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方·第二十一
作者：詹姆斯·M·麦克弗森·美国
出自————《火的考验：美国内战及重建》
出自————《战争通史》
战争对北方经济的影响
1863年，伴随着军事与外交上的胜利，联邦迎来了经济上的空前高涨。北方在军需生产的刺激与军事胜利的鼓舞下日益强大，与此同时，南方则因遭到入侵和破坏而日渐衰弱。《纽约太阳报》对即将结束的战争评论道：“叛乱之初，叛军领导人最欣赏的论调是，如果南部不再与北部进行商业贸易，那么‘纽约大街上将杂草丛生’。” [ 注：这确实是南部的一种论调，1861年6月，南部的几家报纸都转载了《路易斯维尔信使报》上一篇题为“他们大街上的杂草”的文章，有人声称在繁华的纽约大街上确实看到了杂草在生长。其他人则描述了纽约“寂静的街道，无人居住的旅馆……。曾引为自豪的都市的繁荣已经消失，……因为南部的贸易决不会恢复。纽约必定要衰落。” ] 但实际上，“北部贸易和军火贸易的猛增”完全弥补了中断南北贸易所造成的损失。“就纽约而言，近两三年内商业上出现的普遍繁荣，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农业
特别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北部农业的战时记录。从1849-1859年的十年间，美国的小麦产量增长了73%。尽管受到南部脱离联邦及边界各州的动乱的影响，美国在1862年及1863年的小麦产量均超过战前1859年的全国纪录。北部各州的玉米产量也超过了战前的水平。1860-1862年，由于西欧谷物歉收，美国的小麦、玉米、猪肉和牛肉的出口量，尽量在战争期间，实际上增加了一倍，甚至联邦军的粮食人均消费量也超过了历史上任何军队的消费量。
尽管内战期间，美国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农业正规劳动力应征入伍，但美国仍然在增加出口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北部在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机械耕作才使这一成就成为可能。19世纪50年代是美国迅速实现农田机械化的十年。收割机和割草机的产量增至三倍。装在许多收割机上的自动耙地机象征着节省劳力的进一步发展，收割机、割草机及其他农具的使用，使妇女和儿童能够弥补由于男人在前线打仗而造成的人手不足。1863年，伊利诺伊州一位牧师写道：“昨天我看到我们教区的一位居民的妻子坐在收割机上赶着牵拉的几匹牲口，她的丈夫在维克斯堡。”另一位目击者写道：
机械如此完美，似乎不太需要人力了。……在过去的几周内，我们曾看到一位健壮的妇女，她的儿子在军队里，她赶着她的牲口割草。她悠闲地坐在割草机上，轻松地一天割七英亩，这种情形标志着把机器运用于生产的一场伟大的革命。
用“革命”来形容农业机械化并不十分恰当。更确切地说是战争加速了战前出现的现代化的趋势。在食品生产和加工方面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战前就已经出现了罐装的水果、蔬菜及炼乳，但是联邦军队的需求对这些工业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19世纪60年代，水果罐头和蔬菜罐头的产量从500万听增长到3000万听。1859年盖尔·博登建立了第一座炼乳厂。到1862年夏季，他同军队签订的合同使他扩大生产，每月达到17,000夸脱 [ 译者注：1夸脱等于四分之一加仑，约等于1.14升。 ] 。一年之后，他的工厂的日产量就达到这一指标。
运输业
经济运输部门几乎同农业一样发展得很顺利。尽管战争初期封闭了密西西比河，但内陆河道所有的运输工具在总量上却增加了。为支援联邦军的西部战场，维克斯堡上游的河流网上运载着大量的军用物资。东西大湖和水路运输量在不断地增长，尤其是运给东部战场军队并用作出口的大批粮食的运载量不断增长。战争期间伊利运河每年运输的吨数比19世纪50年代多54%。尽管邦联的劫掠商船的武装快艇把大多数商人船队都赶出公海，但内陆水域贸易的增长加上联邦海军的需求给造船业带来了繁荣兴旺。美国战时四年中所建造的商船吨数相当于战前和平时期的两倍。1864年建造的总吨数到1908年才被超过。
尽管发展如此之大，但战时铁路运输的发展更超过了水路运输。19世纪50年代铁路建设迅速发展，运输能力已经过剩了，特别是在阿勒格尼河西部；但是战争的需要又很快使铁路运输达到并超出其运载能力。1860年至1865年，北方几条铁路的运输量增长一倍，利润也增长一倍，有几条铁路还第一次付出了股息。在大部分北方铁路线中，只有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线容易受到敌人的破坏，但是即使如此，这两条铁路也从战时增加运输量中获得了利润。
战时大量的军需运输要求繁忙的铁路线敷设复线，在几条河流上架起新铁路桥；使轨距标准化或增添一条第三铁轨，或准备额外车轮，以便运输的货物无需转换车辆就能在不同轨距的线路上运送；建设联合终点站，以避免货物或旅客经过一个城市中转时，要从这条线路转到另一条线路而造成延误。这种改进大部份来自政府的压力。1862年1月，国会授权总统“在他认为公共安全可能需要时”对任何铁路实行管制。虽然林肯难得行使这种权力，但有了这种授权就能使铁路把优先权让给军事运输。政府对华盛顿和纽约之间四条不同的铁路线提出了大量的要求，这些铁路公司大都把铁道铺设复线，并于1863年把他们的路轨经费城连结起来。然而纽约至华盛顿的铁路交通在整个战争中一直是容易堵塞的一条隘道，虽然有几位北部官员曾谈过要在那里建设一条政府所有的铁路，但没有实现。
然而，在攻占后的南部地区，陆军部大规模地参与铁路建设，美国军用铁路局(USMRR)于1862年2月成立，以在弗吉尼亚北部铺设几英里线路而开始其工作。当南进的联邦军队延长了他们的补给线时，美国军用铁路局又接管了攻占的南部铁路并修筑了新的线路。到战争结束为止，美国军用铁路局管理着2,105英里的铁路线，并拥有419辆机车和6,330节车皮，从而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铁路部门。
工业
当战争促进了经济的运输部门时，对北方工业的影响也是不寻常的。由于战争造成棉花短缺，作为首屈一指的工业——棉纺织品的产量下跌了74%；不过毛纺织品生产增长一倍，部分地弥补了这方面的损失。位居第二的最大的消费品工业——制鞋业，由于失去了南方市场而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虽然军队的合同在很大程度上迅速填补了这方面的损失，在战争的头一、二年，南部市场的丧失也损害了其他工业；到1863年-1864年，军工生产才开始兴起。战争最初的两年间铁的生产下降了14%，但到1864年，仅仅联邦各州的铁产量比先前创全国记录的1856年的产量还高29%。1861年，煤的产量下降，之后几年又升到了新的高度；1861年-1865年，光是北部煤的产量就比1856年-1860年南、北的煤总产量高出21%。其他与战争有关的工业——枪支、火药、皮革(用来做马具和骡具)、铜(用做步枪子弹的火帽)、货车等等，从战争开始时起就迅速地发展起来。这些工业到1864年使得联邦各州的生产指数比1860年的全国生产指数提高13%。
战争也加速了机械化及工厂生产作业的扩展。战争期间尽管缺少熟练的工人，但枪支的生产也能得到迅速发展，因为在半个世纪之前，第一批工业之一采用了可以互换的机制部件的原则。北部另外两种工业的经历也说明了战争如何加快了机械化的趋势。到19世纪50年代，缝纫机的发明已开创了缝制成衣的生意。但是战争时期对军服的突然需要成为服装业进一步机械化和标准化的促进因素。1860年至1865年间，缝纫机的数量增加了一倍。陆军部给服装制造商提供关于士兵系列等级尺寸。这就产生了服装标准“尺码”的概念，而且在战后又成为民用服装的标准“尺码”。战争也加速把新技术应用于制鞋业。大约30年前，制鞋业已开始从小作坊制作发展为工厂制作。在19世纪50年代，一种用于缝制皮革的缝纫机投入使用，加速了这个过程；在1858年，马萨诸塞州的一位发明者莱曼·布莱克获得了一项专利，他改进了一种能把鞋面和鞋底缝在一起的绱鞋机器。特别是自从许多熟练的制鞋工人参军之后，为供应军队的定货，用手工制的旧方式是太慢了，因此战争给布莱克的发明开创了一个市场。1862年马萨诸塞州的企业家戈登·麦凯购买并改进了布莱克的专利品，开始向制鞋厂商销售这种机器。到1863年底，这些机器已缝制了250万双鞋。
内战与经济增长
上一代的历史学家根据这些和其他因战争刺激而引起的北部经济变革，称赞内战使美国发动了工业革命。查尔斯和玛丽·比尔德把内战称为“第二次美国革命”指的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最近几十年，经济史学家从两个方面抨击了这个论点。他们争辩说，(1)从19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就已经发生了促进经济现代化的基本改革，而战争可能加速了其中某些进程，但并没有引起直接的根本性变化；(2)19世纪60年代的十年证明经济增长速度确实缓慢了，因此与其说战争促进不如说可能妨碍了工业化。
第一个论点是有说服力的。运输工具的改革、制造业、美国成批生产法以及19世纪工业化的技术革新，都发生在战争之前。因此显然内战并没有开创美国经济的现代化。战争是现代化的胜利，而不是现代化的起因。
第二个论点初看起来好像也不无道理。根据大量的统计数字，19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的增长比率比1840年-1930年之间的任何十年都低。19世纪40年代，美国的商品产量增加51%，50年代增加62%，70年代增加62%，80年代增加63%，90年代增加36%，但是在19世纪60年代只增加了22%。19世纪60年代人均产量实际上减少了3%，与其他五个十年相比，其中每个十年都平均增加20%。60年代制造业的产值增加了25%，而1839年以后，19世纪剩余时期每十年则平均增加94%。60年代农业产量增加15%，而其他几个十年则平均增长35%。从1850年到1873年，在战争期间每年铺设的新铁路只有1,000英里，而其余时期平均每年铺设3,000英里。根据一位著名的经济史学家的意见，这些统计数字集中到一起，“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内战阻碍了美国工业的发展”。
但是前一段的统计数字包括了南部。考虑到战争给南部的资源、生产能力以及消费者购买力带来的巨大破坏，人们毫不奇怪，19世纪60年代从全国来说是经济增长较低的十年。当联邦各州在战争期间出现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邦联的经济混乱带来的损失要大于它的经济的增长。战后加速度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遭到破坏的南方经济的重建，并表现出19世纪60年代停滞后赶上来的过程。1840年-1860年间，美国经济人均商品产量平均每年增长1.45%，但19世纪60年代略有下降后，在1870年-1880年间人均增长率平均每年是2.6%；1880年后增长率又下降到2%以下。因此在1880年美国经济的人均产量保持原来的水平，正如1840年-1860年的经济发展速度持续稳定，而内战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
然而就统计数字来说，战争既没有加快也没有妨碍长期的增长速度。但它的确根本改变了财富和产量的地区性分布。1860年，南部白人人均占有财富比北部白人高95%；到1870年，北部人均占有财富比南部白人多44%。1860年北部和南部的人均商品产量(包括农业)大体相等；到1870年北部的人均产量比南部多56%。1860年南部占有的国民财富是全国的30%；到1870年只占12%。
战时非军事立法
政治权力的地区性转移是十分引人注目的。战争不仅解放了奴隶，而且也把正在现代化的北部资本主义从南部的思想意识影响下解放出来。这种解放的重要性早在1862年就已经变得很明显，战时财政立法制定一种统一的货币(绿背纸币和国民银行券)以及一个全国性的银行组织。1862年国会在南部民主党议员缺席的情况下，才有可能通过三个重要的法案。这三个法案反映了辉格党-共和党的现代化目的。这三个法案是：宅地法、土地赠予学院法以及太平洋铁路法。
宅地法承认居住五年之后，根据请求，移民可以获得160英亩公共土地的所有权。1860年共和党纲领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解放土地”，这一条作为一个问题在国会中已长期受到南部人的阻挠，并且在1860年被布坎南总统否决。共和党摆脱了南部梦魇般的压力后，于1862年5月20日通过了这个法案。战争结束之前，根据这个法案大约有20,000农民占有了300万英亩土地，法案最终处理了8,000多万英亩土地的归属和所有权。
土地赠予学院法为几所著名的大学打下了基础(它被称作莫里尔法是用议案的提案人、佛蒙特的国会议员贾斯廷·莫里尔的名字命名的)。莫里尔法案以比例代表为原则，按每个国会议员和参议员30,000英亩公共土地拨给每个州。出卖这些土地的收入将用来在每个州至少创办一所学院，以开展“农业和机械技术”的教育。教育改革者们近30年来，为使高等教育更适应于大多数美国人的经济追求，强烈要求通过这样一个法案，但是南部人和民主党人以前曾加以阻挠。布坎南1859年否决了这个法案。林肯在1862年7月2日签署了莫里尔法案。该法案对高等教育产生的影响，是美国历史上联邦扶植教育的最重要的实例。
太平洋铁路法案在19世纪50年代曾受到两党的支持，但是由于铁路是沿着北部路线还是南部路线来修筑的争执而使法案形成僵局。南部脱离联邦后，问题才得到解决。1862年7月1日通过了这项法案，规定东部的终点站在奥马哈，西部的终点站在旧金山湾。法案规定，修建每英里铁路至少拨给6,400英亩公共土地(后来又加了一倍)，联邦贷款16,000美元。根据这个法案成立了“联邦太平洋铁路公司”和“中太平洋(后来改为南太平洋)铁路公司”。1869年两个铁路公司把他们的铁路在犹他州普洛蒙托莱接轨。1864年，国会特许成立北太平洋铁路公司(圣保罗到西雅图)，而且拨给更多的土地。先后拨给其他铁路公司的土地加在一起，总数达1.2亿英亩。
事实上，三个法案有时是互相矛盾的。无代价授予定居者土地不时受到向铁路部门和各州拨地的干扰，它们把土地当作银行贷款的担保，或把土地卖给最高的出价人。但是，批准这些法案的共和党人打算把它们当作补充措施，以促进非蓄奴地区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事业：宅地法以土地的形式给农民提供资本；莫里尔法规定向人力资本投资，帮助农民和“技工”变得更加富裕，劳动生产率更高；给铁路贷款和拨给土地是要把大量的社会间接资本吸收到经济建设中去。
第三十七届国会(1861-1863)制定了多项立法，它们永远改变了社会和经济的面貌。法定货币法，国家银行法，宅地法，莫里尔法，太平洋铁路法，国内税收法和没收法，都象征着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的胜利。由于确信这种胜利，北部在战争中取得的胜利产生了广泛的乐观主义。1865年，参议员约翰·谢尔曼在给他兄弟的信中写道：“实际上是，如果战争以我们的资源无损的情况下结束，那么首要的资本家的主张将得到高度和充分发挥的机会，其程度大大超过我国过去所进行的任何一项事业。他们在谈论百万位数时，其信心和以往谈论千位数时一样。”
劳工与战争
在北部，用一种怀疑的态度来看待战时这种发展的是一群蓝领工人。他们中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是在国外出生的，主要是爱尔兰人。他们对共和党的战争目的和方针缺少热情。特别是当他们没能完全分享到战时繁荣时，许多工人拒绝同中产阶级一起为现代资本主义的胜利而欢呼鼓掌。工资的增长比物价的增长低20%还多，直到战争的最后几个月，工资才开始赶上来。
工资低的原因之一是劳动力的成分发生了变化。50多万熟练和半熟练的工人都加入了联邦军队。雇主为弥补他们的空缺，雇用或提升了一些半熟练和不熟练的工人，包括妇女和儿童。1860年，妇女大约占生产劳力的四分之一，主要集中在纺织业和服装制造业上；但战争期间妇女占的比例至少升到了三分之一。代替熟练男工的妇女和其他补充人员做同样的工作而取得的报酬较少，这是因为他们在工作中缺少经验，他们的生产能力也比较低——这有助于说明19世纪60年代期间为什么人均产量下降3%的原因。
为了使工资的增长跟上生活费用的上涨，工人们偶尔也进行罢工。其中有许多次罢工取得了胜利，特别是1863年-1864年熟练和半熟练工人所进行的那些罢工。从此以后，绝大多数熟练工人的工资保持和生活费用相同的水平。主要是半熟练和不熟练的工人，特别是妇女，他们的工资收入越来越落在后面。如果罢工不影响军队作战，联邦政府很少进行干涉。在边境各州和已占领的田纳西，联邦官员确实曾几次使用军队去阻止或驱散过罢工。1864年3月，在纽约州科尔德斯普林的帕罗特枪炮厂，政府也曾经派出两个连的士兵去逮捕罢工领导人(这事发生在1864年军队发动战役的前夕，帕罗特工厂制造的大炮将在这些战役中起重要作用)。
战时罢工的胜利使熟练工人产生了团结就是力量的新感受。大多数罢工以及从罢工中产生的工会都是自发的和地方性的；于是，许多全国性的工会应运而生，这些工会战后成为工人运动高涨的基础。工会会员人数在19世纪50年代末期还为数极少，到70年代初猛然增加，那时产业工人加入工会的人数比19世纪任何时期都多。
大多数外国出生的工人都是民主党党员，他们对现代化和解放奴隶抱有同样的党派敌视态度；而大多数本地出生的工人都是共和党党员，他们赞成自由劳动的思想甚至到了为解放奴隶而欢呼的程度。有几位劳工领袖明确表达了同激进共和党人相同的观点，认为必须摧毁现代化以前的南部奴役劳动制度，并且给予所有工人以均等的就业机会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们拥护1865年1月卡尔·马克思给亚伯拉罕·林肯的信中代表国际工人联合会所阐述的观点：
欧洲的工人们确信，美国独立战争曾为中产阶级开辟了占优势的新纪元，同样美国反蓄奴制战争也将为工人阶级带来占优势的新纪元。他们把它看作是一个即将到来的真正的新纪元，它将注定由工人阶级忠诚的儿子亚伯拉罕·林肯为了解放被奴役种族和重建一个社会去领导全国进行史无前例的战斗。
有几位废奴主义者和激进的共和党人在战后劳工改革运动中成为积极分子，最著名的有温德尔·菲利普斯和本杰明·巴特勒。但是战后年代，共和党人与劳工领袖们各自在理解自由劳动思想方面出现了日益扩大的分歧。工人们在要求平等权利和就业机会均等方面，失去了共和党的信任。用劳工领袖艾拉·斯图尔特的话来说，他们开始要求：“同等分享他们的工业创造的财富。”到1870年为止，三分之二从事劳动的美国人都是工资收入劳动者，而不是业主。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说，竞争的资本主义自由劳动思想、个人主义、社会流动性、自我奋斗和阶级调和看来对他们那种从属的雇佣劳动的地位越来越没有关系。他们正在意识到劳工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一个独立阶级，他们的需求和资本的特权是矛盾的。内战既是自由劳工思想的伟大胜利，也是促进有高度阶级觉悟的工人运动的因素，这种运动最后抛弃了那种为保守的资本主义利益效劳的思想意识。
南部对经济的不满
邦联在葛底斯堡和维克斯堡的两次战争失利后，使邦联后方最严重的问题更加恶化，这就是物资短缺和通货膨胀。在随后三个月内，物价上涨了58%。1863年10月22日，里士满一位人士在日记里写道：“昨天在卡雷伊大街上，一位可怜的妇女向一位商人买一桶面粉。商人要价70元。那位妇女惊叫道，‘天呀！我怎能付得起这样的价钱？我有七个孩子，我可怎么办？’商人冷酷地说，‘我可不知道，太太。要不你就吃你的孩子吧。’”
四个月之后，在里士满一桶面粉的价格是250元。许多南方人身处这种凄惨的窘境，但又丝毫不了解其原因何在，于是，他们就为这种苦难寻找替罪羊。众人的目标集中在“投机商”和“敲诈勒索者”身上，人们认为他们囤积居奇，以便在因此而引起的物价上涨中获利。新闻界和舆论界也严厉谴责这些“卑鄙可耻的人”，他们“如果可能的话会把宇宙的空气都装在瓶子里，然后每瓶以这样的高价出售”。杰斐逊·戴维斯大声疾呼，反对“这些卑劣的投机商企图垄断市场，并且从我们的保卫者的鲜血中赚钱”。在另外的一些场合，一旦提到别人时，有些南部人就把他们的愤怒集中在犹太商人身上。用邦联国会议员的话说，“他们像埃及的蝗虫那样云集在这里，吞没了国家的财物，抽尽了国家的供应品，垄断了国家的贸易……。当战争结束时，大概就会发现几乎所有邦联的财产都落到犹太人夏洛克的手里。”
当然，在邦联有“投机商”，但大多数商人，不论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在困难时期他们都力图正派地谋生。他们是受害者，而不是通货膨胀的根源。虽然他们出售货物可能获利50%，但是如果在他们卖和买的这段时间里总的物价标准已上涨45%的话，那么他们获利就很少。邦联有几个州通过“镇压垄断者”的法令。它们要镇压的垄断者指的是那些据说从垄断日用品市场中获利的批发商。1863年4月，邦联税收法规定对批发商的利润征收10%的追加税款。这法令没有一条是可行的，因为在邦联财政一片混乱的情况下，估评盈利多寡并找出阴谋的证据实际上都是不可能的。
1863年的征收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针对投机商的。因为农民和商人常常拒绝按政府规定的价格把食物和日用品出售给军队，所以军需官员就采取了征收供应品的方法。这就产生了强烈的反抗情绪。为了纠正滥用职权并使征收手续合法化，1863年3月26日，邦联国会通过了“调节征收法令”，该法令给征收官员规定了准则，每当这些官员就制定一个合理价格与销售者持不同意见时，可以根据法案提出公断。然而同其他许多邦联财政立法一样，这项法案也没有达到目的。由于在葛底斯堡战役和维克斯堡战役之后突然爆发通货膨胀，征收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的差距扩大，成为不可逾越的鸿沟。实际上农民逐渐变得不愿意按任何价格去接受邦联的钱。军官们为供应品已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他们强夺所需要的一切，而只给愤怒的农场主打个白条借据。到战争结束时，据估计，这些借据尚有五亿美元未付清。
征收政策不是减轻而是加剧了物资不足和通货膨胀，因为当征收官员走近时，许多农民都把粮食藏起来，把牲畜赶进树林里。其他人也完全拒绝去种庄稼。征收法还使许多南部人起来反对邦联。路易斯安那区的农民们告诉一位邦联官员说，“他们宁愿看到北方佬也不愿见到我们的骑兵。”这话表达了广大农民的共同情绪。几乎南部每个州长都斥责征收法。各州的州权倡导者们，特别是佐治亚州州长约瑟夫·布朗，竭力给征收官员制造困难。戴维斯的政敌们把征收法当作他们攻击政府的主要问题之一。威廉·扬西愤怒谴责道，“自由人民在同入侵者公开战斗中被击败”要比“偷偷摸摸地使自由权和宪法保护权屈从于军事独裁”好得多。但是不管怎样恶劣，征收法在南方大部分地区还是必要的，如果没有这一条政策，军队要获得任何供应品都将是十分困难的。
与敌人进行贸易
邦联的另一个明显的不可避免的弊病乃是与北方佬进行贸易。与敌人进行贸易的问题同战争那样由来已久。在独立战争时期及1812年战争中，美国人已证明自己同敌人贸易是内行的。在内战中，他们表明他们更加内行，而且内战与以前的许多次战争相比，给他们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诱惑力。南部拥有大量的为北部所急需的一种农产品——棉花，同时南部也急需大量的鞋、盐、药品、军需品以及其他货物，但这些物品主要是从外部世界才能得到。战前南北经济是互相依赖的；战争期间，政府和将军们的所有法规都无法制止一种比和平时期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有利可图的贸易。在孟菲斯或新奥尔良买一磅棉花只要10到20分钱，而在波士顿或纽约能卖80分钱。在北部买一袋食盐只要1.25元，运到南部可以卖60元。有些胆大的人想方设法以棉花去换取食盐。尽管邦联禁止棉花出口，南部人仍把棉花卖给北部人或欧洲的投机商；而邦联的官员们却注意到了另一个方面：因为用这种贸易挣来的黄金和绿背纸币，能够去购买枪炮和鞋子。尽管联邦政府封锁南部，但它允许——或者说至少不禁止——某种在一定程度打破封锁的贸易。
1861年双方政府官员都禁止与敌方贸易。但横跨双方的边界有一千英里长，它大部分都贯穿边境各州，并把边境各州分成两个敌对的部分。大量的走私活动是通过寂静的森林或是黑夜中穿过没有巡逻队的河流来进行的。海上也进行着违法贸易。纽约的商人把作战货物用船运到百慕大或拿骚，然后从那里再把货物装上偷越封锁线的船只运到威尔明顿或查尔斯顿。
随着1862年联邦攻占南部的大片地区，进行走私交易的机会大大地增加了。根据“商业随国旗而行”的名言，财政部颁布了许可证，同意在占领区进行合法贸易。这种自由贸易政策有两个目的，即在占领区恢复正常的商业活动和拉拢南方公民回到联邦中来——因为，根据政策，只有那些作了效忠宣誓的人才能在北方出售棉花或从北部购买货物。实际上，这种许可证办法根本行不通。有执照的人和没有执照的商人都成群结队地带着绿背纸币、黄金、咸猪肉、鞋子、羊毛毯——甚至黑色火药涌入占领区，去换取由种植园主或代理商出售的棉花。在这些种植园和代理商中，真诚地进行过效忠宣誓的人并不多，没有宣誓的倒是不少。通过边境上的孟菲斯，大宗走私贸易在进行，这些走私货物越过叛军的防线，在1862年-1863年间为密西西比和田纳西的叛军提供了大量补给品。
格兰特将军和谢尔曼将军痛恨这种贸易。谢尔曼写道：“我们不能同时和某些人又进行战争又进行贸易。”他发出许多命令限制或禁止这种贸易，但其中某些命令被华盛顿否决了，而其他一些命令实际上是无法执行的。南部妇女年届穿多褶多环衬长裙者，都是经验丰富的走私者。有一位孟菲斯妇女穿着这种裙子，但其多环的裙衬架看来可疑，经搜查发现有12双靴子在她的衬架上系着，靴子里装有药品、威士忌酒和其他物品。还有一次，在孟菲斯有一支精心安排的葬礼队伍，从城里抬出一口棺材，结果发现里面全是准备送给邦联范多恩将军的部队的药物。
更严重的是北部军人参与了这种贸易。一位派去调查孟菲斯事件的陆军部官员十分遗憾地说，利润或贿赂的诱惑“已经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它腐蚀败坏了军队，使军队士气低落。每位上校、上尉、或是军需官员都与棉花投机商秘密合伙，每个军人都梦想着在他的月薪中增加一包棉花”。1863年，格兰特写道，这种贸易“正在削弱我们33%的力量……。我敢说，去年在田纳西西部诚实的人没有赚到钱；但在那期间，那里倒有许多横财可发”。
聚集在孟菲斯的北部商人中有些是犹太人，这促使格兰特在1862年12月17日发布了他一生中最草率的一个命令：“犹太人，作为一个阶层，违反财政部制定的各项贸易法规，也违背各项[军事]命令，为此，这项命令到达后的24小时之内必须把他们驱逐出境。”格兰特的做法在北部激起了某种程度的动乱。没超过三周，华盛顿传来撤销这项命令的指示。格兰特很快照办。哈勒克告诉格兰特说，“总统并不反对你们驱逐叛徒和与敌人进行贸易的犹太商贩”；但是鉴于这项命令“排斥了整整一个宗教阶层，而他们中的有些人正在我们的队伍中进行战斗，因此总统认为有必要撤销它”。 [ 注：其他几个指挥官，包括谢尔曼也宣布了犹太商人有罪的命令，一些邦联的官员也同样这样做。在里士满，一位陆军部的秘书写道：这些“犹太敲诈勒索者比起林肯的军队已更多地损害了我们的事业”。(约翰·琼斯：《邦联州首府一位南部陆军秘书的日记》，2卷[1935年，纽约版，1866年费城第一次印刷]，第1卷，第221页)这些评论就像通常所持的态度一样，是荒谬的，因为只是一小部分商人和投机商是犹太人。如同所有的战争那样，南北战争有其崇高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有爱国者，也有奸商，但是前者和后者都并不明显地属于任何阶级或种族。 ]
本杰明·巴特勒是联邦高级军官，1862年4月至12月他是新奥尔良占领军的司令官。他没有采取行动去阻止与敌人贸易，实际上，要是他能听听别人的批评，那么情况会完全相反。
巴特勒是个在战时最暖昧和最引起争议的人物之一。他在新奥尔良的统治给他赢来了远扬国际的臭名，也受到南部人经久不衰的恨。他最初的行动就是发布一项命令，任何污辱联邦士兵的女人“都将被看作是妓女在经营其副业，或以此论处”。 [ 注：虽然发布这项命令或许是鲁莽的，不过是在大量惹人恼火的事发生后发布的。新奥尔良的妇女曾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来侮辱北部士兵。最后一件非常无聊的事是，法兰西人社区的一个女人把便壶内的尿泼在舰队司令法拉格特将军的头上。 ] 几个星期之后，巴特勒把一名从公共建筑物上扯下美国国旗的平民处以极刑。远至伦敦和巴黎，这些行动增加了外国对邦联的同情。在本地附近，南方人给巴特勒取的最温和的绰号是“畜牲”。杰斐逊·戴维斯发布了公告，把他斥为歹徒；并且命令说，如果一经抓获，“立即将他绞死”。
但是“畜牲”巴特勒对新奥尔良实行了迄今最有效和最有益于健康的管理。他清理了污浊的下水道，建立了新的排水系统和卫生条例，并且着手一项雄心勃勃的公共工程计划，为穷人和失业者提供就业的机会。这项计划的大部分资金来自巴特勒所没收的邦联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这些做法使他赢得了另一个绰号“泥铲”巴特勒；因为，据说，他和他手下的官员们偷了南部人的白银。
为把城市经济从封锁而导致的萧条中复兴起来，巴特勒也采取了某些措施。他所振兴的大部分贸易，是把诸如盐、鞋子、食品这类军需品换成棉花和糖，但这些军需品都到了邦联部队手里。这种令人厌恶的气氛和遍布新奥尔良的投机活动，使巴特勒获得了不好的名声。人们没有发现将军本人有过任何违法的事情(一位徒劳无功的财政部代表汇报说：“巴特勒是聪明人，想去发现他要隐瞒的问题，无论如何是困难的。”但是他的兄弟安德鲁，领陆军上校军衔，陪同他来到新奥尔良，据说他使用不必受检查的手段而发财致富。
1862年12月，纳撒尼尔·班克斯将军接替巴特勒之后几天，有位公民送给他十万元的贿赂，如果他能批准一项用南方棉花换取北方食盐的交易，而这宗买卖已得到邦联当局的批准。廉洁的班克斯在一封私人通信中伤心地写道：“来到这里，我对国家才感到失望……。每一个同政府有关系的人都在忙于盗窃他人的财产。他们能得到糖、银餐具、马匹、车辆等一切东西。已经和敌人公开进行贸易……。照这样下去，我们绝不会胜利——我们的人必须停止盗窃，不然就会断送国家。”班克斯控制了这种最坏的恶习，但是他决不可能彻底阻止这种非法贸易。一位外国观察家写道，当这么多的钱处于得失攸关时，即使“有一道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中国长城”也无法阻止这种交易。
1863年3月，联邦国会通过了接收财产法，这项法案打算通过政府没收全部邦联所有的棉花来减少私人交易。1864年1月，财政部发布了严格的条例来管制非邦联棉花(即曾经进行过效忠宣誓的人所有的棉花)的购买。1864年7月，国会废除了公民在占领区进行贸易的许可制度。
但是这些法令和条例对非法贸易几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政府用这样一种方式强制他们，规定买棉花继续用现金支付，而后来这些现金却流入邦联的手中。林肯允许这样做，因为他相信由北部人购买棉花比起让同样的棉花穿过封锁出口到欧洲，对联邦更有益，而不利于邦联。总统向一位愤怒的将军说明了他的理由，这位将军曾试图在他的管辖区内禁止棉花贸易。林肯指出，棉花价格比战前标准上升了六倍多；“而敌人在一定的时间内，比方说在一年内，至少要运出六分之一那么多的棉花，好像没有封锁一样，敌人用这批棉花赚得的钱，就像在和平时期棉花大丰收时赚到的那么多。”于是，南部就能用外汇来购买武器和军需物资。因此允许个别商人贩买棉花“这不只是对个人利益和贪婪金钱的让步”，因为运到北部的每一包棉花都是不许出口的。“只给敌人枪比起像现在这样既让他得到枪又让他得到弹药要好”。
在制止这种贸易方面，邦联的将军们同他们的联邦对手相比，也没有取得多大的成绩。靠近联邦边境的南部居民为了出售棉花很快就进行了效忠宣誓。就像走私商品通过防线时用贿赂去引诱北部士兵动心一样，“一双长统靴和一瓶威士忌酒”就能买通邦联警戒哨兵而达到同样的目的。一位邦联官员抱怨说。每个卷入的人都是“腐败和堕落的”。“棉花不再促进我们的实力，现在已成为削弱我们战斗力的最大敌人。北方佬的黄金迅速完成了联邦军队决不可能取得的东西——征服[我们的]人民。”邦联政府在理论上也同意这种观点。里士满的陆军部长写道：“与敌人进行的所有贸易都是败坏风纪的，非法的，当然应该反对，但与此同时，……如果不允许某种程度的贸易，我们的军队将不能生存。”杰斐逊·戴维斯勉强同意了这种贸易，如果这种贸易是“绝对必要”的话。
对南部来说，这种贸易几乎一直是绝对必要的。尽管林肯的论点和邦联官员的抱怨是对立的，这种走私贸易毫无疑问对邦联比对联邦更有利。历史学家詹姆斯·福特·罗兹对这种贸易的判断看来是公正的：“它对南部是一种难免的祸害，但对于北部虽是一种祸害，但并不是难免的。”它还是造成战后十年腐败风气和投机活动的祸根。
内战军队中的疾病和医疗情况
内战时期士兵死亡的主要原因是疾病。士兵们病死比战死要多一倍。而对每一个病死的人来说，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间里病员死亡单上还有许多其他的人。最初一个团的编制有1,000人，而到部队开始进入战斗时常常减员一半，疾病和残疾是主要的原因。
新兵体检常常很草率，有时根本就不体检。1862年7月，对联邦征兵手续的一次调查中推断：“去年对新兵进行草率和表面的体检至少占所征志愿兵的25%，这种检查不仅毫无用处，而且确实是一种累赘。”此后体检比较严格。但是数千人聚集在一起所形成的新的疾病环境，身处在这种环境，就是健康的新兵也会得病。在双方军队中，农村兵比起城市兵更容易得病。这些农村兵已经一直处在袭击农家青年的多种细菌的侵袭下。在联邦军队中，来自中西部几个州的新兵患病死亡率比起来自东北部几个城市化的州高43%。
两次广泛的时疫流行袭击内战部队。第一次是一种流行性儿童传染病——主要是麻疹和腮腺炎——许多人都是第一次得这种疾病。虽然死者很少，但是这些疾病能使由大量新兵组成的部队一时失去战斗力。第二次是由于污水、变质食物、曝晒和蚊子引起的战地流行病。内战时期主要的致命疾病是痢疾及腹泻、伤寒和疟疾。在军营内，原始的卫生条件或不注意卫生，常常使水遭到污染，残留的废物垃圾招来了苍蝇和啮齿动物如耗子、松鼠等。甚至当军医颁布适当的卫生规则时，士兵们有时还是不注意。罗伯特·E·李在1861年写道：“我知道，我们可怜的病号遭到这么多的折磨，但他们是咎由自取，因为他们没有按我们的要求去做。他们比小孩还要差劲，因为我们可以强迫孩子们去做。”
由于内战士兵病死的人数比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军队死于疾病的人数大概多十倍，比死于战场的大约多八倍，因此许多历史学家得出结论说：“医疗服务是内战中最惨痛的失败之一。”当然，内战中肯定会有不胜任的或放荡的医生，随军医疗队中存在官僚主义错误、军官对士兵的卫生漠不关心和医疗工作中有守旧思想等等，都负有责任。但是，这些只代表了事情的一个方面。根据当时的标准，内战时期的医疗和军队的卫生状况是非常好的。虽然病死与战死的比例为二比一，但却优于墨西哥战争(1846-1848)的七比一的比例，也优于西班牙与美国的战争(1898)的六比一的比例。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中的英国军队的比例几乎是四比一，在拿破仑一世进行的历次重大战争中一直是八比一。在克里米亚的盟军中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疾病死亡率是25%，与内战军队相比，它四年内疾病死亡率是13%(联邦军队10%，邦联军队是20%)。美国军医总监的看法是正确的，当时他有见识地写道：“联邦军队中病死与战死的比例比起有史以来所了解到的任何军队的死亡率都要低。”
但是根据20世纪的标准，内战军队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是触目惊心的。正如战时军医总监后来用事后聪明的观点解释说：“内战是在医疗上的中世纪之末进行的”。路易斯·帕斯特、约瑟夫·利斯特和其他欧洲人刚刚开始细菌学的研究，这一研究将在一个世代内引起医学知识的彻底革新。内战时期的医生不知道引起痢疾、伤寒或疟疾等的原因。对有关环境卫生、洁净饮水或均衡饮食的重要性在思想认识上还处在摇篮时代。几乎没有人懂得需要对外科医疗器械进行消毒，以防感染。由于医疗技术还处在原始阶段，医生们知之不多。他们的无知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虽然内战对医学没有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在军队医疗上确实引起了重要的创新。1861年的医疗服务是不健全和不成熟的，而到了1863年已得到了极大发展，而且实行专业化。在萨姆特要塞陷落的时候，美国军医总监已年届80岁，他是参加过1812年战争的退伍军人。他的继任者60岁，同样满足于旧军队中那种浑浑噩噩的官僚主义习气。但自1862年4月，33岁的威廉·A·哈蒙德被委任为军医总监起，联邦军卫生局才有幸得到了强有力的具有进取心的领导。而邦联军卫生局的情况也是如此，同样受到资源少的限制。1861年4月，美国军队只有113名医生，其中24名辞职去投奔邦联。到战争末期已有15,000多名医生在联邦军和邦联军中服务。战前军队里没有综合性医院；在1865年已有350多所，其中许多新的“帐篷”式医院在长达半个世纪内，成为标准的陆军医院。
大约在战争的第一年，伤员的战地治疗程序是混乱的。团队的乐师(其中许多人小于18岁)、炊事员、大车把式以及其他非战斗人员都被派去抬担架；平民经常被雇来驾驭救护车。战斗激烈时，这些平民和青年人往往惊慌地逃走，留下无人照顾的伤员躺上几小时或几天。结果战士们常常离开前线，把受伤的战友抬到后方，这样就减少了部队的战斗力。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862年8月，麦克莱伦将军下令波托马克军团成立一支野战卫生队。这个卫生队工作十分有效，并被其他联邦部队采纳，最后在1864年3月，得到美国国会的委派令。野战卫生队的成员在战斗期间和战斗之后活跃在战场上，急救受伤的士兵，把他们抬到旅或师的后方战地医院，并且驾驭马拉的救护车把伤员从战场疏散到后方医院。邦联成立了类似的“医疗队”。这些医疗单位一直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军队的样板。
美国卫生委员会力主建立野战卫生队，并进行其他方面的改革。卫生委员会这个组织被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说成是美国创造能力的典范，它创建了志愿社团，去完成在欧洲通常由国家或教会所完成的任务。战争初期成立的卫生委员会作为一个民间团体，谋求政府的批准，以帮助军队卫生局解决某些卫生问题，这些卫生问题曾使克里米亚战争中的英国和法国军队死去许多人。卫生委员会在解决了军队敌视“参与工作”的平民问题之后，在1861年6月得到了陆军部的正式承认。
卫生委员会变成北部妇女为战争效力的主要机构。虽然它的国家官员及其公职人员都是男人，但是管理7,000个地方性机构的志愿人员，大部分都是妇女，她们收集生活用品，举办大型“卫生展览会”进行筹款并干护士工作。委员会建立补给站，为部队分发衣服、食品和药物。它给往返前线的康复士兵和休假士兵提供食宿。它向团的宿营地派卫生检查员，就诸如公共厕所、下水道、供应水及炊事这类问题对官兵们进行指导。它给士兵们提供蔬菜，这是按部队标准定量经常短缺的品种。它搜集急需的药品和绷带，迅速送往战地医院。它派出自己的医生和护士到军队医院里工作。1862年它租船从夏洛和弗吉尼亚半岛撤退伤员，当半岛上的部队缺少救护车时，它为他们提供了救护车。
1861年卫生委员会的官员们批评军医总监及其手下的工作人员像“老朽的饭桶，可恶的绊脚石”。这个旧的军医机构愤怒地反唇相讥，说他们是“蛊惑人心的说教者、乡下医生和好胜的女人。”但卫生委员会是受到士兵们的如此欢迎，它的工作效率如此显著，它在国会中的影响如此巨大，因此它能在1862年推动通过一项改组卫生局的议案，并稳妥地保证哈蒙德被任命为军医总监。这开创了卫生局与委员会之间合作的时代，从而产生了像野战卫生队这样的创新事物。 [ 注：这个委员会及哈蒙德将军与陆军部长埃德温·M·斯坦顿在1863年发生冲突的原因还不完全清楚。有时斯坦顿阻挠该委员会的活动。他不喜欢哈蒙德，并在1864年解除了他的职务。然而那时哈蒙德实行的改革已经成为军队规范化的工作程序了。 ]
其他志愿社团也协助卫生委员会做了工作。有几个国家团体为士兵们提供帮助并赡养他们的家属。西部卫生委员会是一个独立的组织，它为密苏里和阿肯色的联邦军队开展救护与医疗工作。罗马天主教仁爱修女会向军队医院提供国内训练有素的护士。1861年11月，一群新教徒的牧师和基督教青年会的官员组织了基督教委员会，向前线宣传基督教青年会的教义。一年之内，这个委员会就变成了一个大型组织，并给军队以比精神安慰更多的东西。基督教委员会的志愿人员给伤员们提供食物和护理，给医院图书馆提供大部分的图书和刊物，并给康复期的士兵们分发毛毯、棉衣，甚至药品。这些活动有时导致了他们与卫生委员会的对立，卫生委员会比较世俗化的领导人对基督教委员会的那种传道热情总是皱眉蹩额，表示不满。
这些志愿团体对联邦军队的健康状况作出了很大贡献。它们在医疗史上也具有长久的影响。卫生委员会逐渐形成了一种着重科学调查、讲究实效和严谨的博爱主义的哲学思想，从而成为战后慈善事业的一个特点。它给美国公共卫生联合会提供了样板，该组织是曾在卫生委员会内积极工作的人于1872年创建的。美国公共卫生联合会在以后美国医学和公共卫生的现代化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南部组织起来的救护和医疗工作比起北方来不那么集中。尽管当地到处都成立了帮助士兵和医院救护的团体，但是，邦联并不存在卫生委员会或基督教委员会这类对应团体。虽然这些团体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邦联的士兵们在医疗护理上比起联邦士兵还是差些。每六个受伤的邦联士兵中有一人死于创伤，而联邦军是七个伤员中有一个死于创伤。邦联士兵的患病死亡率是联邦军的两倍(这里应特别指出战斗中的死亡率也是两倍之多)。这并不是邦联卫生队的过失，而主要是食物短缺、经济崩溃和资源遭到破坏，以致影响了邦联各方面进行的战争努力。生病或受伤的战士不能得到充足的食物或适当种类的食物。虽然大部分原因也是由于联邦封锁造成药品短缺，但是有关邦联医疗工作的最详尽的研究资料认为，在家庭手工制作和与北部的违法贸易大大弥补了药品短缺。但是南部铁路的逐渐崩溃，以致某些地方在最需要药品的时候也得不到供应。
妇女与医疗工作
无论是在南方还是在北方，妇女在内战医疗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她们不仅在民间志愿团体中做了大量的艰苦工作，而且数以千计的人还作为专业护士和志愿护士在军队医院里服务。1864年，一位名叫玛丽·沃克的妇女在联邦军队中当医生。她在佐治亚被邦联军俘获，当他们“看到这是只有在腐化堕落的北方佬国家才能出现的事情时”，都显得惊异。
沃克在任职之前必须克服男人的敌视，那些自愿去做护士的妇女多少都会遇到这种敌视。然而，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树立的光辉榜样开始使护理职业有了尊严，而以前这种职业一直被蔑视为一种低下卑贱的职业。人们认为，妇女比男人具有更好更温柔的性格，因此最适合做护士。然而在1861年多少还存在着相反的看法，特别是在南部，军队医院那种粗鲁、男性和令人难堪的人体环境不是有身分的妇女去的地方，特别是如果她年轻、漂亮又未婚，就更不应该去这个地方。1861年6月，联邦政府任命著名的疯人院改革者多萝西娅·迪克斯为女护士的总管。迪克斯规定所有护理职业的申请者“外表”必须朴素，而且至少要30岁。有位失望的申请者抱怨说：“恶魔迪克斯……不愿接受任何漂亮的护士去工作。怎么想到起用这样一个老家伙去管理别人呢。……是哪个蠢汉决定的事？”某些妇女设法通过了迪克斯的仔细检查后，还必须克服军医的偏见，譬如有这样的军医，他抱怨北部的个个传教士都“愿意把其教区内最烦人的老处女作为有经验的护士介绍进来”。这位军医说，他已经被其中的几位妇女弄得烦死了，“每个人的鼻梁上都架着眼镜，眼睛里流露出一种真诚的目光，注视着她准备占有的男人”。这位医生补充说，她们到来之后，医院的死亡率增加了，“或许是这些眼镜造成的”。
北部妇女逐步克服了这些偏见。1862年7月，军医总监哈蒙德下令军队的综合性医院的护士至少有三分之一必须是妇女(其余大部分或是选派的，或是康复期的士兵)，这项命令帮助了她们。在北部，大约有3,200名妇女在军队中当护士，占护士总数的四分之一。在南部，虽然许多做奴隶的妇女一开始就在军队医院里服务，但是让有“身份的”白人妇女做军队护士还是较晚一些。直到1862年9月，邦联国会才正式承认女护士。尽管白人妇女在邦联军队护士中所占的比例比联邦要小，但从那之后南部军队开始欢迎妇女了。然而在南北双方，另外有数千名妇女作为医院的志愿者或是卫生委员会、基督教委员会以及类似组织的雇员在工作。有些志愿者是“慷慨的女慈善家”式的人物，士兵们不喜欢她们，但是大多数都是忘我地努力工作的妇女，并赢得了官兵们的尊敬和赞扬。
女护士主要在远离战斗前线的综合性军队医院内工作。但有些也具有战地医院的危险和艰苦。克拉拉·巴顿，后来成为美国红十字会的创立者，曾经为许多联邦战地医院尽过力。1862年夏天，有几位妇女继在夏洛战役之后，又在里士满附近的战斗时于后方医院里工作。1863年，许多北部妇女来到葛底斯堡；在那里她们既帮助照顾联邦伤员，也帮助照顾邦联的数千名伤员。玛丽·安·比克尔戴克是最著名的前线女护士。她是伊利诺伊州的一名寡妇，以热爱士兵而被称为“比克尔戴克妈妈”，她特别关心田纳西军士兵的保健工作。由于格兰特和谢尔曼将军的支持，她战胜了来自医生和高级官员们的反对。她是谢尔曼允许与他的部队在一起的几个平民之一。她赢得了这位顽固将军毕生的尊敬。
内战时期，妇女从事护士工作提高了护理职业在美国的地位，正如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从事护士工作对英国的影响一样。1861年，妇女中央救助联合会在纽约市提出一项训练护士的计划。在战争期间或战后不久在北部一些城市建立了另外几所护士学校。在这方面，内战对医学的现代化和专业化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