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转折点：安蒂特姆与解放奴隶·第十七

作者：詹姆斯·M·麦克弗森·美国

出自————《火的考验：美国内战及重建》

出自————《战争通史》

　　 安蒂特姆战斗

　　 在通常情况下，第二次布尔河战役结束后，李的那支获胜部队人困马乏，早就该扎营休息和重新装备了。食物粗劣，成千的士兵赤着脚，而他正面的联邦军几乎比他的多两倍。然而，李凭借重大冒险行动在此之前已打破了对方优势；现在，他打算在一次大胆的战役中冒更大风险，为邦联夺得马里兰州，并赢得英法的外交承认，甚至可能迫使联邦求和。要入侵北部，还需要在秋收季节把军队从受到战火摧残的弗吉尼亚调出来，并使这支饥肠辘辘的南军士兵在一个时期内要依靠敌方领土供养。

　　 在斯图尔特的骑兵队掩护下，北弗吉尼亚军于1862年9月4日在距华盛顿40英里的上游，开始涉渡波托马克河。但是，由于缺少鞋子，或由于吃了未熟的玉米棒和未熟的苹果而得了病，已有数千名士兵落在后面。另外还有许多士兵在摊牌战斗之前，因精疲力竭或双脚淌血而掉队。9月7日，邦联军集结在弗雷德里克。令人失望的是，投奔南军旗帜下的马里兰人寥寥无几，因为马里兰州西部在感情上倾向联邦主义。李希望向南山(蓝岭延伸入马里兰的部分)西部移动，以便开辟一条进入谢南多厄河谷的供应线。不过，在采取这一行动之前，他需要消灭哈珀斯渡口的万名联邦守军。9月9日，他命令杰克逊的一个军和朗斯特里特军的部分部队，集中围攻并占领哈珀斯渡口。完成此举后，他们将汇合其余部队，按既定计划行动，在哈里斯堡切断宾夕法尼亚铁路。李再一次——这是三次战役的第三次——违背了军事教材的准则，分散了兵力。这种作法以前很起作用，因为李对敌手缺点的估计是准确的。他估计麦克莱伦行动迟缓，希望在联邦军追上他之前重新聚合部队。

　　 在此期间，麦克莱伦已有效地训练了波托马克军，正率该军80,000人朝北部移动，寻找叛军位置，他估计南军兵力为12万(是实际兵力的两倍半)。6月13日，麦克莱伦突然交了意外的好运，这样的事几乎没有几个将领曾经遇到过。在弗雷德里克一个弃置的邦联军营地，一名联邦军下士偶然发现一份由李签署的命令文件，这张裹着三支雪茄烟的命令文件原来是一个粗心的南军军官遗失的。这个文件使麦克莱伦对李军行踪了如指掌。李的军队划分5部分：3个独立纵队集中围攻哈珀斯渡口；两个师在黑格斯敦；另一个师在特纳山峡附近的本兹伯勒，国家公路在该地横贯南山。在这5部分中，每一个部分距其余任何部分至少相距8或10英里；间隔最远的两部分在波托马克河两侧，相距达30英里；麦克莱伦及其大部分军队距最近的邦联军部队仅12英里。正如历史学家布鲁斯·卡顿所描述的那样：“没有一个内战将领曾经得到这样一个天赐良机，能将敌军一下子消灭一大半。”麦克莱伦兴高采烈。他对一名将领说，“我手里有一张牌，如果我不能靠它击败‘博比·李’，我情愿回家。”

　　 然而，麦克莱伦在采取行动之前等待了16个小时之久，而不是即刻进军，强行通过南山各隘口，袭击李的分散的各师部队。当他的两个军抵达特纳斯隘口，另一个军进抵距此以南5英里的克兰普顿斯隘口时，李已得到报告，匆忙派兵扼守要隘。9月14日下午，联邦将领威廉·B·富兰克林的第六军冲过克兰普顿斯隘口，挥师南下，朝俯瞰哈珀斯渡口的马里兰高地推进，但是当围攻该渡口的邦联军几个旅转身迎战时，他们竟胆怯地停止前进了。这时，在特纳斯隘口经过一整天鏖战之后，人数处于优势的邦联军伤亡达2,700人，而联邦军伤亡为1,800人。于是，李朝夏普斯堡村退却。虽然他的入侵计划宣告破产，但麦克莱伦的迟缓多给了他一天工夫，使他那溃散的部队得以从毁灭中解脱出来。他准备下令撤到弗吉尼亚。但是，当他获悉杰克逊部队已于9月15日晨攻占哈珀斯渡口并俘获守军时，他便改变了主意，命令部队集结，在夏普斯堡迎战。

　　 继之发生的安蒂特姆战役(南部称之为夏普斯堡战役)，是邦联军进行拼死防御，联邦军坐失良机的一段战史。李的部队占据了村正东面纵贯南北长达4英里的低矮山脊，左翼靠着波托马克河，右翼俯临安蒂特姆河。根据一些理由(或许由于他们缺乏铁锹和斧头)，邦联军竟未挖掘战壕，一年之后这一疏忽还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由于士兵掉队，也由于在南山的伤亡，李的兵力已不足45,000人，要对抗麦克莱伦的75,000人。9月15日下午，在杰克逊从哈珀斯渡口赶来跟他会师之前，李在夏普斯堡的部队只有19,000人。可是，麦克莱伦再次小心翼翼地移动，误失了以压倒优势的兵力在15日发起攻击的机会。翌晨，杰克逊各师从哈珀斯渡口陆续到达，尽管联邦军在战场拥有60,000余兵力对付李的30,000人，但仍然按兵不动。时间一点一点地流逝，而麦克莱伦经过慎重考虑，才拟定了次日进攻的计划，到那时麦克莱伦全军和李的除了A·P·希尔师(留驻在哈珀斯渡口监督投降)以外的整个部队，都将排成队列。

　　 9月16日下午，约瑟夫·胡克和约瑟夫·曼斯菲尔德指挥的联邦第一军和第十二军，渡过安蒂特姆河，准备翌日进攻由杰克逊据守的邦联军左翼。伯恩赛德指挥的第九军，拟在邦联军左翼强行渡河。联邦其他三个军将留作后备，以支援这些攻击，如果李一旦抽调中央防线兵力去驰援两翼，就实行中央突破。

　　 这是个完善的战斗计划。胡克在拂晓以雷霆万钧之势发动的攻击首传捷报。他的绰号“战斗的乔”果然名不虚传。他那12,000名士兵从一片树林中猛然冲出，此后这片树林就以“北森林”而闻名。大炮和滑膛枪火力摧毁了邦联步兵正在潜伏着的40英亩玉米地。“在我写报告的那个时候，”胡克后来报告说，“在玉米地的北部和大部，每棵玉米秆都像被刀子削得短短的。阵亡者恰好成排地躺着，正像几分钟以前他们曾摆好的队列那样。命运之神从未让我目睹一个比这更加血腥淋淋的凄惨的战场。”很多参战者后来撰文提到这次战役时，都承认这是他们经历的最激烈的战斗。半野蛮的“战斗狂热”使士兵着了魔，驱使他们采取勇敢的或拼命的行动，实为世人所罕见。蓝衣旅蜂涌穿过玉米地，冲到“西森林”的边缘，挨近一座属于和平主义的邓卡德教派的白色小教堂。在那里，约翰·B·胡德的灰衣师终于阻止了联邦军，迫使他们退回玉米地的那一边。不久以后，曼斯菲尔德军的联邦生力军，便从“东森林”越过玉米地发起攻击，迫使已崩溃的邦联军战线退入并穿过“西森林”。但是，当数以百计的士兵倒下时，联邦军的攻势再一次停顿了。曼斯菲尔德阵亡，胡克负伤，大部垮掉的师经过3个小时未见缓和的拼杀后，均撤回整编。上午10点左右，联邦将领埃德温·萨姆纳率第二军朝“西森林”进击。他的先头师已深深楔入阵地，突然有两个邦联师出现在它的左翼，将致命的炮火倾泻于北军各旅之间，20分钟内就击毙2,200人。接着杰克逊横越玉米地发动反攻，但被击退，伤亡惨重。这块玉米地已变成了无人地带。据一个士兵回忆，那里尸陈遍野，人们走过去时踩不到地面。

　　 正午以前，邦联军左翼的战斗结束了。每一方都打得对方再无招架之力。13,000士兵非死即伤。因为联邦军的进攻是按顺序而非同时发动的，所以进攻已告失败。邦联军已得到时间转移部队，并调来后备队，以对付攻击。麦克莱伦必须对此承担部分责任。他的战役部署阻止了曼斯菲尔德与胡克的联合进攻，而他本人也把萨姆纳发动的攻势耽搁了一个多小时。

　　 麦克莱伦还要对联邦军未能实行中央突破负责。萨姆纳军的两个师已从攻击“西森林”转向左面，在一条低洼的农田道路上闯入一条邦联军战线，此后这条路就以“流血巷”闻名。在那里，邦联军拼命死守，已挖好壕沟达三小时之久，直到一道被误解的命令让联邦的两个团对该路进行侧射，把那些未当场倒毙或负伤的据守者赶走。邦联军中央防线大大敞开了。“在这个局部战场上，没有任何邦联步兵部队能够顶住一场凌厉的攻势，”一名南军将领写道。“当罗兹旅离开那条低洼的道路时，”朗斯特里特部下一名炮兵军官补充说，“李的军队已经毁灭，邦联的末日即将到来。”富兰克林部下尚有第6军的8,000名生力军可实行突破。他请求麦克莱伦让他放手行动，但是，这个指挥官为上午的大残杀所震惊，担心会受到一支他认为在数量上处于优势的敌军的反击，遂以“发动攻击未必审慎”的话回绝了。稍后，另一名联邦将领力劝麦克莱伦派遣富兰克林军的一个师和波特的第五军的两个尚未确定用场的师，穿越实力削弱的邦联军中央防线，但麦克莱伦再一次拒绝了。

　　 在此期间，联邦左翼的伯恩赛德情况如何呢？麦克莱伦整个上午反复命令他让精锐的第9军向前推进，渡过安蒂特姆河，击退邦联军右翼。但是，这一行动说时容易做时难，因为该防区河上的唯一桥梁，正处于邦联军炮兵和步兵的严密控制之下。不过，伯恩赛德本来可以干得更好些。在那个季度，安蒂特姆河有数处可以蹚涉而过，但伯恩赛德却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那座桥。在下午早些时候，他的几个旅终于发现了浅滩；大约与此同时，其他部队强行闯过了那座桥。但是，当时伯恩赛德各师未能及时进行布署，直到下午3点才开始进击实力已经削弱的邦联军右翼。蓝衣军的挺进一时所向披靡，直逼夏普斯堡近郊，距李军向波托马克河浅滩退却的路线仅半英里之遥，看来邦联军又要一败涂地了，这时突然间，伴随着南军嘶号声，A·P·希尔师迅猛冲进战地，该师来自哈珀斯渡口，以7小时行军17英里。当他们猛烈冲击联邦军侧翼，并阻遏了联邦军当天的最后推进时，希尔的一些老战士穿的是缴获的蓝衣军服，从而加强了奇袭的效果。

　　 夜幕降临战场，惨状难以描绘：2,100名北军和2,700名南军士兵阵亡，另外有18,500人(两军差不多各占一半)负伤，其中3,000人受了致命伤。那是战争中杀人最多的一天。 [ 注：作为比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D日(指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美军伤亡6,000人——大约是安蒂特姆会战伤亡数字的四分之一。美军在安蒂特姆一天的战斗中阵亡、受致命伤人数，相当于1812年战争、墨西哥战争和美西战争伤亡总数的两倍以上。 ] 双方的全部连队实际上已经毁灭，而团甚至旅的伤亡普遍达到50%。在十天后视察了这个战场的一个英国军事观察员写道：“在大约7-8英亩的森林里，简直没有一棵树不是满布弹头和弹片痕迹的。难以理解，在这里的那种炮火下，谁能逃生。”

　　 这样的勇猛和牺牲得到了什么呢？会战在战术上未分胜负；但对邦联军来说，却是一次战略失利。李怀着一举结束战争的雄心前往北部；随着希望的破灭，他那支丧失了战斗力的军队，一瘸一拐地返回弗吉尼亚。但是，麦克莱伦的失败更为严重。他有数次已胜券在握，只因指挥失策和怯懦不前，才失之交臂。同时投入战斗的联邦军兵力，从未超过20,000人。这使得李可以把部队从安宁无事的地点调到受威胁的防区。占联邦军四分之一以上的20,000名士兵，几乎未参与作战。这就使麦克莱伦致妻子信中的说法成为笑柄：“我信赖其判断力的那些人对我说，这一会战我打得太好了，并说是一种艺术杰作。”

　　 9月18日，旭日东升，看得出遭到痛击的邦联军仍在原地。麦克莱伦在上午得到13,000名援军。连同先前未确定用场的20,000人，这使他得到的生力军比李的全军残部还多。但麦克莱伦仍不重新进攻，李遂于9月18日夜渡过波托马克河，逃之夭夭。第二天北军略事追击，被南军后卫部队击退。李部平安无事地撤到温切斯特，而联邦军却在埋葬阵亡者，为伤员建立野战医院。有5个星期之久，波托马克军主力不愿再次渡河进入弗吉尼亚。林肯抓住安蒂特姆会战把它当作是期待中的胜利，以便发表《解放宣言》。但是，总统对麦克莱伦大失所望，因为他再一次犯了错误，而未能把敌军团团围住并加以消灭。不过，林肯目前暂缓在东部战区采取重大军事决策，因为西部的局势正濒临危急关头。

　　 邦联军侵犯肯塔基

　　 5月底，博雷加德从密西西比的科林斯撤退后，他在杰斐逊·戴维斯的眼中声望已经大为下降。戴维斯任命布拉克斯顿·布雷格取代博雷加德，担任邦联密西西比军的指挥官，后者原先曾在该军任指挥官，是一个严格执行军纪的军官。7月，布雷格将该军划分为三部分。他留下16,000人由厄尔·范多恩指挥，另外16,000人由斯特林·普赖斯指挥，防守密西西比州。他率领余下的30,000人经绕远的铁路线抵达查塔努加，支援埃德蒙·柯尔比·史密斯的18,000名邦联军部队防守田纳西州东部，以抵御正在推进的比尔指挥的俄亥俄军。虽然联邦军只须再走四分之一那么远的路程，而且早在6星期前就出动了，但布雷格在比尔抵达查塔努加之前，就捷足先登了。

　　 比尔的难题说明了在敌方领土上铁路后勤的困难情况。在此以前，西部的联邦军主要依靠水路获得供应。但是，1862年夏季的干旱，迫使比尔依靠铁路，当他通过亚拉巴马北部向东进军时，只得重新修筑铁路。游击队的袭击，使他一向慢腾腾的行动更像蜗牛爬行了。比尔是个像麦克莱伦一样的民主党人，主张“软性”的战争，不肯残酷无情地对付游击队，也不肯依赖农村供养他的军队。当他在7月迫近查塔努加时，他开辟了一条通过纳什维尔到路易斯维尔的新铁路供应线。但是，他的烦恼才刚刚开始。内森·贝德福德·福雷斯特和约翰·亨特·摩根发动的骑兵袭击，屡次切断铁路线，阻滞比尔的前进。倒霉的联邦骑兵，几乎无力抵抗野蛮凶悍的南军骑兵，后者依靠农村生活，袭击后便混入当地村民中间。

　　 这时，布雷格一到查塔努加，便采取攻势。杰斐逊·戴维斯命令布雷格和柯尔比·史密斯侵犯肯塔基，把比尔引出田纳西。邦联首脑人物相信，肯塔基人渴望从北军压迫者手中解放出来。入侵军带去15,000支额外的步枪，以便武装他们指望入伍的人。起初诸事顺利。柯尔比·史密斯的万名士兵，绕过联邦军扼守的坎伯兰隘口，长驱直入，进抵肯塔基中部；在这里，他们于8月30日打败并俘虏了里士满(位于列克星敦正南)的大部分联邦守备部队。布雷格率军30,000从查塔努加向北进发，迅即穿越田纳西，循着一条位于史密斯以西百英里远的平行路线，进入肯塔基境内。比尔只得放弃延误时机的查塔努加战役，全速北上，以阻止南军攻占路易斯维尔。

　　 虽然邦联军取得了表面上的胜利。但那些衣衫褴褛、赤着脚的士兵在肯塔基也像在马里兰一样认识到，侵入联邦领土是一回事，而留在那里是截然不同的另一回事了。邦联军士兵在行军和作战方面是很出色的。但是，南部缺乏把一次大规模袭击变成一次真正入侵的后勤能力。当南部军队走过那里的城镇时，尽管邦联国旗迎风招展，漂亮的姑娘们满面笑容，但肯塔基人原来和马里兰人一样，并不乐意参军。那一万支步枪就闲置在货车里。柯尔比·史密斯果然占领了州首府法兰克福，并且准备举行邦联州长就职盛典。但是，只要比尔的大军继续留在肯塔基，另外80,000名北部新兵在路易斯维尔和辛辛那提受训，那就毫无意义了。除非能够设法消除这些支持联邦的士兵和工业能力，肯塔基州的大多数居民不论对南部的感情多么强烈，但会重新考虑公开宣布对邦联的忠诚。

　　 到9月中旬，比尔已得到格兰特的3个师援军，当时已拥兵50,000。在此期间，邦联军俘虏了肯塔基州门弗德维尔另一支数达4,000人的守军。北部非难比尔的声浪已臻高潮。不管邦联军入侵的根本弱点是什么，看来是一次辉煌的胜利。南军俘获了8,000名联邦士兵，已将另外50,000人的部队调出田纳西，并且正在威胁着路易斯维尔，乃至辛辛那提。比尔似乎没有采取行动去阻止他们。哈勒克预先告知一个西部军官，比尔若不“迅速采取行动”，他将被免职。“政府似乎决心要对失败的将领动用断头台，”哈勒克接着说，“将领若不是犯有过失，这样做看来相当困难，不过，或许此刻对我们来说，像法国大革命时期一样，某些严厉的措施还是需要的。”在9月底，林肯的确想用乔治·托马斯取代比尔；但托马斯坚决反对，表示在战役前夕不宜更换指挥官，从而使命令才暂停发布。

　　 佩里维尔战斗

　　 比尔终于出兵袭击南军。他派出两个师向法兰克福发动佯攻，使邦联州长就职盛典陷入一片混乱，并把柯尔比·史密斯部队和布雷格军的一个师从主战场吸引过来。比尔军的其余部分成三路纵队，向佩里维尔进发，而布雷格在那里集结了他的剩余部队准备迎击。接着而来的战役准备工作，颇受寻找水源的影响，因为除较大河流外，干旱使一切水源都干涸了。联邦一个军绕道去寻水；这时另一军的先头部队于10月7日黄昏抵达佩里维尔时，他们立刻发动进攻，企图控制该市西南2英里的多克特河，结果没有成功。菲利普·谢里登师的一个旅又发动拂晓攻击，不仅占领了那条河，而且攻占了彼岸的高地。年仅31岁的谢里登，身材矮小，罗圈腿，具有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冲劲。在他攻占并据守高地而打退一次反攻之后，比尔军的余部排成纵队进入左右两翼阵地，形成一道6英里长的战线。

　　 但是，当时主动权却转移到邦联军手里，而他们在战场只有16,000人，相当于比尔军的三分之一。利奥尼达斯·波尔克将军指挥布雷格军的部分部队，他是基督教主教团主教。他向联邦军左翼发起全面进攻，仅留下两个步兵旅和一个骑兵旅，向联邦中央防线和右翼示威。南军进击联邦左翼那些素乏训练的部队，守军未来得及进行抵抗，便后退一英里多，还被击毙了两名将领。在此期间，谢里登抓住战机反击正面的缺乏战斗力的邦联军，逼使他们穿过佩里维尔村，迅速后撤两英里。

　　 于是，到黄昏时，战场北半部的军队已逆时针方向调转了四分之一大圈。比尔军右翼那一半根本未参战。由于风向和大气条件(通称为声屏)的突变，他们什么也没有听到，甚至未觉察到左面一两英里外正进行一场激战。由于同样的理由，比尔本人直到下午将尽的时候才知悉战况。那些交战中的军队(联邦军23,000人，邦联军15,000人)伤亡颇重：4,200名北军和3,400名南军士兵阵亡、负伤或失踪。比尔打算在翌晨倾全力投入攻击，但是，布雷格却在夜间悄悄溜走，与柯尔比·史密斯部队会合了。不过，即使联合起来，两支邦联军的数量也少于对方。他们还缺乏供应品，更为大批伤病员所拖累。布雷格心灰意懒，决定撤离肯塔基。比尔畏怯地追踪，尽管掌握着大好时机，却没有进攻溃退的邦联军。

　　 艾尤卡战斗与科林斯战斗

　　 布雷格作出撤退决定的一个理由，乃是发生在距此300英里远的密西西比北部的一系列战斗。范多恩和普赖斯统率的人数不多的邦联军在该地的任务，就是阻止格兰特增援比尔；而且，如果可能的话，便进攻北部，与布雷格的进攻相配合。但是，格兰特和罗斯克兰斯 [ 注：波普将军于6月份调往东部战场后，罗斯克兰斯便到西部担任密西西比军团指挥。 ] 已使这两个目标落空了。曾在佩里维尔作战的数千名联邦士兵，连同谢里登部在内，都是格兰特派给比尔的援军。在两次战斗中——艾尤卡和科林斯——罗斯克兰斯破坏了普赖斯和范多恩侵犯田纳西西部的计划。

　　 9月中旬，普赖斯占领了密西西比东北部的艾尤卡。格兰特想出一个方案，要围歼处于两支即将会师的联邦军之间的14,000名邦联军。罗斯克兰斯率9,000士兵从南部开来，而爱德华·奥德将军麾下的来自密西西比军的8,000人，则从西部沿铁路线逼近。然而，把两支分隔的部队在战场集拢起来的困难程序出了岔子，在没有无线电通讯的情况下，这种事屡见不鲜。罗斯克兰斯姗姗来迟，并于9月19日遭到普赖斯的袭击；可是他坚守了阵地，而声屏却使奥德未听到战斗的声音。当晚，普赖斯觉察到他已陷入罗网，遂沿一条未被封锁的道路逃出，与西面40英里处的范多恩会合，而联邦军则折返科林斯的基地。

　　 10月3日，范多恩和普赖斯的混合部队，对驻守科林斯的罗斯克兰斯所部兵力相等的蓝衣军(22,000人)发起猛攻。在最初的突击迫使北军后退两英里之后，南军因夜幕降临便停止前进。翌晨当他们重新进攻时，联邦军顽强的抵抗竟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邦联军遂朝南退却；而罗斯克兰斯部队的战斗力过于削弱，无力追击，格兰特新派来的一个旅仅仅拘留了数百名南军掉队的士兵。在艾尤卡和科林斯两次战斗中，联邦军伤亡总数是3,300人，邦联军伤亡5,700人，占兵力的四分之一。

　　 从9月17日至10月8日，邦联军对联邦领土的三次尝试性进犯都被击退了。这是南部通过军事协调进攻去夺取胜利的雄心勃勃的尝试。尽管李将在1863年6月再次侵犯北方，但全部的邦联主力军再也不会同时向北进军了。尽管三大战斗——安蒂特姆、佩里维尔和科林斯——没有一次是联邦的不容争辩的胜利，它们共同标志着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它们扼杀了欧洲承认邦联的机会；它们还改变了战争的性质，把维护联邦的战争一变而成为为维护联邦与自由的战争。

　　 《解放宣言》草案

　　 安蒂特姆会战结束5天之后，林肯召集内阁会议，宣布发表《解放宣言》的决定。几个月来，总统已提醒顾问们，他已设法说服边境州采取反蓄奴制的行动。目前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下，“我们应该采取进一步行动”。“不久，他们就[可能]接受，即使不是即刻；因为他必定相信蓄奴制[已]受到奴隶主的致命打击——它不可能在叛乱过后残存下来。”至于北部民主党人，林肯不愿再说服他们，因为“他们的会议经常用来反对我们可能采取的方针”。

　　 1862年9月22日的法令实际上是宣言的草案，因为它宣布从1863年1月1日起，仍处于叛乱状态的任何一个州的奴隶，“将在那时及以后永远获得自由”。宣言认为只以军事需要为理由解放奴隶是正当的，赞成获得自由的奴隶志愿移民，重申林肯关于在忠诚的蓄奴州逐步解放奴隶的主张。这种保守态度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一革命性措施在全国引起的反响尚不确知。总统宣布此文件，在某种意义上旨在使它不致引起轩然大波，并使释奴手段看起来不过是赢得战争的必要条件。大多数激进主义者和废奴主义者都理解这一点。“一份拙劣的文件，然而却是一个强有力的法令，”这是马萨诸塞州激进派州长约翰·安德鲁对宣言的评论。一名加里森派废奴主义者认为，从语言纯正癖者的观点看来，宣言尚有若干瑕疵。但是，“我不能拘泥于这些。欢乐、鸣谢、感恩、新的希望和勇气，充满了我的胸怀。”

　　 林肯与公民自由权

　　 签署《解放宣言》两天之后，林肯便发布第二道法令；这一法令暂停执行人身保护法。批准对“全部南军士兵、暴乱分子和他们在美国国内的支持者、煽动者，以及一切妨碍志愿兵应募、抵制民兵征募或者犯有不忠诚罪行的人”实行军事逮捕。民主党人公开指责这一行动是与解放奴隶酷似的专横产物。两份宣言给反对党提供了1862年国会选举的主要争论点。在谈论这些选举之前，有必要研究一下战时北部公民自由权问题。

　　 尽管战时没有固定的报刊审查制度，在1862年1月以后，政府确实利用对电报的军事管制，控制了记者的电讯。邮政局不时从邮件中清除“叛逆倾向”的报刊。将领们有时查禁卫戍区内的某些报纸，因为它们把军事情报提供给敌军。政府有好几次勒令某些报纸有限期地停刊。查禁报纸事件，大多发生在蓄奴州的占领区，虽然也有几次著名的事件发生在北部。北部的暴民曾捣毁了几家属于“铜斑蛇”的报馆及印刷机。至少有两伙肇事暴民是由联邦士兵领导的，他们并未因这类行动而受到惩罚。

　　 在1861年内，国务院负责加强国内的安全。西沃德组织了特工和情报人员的秘密情报网，他们的热情往往超过了他们的判断能力。政府在边境州逮捕了数以百计的人，而且不经审讯便拘留起来。在马里兰州，联邦军关押了数名州议会议员和一名州法官。军队还在南部占领区和边境州逮捕并惩处了许多间谍、破坏者和游击队员。

　　 根据1862年2月总统的命令，林肯把国内全部安全事务的责任转移到陆军部。斯坦顿减少了逮捕数字，并建立了一个委员会，调查当时正在拘留中的犯人案件。他们大多数人在宣誓表示忠诚之后释放。当北部确信不久即将赢得战争的胜利，遂在1862年春季几乎停止逮捕了。然而，夏季的挫败，迅速滋长的“铜斑蛇”情绪，以及1862年秋对民兵征募工作的抵制，引起军事逮捕的新高潮。林肯9月24日宣布暂停执行人身保护法，主要是针对对征募工作的抵制的。

　　 在战争期间，总计联邦当局至少逮捕了15,000名平民。这是对公民自由权的过分压制吗？不少同时代人肯定会这样想。他们对逮捕敌特和破坏者，或者在交战的战区对游击队员和间谍进行军事审讯，都不表示怀疑。(有些评论家甚至赞成对逃避征募的人，和怂恿开小差或抵制征募的人，实行军事逮捕和审讯，虽然这些活动有些是发生在北部诸州，那里的民事法庭正在履行职责。)但是，他们谴责任意逮捕编辑、政府官员和其他一些人，他们的唯一罪行是书面或口头反对政府的战争政策，或是赞成和平。其中有些被捕者是谣言阴谋的牺牲者，这种谣言阴谋已成为心理战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有些人被监禁几个月，一直未受到起诉。这一切似乎可以证实，政府关于公民自由权的记录是很糟的。

　　 但是口头反战活动与明显的叛逆活动的界限，往往不易划分。发表煽动性的言论鼓励新兵拒绝打一场废奴主义的战争，这究竟是在行使言论自由呢，还是在帮助和支持敌人呢？林肯生动地陈述这一问题说：“对那个引诱士兵开小差的狡诈的煽动者，我连一根毫毛都未碰过，我能忍心枪毙一个头脑简单的年轻逃兵吗？……我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使煽动者住嘴，挽救那个小伙子，不仅符合宪法，而且是极大的仁慈。”总统坚决主张，在严重的紧急关头，逮捕过多要比逮捕过少好。他写道：“在‘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人身保护法的掩护下’，叛乱者指望在我们中间稳固建立一支很有效的间谍、告密者、接济者以及他们事业的同谋者的队伍。”民事法庭办事极为缓慢，而没有处理非常时期的这些案件，如果根据人身保护法予以释放，等候审讯，这些人就会继续从事叛逆活动。军事逮捕的目的是预防，而非惩罚。人们遭到拘留，所以他们就不能援助叛乱了；在危险过去以后，他们不经审讯迟早便会获释，要求更早而非更晚。林肯承认，这些都是强硬措施，在和平时期是违反宪法的，然而“在叛乱和入侵的情况下”，是符合宪法的。林肯用一个朴实而给人深刻印象的比喻写道，“我不会听信，由于事实表明特效药不是健康人的有益食品，它就不是病人的良药；我更不会听信，由于事实表明在和平时期采取强硬措施是不合法的，而政府在叛乱时期采取同样措施就是违宪的。”

　　 一位认真研究战时公民自由权的学者替林肯政府辩护。他觉得，大多数拘留犯在监禁期间受到宽待。大多数人是“根据充分的理由”而锒铛入牢的。大多数人在遭到比较短暂的拘留之后便获释，除非证实犯有像从事间谍活动或叛乱之类的实际罪行。在军事委员会审讯平民时，通常是因为在战争区内犯有军事罪。15,000起逮捕案的绝大多数，均发生在南部占领区或边境州内，而这些地区由于游击队活动和间谍活动实际上已成为战争区的一部分。“考虑到紧急情况的迫切需要，在实行逮捕时表现了相当程度的克制。……在没有通过‘惩治间谍条例’或‘惩治叛乱法’的情况下，政府因受到严重辱骂而深感痛心。为了维护言论自由，乃至容许人们发表极端叛逆言论。”虽然军队在边境州监督投票以排除未宣誓效忠的选民投票，但整个战时实行自由选举，政府候选人却经常落选，而且在1864年的一些时候，看来林肯本人也难以重新当选。比诸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严厉执行惩治间谍及叛乱的法令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拘禁美籍日本人，1861至1865年这一更加严重的国内危机时期，侵犯公民自由权的问题看来的确轻微。尽管如此，但在1862年的选举中，民主党人却从“任意拘捕”中捞取了政治资本。对民兵征集工作的怨愤也对他们有利。然而，根据大量的讲话来判断，唯一最重要的争论点还是《解放宣言》。

　　 1862年北部的选举

　　 民主党人呼吁选民在1月1日林肯发布最后的解放宣言以前，抛弃共和党人。在纽约州，这里的民主党州长候选人霍雷肖·西摩希望选举使他一举蜚声国内；当地党的喉舌宣称，“投票赞成西摩，就是赞同保护我们白人劳工免于跟南部黑人合伙与竞争。”中西部的民主党演说家声称，“北部的每一个白种人，凡是不愿被一个自由的黑鬼替换掉的，都应该投民主党的票。”

　　 许多观察家把选举的结果视为对共和党人和解放奴隶的强烈非难。民主党人在众议院净增32个席位。几乎全部新增席位均来自下北部——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印第安纳和伊利诺伊。民主党人也赢得了纽约州和新泽西州州长职位，并且控制了伊利诺伊州和印第安纳州的议会。(仅有的偶然情况是，宾夕法尼亚州和俄亥俄州的州长及议会选举是在奇数年举行的，而且1860年伊利诺伊和印第安纳已选出了任期4年的共和党州长，阻止了这些州政府在1862年以后受到民主党的控制。)民主党人是充满活力的。报纸的典型大字标题宣称：“废奴主义遭到惨败”，“不准解放奴隶”。按照俄亥俄众议员塞缪尔·S·考克斯的看法，选举产生了一个新的训条：“你切勿以释奴造成民族混杂，而降低白种人社会地位。”

　　 几位历史学家赞成对1862年选举作出的这一评语。其中一人写道，“投票的意见清楚地表明，北部人民反对《解放宣言》，反对政府侵犯个人权利，并反对征兵。”然而，事实上这次选举结果决非如此。对共和党人来说，那是一次挫折，但不是失败。共和党人赢得了整个新英格兰、上北部、太平洋沿岸两个州和边境诸州。毫无疑问，联邦军队不准脱离联邦主义的同情分子参与边境诸州的投票；但即使没有这些边境州，共和党人也会保持对国会以及除了两个州长职位和两个州议会外的所有州的控制的。从任何意义上说，如果这次选举是就解放奴隶与林肯对战争的指导问题进行公民投票，那么北部大多数选民都是支持这些政策的。

　　 1862年12月，当国会召开留守议员会议时，共和党人重申了解放奴隶问题。首先，他们否决了一项由民主党提出的众议院决议，该决议宣布，政府中的任何人，“为了颠覆或干预美国任何一州的权利或现有体制”而打算进行战争，便是犯了“重大的违宪罪”。于是，依靠全党一致的投票，众议院通过一项支持《解放宣言》的决议。最后，国会通过法案，要求解放奴隶以西弗吉尼亚取得州地位作为条件。 [ 注：这一授予权力的法令规定，凡是1863年7月4日以后出生的人应获得自由，所有其他的25岁以下的人，将在25岁生日时获得自由。西弗吉尼亚把这些条款编入了它的1863年宪法。但是，渐进主义的特点不久就被《第13条宪法修正案》清除了。 ]

　　 然而，在1862年12月，谣言纷起，说林肯行将撤消《解放宣言》。这些流言出自1862年选举后民主党人不切实际的愿望，并从林肯12月1日致国会的咨文中增添了活力。总统建议修改宪法，规定在“当今存在蓄奴制”的每一个州内有赔偿地、逐步地(延续到1900年)解放奴隶。焦虑不安的共和党人询问，如果林肯打算发布一个解放宣言，那么他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建议呢？

　　 但是，那些把咨文看作是代替解放宣言的人，并没领会它的实质。林肯还说，在9月22日宣言的前提下，他的建议不会贻误任何工作进程，并说所有“凭战争机缘”获得解放的奴隶，将“永远获得自由”。总统已明确表示，战争必须以某种方式实现自由的新生。

　　 公民同胞们，我们不能规避历史。……我们在光荣或屈辱中经历的火的考验，将照亮我们，乃至最近的一代……。安宁的往昔的信条已不适用于动乱的今天……。由于我们遇到新的情况，所以我们应该重新思考，重新采取行动。……在把自由赋予奴隶的时候，我们保证自由人获得自由。……我们必须解放自己，然后才可以拯救我们的国家。

　　 林肯私下向共和党人再次保证，他对于解放奴隶不会动摇。“总统是坚定不移的”，查尔斯·萨姆纳对波士顿的朋友们说，“他说，即使他能够，但他不愿意搁置《宣言》；即使他愿意搁置，他也不能够。”

　　 1月1日，林肯签署文件，宣布凡当时尚未被联邦军占领的邦联任何州的地区内所有的奴隶应获得自由。 [ 注：被《宣言》豁免的邦联的一些地区，包括弗吉尼亚的几个县和路易斯安那的几个教区，还有整个田纳西州。因为这些地区(除田纳西东部外)已被联邦军占领，由总统任命或批准的军事或民政当局管辖，实际上它们已是联邦的一部分，所以不受《宣言》的约束，《宣言》作为军事措施，只施用于敌方领土。东田纳西所以被豁免，是因为林肯认为，那里的白人居民是忠于联邦的。 ] 南部首脑人物指摘《宣言》居心叵测地煽动奴隶暴动，或者是伪善的北方佬的诡计，只“解放了”北部鞭长莫及的那些奴隶，而使其余的人处于奴隶状态。北部民主党和保守派以类似调门作出了反应。很多激进派人士对豁免边境州和被占领的邦联地区感到烦恼。他们因伦敦《观察家》的嘲笑而辗转不安，该刊说《宣言》的原则“不是一个人不能公正合法地拥有另一个人，而是如果他不忠于合众国的话，他便不能拥有他。”

　　 但是，这样的评论并未领会要点。《宣言》乃是对付敌方人力资源的一种军事措施。根据战争法则，总统和军队有权夺取这些资源；但对于不归敌方所有的奴隶，他们并不拥有宪法所规定的权力。在联邦控制线以内的田纳西、路易斯安那、弗吉尼亚及别的地方，已经有10万或更多的战时逃奴因战争的现实而得到解放。西弗吉尼亚已决定信奉自由。强大的解放奴隶的团体正在密苏里、马里兰和田纳西崛起，他们不久也要将这些州解放出来。《解放宣言》宣布了一个新的战争目标。从此，联邦军就正式成为一支解放军。北部现在正在为建立一个新联邦而战斗，而不是为了恢复旧联邦。

　　 解除麦克莱伦和比尔的指挥权

　　 1862年9月，有些共和党人对联邦军，尤其是波托马克军及其民主党各级军官对《解放宣言》会作何种反应，一直忧心忡忡。尽管存在令人焦虑的理由，实际上绝少有士兵扔下武器或拒绝为黑人的自由而战的。当然，士兵们会有不少怨言。波托马克军的一名列兵披露说，他的弟兄们正在说“他们不愿为争取黑鬼与白人平起平坐而打仗，说他们一直在受蒙骗，还说他们只是为了维护联邦才当兵的，不是为了别的”。

　　 不过，更具有代表性的是印第安纳第9团一名上校的一封信，他说尽管他的士兵很少是废奴主义者，“却希望摧毁能够给予叛逆者以力量的一切东西”。所以“这支军队愿支持《解放宣言》，并且用刺刀去贯彻执行”。早在1863年，陆军总司令哈勒克就曾把这样的话传给格兰特：“战争的性质在去年内已发生极大变化。现在跟叛逆者和解的希望已不可能了……。我们必须战胜叛逆者，否则就将被他们征服。……从敌军退出每一个奴隶，都相当于使一个白人士兵失去战斗力。”

　　 然而，正如他们的共和党评论家担心的那样，麦克莱伦及其波托马克军的某些军官对《解放宣言》作出了反应。麦克莱伦私下谴责《宣言》“开创奴隶战争”。菲茨·约翰·波特将军称《宣言》为“一个政治懦夫的荒唐宣言”，还说它在“军中引起不满”，作战的士兵“对战争感到厌倦，渴望早日看到战争体面地结束”。有些军官甚至敦促麦克莱伦进军华盛顿，胁迫撤销《宣言》。麦克莱伦参谋部的一位少校承认他曾说过，李的军队并未在夏普斯堡被歼灭，因为“那并非一场游戏，客观情况是两军之中没有一个显著优于对方；双方将继续呆在战场直至精疲力竭，那时我们将和解，并拯救蓄奴制。”林肯将该少校撤了职，并解释说，“我认为他那糊涂的叛逆言论纯系‘参谋的闲言’，我要惩一儆百。”麦克莱伦觉得这种“参谋的闲言”正成为这样的问题，以致他在10月7日发布一道特别命令，指出制订政策是政府的责任，而军队的责任是执行。但与此同时，麦克莱伦的命令毫不隐晦地涉及即将来临的国会选举：“如果他们犯了政治错误，只能在民众的投票行动中找到补救办法。”

　　 尽管麦克莱伦的民主党政策显然使他和政府受到损害，但由于他的军事上的错误终于使他垮台。这位将军由于坚信他打的安蒂特姆战役是一大“杰作”，所以首先希望按自己意愿。会战三天以后，他写信给妻子说：“我坚决主张把斯坦顿免职，把哈勒克的总司令职位让给我。……对国家来说，对我来说，唯一安全之计就是把他们这批人统统免职。”麦克莱伦很少对现实如此盲目。事实的真相是，他在安蒂特姆未能有力地穷追逃敌，不久他的军事生涯就终结了。华盛顿发来一封封电报，催促他趁南军依然步履踉跄之际，给他们以痛击。而同样数量的复电发回到华盛顿，电文尽是解释延误的理由：敌军在数量上占优势；他应该训练新兵；他对敌军的情况极为吃惊，因此必须等到为他的士兵提供了新的军装和鞋子才能进军！

　　 林肯在10月1至4日视察了部队，亲自催促麦克莱伦采取行动。总统返回华盛顿后，让哈勒克给麦克莱伦发出指令；若是别的将领，就会考虑这一强制性命令了：“渡过波托马克河并攻击敌军。趁道路良好之际，你部必须马上采取行动。”麦克莱伦仍然按兵不动。10月10日至12日，斯图尔特的骑兵再次绕着整个联邦部队兜了一圈。他们挥师侵入宾夕法尼亚，北上直到钱伯斯堡，避开了被派去追踪他们的联邦骑兵，并且带回1,200匹马和数十名俘虏，而仅仅伤亡了两个骑兵。过了几天，麦克莱伦辩解说，他的进军必须继续拖延，直到把不堪再用的马匹都换掉为止，林肯愤然发出讥讽的复电：“请原谅，试问自从安蒂特姆战役把一切都弄得疲惫不堪以来，你军的军马究竟干了些什么？”

　　 麦克莱伦对这份刺激性的电报的忿怒反应，在致其妻的信中有所披露：“国家的利益需要我屈从来自那些人的一切，而我知悉他们的社会地位、学识和道德上都远逊于我！从未有过比‘大猩猩’更适用于某人的确切称号了。”当麦克莱伦写这封信的时候，他的军队终于开始采取行动了。但是，横渡波托马克河竟费时6天(而李军在安蒂特姆战役后，仅一夜之间便渡过该河)，接着又费时7天向南移动了50英里，才抵达弗吉尼亚的沃伦顿附近。李将他那支人数较少的部队分为两部分，把朗斯特里特军摆在敌军和里士满之间，而杰克逊则留在麦克莱伦侧翼的河谷中。

　　 行军神速的南军再一次从沉闷的北部军队手里夺走了主动权。林肯忍耐不住了。11月7日，他解除麦克莱伦担任的波托马克军的统帅职务，任命勉强从命的伯恩赛德接替他。士兵们感情激动地送别麦克莱伦，而有些军官再次窃议向华盛顿进军，但终成泡影。林肯向私人秘书解释这一决定时说：“我严厉命令他前进，……他[依然]以缺东少西的微小借口而拖延行动。我开始担心他在搞骗术——他无意损伤敌军。我要查看他在通往里士满的路上怎样拦击敌军。我决定把这一命令作为考验。如果他让敌军逃脱，我就将他撤职。他果然这样做了，于是我就解除了他的职务。”

　　 另外一名纵敌逃遁的将领也在10月底被撤职。跟麦克莱伦一样，唐·卡洛斯·比尔是民主党人，此人毫不隐讳其反对释奴的观点。但与麦克莱伦不同，他不为他的士兵们所拥戴，他们知道他们在佩里维尔战役中未受到很好的调遣。当那些筋疲力尽、数量处于劣势的邦联军从肯塔基撤退到查塔努加的时候，林肯极力敦促比尔追击溃逃的敌军，并为了联邦而保证田纳西东部的安全。然而，尽管比尔的俄亥俄军有半数以上并未在佩里维尔作战，但这位将军却认为，在重新发动进攻之前，需要重新装备和整编。这种论调听起来和麦克莱伦一模一样。被激怒的总统“不理解为什么我们不能像敌军那样进军，像他们那样生活，像他们那样战斗，除非我们的军队和将领承认甘拜下风。”因为比尔不愿像林肯所期望的那样进军和战斗，总统遂任命威廉·S·罗斯克兰斯接替他的职务。随着指挥权的变动，军队也更名为坎伯兰军；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它的邦联军敌手也把密西西比军改称为田纳西军。

　　 1862年的欧洲与美国内战

　　 1862年夏秋两季，不时出现外交活动的激浪，其节奏是受军事形势的变化所支配的。李在弗吉尼亚取得的胜利，似乎增强了欧洲的信念，认为邦联军永远不会被征服。当“七天战役”的消息传到法国时，拿破仑三世指示外交大臣：“询问英国政府现在是否是承认南部的时候。”7月18日，英国议会就承认邦联的动议展开辩论。尽管该动议因时机未成熟而被撤销，而那场辩论却使外交大臣罗素勋爵相信“绝大多数人是支持南部的。”财政大臣威廉·格拉德斯通于7月26日写道：“我们确实希望这场流血的、毫无意义的冲突应该停止。”后来，格拉德斯通在纽卡斯尔的一次演说中说道：“杰斐逊·戴维斯和南部其他领袖已建立了陆军；看来他们正建立海军；而且他们已建立的还不止这两者，他们已建立了国家。”这番话由于出自这样一个有影响的人士之口，这就被看作是英国即将承认邦联的信号。美国驻伦敦公使馆沉浸在忧郁气氛中。“这种趋势此间时时刻刻[在]上升，变得比‘特兰特’号事件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对我们更加不利，”美国驻英公使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的儿子兼秘书亨利·亚当斯写道。

　　 第二次布尔河战役和李侵犯马里兰的消息，使承认南部的趋势更快地发展起来。罗素对首相帕尔默斯顿提议，英法两国联合从中斡旋。他在9月17日写道，如果北部拒绝，“我们自己应该承认南部诸州是一个独立国家。”帕尔默斯顿则比较审慎。他想等待这时正在马里兰进行的战斗的结局。“如果联邦军遭到惨败，[北部]可能出现更加理智的精神状态，[并且]会立即接受斡旋，我们就应该趁热打铁。另一方面，如果他们得胜，我们可以等候片刻，注视事态的发展。”

　　 安蒂特姆会战的结局，使帕尔默斯顿更加审慎。虽然数周以来一直存在斡旋的想法，但这时帕尔默斯顿却反对迅即采取行动。“整个事态困难重重，”他在10月间写道，“只有敌对的两军之间再发生一些决定性事件，……形势才会明朗化。……我们只能继续旁观，直到战争发生决定性的转折。”当拿破仑三世于10月底提议法、英、俄联合提出一项停战6个月和暂停封锁的建议时，倾向联邦的俄国拒绝了。11月份，英内阁讨论一项法英联合提议，但只有格拉德斯通和罗素表示赞成，所以未采取行动。

　　 由于安蒂特姆会战和《解放宣言》的意义已被人们充分理解，反奴隶制度的英国显然不可能承认亲蓄奴制的邦联，而后者的胜利前景看来不再令人乐观。英国发生了戏剧性的亲北部的舆论倾向。1月23日，亨利·亚当斯从伦敦写信给在波托马克军的弟弟说，“《解放宣言》在这里为我们发挥了很大作用，比我们以前的全部胜利和一切外交手段所起的作用更大。它正在引起对我们有利的强大反响。……我们倍受鼓舞，兴高采烈。只要你们在国内不遭失败！我们将要使国外对叛逆分子寄托的希望遭到前所未有的挫败。”

　　 然而，在1862至1863年冬春两季，联邦军确实遭到许多失败。邦联的信心增长了，而北部的士气相应地再次跌落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