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问题·第二十六

作者：詹姆斯·M·麦克弗森·美国

出自————《火的考验：美国内战及重建》

出自————《战争通史》

　　 战争后果

　　 1865年的南部呈现出一派残垣断壁、荒无人烟的凄惨景象。种植园焦土一片；田间野草丛生；铁路线没有铁轨，没有桥梁，甚或没有任何车辆；这些都说明了进行征服的联邦军队曾来过这里。邦联政权的垮台使广大地区没有法律和秩序。成股的游击队和逃兵到处游荡，抢掠毫无防卫的居民。数以千计的黑人自由民和白人逃亡者饱受疾病、曝晒及栉风沐雨、饥饿等的折磨。仅举一例就可以说明这场战争是多么可怕：在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附近，被谢尔曼的士兵杀死的65匹骡马堆了六个星期都没埋掉，因为这支部队把铁锹及其它工具都带走了。

　　 北军作为破坏者，横扫南部之后，又作为重建者留在那里。占领部队、自由民管理局和北部的一些救济机构来到南部，以填补因浩劫和混乱而造成的真空。20万占领军成为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力量。北军对前邦联各州实行军事管制。军事法庭惩处罪犯，而自由民管理局法庭则处理以前的奴隶与他们以前的主人的关系问题。军队医院医治了几千名南部黑人和白人居民。在1865年夏季，自由民管理局每天发放15万份口粮(三分之一发给白人逃亡者)，而军队供养的南部居民至少也超过这个数。甚至在战争危机缓和之后，自由民管理局仍继续提供食品和救济品；从1865年到1870年，自由民管理局提供了近2,200万份口粮。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政府机构都为南部的恢复作出贡献。财政部曾派出特派员去南部，将邦联战后剩下的棉花统统没收。无论这些特派员在离开华盛顿前有多么诚实守法，当他们到达目的地时，有些人就经受不住诱惑了。一捆棉花售价200美元左右，所以棉花仍能像战前那样具有诱人堕落的魅力。一些财政部官员和军队军官将私人的棉花没收，盖上美国南部邦联印章，出卖后把钱归在自己名下；或是向那些没有行贿的棉花主索取贿赂。南部仅存的这种动产，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就这样被侵吞了。1865年，国会对每磅棉花征税2.5美分，1866年提高到3美分。虽然征收此税的目的与向北部一些产品征收的类似赋税一样，是为了弥补这场战争的损失，但是征收这种赋税好像是对南部进行报复。它也妨碍了这一地区的经济复苏。最后，国会在1868年取消了这项棉花税。

　　 南部白人的态度

　　 军队军官、政府官员和在阿波马托克斯签署投降书之后，涌向南部的大批记者寄往北部的有关南部情绪的评论是相互矛盾的。既有对北军继续抵抗和对自由民施加暴力的描述，同时又有归顺的报道。

　　 南部人是骄傲的人民，他们把一切都押了赌注，但一切都输光了。他们对占领者的仇恨是很自然的反应。一位年轻的种植园主在战争后期写道：“我对这个可恶的北方佬国家怀有的深仇大恨与日俱增，与时俱增，他们杀害了我们的亲人，……毁灭了我们整个人民的幸福，使我们整个大地充满悲哀。……我发誓：如果我将来有了孩子，首要的问题就是教育他们痛恨北方佬，而且藐视他们。”北卡罗来纳州有一位客栈老板在1865年对一位北方记者说，北方佬杀死了他几个当兵的儿子，烧了他的房子，偷走了他的奴隶。“他们只给我留下一个非常宝贵的特权——仇恨他们。从早晨四点半起床直到夜里十二点上床，都在恨他们。”

　　 这种态度在邦联士兵中不像在非参战者、特别是妇女中那样流行，观察家们同意这种看法。邦联士兵有足够的力量进行反抗，至少暂时是这样。 [ 注：然而，两三年后，邦联的退伍军人便在三K党和类似的组织中发挥骨干作用。 ] 越过防线同北军友好交往的经历使邦联士兵不会因叛国罪而受到宽大的投降条款的惩罚，也对邦联老兵甘心于失败起了作用。但是非参战者却要忍受战争带来的焦虑与苦恼，而且根本无法发泄心中的怒气。他们中许多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侵略者毁掉他们的财产。战争结束后，凝聚在他们心中的悲痛发展成仇恨，并常常发展成暴力行动。这些失败了的南部人不敢攻击使他蒙受耻辱的真正代表——北军士兵，因此，获得自由的奴隶和南部白人联邦主义者就成为他们攻击的牺牲品。1865年7月发生了一个事件，南部白人妇女用这件事来发泄闷在心中的怒气，一位北部记者报道如下：

　　 一两天以前，在这个城市[萨凡纳]一家旅馆里就餐的一位联邦官员，出于礼貌，将一盘酸菜递给一位南部妇女，但回报他的却是一副不可言状的轻视与愤怒的表情。这位妇女说，“你以为南部妇女会接受一只还滴着她的同胞鲜血的手递来的酸菜吗？”

　　 然而，在战后最初几个月里，南方人在愤怒之前先是震惊，再是绝望，尔后是冷漠；愤怒是精神恢复的表现。“我们向北方佬投降了！”一位听到李投降后大为震惊的妇女写道，“这怎么可能？……我们难道不是受尽了苦吗——我们英勇的战士难道不是为此殊死战斗过、并光荣牺牲吗？”1865年7月，一位佐治亚州种植园主的女儿展望前途，看到的只有“悲观的前景，很可能要蒙受耻辱、困苦与贫穷；只有天晓得我们每个人将在哪儿结束这种被剥夺了一切幸福和不堪忍受的生活。”一位南卡罗莱纳州的种植园主告诉一位北方记者：“我们心灰意冷，我们一无所有，不能再起炉灶。我这一辈子一天活也没干过，我不知如何作起。”许多年之后，亚拉巴马州一位曾经是奴隶的人这样回忆邦联士兵在战争结束后返回家园的情景：“过去，我看到我们的战士有说有笑地出发了，他们精神抖擞，结结实实，身高体壮，唱着军歌，坚信自己会打赢。可是，当他们回来时，却一个个皮包骨，目光暗淡悲伤，衣服破烂不堪，满面病容，出发时的那种精神劲头全没有了。”

　　 只要南部白人总是处在这种绝望的情绪之中，他们就很可能接受政府认为合适的任何重建条款。一位北方记者写道：“他们对什么都不抱希望，他们作好了最坏的准备，对一切都会感恩不尽……。他们不提要求，不讲条件。他们打败了，毫无办法了——只好顺从了。”当然，在许多情况下，这种顺从几乎掩盖不住心底的仇恨。不管怎样，就连南卡罗来纳州的居民都承认，“占领者有权提出条件，而我们必须服从。”

　　 北部白人的态度

　　 但是，占领者希望给南部施加什么条件却达不成一致意见。在整个北部，人们的心情矛盾而易变。林肯刚被刺时，惩处卖国贼的呼声震耳欲聋。新总统似乎赞成采取严厉政策。安德鲁·约翰逊说，“卖国有罪，必须使之声名狼藉；比起卖国罪，其他一切罪行都无足轻重。……必须剥夺叛国者的一切，……不仅必须惩处他们，而且必须摧毁他们的社会力量。”

　　 同林肯一样，约翰逊也是一个出身卑微、靠自我奋斗成功的人。其父是北卡罗来纳州一家酒馆的跑堂，他一死，家境便十分贫寒，小安德鲁不得不给一个裁缝当学徒。这位学徒学会这门行当，便搬到田纳西州东部山区，和一位鞋匠的女儿结了婚(她教他书写)，从此一步步登上了成功的阶梯。约翰逊拥有一个农场和一些奴隶。他历任州议员、州长、众议员、参议员、副总统，最后因历史的突发事件而成为合众国总统。约翰逊是一位杰克逊式的民主党人，自称是人民大众的保护者，他从不失鲜明的平民式的尊严。“有朝一日，我要让这些贵族看看是谁在统治这个国家”，他在田纳西创业之初就立下这样的誓言。“他们不过是一群摆阔的孬种，抵不上那些靠额头流汗去谋生的人的一半。”

　　 身为总统，约翰逊现在可以让这些南方贵族(他指责他们脱离联邦)看看是谁在掌管乾坤了。他研究了控告那些重要的邦联分子犯有叛国罪，并根据1862年的《没收法》没收其财产的可能性。那些曾经反对林肯重建政策的激进派共和党人感谢上帝“在叛徒中培养出一位南方的效忠者，在贵族中训练出一个南方的民主主义者，他终于被提升到总统的位置上，并可能肩负着惩处那些要暗杀联邦要人的刺客的使命”。

　　 不过，随着人们在林肯总统遇刺而爆发的愤怒心情平息后，那种对待叛徒的情绪也缓和下来。约翰逊不再发表指责叛国为罪大恶极的讲话了。北方举行的盛大的胜利庆祝活动和有关南方贫穷困苦，境况凄惨的报道，消除了许多北方人心中的仇恨。对手下败将高抬贵手的情绪开始出现。1865年6月，有影响的《斯普林菲尔德(麻省)共和党人报》宣称，“我们希望尽快实现真正的联合与和睦。这个目的能靠漫骂与指责来实现吗？能靠在这场战争已经结束了却还继续争论谁对谁错来实现吗？”

　　 但是，这种情绪很难和切勿过早实施宽大而把“胜利果实”牺牲掉的信念并存。宽宏大量必须以正义为尺度。胜利果实指的是什么呢？对大多数共和党人来说，它们最低限度包括：绝不可分裂，保障解放了的奴隶的自由和公民权，保障南部联邦主义者的安全和政治权利，以及至少暂时取消前邦联主义者要员的政治资格。

　　 北方对重建问题的态度的选择幅度颇广。在选择幅度的一端是民主党提议的自我重建。这样一项政策将允许现存的南部各州政府宣布效忠于联邦，允许它们监督新的众议员和参议员的选举，然后继续行使权力，仿佛这场战争根本就没有发生过。自我重建的主张根本无法满足共和党的最低要求。它会使前邦联分子仍旧执掌大权，将联邦人士拒诸门外，损害自由民的各种权利，或许还会危及自由民的自由本身——因为这些恢复起来的州议会可能会决定不批准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从而使它归诸失败。

　　 在选择幅度的另一端是视重建为革命。激进分子希望用褫夺公民权和没收财产来瓦解南部统治阶级的势力。他们希望把公民权给予自由民，并将没收来的土地授予他们。他们希望依照共和党的概念，把南方改造成像北方那样使用自由民劳动力。共和党人中最激进的人士之一，印第安纳州众议员乔治·朱利安描述了他的新南方观点：“巨大的庄园、广为分散的村落、荒废的农业、广大民众的愚昧无知、社会公德的破坏、制造业的衰败、对诚实劳动的蔑视以及对寡头政治的纵容”，等等，将不复存在，共和党人将用“小农场、繁茂的耕地、免费学校、独立社区、兴旺的制造业和手工业、对诚实劳动的尊重和均等的政治权力”等取而代之。

　　 在这两个极端观点之间，还有一些程度不一的中间选择，有的要给予自由民以部分公民权，有的则要全部给予，有的主张暂时剥夺各类前邦联分子的公民权，有的则主张长期剥夺，还有一大堆为获释奴隶提供经济援助的建议，其中包括由政府贷款使他们有能力购买土地。李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之后的两年里，温和的共和党人一直在为制定一项中间政策而努力奋斗，与此同时，约翰逊总统却转向民主党的立场，并同使他当上总统的那个党决裂。 [ 注：人们可以回想起，1864年共和党人提名来自一个占领后的邦联州民主党主战派人士约翰逊为副总统，目的是在共和党选民之外扩大吸引力和适应“联邦党”的新名称。 ]

　　 1865年总统的重建

　　 虽然约翰逊最初似乎同激进派意见一致，认为有惩处叛乱者之必要，但在两个关键问题上，他的根本信念却与共和党人的信念相悖。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杰克逊主义者(他的中间的名字为杰克逊)，约翰逊总统和他的同名人一样不信任银行、公司、债券持有者和新英格兰。他反对辉格党和共和党利用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在他的对手名单上既包括种植园贵族，也包括正在东北部崛起的“自负而腐败的”工商业经济的贵族。

　　 总统对共和党人关于自由民的社会地位的观点也怀有敌意。尽管在1864年他曾对田纳西的黑人说过，他愿意当他们的“摩西”，带领他们摆脱奴隶枷锁，但是对反奴思想的自由主张他却从不支持。他本人就拥有奴隶，而且他信奉白人优越论中的统治民族信念。战时，一位田纳西同乡评论说，政府正在把这场战争转变成解放奴隶的运动，约翰逊听了大声叫道：“该死的黑鬼！我是在和这些叛国的贵族们、和他们的主人打仗。”1866年，以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为首的黑人代表团来到白宫，极力主张把给予黑人选举权作为重建的一个条件。总统对他们的论点避而不答。事后他对秘书说：“这些狗崽子们以为我上当了！我知道那个该死的道格拉斯；他和所有的黑鬼一样，想抹白人的脖子。”

　　 约翰逊和共和党人的这些分歧是逐渐被后者看出来的。当时的注意力集中在重建进程上。总统决定在1865年3月至12月这段长期休会期间不召集国会举行特别会议。和林肯一样，约翰逊认为重建(他认为最好叫“恢复”)主要是一项执法职能。他也相信林肯关于各州不能破坏的理论。约翰逊说，这场叛乱只是一次个人的叛乱，而不是州的叛乱，虽然这些个人有可能受罚，但是这些叛乱的州仍保有其全部宪法权利。

　　 1865年5月29日，总统发布了两个重要文告。第一个文告宣布，除了奴隶，对所有宣誓效忠的人都实行大赦并归还财产，只有少数几类人除外。这几类人包括邦联文职人员和外交官；陆军上校军衔以上的军官，海军上尉军衔以上的军官；所有辞去议员、联邦法官或军官之职而参加叛乱者；南部邦联各州州长；虐待战俘者或因其它军事罪行而被捕者；所有估价超过2万美元以上的纳税财产的拥有者。不在赦免名单中的最后一类人在1863年12月8日的林肯大赦文告中没被提及；这是约翰逊的方式，目的是要屈辱一下那些炫耀财富的贵族们。约翰逊的文告给那些不在赦免之列的人一个机会，要他们个人提出申请，以求宽恕。

　　 约翰逊的第二个文告为北卡罗来纳任命了一位临时州长，并指示他召集一次选举，选出代表制订一部新的州宪法，只有宣誓效忠并得到大赦的白人才能参加这次选举。在其后几周里，约翰逊向其它六个南方州发布了类似的文告。他对由林肯发起的路易斯安那州、阿肯色州和田纳西州的州政府也予以承认，他还指定在战时忠于联邦的、在联邦军队控制下的弗吉尼亚州的那一地区行使权力的战时政府，为该州的法定政府。

　　 约翰逊任命的那些临时州长在1861年是反对脱离联邦的，虽然他们中大多数后来选择同自己的州保持一致。约翰逊总统希望这些州长能在南方创建一个由联邦主义者和不太偏激的邦联分子组成的新党。在1865年当选为州制宪会议的代表中，绝大多数人的确在1861年是有条件的或彻底的联邦主义者，在这一点上，约翰逊的政策似乎正在起着预期的作用。各州制宪会议召开时，总统将这些会议必须达到的最低要求(尽管这些要求和总统的州权不可损害的理论相矛盾)规定得很清楚：废除奴隶制，脱离联邦为无效，政府拒付邦联欠下的所有债务(其理由是脱离联邦为非法，故为此欠下的债务是无效的)。

　　 共和党对总统所提重建的反应

　　 大多数共和党人最初支持约翰逊的行动。但是许多废奴主义者和激进派人士当时就批评了总统的政策。他们担心，把选举权仅仅局限给白人，会导致使自由民受到压迫并使旧的权力结构得到恢复。查尔斯·萨姆纳认为总统发表这样的文告是“发疯了”。他私下写道，“在我看来，自钱瑟勒斯维尔战役以来，还没有一件事对国家事业的危害有如此之大。”激进派注意到，由于废除了奴隶制，就要废除五比三的妥协方案，而且按代表原则要将全部黑人人口计算在内，这样就自动多给了南部10多个国会议员议席。因此，约翰逊的政策就会增强南部在国家政治中的力量，而使叛乱受到奖赏——除非给黑人选举权以抵消叛乱分子的选票。“难道就无法阻止总统的这种疯狂的作法吗？”撒迪厄斯·史蒂文斯在1865年7月哀叹道。

　　 多数共和党人当时还没有听取史蒂文斯和萨姆纳的警告。虽然他们中大多数人可能认为，黑人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参与重建，但他们还并不准备谴责总统的政策。在他们看来，这一政策仅是一个开端，一次“尝试”，在以后阶段会被充实或修改，从而含有给黑人选举权的内容。约翰逊会认识到，在他要求南方诸州废除奴隶制并拒付邦联债务的同时，要求它们至少给黑人以有限的选举权是明智之举。“不忠诚的白人得到抬举之时，忠诚的黑人一定不能遭到冷遇”，一位温和的共和党人写道。“但是我真想看看约翰逊先生的尝试会产生什么结果”，另一位温和主义者说，如果南部诸州不情愿给黑人以选举权，那么总统“届时将拥有采取更严厉的政策的自由”。

　　 为了引起北部舆论的注意并向约翰逊施加压力，激进分子组成一个“平等普选权协会”，并发表了一系列演说、小册子和社论。约翰逊对这种压力确有反应，但反应的方式却不能减轻人们的忧虑。8月15日，他打电报给密西西比州临时州长威廉·夏基(他是第一个主持召开州制宪会议以商议实施约翰逊计划的临时州长)，向他建议，如果新宪法授予有文化的黑人和拥有250美元财产者以选举权的话，“你就会完全解除反对派的武装，并为其他州树立一个可供效法的榜样。你这样做绝对保险，而且……其结果是，那些热衷于给黑人选举权的激进分子将会被彻底挫败。”

　　 这份电文暴露了约翰逊的本意。它说明，在约翰逊眼里，激进派将是被象征性的措施“挫败”的“对手”。在这些标准之下，南部黑人成年男子中有资格参加选举的几乎不到九分之一。如此少的黑人选民不会很快对白人霸权构成威胁。约翰逊认为，这些黑人获得选举权一事，可能会使温和的共和党人相信南部的善意。约翰逊的这种看法可能是正确的。它可能还会使南部处于较北部有利的地位，因北部允许黑人在平等条件下参加选举的州只有六个。人们可以把约翰逊与夏基的通信同一年前林肯在路易斯安那州重建时写给该州州长的信作一下比较。两位总统都力图采用非强制性的说服战术，但是林肯没有提及对手，而且他把黑人士兵包括在内的建议将使潜在的黑人选民数量增加近一倍。约翰逊把士兵排除在外，因为他知道，这些士兵是使南部失败的最令人耻辱的标志，也是对白人特权的最富有挑衅性的威胁。

　　 无论如何，南部白人一如对林肯的建议那样，对约翰逊的建议也不怎么在意。没有一个州的制宪会议在新宪法中列入给黑人以选举权的条款。对此，南卡罗来纳州临时州长的解释是：因为“这是一个白人政府，而且只为白人利益而建立的。……美国最高法院已(在德雷德·斯科特诉讼案中)作出黑人不是美国公民的决定”。在给黑人选举权上，约翰逊没有作更多的姿态。他说，选举资格是各州的事，对此进行干预超越了宪法授与他的权力。可是激进派批评家指出，宪法也规定了总统无权任命临时州长，或要求各州取消奴隶制及拒付债款。他之所以采取了这些超越宪法的措施，是因为宪法并没有为内战后恢复各州这项事先未知的工作的进程作出规定。因此，和其它行动相比，要求给黑人选举权作为重建的一个条件并不更违反宪法。但约翰逊拒不让步，共和党人对选举权问题上获胜的前景越来越不抱希望。

　　 北部的黑人选举权问题

　　 1865年秋季，北部三州公民投票的结果使共和党人更加失望了。康涅狄格州、威斯康星州和明尼苏达州的议会把是否给予这三个州为数不多的黑人以选举权的宪法修正案付诸这次公民投票。人人都知道，对这些修正案的公民投票，在某种程度上是北部关于黑人选举权态度的晴雨表。民主党人采取利用种族偏见的惯用手段，发起了一场反对给黑人选举权的运动。共和党领袖们则尽力争取使这些修正案获得通过，但在这三个州全都遭到失败。在每一个州，只要有5%的选票改变主意就会使选举结果发生逆转。 [ 注：关于黑人选举权的公民投票为：康涅狄格州(1865年10月2日)赞成27,217(45%)，反对33,489(55%)；威斯康星州(1865年11月7日)赞成46,588(46%)，反对55,591(54%)；明尼苏达州(1865年11月7日)赞成12,170(45%)，反对14,840(55%)。假定每州的民主党人全部或近乎全部投了反对票，那么，以1864年的总统选举为基线，可以得出各州选民中共和党人的比例，从而可以计算出各州共和党人投赞成票的百分比。因此投票赞成黑人选举权修正案的共和党人大致如下：康涅狄格州为85%，威斯康星州为80%，明尼苏达州为75%。 ] 绝大多数共和党选民对这些修正案投了赞成票。这可以解释为共和党人授权给黑人以选举权。另一方面，也可以把这些修正案的失败看成是多数北部选民授权反对给黑人以选举权。当时大多数人就是这样理解的。因此，温和的共和党议员就不愿迫使总统在这个问题上摊牌了。就连激进分子也承认，给黑人选举权作为重建的一个条件的事业受到了挫折。一位激进分子承认，康涅狄格州的投票结果“使我们感到羞耻”，“它危害了——至少推迟了——这些有争议的问题在叛乱诸州的最终解决”。

　　 南部再度启衅

　　 与此同时，南部出现种种令人警惕的迹象，开始使即使是温和的共和党人也确信，约翰逊的方案不成功。来自北方的报告表明，对自由民和联邦派人士的袭击正在增多。前邦联分子以往的那种挑衅而傲慢的“分离主义”态度似乎已经取代了前不久的俯首贴耳。1865年9月，亚拉巴马州一位主要的政治家对共和党要南部保证效忠和行为检点的坚决主张加以嘲笑。“要保证的是你们，傲慢而得意的激进派，你们应该保证不再……否认任何一部分人的权利。”两个月之后，前邦联的一位战争英雄，南部战前最富有的种植园主之一韦德·汉普顿说：“我们的责任是，只要美国总统表明，他倾向于恢复我们作为主权州的一切权力，我们就支持他。”这话听起来就像又回到了1860年。难怪有些共和党人开始怀疑南部是否从这场战争中汲取了教训。

　　 南部发生的政治事件加重了共和党的忧虑。路易斯安那州的前邦联分子重建了民主党，把州长(在1864年按林肯的政策被选为代理州长)争取到自己一边。这位州长着手用前邦联支持者取代被任命的联邦官员。现在已同共和党结盟的路易斯安那州的联邦主义者不安地向华盛顿发出申诉，其中一人报告说，“州政府现在对联邦人士的仇恨，要比1860年和1861年更甚。在这个州，我们联邦人士若是没有联邦军队的保护，就会遭到迫害，被赶出这个地方。”

　　 1865年秋，南部其它几个州也发出了类似的报告。为约翰逊器重的北卡罗来纳州临时州长写信给总统说：“我遗憾地报告，在本州依然有很强烈的叛乱情绪。去年5月和7月，这些叛乱者甚至连警察局都不敢去；但是宽大使他们的胆子大起来了。”在秋天该州召开的制宪会议上，代表们花了很多时间对约翰逊要求的细节进行诡辩。有几个州与其说是批驳不如说是撤销分离主义的法令，因此并未丧失原则；密西西比州和南卡罗来纳州拒绝放弃其南部邦联的债款；密西西比州和得克萨斯州未能批准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佐治亚州保留对解放奴隶索取补偿的权利。

　　 在北方，或者说，约翰逊对这些行为是不满的。但总统除了徒劳地请求南方人小心从事之外似乎就别无它法了。更糟糕的事接踵而来。在按照各州新宪法举行的第一批选举中，选民至少将九名邦联议员选入了美国国会，还有七名邦联州政府官员，四名将军，四名上校，以及邦联副总统亚历山大·斯蒂芬斯。被选入政府机关的前著名叛乱分子为数更多。令共和党人忧虑和气愤的是，这些在战时无力攻占华盛顿的叛乱者在和平时期却要占领华盛顿了。

　　 约翰逊和南部

　　 虽然约翰逊也为这些事态的发展而烦恼，但应对此情况负主要责任。临时州长夏基在8月份采取措施，重新组建了密西西比州民兵，以邦联老兵为其骨干。此举表面上的理由是为了制止爆发大规模的抢劫和袭击，但其真正的理由似乎是想要重申诸州的权利，并向联邦政府施加压力，以减缩多数为黑人的占领部队的人数。占领军司令亨利·斯洛克姆将军下令禁止这种民兵组织。夏基立刻向华盛顿连续发出急电，坚持必须建立这一州警察部队。本来并不赞同夏基的总统却逆来顺受地让步了。他批准了密西西比州民兵的成立，并发了一封电报斥责斯洛克姆和卡尔·舒尔兹将军；舒尔兹正在密西西比州视察，他支持斯洛克姆。“必须信任[南部]人民及其政府，”总统训令这两位将军，“如果他们得到了信任，我认为他们会循规蹈矩，并会恢复同……联邦以往的宪法关系。”一位总统屈服于一位临时州长——并且还羞辱两位在葛底斯堡和其它地方英勇战斗过的重要将领——的奇怪现象使南部人大为高兴，而共和党人则怒不可遏。一位南部朋友对总统说：“您对[夏基]建立民兵要求的认可使整个南部兴高彩烈。从那时至今，我遇见到的人没有一个不说约翰逊总统两句好话的。”而一家共和党报纸却警告说，“如果密西西比州的叛乱者就这样被武装起来的话，那他们在每一个州都将会这样得到武装。……这样的种子除了孕育出另一场叛乱之外还会有什么结果呢？”

　　 约翰逊对这件事的处理只是他发出的许多信号中的一个信号，这些信号使民主党人觉得总统是他们自己的人。过去指责总统是叛徒和下流政客的南部民主党人现在却令人作呕地称赞他“有勇气，在北部激进分子和淌着血的南方失败者之间充当防波堤”。北部的民主党人也对约翰逊作了类似的吹捧。恢复与南部民主党人战前的联盟是他们谋取权力的唯一希望。约翰逊的政策给恢复这种联盟开了绿灯。民主党的报纸开始发出暗示，说约翰逊能够获得该党1868年的总统提名。1865年，北部各州召开的民主党大会都通过了“真诚赞成”总统事业的决议。一位老牌的杰克逊主义者向约翰逊建议：“北部民主党人指望南部支持他们重新掌权。如果你对南部亲近的行动赢得他们的信赖和支持，你就能领导民主党，并能得到西北部和南部团结一致的支持。”

　　 这是令人兴奋的前景。约翰逊毕竟是民主党人，尽管共和党把他选上了台。约翰逊确实希望组建一个由北部民主党人、保守的共和党人以及南部联邦主义者结成的新的政治联盟。有两个极端派将被置于这个联盟之外：一是激进的共和党人，一是“叛国者”。但是该计划的南部部分出了差错。富有的贵族们和叛国者加入了这个联盟，并在约翰逊的明显庇护下，正在将真正的联邦分子挤到一边。1865年9月11日，南部九个州组成的一个代表团会见总统，对其“维护南部在联邦内的权益的意愿”表示“衷心敬仰”。约翰逊在答辞中大谈特谈他对南部人民的“热爱、尊重和信赖”，以及他打算“容忍和宽恕”他们过去的罪愆。

　　 是什么使在4月份还大谈要严惩叛国罪的约翰逊竟在9月份转变成大谈宽恕的约翰逊呢？原因之一乃是总统是南方人。他同大多数南方人一样不喜欢那些激进的北方佬的性格。此外，他从1865年夏季到秋季的经历中得到启示，相信南部白人，包括前邦联分子，是他真正的朋友。他们赞扬他的政策，使他的自尊心得到满足，而激进的共和党人却公开批评他，温和派在私下交谈中也表示焦虑。

　　 在这方面，具有特殊意义的事件是总统给予那些不在大赦之列的人以总统的特赦。白宫每天都有前来请求特赦的人，或是他们泪流满面的女眷，或是“特赦代理人”，而且拥挤不堪。总统曾立下誓言，要傲慢的南部统治阶级看看“是谁在统治这个国家”。因而，当这个阶级的人们卑躬屈膝地承认自己做了错事，并保证以后规规矩矩时，总统在心理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约翰逊对一群南方人说，他们表示出的忠心“在我心里激起的情感真是难以言状”；“我回想起我所受到的奚落、嘲讽和白眼”，总统接着说。他高兴地“活着看到了自己的预言实现了，也看到了他曾徒劳无功地企图从分离主义的结果中挽救犯了致命错误的人。”

　　 在这种心情下，约翰逊随心所欲地给予特赦——在1865年9月，平均每天特赦100人。在15,000名请求者中，他一共特赦了13,500人。这些口袋里装着赦免状的前邦联分子在试图重新夺回其在各州的政权时似乎没有再遇到什么进一步的阻碍了。但是，这一点就连保守的共和党人也不能容忍。由于共和党控制着国会，他们能够在进一步考虑整个重建问题期间，行使权力把南部的参众两院的议员排除出去。 [ 注：宪法第一条第五款规定，国会两院“应各自审查本院议员的选举、选举结果和议员资格。”因此国会中占多数的共和党人可以使用这一权力将南部议员排挤出去，直到他们符合国会规定的资格。当代人有时使用“重入联邦”、有时使用“恢复州权”、有时使用“重建”来称呼这一进程，通过这一进程，前邦联诸州能恢复和其它州相平等的地位。一俟“恢复了州权”，这些州在议会就有代表，它们的选票在总统选举时就可以计算在内，就可以不受联邦军队和联邦法庭的非常干涉；行使州政权的正常职能。 ] 由于证实了南部重新要把自由民限制在假自由的半阴暗处境中，共和党人这样做的决心更坚定了。

　　 战后南部的土地和劳力

　　 有关自由的消息通过多种途径传到奴隶们的耳中。由于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直到1865年12月才最后批准下来，所以在此之前对奴隶到底有怎样的法律地位人们还搞不清楚。但是早在1865年春季，联邦部队的军官和自由民管理局的官员就宣布在被占领的南部废除奴隶制，并警告说，自宣布之日起，拒付其黑人劳力工资的种植园主将被没收财产。奴隶主们有的彬彬有礼，有的粗暴蛮横，他们把奴隶们召集在一起，宣布说他们自由了。北军军官和临近种植园的自由民把奴隶解放的消息带到奴隶主还没有宣布废奴的地方。到1865年秋天，废奴运动以种种方式深入到南部各个遥远的角落。

　　 许多自由民在成为雇佣劳动者后仍留在他们以前当奴隶时干活的种植园里做工。但对另外一些人来说，离开老地方是获得自由的关键。在奴隶制时代，奴隶获得自由的唯一办法就是从种植园逃走，战后他们仍保持这种冲动的方法。一位黑人牧师对他的会众说，“你们当中谁也不会真正感到自由，除非你们跺掉脚上沾着的旧种植园的尘土，并走到看不见这所大房子的新的地方。”

　　 已获得自由的人们，也为了寻找当奴隶时失散的亲属、或在别处找工资较高的工作、或到军营或自由民管理局寻找保护和口粮而离开种植园。自由民管理局通常设在城市和较大的市镇上，战后最初几个月内，黑人多是从乡村迁往城市。南部白人认为这些涌入城市的黑人会导致出现卫生、福利和犯罪等重大问题。正值南方亟待种庄稼和修复战争带来的破坏之际，这种逃离种植园的行为也造成了劳力的短缺。占领部队也和南部白人一样关注恢复工作和劳力稳定。占领军敦促——有时也强迫——失业黑人签定农场劳动的合同。北部和南部报纸都指责自由民管理局正在前奴隶中培养一种福利观念。该局一些官员对此很敏感，便切断给有劳动能力的黑人的口粮供应，以迫使他们工作。市政官员为了同一目的也实施了流浪法。到1865年秋，许多四处漂泊的自由民已返回原来的种植园，或到同一个县的其它种植园。但是流动性仍然是自由的重要标志；待到来年再签约时，不少黑人仍离开旧雇主，到别处去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

　　 关于给无地者以土地的争论

　　 若有可能，黑人当然愿意为自己干活而不愿为白人干活。许多自由民相信，只有拥有土地，才能获得真正自由。一个黑人问道，“如果连葬身之地都没有，自由又有什么用呢？还不如整天当奴隶呢。”一位黑人退伍军人说：“每一个有肤色的人在他能种出自己的棉花并在棉花包上打上‘这是我的’标记之前，都还是奴隶或感到自己还是奴隶。”1865年，那些想办法攒了一点儿钱的自由民都想买块土地。复员的黑人士兵用他们的入伍补贴金购买土地，有时倾其所有买下整座住有几户黑人的种植园。但是对大多数昔日的奴隶来说，购买土地是不可能的事。他们谁都没有钱，即便有钱，白人也因担心失去廉价劳动力的来源或担心鼓励独立思想而拒不把土地卖给他们，甚至连租也不租给他们。

　　 如果无力购买土地，许多自由民在1865年就盼望政府分给或租给他们土地。这个希望——“40英亩土地一头骡”——绝非蠢人的幻想。到1865年6月，自由民管理局已把近10,000户人家安置在近5,000万英亩的种植园土地上。这些土地位于佐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靠海的河流沿岸，是那些逃避联邦军队的种植园主遗弃的。威廉·谢尔曼将军在其著名的“第十五号命令”中把这些土地分配给了自由民。在南方其他地方，自由民管理局掌握了近百万英亩被遗弃或被没收的土地，其中一部分租给了自由民。该局还向一些自由民提供了工具和耕畜，用其粮食收入偿付。

　　 倘若这些40英亩地一头骡的例子还不足以使自由民受到鼓舞，许多自由民局官员和联邦士兵——特别是黑人士兵——就散布谣言说，政府打算把黑人前主人的土地分给他们。那些赞成没收和重新分配种植园的有权势的北方共和党人提出了一些报告。9月6日，撒迪厄斯·史蒂文斯在宾夕法尼亚州兰开斯特的一次讲演中，强烈要求没收那些富有的前邦联主义者的土地。史蒂文斯建议给每个成年自由民40英亩的土地，其余的出售以作为战争抚恤金，并偿还战争借款。“剥夺这些高傲的贵族的房地产，”史蒂文斯后来在一次国会演讲时说道，“让他们从事劳动，教育他们的子女进工场或去扶犁，这样你就会使那些高傲的叛国者丢脸。”

　　 因此，自由民似乎有充足的理由指望在政府的帮助下获得土地。但是，约翰逊总统的大赦令和国会未能通过行之有效的立法使他们的希望大多落空。总统的大赦和特赦包括归还财产。到1865年仲夏，得到赦免的种植园主返回家园，要求发还由自由民管理局控制或是由自由民耕种的土地。自由民管理局局长奥利弗·霍华德将军在没有接到总统的直接命令让他这样做时，拒不理睬这些种植园主的要求。霍华德认为，大赦公告不适用于那些被遗弃或被没收的财产，因为这些财产已经依法分给“难民和自由民[使用]了。”总统看到霍华德这样随便解释自己的政策很生气，便于8月16日命令他归还所有得到特赦的邦联分子的财产。但是霍华德和几位副局长继续敷衍拖延。他们希望在12月国会召开之前尽量多地保留些土地，因为那时新的立法也许承认自由民占有由自由民管理局控制的至少一部分土地。

　　 与此同时，得到特赦的种植园主受到谢尔曼第十五号命令的影响，也大吵大闹地要求归还他们的财产。负责南卡罗来纳的自由民管理局副局长鲁弗斯·萨克斯顿将军是马萨诸塞人，也是废奴主义的同情者。萨克斯顿以谢尔曼的命令“具有法律效力”为理由，拒绝放弃由自由民占有的种植园。但是安德鲁·约翰逊批驳了这种论点，并指示把财产归还原主。在霍华德的支持和陆军部长埃德温·斯坦顿的默认下，萨克斯顿顶住不办，以便使国会确认自由民对这些种植园的所有权。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为此目的在1865年12月提出一项法案，但未在专门委员会获得通过。与此同时，约翰逊对自由民管理局采取了严厉的措施，撤换了萨克斯顿，强行归还这些土地。一些自由民拒不交出自己的农场，直到在士兵的刺刀尖下才被迫交出。黑人们对这种背弃诺言的行为表示强烈的抗议。但是在没有国会立法的情况下，他们和自由民管理局都没什么办法。

　　 1866年2月，国会真的通过了一项法案，使自由民管理局得以存在下去，其中有一项条款规定，自由民对谢尔曼下令征收的土地有三年占有权。但是约翰逊否决了这项法案，国会因总统的否决而没有通过这项法案。1866年7月，共和党人终于设法越过总统的否决通过了一项自由民管理局修正案，不过该法令不包含承认谢尔曼所分土地的条款。相反，它却为被剥夺了这些地产的自由民提供了一个购买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沿海岛屿上政府所有的土地(以低于市场的价格)的机会。这样，多达两千户被剥夺了土地的自由民拥有了土地。不过，这一成就对人们在1865年所寄予的厚望来说，是一悲惨的结局。到1866年年底，几乎所有曾由自由民局控制的可耕地都归还给了其前邦联分子的主人。

　　 为了将自由民安置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国会又作了一次努力：于1866年6月21日通过了“南部宅地法”。这个法令规定：在南部五个州(亚拉巴马、阿肯色、佛罗里达、路易斯安那和密西西比)内拨出4,400万英亩公地，在其上居住并耕种满五年者可得到80英亩的土地。为了使自由民和支持联邦的白人首先得到土地，该法令规定，凡支持过邦联的人不得在1867年1月前提出申请。“南部宅地法”的指导思想是慷慨的，但实际上却根本行不通。这些州剩下来的公地大都很贫瘠。没有几个自由民有本钱到远离家乡的土地上定居，购买种子、工具、家畜和建筑材料，也没有本钱支撑到第一茬庄稼成熟。霍华德将军命令自由民管理局的官员向移民提供前往定居地的运输费用，但是许多官员执行起来却漫不经心、拖拖拉拉。至少有几千名自由民提出了宅地申请，但是他们当中只有一千人符合各种条件而最终获得土地所有权。

　　 土地改革没有成为重建的一个内容。撒迪厄斯·史蒂文斯提出的没收法案在国会如泥牛入海。尽管废奴主义者发出警告说“只给[奴隶]自由，不给土地，就等于只给他们那种英格兰和爱尔兰农民所拥有的愚弄人的自由”，但对大多数共和党人来说，没收土地过于激进。最大的障碍是宪法禁止通过使罪犯在被剥夺财产后无法生活的剥夺财产法案。温和派希望使南部白人对恢复后的联邦衷心拥护，而夺取他们的土地就别指望他们能做到这一点。许多共和党人对没收财产的道德标准、合法性和适宜性表示怀疑。《纽约论坛报》论述说：“那些希望得到农场的人得为农场干活，我们所知道的唯一一个阶级取走了他人的财物，因为那是他人需要的，于是这个阶级的大部分人都进了辛辛监狱 [ 译者注：辛辛监狱在纽约州的奥西宁。 ] 。”

　　 自由劳动思想认为，要通过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和其他新教徒式的伦理道德来提高自己的地位。许多北方人持这种观点，他们认为，自由民应该用劳动和汗水购买土地，而不该乞求政府对他们特别照顾。但是，要求进行没收的激进派强调说，自由民为奴时劳苦了一辈子，已经“挣得了”土地。无论这种论点多么有理，它在19世纪60年代却无法占上风。大多数自由民并没有得到他们本来希望得到的经济独立。相反，他们不得不为白人地主干活，而这些人往往就是他们过去的主人。

　　 “劳工问题”和自由民管理局

　　 这些从前的奴隶主中，有些人仍然视他们的工人为奴隶，只是叫法不同。“他们认为黑人是白人生来就拥有的财产”，一位自由民管理局官员在1865年9月写道，“总统的宣言打破了奴隶和奴隶主的关系，无论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承认这一点，他们在内心深处仍然觉得，广大黑人总是归属于广大白人的。”奴隶制是一种强制制度，“四分之三的[白]人认为对黑人不强迫，他们就不干活”，一位北方记者写道。“白人对黑人的自由就是他们自己的自由这一点似乎根本无法理解。”

　　 这本不足为奇。把奴隶制赞美了几十年的信念是很难在几个月内去掉的。一些种植园主在重新组织劳力时总想尽可能回到奴隶制上去——甚至发展到雇佣监工的地步。这些监工用鞭子惩罚反抗的工人。当自由民拒绝在这种条件下干活，或是离开种植园到别处寻找条件更好的工作时，种植园主们就抱怨劳力短缺，并且用“我说什么来着”的口气说，这些举动证明了黑人只有在强迫之下才能干活。

　　 自由民管理局过问了这种不安定的局面。身为自由民管理局局长的奥利弗将军把总部设在华盛顿。一些将领被任命为副局长，负责各前蓄奴州的工作，总部设在这些州的首府或是最大的城市。该局550名地方官员中大多数是出身北方中产阶级家庭的低级军官。其中一些人因关心自由民而在该局工作，另一些人还没有打算今后长期从事文职事业，只是在那里混日子。虽然他们大多对自由民有某种程度的同情，但态度却是从激进到保守不尽相同。该局还任命了一批文职官员，其中有几位黑人。虽然由于人手太少而不能顾及南部各地，但是这些官员在占领军的支持下还是有相当的潜力去改造战后南部的劳工关系。

　　 一旦事态表明，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土地重新分配，自由民局便着手使种植园主和自由民维持一种新的关系。官员们鼓励或是要求种植园主同雇工签定书面合同，规定好工作、工资和其他雇佣条件。工资每月8到15美元，管食宿，有时还管穿衣和看病。报酬采用付现金或作物分成的方式。种植园主逐渐愿意采用后一种形式，一是因为货币较少，二是因为分成式工资只能在收获后付给，从而使雇工对种庄稼产生兴趣，并可防止他们毁约。

　　 自由民管理局力图保护自由民不受剥削，其官员裁决了几千起争端，涉及对契约的解释、违约行为、自由民犯罪及针对自由民的犯罪等等。在南方诸州通过允许自由民在民事法庭上作证的法律之后，该局允许民事法庭在其官员的密切注视之下审理这类案件。一些官员对他们所看到的并不喜欢。一位官员写道：“当自由民的证词被听证的法官和陪审团认为无用时，在这个州的法庭上，允许黑人作证就永远不会确保自由民受到公正的对待。如果大多数人不想让法律得到执行，那么无论是什么法律都是没有意义的。”在1865年-1866年间，没有一届重建政府允许黑人进入陪审团。该局负责密西西比州的副局长对该州法庭的职能作了两个月的观察之后报告说，这些法庭对“有关自由民的判决是可耻的”。

　　 凭这些及类似的报告，霍华德将军敦促国会创立“合众国自由民法庭”来代替南方各州的民事法庭。修改过的自由民管理局法案于1866年在约翰逊否决的情况下被通过了，授权自由民管理局建立特别法庭，在国会宣布叛乱各州归属联邦之前作为军事法庭行使职能。 [ 注：最高法院在“米利根单诉案”(1866年4月)中作出的决定规定，军事法庭不能在远离战区的地区审判公民。约翰逊总统认为，该决定使自由民管理局的法庭失去作用。但是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坚决主张只有国会宣布战争结束时，战争才算结束；此时南部是战区，在那里军事法庭是可以进行审判的。 ] 这些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一名自由民管理局官员的“法庭”一直存在到1868年。但是州法院继续审理许多有关自由民的案子，这是因为有些自由民管理局的官员和军官受制于约翰逊对该局的一向敌视，不愿过问民事法庭。

　　 难怪南部白人大骂自由民管理局是“祸根”，“蠢得很”，是“邪恶的机关”，韦德·汉普顿在1866年写道：“这场战争带来诸多的怪事，诸多有关共和政府的新理论和对宪法的种种解释，但是却没有产生一件能和这场‘可怕的、令人生畏的改革所带来’的丑恶和腐败相比的事。”种植园主坚决主张，只要那些爱管闲事的官员不管他们，他们就能“让黑鬼干活”。一位南方人抱怨说：“自由民局似乎不懂得，在白人和黑人发生争论和不和时，白人也可能是对的。”另一位南方人接着说：“[该局]官员中最公正的人似乎都不能理解‘黑鬼’自由民和北方白人劳工之间的差异。”

　　 这些抱怨反映出人们对自由民管理局所象征的——占领和解放黑奴——事物的不满甚于对它所做所为的不满。事实上，自由民局常常做有利于种植园主的事——让无事可做的自由民回去干活，迫使他们签定内容往往有利于雇主的合同。南方白人在公开场合咒骂自由民管理局，但私下不少人都承认，要是没有这个局，战后的劳工状况会更加混乱。1865年下半年黑人因有望很快得到40英亩土地和一头骡子而拒绝签定来年的合同，此事在一些白人中引起了一场为时不长但很强烈的“圣诞节暴乱”恐慌。使自由民放弃重新分配土地的想法并强迫他们签定合同这个令人不快的任务落在了自由民管理局的头上。1867年，一位自由民管理局官员总结了他在合同制度方面的经验：“合同在使自由民干活和使劳力可靠稳定方面是成功的，但它没有保证使自由民得到应得的报酬或补偿。”

　　 由于自由民局的各位分局长及官员的个人侧重和信念很不相同，所以该局各项政策实施起来也有很大差异。1865年，负责南卡罗来纳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和田纳西州的各副局长就比负责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的副局长更同情自由民。1866年，约翰逊总统免去了一些最开明的副局长，任命保守分子代替他们。[某些自由民管理局]官员和当地白人搞在一起，不久也就听信了后者的观点。然而，尽管有诸如此类的事情，官员们在判决他们审理的争执时，多数偏袒自由民。一位历史学家研究了8个州15个自由民管理局法庭审理的286个案例后发现，有194个案子(占68%)的判决有利于自由民。

　　 黑人法典

　　 自由民管理局还废止了南方各州在1865年-1866年间通过的“黑人法典”中最有压迫性的条款。在约翰逊的重建计划之下选举出来的各州议会所面临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通过确定黑人社会地位的立法。这一立法的大部分内容是无可指责的：自由民拥有财产、订立契约、在法院起诉和辩护并合法结婚的权利。在约翰逊政府和自由民管理局的压力下，南方诸州还允许黑人在法庭上为有黑人当事人的案子作证。但是法典拒绝黑人参加陪审团并禁止种族通婚。有的州的法典还要求在公共设施中实行种族隔离。有些州的法典还规定，某些罪行对黑人的处罚要比对白人的严厉。这些条款引起废奴主义者的强烈抗议。但是整个北方却没有资格对这些条款加以谴责，因为大多数北方州也将黑人排斥在陪审团之外，禁止种族通婚，允许执法时有种族歧视，并且允许或要求在公共设施和学校中实行种族隔离；北部有几个州直到不久前还剥夺黑人在法庭作不利于白人的证词的权利。

　　 不过黑人法典中涉及流浪、学徒、劳工和土地的条款遭到了共和党的谴责，说它们旨在建立新的奴隶制。密西西比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法典最先通过，它们在上述方面最为苛刻。这两个法典对流浪的定义过于广泛，允许法官逮捕他们认为是失业的每一个黑人，以流浪罪课以罚款，并强迫其受雇于种植园主以支付罚款。这两个州还要求黑人在得到特别许可证后方能从事农业以外的任何职业。密西西比州禁止黑人租赁城市以外的土地。南卡罗来纳州规定白人雇主是“主人”而黑人雇工为“仆人”。有几个州还规定，对得不到父母足够供养(由法庭确定是否“足够”)的未满十八岁的自由民，可强制其做学徒，其以前的雇主有当师傅的优先权。有的州禁止雇主以更高工资“引诱”劳工离开自己原先的工作地点。

　　 军队和自由民管理局阻止了“黑人法典”中有关种族歧视的条款的实施。“黑人法典”最重要的影响并不在于它的实施，而在于它给北部造成的印象。无论北方人自己在种族问题上有多少不足之处，他们都为南部企图毁掉这场战争的一个重要成果的赤裸裸行为而愤怒。“我们正告密西西比州的白人，”《芝加哥论坛报》抨击道，“在你们用这些法律玷污我们战士的安息之地、我们自由的旗帜飘扬之地之前，北方人就会把密西西比州变成蛙塘。”“黑人法典”更加坚定了共和党议员们的决心：保持对南部的缓刑，直到他们采取措施保护自由民和胜利的果实。第三十九届国会的议员们就是怀着这种心情，于1865年12月聚集在华盛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