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3年的战争问题与政治·第二十

作者：詹姆斯·M·麦克弗森·美国

出自————《火的考验：美国内战及重建》

出自————《战争通史》

　　 北部在1863年下半年取得的军事胜利对联邦和邦联的内政产生了强大影响。在波托马克河以北，这些胜利完全改变了过去半年一直在加速发展的后方对前方的支持日益减弱的现象。特别是葛底斯堡战役使北部人民兴高采烈，恢复了信心。一位纽约人得悉宾夕法尼亚这一战役的结果后写道：“这次胜利所产生的后果是无可估量的。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政府的力量都增强了好几倍。……铜头蛇至少在目前是不可能有任何作为了。”但是，在葛底斯堡战役之前，铜头蛇的势力已发展壮大，他们几乎使社会濒于分裂，在政界要重新组合，并使北部的战争努力发生动摇。

　　 瓦兰迪加姆与铜头蛇争夺权力

　　 1863年春，克莱门特·瓦兰迪加姆正在俄亥俄州竞选民主党的州长提名。他在寻找一件有助于自己作出牺牲并得到提名的事件时，发现伯恩赛德将军无意中成了他的盟友。伯恩赛德的政治判断力表明并不比他在弗雷德里克斯堡所表现出的军事判断力好些。他被免去波托马克军团的指挥职务后，便被任命为俄亥俄军区司令，司令部设在辛辛那提。 [ 注：联邦军和邦联军都建立了名为“军区”的地区军事组织机构。每个军区由一位负责指挥的将军领导，负责军区管辖范围内的作战和军事行政事务。某些军区的边界线和名称经常改变，这对研究南北战争的人来说，是产生极大混乱的根源。最活跃的联邦军区设在作战地区以及被占领的邦联各地。然而，联邦各边疆州以及北部各州亦自行组成军区。部队在这些军区内负责击退入侵、镇压内部暴乱、防范间谍活动及破坏活动，负责征兵等。在1863年，俄亥俄军区由田纳西河以东的俄亥俄、伊利诺伊、印第安纳、密歇根和肯塔基各州组成。 ] 在这里，他发现自己身处铜头蛇的老窝，而此时又恰逢反战情绪上升时期。4月19日，他发布“将军第38号通令”，宣布他的军区将不再容许叛国行为。

　　 在5月1日的一个讲话中，瓦兰迪加姆故意向这个命令挑战。他把几个月以来所讲过的问题又说了一遍：这场战争是一次极其糟糕的失败；解放宣言应予否定；征兵和暂停执行人身保护法是违反宪法的；选民应该废黜“林肯王”；北部应该停止战斗，宣布停战，邀请邦联参加和会，以恢复原先的合众国，如有必要，就排除新英格兰参加。根据伯恩赛德的解释，这就是叛国。5月5日凌晨2时，一连军队来到瓦兰迪加姆在代顿的家，破门而入，将其逮捕。

　　 回顾一下过去五个月中在北部发生的那些政治事件，就能了解采取这一行动的背景。尽管历史学家对瓦兰迪加姆到底有多少追随者说法不一，但是，其势力的强大足以对北部在这个令人不满的冬天要把战争继续下去的愿望构成威胁。许多民主党政治家和编辑都在要求抵制解放奴隶，抵制征兵，甚至抵制这场战争本身。伊利诺伊州的一位前州长宣称：“尽管这些目标在这个[解放]宣言中是作为公开承认的战争目的而宣布的，然而南部既不可能也不应该被征服。”衣阿华州的一位民主党编辑认为，解放宣言使人们有理由在北部反对革命。他写道：如果人民“具有一点点在喀提林 [ 编者注：喀提林(Catiline，约公元前108-62)罗马共和国末期的贵族，他曾阴谋反对元老院。 ] 被逐时曾激励着罗马的那种精神的话，那么他们就会把[林肯][连同]内阁、国会等等通通扔到波托马克河里去。”在中西部几个县各自举行的民主党代表大会决议指出：“两年的经验告诉我们，依靠武力是永远不能恢复联邦的”，同时号召“停止敌对行动”，并挑衅性地保证“我们不支持现政权为了实行邪恶的废奴而对南部继续进行十字军征伐；……我们将誓死抵抗把我们的任何公民征入军队的一切企图”。这种情绪不仅限于中西部的民主党人。纽约的忠实党徒举行的一次大规模集会的决议指出，“这场北部政府对南部进行的战争是非法的、违宪的，不应继续下去”。民主党的一个不热情的主战派霍雷肖·西摩在当选纽约州州长后，被推到了党的全国领导层。他在就职演说中说，“沾满鲜血的、野蛮的和革命的”解放奴隶政策将毁掉这个国家。

　　 言论是无足轻重的，而且大量的堂皇言论与信口空谈并无二致。但是，这种言论一旦导致人们采取行动，就像在伊利诺伊州和印第安纳州发生的情况那样，很危险了。这两个州在1862年的选举中已产生了民主党的州议会。这两个议会在就战争政策所进行的激烈摊牌中，同共和党的州长(于1860年当选)分庭抗礼。两个州的众议院都通过决议，号召停战，召开和会。伊利诺伊州议会甚至提出参加这样会议的几名特派代表。印第安纳的州议会轻蔑地否决了共和党州长奥利弗·莫顿的年度咨文，反而投票赞同纽约州州长西摩的那种“崇高的爱国激情”。两个州的民主党人都提出了可以使本州部队撤出战争的议案。

　　 理查德·耶茨州长在他所在的伊利诺伊州排除了这种威胁。他援引了一条含糊的宪法条款，从而使议会休会。印第安纳州州长莫顿做不到这一点，也无法成功地否决任何议案，因为，按照印第安纳州的宪法，简单多数即可推翻一项否决。但是，该宪法具体规定：议会必须有三分之二的议员出席，才构成法定人数。在莫顿的纵容下，共和党人不出席州参议院的会议，以致达不到法定人数。足足有两年，这位意志如钢的人在没有议会、没有任何拨款的情况下治理这个州。他靠银行和铁路的贷款，靠共和党控制的各县的捐款，以及陆军部的一笔250,000美元的补助金作为本州的活动经费。这是一种违背宪法但具有革命性的作法，不过这是革命时期。莫顿提醒陆军部长斯坦顿：“这项事业要是失败了，那你我都将遭受迫害，被关进监狱，被逐出这个国家。”斯坦顿不无夸张地答道：“这项事业要是失败了，我活不活也就无所谓了。”

　　 民主党主和派不仅在里士满而且在北部诸州都很有影响。邦联陆军部的一个公务员在1863年2月报告说，“一些来自伊利诺伊州和印第安纳州的公民”已到达南部首都，

　　 与我们的政府就结束战争的最佳办法进行磋商；若此举失败，就将提出西北部各州和邦联之间进行调整的某种方式，作为反对北方[即新英格兰]各州和联邦政府而实行的新的联合。……我毫不怀疑，如果战争继续进行到年底，我们就将看到这种态势：对美国政府作战的北部人比对南部作战的奴隶还要多。

　　 铜头蛇操纵的报纸公开鼓动军人开小差。人们读了这些报纸，就给他们当兵的儿子写这样的信：“我很遗憾，你们在进行……这么一场并不神圣的、违宪的可恶的战争，……这场战争除了使黑人获得自由，使白人沦为奴隶以外，别无它图。……回家吧，你要是不得已当了逃兵，是会受到人们保护的。”来自铜头蛇势力嚣张的地区的部队开小差的最多。1863年初，第128伊利诺伊团除35人外，全部开了小差。这些逃兵宣称：他们愿“躺在树林中，直到背上长起苔藓，也不帮助解放奴隶”。第109伊利诺伊团获悉奴隶解放宣言的内容后，有半数的人开了小差，而另一半人则变得很不听话，致使格兰特将军解散了这个团。两个团都来自伊利诺伊州南部的巴特纳特地区的县份。

　　 为了反击民主党主和派，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主战派组织了忠诚分子团体和出版机构，以动员人们对战争的支持。1863年，这些组织又合并为全国联盟(由共和党人控制)和效忠者联盟(以民主党主战派为主)。他们在是年的春季选举中获得首次成功， [ 注：与现在不同，举行州选举的时间在当时是因州而异的——有的在春天，有的在8月、9月或10月，有几个州在11月(与现在相同)。 ] 尤其在新罕布什尔州和康涅狄格州，而这两个州的民主党人却十分卖力地选举反战州长。这些选举向共和党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民主党主和派如果可在新英格兰获胜，就肯定会在其他各州取胜。全国联盟动员了全部财力，联邦政府尽力予以资助，陆军部批准本地士兵放假参加投票(经验表明，压倒多数的前线士兵投共和党的票)。即使有这么多的帮助，共和党人在康涅狄格州也只获得51.6%的选票，在新罕布什尔州获得43.8%的选票。只是新罕布什尔州的第三党——民主党主战派候选人拒绝接受民主党主和派的多数地位，并把他们之间的较量纳入议会内，共和党候选人才成功当选。

　　 在这种充满阴谋性谣言的政治气氛中，伯恩赛德以发表反战言论为理由逮捕了瓦兰迪加姆。一个军事委员会判决，在南北战争期间监禁这位俄亥俄人。一位联邦法官拒绝下令把瓦兰迪加姆交由民事法院监管。民主党人——甚至一些共和党人——谴责这种诉讼程序。纽约州州长西摩说道：政府的作法是“卑怯、野蛮和不光彩的。这岂止是走向革命的一个步骤，这就是革命。……它确立了军事专制主义。……如果它得到支持，那么我们的自由就荡然无存了。”

　　 俄亥俄民主党人一致提名受害的瓦兰迪加姆为州长候选人。尽管林肯对此事感到为难，但他拒不否定伯恩赛德将军或军事法庭对瓦兰迪加姆定罪的判决。反之，他使用了高明的一着：他把处罚由监禁改为流放，从而使这位铜头蛇的义士黯然无光。打着休战旗的联邦士兵一路护送瓦兰迪加姆来到布雷格将军在田纳西的防线。邦联军勉强接受了这个令人疑信参半的礼物。

　　 瓦兰迪加姆乘船偷越封锁线，从南部逃到加拿大，企图在那里指挥他在俄亥俄竞选州长的运动。爱德华·埃弗里特·黑尔写的一篇颇受欢迎的短篇小说《没有祖国的人》，使人们清楚地接受瓦兰迪加姆遭到放逐的教训。瓦兰迪加姆的一些律师把此案告到最高法院，并在最高法院辩论说，军事法庭在战区以外审判一个平民是违反宪法的。但是，最高法院于1864年2月拒绝复审军事委员会的判决，因而实际上维持了对瓦兰迪加姆的有罪判决。 [ 注：1866年，人们的战争热情已部分地冷下来后，最高法院推翻了一项案情相近的军法判决。那个判决是在1864年对一位印第安纳州的铜头蛇兰丁·P·米利根作出的，其根据是，即使在战时，只要民事法庭在发挥作用，就必须由民事法庭审判平民。这项原则会使对瓦兰迪加姆的有罪判决无效。但是，法院这一判决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瓦兰迪加姆案，是有争议的。因为，他已于1864年返回俄亥俄州，而且林肯政府也允许他不受干扰地呆在那里，甚至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 ]

　　 身穿蓝军装的黑人

　　 瓦兰迪加姆事件是在民主党人畏惧黑人的心理日渐增强的情况下发生的。政府决定招募各黑人团队，则进一步助长了这种趋势。1863年2月，一位反对黑人士兵法案的民主党国会议员大发雷霆道：“这是个白人有、白人治、白人享的政府，应该由白人来管理、防御、保卫和维持。”43位民主党国会议员签署了一份环形签名请愿书，谴责征募黑人士兵是共和党企图建立“黑人与白人一律平等”的邪恶的阴谋的一部分。

　　 他们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正确的。黑人士兵为北部而战的一个后果就是把取得人身自由的革命向种族平等推进一大步。这很早就是北部黑人和废奴主义者的目标，他们要求把招募黑人入伍放在首要地位。正如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所说的那样：“一旦让黑人获取黄铜色的人身特权证，让他带上饰有鹰像的衣扣，让他扛上一支滑膛枪并在兜里装上子弹，那么世界上就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否认，他已获得了公民权。”

　　 尽管黑人在独立战争和1812年战争中都曾持枪作战，但他们后来很快地被解除了武装。1792年的一项联邦法令禁止黑人参加州里的民兵，而且也没有任何黑人获准参加正规军。1862年，反蓄奴制的将军们在堪萨斯州以及在路易斯安那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占领区招募黑人士兵时，政府就不予支持。只要北部仅仅为恢复联邦——原先的联邦而战斗，那末林肯政府就会认为不得不让这场战争一直成为“一场白人的战争”。

　　 海军中的黑人

　　 然而，海军历来有一些黑人水手。战争一爆发，联邦海军就不管什么人都用，其中包括来自北部各海港的自由黑人和来自南部的逃奴。他们大都以奴仆身份当司炉和抬煤的脚夫，但也有些黑人执行战斗任务。早在1861年8月，在成功地袭击哈特勒斯湾要塞时，就有一队由逃奴编成的炮手在“明尼苏达”号旗舰上操纵一门大炮。九个月后，一个名叫罗伯特·斯莫尔斯的南卡罗来纳奴隶立下了这场战争中最引人注目的战功之一。他在查里斯顿港强行夺取了邦联舰只“普兰特”号，驶出港口投奔联邦封锁舰队。在战争后期，斯莫尔斯“舰长”就在联邦海军当领航员，之后，进入政界，开始其杰出的从政生涯。总计有好几千黑人在联邦海军服役。他们在海战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征募黑人士兵

　　 1862年，有些共和党人受到黑人参加海军作战的事例的鼓励，要求也征募黑人在陆地作战。到底雇佣体格健壮的逃奴比武装他们为联邦以及为他们自己的自由而战会好多少呢？当北部因缺少白人志愿人员而使政府在1862年夏下令起草民兵法时，上述论点变得更有说服力了。1862年7月17日颁布的两项法律，开创征募黑人士兵的时期。没收法的一项条款授权总统，“用他能做出最佳判断的方式”雇佣逃奴，以平息叛乱。民兵法的一项条款授权当局“在发现黑人能够胜任任何陆军或海军中的勤务时，可以招募他们服役”。

　　 这些法律都未要求总统征募黑人当兵。林肯临时把这些法律条款解释为授权他征募逃奴服劳役——自然，军队一年多以来就一直在这样做了。林肯大抵已下定决心武装黑人，他只不过在等待适当的时机来宣布。他在处理此事时，沿用了解放奴隶的政策从制定到宣布的10周中所使用过的老办法。1862年8月4日，总统对来自印第安纳州的一个代表团说：“武装黑人会使忠诚地拥护我们的各边疆州的50,000步兵反对我们。”六个星期后，他对芝加哥的一个代表团说了相同的话。但与此同时，陆军部长斯坦顿却在8月25日悄悄地批准卫戍南卡罗来纳州沿岸诸岛屿的联邦司令官征募5,000名自由民入伍。

　　 到1863年初，林肯已成为征募黑人士兵的热情支持者。总统在3月对田纳西州的军人州长说：“对恢复合众国来说，有色人口是一支极其有用但尚未利用的力量。只消把50,000名业已武装起来，受过训练的黑人士兵部署在密西西比河两岸，就会立刻结束这场叛乱。只要我们认真地抓紧此事，又有谁会怀疑我们能达到这点呢？”

　　 政府开始以实际行动支持总统的上述言论。陆军部设立了有色人种部队局来协调征兵工作。在路易斯安那州，班克斯将军开始组建一个“非洲军”。曾为马萨诸塞州组建两个黑人团的北部废奴主义者乔治·L·斯特恩斯把征兵工作带到纳什维尔，以征募那里的黑人入伍。在已占领的弗吉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将军们组建了一些黑人团。最为重要的是，政府把洛伦佐·托马斯将军派到密西西比河流域去征募自由民入伍。这位从未上过战场的文职将军极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把办事能力与办事技巧融为一体，这种技巧对说服那些顽强但有种族意识的西部士兵接受这项新政策是必要的。到战争结束时，托马斯已招募76,000名黑人士兵，占黑人士兵总额的41%。

　　 1863年春，格兰特麾下的一名伊利诺伊州士兵写道：“真诚地忏悔对灵魂是有益的。……在一年前的1月份，我不愿听到任何有关解放奴隶的事情。去年秋天，我冷静地接受了征募叛乱分子的黑奴的作法。今年1月份，我毫不犹豫地欢迎解放奴隶；而现在……我变得毫无[种族]歧视，看不出他们为何不能当兵。……我几乎在开始考虑如何在[黑人]团里给自己谋个一官半职。”这个士兵的“忏悔”暗示在某种条件下成立黑人团是可以接受的。这个条件就是少尉以上的全部军官及某些军士必须是白人。获得晋升的机会有助于许多白人士兵改变对武装黑人政策的看法，同时也产生了一些种族主义军官，他们难得尊重部下。

　　 一开始任命白人军官是有道理的，因为有任何军事经验的黑人是罕见的。在由以前的奴隶建成的团队，非文盲士兵是绝无仅有的。但是，从北部征募的各黑人团也由白人当军官，尽管这些团里有些黑人士兵颇具备充当军官的潜在能力。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愿从士兵中提拔有能力的黑人，就显然是出自种族偏见了。废奴主义者和黑人领袖虽曾抨击这种歧视政策，但收效甚微。在战时组建的166个黑人团中，被任命为军官的黑人不足百人(不包括军医和牧师)，其中没有一个军官的军衔超过上尉。

　　 在1864年以前，一直普遍存在的另一种歧视就是黑人士兵和白人士兵间的薪饷的差别。根据1862年民兵法，黑人士兵的薪金定为每月10美元，而白人士兵却有13美元，外加3.5美元的服装费。废奴主义者有力地斥责了这种歧视。1863年8月10日，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晋见林肯，抗议这种薪饷待遇的不平等。据道格拉斯后来回忆，总统对他说：

　　 雇佣有色人种军队对有色人种来说，有很大好处——这一措施在战争初期未能成功地采用，有人对征募黑人当兵是否明智仍持怀疑态度——他们的应征入伍极大地触犯了广泛存在的偏见，……他们没有得到同白人士兵相等的薪饷，看来是一种必要的让步，以便为他们真正作为士兵服役而扫清道路。

　　 尽管在1864年做了部分匡正，报酬方面的不平等不过是把各黑人团当作二等士兵对待的几种表现之一。有些团起初就是从事劳役的部队，他们挖掘堑壕，装卸军需品，为白人部队担任沉重的勤务工作。甚至当黑人士兵组成战斗单位时，也时常携带低劣的武器和装备。林肯原打算让黑人部队守卫要塞、保卫军需品临时仓库和辎重车队、担任后勤杂务，以便减轻在前线作战的各白人团队所承受的压力。这个想法出于三种考虑：(1)对黑人是否会成为善战的士兵持怀疑态度；(2)相信自由民深入南部担任驻防任务更能适应气候，而北部士兵在那里却深为疾病所困扰；(3)后方勤务工作会减少被俘的可能。

　　 最后一个因素是个严肃的问题，因为邦联政府曾用处死和沦为奴隶来恐吓被俘的黑人团官兵。作为报复，林肯于1863年7月30日在一项政令中宣布：只要有一名联邦俘虏在违反战争法情况下被杀害，就会有一名叛军战俘被同样处死；只要有一名联邦士兵沦为奴隶，就会有一名邦联战俘从事苦役。这项命令只部分收到预期效果。邦联并未处决被俘黑人团军官，并通常把那些战前即获自由的被俘黑人当作普通战俘对待。但是，黑人投降后被害的事件却发生了好几起。1864年4月12日发生于田纳西州皮洛堡的事件最引人注目。有几位被俘的自由民显然是被处死了；有的重新交给故主为奴；另外一些黑人战俘则在邦联防御工事里从事强制性劳动。由于难以得到南军对待黑人战俘的确切情报，林肯政府并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地进行报复，邦联亦拒绝交换黑人战俘，从而中止了交换战俘计划，并导致战俘在1864年人满为患、死亡率过高的悲剧发生。

　　 由黑人接替白人担任杂役、体力劳动及卫戍任务，有助于说服白人士兵赞成武装黑人，但也使黑人团沾上低人一等的污名。这些黑人平日拖着长步，胡乱弹着班卓琴和听天由命的陈规陋习，使北部人怀疑黑人的军事能力。甚至有些废奴主义者也拿不准，这些生来就习惯于畏惧白人、服从白人的奴隶，是否会在作战中顶得住这些同样的白人。《纽约论坛报》1863年5月1日写道：忠诚的北部人“已普遍愿意让[黑人]参战。但绝大多数人却不相信他们会认真参战。许多人希望黑人将被证明是懦夫和逃兵——其他人则对此甚为担心。”在黑人团任职的上校们恳求将军们让他们参加战斗，让这些士兵有一个验证自己的机会。

　　 参加战斗的黑人士兵

　　 黑人部队在维克斯堡战役中两次参战，改变了许多白人所持的怀疑态度。5月27日，两个路易斯安那黑人团参加了对维克斯堡下游的邦联要塞哈得孙港所发动的进攻。尽管联邦军在进攻中受挫，伤亡惨重，但黑人士兵的英勇作战却使许多北部人大为吃惊。一位白人军官写道：“你根本就想像不出，前几天的战斗是如何消除了我对黑人部队的偏见的。”《纽约时报》评论道：这次战斗“解决了一个问题，即黑色人种能够作战。”10天后，在维克斯堡北部、濒临密西西比河的米利肯斯本德，新组建的几个逃奴组成的团队帮助击退了邦联企图在河西冲破联邦军防御阵地所发动的一次袭击。当时驻在格兰特部队的助理陆军部长写道：“黑人在米利肯斯本德作战之英勇，完全改变了部队对雇佣黑人军队的看法。我听说，那次战斗结束后，那些在私下曾对让黑人参战的想法冷嘲热讽的优秀军官，都同样深深地表示赞许。”

　　 尽管黑人在此后的两年中参加了几次大的作战行动，但比起白人来，他们还是更多地从事卫戍和勤务工作，而较少参加战斗。黑人和白人的伤亡率即反映出这一点。联邦的白人部队几乎有6%的人员阵亡，而黑人士兵阵亡者只占1.5%。另一方面，黑人部队的病死率(19%)几乎是北部白人士兵的两倍。作为卫戍部队，许多黑人团队没有机会参加战斗，却备受高病死率之苦。尤其是固守一处的士兵，那里的供水变质，细菌繁衍迅速传染疾病而置人于死地。黑人士兵的医疗条件也不如白人。黑人部队只有为数极少的黑人军医(只有8人编入现役)，而白人医生都不乐意到黑人部队去。

　　 到1863年10月，已经组织起58个黑人团。北部人最初对他们所持的反对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已消除。确实，占领了南部的一些地区后，联邦征兵人员有时使用强行抓丁的办法，把仓皇而不愿当兵的逃奴赶到一起，强征入伍。在北部，甚至爱尔兰裔美国人也开始认识到，黑人有阻挡叛军子弹的一些用处，否则，这些子弹很可能射向他们。这就是“列兵迈尔斯·奥赖利”(一位爱尔兰出生的新闻记者兼军官查尔斯·哈尔平)写的一首题为《黑人被杀的权利》的流行歌曲的主题：

　　 有人告诉我们那是奇耻大辱：

　　 去招募黑人入伍；

　　 而遭杀戮的威胁，

　　 又非我白人莫属；

　　 可至于我啊，千真万确！

　　 我们这里很自由，

　　 我要让黑人替我去遭杀戮，

　　 在这年头的朝朝暮暮。

　　 在这年头的朝朝暮暮，伙伴们，

　　 在这天的时时刻刻，

　　 被杀戮的权利我要与他共享，

　　 而我一丝怨言不吐。

　　 到1864年，民主党在黑人士兵问题上的立场已经后退，只反对为黑人争取同等薪饷、同等入伍津贴和同等待遇。看来，黑人的唯一权利，就是被杀权。在废奴主义者的极力敦促下，国会的共和党人终于在1864年6月通过一项法案，给白人士兵和黑人士兵以同等薪饷。但是，反对派迫使这项立法作出了某些妥协。为了取得共和党保守派的支持，国会领袖们不得不接受一项议案，规定黑人士兵享受同等薪饷而补发薪饷的差额仅从1864年1月算起；除此之外，在内战爆发前即获得自由的黑人从入伍之日起领取同等薪饷。这项立法亦未能使奴隶出身的士兵取得同等的联邦入伍津贴。其他形式的歧视亦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即使存在着这么多的不公平现象，招募179,000黑人士兵(以及大约20,000黑人水兵)一事，仍对未来具有决定意义。黑人为联邦而战，将有助于他们的种族取得自由。黑人帮助北部打赢这场战争，也使他们自己在战后赢得平等的公民权。

　　 北部的征兵

　　 到1863年初，人们已逐渐明白，北部将像南部在一年前那样不得不征兵。前一年秋天起草的民兵法就说明这个情势。当时已征募的服役期为九个月的士兵(共90个团)，将在1863年年中服役期满。1861年征募的服役期为两年的40个团也将期满。尽管这些士兵中的一部分可望再次应征，但却极少有新兵自告奋勇前去应征。因此，1863年3月3日的兵役法规定，凡身体合格，年龄在20岁至45岁之间的男性公民(再加上已申请入籍的外侨)，均符合征兵条件。

　　 兵役法虽然在表面上是一部征兵法，但其真实目的还是刺激人们志愿参军。根据总统在联邦历次征兵前(1863年7月、1864年3月、7月和12月)所发出的号召，陆军部给每个选举区定出一个兵额指标，这个兵额指标是根据合格男子减去已参军服役人数后的比数而提出的。但是，每个选举区都有50天的时间可使志愿兵的数量达到配额指标。只有在志愿人员的数量达不到指标时才使用征兵办法。州的官员和地方官员都千方百计确保志愿兵人数达到指标，以避免征兵的污名。

　　 补助金是刺激志愿人员的主要手段。后来，这逐渐变成联邦征兵制的最大弊端(南部缺乏资金，在强制和劝导两者之间，更多地依靠前者，因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这一点 [ 注：南部有几个州和县向志愿人员提供少量入伍津贴，通常为50美元。邦联国会于1861年12月11日批准向为期三年的志愿兵追加50美元，并于1864年2月17日投票，决定发给每个入伍人员一张面值100美元的债券。 ] )。因为新兵来源减少，迫使各选区不得不提高价码，竞相争夺志愿人员。有钱的选区诱使人们离开他们居住的选区，到给钱最多的地方入伍。1863年10月，联邦政府制定一条法令，发给每个服役期为三年的志愿兵300美元的入伍津贴。到1864年，某些选区的新兵从联邦、州和地方领取的津贴总额可能增至1,000美元以上。在战争期间，北部政府付出的入伍津贴数额超过五亿美元。一时间，专事招徕新兵的大批“入伍津贴掮客”冒了出来(他们提取部分津贴金作为佣金)。这个征兵制亦产生一批“入伍津贴扒手”，这些人在一个选区入伍，领到补助金后，便不辞而别，然后再易地重演故技。有些新兵这样干了几次；有个人竟承认自己曾这样干了32次之多。

　　 顶替和赎身的作法同样地臭名昭著。联邦草拟的征兵法与邦联的征兵法不同，它没有规定职业上免服兵役的条款。可免服兵役的人只包括：身体不合格者和唯一供养寡妇、或贫困父母、或孤儿或没有母亲的儿童的人。但是，北部法律的确援引邦联的先例，允许应征人员提供替身。为防止替身价格像南部那样地涨到天文数字，这一征兵法允许应征人员支付300美元的赎身费，但这只能免征一次，将来不能再免。

　　 尽管在征兵中实行赎身以逃避兵役的作法在今天似乎令人震惊，但这在1863年却有过去的许多先例可循。然而，行骗和对不公正现象的告发都不可避免地与这些作法有关。“替身掮客”通过收取一定比例的替身佣金而致富。掮客与负责体检的军医狼狈为奸，把身体不合格的新兵送到部队。那些出生入死的老志愿兵对这种征兵制允许以赎身逃避危险的方式感到不满。这些老兵常常排斥加入他们部队的替身兵。军官们在报告中对替身兵的军人素质说法不一，但多数人持否定意见。这些人的逃跑率似乎高于平均率。

　　 赎身特权亦引起人们的愤懑。由于很少有蓝领工人拿得出300美元(至少是半年的工资)，这种征兵制自然就歧视他们。就像南部早先的情况，人们开始大声疾呼：这是一场富人的战争，但只有穷人去战斗。鉴于日益强烈的抗议，国会于1864年7月废除了赎身的作法，当然，那些出于正当的道德或宗教理由而拒服兵役者例外。但正如反对此举的人所预见的那样，替身价格立刻飞涨；于是，比诸过去，更少的穷人能花得起这笔免征的钱。

　　 人们通常认为，内战中的征兵制代价高昂，是个严重的失败。只有46,000人被直接征入联邦军队，而替身兵却有118,000人。加在一起，这164,000人以及早先入伍的数千名民兵，还不到联邦士兵的10%。显然征兵是失败的。但是，当人们回想起该法案的真正目的是刺激志愿人员入伍时，就会出现一幅不同的景象。在实行征兵法的两年中，有将近100万志愿人员应征入伍或再次志愿应征入伍。因此，研究联邦征兵制的多数近代学者都得出这一结论：这个征兵制度尽管有许多缺陷，还是发挥了作用的。然而，这一制度实在搞得太不适当、太不公平，因此在未来战争中乃不实行征兵方法了。

　　 士兵在内战中的社会经济状况

　　 内战真是一场富人战争而穷人战斗吗？联邦军士兵和邦联军士兵入伍前的职业资料使人们对这种普遍的看法产生怀疑。表20.1把联邦军士兵参军前的职业与来自的各州的全体男性的职业作了一个比较。乍看起来，该表似乎证实了“穷人战斗”的说法，因为白领工人与专门职业似乎在军队中没有充分表现出来。但我们不应忘记，士兵多为青年(平均年龄是24岁，且有近五分之二的士兵入伍时才21岁，或不足21岁)，而1860年的职业状况则代表着各种年龄的人。对19世纪美国职业流动性的研究表明，从事体力劳动或农业劳动的大量青年是在一生中稍后时期，才转入白领阶层或专业阶层的。考虑到这一点，联邦军队似乎就很能代表北部居民了。要说稍有区别的话，则是非技术工人未能充分表现出来——部分原因是爱尔兰裔美国人没有充分表现出来。后面将讨论这个问题。

　　 有关邦联军士兵的职业资料十分缺乏。研究这一问题的唯一学者是贝尔·威利，他利用各团的连队花名册，对七个州的9,057人做了抽样调查，其结果见表20.2。显然可以从该抽样调查看出，非技术工人在邦联军中没有充分表现出来。另一方面，以士兵中的年轻人为例，白领工人的职业，特别是专业性之类的职业则比例过大。

　　 除非南北两部应征入伍的农民都比居家农民贫穷(这从其他证据看似乎是不可能的，邦联有“20种黑人”免予征兵 [ 投笔从戎注：此处翻译有误，应指按“二十黑奴法”，凡拥有20名或20名以上奴隶的任何种植园，有一名白人可免服兵役。 ] ，这虽臭名昭著，然而在统计上却无足轻重。)，否则，这些在职业方面的抽样表明，这场战争无论在北部或南部，在很大程度上都不是一场穷人的战斗。

　　 关于内战的另一个长期流传的神话是：北方佬征募了一支由“外国人”组成的军队为其打仗。1864年，一位义愤的南部妇女对一位纽约官员说：“不错，北方佬！你们的整个军队是由爱尔兰人、荷兰人和黑人组成的。”《里士满观察家报》宣称，联邦军队主要由“德国和爱尔兰的地痞流氓”组成。将近一个世纪后，一位南部历史学家仍坚持认为：“北部士兵多为外国雇佣兵。”

　　 但事实却与此大相径庭。联邦陆、海军中的210万士兵中，约有50万人(占24%)出生在国外，有20万人(占9%)为黑人。移民不但构成北部士兵的少数，而且在服兵役的适龄男性中，其比重还不够大。联邦陆军的白人士兵有26%是在国外出生的，而联邦各州的适龄白人男性却有31%生于国外。对移民没有充分表现出来这一点，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没有申报的外侨不属应征范围。因此，尚未申请入籍的移民不受强制性征兵的约束。我们占有的资料表明，国外出生的四大主要民族中的两个民族——英国新教徒和德国新教徒——的入伍人员比重与其男性居民的百分比相当；但是，爱尔兰和德国的天主教徒则不然。其原因可能是，压倒多数的天主教徒支持民主党，并反对这场日益成为共和党的和反蓄奴制的战争。

　　 由于国外出生的人有90%居住在联邦各州，联邦军的移民数量和比例就理所当然地比邦联军的高得多。但是，人们普遍认为邦联军各团“除极少数例外的团外，通通由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组成”的说法，也是一种神话。埃拉·朗的细心研究所提供的资料表明，9%或10%的邦联军士兵出生于国外。由于南部适龄男性只有7.5%的移民，这意味着国外出生的人在南军中的比例过大，这与北军中国外出生的人比例过小正好相反。所以如此，原因尚不清楚。这可能与邦联军中替身兵比例较高有关，其部分原因是从不属于征兵对象的外国移民中招募，部分原因是南部未能招募黑人当兵。而黑人参加联邦军，则减轻了对出生于国外的居民群体的压力。

　　 北部对征兵的反抗与骚乱

　　 虽然穷人和国外出生的人都按适当的比例担负战斗任务，但是，征兵对这些群体造成的社会影响和心理影响最大。联邦征兵法成了民主党人和民族文化论者反战的触发因素。民主党的报纸和政治家煽动反对征兵的情绪。当兵打仗去解放黑人的前景加倍激怒了畏惧黑人的民主党选民。在一些城市，反对征兵的抗议变成了暴力行动。在中西部巴特纳特的几个区，武装团伙袭击并谋杀了征兵官员。

　　 反征兵和反黑人的不满情绪犹如两颗火星，在纽约市引发了一场大骚乱。骚动于1863年7月13日开始，爱尔兰工人和妇女组合的暴民横行大街，火烧征兵办事处，抢劫和焚烧共和党的要员的住宅，企图捣毁《纽约论坛报》大楼未逞。暴民们的主要目标是黑人。在一片“杀死黑人”的喊叫声中，他们至少杀死了十几个黑人，烧毁了黑人孤儿院。由于大部分民兵已开赴宾夕法尼亚州参加葛底斯堡战役，所以这座城市像滚雪球一样迅猛增长的暴力面前，不堪一击。在骚乱的第四天，警察和从宾夕法尼亚州匆匆赶来的几个团的士兵终于控制住纽约市。波托马克军团的部队向暴徒开枪射击，其无情的程度与他们两星期前在葛底斯堡枪击叛军不相上下。这次骚乱所造成的损失令人咋舌。当时估计的死亡人数高达1,200人，但最近的研究已把数字降到大约120人，其中多为被警察和军队杀死的暴徒。这是美国史上最严重的一场骚动，生动地揭露了美国社会日趋紧张的种族、民族和阶级之间的复杂关系，

　　 骚动的后果之一是：中层和上层纽约人的反爱尔兰人情绪重新高涨，这接着又在1863年7月以后几个月中成为对民主党主和派普遍抱反感的组成部分。民主党人，即使不是铜头蛇，也在这种强烈的反响中进退两难。西摩州长的威望受到最严重的损害。他在发生暴乱的第二天赶到纽约，企图说服暴徒们平静下来。他发表了一篇讲话，一开头就称暴徒为“我的朋友们”。共和党报纸从未使他忘记这个错误。的确，许多北方人认为，西摩的不少讲话都责难解放奴隶、责难征兵，因而煽起这场骚乱的责任。

　　 纽约等地的反征兵暴乱平息下来后，征兵工作有了进展。尽管北部的厌战情绪和失败主义情绪使铜头蛇在1864年夏大有东山再起之势，但民主党主和派毕竟是强弩之末，再也不会像他们在1863年春时那么有力了。甚至在纽约骚乱以前，由于联邦在葛底斯堡和维克斯堡大获全胜，北部多数地方的反战情绪就开始低落下去。北部人在解放奴隶和解放黑人问题上所持的态度在1863年7月也在向积极的方面转化，但这决不是因为各黑人团队对联邦事业作出了贡献。

　　 解放奴隶事业的巩固

　　 7月18日，即平息纽约征兵骚乱两天之后，联邦军的两个旅袭击了邦联扼查尔斯顿港门户的炮台瓦格纳要塞。这是为夺取查尔斯顿但未能制胜的一次战斗。这次进攻被击退，伤亡惨重。这在内战中本是常事，然而，这次进攻所以独特，是因为由一个黑人团，即第54马萨诸塞团打先锋。该团的英勇战斗以及其伤亡之大，使它名声大噪。当白人暴徒在纽约市四处袭击黑人仅仅几天之后，黑人士兵就树立了这个为联邦捐躯的榜样，不能不说是最为戏剧性的了。共和党各报都提出了这个明显的道德规范问题：为联邦而战的黑人比那些发动骚乱反对联邦的白人更应该获得权利。《纽约论坛报》评论道，此役“使瓦格纳要塞之对有色人种的声威高扬，正像90年前邦克山之对北部白人的声威大振一样”。《大西洋月刊》写道：“透过那黑夜的炮火烟幕，有色人种的英勇气概在那些视而不见的人们的眼前闪光。”

　　 到1863年7月止，解放黑人的支持者和黑人士兵一直处于守势。现在，他们正好赶上将于这年秋季举行的重要的州选举，可以转入攻势了。激进的编辑们和演讲人用新的语调讲话，大胆而自豪。解放奴隶不再是一种政治责任。人们捍卫解放奴隶事业将不再是出于军事需要。现在，共和党人把它当作一场拖延已久的有关正义与权利的革命事业来加以维护。黑人士兵之英勇和铜头蛇叛徒之怯懦成了共和党人谈论的主题。林肯本人在8月26日的一封公开信中定下了调子。这封公开信在其后的政治运动中成为一份重要文件。林肯在这封致反对解放奴隶的人们的信中写道：

　　 你们说你们将不为解放黑人而战，而有些黑人看来却愿为你们而战。……我军的一些战地司令官为我们带来了最重大的胜利，他们相信解放奴隶政策并使用有色人种部队，给予叛军迄今最沉重的打击。 [ 注：此处指的是格兰特于8月23日写给林肯的一封信：“我衷心支持武装黑人问题。武装黑人与解放黑奴共同构成对邦联空前沉重的打击。……我们武装黑人，就多了一个强劲的盟友。他们将成为优秀的战士。而且，把他们从敌人那边争取过来，就在同等程度上既加强了我们，又削弱了敌人。”(林肯文件，国会图书馆)。 ] ……

　　 [在取得最后胜利时]一些黑人不会忘记，他们曾沉默无言，咬紧牙关，目光坚定，手持刺刀，帮助人类完成这一伟大的成就；而与此同时，我担心，有些白人不会忘记，他们心术不正、鬼话连篇，曾千方百计地设置障碍。

　　 尽管有些民主党主和派隐约地觉察到北部舆论的转变，但仍企图一意孤行。用一份民主党报纸大标题上的话说，他们在1863年秋季选举中的政纲是：“不要废奴主义，不要解放奴隶，不要黑人平等。”民主党竞选发言人反复谈论“崇拜黑人的共和党”。在俄亥俄州举行的党的集会上，年轻的姑娘们举着横幅，上面的口号是：“爸爸，把我们从与黑人的平等中拯救出来。”

　　 最重要的秋季选举是在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俄亥俄州。遭放逐的克莱门特·瓦兰迪加姆在加拿大的温泽指挥他的州长竞选活动。宾夕法尼亚的民主党州长候选人是州最高法官乔治·E·伍德沃德——一位铜头蛇的同情者。这两个州的选举和其他地方不那么公开的竞争，成了对林肯战争政策的公民投票。据吉迪恩·韦尔斯说，总统对选举结果感到“忐忑不安”。“他对我说，比起他1860年那次当选，他对这次选举结果如何更为担忧。”他的焦虑很快就消失了。这些选举表明是对政府的响亮的支持。共和党在各地大获全胜。特别是在俄亥俄州，瓦兰迪加姆一败涂地，只得到10万张选票。共和党人赢得了俄亥俄州下届议会四分之三的席位。甚至在霍雷肖·西摩的纽约州，共和党人也在近三分之二的议员选区获胜。

　　 和春季选举一样，士兵的选票对共和党人是举足轻重的。有几个州曾安排士兵缺席投票。此外，陆军部再次批准成千上万的士兵休假，前往不准缺席投票的州，特别是宾夕法尼亚州和纽约州去投票。尽管此举暂时削弱了波托马克军，但政府认为，政治上的胜利比军事上的风险要值得。作战人员有92%投了共和党候选人的票(而“在家的选民”只有56%投了共和党的票)。俄亥俄州的士兵只把5%的票投给瓦兰迪加姆。士兵的选票似乎进一步证实了共和党人的论点，即爱国主义等于共和党纲领。

　　 1863年秋季选举推进了解放奴隶事业。伊利诺伊州的一份报纸在1863年12月写道：如果早一年就解放宣言举行公民投票，那末“几乎可以断定，多数人会表示反对，而在这之后不到一年，就为压倒多数所赞同”。一位纽约上层人士在1864年初写道：“1860年以后人们对蓄奴制问题的看法发生了转变，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实。……有谁能对此作出预言呢？……上帝饶恕我们在三年前有眼无珠。”林肯在1863年12月提交给国会的年度咨文中承认，解放宣言发布后曾经有过一段“暗淡无光而令人难以捉摸的时日”。但是，从秋季选举以后，“联邦朋友们一度濒于分裂的危机就成为过去了。”

　　 这种变化的一个迹象是，废奴主义者的威望提高了。他们大声疾呼多年而无人理睬，现在却突然发现自己是光荣的预言家。1860年时，废奴主义者曾遭到暴徒袭击，而如今，人们却向他们欢呼。两相对照，《纽约论坛报》评论说：“历史在如此迅速地演变的过程中，并非经常展现出这种强烈的对比。”老废奴主义者刘易斯·塔潘回忆道：“真正的改革者在孤军奋起时无一不被人嘲笑和轻视。比起大多数改革者来，我们正较早地从备受诋毁的境地中解脱出来，因为我们毕竟是活着听到过去的反对者说：‘我错了。’”

　　 也许，巴尔的摩的一位自由黑人的一段日记对1863年这个奇迹之年做了最好的评论：“今年所发生的许多变化，在年初都曾经是或可能是不可想像的。在今年即将结束之际，我成了一位为本种族的事业而战的士兵。我的上帝，请保佑这一事业，使我得以在即将到来的一年里把它推向前进。”

　　 邦联内部在政治上的不满

　　 如果说，1863年下半年发生的事件在北部使联邦事业和奴隶解放事业得到迅速发展，那末在南部，这些事件却使长期无法摆脱的政治不和的苦难变得更为深重。

　　 过去，老南部一直为其政治领导而自豪，就像他们为其杰出的军事才能而自豪一样。这个地区出了华盛顿、杰弗逊、麦迪逊、杰克逊、卡尔霍恩和克莱(生于弗吉尼亚)这样一些人物，因而它深信它的政治家以及士兵会使北方佬感到自愧不如。由于许多南部人寄予的期望如此之高，所以政治领导平庸的现实给予他们一个震动。除经济资源的动员以外，再没有哪个领域像对政治领导的动员那样清楚地显示出北部的优势了。一些州长的例子颇具启发性。南部的几位州长与其说是起建设性作用，倒不如说是起绊脚石作用。把他们与生气勃勃的北部州长——特别是马萨诸塞州的安德鲁、印第安纳州的莫顿和宾夕法尼亚州的柯廷——相比，适成鲜明的对照。

　　 邦联国会也没有对战争努力作出什么积极贡献。其许多立法不是无足轻重，就是为时过晚。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直到战争进行了一半时，它都未能通过一个全面的征税法案。对有些重要法律，动辄予以废除或修正，因而产生混乱，不可能实施。国会议员们把大量时间和精力花在吹牛皮和满口脏话的演讲上，或耗费在立法程序的细节中，或互相攻讦上。两院经常召开秘密会议，不公布任何辩论记录，于是，一些夸张的和令人不安的有关幕后情况的流言四起。可是，斯蒂芬斯副总统却挖苦说，国会召开秘密会议大概是再好不过的了，“这样可使立法机构的一些最不光彩的场面免得张扬出去”。

　　 这些“不光彩的场面”有许多是因南方人自尊心过强和热衷于使用暴力而造成的。1863年的一天，邦联的两位最有名气的政治家——佐治亚州的本杰明·希尔和亚拉巴马州的威廉·扬西在一次参院的辩论中对骂起来。闹到最后，希尔把一个墨水瓶向扬西扔过去，将其面部打破。田纳西州的国会议员亨利·S·富特同其他议员打了好几次架。他在斗殴中挥舞各种武器，包括他的双拳，雨伞、长猎刀和左轮手枪，等等。1863年4月，众议院记录员在里士满国会广场开枪打死主任记录。更有甚者，几位国会议员在公开场合喝得酩酊大醉，成了里士满生活的臭名昭著的丑闻。1863年，一位有影响的南卡罗来纳人在致参院临时主席罗伯特·M·亨特的一封信中写道：“一些有害影响看来控制着阁下的各委员会。请原谅，多数议员是否总是喝得醉熏熏的？人们在开始这样认为了。”到了1863年，南部国会的威信已经降到最低点，此后便再也没有起色。

　　 南部还未搞邦联闹分离的几十年中，其政治家已经惯于在联邦国会搞防碍议事进程战术，而现在成为邦联时，他们感到旧习准改。一位亚拉巴马人在1863年访问里士满后下断言道：“许多人在搞垮旧政府方面天赋很高，但却不能建立一个新政府。”再者，不是国会而是军队吸引去许多邦联最有能力的领袖人物。1861年，有好几位邦联立宪会议议员和临时国会议员加入了军队，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经验不足的人。曾在美国国会工作的邦联立法人员不足三分之一。与此相比较，战时联邦国会的成员却有一半以上曾在国会工作过。

　　 服兵役更具吸引力这一点，也困扰着邦联内阁。戴维斯最初遴选的两位内阁成员都谢绝了任命，而去接受旅长的职务。另有两人亦于1861年辞去内阁职务而从戎。除朱达·P·本杰明一人成功地历任司法部长、陆军部长和国务卿的职务外，邦联内阁成员在能力和地位上无一人能与林肯内阁的西沃德、蔡斯、斯坦顿和韦尔斯相当。戴维斯政府的批评者将其内阁形容为一出“滑稽剧”或一群“滑稽可笑而一钱不值的人物”。这些说法虽有欠公允，但内阁与国会一样终究都是比较平庸的机构，在解决邦联的当务之急方面没有什么作为。人员调动过于频繁，不利于政府发挥效率。六个内阁职位，先后有十六人任职，而联邦内阁的七个职位则先后有十二个人任职。邦联先后有五人担任陆军部长和三人担任国务卿，而联邦则只有两人和一人分别担任过这两个重要职务。

　　 对杰弗逊·戴维斯的批评

　　 南部人对国会和内阁的批评，比起他们对杰弗逊·戴维斯的肆意谩骂来，就不算什么了。强有力的罗伯特·图姆斯写道：总统是个“虚伪的和伪善的……家伙。”密西西比的一位著名人士认为，戴维斯是个“可耻而愚蠢、暴躁而傲慢的独眼暴君。”戴维斯的头号冤家对头是佐治亚人，尤其是副总统亚历山大·斯蒂芬斯及其同父异母兄弟林顿。林顿·斯蒂芬斯写道：“戴维斯先生是个昏头昏脑的疯子，他心胸狭窄、自高自大、虚情假意、野心勃勃，是个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无赖和傻瓜。”亚历山大·斯蒂芬斯认为，戴维斯“优柔寡断、怯懦易怒、性情乖戾、固执己见”。他竟声称他“对他[戴维斯]的憎恶”与他对“我[亚历山大]的那条可怜的聋瞎老狗相等”。现代的历史学家避免作出这种辛辣的批评。但他们之中却有若干人同意戴维·波特的见解。波特写道，戴维斯的领导构成了“他个人的失败记录，这对战争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假如联邦与邦联互换总统，那末，邦联就可能会赢得独立了。”

　　 但是，没有哪个人可以单独为邦联的失败承担这么大的指责。南部的许多战时问题都是总统无法控制的。然而，戴维斯作为一个领袖，无疑是有严重缺点的。他严肃、无幽默感，而且随着战时的压力越来越大，他的神经痛和消化不良的痛苦日益严重，使得情绪很坏，时常冷言冷语地冒犯别人，树敌成癖。他作为一个治国者，把时间和精力都浪费在琐事末节上。海军部长马洛里写道：他召集的内阁会议开得很长，“他不由自主地越扯越远，偏离正题，花上四、五个小时都做不出一项决定，而各部部长的桌子上却堆满了需要他过目审批的文件。”戴维斯是西点军校毕业生，他的第一个抱负就是指挥邦联军。因此，他试图亲自抓陆军部的工作。五个陆军部长中有两位，“事无巨细，全都请示”戴维斯。另一位部长未与总统相商就作出决定，于是戴维斯对之否决。事情过后，这位部长就辞职不干了。与林肯不同，戴维斯最关心的是证明自己正确，而不关心结果如何。他不会承认错误；他缺乏林肯具有的与批评者和与那些仅在方法不同而大目标一致的人们共事的能力；他亦缺乏林肯那种政治上的敏锐，那种平易近人的特征，那种与各阶级的人交往对话的天才和那种讲明战争的目的和意义的口才。

　　 到战争的第二年，对戴维斯的重大反对开始表面化。他的政权凭着布尔河大捷所产生的余威，还能平稳地渡过1861年下半年。已经组织起来的政党在脱离联邦的危机中都已无踪无影。出于联合起来反对北方佬的共同考虑，南部民主党人和辉格党人一致同意不恢复各自的党组织。在1861年11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中，没有一个候选人反对戴维斯和斯蒂芬斯。在这次选举中，许多地区的国会候选人都是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竞选的。选举运动没有发生问题，投票也搞得很轻松。戴维斯于1862年2月22日冒着暴风雨宣誓就职时(直到那时为止，他一直是临时总统)，政府仍然表现出超党派的一致。

　　 但是，那场暴风雨预兆即将到来的事件。1862年春出现了一个反政府派别，这是军事挫折和政策行动所造成的。戴维斯尚未宣誓就职，亨利要塞、多纳尔森要塞和罗阿诺克岛就已落入北军之手。举行就职典礼的次日，纳什维尔被联邦军攻陷，此后，新奥尔良、孟菲斯和田纳西州的大部分地区亦很快易手。戴维斯本人在密西西比的种植园亦为北方佬接管。通货膨胀开始日益加剧，对南部经济产生致命影响。国会于4月通过了不受欢迎的征兵法。更有争议的是1862年2月27日通过的一项法律，它授权总统暂停实行人身保护法。

　　 邦联的人身保护法和州的权利

　　 和他们的联邦对手一样，邦联军的一些将领在1861年逮捕了有不忠行为的平民，他们无视人身保护法，拒不把这些平民交给法院。对这些作法，戴维斯政府既没有支持，也没有否定。1862年2月，在格兰特即将进入田纳西州、麦克莱伦即将进入弗吉尼亚州之际，邦联国会授权戴维斯“在他认为有遭受敌人进攻的危险并出于保护的目的而需要发布戒严令的城镇和军区”，暂停实行人身保护法。戴维斯随即在邦联的几个地方公布了戒严令。南部一些将军在西部某些地区也根据自己的权限照此办理。戴维斯对他们大加斥责，宣布他们的戒严令无效。然而，在西部遭到入侵并发生战斗的危机关头，里士满下达撤销戒严令的命令是无足轻重的。1862年8月，布雷格将军甚至在远离战线的亚特兰大公布了戒严令，理由是该城作为交通和供应中心，具有重要性。

　　 这些作法激起了南部人的抗议声浪。他们担心，“军事专制主义”将危害他们正在为之奋斗的宪法所规定的自由。副总统斯蒂芬斯说：“让取得独立第一，谋求自由第二的想法见鬼去吧。我们一旦失去了自由，就可能永远无法复得。”斯蒂芬斯敦促州长们“反对并谴责这种恶劣的行动”。佐治亚州的约瑟夫·布朗是首先这样做的，他称暂停公民自由为“武力剥夺”。

　　 由于这些抗议，国会同意该法于1863年2月期满。翌年，有好几位州法官发布命令，释放那些被控开小差、不忠和逃避服兵役的人。这样就使一些地区的邦联官员无法实施征兵。在维克斯堡、葛底斯堡和查塔努加相继战败以后，形势变得危急起来。开小差的士兵增多了，秘密的联邦主义团体在内地变得更为突出。1864年2月，国会应戴维斯请求，同意制定一个新法案，以暂停执行人身保护法，同时指明该法将于7月31日期满。

　　 戴维斯有权暂停人身保护法的期限只有18个月。他运用这一权力要比林肯用得少。林肯与邦联总统不同，在1863年3月得到国会批准之前，他就行使这一权力将近两年了。然而，这件事在邦联激起的反政府情绪至少不比联邦低。随着征兵和强行征用供应品，此事促使了反对派的出现。这些反对派在战争的后半期使政府无法发挥应有的工作效率。

　　 反对派领袖们

　　 尽管每个州都有反政府发言人，但反对派还是集中在北卡罗来纳州，特别是在佐治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州长泽布伦·万斯唯恐失掉他那个州的特权。在每件事上——从任命北卡罗来纳州的将军直到在偷越封锁线的国营走私船上的载货空间——他都与邦联政府争吵。在佐治亚州，有三位颇有影响的政治家——图姆斯、斯蒂芬斯和布朗——加入了最坦率的反政府集团。图姆斯因未能当选邦联总统而感到沮丧，后指挥部队也未能取得多少战功。他于1863年3月辞去旅长职务，此后即成为严厉批评戴维斯的人。副总统斯蒂芬斯于1862年离开里士满，在此后的战争期间，他很少回去，而情愿呆在佐治亚州，他对每个扩大杰弗逊·戴维斯的“独裁大权”的措施都予以抨击。布朗州长是个持不同政见的人。他对“极权化”的战争措施越来越反感，从而促使他用妨碍议案通过的办法进行抵制。

　　 不管出于何种动机，戴维斯的反对派总是冠冕堂皇地打着州权的旗号进行反对。布朗在1862年写道：“我的立场就是那些老牌州权领袖从1798年至今所采取的立场。我参加了这场革命，贡献出我的一份力量，以保持各州的权利，并防止加强政府。在达到这一目标以前，不管谁当权，我还是要造反的。”州权在南部是一项如此根深蒂固的原则，即使是出于全面战争的需要，也不能完全克服它。杰弗逊·戴维斯、罗伯特·E·李和其他邦联领导人极力主张征兵、戒严令以及其他一些集权措施是必要的，他们把现实主义置于古老的原则之上。然而，斯蒂芬斯及其同事却不愿这样做。随着邦联的处境在战争的最后几年每况愈下，政治上的不和已发展起来。在危机面前，邦联不但未能同心协力，反而四分五裂了。

　　 无政党政治的不利之处

　　 林肯政府也面临着强烈的反对派。这些反对势力在军事受挫时期变得更为强大。但是，联邦政治与邦联政治在结构上的一个重大的差异，却减轻了北部的分裂程度：北部存在着政党，而南部则没有。南部没有政党，却反常地产生了反对势力。这一势力之所以变成失控，恰恰是因为它具有超政党的性质。由于没有党的机构，这种反对就成为个人的和派别的活动，有时是不负责任的。根据邦联宪法，戴维斯没有再次当选的资格，所以他无意建立党组织，由于不存在一个与忠诚、拥护和切身利益相联系的政党，戴维斯便无法采取组织手段争取人们支持他的政策。1863年11月的国会选举就是在超政党的基础上进行的。戴维斯政府的政绩是主要问题，但候选人对政府政策的支持或反对是以个人身份进行，而不是以政党为基础的。反对意见不是通过有形的组织渠道，而是来自四面八方，很难对付。在国会选举中，公开反政府的候选人在国会选举中取得了重大收获，但他们在众议院以大约十五个席位之差，在参议院以两个席位之差，未能取得控制地位。但是，当戴维斯政府保持了国会的微弱多数时，由于没有一个党组织，政府就很难调动这个多数。

　　 北部则恰恰相反，林肯是一个朝气蓬勃、组织完备的党的领袖。而且组织得同样好的反对势力的存在有助于共和党人在重大问题上的团结。林肯在面临激进共和党人的批评时，战争的势头则推动温和派转向解放奴隶和全面战争的激进政策，从而在历次选举和重要的国会投票中使党团结一致。北部的州长几乎都是共和党人，这就在各州与中央政府之间建立起忠诚和互利的关系。

　　 到1863年，由于战争的影响，北部的经济力量更加强大，而使南部变得更为虚弱。邦联无论是在战场上或是内部战线上，都正在输掉这场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