尔,这种感觉就烟消云散了。我看到的是一个遍体鳞伤、束手待缚的城市。到处是头戴天蓝色便帽或灰蓝色大盖帽的苏联伞兵,这些金发或棕发士兵腰挂短枪,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在大街小巷,在洁白的雪地上深深刻下他们的皮靴鞋印。马路上空空荡荡,整个首都笼罩在一种奇怪的寂静之中。寥寥无几的行人把脑袋缩在粗呢大衣领子下默默地匆匆而过,顾不得看一眼从身旁掠过的刚来的入侵者。几辆巡逻车孤零零地从街上隆隆开过,它们的履带在柏油路上留下道路压痕。
当天晚上,我下榻在喀布尔饭店。我站在美国大使杜布于1979年2月遇刺殒命的那个房间的窗口,目睹了入侵者在该市的最后一批战斗。
阿明的几个拥护者面对红军强大的压力不甘失败,仍在作最后的反抗。两个小时的战斗就解决了问题。
12月31日,气氛平静了下来。被掐住了脖子的喀布尔慢慢地从害怕和惊慌中平静下来。
后来几天,在通往北方的公路上,一批批车队轰轰隆隆地向喀布尔直奔而来,好像是开进了史前时期巨形动物无底的咽喉。喀布尔仿佛是个吃不够的大肚汉,什么卡车、吉普车、装甲车、油罐车、装载坦克的平板拖车、广播车……成千上万辆黄褐色的车不分昼夜源源不断地从入口处开进了市区。入夜之后,登上洲际饭店顶楼远望,那一队队开着前灯的不知疲倦的车队犹如一条条火龙照得全城像着了大火似的通明。三个月之后,我沿着通向苏联的生命线喀布尔——马扎里沙里夫公路往返走了一趟,又遇到了望不到头的苏联车队。
首都郊区兵营林立,红军士兵像高大的看门狗一样守在东南西北各个方位点上,随时准备投入战斗。我们匍匐在土坡后面仔细观察,吃惊地看到一排排坦克像接受检阅似的整齐地停在兵营里,巨大的雷达耸立在铜架上不停地旋转,无数的帐篷、卡车、壕沟以及指向四面八方的大炮部署得极其严密。
红军,这就是挺进中的红军。
然而,为了自己的尊严和自由,自豪和愤怒的阿富汗人肩扛破旧的枪枝,决心要同这支红军较量到底 [ 作者注:请参阅附件里有关入侵者武器情况的材料。 ] 。
国际社会对入侵阿富汗事件做出了种种反应。克里姆林宫的行动仿佛是在世界这个巨大的蚁穴里踩了一脚,蚂蚁立即乱成一团。已经好多年来没有看到各国政府如此慌乱。阿富汗这个国家的名字占据了世界一切报纸的头版,老百姓赶紧拿出地图寻找往往被人遗忘的阿富汗这个位于中亚的弹丸之国。
西方突然看到俄国坦克向阿富汗滚滚而去,不禁心生恐惧。一时的害怕也许是有好处的。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苏联如此毫不掩饰地炫耀武力恐怕还是头一次。世界各地的人士纷纷指出,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行动。大家都忐忑不安起来。但这种心理几个月后就烟消云散了。人们认为这是一个局部行动,阿富汗的失陷不会改变世界地理政治的平衡。
1979年12月27日事件发生后不久,全球掀起了愤怒的浪潮,但是,除极个别的情况之外,几乎都是口头上表示抗议而已 [ 作者注:顺便说一下,联合国当时以104票赞成,18票反对,16票弃权通过决议,谴责莫斯科的行动。直到1984年l月为止,这样的“决议”共有五个。 ] 。
正如大家预料的那样,苏联集团及其盟国支持了苏联的行动,不过,对外政策始终保持“独立”的罗马尼亚在这个问题上多少有点保留意见……
除叙利亚和南也门 [ 作者注:南也门即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 ] 外。阿拉伯世界同声谴责了莫斯科。西方世界、联合国、伊斯兰国家会议和其他国际组织也做出了相同的反应。面对如此明目张胆的侵略行径,世界不能无动于衷。
欧洲各国基本上只是发表了些官样文章,说什么“深受震动”啦,“深表关注”啦,等等。这些经过精心挑选反复斟酌的言词的作用恰恰是为战争蒙上了一层遮盖布。对于各国政府的专家治国论者来说,阿富汗在世界棋盘上不过是只小卒而已。他们想象不到那里的事件给人民带来了多么严重的灾难。后来,在谈到苏联人用燃烧弹袭击手无寸铁的村庄这些暴行时,我们这里所有的文章和报告都使用了习以为常的“绥靖”这个词。把一个国家的人民投入大屠杀的血泊之中,机枪的扫射把儿童碎尸数段,妇女被活活烧死,行刑队忙得不可开交。这一切都被说成是为了“局势的正常化”。许多阿富汗人扶老携幼,全家长途跋涉于终年积雪的崇山峻岭,希望越过边境到巴基斯坦去避难;疲备不堪的母亲背着自己的孩子东躲西逃;奄奄一息的老人爬动在横卧着尸体的道路旁。这些人都被轻描淡写成“正在搬迁的居民”。装腔作势的社会问题分析家门在谈到监狱中的严刑拷打、强奸妇女、拔去指甲等骇人听闻的勾当时,仅仅用了“令人遗憾的过火行为”这一说法。坐在舒适的象牙塔尖里的思想家们对莫斯科掩盖事实真相的行径也采用了“过火行为”这个“放之四海皆准”的政治术语。我们这里的许多知识分子不敢正视现实,不愿直言不讳,在不知不觉之中成了帮助人们遗忘这场战争的实干家。不过,仿佛只有写那些晦涩难懂,洋洋大观的文章的人才是严肃的、重要的政论家!这些人当然应该板着脸孔说话!
公开出来为苏联辩护的只有法国共产党。正如在大批越南难民划船外逃期间一样,乔治·马歇及其支持者感到侵略者的行动是名正言顺、无可指摘的。在他们看来,愚昧无知的阿富汗人只是些野蛮人,客观上扮演着帝国主义帮凶的角色,因此,在考虑这些人的命运的时候,丝毫不应该阻碍世界革命蓬勃发展的大好趋势,也丝毫不该阻碍“美好的明天”的到来。入侵事件发生不久,法国总工会代表团正式访问喀布尔。当该代表团返回巴黎时,其每一个成员心情格外愉快。他们发现阿富汗的局势特别平静,阿富汗人十分幸福,跟解放他们的救世主亲密无间。(请参阅附件)
美国的态度多少有点软弱。它拒绝参加莫斯科奥林匹克运动会,并宣布在向苏联出售小麦和出口尖端工艺方面将采取某些经济报复措施。后来的情况是众所周知的。大部分西方国家都兴致勃勃地参加了莫斯科奥林匹克运动会,阿根廷迫不及待地宣布愿意向苏联出售小麦。至于尖端工艺,俄国人非但在西欧,而且在美国搞到了它们需要的一切。
在这里有必要考虑一下美国人在这期间所起的作用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美国通过自己的卫星国事先是知道阿富汗将要出事的。是他们一时麻痹呢,还是阿富汗被他们当作了跟苏联人暗中交易的筹码呢?今天谁也无法做出确凿可信的答案来。不过,美国对阿富汗事件应负重要责任。
五年后的今天,我们似乎可以说世界对苏联入侵阿富汗所做出的反应就像一阵风似的旋即停息了。人们曾夸夸其谈,不停地谴责,还通过一系列决议,但始终只是袖手旁观,没有任何实际行动。麻木不仁,盲目乐观,漠不关心,这些就是我们面对阿富汗人的自由所采取的态度。
我们本来应该立即向抵抗运动提供大规模的援助,以抗击苏联,拯救阿富汗人民。然而,我们没有这样做,圣战者得到的仍然只是无济于事的物品。
国际社会对苏联侵略行动的原因流传着种种说法。有的说那是自卫行动,其目的仅仅是为恢复阿富汗共产党的政权。有的说这是杀鸡给猴看,目的在于警告中国。还有人说,这个行动表明苏联人害怕伊斯兰教漫延到他们国家里去。最后还有一些人说,这是克里姆林宫里一小撮鹰派干的。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所有这些说法都掩盖不了苏联人的狼子野心。
是自卫行动吗?就算抵抗运动统治了国家,阿富汗在哪一方面威胁着苏联呢?圣战者不依附任何人,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独立,历来拒绝任何有附加条件的援助。他们所主张的是不结盟政策,他们希望建立的是一个具体内容尚很笼统的伊斯兰共和国——在他们看来,这样的共和国就是自由和尊严的同义词。所以,自卫行动之说是绝对不能成立的,因为苏联人根本不怕抵抗运动战胜喀布尔的马克思主义政权。如果他们的目的真是想恢复阿富汗共产党的政权而别无它求,那么情况就不是现在这个样,苏联人就一定会对阿明发动“秘密”政变,并逐步地、隐蔽地派去大批军队和顾问支持阿富汗军队和政府。
是对中国的警告和包围中国的新步骤吗?从长远的战略来看,这无疑是苏联人的一个考虑。
是一小撮“鹰派”强迫勃列日涅夫干的行动吗?可能如此。可是这真是最主要的原因吗?在任何政府里,每一个重大的决策都会有拥护者和反对者,这是司空见惯的,为何苏联出现这种现象时要如此小题大做呢?在苏共中央政治局里头,无论是军人还是文职成员,在入侵阿富汗的必要性问题上出现分歧,这是次要的,因为这个必要性仅仅涉及入侵的方式问题而同入侵的目的无关。入侵阿富汗的目的在于把这个国家纳入苏联帝国的版图。起码可以说这一点早在1978年就为政治局委员们一致确认了的。在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去世的时候,有消息说安德罗波夫曾反对入侵阿富汗。人们不知道他采取这个立场究竟有什么意义。即使这一传说确有根据,也丝毫不能说明安德罗波夫怀有和平的诚意。苏联克格勃(KGB)的这位首脑也许不同意采取如此粗暴的行动,因为这个人历来认为灵活巧妙的手段——比如通过他领导的克格勃或国家安全部执行机关(MVD)——可以达到既定的目标。
是害怕伊斯兰教漫延到苏联去吗?其实这也是站不住脚的。很多例子都说明了这一点。苏联本身有好些信奉伊斯兰教的加盟共和国,它们受到的严格控制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这些加盟共和国的人口爆炸要到2000年以后才构成严重的问题。另外,出兵占领阿富汗,这反而会在苏联帝国内扩大伊斯兰教的影响。
莫斯科为入侵阿富汗付出了沉重的政治代价。这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使它的显赫形象顿时黯然失色,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苏联人在第三世界眼里成了取代美国人的理想人选,可是这次侵略行动大大地降低了他们在第三世界的声誉。另外,美国人虽然导演了伊朗事件,但在伊斯兰教看来,美国已不再是它的头号敌人,苏联已接过了美国人的角色。面对这种情况,伊斯兰教徒更加团结一致,群起反对莫斯科。
对阿富汗的侵略在政治上产生了强大的反响:这一行动宣告了某种缓和观念从此寿终正寝,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以举行的限制战略武器第二轮会谈的成果化为乌有,明显地促成了中美的靠拢,更不用说这次事件后美国增加了军事预算和恢复了同巴基斯坦的关系 [ 作者注:1979年11月,美国驻伊斯兰堡大使馆遭到袭击和焚烧,从那以后,美巴关系冷到了最低点。 ] 。
许多外国观察家认为,上述这些变化都是莫斯科在政治上付出的代价,因此从反面断定俄国入侵阿富汗是怀有诚意的。这是奇怪的论调。另外,他们想不通莫斯科为何为了一点点好处而如此大动干戈,于是就得出结论说,苏联是不得已才出兵阿富汗去帮助一个友好的政权的。它不久就会设法尽快摆脱阿富汗这个马蜂窝。
事实上,在出兵之前,苏联人早已权衡了利弊,深知此举将会在全世界引起危机。但他们把赌注押在速战速决这一个希望上。他们的考虑是正确的。在强大的外交和宣传攻势下,仅用不到两年的时间他们就成功地收复了早先失去的大部分阵地。举例说吧,1982年,瑞士的布朗·鲍弗里公司同喀布尔就制造燃气涡轮机签署了一项价值达四千万瑞士法郎的合同。1983年6月1日,澳大利亚同阿富汗恢复了1980年1月中断的外交关系和一切经济联系。不久,欧洲共同体向苏联出售三十万吨黄油(这是入侵阿富汗后双方达成的第一笔交易 [ 作者注:请参阅1983年7月3日《朝圣者报》。 ] )。同年8月25日,美国同莫斯科签订了粮食协定。阿富汗和日本还合资建立了一家公司,为阿富汗向日本出口货物提供优惠条件。还有很多例子,恕不一一赘述。
今天对苏联人来说,一切又似乎恢复了正常。他们甚至又开始同埃及和中国靠拢。这证明他们在阿富汗的存在已成为一件习以为常的小事。当然,世界上还有人在不时地谴责他们,要他们“立即”撤离阿富汗;争端依然存在,他们在国际上仍感到手脚不便。然而,目前这种局面已为世界上每一个人——或者说几乎每一个人——所接受。在莫斯科眼里,这一点才是最最重要的。
在未来的年代里,俄国人要做的事是设法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使他们在阿富汗的存在合法化(没有不可能的事。大家不是早已承认他们占领半个欧洲的权力了吗?),同时制造舆论,使人们相信他们始终真诚地希望通过谈判解决冲突。为了赢得时间,还有比用无休止的外交谈判来消耗敌手的精力这一手更妙的办法吗?这种性质的会谈实际上也是他们的策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混淆视听,掩盖他们将这场业已投入自己军队的战争进行到底的决心和控制一个友好的共产党政权的意图。这件事关系重大,直接影响到他们在盟国中的威望和信誉,因此他们不会甘心冒险的。既然他们给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留有通过谈判摆脱僵局的希望,他们就一定会尽力不使西方和阿拉伯各国在军事上全力支持抵抗运动 [ 作者注:阿富汗抵抗运动的某些领导人已看到了这一点,因此近乎天真地不断警告我们说;“不要听信俄国人的鬼话;请好好看一看他们的所作所为吧。” ] 。
在世界范围内,莫斯科相当出色地控制住了入侵阿富汗所引起的轩然大波。这件事以及它以罕见的巧妙手段所解决的波兰危机(连余波都被平息了)充分证明了莫斯科的外交和宣传是多么精明和有效,他们对国际政治的理解是多么深刻和透彻。
苏联人的确成功地把他们为占领阿富汗所要付出的代价局限在军事方面。从这件事的利弊关系来看,政治上的代价苏联人也是可以接受的,何况在今后如果西方仍然不做出反应的话,政治上的代价还可以大大地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