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与经济的重建·第三十一

作者：詹姆斯·M·麦克弗森·美国

出自————《火的考验：美国内战及重建》

出自————《战争通史》

　　 南部的教育

　　 重建时期最可骄傲的成就之一就是在南部建立了黑人和白人同校的公立学校。这是一株脆弱的小树，受到暴力、贪污腐化、纳税人的反抗和民主党人的反革命活动的猛烈冲击。然而，它没有夭折，而是成长起来，给自由民带来文化，并把某种现代教育体系带到了南部。

　　 和平的降临使自由民教育团体的活动迅速开展起来。自由民一直渴望受到教育。除了拥有土地，黑人们把受教育看作是向上发展的最大希望。一位南卡罗来纳州的自由民对一位北方的教师说：“上帝哟，夫人，学习是件多么好的事情啊！”“白人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这是因为他们比我们知道的多得多。”1869年，一位密西西比黑人发誓说：“我活着即使不能做什么事情，我也要给我的孩子们去上学的机会，因为我知道，受教育是仅次于获得自由的最好的事情。”

　　 黑人受教育使许多南部白人不高兴，他们害怕这样做会危及白人的权威。较有远见的南方人则认识到，让自由民受教育很有必要，这会使他们对自己获得的自由产生责任感。但是他们害怕北方佬教师会把“错误的平等观念”向黑人的思想中灌输。在反对自由民学校的暴力事件中，大部分采取攻击北部教师的方式。为了阻止北方佬垄断学校教育，一些同情黑人教育的南部温和分子敦促南部白人去支持黑人学校。

　　 然而这些呼吁都无济于事。在重建时期的最初几年里，南部白人没有为黑人教育做什么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北部的传教士、联邦政府和自由民自己建立了从小学到大学教育的黑人学校体系。通过美国传教士协会、新教各教派、特别是公理会的教友们，带头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援助自由民的各种非宗教团体也在北方纷纷出现。其中，大多数团体在1866年组成了美国自由民联合会。黑人各教派，尤其是非洲人卫理公会也建立了一些学校。1866年，自由民管理局投入了很多的力量发展黑人教育。

　　 联合私人和政府办教育，这是一次独特的尝试。自由民管理局拥有许多学校，它为北部教师去南部提供旅费，还做总的监督管理工作。各种援助自由民的团体和传教士协会招收教师，支付薪金，规定学校教育的全部课程和内容。到了1870年，北方教师最初在数量上的优势已下降为不及半数了。在这一年，约有半数是黑人教师，一小部分是南部白人教师。从1865年至1870年，用在自由民教育上的开支总计约为900万美元，其中自由民管理局出资500万美元，北方各个团体出资总共300多万美元，其余由自由民本身承担。1870年有4,000所自由民学校，9,000名教师和20多万名学生。虽然这些统计数字令人激动，但是在1870年，在170万名黑人学龄儿童中(6-17岁)，只有12%入了学。南部白人儿童上学的比例并不比这高很多。

　　 重建后的州政府在建立公立学校时许下诺言，要扩大教育体系，并使之稳定不变。但是这一诺言并没有完全兑现。州政府的更迭，税收的困难，一些学校的资金在开销上的浪费和贪污，维持一套适用于黑人和白人两种学校的教育体系所造成的额外开支，学校中，特别是黑人学校中，合格的教师和合格的管理人员的缺乏，白人对黑人教育抱有顽固的敌视态度，以及乡村地区人口的稀少，所有这些都减缓了公立学校体系的迅速发展。大部分的好学校建立在城市里或大的市镇里。乡村里的学校即使开课，每年也只开三个多月。尽管如此，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到1876年，在从前的蓄奴州里，半数以上的白人学龄儿童和近五分之二的黑人学龄儿童入了学。在仅仅六年时间里，入学儿童的人数增加了三倍。公立学校尽管还是一颗弱小的小树，但它已经在南部扎下了根。

　　 随着公立学校的建立，各个非宗教的北方自由民团体把它们的财产移交给了各州的政府，随后这些团体就解散了。宗教团体也与各州订立契约，将它们所有的大部分初级学校转交给各州。但是，它们继续开办专科学校和“学院”，后者最初是中等学校。这些学校的主要目标是培养黑人教师、教士和其他有专业知识的领导人——黑人领袖杜波依斯称这部分人是“有才能的人的十分之一”。美国传教士协会在这方面继续走在了前头。大部分有名的黑人学院，诸如菲斯克大学、亚特兰大大学和迪拉尔德大学、塔拉德加学院、图加鲁学院、莫雷豪斯学院和斯贝尔曼学院，以及其他许多学院，都是从美国传教士协会和其他北方新教团体建立和资助的学校中发展而来的。经过这些学院和公立学校的努力，黑人的文盲率逐渐从1870年的80%下降到1900年的45%。

　　 种族隔离问题

　　 19世纪70年代，一场关于在学校中取消种族隔离的争论达到了高潮，但收效甚微。早在1865年，援助自由民团体在自己的学校中就遇到过这个问题。他们坚持废奴的传统，欢迎黑人和白人到他们办的学校中一起学习。美国自由民联合会在1866年宣布，消除种族隔离虽然“会在南部造成一些困难”，但是这项政策在“根本上是正确的”，联合会不会“因为肤色而把孩子们关在学校的大门之外……。四分之三个世纪的动乱和四年的内战使美国懂得了‘自由’一词的含义。上帝用不算大的代价教我们懂得了‘权利平等’的含义”。

　　 实际上，没有几个南部白人选择上这样的学校。从1867年至1870年，进入自由民管理局办的学校学习的白人学生只占1%。除一个学校之外，没有几个白人学生在传教士开办的中学和大学学习，而这些白人学生主要是在这些学校里教书的北部人的子女。例外的那所学校是贝累阿学院。它是由美国传教士协会在肯塔基东部创办的。从1866年以后，这个学院既招收白人学生也招收黑人学生，直到1904年肯塔基州议会恢复种族隔离为止。在近四十年的时间里，贝累阿学院的黑人和白人学生平均各占一半。在黑、白人合校方面，这个学院在全美国做得最彻底。

　　 重建时期，北部的几个州也开始取消公立学校中的种族隔离。1866年和1867年，罗得岛和康涅狄格的议会效仿马萨诸塞州的榜样，禁止公立学校实行种族隔离。在以后十年里，密歇根、明尼苏达、衣阿华和堪萨斯等州制定立法或由法庭决定采取了相同的措施。尽管各州在执行这些法令时情况不尽相同，但是居住在最北部的为数不多的黑人儿童中，大多数人上了没有种族隔离的学校。

　　 南部则是另外一种情形。包括南方佬在内的白人代言人，不断地警告说，强行取消种族隔离会赶跑所有的白人，从而毁掉刚刚建立的公立学校。只有路易斯安那州和南卡罗来纳州在法律上规定保护取消种族隔离的学校。佛罗里达州在1873年也颁布了同样内容的法令。然而在佛罗里达州以及在路易斯安那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大部分地区，这些法令并没有执行。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些县里，有一段时间，白人和黑人儿童去同一所学校上学。19世纪70年代有几年时间，在新奥尔良市，约有三分之一的公立学校是白人和黑人儿童的混合学校。提包客出身的行政官员们在1873年强迫南卡罗来纳州大学接收黑人学生。但是这一政策所取得的成功令人怀疑。几乎所有的白人都退出了这所大学。到了1875年，十分之九的学生是黑人，剩下不多的白人大部分是提包客或北方传教士们的儿子。新奥尔良在取消种族隔离方面之所以取得了成绩，部分原因是这个城市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民族文化，城市人口包括了各种肤色的人种。在这个城市，很难截然分清“黑人”和“白人”的区别。即使这样，在新奥尔良市消除种族隔离也造成了紧张和暴乱。几千名白人儿童转到了私人学校学习，或者干脆退学。民主党在1877年对路易斯安那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重新控制，结束了南部在公共教育中废除种族隔离的第一次实验。

　　 1875年的民权法

　　 联邦政府也参加进来，试图制订废除种族隔离的法令。1870年，查尔斯·萨姆纳参议员提出了一项议案，禁止在全美国的学校、陪审团、各种交通工具以及公共设施中实行种族歧视，公众被动员起来支持这一行动。“擦去这个长期存在的奴隶制的最后一个污点”。在这场废奴运动的支持下，萨姆纳在以后的历次国会会议上都提出他的议案，直到1874年他去世为止。但是许多律师怀疑这个议案的合法性，因为第十四条修正案似乎只是要取缔由各州政府搞的种族歧视，而并不禁止个人或公司的歧视行为。公立学校显然属于州立机构的范围，但是人们对修正案中的同等保护条款是否适用于非公立学校抱有疑问。通过第十四条修正案的同一个国会还在哥伦比亚特区建立了实行种族隔离的公立学校体系。另外，许多激进人士在理论上对萨姆纳的目的表示了同情，但是，他们对这条法律可能会在实际上毁掉南部的学校表示了担心。一位激进派的编辑写道，实行种族隔离的学校即便是建立在“毫无道理的偏见”之上，但“从长期的生活经验中我们知道，这种现存的偏见是不会因为立法机关通过一项民权法案而被纠正的。让两个种族都受教育——即使是在‘分开’的学校里——要比根本不让他们受教育要强得多”。

　　 尽管人们顾虑重重，参议院还是在1874年5月通过了萨姆纳的议案——有几个参议员投赞成票只是为了对两个月前去世的萨姆纳表示悼念而已。众议院在把议案中有关学校的条款删去后，于1875年2月也通过了该议案。尽管涉及学校的条款被删去，这个法令的内容也已远远地走在了它那个时代的前面。许多投赞成票的国会议员不相信该议案会战胜合法的挑战，或者会被执行。司法部在实施这项法律上几乎没有行动。法令通过后，在南部以及北部，虽然有些铁路线、市区有轨电车线、甚至饭馆和剧院取消了种族隔离，向黑人提供了服务，但是南部大多数地区并没有这样做。在低级法院上诉的几起种族歧视案件被转到了美国最高法院。1883年，最高法院判决1875年的法令不合宪法(关于陪审团的条款除外)，理由是第十四条修正案规定，国会有权制定法令反对各州实行种族歧视，但是无权制定反对个人歧视行为的法令。

　　 南部农业的新体制

　　 重建时期的黑人教育在取得了飞跃发展之后，停滞在种族隔离和不平等的格局上。 [ 注：19世纪70年代，白人学校中每个学生的费用似乎比黑人学校中每个学生的费用高30%到40%，这个差别在以后的几十年中继续存在。20世纪初，这个差别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 ] 与此相同，自由人的经济状况开始时得到迅速改善，后来却陷入了受剥削与贫穷的境况中。

　　 对奴隶解放后的经济状况的研究表明，在战后最初几年里，获得自由的奴隶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大幅度的提高。其原因很简单。南北战争结束后，棉花以高价格出售持续了几年。同时，战后的混乱状况造成了劳动力的缺乏。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人有条件讨价还价，以抬高劳动力的价格。如果种植园主不愿意付出使人满意的价钱，那么他的工人就可以去其它地方谋生。劳动力的流动是获得自由的奴隶在经济上获益的主要因素。南部白人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使用了反诱惑法、流浪汉法、暴力和其他手段，但都没能完全改变这一经济现实。1865年，种植园主向自由工人提供生活用品和住房，以及5至6美元的月薪或收成的十分之一。到1867年，自由民的平均月薪已经提高到一个整劳力(成年男子)10美元，或者是收成的三分之一。得克萨斯州的一份报告很有代表性：“保守的种植园主们在几个星期以前赶走了他们的黑奴，现在又出大价钱相诱，尽力留住黑奴们为他们干活。种植园主宁愿拿出一部分收成给黑人——最先是四分之一，后来是三分之一，现在是二分之一——也不愿意让他们的种植园无人耕种。”

　　 一些经济史学家已经在试图计算黑人在获得自由之后的最初十年中的收入。在分析中，最困难的部分是对利润分配的估算。利润来自投入棉花种植中的三部分资金：资本(土地、种子、工具等)，劳动力和管理。在奴隶制度下，奴隶们只得到利润的22%——以食物、衣服和房屋的形式支付。赢得自由后，黑人们的分配一跃而成为56%。然而，这一增长并不表明黑人的所得有明显的增加。原因有二：第一，南部人均产量与战前相比普遍下降。黑人得到了一份较大的份额，但是这个份额实际上是个小份额。第二，自由民不愿意再像奴隶一样被驱使从事繁重的劳动。一些黑人孩子们不再去做工了，而是去上学，一些母亲不再去棉花地里干活，而是留在家里看养孩子；男人们的工作时间也缩短了。自由让他们作出了这些选择，这是奴隶解放的功劳之一。这样还造成劳动力的短缺，从而提高了劳动力的价格。但是，总的劳动产品的下降也同时降低了每户潜在的收入。

　　 经济学家罗杰·兰塞姆和理查德·萨奇在计算中考虑了所有这些变量。他们估计，从1857年至1879年，棉花种植州的黑人人均农业收入增长了46%，其中主要是在获得自由后的头几年里取得的。与此同时，棉花种植州的白人人均农业收入下降了35%。换句话说，黑人的人均收入从奴隶制时期占白人收入的23%增长到70年代占白人收入的52%。虽然自由黑人享受着只有南部白人一半的生活水平，但是他们的收入自奴隶制以来有了相对增长，这是美国历史上按最大比例的收入再分配。表31.1说明了人均收入的变化情况。

　　 重新分配收入对从前的奴隶主是一大损失，他们再也不能把属于劳动者的那部分收入占为已有。战后的种植园主们大声抱怨这种使人窘迫的困境。“黑鬼们在偷懒，棉花价格在下跌，我变成一个失败者，就是说，我交出挣得的所有钱后，还要欠债，”一位佐治亚州的种植园主在1868年1月这样写道，“我比我所雇佣的任何一个黑鬼都干得多，得到的却很少。他们把粮食和衣服带给他们的家人，我却毫无所得。”这个种植园主在同年晚些时候承认：“不能不说这种状况令人忧虑、令人沮丧。……我们感到低人一等，感到灰心丧气，精疲力竭。我们今天比任何时候都穷。有为黑鬼们说话的立法人、陪审员和执行官的存在，我们只会陷进更深的深渊之中。……如果我能够卖掉我的土地或是筹到一笔钱，足够我买一张火车票的话，我一个星期也不愿意在这里再呆下去了。”

　　 佃农制的演变

　　 自由民的讨价还价加上其它经济因素，促使种植园主对劳动力进行重新组织。过去，奴隶们一般是在一个奴隶主、工头或监工的看管之下集体干活。内战结束后，种植园主们试图恢复这一制度，不过唯一出现的新特点乃是付给工资。但是这点尝试不久就告吹，因战后南部长期缺乏现金，致使许多种植园主无法支付或难以支付货币工资。这样出现了用一部分收成作为支付工资的现象。这对种植园主来说是有利的，它可以使工人知道工作的好坏与自己的利益直接挂钩。在自由民看来，它包含了一种所有权的意义。他们开始要求，改变集体工作和用一部分收成或现金支付工资的旧的劳动方式，允许他们独立经营一块土地，交纳一部分收成作为租金。在这种新的劳动方式下，自由民实际上成为农场的经营者，而不再是农场的劳动力了。他们至少可以享受某些方面的独立，而不再遭受白人日复一日的监督。

　　 分成制佃农没有得到普及，事实上，到1870年代已经出现了各种令人困惑的土地和劳动力制度，并一直存在了半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1880年，南部农业中有四分之一的雇佣黑人(连同一些白人)领取工资干活。被人口调查者称为“农场经营者”的其他人中间，三分之二的白人和五分之一的黑人拥有其耕种的全部或部分土地。十分之一的白人和四分之一的黑人经营者支付一定数量的租金。四分之一的白人和二分之一多一点的黑人租种土地，分享一部分收成。支付固定租金有两种方式，支付现金，或支付一定磅数或蒲式耳数的收成(标准租金)。分成制佃农也采用两种方式(这一点非专门研究人员有时分辨不清)：租金分成和谷物分成。前者是土地所有者，只提供土地和住房；租佃农提供牲畜、种子、工具和他的劳动力，并且支付四分之一的收成作为租金。在谷物分成中，分成农只提供自己的劳动力，并且获得一半的收成作为支付他的报酬。谷物分成比租金分成更为普遍，因为大多数分成佃农缺少购置牲畜、种子和机器的资本。

　　 土地所有制

　　 各种各样的土地占有形式组成了一个从低到高的阶梯，谷物分成在最低一层，土地占有在最高一层。在重建时期，白人与黑人农场主的相对比例发生了变化。内战前夕，多于五分之四的白人农场主和种植园主拥有自己的土地。到了1880年，在种植棉花的南部，这个比例下降为三分之二，其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内地的白人农民离开了贫瘠的土地，移居到需要劳动力的肥沃的低地地区去。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以租佃农或分成农的身分，用拥有的薄瘠土地所有权与可望获得高收入的土地交换。使一些白人土地所有者失去土地的第二个原因是缺少资金，这使他们负债累累，许多人最终只得把自己的土地让与债权人。第三个原因是重建时期的税收加重。这也迫使一些白人农民沦为佃农。与此同时，许多刚刚摆脱奴隶制的、一无所有的黑人靠苦干、节俭和运气购买了自己的土地。至1880年，约有五分之一的黑人农场经营者拥有了自己的土地。黑人平均占有土地的英亩数不及白人平均占有数的一半，而且黑人占有的土地每公顷的价格低于白人土地每公顷的价格。然而，对一个在1865年还两手空空，到1880年已经干得很好的人民来说，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成就，而且是非常惊人的成就，因为此时许多白人农民正在失去他们的土地。黑人得到土地，白人丧失土地，这个现象有助于解释在重建时期为什么发生了白人迫害黑人的暴力行为。

　　 尽管政府在1865年作出承诺，但它在帮助自由民获得土地方面没做什么工作。不过，有三个值得一提的机构确实做了这方面的工作。它们是：援助自由民协会、“自由民银行”和“南卡罗来纳州土地委员会”。

　　 几个援助自由民协会或是在南部购买土地，分成小块后卖给自由民，或是充当北方慈善家的代理人，从事同样的工作。在鼓励黑人积累资金方面，“自由民储存与信用公司”做得最为雄心勃勃。它是由反奴隶制的白人在1865年建立的，通常被称为“自由民银行”。银行在南部建立了分公司，吸引获释奴隶存款。在银行存在的九年里，有10万多人在这个银行里存款，总数达5,700万美元。几千名自由民使用这笔存款购买房屋，农场和企业。然而，“自由民银行”的结局却很不幸。银行的分支机构采取卑劣的手段侵吞公款，银行在华盛顿房地产上进行冒险投资，以及对银行内部人员进行风险很高的贷款，所有这些都减少了银行的储备。1873年发生的金融大恐慌结束了这一切。1874年该银行倒闭了。剩下的61,000个存户每户平均损失了20美元。

　　 南卡罗来纳州土地委员会也有一部成就与欺诈交织在一起的记录。这个委员会是1869年由州议会通过成立的。它有资本50万美元，有权购买土地。委员会把购买到的土地分成从25至100英亩大小不等的地块，然后以优惠的信贷条件转卖出去。虽然贪污舞弊的行政官员们吮吸了一些资金，但是委员会确实将土地设法卖给了大约14,000人，其中大部分人是黑人。民主党人在1877年重新控制南卡罗来纳州后，保留了土地委员会，但是改变了它的宗旨。共和党实行的关于不履行抵押便取消赎取权的惯例结束了。南卡罗来纳州就这样重新夺回了黑人占有的大部分土地，然后把大块的土地再卖给白人。到1890年该委员会解体为止，它已将68,000英亩土地转卖给了白人，把44,000英亩土地转卖给了黑人。

　　 谷物留置权制度

　　 无论黑人农民和白人农民是否已获得了自己的土地，或者依然是租佃农或分成农，他们都发现自己受到了信贷制度的剥削压榨。这个制度使他们当中许多人变穷，并且延缓了南部农业的发展。

　　 战后，种植园主和代理商们试图重建战前的市场经济结构。凭这个市场，代理商购买原料，组织信贷，通过南部各城市的商行把谷物投放到市场上。然而，由于谷物分成制和佃农制的发展，农场经营者的数字成倍增加。代理商们发现，为成千上万的小自耕农和佃农服务已是不可能了。小城镇中的银行也不能像它们在中西部那样向农民发放贷款。战争毁掉了南部的银行，而银行在开始成立时资金就不很充足。即使银行有现成的贷款，南部也没有几个农民拥有足够的财产作为附属担保物。然而他们仍迫切需要贷款去购买种子、肥料和供他们能够生活到收获和出售谷物时的生活资料。走进这个信贷真空的是乡村中的街头商人。他们的商店预先将物资贷给农民，而以农民的收成作为抵押。

　　 一种复杂的关系在土地所有者、乡村商人和佃农中发展着。在老的种植园地区，土地所有者有时开设自己的商店；成功的商人往往通过购买土地或者扣押佃农的财产来抵偿债务，使自己也成为土地所有者。这样，一个黑人佃农可能欠同一个人两笔债务。这个人也许是他从前的主人：他享有收成的一部分作为租金。他还享有收成中剩下的那部分中的一部分或全部作为赊账卖出的食物和生活用品的租金。如果佃农的收成不错，并且卖了好的价钱，在偿还了商店的债务后，他还会有些剩余。但是如果棉花价格下跌，或者是干旱、洪水，粘虫以及其它十几种可能出现的灾难影响了产量，到了年底他很可能比年初负债更重。即使拥有土地的农民也会遇到这一连串的负债。随着时间的推移，南部的负债现象愈来愈严重。

　　 商人通过赊帐从城市的批发商那里获得商品。批发商大概也是得到一个北方银行或是贸易商行的财政支持。这条长链中的每一个中间人都从中获取利润或提取利息。乡村商人在出售赊账商品中，赚取了高于同类商品现金价格的50%到60%的额外费用。实际上，这个信用加价就成为他的货款利率。一些商人利欲熏心，通过篡改帐目来欺骗债务人。大部分的黑人分成农不识字，无法躲避这种剥削。他们也不能逛几家商店，选择最便宜的价格，因为在汽车时代以前，乡村中平均每70平方英里才有一家商店。法律和规定也站在了种植园主和商人的一边，尤其是在重建结束、共和党被赶走以后，黑人农民日益成为种族压迫和经济剥削的受害者。到了1880年，黑人向上进取的大门被关死了。

　　 另一方面，谷物留置权制度造成了南方农业的恶性循环。许多农民为了偿还贷款，不得不把在市场上最有销路的经济作物——棉花种到了家门口。这样造成了棉花价格的下跌，强化了南方单一作物的经济，并且耗尽了地力。棉花价格越低，农民为了偿还债务就必须种更多的棉花。这只会使棉花价格进一步降低。同时，种植粮食作物的土地也减少了。那些原来可以生产自己的玉米粉和咸肉的农民变得愈益依赖于商人的供应。战争以前，棉花种植州几乎粮食自给。但是在战后的数十年里，它们不得不买进近一半的粮食，价格比南部农民自己种的粮食高50%。

　　 从大学里的农学家到最底层的分成农，每一个人都明白，只有种植多种作物才能打破这一恶性循环。但是，谷物留置权制度阻止了南部农民这样做。“我们应当少种些(棉花和烟草)，多种些粮食和青草。”一位北卡罗来纳州的农民在1887年说：“但是，我们怎样去做呢。那个以50%的利率供应我们口粮的人不允许我们这样做。他只允许我们种植经济作物。……这就是棉花！棉花！棉花！购买一切东西都用棉花来偿还。”结果，棉花的产量在1869年到1889年间增长了两倍多，但是棉花的价格降低了一半，而供给农民的必需品的价格只下降了五分之一。

　　 南部农业的贫困

　　 棉花价格的跌落是造成战后南部收入总下降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奴隶解放，它使黑人劳动的时间减少了三分之一。第三个原因是战争破坏了南部的财富。第四个原因是1870年以后，由于其它地方更具有吸引力，南部以外的人在南部农业上的投资不多。南部农业依然是劳力最密集和资金奇缺的，依然是美国经济中发展最慢的一个部门。在战后50多年的时间里，南部的人均产量还没有达到战前的水平。南方人均收入在1860年是北方人均收入的三分之二，到1880年下降到只有五分之二，并一直保持到上个世纪末。黑人的平均收入在1857年到1879年间从占南方白人平均收入的四分之一猛增到二分之一，但是以后一直保持在这个水平。直到二十世纪中叶，和白人的收入相比，黑人的收入才开始重新增长。实现经济解放的诺言，与重建时期的政治诺言一样，对经历了这些革命事件的那一代人来说只是实现了一半。

　　 战后工商业的发展

　　 由于南部基本上仍旧以农业为主，农业部门的落后也减缓了这个地区其它经济部门的发展。1860年到1880年间，当北部的农业和制造业的人均产量分别增长了30%和45%时，南方的人均产量却分别下降了19%和2%。1860年，南部邦联十一个州拥有这个国家制造业资本的10%，和30%的铁路总英里数。但是到1880年，这十一个州只拥有5%的制造业资本和17%的铁路英里数。

　　 战后铁路的发展

　　 南部在铁路建设中暴露出自己的弱点。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都认识到，改进运输对这一地区的经济增长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两党都号召各州要在铁路建设上给予援助。重建时期的各州政府都在自己的州内为建造铁路提供土地，并且，每建设一英里铁路，州政府向铁路公司提供一笔固定资金或者用该州的信贷款来支持铁路的债券。地方政府购买了铁路股票。南北战争以前，州和地方政府也是这样做的。然而，在重建时期由共和党赞助、州政府向铁路提供的援助却引起了争议，原因是援助中的贪污舞弊为民主党人提供了一个可资利用的政治把柄。共和党人常常遭到指责，这不仅仅是因为贪污舞弊行为，还因为他们好像成就很少。从1865年到1879年，在南部只铺设了7,000英里的新铁路线，而在北部则铺设了45,000英里。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既不是由于舞弊行为，也不是由于效率低，而是由于战争对南部铁路的破坏程度。战后最初几年，大部分的投资和建设都用来恢复原状。直到1870年，南部铁路才修复到战前的水平。只有到了这时，新的建设才蓬勃开展起来，但是1873年的金融大恐慌带来的经济不景气使建设速度放慢了。

　　 在北部，铁路的建设和经营在战后二十年的经济发展中占了主导地位。铁路是全国最大的非农业雇主。与铁路相联系的各种新的工业和技术也随之发展起来。在这些年里，由于火车的燃料不再使用木头而是用煤，这使1865年到1880年间煤的产量增加了三倍。 [ 注：煤燃烧后产生的水蒸汽取代了木柴和水，成为战后工业动力的主要来源。 ] 战后几十年里，铁路轨道也由原来的铁轨换成了钢轨。采用新式贝塞麦炼钢法后，钢的成批生产量从1867年的微不足道的19,000吨猛增到1880年的1,247,000吨。70年代冷冻火车厢的出现使长途运送加工过的肉类成为现实。反过来，这也促进了以芝加哥为中心的肉类工业的发展，并且在得克萨斯州和一些平原州中出现了有名的牲畜饲养场。从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随着铁路在这些州中的大量铺设，这些牲畜饲养基地也从赶着牛群到广阔的草原上去啃食青草，改变为用较科学的方法驯养牲畜的畜牧业。

　　 为了使火车舒适，有效率和运行安全，人们加强了对铁路的经营管理，进行了一些重要的技术革新。乔治·普尔曼在19世纪60年代改进了卧车厢；乔治·威斯汀·豪斯在70年代发明了汽闸，许多人在用关节挂钩替代不安全的链环和钉子方面做出了贡献。1883年，铁路业不能容忍由于各地的地方时间不同而引起的火车运行时间上的混乱，于是将全国分成四个时区，从而创造了至今依然存在的标准时间的概念。

　　 技术和市场的革新

　　 在战后的15年里，还出现了其他许多发明，它们改变美国的经济，至今还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它们是：打字机、带倒刺的篱笆、电话、白炽电灯、电唱机。最后两项发明主要是从托马斯·爱迪生那富有智慧的大脑中产生的。1881年，他的实验室还第一次成功地制造出用来发电的“发电机”。这为作为20世纪工业动力的主要能源和用来照明的电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是采用新方法推销工业产品的关键时期。这是由几个因素促成的。铁路和内战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因素。几个世纪以来，“商人”掌握着市场经济中的商品交换。与批发商、代售商，进口商或零售商一样，商人的作用如同中间人，通过他们的手，产品从生产者的手里送到了消费者的手里。19世纪中叶，铁路网的扩大开始从两方面打破了这个为商人统治的王国。首先，通过扩大销售网，才有可能把生产集中在几个地方和几个较大的公司，这样，公司可以对自己的市场施加一些影响。第二，作为钢轨、火车头、车厢、车轮和其它产品的用户，铁路为生产者提供了第一个大型的集中化市场。生产商不需要中间商就可以成批地出售按合同订购的商品。内战产生了第二个集中化市场：政府。战争还解放了许多制造商，使他们不会为了短期贷款而依赖于批发商和商行了。战时的通货膨胀和利润使生产厂家还清了债务，并且积蓄了为将来发展的资金。

　　 战后，中间商特别在迅速发展的工业部门中衰落了，如在钢铁工业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在钢铁工业中，生产商将自己的产品(成批地)卖给其它工业——铁路、火炉制造业、电线制造业，等等——而不是卖给个人。另外，许多消费品工业利用城市的发展而造成集中市场的增加，建立了自己的推销和市场销售网，从而消灭了介于制造业与零售商之间的所有的中间商人。例如，在肉类包装工业中，古斯塔夫斯·斯威夫特在全国建立了连锁冷藏仓库，这样斯威夫特的牛肉和猪肉能够直接卖给零售商。在石油方面，约翰·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开始在各个城市中心批发自己的煤油和润滑油。其他消费品工业也竞相效法，或是尝试这样做。在这个过程中，铁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把肉从芝加哥的包装厂运送到全国各地的公司仓库里去。洛克菲勒之所以能够以比竞争者更低的价格出售商品，并把他们逐出商业界，一方面靠的是自己的批发销售，另一方面他迫使铁路在货物运费上以回扣的形式给他大的折扣。

　　 反铁路情绪

　　 当铁路在许多重要方面对经济发展起巨大作用时，但也引起了一些问题和批评。从1866年到1873年，铁路建设的速度异常迅猛。在那几年里，新铺铁路的英里数(35,000英里)是1830年到1865年铺设铁路的总和。第一条横贯美洲大陆的铁路穿过1,800英里长的人烟稀少的平原和高低不平的群山，它的建成引起了世人的敬仰。1869年5月10日，在犹他州的普罗蒙特里波因特，一枚连接联合太平洋铁路和中央太平洋铁路的黄金道钉钉入路轨上；这是时代的象征，人们纷纷拍照，记录了这一事件。但是，在建设这些铁路以及西部其它铁路的过程中，还出现了涉及战后铁路的问题。在没有人烟的危险禁区建筑铁路，需要冒巨大的风险资本，这只能由政府提供土地和贷款。为了增加补贴，在一场铁路铺得越多越好的竞赛中，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建筑的铁路质量很差，不久就不得不对部分线路返工重建。美国镀金时代最大的丑闻之一——信贷公司丑闻就是由于向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提供资金而引起的。

　　 这个听起来异国情调很浓的公司是由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股东们组成的，是一个铺设铁路的建筑公司。他们利用自己是一个公司——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董事的权力，把合同赠送给另外一个公司——信贷公司，而他们自己也是该公司的董事。在那个时代，这样的事情是屡见不鲜的。这种做法减少了建筑公司在铁路建设上的财政风险。但是，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承担更多的风险。而且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信贷公司的一些董事们免不了通过虚报建筑合同来大饱私囊。

　　 一位名叫奥克斯·艾姆斯的马萨诸塞州众议员——他恰好是一家向信贷公司出售建筑器材的公司的老板，也是信贷公司和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董事——在相信国会对这些事情不会认真追究后，于1867年和1868年将信贷公司的股份以象征性的价格卖给了几个有影响的众议员。艾姆斯私下写道：“引诱人们去关心自己的财产是没有什么困难的。”他把这些股份放到“对我们最有利的地方。”1872年，纽约一家报纸披露了这些交易。公众群情激愤，要求国会对此事进行调查。众议员艾姆斯受到了谴责。其他几名共和党政治家的政治前途也因此受到了影响。从前几乎不为人所知悉的利益冲突的概念也随着对这一事件的反宣传而为人们所认识。

　　 到了1873年，铁路受到了来自几个方面的攻击。建筑第二条横贯美洲大陆的铁路线——北太平洋铁路线——迅速导致了一场金融恐慌，从此战后繁荣的幻影被打破了。经济陷入了萧条，直到1878年才开始复苏。南北战争时期北部金融界的英雄杰·库克成为1873年大恐慌的替罪羊。库克的费城银行在1869年接手管理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财政。尽管该公司已经得到国会批准转让的大片土地和巨额贷款，但是该公司竟然仍没有建筑一英里的铁路。在库克的管理下，北太平洋铁路公司从1870年开始从德卢斯向西建筑铁路。为了使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向建设工地，库克用累进式方法经营，吸收一切可以得到的股票和贷款。其它银行、铁路公司和工业企业也起而效法，拼命地扩大企业和大搞投机。1873年9月，纸制金字塔倒塌了。库克银行由于负债过多，成为第一家关门的公司。如同多米诺骨牌，几百家银行和公司相继出现了恐慌。在全国364家铁路公司中，有89家倒闭。两年中，有18,000家公司垮台。到1876年，失业率增长到了14%，“艰难时世”像阴云一般笼罩了全国。

　　 即使在大恐慌以前，中西部的铁路公司就已经引起了客户的仇恨。开始时，火车受到了农民的欢迎，因为它把远方的市场同他们联系起来。现在许多农民开始诅咒铁路公司，因为它牢牢垄断着运输这条生命线。战时飞涨的谷物价格现在开始下跌，这更加剧了这一形势。从1867年到1870年，小麦价格下降了一半。玉米价格在1869年到1872年间也下降了一半。运费虽然有所下降，但是绝没有下降到一半。农民们抱怨铁路公司把他们搞成这般悲惨。铁路公司相信这样一条理论，在没有竞争的地区保持较高的价格，在有竞争的地区保持较低的价格。然而，大部分农民居住在只有一条铁路线提供服务的地区。铁路公司还拥有许多谷仓。这些谷仓由于在验收粮食、划分等级上欺骗农民而受到了攻击。

　　 农民们为了在出售谷物和购买必需品上绕过中间人，组织了各种市场购销合作协会。成立于1867年的“农业保护者协会”，又称“格兰其”，是许多这样的合作组织的保护伞。但是，农民不能修建自己的铁路。他们于是退而求其次：他们参加了政治，组织起“反垄断”政党，还选举了州议员。这些议员同其他运输行业的代表一起将“格兰其法”在六个州里执行。这些法律规定建立州铁路委员会，确定最高运费和仓库收费。铁路公司到法庭上控告这些法律。有八个“格兰其案”被提交到美国最高法院审理。最高法院于1877年在“孟恩诉伊利诺伊州案”中作了判决。法院认为，各州可以合法使用警察力量去整顿涉及“公众利益”的企业——运输公司、面粉厂、客栈等等。尽管最高法院表示了支持，但是某些格兰其法仍然很难实施。争取实施铁路规定的运动依然保持着很强的势头。

　　 劳工斗争

　　 铁路还成为劳工骚乱和工人暴动的焦点。持续十年的劳工骚乱和四年的经济萧条，终于引发了1877年的铁路大罢工。

　　 从1865年到1873年，工人的实际工资以平均25%的速度增长，就是说，当总的价格指数从战时的暴涨水平下降了20%，而工人的实际工资只增长了一点。增长的这部分工资也由熟练工人获得了，而非熟练工人，特别是妇女和儿童继续长时间地劳动，所挣工资仅够糊口。尽管熟练工人享受到了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在许多行业中不断实行的机械化危及了古老的手工业技术，引起了工匠们对丧失独立的焦虑。这些曾经控制着自己行业的工匠们现在被迫成为拥有新式机器的工厂主的雇工。

　　 繁荣与不安，两股对立的潮流交织在一起，掀起了组织工会的高潮。除了战前和战时成立的10个工会外，又有22个新的全国性行业工会诞生了。许多工会联合起来，在1866年组成了全国劳工同盟。同盟的主要目标是，在不降低工资的前提下，将每天平均10或11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减少为8个小时。各个工会为了努力达到这一目标，不仅采取了集体谈判和罢工的形式，而且还借助于立法。在工业较发达的州，特别是在马萨诸塞州，出现了几个劳工改革党。马萨诸塞州的改革党在1870年竞选州长的选举中，该党的州长候选人获得13%的选票。工会的政治影响力的增大保证了实行8小时工作时间的法案在六个州获得通过。但是，这些法案实际上充满了漏洞，而且缺少执行法律的机构。1872年，政治上倾向于劳工、为劳工说话的人们组成了全国劳工改革党。这些政治活动在工会领导人中引起了一阵紧张。许多人担心，分裂工会力量将不利于为争取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而进行实实在在的集体谈判。全国劳工改革党的总统候选人在1872年的总统选举中只获得公众选票的0.5%。继这次混乱之后，劳工改革党和全国劳工同盟全都垮台了。

　　 在许多美国中产阶级的眼中，工人暴动使工会名誉扫地。1875年，报纸用大字标题在显著的地位披露了宾夕法尼亚州东部的无烟煤矿区里的“莫利社” [ 编者注：莫利社(Molly Maguires)，据说1862年-1876年宾州无烟煤矿的恐怖活动应由该社负责。莫利原系一寡妇的名字，1840年代，她领导爱尔兰人反对地主。 ] ，引起了一阵轰动。这个地区是美国社会中种族和阶级对抗的缩影。这个矿的所有者大部分是苏格兰-爱尔兰长老会的教友；许多工头和熟练工人是威尔士和英格兰的新教徒，而大部分非熟练工人是爱尔兰天主教徒。这是一个不稳定的混合体。熟练矿工们组织了“工人互助协会”。到1873年它已经为自己的成员赢得了有限的利益。许多爱尔兰人属于“爱尔兰人古代公会”这个组织。自称是该公会核心集团的莫利社计划进行以雇主、工头和工人为对象的一系列的暗杀和仇杀活动。1875年至1877年，对莫利社成员进行了审判和判决(20人因谋杀罪被处以绞刑)。这些判决不仅使该公会名誉扫地，而且还使煤矿的雇主们有机会发动逼人的攻势，要求法律反对一切劳工组织，以此来削弱“工人互助协会”的力量。

　　 1877年发生的铁路大罢工引起了更大的恐惧和仇恨。在这以前的三年中，东部的几家铁路公司以公司的收入减少为由，削减了工人工资的35%(在同一时期，零售价格下降了约8%)。工人们组织起来，试图反抗削减工资，但没有成功。1877年7月16日，当巴尔的摩和俄亥俄州第三次宣布再削减工资的10%时，两地的铁路工人同时举行了罢工，阻止火车运行，罢工波及到东部其它铁路线，速度之快可以与传递消息的电报相比。罢工使远到西部的芝加哥和圣路易斯的铁路交通陷于停顿。有10个州出动了民团。在一些地方，民团向罢工工人开了枪；在另外一些地方，民团却和工人们握手言和。应这些州的州长的紧急要求，拉瑟福德·海斯总统派出联邦军队到六、七个城市中去。到了8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军队、民团和警察终于控制了局势。至少有一百名罢工工人、军队士兵和无辜的过路人丧生，有几百人受伤。罢工结束后，一些铁路公司部分撤消了削减工资的决定。但是各州和地方城市还是加强了各自的反暴动力量。在这些罢工中出现的阶级对立的幽灵吓坏了许多美国人，他们对前景感到悲观。

　　 货币问题

　　 发生这些事件的背景是，当时正就全国金融体制进行论战，并且愈演愈烈。继金融大恐慌之后，农民和其他生产者在价格下跌的打击下怨声载道，为此，国会于1874年通过了一项提高绿背纸币和国家银行纸币价值百分之十的法案。但是格兰特总统的反通货膨涨顾问们劝他否决这个法案。共和党内形成了以主张收缩通货为一方和主张通货膨涨为另一方的两派，这种分裂在1874年的国会选举中给共和党造成了损害。为了在1876年的总统大选前弥补这种分歧，该党财政专家、议员约翰·谢尔曼起草了一项回收硬币法案。对收缩通货主张者来说，这个法案的优点是，从1879年1月1日起，允许用金币按票面价值收兑绿背纸币。对主张通货膨涨的人来说，这项法案的吸引力在于，它不再限制银行纸币的流通，同时规定绿背纸币的流通量不超过三亿美元。这项法案达到了在财政问题上团结共和党人的政治目标。国会于1875年投票通过了这项符合共和党路线的法案。从理论上讲，“回收硬币法”允许增加银行纸币的流通量，以满足经济的需求。但是，银行纸币问题一直与银行持有的美国债券相联系。随着战争造成的国家负债的不断减少和银行愿意出售债券并将收入投资于其它地方，增加银行纸币的流通量就受到了阻碍。从另一方面讲，“硬币回收法”确实实现了收缩通货主张者的目标——让绿背纸币和金元面价相等。作为财政部长的谢尔曼在1878年底亲自指挥，取得了这项成功。美国与西欧各国一样，也实行了金本位制。

　　 这些活动并没有结束关于金融政策的争论，相反，却使争论更为激烈。一群金融理论家、劳工领袖、农场代言人和制造厂家坚持说，美国经济的症结在于通货不足，它特别损害了南部和西部的经济，因为那里缺少银行和纸币。它还损害了债务人的利益；他们发现，由于提高了金元的币值，收缩通货使他们负债愈加严重。由于利息率的提高和贷款来源的枯竭，那些需要资本的人也受到损害。谷物价格被压低，农民的利益也受到了损害。批评家们坚持认为，硬币回收政策会由于进一步提高绿背纸币的价值而使局势更加恶化。“绿背纸币”——反回收分子这样称呼他们——相信，货币应当以经济生产力为基础。他们坚持要求使用一种流通货币——由国家政府发行的不兑现纸币，并且以公民在经济生活中对它的信任作为对它的唯一支持。1876年，“绿背纸币”组成了“绿背党”。尽管绿背党的总统候选人只获得了1%的选票，但是，不断加重的经济萧条吸引了许多不满意分子在1878年站到了该党的旗帜下。绿背党在国会选举中赢得15%的选票，选出了14名国会众议员。

　　 银币问题

　　 与此同时，金融争论由于银币问题的出现有了新的转变。经过几年的讨论，国会于1873年实行了一项取消银元作为货币单位(造币厂继续生产少量的银币)的铸币法令，停止用银币作货币本位。这项法令的目的是要使美国准备使用金本位制，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这项法令在当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当金融论战在1875年底以后变得激烈时，反收缩通货分子开始把这项法令称为“1873年的罪行”——是一个欺骗农民和工人并使银行家发财的阴险的国际阴谋。它废除了人民的货币——银币。

　　 要求重新把银币作为货币通用的压力开始出现了。使压力愈来愈大的原因有两个。各类理论家和利益集团认为，把银币投放到经济中去，可以治愈收缩通货和经济萧条这两个孪生病症。同时，美国白银产量在1869年至1876年间增加了三倍，而黄金产量却在下降。这一情况扭转了自1848年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以来黄金产量一直增长的趋势。急速增长的黄金产量使黄金的市场价格对比白银的价格，是下降了。直到白银在公开市场上开出的价格高于美国官方铸币厂规定的16盎斯白银兑换1盎斯黄金的比价为止，这种情况才结束。但是，随着1860年代新银矿的开采，特别是位于内华达州的康斯托克巨型银矿的开采，持续上升的白银产量使它的价格低于16:1的比价，这也为主张重新把银币作为货币通用的那派人增加了力量。

　　 这些压力终于迫使国会在1878年不顾总统海斯的否决通过了准许恢复铸造银币的布兰德-亚里森法案。然而，对主张恢复银币者来说，这并不是大获全胜。他们曾极力要求无限制地把所有送到铸币厂用于出售的白银都按16:1的比价铸成硬币。但是，由于这样做会增加银币的价值，并且通过把金元排挤出流通领域，而使美国离开了金本位制的轨道。所以，法案规定每月只准铸造200万到400万美元的限量银币。此后财政部铸造了200万美元的银币，并且通过用黄金来兑现白银和绿背纸币来保持金本位制。流通中的银币量从1878年的6,000万美元上升到1884年的18,000万美元。但是，这没有改变收缩通货这个时代的趋势。在以后的35年中，全美国有四种美元同时流通。绿背纸币、国家银行纸币、银币(包括可兑现硬币的银币证券)和金币(包括金币证券)。

　　 虽然布兰德-亚里森法案没有结束这场金融论争，但却使它平息了几年。1878年以后，经济开始复苏，对经济的不满情绪也开始缓和。在经济萧条时期，由于经济问题的困扰，加上格兰特政府中新的丑闻被揭露，共和党遭到了削弱，这为它退出重建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