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伦敦后的回顾
作者：英国广播公司(BBC)·英国
出自————《福克兰群岛战争》
出自————《战争通史》
福克兰群岛收复不久，两位记者返归伦敦，此后一直忙得不可开交。汉拉恩着手整理电视片《特混舰队南行记》之前，接受了戈登·克拉夫的长时间广播采访。福克斯也向许多广播节目投稿，并为《听众》杂志撰写了连载文章。
回顾
6月26日 星期六
戈登·克拉夫：布雷恩，我们象以往那样从后往前，也就是从你前不久离开斯坦利港谈起，好吗？我们听说那里缺水少电，房屋内部遭到严重破坏(有些房屋只剩残垣断壁)。一言以蔽之，已是百事俱废。当你离开的时候情形是怎样的？
汉拉恩：他们正在迅速恢复到正常状态。现阶段的主要问题是服务设施不足和住房紧张。因此家家户户都住满了部队——只要能遮风蔽雨的地方都睡满了人。不过现在部队已开始撤回到船上，从而减少服务方面的压力。目前的主要问题是水和电的消耗量过大，严重超过了供应能力。人们正在恢复自己的生活，成群的羊被收购屠宰。道路也在平整中，泥浆从路面上清除。人们看到花坛的周围长满了小草后对我说，在斯坦利港这样玲珑漂亮的小城里，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形的。他们以一种极端厌恶的神情向我指出：小城被弄得太不整洁了。尽管瓦砾被清除出去，室内仍然有些肮脏。但人们还是从远近地方回来，搬进屋里整理收拾。平时，这里的人口只有400多人，占领期间骤然增加到1000多人。人们正陆续返归故里，但在部队数量减少和可以为他们提供住房之前，是不提倡他们搬回来进行整理工作的。这个地方经过部队的清扫，相比之下危险少了一点。在清扫过程中，发现各种弹药比比皆是，其中有些是布下的饵雷，因此总是有点不太安全。尽管有些饵雷莫名其妙地爆炸了，但它们是饵雷这一点不容置疑。实际上已经发现了一两个延迟定时器。我想这些定时器的样品已和我同一飞机送到伦敦，经过分析和研究之后，我相信对付的办法是一定能够找到的。
克拉夫：所以我想，周围的雷区是很伤脑筋的，它对行动的限制很严重吧？
汉拉恩：在市区问题不大，那里比较安全。但出了市区以后，的确是处处埋藏着危机。这些雷区在阿根廷人的地图上都有标记。但是有人却在不打算布雷的地区布下了雷。有的部队在预定雷区以外另布了雷，却没有通知他人，因而这些地图很不准确。在山区，没有什么正规的雷区，只有许多被部队丢在阵地周围充做防御阵地的饵雷。我想这种雷的数目是不小的，人们曾经警告我，在山里要当心直升飞机布下的地雷。假如这些雷落入草丛中就根本无法看到，它们几乎不可能被发现。所以，重要的是到这些地方寻找地雷。总之，雷的数目是很多的，据他们估计，这个地区附近大约有15000多颗地雷。
克拉夫：让我们再退回到十到十一个星期以前，也就是你突然调离首席电视记者的职务，被派往“竞技神”号那一天，当船队向南行驶，你们愈发感到要有大事发生的时候，特混舰队内部的气氛是如何改变的？
汉拉恩：这是一种非常迟缓的转变。为了实现这个转变，又进行了一次演习，然后他们(或者说我们)才开始领悟到——我觉得所有的人都是迟迟才领悟到——我们需要认真一点。这不仅仅是演习，或许要成为现实。从此非常慢、非常慢地在思想上发生了变化。人们变得有些冷酷了——开始更多地思考问题。但是，直到我们通过阿松森岛以前，我一直认为没有谁会想到可能真的会大动干戈。直到那个时候，他们才开始摆弄装有炸药的枪炮装备。所有关于正确使用和保管实弹的规章早已被完全置于脑后，他们把武器放得乱七八糟，因为时间紧迫，谁都不去执行那些规章。后来，这些武器被拖到甲板上，全部混堆在一起。为了能够迅速地装卸，无暇细心堆放，许多武器的战斗部指着错误的方向。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认为才开始。当然，我们最后到达那里，开始第一次空袭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所有人的五脏六腑都紧缩到一起去了。这是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我相信，凡是经历过上一次战争，并且领略过这种声音的人都会讥笑我没有出息。而我之所以肝肠战栗，是因为我从来没听到过这样的声音，并且清楚地意识到离我不远的地方，有—个人正在想方设法杀掉我。所以我想，每一个人的神经都被绷得紧紧的，在此之后，“谢菲尔德”号被击中了。
克拉夫：“谢菲尔德”号是被“飞鱼”导弹击中的。现在此间有一种看法，认为海军也许小看了“飞鱼”，实际上防御系统并没有做好抗击的准备。
汉拉恩：我觉得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了解“飞鱼”的作用。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武器——我们的，对方的，以及各种导弹也都如此。它们全然没有经过战争的考验。虽然有过许多次演习和各种射程的打靶，但谁也不知道它是否达到要求。假如出现情况，我们就要把所有反导弹和反飞机防御武器统统拿来使用，而对方也要把他们的所有防御措施，不论怎么称呼吧，都使用起来，结果是一场激烈的电子战。当双方在一场真正的冲突中最初遭遇时，所有人都尽力使所有武器突防并打倒对方。除了实战以外，不管你怎样做，也都不过是一场导演。“谢菲尔德”号是被偷袭攻击的。这次偷袭是从超低空进入的，借着海面平静的有利条件，从雷达的盲区下进入的。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飞行员，光天化日之下，他从非常低的高度偷偷地溜了进来。各种系统都没有发现他，让他钻进来发射了导弹。到了这个时候，我觉得并非所有人都明白即将发生的一切。所有过去取得的经验又都再次用上了。不一会儿，军舰的上层建筑便被机枪保护起来，因为大家知道现代的方法已经在空中划分了防守空域。由于我们的导弹性能特别良好，飞机在X英尺和Y英尺之间不可能飞行。反过来说，你只有从特别低的高度进入才有可能取胜。这样，他们力图做的一切就是以适当缓慢的速度从低空进入，以便在低空攻击中准确地发射导弹。这样一来，他们自然而然地容易被机枪打中。于是乎我们的机枪突然间到处皆是，并且真的打下了一些飞机。说起来这似乎有一些离奇，用机关枪怎么能打掉以超音速飞行的现代化战斗机呢？但是他们这样做了，而且也确实打下来了。我认为世界上有些人，例如以色列人，很早就已经得到了这条经验，而现在要做的则是你使用你的现代化武器，制造一个严密的杀伤区，然后再回过头来用旧式的方法把射程内的一切敌人消灭干净。
克拉夫：当人们耳闻目睹了“谢菲尔德”号发生的一切以后，此间对舰艇结构表示的忧虑是否在舰队中也有所反映？
汉拉恩：完全如此。有一种十分强烈的感觉，认为所有现代的船壳，建造的方法不同于老式的船壳。现代的船壳中含有较多的铝，结果使它们在大约达到老船壳熔点的温度一半时，就熔化了。我想铝的熔点大约是摄氏700度，而钢是1500度。因此一旦起火，如果船壳是铝制的或者水线以上部位含铝的成分较多，火势就会迅猛异常地蔓延，事实上正是如此。当然还有设计上的一些问题。“竞技神”号就和“无敌”号迥然不同。从居住条件来看，“竞技神”号简直不是人待的地方。船上到处是舱门，布满了形形色色的管路，你得不断地擦过它们才能勉强挤进各个舱室。
总而言之，设计它的时候就没怎么考虑居住问题。这艘老掉了牙的军舰是上一次大战行将结束的时候建造的。在那个时候，所有的舰船都要担当各种任务，所以谁也不愿意浪费更多的时光去打扮它们。不过，这是一艘十分皮实的军舰。人们一致认为，当然舰长也不例外，如果它被击中的话，仍可以继续生存下去。岂止是生存，它还可以继续战斗哩。因此舰长拿定了主意：即使被“飞鱼”导弹打中，顶多损失掉一些舰员和部分舰体，他还能让军舰继续成为一艘在特殊条件下生存的航空母舰，担负保护舰队中其它舰船的使命。据我所知，“无敌”号的舰长也打了同样的主意。不过他的军舰是一艘比较新一些的军舰。舰上有宽阔的过道和巨大的隔舱。我不知道他的舰体构结如何，但这两艘军舰之间的差别尽可一目了然：一艘是毫不考虑舰上的生活条件是否舒适，纯粹做为战斗工具而建造的军舰；而另一艘则是按照更为先进的舰体设计图建造的军舰。
克拉夫：一些老而旧的军舰在抗击最先进的导弹武器时似乎更有作为，这不使人感到难以理解吗？它使我想起了“格拉摩根”号导弹驱逐舰。他被“飞鱼”导弹击中后又得以生还。
汉拉恩：“格拉摩根”号确有这番经历。我看到过它的图片。而且还找了一位大难不死的人谈过——他在这次战斗中负了伤。他十分骄傲地向我展示了一帧“格拉摩根”号的照片，这是一帧友人赠送给他的从空中拍下的照片。在舰的后部有一个大洞，说明导弹是从后部尾端打进去的。飞行甲板被炸成两截，机库被掀翻，有五、六名机组成员被炸死，但军舰上所有系统仍在工作，全速撤离了。它中了一发“飞鱼“导弹之后又活了下来，真的没有遭到什么太大的损失。
克拉夫：布雷恩，我们现在应该撇开纯海军的作战，谈谈登陆战作开始的情况。关于“特别空勤部队”和“特别舟艇部队”在正式进攻圣卡洛斯之前所起的作用，曾有过种种传闻。他们究竟是怎样实施预先攻击的？
汉拉恩：他们一上岸就，噢，他在当时是绝对禁止我们谈论的，现在我想谁也不会再介意了吧——他们做了大量的情报搜集工作。他们的一位领导人对我谈起第一个上岸的人，就象是踏上月球一样，你根本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你不了解敌人的素质，也不知道他们现在何处，如何部署，更不知道他们能否将你抓住。第一批人上岸不久便发回无线电报，我一直通过信号机注视着士兵们，他们守着设备坐在上甲板上，收听来自岸上的报告。他们除了接收侦察分队发回的报告以外，谁也不谈论他们正在干的工作或为什么要这样做。
克拉夫：这是正式登陆之前多久发生的事？
汉拉恩：说不太准。他们对我讲，第一批人员是在其他部队登陆之前一个多月上的岸。
克拉夫：我的天哪！他们同岛上的居民们配合工作吗？他们得到帮助了吗？
汉拉恩：没有。给他们下达的命令是避开岛上的居民。其理由是：第一，容易暴露。如果他们混迹于岛民之中，那么查一查岛上居民的名册，就会发现其中掺杂了许多陌生的人。第二，担心岛上的居民受到连累。另外，岛上居民之间的谈论也对特种部队不利。因此对他们的要求是：在山上潜伏。结果，他们之中有些人硬是在那里潜伏了一个多月。他们在荒无人烟的野地里风餐露宿。在任何人都看不见的地方支起收发报机，发回各种情报。他们陆续送回了关于敌军位置，部队编成和兵力部署的情况，能够上岸的“特别空勤部队”和“特别舟艇部队”的队员越来越多，他们提供了一幅真实的岛上写照。
克拉夫：这些准确的情报对于特混舰队司令官计划在圣卡洛斯作战具有极大的价值。当“炸弹巷道”变成阿根廷空军的“死亡巷道”时，你和许多军舰都在海峡里，当时是什么情况？
汉拉恩：由于我们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抗击，形势的确非常骇人。海峡中靠外一点的军舰进行了抗击，但他们损失非常严重。
克拉夫：我觉得正是因为那次空袭的来势异常凶猛，人们才考虑让“堪培拉”号进入海峡，然后又长时间把它留在那里的做法是否明智。
汉拉恩：是的，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主意变得太多。起初要让“堪培拉”号驶进海峡，后来又不要它进去，最后还是进去了。“堪培拉”号的优越之处在于可以安排所有部队迅速地一次下船。我觉得事情过后谁都会说让它留在那里是一桩大错。部队一下船，它就应该立即离开那里。但在当时却是一件普通的事。那次令人胆寒的猛烈空袭之后第二天，停泊在那里的许多船只几乎全都撤走了。留下的船只寥寥无几。其中有两艘军需船正在卸载。舰队除了留下两艘军舰保护以外，其余的也都撤离了。虽然也部署了导弹系统，但又出现了另外的问题。“轻剑”的确是一种效果非常好的导弹，后来表现得极为出色。但在部署的时候却花了一些时间。例如弹上的陀螺仪，操作手需要亲眼看看，熟悉熟悉。由于导弹造价昂贵，这些小伙子们每年只能打一发弹进行练习。现在一下子要他们向左、向右、向中发射导弹，确实需要熟悉一下这些系统。
克拉夫：当“加拉哈德爵士”号，还有“特里斯特拉姆爵士”号在布拉夫湾惨遭毁灭性打击的时候，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吗？人们担心那里得不到空中掩护，是不是航空母舰离得太远，或者……？
汉拉恩：不是的。他们得到了空中掩护。为了使每一个人都感到放心，母舰后来在昼间派出了“鹞”式飞机在我们的上方穿梭巡逻。现在虽然言之已晚，但我仍要指出尽管我们使用了一些防空系统，但在军舰的上空仍然出现了火力空白区。空袭那天，“轻剑”导弹刚从船上卸下，还没有在地面装好。而装有“轻剑”导弹的军舰又恰恰遭到了打击。仓促之下打了几发导弹，由于武器系统没有最后稳定，效果也不甚理想。总而言之，阿根廷军这次空袭组织得非常周密，非常成功，没有任何动静就钻进来了。我们的雷达丝毫没有发现它们。从我个人掌握的材料来看，这是一次有引导的航空兵突击。因为阿根廷人在山中设置了观察哨，空袭那天恰好云开雾散，他们可以向下嘹望，毫无疑问对我们的军舰了如指掌。因此我说这是一次对精确目标实施的有引导突击。当然，阿根廷人在突击中也付出了一定代价。
克拉夫：但是，“加拉哈德爵士”号的悲剧却把我领入了一个我认为十分微妙的领域。有些记者——当然不是指你而言，在报道中披露了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员们对海军处理问题的方法的抱怨和不满。有些报道提到海军将领和陆军将领之间闹摩擦，人们说伍德沃德将军的军舰位置太偏东了，应该授给他一枚缅甸星。这些是否属实？你能经常遇到他们双方，并且和他们晤谈，你是否觉得有些问题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
汉拉恩：我觉得他们二位都是十分谨慎的人，绝对不会当着我的面承认那种事情。自从战争行动结束以来，我就再也没有回过海军找特混舰队的人交谈。对于海军距离远了一些，当然有理由抱有某些不友好的态度。但我觉得这种批评说明对情况不够了解，做为特混舰队的司令官，他的主要任务是确保航空母舰的安全。因此他的舰艇要在那里守卫航路，才能保持净空，保持空中掩护。在最初几天，唯一的空中掩护兵力是从“竞技神”号起飞的“鹞”式飞机。假如这些军舰不在那里的话，毫无疑问，情形会更加糟糕。尽管他派出了大批的“鹞”式飞机升空，但这些飞机在阵位能够停留多久则是有限度的。正象我刚才讲过的一样，责备他怯弱是完全错误的。不要忘记他的任务是保持不间断的空中掩护。据我所知，除了普遍指控他胆小如鼠以外，还有一类批评是属于技术性的，持这种论点的人们认为特混舰队的军舰还可以再前进一点，这样也可以采用不同的编队提供更有效、更严密的空中掩护(在较远距离作战，确也是一个问题，如果你把航空母舰后撤到阿根廷空袭作战半径的外沿进行防卫，你自己的飞机在岛上空中阵位停留的时间势必有所减少)。另有一种论点认为，他们再前出一些本来无妨，虽然会暴露在空袭之下，但采用不同的兵力配置，不利方面是可以抵消的。我无法从字面上理解它。我觉得还有一个因素，不知可否称之为“理论”，历来都有五花八门的理论满天乱飞，而在过去几个星期中真正起作用的却是实践。在绘算图纸上，你可以划出无穷的“本应发生的”曲线，但是那些不应发生的事情却正好相反地发生了，我们见到的这类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克拉夫：关于这场战斗我们能谈的内容显然很多，但是有一件事是在伦敦工作的我们和在南大西洋工作的你一直关注的——这就是BBC对各种事情的批评。就拿你来说，世界服务广播责难古斯格林的生活每况愈下，部队认为BBC在某些方面冒犯的想法强烈吗？
汉拉恩：部队中普遍对BBC感到愤怒和不满。在这之前，我觉得我和他们大多数人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后来一个星期，不管谁遇到我都说他们十分想念我。我只是到了怒不可遏的时候才说明BBC并没有编造消息，都是别人送来消息，而且是发表过的消息。但是，这有什么区别呢？他们说，反正都是BBC发出的消息。后来人们知道这些消息来自于伦敦，这种情绪才逐渐来了个大的转折，随即而起的是更大的忿懑。我觉得在大多数军官当中仍然存在着强烈的不满情绪。他们对伦敦透露出来的大量消息报以极大的关注，认为它们都是高度机密的消息。再举一个小小的例子，说它小是不够恰当的，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它很能说明问题。关于那些未曾爆炸的炸弹，绝对不允许在新闻中谈论这一方面的问题。可是几周以后当我拿起一份伦敦送来的报纸时，竟在载有“羚羊”号护卫舰爆炸消息的那天报纸上发现了一则报道，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个勇气非凡的人如何试图引爆一枚炸弹而丧生的经过。这则消息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因为这是任何人都禁止谈论的内容。也许有些炸弹直到现在都确实没有爆炸，可是有许多炸弹从前就压根儿没炸。当时炸弹落得遍地都是，各种舰艇都挨过臭炸弹的砸。“加拉哈德爵士”号和“兰斯洛德爵士”号上都曾落有这种臭弹，他们花了一个多星期的功夫才把这些炸弹挪开扔到一旁。每一个排除和清理臭弹的人都有许多感人的故事。但我们对此讳莫如深，从战略大局着眼，谁也不愿意把这些情况向外界透露，然而毕竟还是从伦敦走漏了出去。尽管从好的方面理解，他们是想歌颂那些英勇献身的人的业绩，但在那个时间还是不讲为好。
克拉夫：昨天晚上，我看了你带回来的影片。其中你说到，你不但找了阿根廷战俘，而且还找了福克兰群岛上的居民们进行了深谈。你从双方的态度中感到事情并未就此了结。这可是一件十分发人深省的事啊。
汉拉恩：从战俘们的反映来看，问题并没有完结。他们认定这些岛是属于他们的，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我们不要你们留在这里”。而住在那里的人们则坚持群岛是属于英国的，这次只是进一步得到了加强。即使福克兰群岛与英国在地理上相隔甚远，他们也绝不愿意在生活中染上半点阿根廷色彩。他们不妨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一些人对我说过，假如阿根廷人实行几年怀柔政策的话，人们或许会潜移默化地顺从他们。他们原本可以缓慢地实现他们的目的。但是现在适得其反，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接受这种怀柔的。我不知道你有什么高招，在双方都已经失去许多人的生命的情况下，勿需细究双方的信誓旦旦，便可知道双方都不认为这个问题可以轻易解决。
克拉夫：再不结束这次采访我就显得失礼了。让我代表新闻广播公司，对你和你的小组，对伯纳德·赫斯基斯和约翰·齐克尔表示感谢，对你们所做的出色工作表示感谢。
汉拉恩：我认为这两位先生表现得尤为英勇和出色。因为他们要把每一件事都记录在胶片上，所以冒的危险比我大得多。同样，当我背着那个远不能同士兵们相比的背包，感到步履维艰的时候，他们每个人却背负着一百来磅重的设备翻山越岭，我是被背包的重量弄得左右蹒跚，而他们则是被装满技术器材的背包压得东摇西晃。他们把摄影机、录音机和用于维护录相机的所有现代化高级设备都带上寒冷的山巅，只要出了毛病，就设法修理。就这样，他们毫无怨言地工作了几个星期，直到最后。我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挺下来的。
克拉夫：现在向你提出这个问题或许为时早了一些，或许太有点涉及到个人，你是否觉得你已经被这些生活改变了？
汉拉恩：我确实是不知道。我是说，昨天晚上我好象堕入五里雾中，我觉得我考虑得有点多了，关于我想的内容是否正确、合适，关于它的意义，以及使用我的时间等，我不能想得太远了。如果你有了机会，你就应该做你想做的一切，不要迟疑，也不要考虑推到明年或后年再去做，没有什么可犹豫的——现在就要做。
(布雷恩·汉拉恩)
返家
7月2日 星期五
过去的几个星期里，停泊在斯坦利和威廉港码头内外的船只达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高峰。它们之中有渡轮和客轮“堪培拉”号、护卫舰和两栖攻击舰“勇猛”号和“无畏”号。破旧的拖网渔船现在成了扫雷艇，勇敢地升起了皇家海军军旗。在它们之间回荡着小艇、拖船，救生船和小汽艇穿梭往来发出的单调的嗡嗡声。在空中，悬挂着从山里吊来的大炮零件和一网兜一网兜的物资和弹药的直升飞机不断地发出嗒嗒的响声。登陆舰艇在破旧不堪的浮码头和“堪培拉”号、“诺兰德”号之间往来奔波。幸运的伞兵营和陆战队突击队现在就要启程回家了。在斯坦利港的泥泞中，廓尔喀人、苏格兰人和威尔士禁卫团已经开进来接管了城防。苏格兰禁卫军的铜管乐队正沿着岸边公路向总督官邸行进，然后再返回浮码头向人民表示敬意。铜管乐器的尖啸声被黄昏中飞行的直升飞机的噪声所淹没。
参加斯坦利港战斗的那些部队的精神状态，已经从战备状态转入卫戍生活的懒散节拍，转入要回家去的放松状态。从外表上已经看得出厌战的迹象。医院现在由军医和地方医生共同管理，那些曾在空袭、进攻古斯格林和斯坦利西部山区之后，夜以继日地工作，帮助了上百名伤残者的医务人员脸上，现在也露出了精疲力尽的神色。因此“松弦”绝不仅仅是体力上松驰一下，而是一个改变思维习惯的问题。这意味着我们这些跟随穆尔将军的部队从圣卡洛斯进入斯坦利港的文职人员，在用词方面也要来一个彻底的改变。
军伍里的暗语似乎象布下的饵雷一样，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陆战队把食品说成是“Scran”，陆军部队是吃“Scoff”。这些行话的差异似乎反映了各兵种的不同性质。伞兵是轻型攻击部队，一打起仗来就喜欢快速行动，夺取目标。陆战队也许是在海上训练的结果，看上去更加有章法。有时语言上的隔阂阻碍了战斗的实施。在圣卡洛斯登陆时，有一个伞兵连搭乘皇家陆战队驾驶的登陆艇抢滩，大门刚一放下，陆战队中士就准确地说：“部队下船。”伞兵们眼睁睁地盯着齐腰深的黑水发怔，命令重复了两遍之后，一名中士下达了一个伞兵跳伞的命令“跳”，他们才向海滩冲去。
在野外，随便一听各部队的一般无线电谈话，你就会发现给普通语言加的伪装就象我们所有人不得不抹的蒙马克斯地产管理人施与的伪装油一样厚。几乎全是关于寻找“光线”和“鹰眼”，或是找“麻雀”和“星光”——这些都是指挥官、直升飞机、炮兵军官和医生的代号，用不了几个星期或几天工夫，新的俚语就成了习惯用语，我在“堪培拉”号上找一个阿根廷人谈话的时候，一个威尔士团的巴塔哥尼亚印第安人，名字叫做密尔顿·瑞斯，腼腆地说：“我现在去弄点‘Scoff’来。”那位值勤的伞兵则用了一句不伦不类的口号反唇相讥。
除了语言上的隔阂以外，还有时间上的差异。把这次战争看成是一次旧式的远征，看成是英国记者粉饰下的最后一次帝国炮舰外交是不公平的。海军干什么事情都用“Z”时间，换句话说，海军坚持按照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即大家知道的“Z”时间办事也是事实。这个时间比当地时间迟三个小时，比斯坦利港时间迟四个小时。结果是不同的船使用不同的时间。“堪培拉”号通常使用的是当地时间。因此，你就是在斯坦利港区周围乘直升飞机飞行都会产生时差反应。我离开“堪培拉”号时是早饭时间，十分钟以后当我登上“无畏”号时，却又该吃午饭了。
在斯坦利港，现在正准备设立一个六倍于当地人口的警备区。战斗、冲击和疲劳产生的作用是无法用时钟和语言的伎俩所掩盖的。街道上坑坑洼洼充满了泥泞，海滩上、山野里遍布地雷，有许多至今尚未被发现。对于那些种植海草的岛民们来说，及时回到阿根廷占领前的那种自由和懒散生活的希望不大了。“松弦”或另找家园的希望也很渺茫。
(罗伯特·福克斯)
干粮包战争
7月8日 星期四
“古斯高地”是斯坦利港一家很不起眼的旅馆，比起“洲际”、“海军准将”、“希尔顿”和“莱德拉宫殿”这些二十多年来已经成为新闻界和报界斗士们光顾的豪华旅馆来，有着天壤之别。我想我这样讲是不会受到旅馆主人德斯蒙德·金先生及其夫人和家人们怪罪的。但是，自从阿根廷人6月14日投降以后，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旅馆，一夜之间竟成了奔波的雇佣文人之家。这里除了信鸽以外，电传、电视、电话和所有其它通信设备一无所有，直到三天之后，才有了热水、时断时续的电力和可口的家庭饭莱。就其风格、建筑和热情好客而言，使我不由得想起我长大成人的西部地区的舒适旅店，但这种风格对于大部分城里长大的记者来说，味道就象北京鸭一样陌生。
尽管这次的事件已经纯粹英国化了，英国部队和水兵为了一块英国的殖民地而作战，进行报道的也都是英国报界，但大部分记者，包括我自己在内，总觉得福克兰群岛的冬季战役中蕴藏着一种完全是异国情调的东西。这就是那场干粮包战争。我这里并不是说记者们的举止行为象一群啮齿动物 [ 译者注：干粮包在英文中简称为rat-pack，又可做老鼠群解释。 ] ，远远不是这样。我们被分成几个小组，常常一个人跟随一支部队，连续数日，乃至数周互不相见。我所说的“干粮包”是借用了军队中使用的“干粮包”这个词，我们在野外数日，乃至数周完全赖其维生。在饮食方面，人们可以做一番小小的选择。第一步，你可以选择食用“北极干粮”或“一般勤务干粮”。然后，又可在“A”菜单和“B”菜单中选择精美菜馔或咖喱脱水鸡。据精于吃道的人们讲，“北极干粮”虽然味美，但是需要的水很多，这在白雪覆盖的北极是不成问题的，但在福克兰群岛就大不一样。这里的许多溪流中隐藏着肝病的危险。
不管是谁，只要你想和穆尔将军的部队一道开进斯坦利港，就得首先学会烹饪和野外挖战壕，构筑宿营掩体。除了要学会一整套新的技能和语言以外，还得学会穿戴伪装衣裤、北极袜和衬衣，以及学会使用那种粘得象福克兰群岛的稀泥炭一样的麦克斯费克特公司生产的伪装油。当我第一次套上罩衣和裤子，打上裹腿，登上靴子时，第二伞兵营的一位军士菲尔·阿特金森对我进行了一番“赞扬”，“在我一生中遇到的人当中，你是最乏军人气派的一个。我那8岁的女儿都比你强。”领取了干粮和衣服之后，我们进行了战地救护和野外求生等各种应急训练，并且学会了一套新的词汇。在这个天地里，“yomping”和“tabbing”表示行走，“proffing”表示用非法手段获取，“rassing”与原意相似，但在这里特指海上的皇家陆军后勤海军补给站，“hacking it”表示目的，而“oppos”则表示你的同伴。前特别空勤部队求生专家彭宁顿军士发出过这样的指令，“假若你认为自己被冻伤了，就把脚趾伸进你同伴的大腿根部，那是他全身最温暖的地方。这是你最好的得救机会。”这种游戏的名字是为了表明你能达到目的。渐渐地隔阂变成了信任，并最终成为一种奇怪的友谊。在圣卡洛斯登陆一周之后，第二伞兵营的团队军士长马尔科姆·辛普森自豪地向我展示了他的新掩体，这是一个用石块筑成的胸墙和战壕，用雨披做屋顶，并带有蕨本伪装网的建筑，是一个精心做成的珍品，可以够得上三星标准，值得在下一次理想住宅展览会的报道中提上一笔。
遗憾的是他没有用上它，那天晚上他就乘车向古斯格林进发了。当我第二次见到团军士长辛普森时，我们一起在通往达尔文港的路上遭到敌人大炮和迫击炮的猛轰。我还是头一次遇到如此猛烈的袭击，我看他也和我一样。整整一天，我们扑在同一个掩体里，并以平等的身份讨论他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处理俘虏，照看伤员，运送弹药，包裹死者等等。这种瞬时结下的友谊将留下永久的印记。
尽管人们可以百般描述战争的恐怖，但真正恐惧的时刻却是比较短暂的。坏天气造成的那种难受的日子也是如此。圣卡洛斯的空袭来得虽说突然，但持续不了几分钟。在达尔文和古斯格林，迫击炮、大炮和机枪火力逐步达到高峰，每次也只是持续大约半个小时。迫击炮和大炮的弹片在距头顶不到几英尺的地方嘎嘎作响，随着天色渐渐破晓，白色的磷光炮弹象巨大的焰火一样在泥炭中爆炸。有时会发生一种完全意想不到的事情。投降的前一天，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冬日早晨，我坐在山中可以俯视埃斯坦西亚的旅司令部里，一边读着兄弟写来的家书，一边等着乘坐直升飞机。突然，我们遭到了“天鹰”式飞机的袭击。我两次看见小小的炸弹挂在白色降落伞上飘然落下，在距我仅有30-40码的地方，一阵闪光过后，便是泥炭土喷洒而下，在这次袭击中，只有一名飞行员表面负伤，并被击穿了鼓膜。现在，穿越东福克兰岛的马拉松行军中，让我们备尝苦头的泥炭沼泽变成了我们的朋友，松软的地面把炸弹、枪弹和迫击炮弹的冲击力都给削弱了。
只有在偶尔的时候，严寒才是一种威胁。这主要是指包裹和鸭绒北极睡袋还没有被送上来的那段时间。达尔文以北的战斗结束以后，多亏三个伞兵慷慨地让我和他们一起蜷缩在雨披和防水布里，这样我才算保住了我的脚趾。你要和陆战队、伞兵一起行军和生活，不但要做好与他们一道牺牲的准备，而且还要有一起得战壕足病，挨饿和睡眠不足的准备。于是，我很快就掌握了一套最基本的技能，例如学会保持一双干燥的袜子，以及如何把湿袜子塞进裤子里或在夜晚用大腿根部把袜子烘干，以便第二天早上再穿。
但是，使人颇感惊讶的是，一位同仁竟在“今日”节目中装腔作势地大谈奢谈野外生活和夜间穿湿袜子的必要性，殊不知这是得战壕足病的诱因之一。
在关于冬季战役的报道中，没有开出任何新式新闻的奇葩。这也许是因为我们都受到越南电视报道的马拉松电视节目和《读者文摘》过去常常称道的“第一人称方式”的腐蚀，而这种腐蚀又被一些后起的电视和报刊记者在从塞浦路斯到萨尔瓦多的许多小型战争中得到了发展。对一个象灰姑娘一样久被歧视的传播媒介——在广播电台已经工作了几乎15年的人来说，最引人入胜的莫过于能看到一筹莫展的电视记者怀着初恋的痛苦和激情转而对这次远征进行广播报道。尤其对独立电视新闻公司的记者们来说，玛端萨特电话威了那喀索斯 [ 译者注：那喀索斯是希腊神语中因爱恋自己在水中的影子而憔悴至死的美少年。 ] 孤芳自赏的水塘。
其他的人对这项任务持一种较为富有朝气的观点。为《旗帜》、《快报》和《观众》撰稿并应邀在电台露面的马科斯·黑斯廷斯先生，力图仿效库珀勋爵和《头条新闻》中的《每日野兽》为此类报道定下的框框，象一架老式香肠机一样根据轻重缓急依次炮制社论、评论和报道。他比任何人都善于抓消息，并且知道决战在什么地方进行。但是这些并没有帮助他从别人那里赢得好感。可是《星期日快报》却吹嘘说“只有两个名字主宰了福克兰群岛战争，这就是加尔铁里和黑斯廷斯。”所有这些，除了表现出政治上的狭隘以外，没有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记者增添任何光彩。更为不解的是，《每日快报》这时竟然足尖立起，翩翩起舞了。该报喜形于色地报道了战斗之后，似乎着意追求某种出色的、老派的“讨伐檄文”。只有星期日大报明白调查的本质所在，他们一开始就带着通常专为巴特利警察腐败案保留的激情，一头钻入各种人员内哄和混乱的恶作剧之中。
在福克兰群岛战役中，由于环境的闭塞，我们非得与他们地面部队打成一片不可。在激烈的战斗中，这是心理上求生的唯一途径。但是，由于这次战役是在一个十分遥远的地方进行，而且它又具有一种几乎宗法式的美国特性，我猜想在将来一段时间内，报界和电视台可能从“给我们的小伙子撑腰的报纸”羞羞答答地转变成“使孩子们衣衫褴褛的破布。”因为福克兰群岛的部队有三次在夜间不幸地互相射击，他们就开始煽风点火，我看这种做法实在荒唐。谁人不知，这类事情在越南、北爱尔兰、朝鲜曾不知发生过多少起。为了弄清事情的真象，我向《快报》的记者打听5月22日至23日那个周末在圣卡洛斯第一次发生的这种战斗。那人自命不凡地说：“这种事在我们这里是不屑谈及的。”但我后来发现，他在6月2日星期五的《快报》头一版上对此事做了“独家”披露。
当报纸发到舰队和地面部队时，里面的许多内容使人读来大为光火。显然，报界的任务不是充当军方的对外联络员。当然，从随军的国防部对外联络官的表现来看，透点消息也未尝不可。只是为世界广播部工作，有时会落入一种难堪尴尬地步。在某处的一座通信帐篷里，有人昼夜不停地收听节目和公告。每每评论起英国政府的报道来，气氛就有些异样。总起来说，我发现人们异常敏感，并能仔细区分它是哪个组织，它所需要报道的是什么，以及是谁在战场上代表英国广播公司。当然是我本人和布雷恩·汉拉恩了。古斯格林投降之后，大约午夜时分，我正在享用从阿杰克斯湾医院搞来的茶。伤员们大多是阿根廷人，正在被源源不断地送来，他们受的是严重的外伤和烧伤。皇家空军炸弹处理队队长，飞行中尉斯旺对英国广播公司广播的一则新闻或报刊评论感到惴惴不安。这篇报道提到了由于引信低劣和投放高度过低而未能爆炸的阿根廷炸弹数目。他说，他们可能从此要使用法制延时炸弹了。当炸弹在阿杰克斯爆炸时，有10人在医院后面被炸死。与此同时，圣卡洛斯的蓝色登陆地段也被轰炸。“不要责怪这个人了，伙计。”身材高大，蓄着胡须的医院外科主治医生里克·乔利中校说，“他一直在参加古斯格林大战，可能又是那些文官中的某个人向防务记者们透露了这一消息。纯粹是为了炫耀他们对一切了如指掌，他们真是胆大包天。”看来飞行中尉接受了他的分析。
有时信任达到了颇为异乎寻常的程度。许多记者逐渐扮演了中世纪流动小贩的角色，始终是一个寄人篱下的局外人，偶尔受到垂青也是因为他们兜售了来自外界的零碎消息。有时也会导致互相尊重和信任。我由于被编入第二伞兵营，才逐渐结识了当时的指挥官H.琼斯中校，那已是他生命的最后两个星期。他是一个鲁莽、宽宏和自疑的人。他向我和我的同行《每日邮报》的记者戴维斯·诺里斯倾吐了个人的心事，但不要求我们承担任何义务。我记得当时我正站在渡船“诺兰德”号的舰桥上，船正驶过范宁岬，缓缓地进入圣卡洛斯湾，准备登陆。我们用夜视望远镜观察前沿是否有敌人的灯光。“你觉得小伙子们能经受这场考验吗？”我们问道。“我不知道他们将如何面对在野外受到空中扫射和轰炸的命运。”他希望我们能分担他心底深处的忧愁，但不指望我们会提供任何有价值的建议。登陆之后，他变得和往日一样急躁不耐烦。“我们得马上开拔采取行动。我怎么才能和和玛琪 [ 译者注：玛琪即玛格利特·撒切尔首相。 ] 取得联系？我们应当给唐宁街挂个电话，告诉她抓牢她的灯笼裤。”后来，在进攻达尔文和古斯格林的前一天，也就是他在卡米拉小溪旅馆等候的时候，他的参谋告诉他，世界广播部提到了他的营所在位置，这使他的脑子象一个飞旋的陀螺一样运转起来，幽默和嘲讽又一次混合在一起：“我要见约翰·诺特、国防部、首相，如果有人被打死的话。告诉萨拉，她必须这样做。罗伯特，你看这是不是借刀杀人？”他这样大轰大闹了一个小时左右。有一次他把英国广播公司列入了他的诉讼当事人名单。对我来说不幸的是，两天后我向《星期日泰唔士报》叙述了这一故事，这份报纸最近送到古斯格林了。琼斯后来决定给《泰晤士报》写信，他认为这是最好的途径。当晚日落时分，他在卡米拉旅馆的紫竹篱后面对他的军官讲话时，他的命令小组觉得他头脑冷静，用词准确，话语流利而兴奋。最后，他转向我说：“你想去哪里，罗伯特？跟我们一起上还是和大炮留在这里。”我说我从来没有干过这种事，因此想参加主要战斗。他回答说：“我也从来未参加过这样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我将会怎样。”
我同意威尔弗雷德·欧文的观点，即战争的诗意孕藏于其悲壮之中。不管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古斯格林战斗都是英勇的，因为赢得胜利的不是任何别的什么东西，只是人们的勇敢。我记得最深的是他们的友情、扶助伤员、清理死者和设法集合俘虏。我不能妄称这些人是天使。紧张的战斗结束之后，英军在斯坦利港偷窃的数量是可观的，有些是可以理解的，有些则不然。例如从一个刚刚在最后的炮击中失去妻子的年轻兽医那里偷窃他收藏的金币。他们的行为和大部分平时和战时的士兵一样。我知道，那种强加的，但值得欢迎的战场友情，那种行军穿越泥炭沼泽时的严寒和漫长的路程，那种不时发生的炮击和轰炸，以及那种向8000海里外的听众转诉这场“干粮包”战争时遇到的重重困难，这一切都使我这个记者的观察力受到极大的限制。
(罗伯特·福克斯)
冬季中的勇士
7月15日 星期四
现在看来，福克兰群岛冬季战役的胜利来得实在有些突然，甚至有些手足无措。那时候，在投降签字之前，形势一直是成败难卜。后勤、天气、疾病和补给似乎都成了象拱卫斯坦利港本身的陡峭山峦一样险恶的障碍。两个伞兵营和两支陆战队得以在6月14日夜晚抵达群岛首府，这主要是部队司令官、大英帝国勋章、十字军功章和勋带获得者杰里米·穆尔少将与大英帝国勋章获得者朱利安·汤普森准将出色合作的结果。他们两人都是皇家陆战队成员，在戎马生涯中结识已久。这种生涯在5月和6月的福克兰群岛战役中达到了一种自然的、戏剧性的高峰。托尼·威尔逊准将指挥的第五步兵旅完成了大量艰巨任务，特别是苏格兰禁卫军和廓尔喀人6月14日上午在塔布尔当山进行的战斗尤为艰苦和顽强。但是，从首次在圣卡洛斯登陆到斯坦利投降的胜利坦途中，立首功的则是朱利安·汤普森和第三突击旅。
“胜利全靠刺刀，”朱利安·汤普森在战斗快要结束时告诉我。“此外，还有赖于炮兵和跨岛行军与夜间行动的能力。”他专门提到了“海鹞”式飞机在拦截作战中所取得的成功，在此之前它几乎从未担负过这种任务。同时他也盛赞了工兵、通信兵和后勤团队的工作。他谈的“刺刀”是指作战人员，即地面上的步兵。他对他们怀着强烈的钟爱之情。用“一名士兵的士兵”来描绘准将潇洒的运动员身材并不过分，他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47岁似乎年轻10岁。和我在那次战役中遇到的所有伞兵和陆战队高级军官一样，他和杰里米·穆尔两人看上去都异常健壮。并且，与他们的部队一度享有的“皮靴脖”的形象相比，两人身上都孕藏着一种知识分子气质。
对于这次战役中的危险，两人都直言不讳。尽管“海鹞”式飞机表现得异常出色，但对地面部队的空中掩护远非充分。“鹞”式飞机在海上进行巡逻被人称为“帽子”，只有当敌人完成袭击后返航时才实施攻击。除了缺乏空中掩护，还发生了损失“大西洋运输者”的灾难，其代价可与损失42型驱逐舰和21型护卫舰相比。舰队的直升飞机本来就不够用，“大西洋运输者”号上三架“支奴干”重型直升飞机和一个中队的威塞克斯-5型直升飞机的损失。则意味着几乎所有大型起重能力的丧失。结果，进攻斯坦利港的大军将不得不步行通过从圣卡洛斯穿越东福克兰岛的大部分路程。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福克兰群岛的一个冬季中完成的。尽管这个冬季在福克兰群岛的历史记载中是最为温暖的，但是陆战队、禁卫团和伞兵仍须和暴风雪、连日的淫雨、水深二英尺的战壕以及在摄氏零下20度气温时刮起的冷风进行搏斗。第一天晚上，第四十突击队的一名皇家陆战队员坚守在战壕里，三英尺多深的冰冷泥水使他体温骤降，险些断送了他的性命。
在最初几天中，最大的危险是空袭。人们称圣卡洛斯为“法恩巴勒航空节”。阿根廷飞行员的技术和勇气使地面上的大多数人惊诧不已。“你不能不赞叹他们的技术和勇气，”杰里米·穆尔这样说道。但是在伦敦撰文的防务专家们却又为什么那样低估他们呢？“我对此无法理解，”朱利安·汤普森说，“如果你想了解真正的事实和数字，你只需读一下一年一期的《军事平衡》(由国际战略研究所出版)。它会告诉你，他们有大量进攻我们的武器，特别是‘天鹰’式飞机。”
汤普森准将说，随着战役的发展，指挥越来越容易。选择方案减少了，道路被打通了。“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会打到斯坦利，问题是怎么打？”他说。有些方案就象是经由约翰·欧哥柔茨 [ 译者注：约翰·欧哥柔茨位于苏格兰北端，通常被认为是英国的最北处。 ] 到伦敦去一样。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就是阿根廷人是从美国人那里得到两栖作战训练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硫磺岛的方法。”汤普森解释道，“你知道，光天化日之下冲上滩头，响音不绝，战斗机也在上空嘶鸣。”因此，他选择了夜间，从一个既安全，又离斯坦利港不太远的锚地偷偷登陆。最后，这一决心得到了海军和内阁的批准。但是，也有其它一些怪诞的方案。其中一个方案主张对斯坦利全面进攻。大凡强行登陆，至少要准备百分之六十的伤亡，这样将会严重削弱地面部队的战斗力。而另一个走极端的建议则是登上福克兰群岛后坐等敌人进攻。若果真这样做，福克兰群岛一定会变成另一个克里米亚。所有方案中最怪诞的是在拉弗尼亚登陆的方案。拉弗尼亚是达尔文南面的一个半岛，那里是一望无际的开阔沼泽地，地面部队在此将无法抵御飞机的袭击。
一旦登陆成功，就要建立一个作为后勤基地使用的桥头堡，并用“钢环”或“轻剑”式导弹进行防守。经过一个星期的努力，并付出了损失“考文垂”和“大西洋运输者”号的惨重代价，基地终于建立起来了。内阁要求采取新的行动，于是在古斯格林开始了新的动作。穆尔将军和汤普森准将两个人都主张：要尽早取得胜利。“第二伞兵营的成就在于积极寻找战机，大胆取胜和攻其不备。”穆尔将军说。但是，无论是在伦敦、在舰队，还是在圣卡洛斯滩头阵地上，没有人，包括焦躁不安的H.琼斯中校本人在内，能够了解这次进攻所担的真正风险，琼斯的第二伞兵营得到的敌情通报说，敌人兵力为一个营左右，至多500人。而实际上则是三倍于此的兵力。在半个炮连的三门炮和两门迫击炮的掩护下，战斗打到下午时。弹药开始耗尽，就在这关键的两、三个小时里，直升飞机几乎停止了运送补给和撤退伤员。
H.琼斯和他的部队所取得的成就在于他们在一场战斗中发挥了可以与塞莫皮莱的李奥尼达 [ 译者注：李奥尼达是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英雄，曾任斯巴达王。 ] 和斯巴达人相比拟的英雄主义。在下午的战斗中，卫生员们在营指挥所里象许多男巫的门徒一样疯狂地工作。我们跪在一排荆豆丛边——这是那里唯一的地标，不断受到迫击炮和大炮的轰击，部队似乎完全被阻隔，周围弥漫着荆豆燃烧和潮湿泥炭的臭味，以及医治伤员，垂死者和俘虏的药味。俘虏们一个个愁眉不展，他们中最年轻的人在严寒中轻轻哭泣。在圣卡洛斯的旅司令部里，人们十分焦虑不安；直到次日下午，当第二伞兵营代理指挥官克里斯·基布尔少校向汤普森准将报告说，大约1400名阿根廷士兵和飞行员已在古斯格林机场投降时，大家高悬的心才放了下来。第二天，杰里米·穆尔少将先于第五步兵旅飞抵圣卡洛斯，“我必须御下朱利安肩头的政治压力。”他回忆说，“他一直不间断地向各级指挥机构和舰队进行请示。现在他的任务是集中精力为进攻斯坦利港做准备工作。”
杰里米·穆尔和朱利安·汤普森在旅司令部以北，圣卡洛斯的一个破旧农场会面，一对老伙计又重逢了。他们最初共事时，穆尔将军在普林斯顿指挥军官联队，而朱利安·汤普森是主要教官。他们第一批学员中的罗德·贝尔现在是一名皇家陆战队上尉，他在古斯格林和斯坦利战斗中起了关键作用。汤普森回忆说，贝尔是在南美长大的，还在当学员的时候，他的西班牙语就远比英语讲得好。6月14日投降前夕，他被当做一块至宝派往梅嫩德将军那里，担任穆尔将军的私人代表。
杰里米·穆尔将自己为什么会成为一名皇家陆战队员的原委不加保留地和盘托出。在学校时，穆尔想加入舰队航空兵，但他在切尔特南就学的学监写信给他父亲说，“一个象杰里米那样普通、正派的实干家”不会成为一名职业海军军官。但他或许能“在万不得已时”试试皇家陆战队。穆尔将军在这个星期就要54岁了，这个月里就要从陆战队退出现役。他是皇家海军中受勋最多的现役高级军官。1950年，他在马来亚获得十字军功章，后来又在文莱为这枚勋章增添了勋带。在北爱尔兰的电车司机战役中，他获得了大英帝国勋章。他本应在今年二月退役，但日期两次推迟。“幸运的是，我很快就放弃了跟随陆战队飞行的想法，不然，我现在必死无疑。”他在陆战队里度过的最初十六年中，有九年是在海外服役。每每回忆这段时期，他总是兴致勃勃。他说，文莱战役和婆罗洲对抗时，他先是当连长，后又调到彼德·亨特少校的师参谋部，和这两次战役相比，马来亚战役并非是他份内的事。“这是一场精采的战役。”他描述说，“部队沿着一条1000英里长的边界展开，各旅所在地区的特征迥然不同。”正是在这里，他逐步认识到必须缓慢而稳步地做好准备工作，每前进一步之前，一定要架好火炮和提供火力支援，这一点在向斯坦利推进中得到了重演。
一谈到在北爱尔兰的服役，他就比较谨慎。“那是很引人入胜的，每个人都想干它一番，但你不能说它是快乐的。”他说，他从1972年在伦敦德里的电车司机战斗中了解到，“军方未能协调好他们的对外关系。”他说，那一年的星期日血案成了“对方在宣传上取得的一次惊人的巨大成功。”在北爱尔兰服役的大部分时间里，他致力于改善对外关系，培养军官和士兵接受电视和报界正式采访的能力。他对福克兰群岛战争提出了相似的批评：“国防部在这一点上根本没有协调好它的行动。”在战役初期，我们曾就报界透露的一则消息晤面，这则消息与他有直接的关系，最后传到英国广播公司世界广播部。一位“国防部高级官员”至少在斯坦利陷落十天之前就向记者协会透露说，穆尔将军向梅嫩德将军及其守军发出了公开广播呼吁，要他们立即投降。事实上，穆尔将军力图通过岛上医疗机构使用的民用频带无线电通信线路与梅嫩德的参谋部联系。按照计划，首先要讨论首府中平民的安全，然后再确定一种议降的途径。而这项计划险些被伦敦走漏的消息所破坏。
汤普森准将一面通过斯坦利港的阿利森·布利尼医生进行这些联系，一面为进攻首府进行准备工作。“从首次登陆起，朱利安就为他的旅树立了榜样，”穆尔说道，“他是一个非常内行的军人，很有魄力和干劲，但毫不鲁莽。他充满坚定的信念，从而使所有的人也以同样的信念完成他们所做的一切。值得庆贺的是在一个旅里有两个伞兵营和六个突击队。其实，我这里一共有八个单位，其中包括苏格兰和威尔士禁卫团以及廓尔喀人。这是我的造化。”两人对战术的胜利持有相同的见解。步行翻山和采用大部队夜袭的战术终于做到出敌不意，攻其不备。火炮的准确性和使用海军火力是取胜的决定因素之一。汤普森做了特别准备，所以参加山地战斗的三个营能得到多达五个炮兵连的支援，为了把这五个炮连和15000发弹药运上去，直升飞机连续飞行了数日，并使山地战斗的发起时间一度推迟。
从穆尔将军对威廉山、塔布尔当山和无线岭最后一战的描述中，不难看出他本人和他对这次冬季战役的卓越指挥。当时已是凌晨3时，我伫立在雪花飞舞的两姐妹山上，注视着直升飞机向两个战斗地点飞去。这使人感觉到那个曾在马来亚获得十字军勋章的年轻军官身上的某种气质。结果他的上级不得不因为他“办事过分”而对他加以约束，他自己回忆说：“苏格兰禁卫团在塔布尔当山受到重压，但由于训练有素，他们仍准备出发。”他说他觉得管理所有前进部队的士兵是非常容易的事，而后来“我在电台上听说所有的阿根廷人都站起来了。我告诉朱利安·汤普森走上前去。当时我不得不抓过电台，亲自动手干。‘鹞’式飞机就要向沙帕山投放激光制导的集束炸弹。他们对我说，飞机距目标只有不到10分钟的航路，很难将他们召回。最后，我们还是在不到3分钟的时候截住了他们。”
尽管阿根廷人已大规模崩溃，但穆尔将军和汤普森准将对敌方的特种兵部队。尤其是飞行员们，仍抱有一种健康的敬意。穆尔说：“我认为，在圣卡洛斯的最初几天中，飞行员们只袭击护航舰只而不袭击两栖舰只，这是上帝在显圣。如果他们那样做了，就有可能挫败我们。”他认为阿根廷的雷达手们的技术十分优秀，尤其表现在发现目标上。技术人员巧妙地拼凑了一些装置，例如装在卡车上和斯坦利固定炮台上的“飞鱼”导弹，其中一发在6月12日击中了英舰“格拉摩根”号。杰里米·穆尔并且断言：“他们在山中进行的一些战斗，特别是机枪手们的战斗打得非常勇敢。”汤普森准将认为由此可以得出一些最新的教训，例如需要较轻便的手提式防空导弹，如特别空勤部队使用的步兵发射的“毒刺”。战场上需要更加安全的无线电设备和更多的夜视器材。尽管阿根廷军认为英军注重夜战不够体面并且缺乏绅士风度，但他们似乎比英军持有更多的夜视器材和望远镜。朱利安·汤普森关于冬季战役对未来的教训不仅仅局限于具体的补给项目，从诺特先生最近的防务白皮书中看，它也具有某种意义。当问及两栖作战的训练为什么减少时，他告诉我：“尤为重要的是，我们不应该用立法来规定未来的有限的选择方案和一个战区，例如欧洲战区的一种战争。”
两位将军十分赞赏他们的下属。“我很受他们的鼓舞，”朱利安·汤普森说，“他们比过去更加灵活，更加好学了。现在老一套的苦差事很少了。”这两位模范的现代陆战队指挥官具有异乎寻常的敏感性和广泛的爱好，真使我惊叹不已。他们两人都苦心攻读军事史以及各种历史。两人都酷爱巴拉巴·塔奇曼描述十四世纪的书《一面遥远的镜子》，而且朱利安·汤普森说他宁愿从明天起就开始专职教授历史。如果杰里米·穆尔真的退役了，他就会兴高采烈地连续数小时讨论托尔斯泰对人物的塑造，彼德·艾贝拉法的生平和芭蕾。杰里米·穆尔有一种异常强烈的宗教信仰，他用迪特里弗·邦霍弗的一句话总结了自己的工作态度：“人们只有通过纪律才能学会自由。”这两个人都不多愁善感。杰里米·穆尔和他11岁的儿子格外亲近。年轻的安德鲁·穆尔决不是世界上的伟大拼写家，或许他的一封信能够说出我们所有人在那由泥炭、潮气、雪、雾、炸弹和炮弹组成的一个月中所感受到的恐惧：“我希望我们将会取胜，爸爸。我想我们会的，但我不肯定。”
(罗伯特·福克斯)
欢迎归来及其后
7月22日 星期四
归国返家已经一个月了。到现在为止，福克兰群岛特混舰队的主要部队已经归来。渡船、直升飞机和“鹞”式飞机中队；乘坐轻型坦克在温莎大街上行驶的皇家骑兵禁卫军和英国陆军第一步兵团，坑道士兵，通信兵和炮手们都有各自的动人经历，理所当然地受到他们的家人、朋友和国家的盛情款待。最为壮观的是“堪培拉”号的归来。这艘不同凡响的运兵船进行了一次史诗般的航行。在27000海里的航行中只靠过一次岸，即战争结束后，在巴塔戈尼亚的马德里安港向阿根廷交还4104名战俘。那些年轻的阿根廷士兵既没有受到官方的欢迎，也没有见到热泪盈眶的家人。他们被卡车和客车载到陆军和空军的基地，接受被人用辞不当地婉转称呼的“处理”。
“堪培拉”号进入英吉利海峡后，在到达南安普敦的一路上，受到的迎接是一次民族感情的奇特爆发。这种爆发使外国观察家们对这个国家至今仍感惊讶。大部分仪式完全是自发的，当成百艘小船组成一支川流不息的小舰队，尾随着客轮那锈迹斑剥的白色船身，围绕怀特岛航行时，竟未发生任何事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尽管数千人在船上和岸上欢呼，但这次返家在很大程度上完全是一次个人的经历。威尔士王子以值得称颂的审慎态度乘直升飞机登船参观了一个半小时，直到船又靠上了它于基督受难日那天黄昏时分启碇的泊位后，他离去了。在船上，我发现许多官兵对这次短暂而紧张的福克兰群岛战役的经历刚有所悟。
靠岸之后，眼前渐渐变成一幅与家人、朋友和祝愿者相会的动人场面。不知怎的，电视和广播评论员，成群的摄影师和技术人员似乎成了无关的局外人。几天以前，两支伞兵营的先头部队先于“堪培拉”号回到布莱兹诺顿时，也出现了同样的场景。将军们和威尔士王子的欢迎仪式尽量办得简单一些，随后是成千的妻子、母亲、父亲和孩子把他们的亲人争相带走。我看到一位毕业至多两、三年的年轻医生，他见到妻儿时忍不住失声痛哭。我记得六个星期以前，同样是这个人，冒着持续不断的机枪和迫击炮弹，连续几个小时地照料并手术治疗那些伤员和濒于死亡的人以后，在余辉中象一块岩石一样屹立在古斯格林熊熊燃烧的荆豆丛边。
到达布莱兹诺顿的人们大都对战役记忆犹新。第二伞兵营的戴维·昌德勒中校回忆起投降前的时刻，“我看见那些阿根廷人从山上潮水般涌向斯坦利。他们象于百只奔忙的蚂蚁。时过不久便升起了白旗。”“我忘不了听到一切都已结束之后，我的火力观察军官迈克·波普伸出双臂把我紧紧拥抱住，嘴里高声喊道：‘你可曾想到，我们都还活着！我们成功了！’”第三伞兵营三连连长马丁·奥斯本少校说。至于团军士长马尔科姆·辛普森，那天晚上要吃的那顿饭就象圣餐一样神秘而难以捉摸。“在我看来，整天价不吃不喝地行军似乎就是生活的唯一内容。你时而发现有干粮而没水，时而又发现有水没有干粮。”
被派去报道“堪培拉”号和伞兵返抵布莱兹诺顿时的一个奇特之处是，当我一开始采访任何一个归来的士兵时，我们就开始用一种密语交谈。一天晚上，我和第三伞兵营的四名军官及他们的妻子邂逅，另外还有“堪培拉”号上的两名船员，即会计海伦·霍克特和助理事务长劳瑞恩·马尔伯瑞。当我们又开始用我们在前三个月中共同经历的独特语言交谈时，夫人们感到迷惑不解。我想她们一定会为此光火的，比起朝鲜战场、越南战争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们所经历的一切，福克兰群岛战争的景象和场面算不得壮烈、恐怖或异常。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更多的人，甚至整整一个民族都要渐渐地直接或间接地分享这些战争的经历。最近这次福克兰群岛之战的突出特点在于它与世隔绝、遥远，以至成为一个几千人的秘密，并且又十分短暂。因为从我被问及的、有关那里真相的问题中可以发现，这往往体现了提问者的焦虑和态度。
当部队班师后直接激起的感情浪花退去之后，人们开始较为冷静地分析整个战争的军事教训，关于未来战略的激烈争吵在全国各地的国防学院和参谋部的课堂里不绝于耳。海军为一种“海洋”政策争辩，陆军和皇家空军则坚持“大陆义务”，即对欧洲的义务，据报道，皇家海军要求增加12艘军舰，以便获得全球反应的能力。这一要求得到福克兰群岛危机的证明。而陆地战略家们回答说，英国的主要战略任务将是在北约的中欧部分。海军似乎决意不放过这个阐述其观点的机会，从“无敌”号以及另外两艘姊妹舰“卓越”号和正在建造中的“皇家方舟”号轻型航母得以保住。这似乎表明海军将领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
在所有军种中，皇家海军需要对战术和训练以及战略重新进行最彻底地考虑。在这次的冬季战争中，威灵顿公爵说过的两句话：“一次该死的冒险”和“不要向我祝贺，夫人，我失去了一些最亲密的朋友。”被军人们引用得最多。其次是贝蒂海军上将那句“今天我们该死的船上出毛病了，查特菲尔德。”在圣卡洛斯锚地成了脍炙人口的口头禅。皇家海军正在迅速地重新审查造舰政策，武器的长处和质量，以及防空护卫舰的战术使用。多少年来，《简氏军舰》的评论一直在大声疾呼防空护卫舰火力太弱，不足以保卫自己和舰队，而这些舰只在福克兰群岛外海以及群岛海湾中受到的打击支持了这一论点。有些系统，如“海狼”导弹是成功的。但是它们装到22型护卫舰“大刀”号和“华美”号上时，似乎只能保卫军舰本身。一旦军舰遭到敌机从低空、多方向实施的攻击，制导计算机就被“弄得晕头转向”。对于“飞鱼”导弹的威力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并且制定了一些对抗措施。例如使用金属片迷惑制导系统，以及将舰尾对准导弹的弹道。据说一艘21型护卫舰用4.5英寸的“Mark8”型火炮发射的一发炮弹，打中了一枚“飞鱼”导弹。很显然，导弹被引导到速射炮弹的弹道上去了。各种类型的“飞鱼”导弹已装备各国海军约十年了。皇家海军现在必须制定一个防范下一代掠海低飞导弹的计划。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谈一谈贝蒂勋爵。我们军舰的最大毛病似乎存在于基本设计之中。人们早已知道，铝制上层建筑在高温下会燃烧，而这种事无疑在“羚羊”号和“热心”号21型军舰上发生了。而钢铁军舰的情况则要好一些。6且12日晚上，“郡”级驱逐舰“格拉摩根”号被斯坦利港岸上发射的一枚“飞鱼”导弹击中，但它仍能回到基地诉说这场灾难。在“谢菲尔德”号上，电缆槽里的廉价聚氯乙烯塑料的绝缘材料增加了新的危险。这东西一旦着火就会产生滚滚毒烟。据一则报道说，主厨房中煎炸食物的大油桶爆炸，使“谢菲尔德”号上的火势更加猛烈了。在存在这些弱点的情况下，政府决定订购23型护卫舰，用以在近期内替换在福克兰群岛损失的或无法修复的军舰，这使许多军舰设计专家们感到大为吃惊。随同特混舰队的设计师们认为，23型军舰的设计除了价格低廉以外，再无可取之处。
在某些方面，军舰的设计是非常成功的，加上消防和损管措施采取得当，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在“加拉哈德爵士”号和“特里斯特拉姆爵士”号被轰炸的那天，“普利茅斯”号护卫舰在驶往圣卡洛斯湾途中也遭到“幻影”飞机的袭击，至少被命中三次。该舰舰长戴维·彭特瑞斯当即按照消防损管规范操作，与此同时，另外两支消防队从“无畏”号飞来。烟从舰尾和烟囱中滚滚冒出。但是仅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火就被全部扑灭，而该舰的舰员中只有一个人严重受伤，一人受轻伤。
海军的另一条经验是成功地使用舰炮。这又是一次维妙维肖的讽刺，因为今年曾计划取消海军舰炮火力支援部队。一艘护卫舰上的4.5英寸舰炮的火力相当于一个105毫米轻型炮连(六门炮)，在南乔治亚岛、佩布尔岛、范宁岬、达尔文、古斯格林和斯坦利港的战斗中，它们的威慑力量和摧毁威力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另一个成功的经验是用机枪打低空飞行的飞机。这条经验在海上和陆上皆可适用。机枪能筑起一道火墙，一架低空俯冲的飞机若不通过它就无法进攻。这种火力同时也给“鹞”式飞机造成了麻烦，它远远超过阿根廷人的“罗兰”和英国“山猫”一类的陆基防空导弹。在岸上，步兵们认为这是抗击“天鹰”飞机的有效武器，从而极大地鼓舞了士气。登陆几天之后，当两架“天鹰”式飞机爬高飞越苏塞克斯山时，被第二伞兵营击落。后来，全营几乎每一个人都告诉我他们击中了目标。从向空中发射的弹药数量来看，那是完全有可能的。
在阿根廷，人们喜爱刨根问底，在福克兰群岛亦是如此。我从那些在马德里安港上陆的战俘们满面愁容的面孔上可以看出，在这个国家中，人们只会关心军种间的门户之争或是政府的调查，很少会关心这数千名年轻人现在所遭受的那种辛酸和悲惨。有两个战俘同我们交谈了他们这些应征士兵在岛上的生活之后，同意我们将其发表。在谈话中，他们希望对他们作为战俘所受到的待遇表示感谢。“我们得到了我们在斯坦利港北部山区中六个星期里所缺少的一切。”一个人说。“我们觉得不论平时还是战时，英国人都把战俘组织得很好，简直难以置信。或许这是由于有日内瓦公约，但即便如此，也是难以置信的。”另一个人说。由于怕家属受到报复，这两个人执意不让我披露他们的名字。第一批战俘一上岸就受到盘查和处理，并让他们提供有关违反日内瓦公约的情况，可见他们要求对姓名保密并非谨慎过分之举。
在福克兰群岛了解情况不能太正式。首先应采取提问的形式，“有谁知道阿根廷即将入侵吗？”然后是，“它能被阻止吗？”回答是五花八门、无其不有的。但是毫无疑问，布宜诺斯艾利斯交给岛上居民一个时间表，要求从3月份开始，就主权转换进行认真谈判，否则将在十二个月后入侵。这一点在2月27日的纽约会谈中肯定是提到了，但在阿根廷最初立场的文件中和最后的公报中未被写入。几乎从年初开始，宣传广播和报纸社论便在政府的授意下暗示这些威胁并非儿戏。有岛上的两位议员约翰·奇克和蒂姆·布雷克参加的纽约会议之后，电台的威胁达到了高潮。“我现在意识到他们在时间表上是郑重其事的。问题是我们弄不清他威胁使用武力是在十二个月过后，还是就在这段时间之内。”约翰·奇克说。“我现在才明白是我把入侵时间的确定给搞错了，我以为在7月或8月，即在这里的春季会发生入侵，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才使得他们这样快就采取了行动。而外交部应该得到这方面的警报。”3月9日，卡林顿勋爵的确向布宜诺斯艾利斯发出了一份照会，我见过它的文本，照会坚定地声明，在“目前的威胁气氛中，”不能按纽约商定的方针举行进一步的谈判。但是利奥波尔多·加尔铁里去年12月接替了维奥拉将军之后，阿根廷又有了新的领袖。我对前总督雷克斯·亨特说，“而他似乎赞成一种更富有侵略性的外交政策，评论员们不是很早就看出这一点了吗？”“是的，不过，我当时仍然不相信他会愚蠢到派阿根廷人武装入侵福克兰群岛的地步，就象他实际做的那样。”他回答说。
关于福克兰群岛居民的未来就更加难说了。要想发展经济是很困难的，这里的农业异常糟糕，沼泽地和多雨的气候仅适于放养最耐寒的羊和象威尔士黑牛那样矮小而又能吃苦的牛。海带养殖是一种可以使用大量资本而不需使用大量劳力的行业。唯一可能的发展就是为至少两倍或三倍于当地人口的驻军提供服务，以及组织鸟类学家进行专业旅游。大部分海带养殖者没有别的家可去。根据英国国籍法原有的规定，大部分人没有自动进入联合王国的权利。但他们的家，这个被斯坦利的广播官员帕特·瓦茨称道的“我们过去的和平的小岛屿”已被毁掉。“因为有地雷，我再不能带孩子们去斯坦利的海滩了。我过去常喜欢在冬季的午后到我的泥炭沼泽去割柴草。我问皇家工兵军官回到那里去是否安全，他说在他的地图上那里并未标有雷区。但他说，你永远无法知道，反正在斯坦利周围数英里的地方是没有一块安全的地方的。”
(罗伯特·福克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