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联的末日·第二十五
作者：詹姆斯·M·麦克弗森·美国
出自————《火的考验：美国内战及重建》
出自————《战争通史》
从亚特兰大到海滨
谢尔曼在9月占领亚特兰大后不久，便决定疏散那里的大部分平民。他要把这座城市作为军事基地，免除供养和保护平民的负担，并防范混入平民中的间谍和游击队分子。谢尔曼解释说：“我从孟菲斯、维克斯堡、纳奇兹和新奥尔良已经看出：所有这些从敌人手中夺取的地方，每到一处都要立即派一个整师的部队去驻守，如果不是更多的话。由于我们得分兵去防卫和保护那些对我们怀有敌意的居民集团势力，因此，胜利实际上是削弱了我军在战场上的兵力。”
当亚特兰大市长和胡德将军抗议谢尔曼的“残酷”时，这位北部将军抓住时机就大讲叛乱的恶果去驳斥他们。谢尔曼告诉这位市长：“战争本身是残酷的，你不能粉饰它。”南部发动了战争，并吹嘘它能战胜北方佬，“现在战争打到了你们家门口，你们的感受大不相同了。你们反对战争的恐怖，但是当你们派出整车的士兵和弹药……将战火烧到肯塔基和田纳西时，你们感到恐怖吗？”通往和平的唯一道路是把战争无情地进行下去，直到邦联投降为止。疏散亚特兰大平民的命令“并不想迎合人道，而是准备作进一步的斗争，这一斗争关系着亚特兰大之外的千百万善良人民的长远利益。我们一定会实现和平，不仅仅在亚特兰大，而且在全美国”。胡德曾经指责谢尔曼的行为由于“有计划的和独创性的残酷”，而“在战争的暗淡历史中出类拔萃”。针对胡德，谢尔曼严词驳斥说：“是你把一个和平、繁荣的国家拖进了战争；是你挑起了战争并把它强加在我们头上，凌辱我们的国旗……你派劫掠船掠夺平民的船只，将成千上万的联邦家庭逐出家门并焚毁他们的家园……。这一切我们都亲眼目睹，谁还相信你那套鬼话？”
谢尔曼对这场战争的性质和目的反复思考，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不仅在同敌对的军队作战，而且要同敌对的人民作战。”打败南部军队还不足以赢得这场战争，必须摧毁支持和供养他们的铁路、工厂和农场，必须粉碎支持南部军队的平民的意志。谢尔曼比任何其他人都更直率地表达了全面战争的意义。他对心理战的理解走在了他那个时代的前面，并且能将它付诸实践。“我们不能改变那些南部人的心脏，但我们能使战争搞得如此可怕……[而且]使他们如此厌恶战争，以致在几代人的时期内不会再有人企图挑动战争。”谢尔曼的部队在田纳西和密西西比时，他们所到之处焚烧和破坏了一切具有军事价值的设施和许多没有军事价值的东西。现在谢尔曼打算在佐治亚采取同样的作法。他力促格兰特让他从他的基地里解脱出来挥师通过佐治亚的中心地带，从那块土地上获取给养，并且毁坏部队消耗不完的一切资源。谢尔曼说，这样一次军事行动的心理效果，甚至要比其物质效果还要大。“如果我们能把一支装备精良的军队顺利地通过杰斐逊·戴维斯的领地，就会向国内外表明：我们拥有戴维斯无法抗拒的力量。这也许不是战争，但却是政治家的风度。”
当时胡德的军队和福雷斯特的骑兵正在谢尔曼的背后巡回徘徊，林肯和格兰特勉强批准了这个冒险行动。胡德的军队只有40,000人，不足以攻击谢尔曼，但却足够沿着谢尔曼的交通线北上，吃掉人数不多的留守部队，并破坏向南通往查塔努加的铁路。这也恰恰是他在10月份想要干的。谢尔曼跟着采取行动，留下一个军守卫亚特兰大。在两个星期里，部队回师穿过他们从5月到8月间一直在此作战的同一地区，进行搜索和诱敌作战的活动。福雷斯特和惠勒的骑兵也对联邦军占领的从亚拉巴马的东北到田纳西西部的地区进行严重的破坏。
邦联的策略是迫使谢尔曼放弃亚特兰大，并使他的部队因追击大肆抢掠的南军而造成兵力分散。但是谢尔曼在将胡德部队驱赶到亚拉巴马北部后，提醒格兰特不要中南方人的圈套。“如果现在班师回营，我们这次军事行动的整个效果就会丧失”，他说，“既然胡德、福雷斯特和惠勒这帮家伙已被逼得无栖身之地，那么保卫铁路则是绝不可能的。如果要试图守护铁路，我们每月将损兵千人，而且将一无所获。”相反，谢尔曼建议派托马斯率领两个军去田纳西，加上增援部队和新建部队，他在那里的总兵力将达到60,000人，超过他的对手胡德。同时，谢尔曼将率领62,000部队“进军佐治亚，以锐不可挡之势直逼海滨……。我要采取进攻，而不是采取守势！……我要完成这次进军，让佐治亚鬼哭狼嚎！”
谢尔曼达到了他的目的。格兰特同意他的忠实的部属的判断，批准了这次进军。托马斯返回纳什维尔，组织他的混合部队；而谢尔曼则下令其骁勇之师作好远征佐治亚的一切准备。为了对抗他们，邦联只能勉强凑集不过几千骑兵和佐治亚民兵。然而，谢尔曼建议行军285英里去远征萨凡纳是最危险和非正统的军事计划。按英国的一位军事专家说过：“让敌军在自己背后活动，把自己的兵力分散，使自己的部队失去铁路和电报联系，得不到给养和增援，不只是发动一次骑兵袭击，而是把大军开进敌对的国土，一位军事将领实施这样的作战方式，这要么是他的最卓越的战例，要么是他干的最愚蠢的行动”——但一切皆取决于事情的结局。
北军于11月15日撤出了亚特兰大，临走前烧毁了这座城市的一切具有军事价值的东西。火势不可避免地蔓延开来，烧毁了许多商业区，使亚特兰大的三分之一的地区化为灰烬。谢尔曼站在一座山丘上俯视烈火燃烧中的亚特兰大，检阅从他身边通过的部队，军乐队奏起了《约翰·布朗之歌》，士兵们都跟着唱了起来。十年后谢尔曼回忆说，“在那之前和以后，我从未听到过‘光荣啊光荣，赞美我主’的歌声唱得气魄那样浑厚苍劲，与当时的情景融合的那么和谐、完美。”部队成四路纵队齐头并进。骑兵在步兵部队的两翼巡回流动，以防南军骑兵的骚扰活动，阻碍部队前进。一路上，不断发生一些小规模冲突，大都由这些骑兵出面解决战斗。这些骑兵与前来阻止前进的邦联骑兵发生了小规模冲突。唯一的一次冲突(发生在11月22日)，佐治亚的一个民兵师攻击了联邦军的一个步兵旅。这个旅轻而易举地击退了佐治亚人的进攻后，十分惊讶地发现死伤的600名佐治亚民兵中大部分是老人和孩子。
62,000名北军士兵每天以10英里的速度从容不迫地向前推进。他们拥有充分时间，一路大肆破坏，使一条50英里宽，贯穿邦联心脏地区的地带造成满目疮痍。谢尔曼的军队造成的破坏被编成了神奇的传说，而这些传说大都确有事实依据。虽然谢尔曼的命令只授权给正式的征粮队征收粮食，并禁止毁坏平民的房屋地产，然而这些命令经过逐级传达，到了士兵的耳中时已走了样，完全失去了权威性。人们处在随遇而安的心境；他们了解谢尔曼的全面战争的哲理；从下至最低级的中尉到上至他本人的军官们执行纪律不严，为大家所公认。一位士兵写道，“这次战役打得痛快极了……我们摧毁了我们不能吃掉的一切东西，抢走他们的橡胶，烧毁他们棉花和轧棉机，倒掉他们的糖浆，烧毁和扭弯铁路，到处喧闹。”
大部分擅自掠夺和烧毁私人房屋财物的行为都是那些“游手好闲之徒”的作为——即没有军官指挥的骑兵、掉队的散兵游勇，加上南、北军中的逃兵，还有伪装成佐治亚的联邦主义者的当地海盗。佐治亚有些地方是被南军骑兵和佐治亚民兵烧毁的。他们是在执行里士满的命令：“从谢尔曼军队要经过的路线上撤走所有黑人、马匹、牲口和粮食，烧毁所有不能带走的东西……。阻塞和破坏谢尔曼前后方和两翼的一切道路，他的军队不久就会饿死在你们中间。”
一群佐治亚的黑人欢迎北军的到来。他们不是把北军看成复仇的恶魔，而是把他们当作上帝的正义之师。黑人奴隶往往是北军最早解放出来的财产。除了强壮的黑人男子(他们可以组成劳工营)以外，谢尔曼试图阻止所有黑人尾随在他的部队后面，因为他担心这成千上万的黑人将会影响部队的机动性，同时增加军需供应的消耗。他未能完全取得成功。几千名获得自由的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生病的和伤残的——和部队列队前进。军官和士兵把黑人妇女带回连队当厨娘或姘妇，雇用黑人男子作佣人或勤杂工。三代之家的黑人们乘着种植园的马车尾随着军队前进。这种迁徙伴随着许多悲剧。一位印第安纳军官写道：“婴儿由于抱得不紧，从骡背上摔下来，掉进沼泽中淹死了，母亲们因为失去了孩子而站在路边啜泣。”许多解放了的奴隶在部队的后卫拆卸浮桥时试图过河而淹死了。至少有25,000黑人曾在不同时间参加过军队，后来大部分人由于疲劳、饥饿或者疾病掉了队，只有不到7,000人走完了全程到达海岸。
尽管种种传说夸大了“谢尔曼的野蛮人”在他们后面留下废墟，但事实上他们造成的破坏的确十分严重。据谢尔曼估计，他们造成的损害“达一亿美元，其中使我们获益的至少有2,000万元，剩下的只是荒地和废墟”。佐治亚从此再也不能为邦联军队输送给养了。谢尔曼手下一位南方出生的参谋人员起初也为佐治亚遭到的破坏而痛惜，但最后他还是从心理学价值接受了他的首长的观点，认为这使“全体佐冶亚人民彻底认清了参加这场战争给他们个人带来的灾难，也看清了他们的统治者是怎样没有能力保护他们的。”谢尔曼使战争“如此可怕，以致于和平到来时，和平将是持久的”。
谢尔曼的远征确实对南部的士气产生了这种影响，一位佐治亚编辑承认：“许多人的脸上蒙上了阴影。他们心中的沮丧难以消除。”一位南军士兵写道：“我断定这么干的该死的蠢事要谢尔曼最好别再干了。自从我们碰到该死的北方佬以后，我们除了得到地狱之外还是地狱，别无其他。我真受够了！……”
北军于12月10日到达萨凡纳，发现那儿据守牢固的防御工事的南军15,000人。谢尔曼派了一个师攻占了萨凡纳以南奥吉奇河畔的麦卡利斯特要塞；于是联邦军队通过海军重新与外界建立了联系。然后谢尔曼封锁了萨凡纳。邦联军队在被北军围攻之前于12月21日撤出了萨凡纳。谢尔曼以他所特有的洋洋得意的姿态打电报给林肯：“请允许我将萨凡纳市以及150门重炮，大量的弹药和大约25,000包棉花作为圣诞礼物奉献给您。”这封电报于圣诞前夕在北部报纸上发表之后，继联邦军队在田纳西几乎全歼胡德军队取得的大捷之后，再次掀起更大的欢庆热潮。
富兰克林战役和纳什维尔战役
当谢尔曼于11月离开亚特兰大时，胡德率军开进了田纳西。他打算把谢尔曼拖在他后面。如果不成，他便打算率领他的39,000军队一路穿过田纳西和肯塔基到俄亥俄河，然后向东折到弗吉尼亚与李军汇合。为实现这一目标，他需要行军700英里，在田纳西打败托马斯的60,000人，首先是打败驻扎在普拉斯基附近由约翰·斯科菲尔德指挥的两个能征善战的军。
11月19日，胡德率领他的缺乏冬季作战装备的军队(他的几千士兵由于鞋子破旧，两周来一直几乎赤脚行军)由福雷斯特的骑兵开路，向北挺进。南军向普拉斯基附近的兵力较弱(大约30,000人)的斯科菲尔德的部队侧翼发起进攻。斯科菲尔德向离纳什维尔仅40英里的哥伦比亚的达克河退却。胡德留下两个师牵制哥伦比亚的北军，指挥他的骑兵和其余的步兵掉头进攻北军的左翼。斯科菲尔德知道背后的危险时已经晚了，只得于11月29日迅速向北撤到富兰克林。
到这时为止，一切都对胡德有利。他的大部分兵力都在斯科菲尔德军队的背后，可以从背后追击撤退的斯科菲尔德军队。但是后来一切工作都出了问题。一系列互相矛盾的、令人费解的命令，使胡德的军、师指挥官们贻误了战机。等到他们向占领斯普林山口的主要通路的北军一个师发起进攻时已经太迟了。斯科菲尔德的整个指挥部于头一天夜里悄悄地从这条路撤到了富兰克林。他们在那里构筑了一个坚固的防御阵地。
受到挫败而恼羞成怒的胡德责怪他的部下在斯普林山坐失良机，同时愚蠢地下令于11月30日由正面向富兰克林发起进攻。他的军长们劝他改从侧翼进攻敌军阵地。但是胡德大发雷霆，拒绝改变命令。似乎是为了惩罚他的部队，他在下令发动进攻，即使还有两个师远远落在后面，而且他的兵力与待在牢固胸墙后面的北军相比，并不处于优势。战斗结果可想而知。尽管南军将士英勇作战，但还是被打得支离破碎。南军总计伤亡6,300人，几乎是北军损失的三倍。邦联军官的伤亡令人震惊：总共有12位将军、54名团级军官战死、负伤或被俘。
胡德的军队丧失了战斗力，他唯一明智之举是撤退。但事情正好相反，倒是斯科菲尔德率部撤到纳什维尔而与托马斯的其余部队汇合。胡德的军队紧迫不舍，来到纳什维尔，守住了城南的山头，但是他已无选择余地。他的兵力弱得无法进攻纳什维尔的守军，继续北进从后勤学上说是绝对不可能的；而撤退，胡德又怕瓦解部队的士气，事实上军队的士气早已低落，因为它等待着联邦军队的不可避免的进攻。托马斯花了很长时间为这次进攻作准备。等得不耐烦的格兰特几乎要撤他的职。但下一次大冰雹又耽误了些时间之后，联邦军队终于在12月15日发动了进攻。
由两个黑人旅组成的师从右翼佯攻南军阵地，牵制住南军一个军的大部分兵力，托马斯把40,000大军投入对左翼的进攻。南军坚持了冬天短暂的一个白昼，于夜间撤到一英里以外的新阵地。第二天黑人部队再次佯攻南军右翼，而主力进攻左翼，击退了南军。跳下马的联邦骑兵手持七响的斯宾塞卡宾枪徒步在南军背后横冲直撞。与此同时，步兵部队从正面进攻，把胡德的三个军中的两个军分割开来。南军士兵在黑夜冒雨蜂涌南撤，而黑夜和大雨阻止了北军的追击。纳什维尔战役是这次战争中联邦军队所取得的最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之一。北军以仅仅伤亡3,000人为代价，使南军损失了两倍以上的兵力。溃不成军的邦联残余部队一直退到密西西比州的图佩洛；在那里，垂头丧气的胡德在1月份辞去了指挥职务。他7月份接替约翰斯顿时，手下有50,000人马，到离任时还不足15,000人。开小差的士兵每天不断，从实际意义上讲，田纳西军已经覆灭了。
通过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
胡德军队覆灭之时，恰恰碰上从宪法上废除蓄奴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步骤。头年6月由于民主党人的反对，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未能在众议院通过。到12月，林肯敦促民主党暂时撇开党派偏见，与共和党一起通过这一修正案。下届国会由于共和党占有四分之三的多数，将会轻而易举地通过这一修正案。总统为此准备在1865年3月4日要求召开新国会特别会议，但是他主张让这一历史功绩应由两党共同提出的法案来完成。当修正案于1月份提交众议院时，政府在议员中积极活动，游说十几位民主党人放弃投反对票的立场。
某些民主党人积极响应。一位纽约州众议员提醒他的党注意，民主党在上一届选举中遭到失败“就是由于我们不[愿贸然]摆脱蓄奴制的僵尸。”但是大多数民主党人看来是铁了心，像杰斐逊·戴维斯那样为维护过去而要在战壕中奋战到死。一直到1月31日表决之时，没有人能准确地预计出这次表决的结果。由于开始的几位民主党国会议员投了赞成票，紧张的共和党人的面孔放松了，绽出了笑容。80名民主党议员中有16名投了赞成票，还有8名自动缺席。投票结果，119票对56票，正好比规定通过这个修正案所需的票数多两票。表决结果公布后，国会里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热烈欢庆的场面。议员们欢呼雀跃，互相拍着肩膀，得意洋洋地向同僚们大声祝贺。旁听席上的黑人听众互相拥抱，激动得热泪盈眶。众议院提议把这天剩下的时间用来“庆贺这一永恒而崇高的事件”。
那些参加庆典的黑人是这场战争产生的伟大变革的例证。直到1864年，黑人是从不准进入国会旁听席的。到了1865年，黑人不仅进了国会旁听席，而且第一次被邀请出席白宫招待会。联邦在1864年-1865年的法规禁止联邦法院以种族理由拒绝证人出庭，禁止哥伦比亚特区的有轨电车搞种族隔离，并且废除了1810年的一条禁止黑人递送邮件的法律。北部一些州和城市在战争期间或战后不久即取消了公共交通中的种族隔离。北部有些州曾制定不给黑人某些公民权的法律，但在1863年-1866年之间，相继废除了这类种族歧视性的法律。在一些黑人没有选举权的州对宪法修正案举行了公民投票，颁布了黑人选举权。改革的最生动的标志大概要算1865年2月1日发生的事件了。在那一天，首席大法官萨蒙·蔡斯批准马萨诸塞州的约翰·洛克到美国最高法院去任出庭律师。这件事唯一不寻常的乃是洛克是一名黑人，是蔡斯的前任在八年前宣布没有美国公民资格的种族的一名成员。
在国会通过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之后的三个月里，除了一个州以外，所有北部州的议会都批准了这个修正案。马里兰、密苏里、西弗吉尼亚议会，再加上亲联邦的路易斯安那和田纳西的临时议会也批准了这个修正案。只有新泽西、肯塔基和特拉华——麦克莱伦在1864年竞选中获胜的州——拒绝批准宪法修正案。其余原来加入邦联的诸州也于1865年秋季批准了草案，作为它们根据安德鲁·约翰逊的重建政策重返联邦的条件。1865年12月，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正式成为宪法的组成部分，这个曾对共和国制造了那么多痛苦折磨并几乎威胁其生存的制度已不复存在了。
南部邦联军队中的逃兵
1865年初，当扭转种族偏见之风吹遍北部时，邦联显然正在崩溃。北卡罗来纳州长泽布伦·万斯和佐治亚州长约瑟夫·布朗加强了对里士满政府的反抗。当李的衣衫褴褛的士兵在严寒中瑟瑟发抖的时候，万斯专为他的北卡罗来纳军队保存下92,000套军服和大量的皮革用品和毯子。军队中逃兵的比率上升到令人吃惊的程度。到1864年底，邦联军队花名册上的400,000士兵中有一半以上脱离了部队，其中大多数是逃兵。博雷加德将军承认：逃兵已经成了一种“流行病”。在冬季的一个月里，士兵开小差使北弗吉尼亚军队丧失了接近8%的战斗力。
内战中双方军队中逃兵的比率都很高。确切的数字很难统计，因为一方面记录不完全，另一方面，也很难区分哪些是逃兵，哪些是由于各种原因经过批准或未经批准临时离队的士兵，看起来大约有200,000联邦军士兵开小差，他们中有80,000人被捉回部队，有147人被处决。至少有104,000邦联军士兵逃跑，其中有21,000人被捉回部队，如此看来，逃兵数将近联邦部队人数的9.6%，邦联部队人数的13%。
到1864年秋天为止，双方的逃兵比率一直差不多。1864年-1865年的冬季，邦联士兵的逃跑“流行病”，提高了南军在整个战争中的逃兵比率。饥饿、寒冷、前线的悲惨境遇和家乡亲人们的悲惨处境等都是许多士兵逃跑的原因。成千上万的南军士兵在收到他们妻子的来信后逃跑回家了。正如1864年12月一位南军士兵的妻子在信中写的：“我们家里除了一点粗面以外什么吃的也没有。……快想办法回来帮助我们安顿一下，然后你再回去。……如果你不早点动身，回来也没有用了，我们全家就要到那边坟场的园子里去和你我的母亲相会了！”
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邦联士兵逃跑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已认为：“我们的事业是毫无希望的，再作进一步的牺牲毫无意义。”李军中一位先前曾声称军队的士气很高的士兵在1865年1月写道：“谢尔曼的大军长驱直入佐治亚……，所向披靡，胡德在田纳西被完全击败，这一切改变了战争的整个局面。”罗伯特·李将军确信，“军心涣散”是这些“肩负重任和战绩显赫的部队中出现叛逃行为的主要原因。……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将会给我们带来灾难。……一个晚上就逃走几百人……。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制止住他们。”
菲舍堡失陷与和谈的失败
失败并没有到此为止。由于南、北卡罗来纳腹地尚未遭受联邦军的侵犯，北卡罗来纳的威尔明顿仍然是对偷越海上封锁线的船只开放的主要港口，因此李的军队仍可以从这两个地方得到有限的给养。为此，格兰特派遣了一支远征军去封锁威尔明顿，而谢尔曼则开始了他的第二次扫荡，这一次他要贯穿南北卡罗来纳。
在威尔明顿下游20英里的开普菲尔河口建有一群堡垒网，保卫威尔明顿。其中最主要的是菲舍堡——这是装有75门重炮的巨大的土木工事。开普菲尔河口的航道险恶，而且防守坚固，使联邦海军不可能像他们在新奥尔良和莫比尔那样冲过这些堡垒。因此威尔明顿仍然是接纳突破海上封锁的船只的主要港口。1864年秋天，联邦军指挥部准备好一支陆海联合远征军去夺取菲舍堡。最使格兰特恼火的是本杰明·巴特勒凭他的资历获得了北卡罗来纳军区的指挥权。巴特勒想出了一个主意，将一艘旧军舰装上235吨黑色炸药，让它冲到浅滩去炸毁旁边的菲舍堡。这个计划失败了，因为12月23日夜里的那次爆炸并没有把菲舍堡炸毁；于是海军乃用火炮对之轰击，向它倾泻了640吨弹药，巴特勒派出他的6,500人的部队的一部分登陆。但是他认为堡垒太坚固而不能进攻，于是又下令让他的部队撤回船上。
格兰特再也不能容忍了。很长时间以来他一直在寻找撤巴特勒的职的借口。由于大选结束，政府不再需要用灵活手段去处理巴特勒的问题，因此到1月8日，巴特勒坎坷的军事生涯就此结束。格兰特迅速派了第二支远征军。这支远征军由8,000人组成(包括两个黑人旅)，由艾尔弗雷德·特里将军指挥，有一支由44艘军舰组成舰队支援，军舰共装有627门火炮，是内战开始以来最大的舰队。在两天里，舰队猛烈轰击了菲舍堡，该堡的火炮仅存两门，其他完全丧失了战斗力。1月15日，2,000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从海上向菲舍堡的正面发动攻击，同时4,000名步兵迂回到该堡背后冲过掩体前的胸墙。菲舍堡攻陷后，其他的堡垒也不攻自破了。北军的军舰驶进了开普菲尔河，邦联最大的港口遂与世隔绝了。
邦联副总统亚历山大·斯蒂芬斯认为：菲舍堡的失陷是“自从战争开始以来落在我们事业上的最大的灾祸之一。”这个灾祸使邦联正在滋长的和平情绪陷入危机。菲舍堡失陷两周后，斯蒂芬斯参加了另一次毫无成功希望的和平谈判的尝试。作为对联邦的弗朗西斯·布莱尔对里士满的一项非官方建议的回答，杰斐逊·戴维斯“为了谋求两个国家的和平”，委任了由斯蒂芬斯为首的三名专员同北方代表会谈。林肯表示了他愿意接见由戴维斯非正式派来的专员，“以便使我们共同的国家的人民获得和平”。
这次在措辞上的重要区别是向邦联预告了他们所期待的结果。六个月以前，当北军的士气降到了最低点时，林肯曾坚持以重新联合和解放奴隶作为和平的条件；现在在联邦军队取得全面胜利的情况下，他更不可能从这一立场上后退。2月3日，邦联专员在弗吉尼亚的汉普敦锚地停泊的联邦汽艇“女河神”号上同林肯和西沃德会谈时，对林肯的态度感到意外，因为除非邦联事先屈服于这些条件，否则林肯连一次暂时的休战也不肯考虑。林肯在程序问题上——南部政治上回归的方式，解放奴隶的时间选择和实施，甚至对蓄奴主赔偿的问题——都准备采取灵活态度，即使遭到自己党内的反对。但是在南北统一和解放奴隶等主要问题上，林肯的态度是坚决的。南部专员一无所获，空手而归。或许这正是杰斐逊·戴维斯曾经期待和需要的，因为这时他还处在一种不切实际的迷雾之中，认为他们还有取胜的可能。戴维斯告诉他的国会：由于北部拒绝“同意我们取得在其它任何基础上的和平，而要我们向他们的统治无条件投降”，因此，把战争进行到底是唯一体面的选择。
一个月以后，林肯发表了他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他再次明确表示：希望“战争的巨大灾难能够很快结束”。但是总统引用《旧约》中的描述，提出这场战争是对美国的蓄奴制罪恶的惩罚。“如果上帝决意让战争继续下去，直到奴隶们在250年来辛辛苦苦的无偿劳动所积累起来的财富全都化为灰烬，直到用皮鞭抽出的每一滴血都要用刀剑刺出另一滴血来偿还时，……那我们只能说：‘上帝的裁决是公正的、严明的’。”
谢尔曼打通南北卡罗来纳
1865年2月，谢尔曼的60,000复仇大军在一次战役中给南卡罗来纳带来的战争灾祸，比他们从亚特兰大向海岸进军所造成的破坏还要大得多。谢尔曼的计划是：杀出一条贯穿南北卡罗来纳的通道，摧毁沿途一切战争资源，从背后追击李军，使北弗吉尼亚军队处于他和格兰特军队的两面夹击之下，以便沮丧情绪在老百姓中间蔓延。
这次进军的后勤保障是战争史上最了不起的一件事。他们早先进军佐治亚时，在秋季干旱的气候中顺着主要河流推进，只遇到了象征性的抵抗。而这一次的路程要比上次远一倍，他们要在异常多雨的隆冬季节渡过许多条因雨水而猛涨的河流和沼泽地，并遭到日益顽强的抵抗。因为南军垂死挣扎，拼凑起一支军队，沿途骚扰，拼命阻挠北军推进。把休整的日子和因一些小冲突和战斗而耽搁的时间计算在内，谢尔曼的军队在45天中平均每天前进不到10英里。这期间还有28天是雨天。
邦联方面原指望气候和地理条件能阻止住谢尔曼的军队。约瑟夫·约翰斯顿坚信：“一支部队绝不可能在冬季通过这个州的南部地区。”但是北方佬却通过了。由100名白人士兵和70名黑人拓荒者组成的拓荒营砍伐整片树林来铺设道路，整个部队都放下武器，拿起铁锹、斧头架设桥梁。为了避免宿营时受到洪水的侵扰，将士们有时就在树上露宿，就连谢尔曼也是如此。尽管条件如此恶劣，军队中只有2%的人生病。当联邦军抵达索尔基哈奇河时，邦联将军威廉·哈迪曾向他的上司保证：“索尔基哈奇河是不可逾越横渡的。”可是北军士兵们在河上架桥铺路，没有损失一车一炮就顺利通过了它。哈迪将军沮丧地说：“如果不是亲眼看到，我绝不相信这是真的！”约翰斯顿后来写道：“当我获悉谢尔曼的部队一边自己铺路，一边携带大炮、辎重，以平均每天12英里以上的速度通过了索尔基哈奇沼泽的时候，我就深信：这是一支从凯撒以来未曾有过的军队。”
谢尔曼兵分两路，一路佯攻查尔斯顿，一路佯攻奥古斯塔。邦联军向这两座城市增派援军。但是联邦军一直向北推进，切断了这两座城市之间的铁路线之后却不继续向它们逼近。由于同内地的联系被切断，查尔斯顿于2月18日向从海上封锁他们近两年之久的联邦军队投降了。正式受降的军官是一位黑人团的上校。他们是最早占领这座光荣城市的军队，其中有些士兵曾经是这儿的奴隶。当他们高唱《约翰·布朗之歌》开进查尔斯顿的时候，受到了当地黑人们的热烈欢迎。占领军的第一项任务是灭火。邦联军队在撤退时放火焚烧了棉花、军需物资和船只，但是大火已经蔓延到城市的其他地区。
南部的重镇，分离主义者的根基查尔斯顿的陷落，是邦联的崩溃的最引人注目的朕兆。杰斐逊·戴维斯后来写道：“这次挫折对我来说真是太痛苦了！”对废奴主义者来说，这场伟大革命取得胜利的标志是《解放者》报的编辑威廉·加里森的儿子，第五十五马萨诸塞黑人步兵团的乔治·汤普森·加里森上尉来到查尔斯顿。两个月之后，威廉·劳埃德·加里森本人，同其他许多废奴主义者一道，也来到这座城市，出席一次升旗仪式，而四年前的这一天，萨姆特要塞失陷时星条旗已被降了下来。
在谢尔曼向南卡罗来纳进军之前，总参谋长哈勒克曾给他打过一封电报，告诉他：“如果你夺下了查尔斯顿，我希望会有一些意外的灾祸把这个地方毁掉。要是在那块土地上撒些盐，那就可以阻止将来州拒绝执行联邦法令和退出联邦的庄稼的生长。”查尔斯顿逃脱了这种命运，但是南卡罗来纳的其他许多地区却未能幸免。在北部人看来，南卡罗来纳理应受到特别的惩罚，因为这个州的好战挑起了这场战争。到1865年许多南部人都同意这一观点。在谢尔曼进军佐治亚时，佐治亚人一再对北方佬说：“你们为什么不去南卡罗来纳？你们为什么不用这个方式去对付他们？是他们发动了这场战争！”北军士兵欣然同意这种说法。谢尔曼在报告中说：“全军燃烧着一股对南卡罗来纳报仇雪恨的不可遏制的愿望。我真为它的命运担忧，但是我又想，这种对它的积压已久的仇恨是它罪有应得的。”谢尔曼在南卡罗来纳下达的命令与在佐治亚一样：没收所有的粮秣和一切具有军用价值的物品，只留下平民的私人财产。但是士兵们根本无视他的命令，比在佐治亚尤甚，而谢尔曼也没有采取措施去制止他们。一名联邦军官的记录说：“在佐治亚很少有房子被烧毁，而这里则很少有房子幸免于难。”士兵们根本不管什么是军用物资，什么是私人财物，肆意抢掠。一位家遭洗劫的妇女这样写道：“他们有时会停下来告诉我，他们有些对不起妇女和儿童，但是南卡罗来纳必须被摧毁。南卡罗来纳和它的罪恶是他们歌词中反复唱的叠句！”一名参与掠夺的士兵直截了当地表示：“叛乱是从这里开始的，它也将在这里结束！”
指责谢尔曼所犯的最大暴行是火烧南卡罗来纳的首府哥伦比亚。联邦军士兵于2月17日开进哥伦比亚，到第二天早晨，城市有一半已化为灰烬。关于谁应对此负责的争论至今仍未停止。南部的支持者们坚持认为北军蓄意放火焚烧了哥伦比亚，而谢尔曼和他部属的军官则坚持认为，邦联军的骑兵撤离时放火焚烧棉花，火势蔓延酿成大祸。事实上，两种说法似乎都有道理。甚至在谢尔曼的部队抵达之前，哥伦比亚市内的秩序就已大乱。城里贮存着大量的酒。邦联的骑兵、强盗和奴隶们闯入酒窖狂饮，在大街上横行霸道，大肆抢掠，放火烧毁棉花。2月17日，几百名联邦军士兵喝得酩酊大醉，胡作非为。监狱中释放出来的罪犯，从附近战俘营中逃出来的联邦军战俘，也加入了他们醉酒后狂暴行动。没有喝醉的联邦军士兵帮助扑灭燃烧棉花引起的大火。但是当天夜幕降临时，突然刮起了大风，火势从人为和气象两方面汇合在一起，熊熊烈焰到处蔓延。谢尔曼和他的将士们彻夜奔忙，企图控制住火势。但是只是由于凌晨四点钟风向转变，才没有把整座城市完全化成灰烬。没有哪一伙人，不论是邦联军的骑兵、喝醉酒的北军士兵、还是复仇的战俘、奴隶或犯人，可以单独承担烧毁哥伦比亚的责任，但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伙都不能完全逃脱罪责。哥伦比亚还不是这场战争中的唯一遭劫数者。这场战争给美国带来的灾难和破坏，比以往全部战争加起来还要大。
谢尔曼的扫荡大军继续向北卡罗来纳推进。在那里，他们碰到了老对手约瑟夫·约翰斯顿。2月6日，罗伯特·李就任邦联军总司令。虽然李在南部的名望大得足以使他独揽军事大权，他也完全有资格这样作，李就职后第一次行使职权就恢复了约翰斯顿的指挥权。约翰斯顿根本无法阻止谢尔曼的大军前进。他率领一支由几队零散部队拼凑起来的仅有22,000人的军队，无法与谢尔曼的60,000大军抗衡。不久，又有一支30,000人的北军从北卡罗来纳海岸开赴内地，与谢尔曼军会师。约翰斯顿的唯一希望是乘谢尔曼军的一部与其他部队分离时攻击这一部队。3月19日，在罗利附近的本顿维尔，约翰斯顿认为他找到了机会。他率领17,000名步兵向正在前进的谢尔曼军左翼部队发起了进攻，这支部队与他的部队数量相当。受到袭击的北军士兵掘壕据守。第二天，谢尔曼的其余部队开始到达。但是还未等谢尔曼下达总攻命令，约翰斯顿就向北撤退了。联邦政府军继续前进，开到戈尔兹博罗，在经历了7个星期的行军作战后进行休整。
邦联资源遭到破坏
谢尔曼大军开过之后，留下425英里长的废墟。这里再也供养不起邦联的军队了。甚至当疲惫不堪的谢尔曼军队长途跋涉进入戈尔兹伯勒时，西南700英里以外另外两支联邦军队同时向密西西比河以东发动进攻，使南部这块未遭洗劫的仅存领土也惨遭蹂躏。40,000军队由莫比尔湾和彭萨科拉市分两路出兵，进攻莫比尔城。经过一次历时三周的战役，他们攻陷了莫比尔，10,000守军或被俘获，或纷纷溃逃。与此同时，二十七岁的骑兵指挥官詹姆斯·威尔逊从亚拉巴马西北部到佐治亚南部，领导了规模最大，历时最长和破坏最严重的骑兵袭击战。威尔逊的13,000名骑兵配备着七响的斯宾塞卡宾枪，其火力比同样数量的一支步兵部队强一倍，机动性高两倍。联邦骑兵冲杀出一条穿过亚拉巴马的通路，经过六次交战，打败了福雷斯特的一度令人闻风丧胆的骑兵，打死打伤邦联军1,000人，俘虏6,000人。他们在5月10日，在佐治亚的欧文维尔俘获正在逃跑的杰斐逊·戴维斯，使这次长达500英里的袭击战达到了高峰。他们沿途切断铁路、摧毁了600辆机车或货车，破坏数十座兵工厂和武器库，没收和烧毁了大量的棉花，捣毁了300尊大炮和100,000件轻武器。
在1861年，许多外国观察家认为邦联是不可战胜的，因为它的地域辽阔，公路稀少，地势崎岖不平，将会挫败入侵者，就像1812年俄国的漫长路程挫败了拿破仑一样。但是事实与这些预言相反，邦联不仅被攻入和击败，而且完全被摧毁了。到1865年，联邦军队已经渗入了邦联的500,000平方英里的每个角落(只有得克萨斯和佛罗里达的边缘地区除外)，其面积相当于法国、西班牙和西德的总和。这支军队摧毁了南部资产总值的三分之二，牲畜的五分之二，20岁到40岁之间的白人男人的四分之一。一半以上的农业机械被毁坏了，被破坏的铁路和工业无法计算。从1860年到1870年10年中，北部的全部财富增加50%，而南部的财富却减少60%(如果奴隶不算作财产，则应是30%)。这些数字对邦联为维护它的生活方式发动的反革命所导致的悲剧性嘲弄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同时，它也证明了在这历史上第一次“现代”战争中，现代化社会所具有的克服距离和地形障碍的能力。
1864年-1865年冬季的重建问题
当邦联土崩瓦解的时候，北部的国会再次尝试确定重建的条件。根据林肯的百分之十计划，亲联邦的州政府已在路易斯安那和阿肯色已占领地区内行使职能。田纳西的新州政府也即将成立。尽管早些时候总统在重建问题上与激进派发生矛盾，但他现在希望国会能承认这些新政府。共和党在1864年选举时的协调一致的精神很好地预示总统和国会之间的一种妥协。林肯于12月任命萨蒙·蔡斯为首席大法官一事，是他对激进派作出的友好姿态。总统在国情咨文里有一句话也同样表现出这种姿态，总统在这句话中表示了支持对战后南部采取“空前严厉的措施”的意愿。
总统与共和党众议院领袖们制定一项妥协方案。根据这个方案，国会将承认林肯扶植的路易斯安那和阿肯色的州政府，以换取总统批准一项对邦联其余各州的立法。这项立法与去年10月被否决的韦德-戴维斯法案十分相似。这项妥协法案最初规定其余南部各州的黑人享有选举权，但是温和派将它修改成只给黑人士兵和有阅读能力的黑人以选举权。1865年1月到2月，众议院一连串争吵不休的会议和议员投票挫败了关于这项法案的一些不同意见。激进派对不给黑人选举权和承认路易斯安那州现政府的议案都投了反对票，共和党保守派对给予黑人选举权的议案投了反对票。民主党则投票反对所有重建法案。结果，一项法案也没能通过。在参议院，民主党和共和党激进派结成了临时联盟，阻拦通过一项承认重建的路易斯安那州政府的提案。
温和派对妥协方案的流产后悔莫及，而对激进派来说，把重建问题搁置到战后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事。一位激进派国会议员写道：“在这期间，我希望全民普遍接受教育，以适应我们所要求的普选。”下一届国会由于共和党在1864年的选举中大获全胜，肯定会更加激进。总统也同样会变得更加激进。从1861年到1865年，林肯已坚定地逐渐转向了左派一边：从有限战争到全面战争；从逐步地、有偿地解放奴隶到立即彻底废除蓄奴制；从反对武装黑人到热情支持武装黑人；从恢复联邦的主张到重建联邦的主张；从获得自由的奴隶进行殖民开拓到给黑人士兵和有文化的黑人以选举权。在战争结束时，林肯的立场与激进派更加接近。在4月11日的一次讲演中，林肯重申了他在重建问题上灵活和务实的观点。总统说：路易斯安那的先例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各州。如果对人民的利益有害的话，他的承诺也不是不可更改的。即使是在路易斯安那的问题上也是如此。在演说结束时，林肯许诺：不久后他还要发表关于重建问题的“一些新的声明”。但是三天之后，约翰·威尔克斯·布思永远剥夺了全国人民聆听这些声明的机会。
邦联决定武装奴隶
由于大部分领土被侵占，军队瓦解和经济崩溃，邦联在1865年3月显然已注定灭亡了。然而苟延残喘的戴维斯和李还要利用他们手中的最后两张王牌作垂死挣扎。第一张牌是征募黑人奴隶参加南军，第二张是尽力把李军和约翰斯顿的70,000名饥饿不堪的残兵败将集合起来，以连续打败谢尔曼的90,000军队和格兰特的115,000军队。这两项计划尽管都是异想天开，但却体现了南部领袖“战死在最后一条战壕里”的决心。
1863年，北军从黑人奴隶中征兵，提醒了南部的少数有识之士，他们想知道是否南军也可以用这种方法获取兵源。早在1864年初，帕特里克·克利伯恩将军便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武装奴隶的建议。但是杰斐逊·戴维斯驳回了这项建议。现在这个意见不能继续再被压制了。因为在1864年-1865年冬季南军土崩瓦解，南部报纸和政治家们喋喋不休地议论着征募奴隶的问题。到了1864年底，戴维斯和他的内阁已同意了这项建议。两年前，戴维斯曾抨击北军武装南部逃奴是“罪人史上最可恶的手段”。但是从那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正如一位邦联人士在圣诞节的日记中写的：“当蓄奴制与独立二者必居其一时，蓄奴制就必须舍弃了。”
但是对以维护蓄奴制为战争目的的南部人来说，武装黑人的主张是一种“前后矛盾的自我嘲弄”。当时邦联参议院代主席弗吉尼亚的罗伯特·亨特问道：“要是不维护我们的财产，我们干吗要打仗呢？”一位南部最有权势的政治将军豪厄尔·科布认为：“如果奴隶能够成为好兵，我们关于蓄奴制的全部理论都是谬论……。我们征募奴隶当兵之日，就是我们的革命失败之时。”科布的同事乔治亚·罗伯特·图姆斯大声疾呼：“可能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最大灾难，就是依靠我们的奴隶们的英勇去取得独立……。弗吉尼亚的军队允许一个黑人团以战士身份加入他们的部队之日，这支军队就将堕落、毁灭而且蒙受耻辱。”
罗伯特·李将军最终克服了这些反对意见。李从来不是一个坚强的蓄奴制维护者，他坚信奴隶们一旦获得解放，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为“他们的国家”而战，而不是为北方佬。“我们必须决定，要么让我们的敌人来取缔蓄奴制，并利用奴隶来反对我们，要么我们自己去利用奴隶。”李写道，“我想，我们最低限度也可以像北部人那样去对待他们。北部人对奴隶们的支援给予高度的重视。”罗伯特·李的名望如此之大，(《里士满观察家报》说：“国家不会拒绝李将军提出来的任何请求。”)以致于邦联国会在3月13日还是勉强通过了一项征募黑人士兵的法案。濒临末日的巨大灾难使1861年的反革命转变成1865年的革命——但并不彻底。尽管罗伯特·李提出黑人士兵应获得自由，但法案没有提到这一问题。是否给那些为邦联作战的黑人奴隶以自由的许诺，仍是一个尚待讨论的问题。直到战争结束，任何黑人团也没有建成。
从彼得斯堡到阿波马托克斯
由于波托马克军团最终使北弗吉尼亚军团陷入了绝境，这次战役才告结束。在将近四年的时间里，这两个军团越过一条200英里的狭长战线厮杀，而在西部的联邦主力部队在叛方领土上胜利进军，深入1,000英里，这就使西部军队产生骄傲情绪。这些来自农村和边区的瘦而结实的西部人对那些“纸衬领”的东部士兵极为蔑视。当东、西部联邦部队碰到一起时，他们就互相辱骂，有时甚至大打出手。一位印第安纳列兵在1863年说：“如果这场战争由那些衣着整齐的东部人来打，那么战争将永远不会结束。……他们只打到邦联的一个州，而我们却打遍了五个州。”一位伊利诺伊州的士兵则认为：“波多马克军团只会呆在冬季军营里数钞票。”而另一方面，东部士兵则把西部军队看成是一群武装暴徒。他们在军事上取得的胜利只是由于西部邦联军素质低劣。“西部的叛军不过是一群武装的乌合之众，而不像李军士兵那样纪律严明，难以战胜。”
大多数研究联邦军队的历史学家已同意西部人自己的说法。不可否认，西部军队从多纳尔森到亚特兰大，屡战屡胜，征服了大片的领士。而波托马克军却在弗吉尼亚陷入僵局，一筹莫展。但是造成这一结果，与其说是由于东西部军队的士兵的素质差别，不如说是由于将领们才智的差异，包括联邦军的将领和邦联军的将领。联邦军的四位优秀将领：格兰特、谢尔曼、谢里登和托马斯都是西部人，而邦联的几位战功卓著的将军：罗伯特·李、杰克逊、朗斯特里特、斯图尔特和福雷斯特，只有福雷斯特是西部人。当朗斯特里特在1863年率领他的军团驰援佐治亚时，他指挥了南军在奇克莫加突围。这是田纳西的南军取得的唯一的一次明显胜利。当波托马克军的第11军和第12军一个月以后从弗吉尼亚开到查塔努加后，这些曾被认为是东部军队中最弱的部队，却成了西部军队中的骁勇善战之师。士兵还是原来的士兵，只是更换了他们的指挥官。
西部军队所打的硬仗确实不及波托马克军团多，但是并非所有的同时代人都这样认为。一位参加过谢尔曼远征的威斯康星的士兵写道：“波托马克军团确实打了不少硬仗，不过他们的仗和我们的规模不同，而且他们的仗多数都是在报纸上进行的。”他这句话大错特错了。战争中14场最残酷的血战(南北军伤亡总数在17,000人以上的)中，有10场战役是在北弗吉尼亚军团和波托马克军团之间打的。50次战斗伤亡比例最高的南军步兵团队中，有40个在东部战线作战。联邦军队中50个伤亡比例最高的步兵团中，有41个是东部军队。在7个战斗伤亡率最高的联邦军中，有6个军曾参与波托马克军团作战。这个军团的阵亡总数为全部联邦武装力量阵亡人数的一半以上，新英格兰各州和大西洋中部各州军队的阵亡士兵总数比西部各州阵亡士兵总数高23%。
攻陷彼得斯堡和里士满
虽然格兰特本人是西部人，他还是对波托马克军团的傲慢以及对西部人的优越感的憎恶十分敏感。因此他希望在谢尔曼的军队从李军背后发动突击之前结束这场战争，以取得最后胜利所享有的荣誉。现在格兰特最担心的就是有一天早晨他一觉醒来，发现李军在夜间偷偷溜到北卡罗来纳，与约翰斯顿的军队汇合。李也恰恰是这样盘算的。然而，在撤出战壕之前，他冒险在彼得斯堡东面对格兰特军的右翼进行最后一次进攻，迫使格兰特从左翼抽调兵力支援右翼，以缩短他的包围圈。在3月25日黎明前的黑暗中，一群装成逃兵的南军取得了联军哨兵的好感后，突然捕获了不知所措的北方佬，并率先发动进攻，攻占了联邦军防线上的防御工事斯特曼堡。南军大队人马从突破口一涌而出，很快就占领了差不多一英里长的联邦军战壕。但是他无法顶住联邦军火炮的纵深轰击和步兵的猛烈反攻。到了上午10点左右，南军被赶了回去，伤亡总共4,800人。
现在格兰特掌握了主动权。他派出两个军和12,000骑兵去攻击南军右翼，切断了通向彼得斯堡的最后一条铁路，封锁了李军向西南逃窜的退路。在一个叫作五岔口的铁路汇合处，谢里登的骑兵和第五军于4月1日从正面和侧翼发动进攻，击溃了10,000名南军，使南军伤亡5,000人，而北军仅伤亡1,000人。格兰特得知谢里登进攻得手后，遂下令于次日拂晓向彼得斯堡守军发起全线进攻。残存的南军拼死抵抗，从一个战壕撤退到另一个战壕，经过一整天浴血奋战，打死打伤联邦军4,000人，使联邦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格兰特希望将李军全歼于彼得斯堡，但是南军于夜间渡过了阿波马托克斯河向西撤退。与此同时，邦联政府和在这一地区的所有部队撤出了里士满，他们撤退前炸毁了桥梁、工厂、军火库，烧毁了所有的棉花和无法运走的政府财产。4月3日黎明，整个里士满变成了一片火海。
率先占领这座城市的是第五马萨诸塞骑兵队的黑人骑兵。其指挥官小查尔斯·弗兰西斯·亚当斯，他是美国驻英国公使查尔斯·亚当斯的长子，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的孙子。这又和在查尔斯顿一样，占领军的首要任务是扑灭在黄昏时点燃的大火。但是在此之前，里士满的大部分商业区和工业区已被焚烧殆尽。第二天，林肯总统在一队黑人骑兵的护卫下访问了这座已经沦为废墟的城市。他们沿途受到成千上万的里士满的黑人群众的夹道欢迎。一位黑人喊道：“我知道我获得自由了！因为我见到了慈父阿伯拉罕并抚摸了他。”北部一家主要报纸《费城报》的黑人通讯员莫里斯·切斯特坦然地坐在邦联的国会大厦，写了一份描述当时情景的电讯。而对里士满的白人来说，如果需要的话这就是把他们的世界搞得天翻地覆的毁灭性革命的确切见证。
通向阿波马托克斯之路
当里士满发生这一切的时候，35,000名李军正企图摆脱80,000北军的穷追不舍。在他们左侧，谢里登率领的骑兵部队和两个军与他们平行疾驰，阻止他们向南部退却。同时，另外两个步兵军紧跟在李军后面，俘虏了成百上千疲惫不堪的南军掉队的士兵。4月6日在法姆维尔附近的塞勒湾，北军经过一场激战，切断并俘获了7,000南军，而北军仅损失1,200人。李目睹了这场战斗的高潮以后绝望地叫道：“天啊！我的军队瓦解了吗？”4月8日，谢里登赶到了李军剩余部队的前面，在彼得斯堡以西100英里的阿波马托克斯火车站缴获了两列车的军需品。4月9日早晨。当残存的南军准备进行最后突围的尝试时，发现北军骑兵后面的两个军。这时，李才意识到一切都完了。他手下一位炮兵军官建议把剩余的部队疏散到森林里，继续进行游击战，但是李断然拒绝这种建议。他说，游击队“将会变成为一帮帮的土匪，敌人的骑兵将会追击他们，去蹂躏他们可能(或许)从来没有机会去过的很多地区。我们将会招惹灾祸，需要许多年才能恢复过来”。不！李又说，“我们所能做的只有去见格兰特将军。我宁愿死一千次。”
李将军投降
但是，他这样做了：他到阿波马托克斯县政府所在地，走进了威尔默·麦克莱恩的农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麦克莱恩在弗吉尼亚的马纳萨斯附近也拥有一所房子，那所房子在第一次布尔河战役中曾被用作邦联军的总部。他迁到这偏僻的角落正是为了躲避交战双方军队的抢掠，成了在这个起居室里唯一目睹这场战争最后一幕的人。李来到时身着华丽的全套军服，而格兰特却穿着一件褪色的野战军服，穿着溅满泥泞的靴子来参加这一历史性的会议。他的司令部马车在一次阻止南军的激烈战斗中被弄坏了。格兰特，这位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分别俘获了三个军团(在唐纳尔逊、维克斯堡和这次在阿波马托克斯)的将军，提出了十分宽大的条件：释放李的全部军队，允许他们带走他们的马匹、骡子去回家“种地”。当这两位将军握手时，格兰特对于这位经历了如此长久的战争，作战如此英勇的对手的失败感到“悲哀与忧郁”，因为“他为一个事业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尽管这个事业我认为是人们为之奋斗的最错误的事业之一。”
一些联邦军军官对李投降的消息感到无比惊讶，以致于他们几乎不敢相信这一消息。一位在弗吉尼亚打了三年仗的步兵上校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仪式签字两周后写道：“即使在李已经投降了以后，我们当中还没有人敢相信这件事。我总有这样一种感觉，好像我们一辈子都要和他打下去。”但是当4月9日投降的消息传遍了联邦军营地时，士兵们开始了欢庆，好像把历史上所有的独立纪念日都汇合在一起来庆祝。一位老兵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帽子、靴子、外套、背包、衬衣、烟盒满天飞舞，整个天空都成了黑压压的一片。人们互相拥抱，时而欢笑，时而哭泣。那些高大、笨拙、满脸胡子的汉子，竟像姑娘那样互相拥抱、接吻。人们欢歌载舞，又嚷又叫，翻身倒立甚至玩起了跳背游戏。”所有的军乐队都在演奏，都试图在精神上和音量上压过对方。当电讯把李投降的消息像闪电般地传遍了整个北部时，那里的人们刚刚从庆祝攻克里士满的狂热中平静下来，一场新的更加热烈的庆祝活动又爆发了。
林肯被刺和战争结束
突然，电报机传来了重大的消息，人们的欢乐情绪接着化为悲痛——但是这消息是可怕的，十分重大的——林肯遇刺了！4月14日，早已积忧成疾的56岁的林肯总统为了松弛一下，来到了福特剧院观看一场喜剧表演。戏演到一半时，约翰·威尔克斯·布思走进了林肯的包厢，开枪击中了他的头部。然后布思跳上舞台(他在那儿跌断了腿)，高喊着：“这就是暴君的下场！”一瘸一拐地溜出了后门，跳上一匹事先准备好的马逃走了。剧院的人未能将他抓住。约翰·威尔克斯·布思是一位著名演员的儿子，他哥哥也是一位著名演员。他本人二十六岁，是一位平庸的演员。他是一位性情反复无常的利己主义者，渴望出名却未能如愿，因而心灰意冷。几个月以来，他一直在策划绑架林肯，用他作人质以迫使联邦政府向邦联让步。为了实现这一疯狂的计划，他从华盛顿的下层社会的流浪汉、邦联的间谍、南军的逃兵中征募了几个助手。里士满的陷落和李军的投降使绑架计划变得毫无意义，因此布思改而决定暗杀林肯总统、副总统约翰逊和国务卿西沃德。由于派去刺杀约翰逊的同伙惊慌害怕，而未能得逞。西沃德国务卿被刺成重伤，但保住了性命。4月26日，联邦军队终于在弗吉尼亚的一个燃烧着的仓库里找到了这位马里兰出生的布思，并且将他击毙。军事法庭判定其他八名同伙共谋策划了这次暗杀。其中四名被判处绞刑，另四名被判罚苦役。这其中有两个人的判决可能有失公正：玛丽·萨拉特，布思策划绑架行动的那个旅馆的老板，她参加了开始的策划绑架活动，但是她大概对改变后的暗杀计划一无所知。塞缪尔·马德医生，他为布思治过受伤的腿，充其量不过是名事后从犯。萨拉特夫人被绞死了，马德被判终生监禁，但是1869年，他同其他几名被监禁的同伙一起得到赦免。对他们的量刑在一定程度上受了暗杀事件发生后报仇雪恨的公愤和歇斯底里情绪的影响。 [ 注：布思还没有受到审判就被打死了，这同一个世纪以后李·哈维·奥斯瓦尔德一样，这引起了大量的推测，究竟谁是这次暗杀行动的幕后策划者。许多北部人认为杰斐逊·戴维斯同布思同谋策划了这次暗杀，另一些人则认为安德鲁·约翰逊由于某种原因介入了此事。一些同时代的人或稍后的作家试图将布思同邦联在加拿大的特务联系起来。至少有一位历史学家认为幕后策划人是陆军部反情报机构的负责人拉斐特·贝克，因为他在组织和领导那次追击中打死了布思。有一位作家则认为，布思已改信罗马天主教，他是为了耶稣而刺杀林肯。大多数当代人推测，是陆军部长斯坦顿为了共和党激进派的利益策划了这次暗杀，他们因为林肯的软弱的重建政策而要除掉他。还有一些作家认为在弗吉尼亚被击毙的不是布思，而是一位和布思长得十分相像的人作了他的替罪羊。最近的一部书和一部电影设法把所有这些观点汇合在一起，几乎把联邦和邦联的重要人物都同林肯被刺的事件联系了起来，因为北部一些银行家在他们身上花了大量的钱。(见戴维·巴尔西杰和小查尔斯·塞里尔：《刺杀林肯的阴谋集团》，洛杉矶，1977)虽然关于暗杀事件是个众说纷纭，永远找不出答案的问题，但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能够证实这些假设。布思和他的一小撮同伙似乎是没有别人指使的。在弗吉尼亚被击毙的那个人确是约翰·威尔克斯·布思本人。关于林肯被刺事件的种种推测见苏埃德·刘易斯的《林肯死后的种种猜测》(纽约，1929年版)第二部分和理查德·柯伦特的《无人知道的林肯被刺之谜》(纽约，1958年版)第11章。 ]
殉难的总统
1865年4月15日，安德鲁·约翰逊在举国震惊与悲痛之中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人们在街上为林肯的殉难痛哭流涕。格兰特将军在4月19日在白宫举行的葬礼上泪流满面。当载着林肯遗体的九节列车从1,000英里以外的华盛顿开向林肯的家乡、伊利诺伊州的斯普林菲尔德时，千百万人默默地站在铁路边目送列车远去。在这个笃信宗教的国度里，总统在耶稣受难日这天被害绝非巧合。特别是对于黑人来说，林肯恰恰在取缔蓄奴制的斗争刚刚取得胜利之际，阖然受难，与世长辞，这就赋予他以基督形象。这一事件使朱丽亚·沃德·豪的《合众国的战歌》的最后一句，赋予了新的意义：“他为了人类的圣洁而牺牲，我们要为人的自由而献身。”
在林肯被刺以后的一周里，整个北部充满了悲愤情绪。悲惨的复仇的呼声不仅指向刺杀总统的凶手，而且指向了所有邦联的领袖们。人们认为他们不仅要对林肯的死负责，而且也要对在战争中丧生的360,000联邦军将士的死难负责。但是这种复仇的呼声不仅与林肯现在可以与之相比的基督的教义是背道而驰的，而且不符合林肯在第二次就职演说中动人的结束语所体现的精神。他说：“对任何人都不要怀有恶意，用基督的宽容精神对待一切人。坚持正义，因为上帝使我们懂得了正义。让我们为医治好国家的创伤、[并为取得]正义和持久的和平而奋斗。”
这段话中“博爱”与“坚定”之间的紧张关系既反映了林肯被刺后几个月中北部人对南部的态度，也恰恰反映出林肯战时领导的基本特点。林肯作为总统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用这种态度去解决这种或那种紧张关系的能力。他在北部人多次发生猜疑、分裂或失去信心的时刻，都能使他们保持战斗意志。
林肯在情绪沮丧的时候(他称之为“忧郁”)，知道怎样去战胜个人生活中的绝望情绪，就像他领导美国战胜了民族的绝望情绪一样。林肯常常通过讲一些轶事趣闻，不仅像寓言一样把一些重大问题的观点形象地表达出来，并且能在谈笑中使烦恼化为乌有。林肯非常喜欢同他的两个小儿子嬉戏。一个是11岁的威利，一个是8岁的特德。在1862年，两个孩子都生病了，大概是得了伤寒，特德痊愈了，而威利却于2月20日病死了。(无独有偶。这一悲剧在两年后重演。邦联总统杰斐逊的5岁的儿子约瑟夫·戴维斯在里士满总统官邸的阳台上摔了下去，因颅骨破裂而死亡)阿伯拉罕和玛丽·林肯几乎因威利的死而悲痛欲绝。阿伯拉罕很快便振作起来，勇敢地面对奴隶解放问题、政治上的反对和军事上的挫折，并努力去克服它们；而玛丽却从此一蹶不振，她的精神崩溃了，再也没有完全恢复心理上的平衡。林肯任总统的四年零六个月时间里，在白宫中经历的极度痛苦，正是那一时期美国所经历的苦难历程的一个缩影。在美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位总统在任职期间承受了那么大的个人不幸，也没有哪一位总统曾经面临过那么巨大的民族危机。正是由于林肯的仁爱和他的伟大使他能够成功地渡过了这两方面的危机。
内战的结束
在林肯遇刺以后的几周里，约翰逊总统在努力适应他的新职务，而邦联的几支军队仍在作战。陆军部长斯坦顿是美国政府最强有力的人物。粗鲁的和感情容易冲动的斯坦顿担心暗杀是叛乱分子颠覆政府阴谋的一部分，他下令逮捕了数百名邦联的同情者。这些受牵连的人受到了严厉的对待，他们的法定权利全被置之不顾。
在这期间，结束了谢尔曼和约翰斯顿签定投降协议的消息。这个协议的签定引起了斯坦顿的种种猜疑。谢尔曼作为打硬仗的鼓吹者，经常希望一旦叛军被彻底打败，就签定一个条件宽大的和约。他反对武装黑人，不赞成黑人与白人地位平等，反对激进派的重建纲领。按照他对林肯的政策的精神的理解，他与约翰斯顿签的定的和平条约与格兰特和李所签定的投降协定相差甚远。条约规定：一旦现存的南部各州政府的官员宣誓效忠联邦，联邦就给予承认。条约准许被遣散的南军部队将他们的武器存入州武器库，并且保证给南部人以“包括选举权在内的政治权利以及人身权利和财产权”。
一向在复杂的政治事务中机灵和谨慎的谢尔曼这一次却犯了个绝大的错误。他不仅超越了自己的权限，而且他没有看到这个协议可以被解释为对叛乱的各州政府的承认，对奴隶作为私人财产的保证，并且撇开总统和国会擅自决定重建问题。格兰特向谢尔曼转达了内阁对这项协议的一致反对态度。谢尔曼毫不踌躇地在4月26日按照格兰特-李协定的模式与约翰斯顿重新签定一份投降协定。如果不是斯坦顿怀疑谢尔曼的动机，在报纸上发表了对这一事件的歪曲事实的言论，使谢尔曼处于不利地位的话，事情本来就会平息的(民主党开始为他唱赞歌)。斯坦顿的担心是毫无理由的。他的行为虽然是真诚的，但却是不公正的。谢尔曼永远不会宽恕这位陆军部长。 [ 注：斯坦顿的动机和人品往往难倒了许多历史学家的分析力。他的效率高，为人廉洁，勤劳努力，热情地献身于联邦事业，是一位完美的陆军部长；但同时，他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又不那么坦率，对事敏感粗暴，有时还搞小动作，而且往往不考虑别人的感情。 ]
在林肯被刺的几周内，华盛顿所有的人，特别是斯坦顿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虽然李已经投降，但杰斐逊·戴维斯和他的内阁还在逍遥法外。他们乘火车沿着破烂不堪的铁路线迅速地向南逃窜。戴维斯沿途每经过一站，都要停下来鼓励他的人民继续战斗。“到敌人的后方作战”，敌军交通线的延长“必然使我们得到胜利”。甚至在约翰斯顿投降以后，戴维斯还谈到将政府迁到外密西西比诸州继续作战。对于联邦政府来说，这意味着南部要变成另一个爱尔兰，游击战争要长期打下去。但大多数南部人对这些已经厌倦了，罗伯特·李的榜样比戴维斯的动员口号更有说服力。5月4日，在密西西比以东的亚拉巴马，理查德·泰勒将军率南军残部投降。5月10日，联邦骑兵在佐治亚俘获了戴维斯和他的随从。5月26日，埃德蒙·柯比·史密斯准将率外密西西比军队投降。5月份发生的这些事件使华盛顿的上空充满灿烂的阳光。尽管和平问题仍摆在前面，但战争的结束已是无可怀疑的了。
联邦复员军队
战争的两个令人担忧的后果没有成为事实：(1)没有发生血腥的复仇。邦联分子没有试图谋反。杰斐逊·戴维斯未遭审判被监禁了两年，然后被释放了。他过着平静的生活，写着他的回忆录。这种对反叛者不加惩处的情况在叛乱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特别是规模如此巨大的叛乱。(2)军队在美国生活中并没有变成一种权势。实际上一直到1904年，每一位当选总统(格罗夫·克利夫兰除外)都曾在联邦军队中打过仗，并且以其战争期间的功绩而取得政治上的成功。但是他们中谁也没有(包括格兰特在内)成为一名“军人总统”。除格兰特以外，他们都是平民，在1861年的紧急关头毅然从戎。到1865年，他们又很快回归他们的平民生活。
在他们返回家园之前，波托马克军团和谢尔曼的军队于5月23日-24日在华盛顿举行了一次大阅兵。整整两天，合众国的武装力量在成千上万欢呼的观众面前列队通过宾夕法尼亚大街。当谢尔曼的大踏步行进的西部人于第二天活跃地通过的时候，看台上的一些观众唱起了《约翰·布朗之歌》。士兵们听到了歌声，立刻，在这座一度到处是黑奴的城市上空，响彻了雄壮的联邦军队进行曲的歌声。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雄辩地证明这场战争所引起的变革。
大阅兵以后，赢得战争胜利的联邦军队平静复员并返回自己家园。联邦军队的复员工作进行得异常迅速，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共有641,000人退伍。海军到1865年底已把530艘战舰压缩到117艘。到1866年11月，只有65,000人留在军队里，而18个月以前还有100多万人。大多数士兵似乎很快适应了平民生活，而且显然没有社会和心理上的问题而使这场战争的如此众多的退伍军人受到困扰。一位伊利诺伊州的退伍军人写道：“我回到家后，发现父亲正忙着收割玉米。因此，9月29日我到家后的第二天早上，我脱下陆军中尉军装，换上父亲的旧衣服，向尚未收割的玉米地发起了进攻。我干这种农活的时候，我的感觉十分奇妙。有时候似乎感觉我只离开家一两天，现在又接着干我走时撂下的活儿。”
战争的痕迹
但是事实上，无论是对这位伊利诺伊的退伍军人，还是对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人，过去的这一切都永远不会再现了。战争给整个民族意识留下不可磨灭的烙印，一位曾在战争中三次负伤，后来成为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前步兵上尉奥利弗·温代尔·赫尔姆斯在1844年说过：“战争的经历使参加过战争的一代人与其他人产生了一道鸿沟。由于我们的好运气，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就与战火联系在一起，这使我们从一开始便认识到生活是深奥的，热烈的。”南北战争产生了一大批回忆录、团队史、大众文学和学术著作，比美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都多，也许比所有战争加起来还多。南北战争圆桌会议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在成千上万的乡镇的广场上矗立的南北战争纪念碑的数量，大大超过美国历史上其他著名事件的纪念碑。在几代人中，南部人用“战前”、“战后”记载他们的历史——但从没有人曾提出这指的是哪一场战争。在20世纪60年代当旧邦联的国旗和军歌《迪克西之歌》成为南部人反对民权运动的一种象征的时候，而《合众国的战歌》却成为民权运动的一支激励人心的战歌。
南北战争之所以产生如此深远影响，是由于它所体现的人的价值，总共有大约620,000名士兵在内战期间丧生(其中包括360,000联邦军和260,000邦联军)，几乎与美国有史以来所参与的所有其它战争中死亡人数的总和680,000人相等。在美国，无论是南部还是北部，几乎没有一个家庭不哀悼在战争中丧生的亲戚或朋友。直到进入20世纪许多年以后，在美国的城市或乡镇仍能经常见到残肢断臂的内战伤兵。退伍军人组织——合众国退伍军人协会和邦联军退伍军人联合会，使人们对战争记忆犹新，成为各自所在地区的很有影响的政治势力。一时间，英雄主义的神话和浪漫故事掩盖了战争的严酷现实。但是这些神话本身，特别是在南部，很快变成了一个重要的现实——人们通过这面镜子观察他们的世界，它提供了主宰他们生活的一个远景。
南北战争使美国的国家性质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联邦作为各个主权州的自愿同盟的概念已被永远地埋葬了。“联邦”这个词的概念已逐渐被“国家”的概念所代替。“合众国”与其说是一个复数名词不如说是单数名词。战争以牺牲各州为代价加强了中央政府。1861年以前，在联邦的办事机构中只有邮政部门直接同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发生关系。公民们向地方或州政府交纳税金，并在州法院解决他们所遇到的纠纷。说到钱，他们使用经由州立法机关授权的银行发行的钞票。1861年战争开始时，总统首先动员全国的民兵。由州长负责征兵、装备并亲自率领志愿军的团队。但是战争的重压改变了这一切。到1863年，如果各州不能凑足征兵名额的话，陆军部便直接确定各州的征兵名额并将这些州的男子直接征入军队。总统宣布实行军事管制法，在那些拘留权取代州法院权力的州里驻扎军队。联邦政府规定大量征收直接税，并成立了国内税务局去征收赋税。它发行纸币，建立全国性的银行体系，并用征税的方法把州的钞票征得绝迹。政府没收南部人的财产，解放他们的奴隶，并建立了一个社会福利机构——解放奴隶管理局以废除各州管理自由奴隶的州法。最初的第11条宪法修正案限制了联邦政府的权力，而第13条宪法修正案开创了一个先例，以后的六个修正案根据这个先例限制了州权，并扩大了联邦政府的权力。
战争给南部带来的影响最大。解放奴隶使社会秩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70年以后，一些曾经当过奴隶的年老的黑人在会见联邦作家事业局时，生动而具体地追述了他们获悉自己获得自由那一天的情景。那一天对许多人来说都是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其中一位说：“在那一天之前或以后，谁也没有经历过那样的时刻。黑人们拍着手又喊又唱，孩子们敲着罐头瓶，叫喊着到处跑来跑去。人人欣喜若狂，他们用这种方式庆祝自己的解放。”这种变化势不可挡，因而当时人们用《启示录》中的语言和革命来描述这种变革。北卡罗来纳的自由民相信：这便是先知所预言的“一个国家将在一日内诞生”。孟菲斯一家报纸在1865年惊呼道：“这五年所发生的事件使整个美国南部的社会制度发生了彻底的变革。”一位占领威尔明顿的黑人团的随军牧师这样描述那些盯着这些黑人士兵的不知所措的白人：“他们现在要么是到了另一个世界，要么就是整个世界颠倒了过来。”一位黑人士兵从他看守的一群邦联战俘中认出了他从前的主人，他走上前大声同他打招呼：“喂，主子，这回咱们可是上下翻了个。”
在1865年，整个世界似乎确实翻了个，但是能否长久保持下去，这就要看重建工作的进展如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