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重建与自由民·第二十二

作者：詹姆斯·M·麦克弗森·美国

出自————《火的考验：美国内战及重建》

出自————《战争通史》

　　 1863年12月8日，林肯发布了“大赦和重建宣言”。林肯根据宪法就对反对合众国的罪犯实行大赦所赋予的权力，提出对那些曾参加过叛乱而现在宣誓忠于合众国及其所有法律和有关奴隶制宣言的人，实行“全部赦免”并恢复其“除奴隶外”的全部财产。(邦联政府的内政外交官员，陆海军的高级将领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邦联分子不在赦免的范围之内。)无论任何时候在任何一个州，宣誓的选民人数达到了1860年选举时投票人数的10%，这个忠诚的核心就可以重建一个州政府，而林肯答应给予行政上的承认。“这类州政府所通过的关于该州自由民的任何条例，其中应承认并宣布永远给他们自由，为他们提供教育；该条例作为临时措施，但可以符合他们当前作为劳动的、没有土地的而且无家可归的阶层的状况，都不会受到国家行政部门的反对。”自然，决定该州是否派出众议员和参议员的权力是属于国会的。

　　 这个文件是深思熟虑后的产物。它论述了战争中最主要的社会与政治问题，并制定了如下政策：(1)承认到目前为止新奴隶解放所已取得的成就将是重建的先决条件；(2)但是，南方各州暂时可以颁布劳动合同法或其它措施，以便从突然解放所引起的混乱中恢复秩序；(3)一些州从政治上回归联邦将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对叛乱分子将不施于严厉惩罚，不没收其除奴隶之外的一切财产，并且在开始阶段不要求选举人数超过10%。

　　 1863年下半年间，林肯在联邦军事胜利的条件下，有系统地阐述了这些条款。现在联邦军队几乎占领了整个田纳西以及路易斯安那，阿肯色，密西西比和弗吉尼亚的大部分地区。为了在这些地区恢复(或叫“重建”)民选文官政府，已需要制定一项政策。林肯的这个宣言旨在迎合这种需要。另外，总统希望他对大赦的慷慨保证会引起更多不热心的邦联分子重新归顺联邦，从而进一步削弱邦联。但是，这些复杂的条款分裂了共和党，并且在总统与国会之间引起了对立。要阐明这些复杂的问题，需要从三个不同的但又互相联系的问题即奴隶解放、自由民的地位和政治上的重建来进行分析。

　　 解放奴隶

　　 虽然所有的共和党人都想把解放奴隶作为重建的条件，但是其中许多人——包括林肯——都怀疑战时反对蓄奴制的行动在战争结束之后是否还能合法有效地存在下去。那些根据战时权力可以没收敌人财产的行动，在和平时期就可能不会具有宪法上的合法性。共和党人普遍都赞成来到联邦境内的奴隶，根据没收法、解放宣言或是占领南部的联邦司令官的军事命令——如纳撒尼尔·班克斯的那些军事命令，获得自由；这些军事命令还废除了路易斯安那战前宪法中的奴隶条款。林肯再三声明，只要他当总统，已获得自由的人将不会再沦为奴隶。但是法院在战后会承认这种身份吗？而还未来到联邦境内仍在邦联的三百万奴隶以及没有落实这些政策的边界各州的五十万奴隶，他们会怎么样呢？即使废除蓄奴制已成为重建的一项条件，一旦某个州回归联邦，宪法上也没有任何条款去阻止一个州重建蓄奴制。

　　 到1863年底，共和党人已断定唯一稳妥的办法就是应有一条要在各地废除蓄奴制的宪法修正案。林肯说：“仅这么一条就能对付和控制一切无端指责”。1864年4月，参议院表决，以38票对6票通过了第十三条修正案，有两名民主党人加入了共和党的大多数，但是，民主党在1862年国会选举中所得的席位，使北部民主党人和边境各州的保守主义者能够在众议院阻挠议案的通过。1864年6月15日，众议院对修正案的表决是93票对65票(只有三名民主党人投了赞成票)，要达到必须的三分之二多数还少十三票。

　　 众议院要通过第十三修正案必须等到下一次国会会期，而在此之前，共和党在1864年总统竞选的胜利已说明了北部舆论的倾向。与此同时，为解放奴隶而进一步采取宪法步骤的动议权转向边境诸州和已占领的部分邦联州。早在两年前，边境诸州曾推翻了一项有补偿的、逐步解放奴隶的提案。现在的议题是立即和无条件地废除蓄奴制。正如林肯在1862年曾预言的，整个战争的“磨擦力”正在磨掉这些州的蓄奴制，直到只剩下法定外壳，而不会留下任何东西。

　　 在马里兰和密苏里，由于许多亲蓄奴制的人在邦联军中服役而不在家里，同时其他邦联的支持者因拒绝效忠宣誓而被剥夺了公民权，因此联邦反蓄奴制的人在1864年取得了对这些州的政治控制。即使如此，争取解放奴隶的斗争还是势均力敌的。6月24日，在马里兰制宪代表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废除蓄奴制的修正案。进行新宪法公民表决时，大多数平民竟然投票反对废除奴隶制的修正案，只是由于在马里兰的联邦士兵们的支持才以2,633票对263票的表决，为在1864年10月13日批准修正案提供了微弱的多数。1865年1月11日，密苏里州制宪代表会议通过一项废奴修正案，关于修正案的公民表决，再一次突出地表现出极其势均力敌的投票情况(修正案包括另外几个有争议的特点，其中有全部剥夺邦联支持者的投票权)。只是由于赞成修正案的士兵的多数票压倒了反对修正案的平民微弱多数票，从而在85,478的总票数之外增加了1,862票的数差，使新宪法获得通过。

　　 这些票数的接近以及许多将要投票反对新宪法的人被剥夺了投票权，意味着奴隶解放在马里兰和密苏里几乎不是林肯最初所希望的那种“自愿”措施。在战争前后废除了蓄奴制的其它三个州：路易斯安那，阿肯色和田纳西可以说也是同样的情况。在1864年，有来自路易斯安那和阿肯色已经占领的地区代表所参加的制宪会议，以林肯关于重建的“百分之十计划”作为改革的一部分，废除了蓄奴制，而且那些合格的投票者都从责任感出发而批准新宪法。1865年1月10日，田纳西的制宪代表会议通过了一项解放奴隶修正案，2月22日，田纳西的联邦主义投票者通过了这项修正案。虽然参加这次表决的投票者的比例比路易斯安那和阿肯色要大，但总数还是相差很远，没有达到占全部选民的大多数。

　　 在这五个州的大部分地区，适应商业的城市居民和欣欣向荣的非蓄奴农场主一般都支持解放奴隶的运动。例如，在马里兰，废除蓄奴制的冲突，按一位历史学家后来说的是在“潮汐区各县的固定不变的农业社会”和“北部及西部正日益发展的工商业及农场主”之间发生的。援引来自巴尔的摩其一位支持者的话说，解放奴隶所取得的有限胜利表明一个“与北部进步和繁荣结成的新联盟”。

　　 具有守旧传统的民主党势力在肯塔基和特拉华阻碍强烈的奴隶解放运动的发展，即使在特拉华，实际上是个自由州，那里的22,000黑人中处于奴隶地位的还不到2,000人。直到战争结束后第十三修正案批准八个月，在肯塔基和特拉华才正式出现奴隶解放。

　　 自由民的地位

　　 简单的概括无法说明奴隶们获得自由的种种途径。当奴隶主在北部军队到来之前逃走时，成千上万的奴隶便成了“投奔北军的黑人”，逗留在后面的奴隶把“北方佬”当作解放者去欢迎。其他奴隶得知穿蓝色军服的联邦部队就在附近，便离开种植园奔向他们的阵地。1864年-1865年当谢尔曼军经过佐治亚和南北卡罗来纳时，几万奴隶尾随在队伍后面。有些奴隶帮助北部士兵劫掠村中首富；而另外一些奴隶又帮助太太们埋藏银子。受信赖的家庭佣人和马夫往往最先把种植园丢给北部人；而另外一些人则一直对老主人忠诚到底。许多逃亡出来的奴隶为联邦指挥官作向导和侦探，但另外一些逃奴却假装一无所知或拒绝向入侵的北军提供情报。只有一个结论是可靠的：大多数奴隶欢迎自由，不管这种自由到头来是含含糊糊的还是幻灭的。到战争结束，在邦联的350万奴隶中大概有150万已经直接地受到北军入侵的影响，而且其中50多万人是在联邦牢固控制地区之内。

　　 联邦政府对这50万逃亡奴隶从来没有制定一项统一的坚定的和深思熟虑的战时政策。军队、财政部(该部控制没收充公的财产)、各宗教团体以及北部为给自由民提供救济和教育而组织的自由民协会各行其事，各自为政。占领军司令部的军官掌握最大的权力。从他们最初企图应付逃亡的奴隶进入时起，就提出了某些似乎是“政策”的东西。在最初阶段，这种准政策也掺杂许多混乱、困难和不公正。

　　 这些逃亡奴隶拥挤在临时准备的营地里，曝露在日光和风雨中，加上疾病，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北部士兵有时还“没收”黑人好不容易随身带来的粗陋财产。士兵与黑人妇女之间的性接触造成了性病流行。为了改变这种混乱局面而建立秩序，为了防止部队的风纪败坏和剥削逃亡奴隶，联邦的指挥官们建立了分散的自由民村，指派部队军官作为自由民的管理人，特派一小队士兵保护村子以防范北部非法活动者和邦联游击队(这种村子起到组建黑人团的作用)，给自由民提供口粮、衣服和药品，号召北部的传教团体和志愿团体给予援助，和以尽可能快的行动去动员身体强壮的黑人去当劳工，并最终去当兵。

　　 在所有这一切当中，军队首先考虑的是军事效能。人道主义显然是第二位的。军队并没有考虑自己是从事改革的团体。军队的主要目的是把这些逃亡出来的黑奴组织起来，以便把他们对军事行动的干扰减少到最低限度，并使他们对军事行动的支援发挥最大的劳动效能。陆军和海军让这些逃亡黑人当赶大车的把式、装卸工人、轻工兵(建筑工人)、医院的卫生员和护士、炊事员、洗烫衣服的女工、仆役、砍柴工，等等。

　　 奴隶做上述工作不同于他们为邦联军队做同类工种的唯一地方是他们作为联邦劳工具有自由，并且得到工资。但有时在性质上也没有多少差别。邦联的官员们未经本人同意强制黑人服兵役，而联邦的官员们也常常这样做。从理论上讲，为联邦工作的黑人能够得到工资，但其中许多人几乎没见过一美元，因为他们的工资已经从衣服、亲属的赡养、每日口粮或医疗费中扣除了。邦联的官员或监工可能一直是苛刻的工头，而某些北军的宪兵司令、军需官和自由民的管理人在这一方面比起他们也不相上下。许多投奔北军的黑人无法解释，他们的旧的地位与新的身份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

　　 曾在联邦入侵者占领的种植园劳动过的许多自由民都能提出这同一个问题。那类种植园的某些承租人就是见钱眼开的北部佬；另一些承租人是已经进行过效忠宣誓的南部人。在密西西比河流域下游地区，许多种植园主进行了效忠宣誓并带着从前的奴隶继续经营自己的种植园，其唯一不同的是付给奴隶工资。但是说到在军队中的黑人劳工，他们的工资似乎也出现了相同的情况。一个北部白人工人要确认这个制度就是自由劳动制度可能会有困难。在已经占领下的路易斯安那，纳撒尼尔·班克斯发布了规章条例，而且在路易斯安那北部密西西比河流域，军官们都仿效这些规章条例(在这两个地区，三分之二的自由民在联邦有组织的控制之下生活)。根据这些规章条例，劳动被确定为“公共义务”，懒惰和流浪被视为“犯罪”。所有尚未被雇佣的强壮的自由民都需要到公营工厂去劳动。一个逃奔出来的奴隶可以选择自己的雇主，但是一旦签订了合同，他就必须为这个雇主干活直到合同满期。规章条例上规定了最低的工资，还有口粮和住房。但是考虑到衣物、医疗费和病假等等这么多的折扣，实际上大多数种植园的雇工都在为吃住而紧张地劳动。宪兵司令接到命令要在工人中推行“持续的忠实干活，品行端正，遵纪守法和完全服从”。废奴主义者的指责这些规章条例是对自由劳动的歪曲。由于揭发了许多白人承租者的恶劣行径，以及他们与某些宪兵司令之间的互相勾结，而这些宪兵司令所起的作用与旧的奴隶警察所做的几乎一样。这一切使废奴主义者们的愤怒变得更为强烈。

　　 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对自由民的福利事业，有些部队军官还是同情和关心的。格兰特委派一位随军牧师约翰·伊赖上校任密西西比河流域自由民的行政官，他和南卡罗来纳及佐治亚沿海岛屿的军事行政官鲁弗斯·萨克斯顿将军对自由民的福利事业特别关心。在已占领的地区，许多自由民，特别是那些有手艺的自由民，得到优厚的工资。军队往往插手保护工人免遭农场主虐待，以便使农场主遵守对待工人的例规。种植园的承租人并不都是西蒙·勒格里 [ 译者注：西蒙·勒格里是斯陀夫人著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残酷的奴隶主，他把汤姆打死了。 ] 。签订合同与工资的概念其本身在南方种植园里就是新鲜的。它是从半封建朝着现代自由劳动社会迈出的重要一步。

　　 并非所有没收的种植园都租给了私人。许多仍然在政府手中。这些种植园里的自由民都是在管理人的指挥下劳动着，这些管理人都是由北部自由民援助团体派去的。这种模式在南卡罗来纳的近海岛屿以及在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的占领地区，都是共同的。这些管理人不同于承租人或农场主，他们对帮助那些逃亡奴隶转变为自由民比起在农作物种植上获利往往更有兴趣。但获利的动机也是存在的。赞成蓄奴制的一个主要论点就是蓄奴制对于南部主要的农作物经济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北部反蓄奴制的人渴望证明自由黑人劳动的有益性。虽然战争的混乱和破坏使农作物的产量低于战前水平，但是战时棉花价格的飞涨，使大多数种植者都获了利——因此反对蓄奴制的人们都断言自由劳动的尝试是成功的。

　　 诚然，无论是那些仁慈的“管理人”还是拼命追求利润的承租户，在白种人的监督下组织种植园工人的做法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家长式统治。但是，当军官和文官们面对大量被赶出家园、衣衫褴褛和正在患病的奴隶时，他们都认为他们面对的是一种客观条件，而不是一种理论。在军队把大部分健壮的成年男性逃奴抽出来充当劳工和士兵之后，自由民管理人手下只剩下妇女、儿童和年老体弱者了。在这种环境里，难免会产生某种程度的家长式作风。可能出现的情况或是玩忽职守，或是发生可怕的死亡率，后者比诸家长式作风受到的指责更加严重，可能成为罪责的原因。

　　 但事实上，在战争期间，逃奴营地里的死亡率可能高达25%。虽然这个数字看起来是触目惊心的，但是如果对比一下南部邦联士兵以及联邦军队中的黑人士兵接近20%的疾病死亡率，那么这个数目就不算很高了，因为在黑人队伍中没有老人或儿童。由于战争而被迫背井离乡的白人难民的死亡率也很可怕。在联邦军队和慈善团体对那些逃亡出来的黑人进行组织、训练和救济之前，在这些逃奴中就出现了最严重的疾病和死亡的灾难。他们决定把所有健壮的黑人都安排去工作的一个原因就是要把他们从有害健康的宿营地疏散开，因为营地里人员拥挤和肮脏，而且传染病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

　　 自由民的土地问题

　　 对白人管理人或承租人家长式统治的一个明显的可供选择的作法就是把没收来的土地，要么直接出租给自由民，要么直接出售给自由民。这是北部激进分子所极力主张的，而且在占领的南部，日益推广执行。到战争的最后一年，在联邦控制之下的农田几近20%是由黑人单独耕种的。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出现在杰斐逊·戴维斯和他的兄弟约瑟夫在维克斯堡南部戴维斯-本德的种植园里。在1864和1865年黑人农民在戴维斯-本德租借了数千英亩土地并且成功地种植了棉花和粮食作物，他们中许多人都是这位邦联总统从前的奴隶。在1865年的棉花收获中，他们净获利159,000美元。这些自由民形成了一个自治区，有他们自己选出的黑人行政司法长官和治安推事。在南部其它地区，特别是近海岛屿，自由民在战争期间可以购买土地。

　　 这样的机会给黑人朝自耕农的地位提供初步的开端，这种地位已经成为他们的主要愿望。大多数废奴主义者和激进的共和党人也都预见到未来的南部是属于拥有土地的黑人农民。但是，这种美景却遇到了强大的干扰。例如，1863年-1864年，在近海岛屿上的自由民购买了5,000英亩土地，但北部的投资者却买了20,000英亩土地(其中一些土地后来被转卖给黑人)。这些北部买主中有许多像其它地方的北部承租人一样，表现出南部种植园主战后所持的态度，他们愿意要无土地的黑人劳动力而不愿要拥有小块农田的黑人自耕农。

　　 宪法看来禁止在南部进行真正的土地改革。1862年7月，林肯曾扬言要否决第二个没收法案，因为按照他的观点，没收邦联成员拥有的不动产违反了宪法上关于剥夺财产法的禁令。这个议案规定只没收犯人生活范围之外的财产。 [ 注：宪法第三章第3条规定：“国会有宣告惩治叛国罪之权，但剥夺叛国罪犯的公民权时，除剥夺公民权终身者外，不得涉及剥夺继承权，亦不得没收其财产。”第二没收法曾规定没收邦联成员的财产，作为惩办他们反对合众国的叛乱。但由于这条规定会妨碍那些受到这种惩罚的人的子女继承这份财产(“丧失继承权”)，林肯曾扬言说，如果国会不修改这项法令以防止上述情况，他就要否决这个议案。由于作为宪法这一条款的根据的英国法律，只应用于不动产，林肯认为奴隶作为财产，应该豁免丧失继承权的律令——换句话说，奴隶能被合法地没收，而土地却不能。 ] 由于总统的坚持，国会通过了一项说明性决议，禁止剥夺邦联继承人财产的任何企图。当然，这样就使没收法作为一个土地再分配的手段失去了它的价值，根据1861年直接税收法，近海岛屿的土地已被出售而不支付税款，这个税收法为重新分配南部土地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但是在那里也同样隐隐出现了难以应付的法律和行政两方面问题。

　　 激进分子们对于他们所认为的宪法上模棱两可的说法，已无法忍耐。一位废奴主义者说：“根据文明国家所有法律和习惯法，反政府的叛乱者应被没收其财产。”自由民如果没有土地，才仅仅得到一半的自由。“为了安全、和平和持久”，激进分子们坚持认为，“必须主要在经济和工业上进行重建；必须着手在南部安置一部分忠诚的居民，这些居民不仅是作为耕种者，而且是作为合法的真正的土地拥有者。……在一个自由民主社会发生的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任何国家，在那些国家，一切土地归一个阶级所有，而耕种却归另一个阶级。”

　　 1863年12月，林肯发表大赦宣言，将财产(除奴隶外)归还给已进行过忠诚宣誓的邦联分子，这就进一步破坏了土地改革的良机。虽然数千名南部人排除在这种大赦之外，但林肯公开表示以后有可能把他们包括进大赦之列。一位愤怒的废奴主义者说：“假如总统把土地的所有权都归还给这些叛国分子，那么没收法就是一场闹剧，而且这场战争将是一次巨大的失败。”

　　 1864年初，激进的国会议员乔治·朱利安提出了一项法案，把1862年的宅地法扩充到南部那些被丢弃和被没收的土地。朱利安的这一法案提出，对于每一个自由家庭的每个人，南部联邦主义者以及联邦军队的退役军人，授与40或80英亩的土地。虽然这个提案与林肯的政策似乎有矛盾；但朱利安声称，已经获得总统的同意，将签署废除1862年关于限制没收犯人的生活资料的决议案。无论这个说法是否真实，众议院和参议院都以不同的方式分别通过了废除1862年的决议案。但是出于宪法上的顾忌及某些共和党的保守思想，他们甚至对削弱叛国者的财产权表示犹豫，所以阻止了废除议案或者说阻止了朱利安土地再分配议案的最后通过。国会所通过的与此最接近的立法是1865年3月关于成立自由民管理局 [ 译者注：自由民管理局(Freedmen’s Bureau, 1865-1872)，又译作“被解放黑奴事务管理局”。 ] 的一项法律条款。这个条款规定每个南部自由民或联邦主义者可以租用40英亩被遗弃或被没收的土地，他们在三年之后，凭“合众国转让这种土地财产所有权”就有选择购买土地的权利。

　　 在国会通过这项法案时，一个大规模的土地再分配方案已经在进行之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创始这项计划的人——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对激进分子和自由民来说，已经毫无用处。当谢尔曼的军队通过佐治亚并在1864年12月到达萨凡纳时，数千名衣衫褴褛的自由民正七零八落地跟在队伍的后面。谢尔曼同20名黑人领导人举行了会议，他们告诉谢尔曼：“我们能够最好地照顾自己的办法，便是拥有土地。”会议之后，谢尔曼在1月16日发布了一项特别命令，规定从查尔斯顿到杰克逊维尔海岸线和30英里的内陆河岸作为自由民重新定居区，而且给每个家庭40英亩土地。这些土地自由民们在国会“将来规定土地财产所有权”之前将获得“土地占有权”。到1865年6月底，军队已经在这个地区安置了四万多名自由民。未来将由国会决定是否能把这种“土地占有权”转变成为真正的所有权。

　　 自由民的教育

　　 土地所有权是未来基本美好前景的一个支柱，另一个则是教育。对教育的追求比起对土地的追求取得了更多的成就。北部在南部创办学校的改革运动是一项在从前邦联地区实地进行的现代化的革新。

　　 1863年，在占领下的路易斯安那，一位北部传教士写道，他的周围都是：

　　 穿军服的黑人，穿着破烂衣服的黑人，住在木屋里的黑人，生活在帐篷里的黑人，生活在用树枝覆盖在几根横杆下的黑人，生活在没有横木的大堆树枝堆下的黑人，露宿野外以青天作被窝的黑人；他们都满怀着希望……，每个人都在祈求接受教育，为了学习而愿意去做任何工作。他们永不离开我们的房间，他们高呼要“书！书！”还问：“何时开学？”

　　 废奴主义者率先在北部各地建立自由民援助协会。一位废奴主义者写道：“废奴主义者对于受他们保护的自由民的责任将不会随着法律上废除蓄奴制而中止。”这个运动的下一步就是自由民的教育。“我们的责任是帮助黑人渡过难关。”战争期间，自由民救济协会至少派出了一千名教师，他们在占领区创办了学校。这些教师成为战后最初几年来到南部的2,000多名教师的先行者。有一位第一批到达南卡罗来纳波弗特的北部教师在1862年写道：“我们已经开始做了反蓄奴制的工作，而且我们认为它是一件崇高的工作，从事这项工作十分高尚。”大约三十年过后，黑人领袖杜波依斯写道，这些教会的教师中四分之三是妇女；他们都是在内战时期没有得到歌颂的男女英雄人物，“他们在19世纪进行了一场最精采的和平战斗。……[他们]的到来不是使黑人在原来的地方保持不动，而是使他们跳出蓄奴制曾吞噬他们的龌龊污浊的地方……。这就是新英格兰给自由黑人的礼物。

　　 并不是所有的教师都是白人。1861年9月，在弗吉尼亚州的门罗要塞建立的第一所自由民学校就是由一名自由黑人妇女执教的。在19世纪60年代期间，在自由民学校的4,000名教师中大概有20%是黑人。南部的黑人们用自己的财力创办和资助了其中许多所学校。

　　 然而，如同杜波依斯所提示的那样，自由民的教育主要是一项新英格兰事业。五分之三的白人教师出生在新英格兰。最大的自由民团体是美国传教士协会(公理会)，它得到的大部分赞助都来自新英格兰。最有势力的非宗教团体是新英格兰自由民援助协会。有位教师写道，他设想其使命是在亚拉巴马建立“一种真正的新英格兰文明”。另一位教师则希望新英格兰学校女教师的改革运动将提供足够的教师“使整个南部成为一个新英格兰”。

　　 北部教师们在教育的这一方面上所想到的比作为初等教育基础的读写算要广泛得多。他们希望在南部灌输新教的伦理道德的价值观和自由劳动的思想意识。这些价值观的核心就是劳动的必要性和高尚性的观念。北部的传教士们指责某些联邦的指挥官在占领下的南方实行强制劳动的管理条令。他们认为劳动的道德观必须通过教育才会成为个人品德的一部分，不能由外界强加于人。最好的纪律就是严于律己。有位废奴主义传教士写道：自由民“需要接受清教徒关于劳动光荣的教义”。蓄奴制由于把劳动同奴役联系在一起，就把劳动的崇高性贬低了。为了帮助自由民“抛弃蓄奴制的教义”，学校对学生“授以勤奋、家政安排以及节俭方面的课程”。他们教育学生，“勤劳对自由来说是值得赞美和必需的，而懒惰既不道德又可耻”。传教士认为，获得自由的奴隶们需要接受“新英格兰的教堂和学校……培育秩序、节制饮酒、纯洁净化和诚实”并教育他们成为“像北部人那样勤奋、崇尚经济和节约。”

　　 在战争期间，自由民学校中的黑人估计达到了二十万。在阿波马托克斯战役之后，已发展起来的自由民教育计划已取得巨大的进展。这些学校发动了一场扫盲突击运动，这场扫盲运动后来由按照北部教会学校创设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南部新的公立学校体制继续进行下去。

　　 自由民管理局是私人援助团体的一个重要伙伴。这个局从1865年至1870年在学校方面花费了其预算的三分之一。该局全称是“难民、自由民及荒废土地管理局”。建立自由民管理局提案最初提出是在1863年，但由于众议院和参议院就该局应隶属于陆军部还是财政部发生争执，一直拖到1865年3月3日才成立。国会最后决定把它隶属于陆军部。这个局的工作在占领下的南部成为军队战时经验的楷模。这个局由于安置了白人和黑人难民，因而起着一个救济机构的作用，它在农场主与自由民之间草拟劳动合同并加以实施；它与志愿会社合作开办自由民学校。

　　 政府和自由民

　　 联邦政府对自由民工作的纪录交错着成功与失败、人道主义与剥削，慈善与残酷等的事例。政府的政策往往看上去是混乱的和目光短浅的；而政府则面临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形势。解放四百万奴隶和重建因内战而瓦解了的一个奴隶社会完全都是新的经验。没有什么现成模式去指导人们处理这些问题。政府没有做过要负责处理庞大的难民人口问题，没有设立官方机构去实施一项巨大的福利与就业计划。联邦军队和政府都在黑暗中摸索。他们开创了先例。历史上没有第二个社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解放了如此众多的奴隶；没有第二支军队曾经完成过这样一场社会革命。没有第二个国家曾建立过自由民管理局去处理已获得解放的奴隶的问题；没有第二个社会把如此巨大的努力和金钱倾注在对以前的奴隶的教育上。尽管这些努力可能是微小的，但按照当时的标准，这些努力都是革命的。

　　 政治上的重建

　　 任何一项对自由民的政策，其命运最终取决于政治重建的情况。林肯愿意采用一种温和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总统曾是亨利·克莱 [ 译者注：克莱(Henry Clay, 1777-1852)美国爱国者，政治家，是内战前数十年间，最有影响的政治家之一，创建辉格党，主张解放黑奴；曾任众议院议长，数度参加过总统竞选，但都不成功；曾任昆西·亚当斯政府的国务卿。 ] 派的一位老辉格党人。他在南北战争以前，曾与南部辉格党人有过热诚的关系。他知道，这些人中有许多在1861年还是有条件的联邦主义者。他的“百分之十重建计划”就是呼吁这些老辉格党人和其他联邦主义者挺身而出，并重申他们与联邦的同盟。对林肯来说，重建的任务是一种恢复而不是一场革命。由于新联邦不会有蓄奴制存在，所以可以肯定，恢复联邦决不是恢复“原样”。但是，总统很愿意同意获得赦免的南部领导人“采用某种行之有效的办法”，去缓和“整个劳工革命”所造成的冲击，并因此能够使黑人和白人“摆脱彼此间的老关系而逐步自己生活”。

　　 废奴主义者和激进派并不希望缓和革命所造成的冲击。温德尔·菲利普斯说：“[必须]打碎墨西哥湾沿岸各州的整个社会制度。这主要是一场社会革命……。寡头政治是南部的结构，统治着南部，而且发动了这场战争。只有消灭这种寡头政治和那种社会形式，才能结束这场战争。”仅次于菲利普斯的是国会议员撒迪厄斯·史蒂文斯，他是把重建当作革命的最坦率的鼓吹者。当时欧洲的观察家把他形容为“历史上最激进之一的革命”中的“罗伯斯比尔，丹东和马拉”。他宣称，重建必须“改变南部的制度、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必须粉碎他们各种制度的基础，并奠定新的基础，否则我们的鲜血就白流了，我们的财富也就白白地消耗掉了”。

　　 在被占领的南部，许多激进的军官和官员都持这种观点。一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上校在南卡罗来纳州写道：北部的价值观和制度一定要在战后推广，只有“变革，革新和同化被征服的人民的制度，生活和风俗”，才会做到这一点。一位路易斯安那州的财政事务官在1864年说：“在一场革命中不[可能]有中立可言。它一定要造成社会的根本变革；这[已经]成为每一场大革命的历史。”但是，温和派亦引证历史来支持他们的进化论观点。班克斯将军(他负责路易斯安那州的林肯重建计划)写道：“世界历史表明，得不到控制和不加合理限制的革命会产生反革命。”

　　 在1864年上半年，这些对立的观点在共和党内形成有关重建问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一场僵局，但是，这场较量几乎使党陷于分裂并威胁到林肯的再次当选。

　　 林肯的政策是以其联邦不可分离的理论为基础的。由于各州不能合法地脱离，于是就仍留在联邦内。因此重建的任务就是要确立一个法律手续，以便使忠诚的公民借此重新取得对他们州的控制。然而，在实际意义上，邦联各州无疑是处于联邦之外的。多数共和党国会议员不希望准许前叛乱分子仅凭一次效忠宣誓就返回联邦。共和党人出于对前邦联分子的不信任，希望只把重建工作委诸毫无疑问的联邦主义者去做。他们打算提出几个条件，以保证黑人的自由和公民权。为了证明对宪法所确认的州权进行干涉是正当的，他们提出了多种理论。撒迪厄斯·史蒂文斯宣称，由于南部各州确曾脱离过联邦，所以根据国际法应作为“被征服的区域”来对待。但多数共和党人认为这种说法过于激进了；这些共和党人倒倾向于查理斯·萨姆纳的论点，南部各州因脱离联邦而搞了“州自杀”。由于它们已丧失了宪法赋予它们的权力，所以它们恢复到这样的准州地位：只有在满足了国会所规定的条件时，它们方可作为州而被重新接纳。但是，这种准州化的观念某些共和党人也认为是太过分了。在1862年，有四分之一以上的共和党众议员联合民主党众议员以及边疆州的国会议员，挫败了准州化的重建措施。

　　 同时，林肯通过1862年在邦联四个州的占领地区任命军事长官，已在国会取得了主动权。虽然这是针对占领区管理需要一个临时政权作出的着重实效的反应，但林肯显然有意把此举作为走向总统重建计划(即通过行政决定而不是通过国会立法去制订重建政策)的第一步。在这同时，共和党温和派国会议员对准州化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变通办法。宪法第四条第四款规定：“合众国应保证本联邦各州实行共和政体。”按照宪法制定者的本意，“共和”只意味着非君主政体。但是，和宪法其它部分一样，为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这个词组是可以作出新的解释的。对1863年的共和党人来说，反叛和蓄奴制可被解释为对一个共和政体的否定。无疑，这会引出某些麻烦的问题。如果邦联各州的蓄奴制是非共和主义的，那么忠诚的边疆诸州又如何呢？不过，到了1863年，共和党以宪法该款为基础进行重建已取得了一致意见。无论是国会准州化的想法，或是总统的各州的关系牢不可破的理论，都没有消失。然而，二者都已包含在共和政体的这个概念中，而这种模棱两可的概念几乎可以为任何事物提供法律根据。

　　 但是，“共和政体”这个词组并未消除林肯与激进派在观点上的区别。温德尔·菲利普斯说道，总统赦免叛乱者并让他们参加重建的政策“使南部的大地主依然把持政坛并使黑人的自由徒具虚名”。菲利普斯警告道：这些获赦的邦联分子一旦重新掌权，“阻挠这场革命的势力就会轻易地得到行政当局的帮助，尽管行政当局也希望黑人应当获得自由，但它却没有为他们设法做点别的事……。麦克莱伦在战场上曾经干了些什么事呢——‘他干的是尽可能减少伤亡！’而林肯在国内事务中又在干些什么呢——‘尽可能少地进行变革！’”

　　 激进派不仅要求在南部实行土地改革，而且他们之中有许多人也在开始鼓吹黑人的投票权了。他们这样做，既是出于正义的原因，也是一种权宜之计。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废奴主义者一直在试图为北部黑人赢得平等的选举权；而现在他们已准备把这一斗争扩大到南部。他们说，如果得不到选举权，获得自由的奴隶就没有能力对抗旧奴隶主阶级发动的反革命政治行动，也就永远不能保卫自身。废奴主义者还认为，自由民在下南部地区形成唯一保留的联邦主义大集团，如果没有他们的投票权，一个重建州的忠诚基础就会很脆弱。如果不给那些曾为联邦工作和战斗的人们以投票权，但同时却把这一宝贵的权利赋予那些曾拿起武器反对联邦的人，那么还有什么正义或健全的政策可言呢？1864年初，菲利普斯几次在挤满听众的大厅里发表演讲，他说：“黑人已经获得了土地和接受教育等各种权利。我们在离开他们以前，我们应当让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住在自己的房子里，拥有投票权和有就近的校舍。如果这些我们办不到，那么北部就已经让狡猾的政客窃取了战争的果实。”

　　 在1864年，这一主张对多数共和党人来说是过于先进了。北部选民只是在最近才用战争手段来解放奴隶，所以几乎尚未准备好实现政治平等。但是，如果此时只有最激进的发言人公开主张黑人拥有投票权，那么这场战争的历史就说明哪里有激进派先行，哪里就有共和党的多数跟着干。萨蒙·蔡斯在1863年的最后几个星期与好几位共和党人进行私下谈话后写道：“我发现，几乎所有愿意让有色人民参加战斗的人现在都愿让他们参加投票。”

　　 路易斯安那

　　 路易斯安那发生的事件使林肯和激进派就重建所持的对立观点愈益尖锐化。在新奥尔良，为数颇为可观的中产阶级和技术熟练的工匠阶层——其中包括大约一万名战前的自由黑人——成为真正激进的重建的核心。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曾反对脱离联邦，他们与蓄奴制没有什么利害关系，也不大喜欢这种制度。1863年，他们的政治领袖们成立了自由州全州委员会，并敦促召开大会，拟定一部新的州宪法。与自由州委员会打交道的一位财政事务官写道：“我仿佛置身于一个新世界中。大多数人都同我们过去一样地激进。一个由有才智的自由民组成的有色人种代表团被批准与会。这比诸俄亥俄州的行动，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班克斯将军则喜欢路易斯安那的联邦主义温和派，而不喜欢激进的自由州委员会。班克斯并未像激进派所希望的那样召开制宪大会，而是按照曾根据废除蓄奴制的军事命令而修改过的战前宪法进行了一次州级官员和国会议员的选举。林肯急于加快路易斯安那的重建进程以作为各州的样板，因而要求班克斯率先搞下去。

　　 班克斯处于可以影响选举结果的地位，联邦军方控制着选民登记手续。班克斯对温和派领袖们予以保护。许多选民在不遵照这位指挥占领部队的将军的意愿之前，都要三思而行。果然不出人们所料，在1864年2月22日举行的这次选举中，温和派轻而易举地获胜了。班克斯对结局所起的作用激怒了激进的自由州人，并疏远了强有力的国会共和党人。为了部分地弥补已经造成的损失，林肯催促班克斯向温和派施加压力，以便在预定4月召开的大会上制定一部自由州宪法。与此同时，自由州委员会委派新奥尔良黑人社会的两位领袖携带要求给黑人投票权的请愿书前往华盛顿。林肯为这些人的教育程度和口才所感动，便写信给新当选的被占领的路易斯安那州州长迈克尔·哈恩。制宪会议将决定新时代选民的资格。总统写道：“我提出一个坦率的建议供你参考，是否可以不将某些有色人种人士拒诸门外——如那些很聪明的，尤其是那些曾在我们队伍中英勇奋战的人。他们在将来某个艰难时期，可能会帮我们把这块自由的宝石保持在自由的体系内”。

　　 这封信表明，林肯已打定主意迁就激进派。但是，要使这个建议在路易斯安那州得到采纳，他还需要做更多的事，而不是给黑人以投票权的“坦率建议”。尽管班克斯施加了压力，大会只是就未来黑人选举问题授予州议会以自由决定的权力。新宪法的确禁止了蓄奴制，并为两个种族创建了公立学校体制。但这并未使激进派平静下来。对宪法投赞成票的，只代表该州男性成年白人的10%。国会的共和党人认为，这样的基础对重建来说是过于薄弱了，特别是因为路易斯安那新政府的成员没有一个激进派——最可靠的联邦主义者。如果这就是林肯的重建政策的样板，那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共和党国会议员不愿参与其事了。

　　 韦德-戴维斯法案

　　 但是国会拥有某种追索权——它有权拒绝接纳路易斯安那州的代表，而且它的确这样做了。它还拒绝接纳阿肯色被占领地区按照林肯的政策选出的国会议员，并拒绝计算这两个州和田纳西州在1864年总统选举中所取得的选票。国会并不限于采取上述消极行动，它还企图再次抓到重建的主动权。一位精疲力竭的国会议员写道：“每个人都忙于解决叛乱州问题的计划，每天至少有六个计划以议案形式提出。”经过近五个月的辩论，共和党人于1864年7月2日通过了一项由马里兰州众议员亨利·温特·戴维斯和俄亥俄州参议员本杰明·韦德提出的议案。韦德-戴维斯法案在几个重要方面与林肯的计划不同：它所要求的不是10%，而是50%的选民举行忠诚宣誓来开始这一程序；它不是让这批人来选举新的州级官员，而是首先把代表的选举委托给制宪大会；它不是允许所有进行宣誓效忠的白人在这次选举中投票，而是给那些参加“严格宣誓”并起誓说明他们从未自愿帮助过叛军的人以选举权；该法案规定对自由民的自由给予具体的法律保护，这些法律保护将由联邦法院执行。

　　 然而，韦德-戴维斯法案同林肯的计划一样，把重建程序局限于白人选民范围内。该法案在通过国会的错综复杂的进程中，曾一度给所有“忠诚”分子以选举权；但是，为使法案在休会前获得通过，韦德作了最后的努力，竟同意一项只给白人以选举权的修正案，以挽救这个法案。大多数激进派(激进派在此时约占共和党众议员和参议员的三分之一)可能是乐于让黑人也拥有投票权的。但是，他们出于某种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走在全国前面”的打算，还是同意了排除黑人的投票权。他们还希望，50%的要求和对白人选民的严格限制将把重建推迟到战后；而到那时，北部日益增强的激进主义就可能支持黑人投票权的要求了。

　　 尽管国会共和党人几乎一致投票赞成韦德-戴维斯法案，但是林肯还是行使了很少使用的搁置议案的宪法条款，而总统根据宪法的这一条款，只要拒绝签署就可以把会议结束前通过的法案予以扼杀。林肯发表了一个声明来解释他所采取的这一行动：他不愿批准一个使他委身于任何一个复旧计划的法案，特别是因为这个法案将毁掉他正在努力扶植的路易斯安那和阿肯色的脆弱的政府。但是，林肯声称，他愿在任何一个“愿意采纳该法案”的州实行韦德-戴维斯计划，然而在总统的温和计划可作为一种选择方案的情况下，这种可能性无疑是极小的。

　　 林肯由于冷漠地不把国会放在眼里而激怒了韦德和戴维斯。他们二人于8月5日发表了一个措词激烈的宣言。“国会通过了一个法案，而总统拒绝批准，随后又发表声明，只要他认为合适，就酌情实施……。其蓄意践踏人民立法权威的行径是前所未有的。”韦德和戴维斯代表国会共和党人进行挑战，并警告林肯：他“如果希望得到我们的支持，就必须使自己就严格厉行总统的职责——服从法律并执行法律，而不是立法——用武力镇压武装叛乱，同时把政治上的改组留给国会。”

　　 重建与总统选举内幕

　　 在一次其结果有可能决定国家生活的政治运动中一位总统竟受到他所属的政党的领导人士甚为尖刻的攻击是罕见的。但这种情况也不怎么令人感到意外，因为重建问题早就和党内宗派活动纠缠在一起了。林肯在1864年初是否会再次获得提名，还没有把握。当时的传统是一届总统只当一任。自1832年以来，还没有哪位总统曾经连任过；自1840年以来，还没有哪位在职总统获得其所属政党的再次提名。有好几位共和党人认为，自己至少和林肯一样够格当总统。

　　 这些人中最主要的一位是萨蒙·蔡斯。他野心勃勃，很不自量。蔡斯在1864年利用财政部的赞助组建了一个为他提名的政治机构。这一努力使他赢得了那些不再对林肯的重建政策抱有幻想的激进分子的支持。但是，支持蔡斯的人干得很不高明，正像1862年12月的内阁危机一样，使这位部长再一次受到愚弄和羞辱。在2月初，有一本题为《下届总统选举》的亲蔡斯的小册子在一些著名的共和党国会议员的免费签发下在中西部地区散发。几天以后，蔡斯的竞选经理人、堪萨斯州参议员塞缪尔·波默罗伊发表了一个“纯属私人”的通报，极力吹捧这位部长具有总统的潜力。波默罗伊的通报很快就泄露给新闻界。对这些文件的反应使时机未成熟的蔡斯反而自食其果。事实表明，林肯在党内获得的支持超出了人们的预料。正当蔡斯在财政部建立一个机构时，总统已利用其它各部的赞助几乎在北部各州都建立了强大的组织。有14个州的共和党议会或大会——其中包括蔡斯的家乡俄亥俄州——通过决议保证再次提名林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也提名林肯。拥戴蔡斯的运动垮掉了。 [ 注：波默罗伊通报公之于众后，陷于窘境的蔡斯递交了辞呈，但林肯却愿意让他留在内阁中，这样对总统再次获得提名的威胁会小些。可是，四个月之后，当蔡斯就赞助问题进行辩论时再次提交了他的辞职书，林肯此时已稳当地再次获得提名，于是接受了这份辞职书。 ]

　　 某些反林肯的激进派又把希望寄托在约翰·弗里蒙特将军身上。弗里蒙特于1862年6月辞去他在谢南多厄河谷的司令职务后，便一直在纽约“待命”。自从他1861年在密苏里州发布解放奴隶的命令失败后，他在废奴主义者和激进的美籍德意志人眼中就一直是英雄人物。这些集团的代表于5月31日在克利夫兰集会，提名弗里蒙特为总统候选人，其政策宣言要求修改宪法，以“保证人人在法律面前绝对平等”，并把没收的叛乱者的土地分配给“士兵和定居者”。

　　 但是，这个显然激进的政纲因有民主党渗入这一运动的迹象而受到了玷污。大会提名毕生是民主党员的约翰·科克伦将军为副总统。政纲中的一条谴责政府压制言论自由和暂停人身保护法——这些都是民主党的问题。大会自称“激进民主党”，这就给这对陌生的伙伴的政治联盟作了一个极好的总结。尽管有些废奴主义者跟随温德尔·菲利普斯去支持弗里蒙特作为候选人，但多数人都同意威廉·劳埃德·加里森的观察，即弗里蒙特已成为希望分裂并征服共和党人的那些诡谲的民主党主战派所利用的对象。没有一个著名的共和党人支持弗里蒙特。

　　 当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于6月7日在巴尔的摩召开时，林肯的各位竞选经理人已经有效地控制局势了。只有激进的密苏里州代表团反对再次提名总统为候选人。为了扩大号召力，大会自称为全国联盟派，并提名田纳西州的民主党主战派安德鲁·约翰逊为副总统。政策宣言避开了棘手的重建问题，赞同林肯的战争措施，反对除邦联军无条件投降以外的任何和平条件，并赞同一项废除蓄奴制的宪法修正案。

　　 这次全党和谐一致的行动掩盖了一直存在的因重建问题而造成的分裂。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国会共和党人对林肯的提名感到不快。在幕后，有好几个激进分子继续苦心孤诣地寻求某种途径来让一位更能令人接受的被提名人来取代林肯。总统对重建法案的拒绝签署已使共和党人的不满具体化了。韦德-戴维斯宣言构成了一个很不协调的计划的组成部分。这个计划打算召开新的大会来提名本杰明·巴特勒将军为总统候选人。人们希望，民主党主战派将会追随这位候选人而团结起来，弗里蒙特将撤销其候选人身份，而林肯认识到这个不可避免的事态，届时将会退出竞选。

　　 在1864年8月那种阴郁的政治气氛中，居然有相当多的聪明人认为，这样一个异想天开的计划能够成功。为了解其中的原因，我们必须注意1864年历次战役的情况。因为，根据最后分析，1864年选举的关键并不是重建问题，而是战争与和平问题。由于格兰特和谢尔曼以惊人的伤亡数字打过几仗后已在里士满和亚特兰大城下受阻，北部在该年开始时对军事胜利所寄予的高度期望已经化成泡影了。到8月为止，厌战情绪和失败主义情绪就像浓雾一样，笼罩着北部的政治舞台，人们在浓雾中摸索着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