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部问题 1869年-1872年·第三十

作者：詹姆斯·M·麦克弗森·美国

出自————《火的考验：美国内战及重建》

出自————《战争通史》

　　 南部共和党人：黑人、毛毡提包客和南方佬

　　 在美国政治史上，重建时期的南部共和党是独一无二的。它在这个地区并非土生土长。大多数白人认为，它是令人讨厌的变革的一个外来的工具。在北部，共和党代表了人口中最富有、受过最好教育、最有影响的人；在南部，该党的大部分追随者却是穷人、文盲、无权无势的白人——还有黑人。令人感到惊奇的不是南部共和党人在掌握权力几年后就被赶下台，而是他们竟然能够掌握权力。

　　 南部共和党的选民大约有80%是黑人。尽管他们当中大部分人是没有土地的前奴隶，但是他们的领导人却主要来自于黑人社团中的富裕阶层。在被选入州政府或联邦政府的黑人中，至少有五分之四受过教育，四分之一的人在内战以前就已经获得了自由。一些人出生在北部，并在北部受过教育。大约五分之二的人从事专门职业，其中当牧师的人数最多。近三分之一的人是农场主，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拥有自己耕种的土地。四分之一多的人是工匠或小生意人(木匠、裁缝等)。尽管黑人在地方政府中任职的情况我们知道得很少，但是与在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中任职的黑人相比，这里的专业人员和战前自由民的比例似乎较低，而农民、工匠和文盲的比例则较高。

　　 1868年到1876年间，在南部选出的十四名黑人众议员和两名黑人参议员中，除三人外都受过一些中等学校教育，四人上过大学。几名在州政府中任职的黑人官员还曾享受过受教育的特殊机会。乔纳森·吉布斯战前是达特茅斯学院和普林斯顿神学院的毕业生。1868年到1872年他担任佛罗里达州的州务卿，1872年到1874年他是该州教育总监。弗朗西斯·卡多索曾在格拉斯哥大学以及爱丁堡和伦敦的神学院上学。他担任过南卡罗来纳州的州务卿达四年之久，还在该州担任过四年的财政部长。

　　 在对重建时期的传统描述中，黑人领导人和黑人选民们被描绘成无知无能的人，实际并非如此。的确，五分之四的黑人选民和大约四分之一的黑人官员不能读写。这一缺陷不能归咎于重建时期，而是由于旧的统治没有给予他们受教育的机会。当时有记载说，黑人提着篮子去投票处，把答应选谁的“选票”拿回家去。还有记载说，县财政官员既不能读也不能写。这些故事是对实际情况的一种歪曲。其实大部分黑人官员的能力同他们担负的责任是相当的，大多数的黑人选民也明白他们在做什么。文盲没能阻止黑人理解投票的意义，正如北方的爱尔兰移民懂得同样的道理一样。参加联邦派同盟的集会和投票本身就是接受某种形式的教育。“我们对这次投票没有准备，”威廉·贝弗利·纳什承认说；他是参加了1868年南卡罗来纳州立宪大会的代表。他从前是奴隶，没有受过教育。“但是，我们可以学习。正像把一件工具交给一个人，让他去使用，到了一定时候他就学会一门手艺。投票也是这样。最初，我们或许不懂得它，可到了一定时候，我们就知道如何尽我们的责任了”。无论重建时期的黑人政治家和选民有什么样的缺点，我们很难说他们在为本州服务方面比那些在1861年把南部引向灾难的白人前任更差。

　　 与黑人缺乏能力的神话相联系的是重建时期关于南部州政府的“非洲化”的传说。一位名叫詹姆斯·谢泼德·派克的北部记者在1873年写了一部关于南卡罗来纳州的书。书名叫《一败涂地的南卡罗来纳州》。这是一篇控告“黑人统治”的杰作。他在描写该州众议院时写道：

　　 议长是黑人，秘书是黑人，看门人是黑人，小听差是黑人，岁入调查委员会的主席是黑人，教士是黑人。坐在一些桌子后面的是黑人。在刚果以外的其它地方很难看到这样的黑人。……这是人口中的糟粕，穿上了其有智慧的前任们穿的衣服，并且对广大人口实行无知和腐败的统治。正是野蛮地使用世界上最粗暴无知的民主方式压倒了文明。

　　 “黑人至上”是“野蛮的非洲人”在南部十个州行使“不受控制的权力”之本，这个题目乃是民主党宣传的主要内容。这种论调堂而皇之地写进了重建时期的许多教科书，也在公众的记忆中打上烙印。

　　 实际情况是，即使在重建的最盛时期，即19世纪70年代初期，黑人也只不过担任了15%或20%的公职。1868年到1877年间，南部众议员中只有6%是黑人。虽然有几个黑人担任过副州长、州务卿和州财政部长，但是没有一个黑人被提名或当选为州长。只有一个黑人，南卡罗来纳州的乔纳森·赖特成为该州最高法院的法官。只有在南卡罗来纳州，黑人担任公职的人数同其在该州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相接近。在州议会里，从1868年到1876年，众议员的61%和参议员的42%是黑人。那几年，在南卡罗来纳州，由选举产生的州和联邦政府的全部职位中，黑人担任了其中52%的职位。在其它州的议会中，黑人从来没有在众参两院中占过多数。这就是所谓“黑人统治”的真实情况。

　　 虽然白人只占南部共和党选票数的20%，他们却掌握着该党的领导权。定居南部的北方人占据了约30%的共和党人担任的公职，但是他们占据的共和党投票数充其量为2%或3%。这些跑到南部的北方人在更高的职位上干得更为出色；一多半的共和党人州长和近半数的共和党人众议员及国会参议员是来自北部的移民。

　　 “毛毡提包客”和“南方佬”在美国政治术语中是贬义词。本书在使用这两个术语时，不包含贬义，因为它们已经成为历史语言的一部分了。“南方佬”一词大概来源于一个名叫“Scalloway”的很小的苏格兰岛；该岛以其劣种牛马而闻名。在南部民主党人看来，“Scalawag”(南方佬)一词是形容那些参加共和党的南部白人的难得的合适字眼，因为他们是一群“卑劣、无耻、想报复、无原则……自私、卑鄙和道德败坏等等的人，连屠夫和狗都不愿意理睬他们”。民主党人承认，他们宁可喜欢“那些能够找到的最黑的人，也不愿要南部最卑劣的叛徒……，这些人已经玷污了尊贵的白人血液，是原则和种族的叛徒。”毛毡提包客一词是从“毡制旅行包”(carpetbag)一词演变而来。旅行包里装着提包客携带南去的物品，据说，这类人一路上劫夺孤弱的人。南方人形容他们是“一群四处游荡的冒险家，一群流浪天涯的钻营分子”。“他们非常腐化、放荡、狡猾、无耻。他们在所经过的州中，连最低等的社会地位都得不到”。

　　 虽然有一些南方佬和毛毡提包客属于这类人，但大多数人却不是这样。一般地讲，南部共和党的领导人与另一个政党或其他地区的领导人相比，在诚实和能力方面不相上下。如果说有差别，那么他们比一般的政治家更具备勇气和理想，特别是提包客，因为他们是在进步的但被人反对的改革的第一线上工作。

　　 大多数提包客是在内战以后、留在南部的联邦军军官。他们当中，一些人在自由民管理局担任干事，一些人当了教师或自由民学校的学监；另外一些人或是由于喜爱南部的气候，或是由于看到战后的南部边疆有许多经商的机会，因而决定在那里定居。在提包客众议员和参议员中，将近三分之二的人从事专门职业——法律、医生、工程师或教书。参议员中有半数受过高等教育。实际上，不管在北部还是在南部，提包客在美国政界中也许是受过最好的教育的人了。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带来的不是寒酸的毡制旅行包，而是相当数量的资本，并且在南部投资。他们还对自身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努力用现代化的方式改变这个地区的社会结构，恢复瘫痪了的经济，并使这里的政治活动民主化。这种改革运动引起了南部人的敌视。提包客们很明白，作为入侵军队的战士，他们刚开始来到这个地区时就不受欢迎。

　　 许多南方佬同提包客们一样，对新南部怀有美好的憧憬。一位北卡罗来纳州的南方佬说，共和党是“推动进步的党，推行教育的党，促进发展的党……。北方佬及其思想正是我们这个国家所需要的。我们需要他们的资本来建设工厂、车间和铁路……。我们需要他们的干劲和胆识去经营这些工厂，我们从中学会怎样干”。一位阿肯色州的南方佬问选民们：“你们需要横穿你们州的优质公路吗？你们需要免费桥梁吗？你们需要为你们的孩子受教育提供好条件的免费学校吗？”他下结论说，如果需要，就投共和党的票吧。

　　 南方佬主要来自于1860年-1861年的联邦主义者。他们当中大部分人住在田纳西州东部的山区、北卡罗来纳州和弗吉尼亚州的西部，以及佐治亚州、亚拉巴马州和阿肯色州的北部。他们从来不喜欢种植园制度；就像他们与南部邦联作斗争一样也同种植园制度作斗争。他们之成为共和党人，是因为共和党允诺他们推翻种植园主的势力。1868年，一份致“佐治亚州穷苦白人”的共和党传单中表达了这个情绪：“让奴隶主贵族永远不能统治你们。投这样一部宪法的票吧——它会让你们的孩子受到免费教育，使可怜的负债人摆脱富有的债主，让你们每一个家庭都有足够的宅地。最重要的是，它使你们同那些过去吹嘘在国会议员选举中，每拥有一个奴隶就享有五分之三的选票的那些人平起平坐。”

　　 共和党人还从住在黑人聚居地区和城市中的前辉格党人那里获得了支持。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1861年是摇摆不定的分离主义分子，在战后也不愿意加入民主党。这些前辉格党人在战前曾努力促进南部工商业的发展，但是毫无成果。于是，他们转向了共和党，认为它是搞现代化的政党。在密西西比州，10个白人共和党控制的县中有8个为了开发木材业而将两条新建的铁路线连接起来。亚拉巴马州参加过辉格党的南方佬领导人期望共和党人通过调动私人和公共资本来促进“工业的复兴和繁荣”。“用铁路把亚拉巴马州的北部和南部联系起来，”一位南方佬编辑写道，“并且由州政府出资兴建，这是非常必要的。”

　　 这样，1870年的南部共和党是一个由黑人和白人，南方人和北方人，住在山地的自耕农和住在平原的企业家、文盲和大学生组成的脆弱的联盟。这个由不同派别、阶层组成的政党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组织。尤其是南方佬更容易脱离共和党，因为他们常遭到说他们背叛种族的攻击。对一个南部白人来说，公开蔑视社会习俗需要有勇气和自信。有一位南方佬，他的老朋友拒绝同他讲话，因为“任何光顾黑人俱乐部的白人是没有社会地位的，当然也就不能同一位绅士说话”。1872年，一位密西西比州的共和党人悲叹道：“连我的亲戚都同我断绝了往来，原因是我在共和党的政府里任职。”

　　 民主党人尽力利用种族隔阂来分裂共和党，北卡罗来纳州保守派的主要报纸宣称，“是黑人还是白人统治北卡罗来纳州？这是首要的重大问题。所有其它问题都是……次要的，都应该摆下。”这种战术削弱了南方佬的力量。“让黑人永远满足是困难的”，一位白人共和党人承认。黑人候选人竞选公职阻碍了共和党获得白人选票的机会。“如果黑人硬要在候选人名单上塞进一个黑人，”1868年一位北卡罗来纳州的南方佬说，“那么候选人名单就不会产生出来。”

　　 许多黑人领导人感觉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从一开始他们就保持着低姿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开始要求黑人扮演的角色应与其投票力量一致。“在全美国、在各党中，难道不是拥有最大多数的阶级首先得到考虑吗？”一位南卡罗来纳州的黑人在1870年这样问道，“没有自己领袖的人民是不会成为伟大的人民的。”

　　 黑人争取权力的运动，在1870年之后的几年里，使黑人担任公职的人数增加。但是这也削弱了白人共和党人的力量，特别是在一些黑人占多数的州和县里，使这些地方的南方佬们很快就开始投向保守党。 [ 注：南部大多数民主党组织有几年一直称自己是“保守的”或“民主与保守的”组织，目的是鼓励从前的辉格党人转变立场。 ] 站在共和党一边时间最长的白人是住在山区的白人，那里黑人较少，提包客也较少。作为外乡人，提包客不太屈从于地方上的压力。由于与共和党在战前就建立了很深的关系，所以他们是不会轻易改变立场的，他们当中许多人都从事过黑人教育和争取黑人平等权力的工作，因此，他们不会因为看到黑人执政而感到震惊。一位田纳西州的共和党人写道，“北部出生的激进分子，比在田纳西州出生的效忠分子自然更具有反对奴隶制的热情。与激进党的其他派别相比，他们更愿意支持给黑人的新的权利，或给黑人要求新的特殊照顾。结果，……他们更受黑人的信任。”

　　 这并不意味着在提包客和黑人之间充满着和谐与亲密。相反，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常常爆发口头上的互相攻击。黑人领袖们谴责提包客行使家长作风，想限制黑人，只担任一些低级职位。一些提包客则预言，如果黑人共和党人过早地摆脱白人的监护，就会发生灾难。一位南卡罗来纳州的提包客在1871年写道：“黑人还没有足够的道德和智慧来领导这个旨在促进和平和繁荣的政府。”

　　 然而，提包客与黑人之间的摩擦同提包客与南方佬之间的摩擦相比，毕竟轻得多了。在种族问题上，北部人比当地白人共和党人更为激进。他们在诸如公共娱乐设施和学校废除种族隔离这样一些敏感问题上，有时投支持黑人的票。其他不太牵涉到意识形态的摩擦，乃是党内对权力和官职任命权的争夺。“我们的联邦公职人员几乎全部由提包客组成，”一位北卡罗来纳州的南方佬抱怨道：“我们南部人民中有功劳的人和一流的政治家被排斥在外，而让这些人保持着权力。”亚拉巴马州一位著名的白人共和党人也哀叹道：“一个在本地生长的忠于联邦的美国人在将来能够做些什么、期待些什么、或指望些什么呢？提包客已经得到了所有共和党的东西——政府职位、大学、中学都被他们占据了！”

　　 在共和党组织中，容易引起分裂的另一个因素是那些战前就获得自由的黑白混血人后裔与前黑人奴隶之间的矛盾。在路易斯安那和南卡罗来纳州，黑人领导权早已被混血种后裔阶层所垄断，由此造成的不同肤色和阶层之间的紧张关系在黑人社团中几乎达到了公开化。党内黑白混血种后裔和黑人之间的摩擦有时比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分歧还严重。据说，一位参加南卡罗莱纳州1868年制宪大会的混血种后裔候选人说：“假如南卡罗来纳州建立一个黑人政府——一个由纯黑人组成的政府，我就迁移走。”另一方面，一位黑人领导人这样谈论混血种后裔：“他们属于哪个种族？……我知道我的祖先曾在非洲灼热的沙漠上行走。然而，为什么这些血管里流淌着大量白人血液的家伙总想着要和黑人搞联盟，总是喋喋不休地大谈‘我们种族’——他们不过是些杂种。”

　　 与共和党内部的这些分歧相反，南部民主党人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逐渐变得团结起来。作为在野党，他们追求的唯一目标就是赶走可恨的黑人-提包客政府。为此他们取得了一致意见，不与不稳定的共和党联盟发生正面冲突。对南卡罗来纳州议会里两党相对内聚力 [ 注：政治学概念，用来衡量立法机构中一党成员在投票表决时的一致程度。 ] 的调查表明，从1868年至1876年，民主党人平均分数保持在75%，而共和党人则是45%。

　　 几乎在每一个州，至少在一次重要的选举中，都有相当数量的共和党人投向民主党保守派。这为通过保守派联盟，开辟了一个州一个州地进行“拯救”(民主党人用语)的道路。弗吉尼亚州是第一个被“拯救”的州，开始于1869年。田纳西州开始于同年晚些时候，北卡罗来纳州和亚拉巴马州开始于1870年(虽然共和党人在1872年曾重新控制了亚拉巴马州，但是到1874年又失去了对它的控制)。佐治亚州开始于1871年，得克萨斯州是1873年，阿肯色州是1874年。由于共和党在1872年的选举中取得了全国的胜利，所以，“拯救”进程暂时被打断了。但是，从激进的重建时期一开始，共和党在南部的力量就开始衰落了。

　　 掌权的南部共和党人

　　 南部共和党人在短暂的执政时期里，确实在促进南部现代化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他们在各州建立了黑人和白人共校的公立学校体系，州政府还投资兴建铁路 [ 注：这两项内容在下一章讨论。 ] 。他们继续进行了堤坝、桥梁、道路、公共建筑和其他被战争毁坏的设施的重建工作。为了吸引人们在南方企业中进行投资，他们还设立了工业委员会。他们重新组织了司法体系并使之现代化。在一些州，他们通过了人权法和反种族歧视法。尽管这两个法律难以得到实施，但是至少在理论上表明，种族平等得到了保证。

　　 取得这些成就花掉了许多钱——比南部各州在内战前的和平时期里花掉的钱还多。奴隶的解放使各州要求职业的公民人数增加了近一倍。建立一个公立学校制度几乎不得不从头开始，尽管在最初阶段，自由民管理局和一些北方援助自由民协会在财政方面给予过帮助，但是学校还是吸收了州政府的大量基金。修补在战争中被破坏了的财产损失和向兴建铁路贷款花去了更多的钱。结果，在共和党掌权的最初几年里，州、县的开支、税收和欠债急剧增加。1870年的税率比1860年高三至四倍。尽管在19世纪70年代，南部的各种税收平均来讲不比中西部乡村地区的税收高，但是，由于战争的缘故，财富遭到了破坏，财产的价值也减少了。因此，南部的税收基础也就被削弱了。奴隶解放进一步削弱了这一基础，因为在旧政权统治时期，征收奴隶税是重要的税收来源。这样，白人小土地所有者纳的税比其在奴隶制下交的多。仅此一项就使许多白人憎恨共和党人。房地产所有者几乎在南部所有的州都组织了纳税人协会，要求减税。由于这些人或是纳不起税，或是拒绝纳税，使得学校和社会服务设施陷于瘫痪，接踵而来的财政混乱使南部各州的共和党政府在许多北方人和南方人眼中失掉了信任。

　　 腐败问题

　　 大量宣传重建时期政权的腐败行为，也损害了共和党人的声誉。“如此假公济私和恣意掠夺，在任何文明国家都极少见，”当时的一位观察家在重建时期结束之后不久这样写道：“由于那些完全不配享有公民资格的人和对廉洁政府不感兴趣的人(如纳税人)左右着选举，……所以，贪污盛行无阻，舞弊十分猖獗。”这种解释被当成历史事实而为人们所牢记。一位学者写道：“在南部各州政府中，那些渎职的官僚们已经成为南部的沉重负担。现在南部到处是难以置信的道德败坏、舞弊和私吞——这意味着政府已经转变成一架破坏的机器。” [ 注：要了解传统历史学家对这个问题进行的深入的探讨，参见肯尼思·斯坦普(Kenneth Stampp)：《重建时代 1865-1877》(The Era of Reconstruction 1865-1877)(纽约版，1965)，第一章。 ] 这段评论代表了直至20世纪50年代为止大多数历史分析文章的典型观点。

　　 如此歪曲事实是不多见的。的确，许多重建时期的州政府不能说是高效率或是公正的典范。铁路建设的鼓吹者们为了获得优惠的条件而去贿赂议员和州长。官员们把掺假的合同赠送给朋友，然后接受回扣作为报酬。一些拨给学校和公共服务设施的资金被行政官员们卡住。路易斯安那州举办的彩票活动似乎使每一个参加的人都堕落了。州所承担的印刷合同已成为一个赚钱的行业：在南卡罗来纳州，八年(1868-1876)的印刷费用超过了在此之前八十年的全部印刷开支。南卡罗来纳州的议会在得知该州众议院议长据说在赌赛马中输了1,000美元之后，投票同意补贴他这个数目。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罗伯特·斯科特(1868-1872)和富兰克林·摩西(1872-1874)对加在他们头上的大部分诽谤也许是无法推卸的。

　　 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提包客亨利·克莱·沃莫斯(1868-1872)也许是受诽谤最多的人。不过他不应当受到这样多的诽谤和诬蔑，当然，在他当政期间，舞弊行为在路易斯安那州相当猖獗。但是，在他之前，这种现象已经十分严重了。在他之后，这种现象也将持续存在很长一段时间。沃莫斯大概对阻止舞弊行为做得更多，而不是参与其事。1870年，他对促请政府廉洁的一个新奥尔良代表团说：

　　 你们指责议会使用不道德的手段通过了许多旨在提高一些个人和公司地位及权利的法案。让我提醒你们，这些人和公司正是你们当中最了不起的。比如这个银行提案，现在就有人在议会中搞暗中活动，想方设法让议会通过这个提案。我们在众议院中已经两次否决了这个提案。可是，现在它又被提了出来。谁在其中捣鬼呢？是你们的银行经理们，……这些人在贿赂议员们，以达到通过这个提案的目的。我们怎样才能防止这些有势力有影响的人的干预呢？”

　　 在另外一个场合，沃莫斯对一个国会委员会说：“无论怎样，受到疯狂辱骂的路易斯安那州的议会议员们是与他们所代表的人民一样地善良。哎，真糟糕，在这里每个人的道德都败坏了，腐败成风。”

　　 正如沃莫斯所说，应当深入地看待共和党中的舞弊现象。一是许多民主党人也参与进去，并且从中获利。一位佐治亚州的民主党人编辑承认：“[州长鲁弗斯·]布洛克政府的挥霍——我们暂且不谈腐败——不仅使许多共和党人受益，也使许多民主党人受益。这是令人感到耻辱的事实。”二是许多被称为腐败的现象其实是缺少经验的各州政府在努力解决由于战后南部的混乱而造成前所未有的各种问题时的低效率现象。另外，关于重建时期各州政府的“挥霍行为”，有一些是虚构的。州政府的负债情况说明了这一点。当时的作家和历史学家一样，在看到负债明显地急剧增长时，感到失望和焦急。1867年，在共和党重建时期刚开始时，南部十一个州的全部债务大约是17,500万美元。在以后的四年中，又增加到30,500万美元。不过，对增加的13,000万美元的债务进行分析时发现：其中近10,000万美元是各州对铁路股票的担保金。对各州来说，这只是临时债务，是由铁路财产作抵押的。如果这些铁路像有些铁路那样没能建成，那么，用于支付债务的铁路资产的所有权就归这个州所有。铁路股票由各州担保，这在南部和北部普遍实行了很长时间。重建时期，南部各州在这些投资项目中并没有增加多少负债，相反由于铁路的扩展而最终得到了利益。

　　 最后，发生在南部的贪污腐化现象应当与全国的情况联系起来考虑。把南部所有州政府从纳税人那里窃取来的钱加在一起，大概也比纽约的特威德集团窃取的钱要少。南卡罗来纳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议会与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议会相比更加引人注目，但是也许不比它们更腐败。南部各铁路“集团”的所作所为，不能与吉姆·菲斯克和杰伊·古尔德在伊利铁路上的所做所为相比。在战后时代，各种道德标准的放松和实业家咄咄逼人的神气影响了南部，也像美国其它地方受其影响一样。

　　 赦免的问题

　　 事实上，南部民主党人憎恨共和党政府甚于憎恨一个腐败的政府。一个公正廉洁的共和党政权从某种角度来说，比一个不诚实的政权更令人惊恐，因为它能证明民主党人的说法：黑人无能和提包客行骗是无稽之谈。民主党攻击共和党腐败，是民主党发动的一场败坏南部共和党名誉的运动的一部分。这场运动的成功在于许多北方人打算相信黑人不能胜任参政。一些北方佬还开始对南部白人的苦难遭遇感到内疚。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一个代表宽恕与和解的运动在北部大力展开。

　　 卡尔·舒尔茨和霍勒斯·格里利以这个运动最著名的领袖而崭露头角。舒尔茨领导了一个旨在结束剥夺密苏里州前南部邦联支持者的公民权的运动。这个问题曾形成自内战以来一直在控制着该州的共和党分裂的原因。1870年，“自由派”共和党人退出了共和党，并且在民主党的支持下，控制了密苏里州。在此同时，霍勒斯·格里利的《纽约论坛报》也在大声疾呼与南部和解，完全赦免前叛乱分子。格里利坚持说，不与南部“高层”的白人合作，重建就无法进行。他警告说，继续实行镇压和剥夺权力的政策，只会把全体白人赶到民主党一边，并且会加剧三K党的恐怖活动。反之，克制和实行赦免只会有利于这个地区的“本地方领袖”、特别是像格里利这样的前辉格党人控制的南部温和共和党势力的增长。1871年春天，格里利在一次大肆渲染的旅行演说中，把这个信息带给了南部。一些对格兰特失去信心的共和党人开始提到格里利可能会成为1872年的总统候选人了。

　　 但是，大多数共和党人谴责格里利的建议会导致灾难。他们当中许多人不再反对狭义解释的赦免；即恢复前邦联分子尚未恢复的政治上的资格。但是，赦免在自由运动的词汇中，包含着更多的含义。它暗示要完全原谅反叛者，并且愿将北方的胜利果实交给他们掌管。根据《哈泼周刊》的言论，这样的时代还没有到来，因为绝大多数南部白人还是由这样一些人组成，他们“仇恨联邦政府、首先宣誓效忠于本州，围捕和骚扰黑人，而且组织三K党”。

　　 三K党问题

　　 1868年选举后，恐怖活动在南部许多地方依然存在。据说，三K党的过份行动迫使格兰德·威扎德·福雷斯特在1869年下令解散这个组织。但是，福雷斯特有效地实施这一指令的能力有限。三K党的活动从来就没有受到其最高领导的完全控制。地方团伙——无论他们怎样称呼自己，是三K党还是其它什么名字——在1869年以前就单独从事恐怖活动。1869年以后，它们继续从事恐怖活动。传说三K党现在已为不负责任的下层分子所控制，还说南部民主党的领袖们现在也转而反对三K党了。有关三K党的最有学术价值的史料说没有证据。有关该党成员的各种情况——由州民兵或联邦军逮捕，由大审判团起诉、定罪，他们的坦白——表明在有些地区，贫穷的白人确实领导了三K党地方组织；但是三K党成员来自社会所有阶层，其领袖常常是知名人士或是这些人的后代。大部分三K党员是二十多岁或三十岁出头的年轻人，很多人可能是参加过南部邦联部队的退役军人。他们采用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事实上，他们已经变成南部民主党用来推翻南部共和党统治的一支准军事秘密武器。

　　 三K党使用暴力，其目的之一是要在社会上和经济上控制黑人。被认为对白人至上造成威胁的黑人学校受到了特别的注意。几十所黑人学校被纵火烧毁。民主党的报纸往往对这类事件冷嘲热讽。1869年，亚拉巴马州的一家报纸滑稽地报道说，天上出现了一个彗星，彗星尾巴落在地上，烧毁了几所学校。“这条绝妙的彗星尾巴耍了个滑稽把戏，给这些县里的自由黑人教育泼了一盆凉水；因为黑人十分迷信，他们相信这是在警告他们不要扔掉铲柄和锄柄，不要再攥着封面肮脏的识字课本了”。

　　 但是，三K党的主要目的还是在政治上。每次选举前的几个月里，暴力活动就有增长。所谓共和党的劣政成为三K党进行暴力活动的理由。1871年，《约克维尔(南卡罗来纳)调查者报》用简洁的语言写道：“这个县必将由聪明、诚实的白人(纳税人)来领导！我们再也不能容忍黑人的统治、黑人的刺刀(即黑人民兵)和那帮极为堕落的偷偷摸摸的议会议员了。……我们发誓要阻止黑人的统治，我们决心要结束黑人的统治，即便我们是‘被迫而通过暴力和使用暴力的’。”一旦这股力量推翻了共和党的统治，民主党的领袖们就劝告人们要和平和守秩序。1871年2月，《罗马(佐治亚)商报》的编辑亨利·格雷迪——本人也许是三K党员——劝告“秘密组织”的全体成员目前要绝对保持冷静和遵守纪律。……令人振奋的几次选举已经过去；正义的事业已经胜利，佐治亚州的敌人已经一败涂地……。让在‘恐怖政权’时期必要的严厉行动像梦一样结束吧。”

　　 北方的领袖们对南部共和党人既不能保护自己，也不能稳定治安，感到大惑不解。问题不在于他们没有去试。共和党在各县的行政司法官们组织了民兵去追击三K党。州长们组织了民兵连，哪里出事就派它们去哪里。亚拉巴马州的费耶特县的行政司法官解释了这些努力为什么常常以失败告终：

　　 当我集合我的民兵时……，我就有了依靠。可是我一回家，就碰到我的妻子在哭泣，说他们刚才在那里向屋子里射击。当我们解散后各自回家时，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打死；这样提心吊胆地生活，我们感到灰心丧气，不知道怎样做才好。

　　 民兵没有取得什么成就。如果部队是白人，指挥官也许怀疑这些人是否可靠，因为三K党混进民兵队伍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一些州长，特别是在南卡罗来纳州，组织了黑人民兵部队。但是，偶尔使用这些部队犹如火上加油，激怒了白人，不但无助于平息暴力事件，反而促使更多的暴力事件发生。州长们因为害怕发生全面的种族战争而不情愿使用黑人民兵。甚至联邦军队在1871年以前在对付三K党时似乎也难以奏效。一方面，驻扎在南部的骑兵部队很少(得克萨斯州前线除外)，而步兵对付不了骑马的三K党徒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另一方面，南部各州的军队在行动上受到民法的约束。

　　 如果执法官员们确实逮捕了几名三K党徒，然后将会怎样呢？事实证明，即使在共和党控制的县里，无论证据如何，组织一个定罪陪审团也是困难的。虽然联邦军或许能在审判期间保护见证人和陪审员，但是他们无法防止几个月后，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这些人会遭到报复。甚至就在审判期间，恐吓也时有发生。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密西西比州北部的一位地方检查官就看到过一个案件，由于五个重要的证人被暗杀而无法进行审理。其它地方的证人和陪审员也有同样的遭遇。

　　 看来只有实行军事管制法和大规模使用军队，才能对付三K党的暴行。但是各州的议会不愿意授权州长采取这样的行动，只有阿肯色和田纳西州的武装部队向三K党发起了几次进攻，取得了胜利。阿肯色州州长、提包客鲍威尔·克莱顿曾是联邦军中一名坚强的老战士，有在密苏里州对付游击队的丰富经验。他组织了几个可靠的由白人和黑人组成的民兵连，任命前联邦军指挥官们率领部队，并且派密探混入三K党。他在十个县里宣布实行军事管制，进攻和驱散三K党，逮捕了不少三K党成员，然后送到军事法庭审判。有几名三K党员被行刑队处决。这些措施沉重打击了阿肯色州的三K党。田纳西州的威廉·布朗洛州长在1869年采取了同样的民兵武装行动。州议会授权他宣布实行军事管制法。他在九个县实行了军事管制。这九个县全部位于田纳西州的中部和西部，而民兵则来自为共和党所牢牢控制的田纳西州东部。由于三K党的领导人在民兵到来之前就解散了他们的部队，所以实际发生的战斗并不多。几乎没有人被捕，也没有人被判罪。虽然这样的战役似乎已经取得成功，但是其它形式的恐吓依然存在。1869年的秋天，共和党人失去了对田纳西州的控制。

　　 北卡罗来纳州州长威廉·霍尔登为了铲除三K党，自己却招来了灾祸。各县的行政司法官们和民事法庭在遏制1870年初日益蔓延全州的恐怖浪潮中表现得无能为力。州议会授权霍尔登宣布该州发生暴乱，但是拒绝授予他宣布实行军事管制法或是暂时停止人身保护令的权力。霍尔登知道，不采取这些措施，一切都是无稽之谈。事实上，霍尔登发布了州长命令，宣布实行军事管制。民兵逮捕了几十名三K党成员，而另外几十人出庭作证，以图为罪犯获得较轻的判刑。迫于不断增加的压力，霍尔登放弃了在军事法庭上审判罪犯的计划。那些被逮捕的三K党人照例没有一个受到民事法庭的判决。民主党人在1870年赢得对议会的控制之后，于1871年3月以非法宣布军法管制为罪名，对霍尔登进行弹劾，并且宣布他犯有罪行。霍尔登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弹劾下台的州长。

　　 国会反三K党法案

　　 在一些州里，三K党和类似三K党的组织在1870年变得十分嚣张起来。被三K党杀死的人数已高达数百人。南部共和党人急切请求联邦政府予以帮助。为实施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两个宪法修正案而进行棘手的立法工作就成为国会工作中的主要项目。阻碍立法的绊脚石是传统的联邦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各州拥有判决谋杀、强奸、放火等罪行的司法权。按照许多温和共和党人的意见，联邦官员审判这些罪行将会严重损害宪法。然而，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的条款规定，国会有权用适当的立法来执行修正案中的规定，这似乎在法律上承认有权背离传统的做法。1870年5月31日，国会通过了一个实施法案，规定干涉选举权为触犯联邦的罪行，将受到联邦法院的惩罚。这项法案的核心内容是，任何个人或集团企图剥夺他人的公民或政治权利将被认定犯有重罪。

　　 这个内容随之成为对三K党人起诉和定罪的依据。然而，这项法律在生效的第一年里，格兰特总统和司法部长霍尔并没有执行它。他们的南部政策是更多地使用温和的而不是铁腕的手段。不过，到了1871年，政府的这一温和政策已经明显地遭到了失败，三K党的暴行正在逐步升级。格兰特和他的新任司法部长阿莫斯·阿克曼着手准备采用铁腕政策。1871年2月28日，国会通过了第二个实施法案，决定成立一个由联邦官员监督选民登记和投票的机构。但是，最重要的一项实施法案是1871年4月20日在一次国会特别会议上通过的，这就是人人知晓的“三K党法案”。这项法案加强了1870年的法案中关于重罪和反叛罪的条款，授权总统在执行法案时可以使用军队。另外，总统还有权在那些他宣布为处在叛乱状态的地区里，暂时停止“人身保护法”。尽管这最后一条规定没有达到真正的军事管制法的目标(这意味着罪犯还得在民事法庭上受审判)，但这已经是朝那个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了。三K党法案还授权法庭用宣誓的办法把三K党嫌疑分子清除出陪审团，并对他们作伪誓的行为严加惩处。

　　 根据这些法案，格兰特政府开始狠狠地打击三K党的活动。政府派间谍混入这个组织，收集它的活动证据。1871年，国会的一个委员会还对三K党进行了调查，提交了一份记录三K党罪行证据的长达十二卷的文件。总统派几个连的骑兵到南部发生暴力最严重的地区，以对付骑马的三K党人。由于格兰特对民主党攻击他搞“军事专制”很敏感，所以他使用他的权力时很谨慎。他只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九个县里停止执行“人身保护法”。在南卡罗来纳州和其它地方，特别是在北卡罗来纳和密西西比州，联邦法院的执行官们在士兵的协助下，逮捕了几千名三K党人。其他几百名三K党人为躲避逮捕，离家出走。联邦大陪审团提交了3,000多份起诉书。几百名被告人为免受刑罚而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司法部为了使人满为患的法庭能够进行对主要罪犯的审判而没有对另外近2,000人提出起诉。主要罪犯中约有600人被定罪，250人被判无罪。在被定罪的犯人当中，大部分人只受到交纳罚款或短期服刑的惩罚。有65人被判处长达5年的徒刑，监禁在纽约州奥尔巴尼联邦监狱里。

　　 大规模逮捕三K党人发生在1871年至1872年间，可是对他们的审判却拖延至1875年。 [ 注：按照1870年和1871年的立法，逮捕和审判在1875年以后继续了20年，但是最高法院1876年的几项判决逐步取消了执行法令中的重要条款。民主党国会在1894年宣布这项立法的大部分条款无效。 ] 政府的主要目的是消灭三K党，在南部恢复法律和秩序，而不是对大批人定罪。这样，法庭在处理犯有罪行的被告人时相当宽大，而且格兰特也随意使用赦免权。到了1875年，所有关在监狱里的囚犯或是服刑期满，或是得到赦免。政府在1871年-1872年采取的有力行动，确实为前邦联的大部分地区，带来了至少是暂时的和平与安定。结果，1872年的大选是南部直到1968年为止的最公平、最民主的总统选举。

　　 1872年的总统选举

　　 尽管格兰特在执行“三K党法案”时十分克制，但是刺刀统治在1872年的选举中还是成为一个主要问题。到头来，政府的南方政策证明更多是捞取了政治资本，而不是负下债务。

　　 1872年初，当格兰特被重新提名的可能性变得近乎明显时，对格兰特政府不满的共和党人决定组织一个第三党。这一运动最初在密苏里州开始，在民主党的支持下，自由派共和党人最近才勉强控制了这个由正统共和党人控制的州。1872年1月24日，密苏里州的自由派共和党人发出5月份在辛辛那提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呼吁。为了响应这一号召，各州持不同意见的共和党人在自由派旗帜下纷纷组织起来，选出了参加大会的代表。

　　 自由派共和党人代表大会

　　 聚集在辛辛那提的人代表了各方面的意见。一些人怀着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的理想，即个人自由，立宪政府和自由贸易。他们反对关税保护，而大多数共和党人却支持关税保护。他们支持改革行政机构，对格兰特政府在这方面的失败深感失望。他们极力主张实行大赦，结束对南部的刺刀统治。他们中许多人没有把共和党看作一个永久性的组织；在他们的政治生涯中，从一个政党换到另一个政党，每个人至少已经有一次了——从辉格党或民主党转变为共和党，自由土壤党或许也可算作其中一次。共和党取得了内战的胜利，保全了合众国，废除了奴隶制，重建了南方。这些成就非常伟大。但是，自由派认为，一群无所顾忌的野心家和政客垄断了这个党。因此，成立一个新政党，把过去的理想同19世纪70年代的新问题结合起来，这个时机已经再次到来；这种情形与1848年和1854年的情形一样。

　　 在辛辛那提，理想的自由派与对这些问题毫不关心的政治掮客们进行了接触。来自南北方的代表们是党内宗派或寻求庇护斗争中的失败者，他们把自由派运动当作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一个手段。这使他们不太可能成为改革行政机构的支持者。代表们在大会上畅所欲言，对关税发表了各种不同的意见，这种局面把事情进一步复杂化了。因此，写进政党纲领中的关税一条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妥协条款。(在此期间，国会于1872年将税率平均降低了10%，并且不再对咖啡和茶叶征税，因此关税问题变得不像以前严重了。)政党纲领中对于行政机构的改革态度十分强硬。它写道，在格兰特执政期间，官僚政府“已经成为党派专制暴政和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是自由制度的丑闻和耻辱，……是在共和政府中长存的威胁”。目前急需革除这些弊端，而这在“格兰特政府的专制统治下是办不到的”。

　　 虽然改革行政机构受到了重视，但是南部问题仍是自由派共和党运动的主要问题。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该党需要和民主党联合；二是竞选总统的候选人霍勒斯·格里利的个性。1871年，一些持不同意见的共和党人已经开始敦促民主党与从前的种族主义行为决裂，并承认重建的合法性。这为“民主党中的优秀人物”与反格兰特的共和党人的联合铺平了道路。许多北部民主党人准备埋葬过去的“死问题”，并采取通向未来胜利的“新政策”。克莱门特·瓦兰迪加姆是“铜头蛇”的大头目，在1871年5月的一次县民主党会议上，他提出几项承认第14条和第15条修正案、视其为内战的自然、合法结果的决议。这样，新政策就成了现实。十几个州的民主党大会在1871年通过了这些决议。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说，其结果是，“攻击我们不忠实和铜头蛇主义的把戏结束了”。

　　 这个预言下得早了些。其实，民主党同意接受重建包含了另外一番意思。民主党继续坚持各州享有权力的原则，国会里的民主党人投票反对1870年-1871年的实施法令，并且指责逮捕三K党人是“暴君”和“专制”行为。这给自由派共和党人出了一个难题，因为他们当中许多人最初是支持这些法令的。为了尽力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肯定了这些法令的用意，但是批评了使用“刺刀”去实施它们的行为。这种模棱两可的说法被写进自由派共和党的纲领之中。纲领中有两条宣誓，要忠实执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公正地对待每个人，无论他的出生地、种族、肤色，或信仰如何”，但是纲领中另有两条要求宽恕所有从前南部邦联的拥护者，鼓吹“民法置于军事权威之上”，号召“地方自治”(这已经是南部实行白人统治的代名词了)，并谴责格兰特政府使用“专横手段”。由于“刺刀”和“专横手段”已经证明是保护南部平等权力的唯一方式，所以纲领中的这些条文被普遍认为是在争取和民主党人搞联盟。

　　 南部问题成为主要问题的第二个原因是，自由派出人意料地提名霍勒斯·格里利为总统候选人。

　　 格里利的名字几乎是家喻户晓。但是由于一些涉及到名誉的原因，他成为一名候选人的可靠性受到了怀疑。在近四十年的记者生涯中，他支持了各种各样不受欢迎、争论很大、或只是些平庸骗人的观点和立场。他的堂吉诃德式的性格和小天使般的脸庞使他成为漫画家们所喜爱的人物。他在1861年对南部十一个州和平脱离联邦保持了短时间的沉默，以后又在鼓吹全面战争和通过谈判实现和解之间摇摆不定。战后，他支持强硬的重建政策，又要求宽恕反叛者。这一切给人以思想混乱、糊糊涂涂的印象。格里利长期攻击民主党人，这段历史使他不太可能成为一个与民主党的联盟的领袖。

　　 尽管有这些不利因素，格里利毕竟是一名国内最有影响的新闻记者。到了1871年，他已经成为宣扬赦免、和解和给南部自治的主要鼓吹者。即便如此，在会前的活动中，格里利并没有很大希望获得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两个名列前茅的候选人是外交家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和最高法院法官戴维·戴维斯。亚当斯严肃公正，赢得了新英格兰人和原则性强的改革者们的支持。而职业政治家们则倾向于戴维斯。实际上，两个人的竞争削弱了各自的力量，这为格里利争取戴维斯的拥护者、在第六次决定总统候选人的投票中混水摸鱼地取胜铺平了道路。亚当斯的支持者们，包括卡尔·舒尔茨和其他许多自由派运动的发起人对格里利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都大吃一惊。他们当中一些人愤然退出了这个党，一些人转向支持格兰特，或是退出了竞选。但大部分人还是吞下了这个苦果，准备竭尽全力推举格里利当选总统。

　　 竞选运动

　　 根据“不惜一切击败格兰特”的口号的精神，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宽宏大量地摈弃了四十年之久的敌对和攻击，同意提名格里利为总统候选人。自由派和民主党人建立了州一级的联合投票点。竞选初期，格里利成为候选人的势头很猛。

　　 但是，在推动自由派运动发展的三个问题中——改革行政机构，降低关税和与地方和解——格里利对第一个问题不感兴趣，对第二个问题表示反对。这样，自由派共和党的“重要口号”就只剩下大赦和自治政府两项内容了。格里利在接受提名的信中宣称，他打算把格兰特的联邦政府对南部诸州“内部政体的破坏”当作竞选的主要问题，“毫无疑问，全国广大同胞……渴望互相握手言和，填平长久以来把他们分隔开来的鸿沟”。

　　 1872年5月，共和党国会免去了所有不合格的前邦联分子官员(少数合格者除外)，借此减少了自由派呼吁大赦的潜在作用。除此之外，格里利在南部问题上的立场也在政治上起了相反的作用。大多数北部选民还不信任南部白人或民主党人。《哈泼周刊》的漫画家托马斯·纳斯特曾以他辛辣的漫画帮助推翻了特威德集团而闻名，现在又来搞垮格里利。在一幅漫画里，这位编辑站在一条沾满血迹的壕沟上同刚刚打死一名联邦战士的叛乱者握手。其他漫画表现格里利同叛乱者握手，中间是安德森维尔监狱和一名被三K党杀害的黑人。一幅击中要害的漫画描绘格里利正在向约翰·威尔克斯·布思伸出手，下面是林肯的坟墓。在纳斯特为竞选活动画的最有名的一幅漫画中，格里利被画成是海盗船的船长，他把船停在象征国家的这条船旁边，与此同时，武装到牙齿的邦联领袖们正在下面埋伏着，伺机冲上船，把它毁掉。

　　 虽然有几名前自由土壤党成员参加了自由派共和党，但是，共和党在主流上依然保持反奴和废奴的立场。几乎所有的黑人选民也是这样。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代表后者讲话时说，自由派运动是“有害的和危险的”。“无论共和党犯了怎样的错误”，道格拉斯说，“它毕竟是唯一对黑人权力友好的党”。民主党同意支持格里利，证实了威廉·劳埃德·加里森的想法，即自由派运动“不过是民主党用来夺取总统职位的工具罢了”。莉迪亚·玛丽亚·蔡尔德虽然不能参加投票，但她却是废奴主义者中最机敏的政治观察家。她写道，自由派和民主党在竞选纲领中承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但是，叛乱者和民主党人设置了种种欺骗圈套，想方设法不履行自己的诺言。他们鼓吹“各州自治”，其含义是要恢复叛乱者为之奋斗的“各州的统治权”。……他们要求“国家应当恢复使用和平手段，政府的权威应当凌驾于军事权威之上”，这就是说，当三K党人再次屠杀白人或是黑人共和党人时，把他们交给南部民事当局处理——也就是交给法官和陪审员们处理，而这些人本身就是三K党组织的成员。

　　 随着竞选运动的发展，格里利的候选人资格开始显露危机了，自由派临时拼凑的竞选机器证明了不是财源充足的共和党的对手。许多不愿意投格里利票的民主党人决定在选举日那天呆在家里。格兰特在平息三K党的叛乱中取得的明显胜利使贪污腐化问题未能影响他的竞选。11月5日，总统取得了击败对手的决定性的胜利。格兰特获得了58%的选票，是从1828年到1904年获选票比例最高的候选人。他在北部的所有州和16个南部及边境州中的10个州里取得了胜利。共和党在众议院中重新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并且在参议院中保持了同样的多数。格里利由于在竞选中劳累过度，竞选的结果又使他心灰意冷，加上妻子最近去世给他带来悲痛，使他在选举结束三个星期之后也去世了。

　　 自由派共和党也就此解体了。尽管选举显然要求对南部实行严厉政策，但是改革与和解问题依然存在。自1873年经济大萧条后，全国一时兴旺起来的经济繁荣陷入了衰退，共和党因此对那些在1872年没有起作用的攻击感到招架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