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第十二

作者：詹姆斯·M·麦克弗森·美国

出自————《火的考验：美国内战及重建》

出自————《战争通史》

　　 美国内战往往被人说成是第一次“现代”战争。这种说法的含意也总是不明确，因为每一次战争都比前一次更现代化一些。不管怎样，许多被称为第一的东西都与美国内战有联系。第一次广泛地将铁路和电报用于战争；第一次使用装甲舰对装甲舰作战；第一次更多地使用装有来福线的野炮和轻型武器；第一次使用连发步枪；第一次试验性地制造原始机关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第一次在战斗中使用潜艇，并普遍实行阵地战；第一次大量地使用气球进行空中观察；第一次在美国历史上普遍征兵入伍；第一次把大规模生产的“美国体制”应用于制造军用物品。

　　 但是，在许多方面，美国国内战争与其说是现代的战争还不如说是传统的战争——也就是说，它与半世纪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更酷似50年前的拿破仑战争。尽管它使用铁路和汽船，军队还是靠畜力运输军需品。在冬季和大雨时节，战役进展缓慢或停滞不前，这是由于存在着拿破仑所称的战争中的“第五因素”——泥淖。尽管连发式武器和射击方法是先进的，但大多数步兵还是背着前膛枪；而且在战争的第一年，大部分都是滑膛枪。骑兵仍然是一支重要的兵种。以火力代替人力的现代思想观念还处于开始阶段。武器和机器在这次战争中至关重要——但人和马匹则更为重要。

　　 人力和资源

　　 在1861年，联邦适合当兵年龄的白人差不多为邦联的三倍半。当然，在南部，奴隶是一种军事力量，因为他们可以做北部自由人所做的战争后勤工作，从而使同等数量的白人解脱出来而到军队服役。另一方面，北部也吸收以前的奴隶参加军事劳役，最后为军队征募了15万多人。总的说来，估计有210万人为联邦作战，有80万人为邦联作战(准确的数字不详，因为联邦的记录列举了征募的数目，而对此数目必须核对，以避免重复计算再次应征入伍的人。此外，南部邦联的许多记录已遭毁坏)。在北部，只有一半以上适龄男人在陆军或海军服役；而在南部，有将近五分之四的白人在陆军或海军服役，如此众多的兵源只有在奴隶制存在的情况下才成为可能。

　　 邦联的征兵法令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南部为保护个人和各州权益去反对中央政府而进行备战，不得不比北部提早一年制订征兵法令。最初几个月掀起的志愿从军的热潮，到了1861年秋就开始逐渐减弱。有一名叫约翰尼·列布的人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说道：“我对士兵的生活已有足够的了解，确信它并不像所吹捧的那样。”一位邦联的将军在10月20日从弗吉尼亚前线来信写道：“第一次迸发出来的爱国热情使许多人参加军队，但他们现在后悔了。这里冬天的前景正使人不安，他们在开始想方设法回家去。”入伍的邦联士兵有一半以上是一年服役期的志愿兵，他们是在1861年春入伍的(其余是3年服役期的志愿兵)。在1862年，正当北军发动春季攻势而大部分军队的军心动摇的情况下，邦联议会在12月通过了一项法令，给那些重新入伍的一年志愿兵以50美元的奖金和一个月的休假。如果重新入伍兵不喜欢旧团队，可以参加新选出的军官领导的新团队。1862年3月，担任杰斐逊·戴维斯军事顾问的罗伯特·E·李，极力主张通过一项国家征兵法，作为避免灾难的唯一办法。

　　 邦联议会在4月份立法规定，从18岁至35岁的健壮白人男性(包括那些正在服役期满的)，应入伍服役3年。对于那些从事某些军用品生产的人以及民兵军官、文职人员、牧师和教师，法令豁免了他们的兵役。最后列出的一项豁免充满了灾难，因为许多新的学校突然兴办起来，明显地超过了对教师的需求。1862年通过了一项补充征兵法令，规定凡拥有20名或20名以上奴隶的任何种植园，有一名白人可免服兵役。邦联还允许应征入伍的人雇用他人代替服役。欧美过去已有这样的惯例(在独立战争期间，国家征兵曾允许请人顶替)。这种顶替服役办法是为了改善强制性的征兵。但这只是对那些有钱雇人顶替的人有利。到1863年，顶替服役的市价上升到600元邦联货币(约金本位600美元)。随着“二十黑奴法”的实施，这种顶替办法产生了一种辛酸的说法：这是“一场富人的战争，但却是一场穷人打的仗”。

　　 由于邦联的兵员短缺日益严重，乃加强征兵法。在1862年9月把服役年龄最高界限提高到45岁，到1864年2月又提高到50岁(最低年龄界限从18岁降到17岁)。1863年12月废除了顶替服役的条款。曾经代人服役的人符合应征条件。豁免服役的范围也加以修正(尽管有争议的“二十黑奴法”条款仍然以修正形式保存下来)。1864年2月通过的新征兵法要求正在服役的全部男子都留在部队，从而确保1861年征募的三年服役期士兵在期满也不能回家。

　　 征兵法不得人心，在南部的一些地方就不能实行，特别是在非乡村地区和一些山区。在非蓄奴的地区，“富人的战争”的论调特别强烈。一位亚拉巴马山区农民这样说：“他们所需要的就是把你调动起来，去为他们那些可恶的奴隶打仗；在你打完仗之后，你一无所获，他们也对你漠不关心。”在某些非乡村地区，逃避兵役和开小差的人组织武装团伙，杀了一些征兵官员，抗拒整个邦联当局。

　　 南部的一些主要政治人物还宣称。征兵违背了邦联正在奋斗的目标。佐治亚州好斗的州长约瑟夫·E·布朗说：“在佐治亚州退出联邦前的任何美国政府法案对宪法赋予的自由权利的打击，也没有像这个征兵法那样厉害。”布朗竭力挫败征募士兵的做法。他委派许多佐治亚州人担任免除服兵役的文职官员或民兵军官的职务。这个州的民兵军官之多，到了官多于兵的地步，因此一位南部邦联的将军以厌恶的口吻叙述一个典型的民兵连队，说它由“三个校级军官、四个参谋、十个上尉、三十个中尉和一个有肠胃病的列兵所组成”。其它一些州长，特别是北卡罗来纳州的泽布伦·万斯也以公民自由权和各州权益为理由反对征兵。他们的反对已成为各州权益与中央集权之间巨大冲突的一部分，从而妨碍了邦联的战争工作。

　　 但是，尽管征兵法遭到反对，而且在执行中效果不大并发生种种舞弊现象，但它的确为邦联军队招来了士兵。倘若不是征兵，南部就很难使战争坚持到1862年，因为征兵法除输送新兵到部队之外，还使老兵不能退役。在邦联军队服役的人数可能总共有12万人，估计有70000人是顶替的。实际上有多少人顶替服役还是个待解决的问题，因为许多有关顶替的证明文件都是假的。不管怎样，与联邦军队8%相比，邦联军队中征来和顶替的士兵大概占20%。在南部，强制志愿兵重新入伍，这就意味着每一个邦联士兵在战争期间长期服役，除非战死或因伤病退役。而在联邦则相反，服役期满的士兵不能被征用，或被强制重新入伍。所以，虽然在联邦服役的士兵总数比在邦联服役的士兵大两倍半，但在部队中老兵的数目在任何时候都相差不大。因为一个老兵被认为最少可抵得上两个新兵，所以邦联在人力方面上的劣势实际上不是那么大。

　　 然而，在发动战争所需的资源方面，南部的弱点比人力方面的弱点还要大。北部拥有接近90%的全国工业生产能力。在某些对军工生产重要的工业中，联邦的优势甚至更起决定作用。根据1860年的统计数字，北部的大小舰艇就比南部多11倍，北部比南部多生产14倍生铁、16倍纺织品、23倍火车机车，31倍枪支(但是，枪支的重要市场往往是在南部)。在食品生产方面，北部的优势稍高于二比一(或按人口计算大约和南部一样)。但是，联邦每平方英里铁路密度大两倍以上，机车和汽车的总数多出几倍。南部在铁路方面的劣势由于缺乏补充能力而剧增，造成了运输紧张，往往使前方缺少食物和补给品。北部牲口稍占优势，但不足二比一；邦联的许多牲口是在上南部一些地区，而这些地区不久便被联邦军队所控制。

　　 邦联的有利条件

　　 由于上述的劣势，南部人怎样才能指望取得胜利？有一个邦联的新闻记者这样写道：“有些条件要比数字更能加强军队。”他坚持认为：南部“在某些有利条件方面可以抵消北部在物资资源方面所占的巨大优势”。

　　 战争的目的和士气

　　 最重要的有利条件是从作战双方相反的战争目的中产生的。邦联“取得胜利”的目的不是要侵占北部，也不是摧毁其军队；他们只是坚持防卫，防止北部摧毁南部军队。南部人寻求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那种精神，当时英军的物质优势比1861年北部的优势大得多。他们也注意其它小国革命成功的经验。在菲利普二世统治下的西班牙竭尽全力不能扑灭尼德兰的反叛。奥地利军团向小国瑞士进军而徒劳无功。杰斐逊·戴维斯在1861年4月26日给邦联议会的第一篇战争咨文中这样说过，像那些热爱自由的叛逆者那样，“我们不谋求任何征服、任何扩张，也不谋求我们刚刚组成的邦联各州作出任何让步。我们所要求的是不要干涉我们”。

　　 为了取胜，北部不得不入侵、征服和摧毁南部的力量和反抗意志。侵略和征服在逻辑上比保卫领土难得多。英国军事专家回顾1776年英国军队的经验，在1861年承认，像邦联那样大的国家是不能被征服的。在内战早期，伦敦《泰晤士报》曾这样评论：“把反叛者从波多马克河南岸赶走甚至占领里士满是一回事，但征服和永久控制几乎像欧洲俄罗斯那样大的一个国家则是另一回事，……任何独立战争莫不以胜利告终，除非在这一战争中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就像英国在独立战争时期不得不放弃对殖民地的征服一样，所以，北部也将不得不放弃征服南部。”

　　 那种无形的但却是重要的精神因素对一支为保卫自己祖国而战的军队来说是十分有利的。一位邦联首领这样写道：“我们在自己的国土上战斗，为我们的生存而战斗，我们就具有巨大的有利条件。纵观全球，难道说100万在本土保卫自己抵御外侮的军队从单纯军事观点来看，不比入侵别国的500万外国军队更强大吗？”当邦联变成了侵略者的时候，这种士气上的有利条件就转向北部了。在葛底斯堡战役的第一天，一位联邦的官员就这样写道：“我们士兵战斗的热情比他们在弗吉尼亚时高三倍。宾夕法尼亚州遭到侵略，而我们正在自己的本土上进行战斗，这种信念强烈地影响着他们的情绪。”当邦联在葛底斯堡战斗后撤到弗吉尼亚时，李将军的一位参谋军官说：“必须承认，我们的士兵在波多马克这一边(南边)作战时，情绪是饱满的。……他们不愿在人民对他们抱有敌意的国家里作战，而今天他们每一个人都确实比三天前强两倍。”

　　 地理和后勤

　　 南部重要的军事优势之一是地理条件。邦联拥有很大的国土——75万平方英里——有1776年时的13个殖民地两倍大。邦联东部的地形有利于抵御入侵。阿巴拉契亚山脉是一重难以对付的屏障。它抗拒敌人的突破直到1864年谢尔曼入侵佐治亚。弗吉尼亚的谢南多厄河谷形成一条入侵的自然通道，但它有利于邦联而不利联邦，因为它走向西南，而远离里士满和弗吉尼亚的主要战场。的确，邦联三次利用这河谷入侵和威胁北部(杰克逊在1862年，李在1863年葛底斯堡战役和朱巴尔·厄尔利在1864年)。因为在那一地区，从河谷直指重要的北部城市，其中包括华盛顿本身。南部大部分地区林木覆盖，为军队防卫作战提供了掩护。

　　 在华盛顿和里士满之间，东西横贯6条大河和无数的溪流，每一条河溪都是一道防御线。相反，在邦联西部地区，河流系统却对入侵军队有利。坎伯兰和田纳西河是入侵田纳西、北密西西比和北亚拉巴马的通道，而密西西比河却像是一支射向下南部心腹地区的箭。

　　 但是，除了河流，入侵军队还得依靠铁路和公路，而铁路特别容易受到游击队和骑兵的攻击，他们创造了破坏路轨、桥梁和机车车辆的技艺。联邦工程技术兵团的修复工作也变得同样的熟练(一个北军建筑连队曾建造一座有40万板英尺木材合成的800英尺长的桥梁，从树木到桥架只用四天半时间)，但北部的军事调动由于后方供给线受到破坏而经常延误或停顿。这样，几百名游击队或骑兵就可以使全军无法行动，并迫使它派遣数以千计的士兵去护卫交通。

　　 部队一旦从军需运输终点站或水路补给基地开出，其行军队伍、炮兵和给养车队就不得不从陆路行进。联邦在南部作战，平均每40个士兵有一辆给养车，每2-3个人有一头骡马。一支10万人的入侵军就要负担2500辆给养车和至少35000头牲口，每天就要消耗600多吨或更多的补给物资。南部道路情况恶劣在军事上使邦联大占便宜。大部分都是泥土小路，又没有沟渠或别的排水设施以防雨季不能通行。给养车和炮车往往陷入泥泞，深达车轴，特别是在弗吉尼亚，那里的红土形成了一种几乎象流沙一样的泥浆！内战题材的文学作品有很多是有关泥土的故事。一位在1862年参加过弗吉尼亚半岛战役的联邦军官坚持说，他曾看到过一头军骡除了两只耳朵外，全都陷进泥浆不见了。但是他承认“这是一头小骡。”

　　 当然，道路很坏，这对叛乱者或北军来说都是一样。但一支军队在本土作战，比较接近基地，所需的补给车也少一些，因为他们可以从友好的乡村征收到很多粮草。另外，南军士兵的行装也比北军要轻一些。邦联步兵行军携带用毯子包着仅有的用品而不带背包，没有帐篷也可以过得去，吃的也较少，因此行军装备一般是30-40磅，还包括步枪和弹药。而联邦士兵的全副装备约50磅。北方军工生产十分充裕，使得某些联邦将领对军需挥霍无度，因而使部队的供给难以维持。阿伯拉罕·林肯曾经愤怒地告诉过一位将军：“辎重的增大和堆积至今几乎成为我们的祸根。”直到1864年，北部某些指挥官才懂得早在两年前邦联将领理查·尤厄尔所发表过的意见：“过多的辎重使部队无法沿着通向胜利的大道行进。”

　　 联邦军队越向敌区深入，其补给线就越长，因此就越需要派部队保卫补给线。到1864年谢尔曼抵达亚特兰大的时候，他的全部军队只有一半是在前线的，其余部队则固守在从查塔努加和纳什维尔到路易斯维尔全长470英里的铁路生命线上。作为入侵军，联邦军队还得派出大量部队去执行占领任务。

　　 因此，到1864年初，在联邦军队服役的661,000名士兵中，不到半数在前线作战；而邦联在总数278,000名士兵中可能有四分之三的人在前线作战。所以南部通常对战败(“先生，他们永远不会击败我们，除非他们是四比一。如果我们走运，或人数不是那么悬殊，我们就会赢得我们的事业而独立了。”)的解释需要作一些修正。的确，有一位撰稿人认为，在50次主要战斗中，联邦参与战斗的人数平均比敌军多2%。这样说可能是对联邦在人数上的优势打了折扣。一份根据对此问题的精确统计研究所列出的60次战斗得出的计算数字表明，联邦军队比邦联军队人数平均多37%。即使是这样，也离许多有关内战史所叙述的“压倒的数目”相去甚远。

　　 邦联打防御战的其他有利条件是内线交通、熟悉地形和道路、情报网优越。“内线”一词，简言之就是在弧形防卫线以内的部队从一地转移到别地的距离比在外线作战的入侵部队所经的距离要短。在弗吉尼亚战场就发生过多起这样的事例。最明显的是在1862年7-8月间，李把军队从半岛转移到拉帕哈诺克，距离约75英里，而驻守波多马克的联邦军队得走三倍那么远的路程，部分地方还要经水路。有些联邦的队伍抵达过迟，不能参加布尔河的第二次战役。

　　 在南部，偏僻的乡村道路纵横交错。这些道路在任何地图上都是没有标出的。只有了解当地情况的人才能引导部队沿路行进，而许多道路通过茂密的森林，这样可以隐蔽行动，避免敌人发觉。但是一步走错，就会使整师人迷失方向而陷入绝境。在这里，邦联却有很大的优越条件。叛军利用这样的道路向敌军发动突然袭击。这种袭击的范例是杰克逊对钱瑟勒斯维尔发动的侧翼攻击。这次袭击是沿着过去为炼铁炉运送木材的狭窄小道经过一天的行军之后进行的，由炼铁炉主人的儿子作向导。还可以举出很多袭击事例来说明联邦军队由于地图不准确或没有地图而在这样的道路上迷失了方向。

　　 普鲁士腓特烈大帝曾经这样写道：“如果我只关心自己的荣誉，我总会选择在自己的国家内打仗的，因为在国内每一个人都是密探，敌人采取任何行动我都不可能不知道。”罗伯特·E·李也会这样说的。在抱有敌意的居民中活动，联邦军队在军事情报方面是明显地处于劣势。一位北部官员报告说过：“甚至连妇女和儿童都争相出谋划策去收集并送给敌人一些我们力图保密的情报。”邦联对通过这样渠道取得的情报往往采取保留态度，而主要依靠他们出色的骑兵部队。当然，骑兵部队在友好的居民区比在敌对的居民区中能发挥更有效的作用。可以举出许多由平民密探传递的重要情报的实例。最著名的是1862年杰克逊的谢南多厄河谷战役中比利·波德的工作。

　　 邦联的游击队

　　 关于南部游击队对战争的影响，历史学家的意见还不一致。布鲁斯·卡顿撰文说，游击队的多次的袭击“使联邦高级指挥陷于混乱，使入侵者得不到有关对方的部队和位置的准确情报，切断了供应和交通线，并有效地使联邦在人员方面拥有的巨大优势失去作用。”游击队领袖约翰·辛格尔顿·莫斯比的传记作家声称，游击队1864年在弗吉尼亚联邦战线后面的活动，是“使战争延长到1865年的重要原因”。但其他历史学家则认为，游击队对邦联的事业则弊多于利。据称，他们耗尽了正规军队的潜在的人力，他们野蛮地攻击平民百姓和后方军事人员，使南部的事业信誉扫地，从而引起了无情的报复。根据这种说法，对联邦补给线成功袭击的功绩不应归于游击队，而应归于像内森·贝德福德·福雷斯特和约翰·亨特·摩根那样的指挥官所领导的骑兵部队。

　　 事实真相可能就在这两种论断之间。虽然关于游击队使战争拖长一年之久的说法是夸大其词的，但莫斯比的游击队的确给联邦的指挥官以无穷的困扰，也的确妨碍了联邦在谢南多亚河谷的活动。在别的战场上，游击队也在联邦的后方挑起了动乱。关于不是游击队而是邦联骑兵完成这些任务的论断，是没有认识到在游击队与骑兵两者之间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有时也是很小的。几乎全部游击队都是骑马，绝大部分人作为“游骑兵”与邦联军有某种关系。很多骑兵人员与摩根、福雷斯特和其他骑兵部队将领并肩作战，他们都是当地人，在进行袭击之后又恢复为典型游击队模样的平民百姓。

　　 游击战在南方曾享有颇富魅力的声誉，这是源自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沼泽狐”弗朗西斯·马里恩的英勇行动。在邦联陆军部的同意下，1861年成立了几支游骑队，特别是在弗吉尼亚西部，他们骚扰联邦占领军，反复切断巴尔的摩到俄亥俄的铁路线。在密苏里和阿肯色的邦联将领们支持威廉·匡特里尔和其他游击队领袖早期的行动。联邦的将领则组织反叛乱的部队，跟踪并摧毁叛军游击队，但正像近期的战争那样，这些行动多遭失败而很少成功。

　　 1862年4月，南部国会批准正式组建游骑兵部队。这些游骑兵部队将成为邦联军队的编制。莫斯比的游骑兵是这些部队中最著名的。莫斯比的勇敢行动(包括在离华盛顿仅10英里远的地方把联邦将领从床上活捉的事迹)成为传奇，从而赢得了J·E·B·斯图尔特和罗伯特·E·李将军的赞赏。莫斯比的队员的装备与其他游击队不同，他们常常穿着邦联的军服；他们常用抢来的联邦军外衣作为伪装，这样他们就能随便通过北军的阵线。

　　 尽管游骑兵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但到1863年，一些邦联领袖开始对游骑兵的价值堤出了疑问。许多未来的新兵都愿意加入这些游骑兵部队，因为纪律比较松弛，生活富于冒险性，而且可望得到战利品。大部分游击队比“砍杀队员”(联邦方面给他们起的名称)好不了许多。用一位联邦的官员的话来说，他们是“为杀人而杀人，为爱财而掠夺”。在这些砍杀者中最著名的是匡特里尔。他在邦联军队中任上尉。1863年他带领人马袭击堪萨斯州的劳伦斯。这是一个古老的自由的要塞。他烧毁了这个不设防的城镇，残酷地屠杀了183名男性居民。这一次袭击和其他由密苏里游击队搞的声名狼藉的袭击使所有游击队员得到一个砍杀队员的形象。1864年1月，邦联议会废除了承认游击队的法律，并命令他们与正规军合并，但这只是一纸空文，大部分游骑兵部队仍继续活动。

　　 如何处置被俘的游击队使联邦政府颇伤脑筋。在内战初期，有些将领威胁说要处死他们，但这样只能以牙还牙地使被俘的新英格兰人得到相应的报复威胁。1862年联邦陆军部决定把游击队员作为一般战俘对待，只要他们为邦联正式承认。但是，由于游击队的暴力升级，而许多游击队员不穿军服或不受官方的约束而行动，因此联邦指挥官在俘获他们的时候，有时就把他们杀死。1864年7月北部议会批准了这种做法。当菲利普·谢里登于1864年8月在谢南多厄河谷统率联邦军队时，格兰特告诉他：“莫斯比的人一经抓获，不用审判就可就地绞死。”谢里登的一个名叫乔治·A·卡斯特的骑兵指挥官处决了六个游骑兵，因此，莫斯比让6个被俘的卡斯特的骑兵在行刑队面前抽签处死。

　　 作为邦联游击队活动的游击队员，可能不超过10000人(不包括正式的骑兵部队)。似乎有理由这样说，他们对联邦战斗力的损害比前线同等数量的军队的危害要大一些。他们在别的战役中，以游击战的方式，牵制了比自己大数倍的担负防卫或搜索破坏任务的正规军。但是，不管游击队的军事价值怎样，可以肯定，游击队的袭击和联邦部队的报复加剧了敌意和暴力行为，从而促使这场内战成为一场全面的战争——一场不只是军队的，同时也是人民参与的战争。

　　 人力和武装

　　 凭着在本土进行自卫战的多种有利条件，打成僵局将是胜利。也许南部的想法是对的，他们认为一个南部人能对付10个北部人——或者最少3个。在内战初期，邦联的普通骑兵或步兵也许都比敌人强些。南部大多数孩子把骑马和狩猎作为成长过程的必要部分。大部分叛军士兵不用教练就会射击，而许多北部人则需要学习射击。军事价值观念对南部文化来说，比对北部文化更为重要。不那么现代化的南部社会表明了在内战前半期的军事优势，但在战争中人和马匹的传统军事素质逐渐地让位于工业和战车的现代化优势。

　　 骑兵部队

　　 邦联在初期享有骑兵部队的最大优势。骑兵曾引证卡尔·冯·克劳塞维兹 [ 译者注：克劳塞维兹是普鲁士19世纪时的将军，卓越的战略家，写有《战争论》等几部著名的军事科学著作。 ] 的名言，说一个国家将会打一场与其社会制度相称的战争。南部没有好的道路，南部人不得不从小就骑马，而大多数北部人是坐着马拉车旅行。训练一个骑兵比训练一个步兵或炮兵需要更长的时间。正规军的骑兵军官大多数是南部人。在领导方法、骑马技术和同等重要的马匹饲养工作中，邦联的骑兵一开始就得心应手。骑兵吸收了南部人那种随遇而安的素质。谢尔曼将军贴切地描述了这种素质：

　　 南部血气方刚的青年人；种植园主的儿子，城镇的律师，台球和各种运动的好手……。他们在本质上恨北方佬，对他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毫不在乎。他们只要有良好的马匹、丰足的草料和开阔的土地，就心满意足。……他们是卓越的骑士，一流的射手，而且完全不顾后果的。……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骑兵。

　　 在战争的头两年，邦联骑兵围绕着北方骑兵兜圈子。用一位英国观察者夸张的话来说，这些北方骑兵“甚至在马小跑时也很少骑上”。这不是一件小事，因为骑兵在内战期间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虽然他们不久就被废弃。他们是陆军的眼睛，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收集敌人兵力多寡和行动的情报，同时掩护自己的陆军免受敌人骑兵进行同样的侦察。这种侦察作用在南部森林地带变得特别重要。叛军骑兵在内战头两年间使北方佬相形见绌。骑兵的另一任务是在前方或行军部队或作战部队的两翼进行巡逻，以防突然袭击和侦察敌人侧翼的活动。在战争初期，邦联骑兵这种工作也做得很好。铁路的重要地位也提高了骑兵作为一支深入敌后的袭击部队所起的作用。

　　 马刀已几乎成为礼仪上的一种武器，有些骑兵不愿佩带马刀。骑兵的主要武器是后膛装弹卡宾枪。因为南部卡宾枪短缺，许多叛军骑兵都携带散弹枪。大部分骑兵还带左轮枪。骑兵部队在某些战斗中实际上是徒步的，他们主要利用马匹作为向战场快速运输的工具。美国内战使骑兵的马下战术有了新的发展。福雷斯特就是这方面的革新者之一。谢里登在1864年指挥波托马克骑兵队时就进一步应用了这种方法。虽然骑兵比步兵打的硬仗少，但步兵那种半嘲笑半嫉妒地提出“谁曾看见过一个阵亡的骑兵？”的问题是不反映现实情况的。到1863年后期，一些联邦骑兵队配备7响卡宾枪，这就大大地提高了他们的火力，并在马下战斗中使同等数量的步兵无法匹敌。火力的加强，再加上马术、领导方法和经验的改进，使联邦骑兵到1863年达到了邦联骑兵同样的水平；并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又使他们在一个拼一个方面占了优势。

　　 炮兵

　　 正像邦联初期的骑兵优势反映南部社会现代化前各方的情况一样，联邦在整个战争中的炮兵优势也反映了北部的技术优势。关于制造大炮、炮弹、火药和引线的工业实力，当然是北部强于南部。旧军队的炮兵军官大部分都是北部人。在北部，很多人具有数学才能并受数学方面的培训，这对于射程和仰角的计算是非常需要的。

　　 在战争头两年，邦联方面俘获的大炮要比它自己制造或进口的大炮还多。这些战利品不仅包括在退出联邦时从要塞和诺福克海军造船厂夺来的重炮，也有在战场上缴获的野炮。可是，到了1863年南部生产了大部分大炮，主要是在里士满的特里迪加钢铁厂的出品。邦联方面制造了将近3000门榴弹炮(北方7000多门)，并在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白手起家建起了世界最大的火药厂。但是，许多南方制造的榴弹炮有缺陷，而且容易爆裂，炮弹引线也不可靠(联邦方面的也一样，但缺点少一些)，使大部分炮弹过早或过迟爆炸，或者根本不爆炸。

　　 内战时期的榴弹炮有两种基本类型：滑膛的或有来复线的。有来复线的大炮是新式的。在1859年，法奥战争中曾用过一些有来复线的大炮，但在美国内战时，才使这种大炮得到首次广泛应用。有来复线的炮筒使炮弹射程更远，速度更快并更加准确。联邦的榴弹炮约有一半是有来复线的，邦联的榴弹炮三分之一也有来复线。大炮的炮弹基本上有三种：炮弹、远程实弹和对付步兵进击近距离防卫榴霰弹(霰弹筒或葡萄弹)。榴霰弹是装在炮弹之中，炮弹爆炸时发出几百个小子弹(霰弹筒)或9个高尔夫球大小的炮弹(葡萄弹)。一门榴弹炮向近程的军队发射榴霰弹的效果就像一支锯短了的散弹枪的效果一样。尽管有来复线的榴弹炮威力更大更准确，但炮兵仍喜欢使用12磅的拿破仑式的滑膛炮。炮弹引信不可靠降低了有来复线的远程炮的价值。而可以发射多种炮弹的拿破仑式滑膛炮，则是发射榴霰弹的最好的火炮。

　　 最早的粗制机关枪是在内战期间研制出来的。R·S·威廉上尉为邦联发明了用旋转的凸轮轴操纵的枪支，凸轮轴从漏斗以每分钟20发的速率向后膛送入子弹。显然这种枪早在1862年就用于战斗了。当时最少制造了24支，但容易发生故障，没有多大作用。北部研制的两种快发的枪支也是这样，它们是“咖啡碾磨机枪”(林肯给它起了这个名字，是因为它的输弹器酷似一个咖啡碾磨机)和格林式机枪，都是由印第安纳的理查·格林发明的。这种多管的格林式机枪在正常转动时每分钟可打250发子弹，成为战后现代机关枪发展的模式，但由于机枪可靠性差，在战争时期无法在重要的战斗使用。

　　 步兵

　　 尽管骑兵有魅力，炮兵有威力，但步兵仍是内战军队中最重要的军种。在联邦的作战部队中，80%是步兵，骑兵不足15%，炮兵约占6%。在邦联的军队方面，炮兵的比例是一样，骑兵高一些，接近20%，而步兵较低，只占75%。步兵蒙受了80-90%的战斗伤亡。步兵在内战中的相对重要性比其他任何战争都要大一些，因为来复枪已取代滑膛枪成为步兵的武器。

　　 来复枪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已经懂得，在滑膛枪管里刻上螺旋槽沟使子弹急速旋转就会增大射程和准确程度。狩猎武器通常是有来复线的。18世纪的一些军队就有专门的来复枪团。但直到19世纪50年代滑膛枪还是步兵的主要武器。为什么这样？因为用来复枪发射的子弹大，是难以穿过前装式枪枝的枪管的。一枝来复枪打过几次之后，黑色炸药的渣滓积存在槽沟里，不擦干净就不能再装子弹。因为快速装弹和确保连续而持久的发射是军用武器的重要条件，所以来复枪只能在特殊的情况下使用。

　　 枪支设计者长期以来一直试验各种办法，以克服这些缺点。法军上尉克劳德·E·米尼埃曾被委托解决此一问题。他在1840年代发明了一种细长的子弹，子弹后面带有铁质或木塞质插头插在底座，一触发底座就会膨胀至来复线。子弹的直径比枪管口径稍小，能容易装入枪膛。当子弹发射通过枪管时，膨胀的底座能使槽沟保持干净。米尼埃弹造价很贵，而且因采用木质或铁质底座，容易发生故障。内战时期来复枪使用的著名“米尼埃”弹是由哈珀斯渡口军火厂的一位名叫詹姆斯·H·伯顿的美国人研制出来的。它没有插头，而在底座上刻有一个凹窝，发射子弹的火药爆炸时产生的气体能促使底座膨胀起来。

　　 这种简单的发明使军事技术发生了变革。滑膛枪最大的射程约250码，但士兵很少能命中80码以外的任何目标。在1861年，伊利诺伊团队有经验的射手用滑膛枪朝着180码以外的面粉桶打了160发，只打中了四枪。与此相对比，新式的斯普林菲尔德和恩菲尔德来复枪的射程则超过1000码，有效射程约400码。新罕布尔什一个团队在1861年10月得到斯普林菲尔德来复枪后，有个士兵写信回家告诉父母：“我们有一天外出试了一试这种枪，射程600码，有360发打中了老杰弗里那样大小的目标。”在射程上增加了5倍，这就大大地加强了步兵对付骑兵和炮兵的力量。这么一来，骑兵袭击步兵就等于是自杀，因为骑兵还未接近步兵，而大部分马匹和骑兵就已被打中了。由野炮部队随进击的步兵一起进军或打头阵的拿破仑战术不再有效，因为当炮兵靠近敌人能作出较大的杀伤前，炮手和马匹已被击中了。

　　 来复枪在战术防御上比进攻有较大的优越性。传统的战术是用步兵对防御阵地发动密集的正面攻击，防守者在进攻者用刺刀逼近他们之前，仅仅有用滑膛枪打一两枪的时间；但使用来复枪时，防守者能在5倍远以外的距离对进攻者射击。进攻的行列很少能靠近到能使用刺刀的地步(内战伤员受刺伤的不到1%)。但西点军校出身的司令官对来复枪的新威力不够重视，因为他们在西点军校教科书中学过拿破仑战术，并曾经历过墨西哥战争，而在这一战争中密集攻击往往是成功的。双方的将军们晚到1864年时，还下令作正面攻击，结果遭到反击，伤亡惨重。

　　 在战争的最后两年，防守方面也从阵地战的发展中得到好处。当然，战地壕沟不是新鲜的东西，但来复枪的出现就迫使部队比以前更需要寻找隐蔽的地方。到1863年，两军的士兵实际上在每个军队部署区都修建壕沟和胸墙工事。1864至1865年各次战斗在弗吉尼亚和佐治亚州乡村留下的创伤，恰似一批大鼹鼠曾经在那里挖沟打洞。精锐部队在牢固的战壕里可以抵御3-4倍那么多的进攻部队。就像机关枪和战壕完全支配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一样，来复枪和战壕支配着内战后期的战场。

　　 然而，在1861年，双方大部分团队都用滑膛枪，因为在战争开始时，还没有足够的来复枪去装备为数不多的正规军。联邦和邦联政府、一些州政府和一些私有公司都派出代理人到欧洲，他们在那里竞相出价购买英国和欧洲大陆多余的武器。联邦和北部各州在欧洲共买了100多万支滑膛枪和来复枪，其中有些没什么价值，但大部分是有用的。到1863年，国内军火工业为联邦军队生产了足够的来复枪，从而停止了向外国购买。马萨诸塞州的斯普林菲尔德美国兵工厂生产了近80万支来复枪，私家制造厂另外制造了斯普林菲尔德型来复枪90万支。北部工厂和政府兵工厂在内战期间生产了250万支各种小型武器，这一空前成就标志着军火工业的现代化效率。

　　 邦联是无法赶上这一产量的。邦联内部来复枪生产情况不明，可能不超过25万支。此外，南部进口了60万支来复枪，其中大部分是恩菲尔德型。在内战开始第一年，邦联极需武器；在1862年，得胜的叛军缴获了10万支联邦来复枪，偷越封锁线的船只又带进20万支，从而使南部的小型武器不再短缺。到1863年，双方的大多数步兵都配备了现代化来复枪了。

　　 这些枪尽管是“现代”的，但仍旧是单发的前装枪。这种武器要装上子弹，程序很复杂。士兵从弹药盒里拿出用纸包装的装有子弹和火药的子弹筒，用牙齿把纸撕开，将火药倒下枪管，把子弹放进去，用通条把子弹和火药向下夯实，把击铁板搬起一半，在火门上安上火帽，扳动击铁，瞄准，然后发射。有经验的士兵每分钟能打2-3发。在战斗中，人声嘈杂，情绪激动，许多士兵因有一两步发射程序没有做好，枪就不能发射。筋疲力竭、心烦意乱的士兵，没有弄清楚怎么回事，又夯下一筒子弹，这样地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甚至许多次都发射不成。在葛底斯堡战役后，在战场上发现24000支装了子弹的来复枪，其中有一半的枪管里有两枚子弹，有6000支装着3枚以上的子弹。有一支出了名的样板枪，在枪管里竟塞满23发子弹。一个士兵即使每个动作都正确无误，但通常是站着或跪着去装子弹(虽然有些敏捷的人学会在躺下时也能装上子弹)，因此，就使自己暴露在敌人炮火之下。

　　 显然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在来复枪的枪闩处装上子弹。军队的后膛枪已配备多年了。令人烦恼的是，这种武器还存在一些缺陷，主要是火药爆炸热烟从枪闩冒出，这就使枪支发生故障，因为枪管发热而无法迅速使用。在19世纪50年代，有几位发明家(包括成为联邦将领的安布罗斯·E·伯恩赛德)研制出铜质子弹筒或其他装置，大大地解决了泄气的问题。后装式的卡宾枪一生产出来，就配备给了联邦骑兵；而一些叛军骑兵也装备了这种卡宾枪，这是他们缴获的，或从里士满兵工厂少量产品中得到的。康涅狄格州精明的新英格兰人也发明了后装式的连发枪。性能最好的是斯潘塞7发卡宾枪，它用枪托上的弹簧夹供弹，这种枪支是1864-1865年北军部队最喜欢的武器。

　　 后膛装弹和连发的技术不仅用于卡宾枪，也适用于来复枪(两者主要的差别是来复枪的枪管较长，所装的炸药量较重)。但美国军械局对于为步兵配备后膛枪的意见迟迟不予接受。愤怒的进步人士把军械局局长詹姆斯·里普利称为“不识时务的里普利”，因为他反对用后装式来复枪。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如果里普利在1861-1862年订购大批后膛枪和连发枪，战争就可能会缩短一年或更多一些时间。事实上，在林肯强迫里普利在1863年9月退休前，并没有生产多少后装式步枪。

　　 但这个问题又有另外的一面。里普利和其他官员最初对后膛枪和连发枪所持的怀疑态度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他们辩解说：第一，在1861至1862年，这些新式武器的优点还没有得到证实。如果等到全部军队都用上这种可靠的斯普林菲尔德式前装枪时再抽调资源进行转产，那是愚蠢的。第二，由于从欧洲买回和国内生产一些型号的前装枪，军械局要为不同的团队供应合适的弹药已感到十分困难，而更不用说还要为当时已有的十几种不同的后膛枪提供弹药了。第三，士兵使用后膛枪可能浪费弹药，因此就加剧了已经严重的后勤问题。虽然最后证明用后膛枪和连发枪武装的士兵在发射中比以前更有效和准确，但是，在战争早期乱放枪、浪费弹药的情况就足以表明这种争辩是有道理的。尽管前装枪有缺点，但在战场上尸体遍地也残酷地说明斯普林菲尔德式和恩菲尔德式前装枪是致命的武器。

　　 但是，反对里普利的一部分指控是有根据的。后膛枪尽管有缺陷，但还是较好的武器。如果不是里普利反对，就能早一点生产更多这种枪。为联邦军队总共制造了约10万支夏普式单发后膛枪(9万支卡宾枪、1万支步枪)、55000支伯恩赛德式单发卡宾枪、85000支斯潘塞式7发卡宾枪及步枪和至少有10万支其他型号的后膛枪和连发枪。这些枪支在内战后期给北军士兵带来了强大的优势。

　　 南部和北部的战时生产和供给

　　 邦联士兵的武器装备虽然往往比他们的敌人差，但在1862年以后军械已不再短缺。邦联军械局的后勤工作是很成功的。这种成功的缔造者是军械局长乔赛亚·戈加斯，宾夕法尼亚人，西点军校的毕业生，并娶了一个南部女子为妻。戈加斯在开始时除了里士满的特里迪加钢铁厂外就别无所有。他创办了几十个工厂，生产了大量军火弹药。他有即兴创作的才能。他向南部教堂和种植园发出呼吁，把钟交出来熔化铸成大炮。南部妇女从夜壶尿碱中滤取硝石去制造火药。军官们打扫战场回收铅去制造子弹。军械局官员到农村去找蒸馏器具，以便熔化后取铜去制造步枪雷管。戈加斯的成就可以用他在1864年4月8日日记中的话作最充分的描述，他写道：“曾作为陆军部供应最差的一个局”，

　　 但军械局现在是最好的。大的兵工厂已经在里士满、费耶特维尔、奥古斯塔、查尔斯顿、哥伦布、梅肯、亚特兰大和塞尔马等地建立起来了，在奥古斯塔建起了极好的火药厂。……我在彼得斯堡建起了炼铅厂；……在梅肯建起了制造重型武器的火炮铸造厂，在梅肯、哥伦布、佐治亚和奥古斯塔建起了铸铜厂；在北卡罗来纳的索尔兹伯里建起了制造子弹和炮弹的铸造厂。……在这里(里士满)已经建起了卡宾枪制造厂，在阿什维尔建起了来复枪厂(转移到南卡罗来纳的哥伦比亚)……在这里，3年前我们不能生产一支枪炮、一支手枪、一把马刀、一颗子弹、一颗炮弹(除在特里迪加工厂以外)、一磅火药，可现在我们能大量地制造所有这些军火来满足我们庞大军队的需要。

　　 但是，当我们谈完邦联军械局再转向邦联的兵站局和军需官员局的时候，就出现了不同的景象。像拿破仑说的那样，如果一个军队饿着肚子进军，那么南军的机动性则是格外不可思议的，因为他们难得有足够的食物。南部铁路很坏、急剧的通货膨胀所引起的经济混乱以及兵站总监卢修斯·诺斯罗普的工作无能(据说他的留任完全是出于戴维斯总统对他的偏袒)，这一切使得食物供应成为邦联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在1862-1863年冬季，李的部队每天定量减少到4盎司咸肉、8盎司粗玉米粉，偶尔有一把米或黑豆。数以千计的人有坏血病，只有春天到来能使士兵们吃上檫树树根和野葱时这种病才会消失。1864年1月李曾写道：“除非有转机，否则我担心军队就不能保持战斗力，也不能确保不遭瓦解。”

　　 士兵可以穿着破烂衣服打仗，许多南军就是这样干的。但是，如果没有鞋穿，要每天行军20英里或在冬天站岗放哨，那是很困难的。可是，邦联方面的士兵也办到了。有些南部士兵几乎是在任何时候都没有鞋穿的。当李的军队在1862年入侵马里兰的时候，有数千士兵掉队落在后面，因为他们不能光着脚在多石的马里兰道路上行进。这些人如果在安蒂特姆的战斗中出现，他们就可能是另一种情况了。

　　 联邦的军队有时也缺乏适量的食物。在1862-1863年间，由于兵站部的腐败和无能，在波托马克河军队中发生了食物短缺和坏血病。但在大部分时间里，北军的供应都是丰足的。兵站总监蒙哥马利·梅格斯是一个出色的官员。北部的工、农业所生产的军服、大衣、鞋子、猪肉和“硬饼干”(联邦的一种3英寸见方大的定量供应的硬面包)和其他物品很丰富，使北军士兵浪费了不少供应的东西。一位联邦将军承认：“用我们浪费掉的东西就足够供应一支相当于我们的军队一半的法国军队。”

　　 最后，北方经济的巨大资源和生产力使联邦军队能够压倒邦联方面在本土防御作战所拥有的优势。从兵对兵来看，北军士兵并不比南军好多少；起初他们可能并不好，但北军比南军人数多，而他们的装备和给养都比较好。

　　 为战争筹措资金：邦联

　　 邦联经济最严重的缺陷是它本身的财政结构。南部由于主要把资金投入土地经营和奴隶买卖方面，所以没有建立起能适应战时经济要求的国家财政体系。邦联不得不印发货币以促使金融发展，但通货膨胀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上升，不可抑制。

　　 这是战争的一种残酷嘲弄，因为邦联的财政部长克里斯多弗·梅明格是主张使用硬币的，他认为滥印纸币是筹集钱财最危险的办法。为战争筹措资金有三种办法——征税、借债和财政部证券(纸币)——梅明格主张采用第一种办法，但邦联议会对增加新的税收又抱谨慎态度。美国人已经有35年不给联邦政府付内部税收了，政府战前有节制的预算资金是由关税和土地买卖提供的。南部的立法人员认为战争的时间不会太长，加重赋税会减弱人们的爱国热情，因此在1861年8月以前都没有通过一般的税收办法。当时征收的少量的直接财产税可通过这样的办法予以减轻，就是只要他们在1862年4月1日以前向邦联财政部交付税收的话，可以减少税收限额的10%。除三个州外，其余州都这样做了，但不是收税而是发行了州债。

　　 比征税更令人惬意的是发行债券，由后一代人偿还，他们可能会享受到战争一代的牺牲而赢得的独立所带来的好处。邦联的第一批债券(1500万元)在1861年的一派爱国热情中完全被认购完了。但是，这一债款吸收了南部的大部分现有硬币，但却支付不了上升的耗费。资金的短缺萌发了一种“产品公债”的巧主意，这将会使农民以收成的部分所得作抵押以购买相当于他们抵押品市价的债券。这种产品公债，在1861年5月第一次批准发行5000万美元；到8月份，增加到一亿美元。但反应是令人失望的。抵押物来得慢，政府要费劲去收取。棉价迅速增长促使棉农拿着棉花等待高价，甚至偷运棉花越境到敌方赚取北方的黄金。邦联的产品公债只发行了3400万元——大部分是在战争后期，这时候货币已经贬值到几乎不值钱了。

　　 为了填补财政上的缺口，国会在1861年和1862年先后发行了11900万美元和4亿美元的纸币。一旦以这样大的规模开始印发货币，就势必如火上加油——印得愈多，达到同样结果的需求就愈大。在由于封锁、联邦入侵和南部铁路状况恶劣造成各种物资短缺的同时，这样发行纸币就使物价指数在1863年达到162（1861年1月为100)。州、市政府在货币泛滥中又印发了他们自己的纸币。印刷粗劣的伪造邦联纸币也广为流传。南方转向物物交换的经济，因为贷方要求用货物支付而不要贬值的货币。农民抱怨说，庄稼被军需官员以大大低于市场的价格强行征购。工资赶不上物价的增长。南部的实际工资在战时最少下降65%。城市居民应付不了扶摇直上的食品价格和房租。在1863年，一些城市都因食品短缺而引起骚乱。

　　 到1863年，每个人都认识到滥印纸币是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在1861年曾经反对过高税收的各家报纸却改变腔调，令人奇怪地说什么人民要求纳税。国会对此作出反应，并在1863年4月24日通过了值得注意的综合税收提案。提案包括：消费品8%的消售税，批发商10%的所得税，货物税，商业和专业的执照税(后来的修正案对拥有土地和奴隶增收5%的税收)。累进所得税从收入一千美元和一千五百美元的1%到收入超过一万美元的15%。另一个罕见的特点是对农产品实行“实物税”。农民在留下家庭的定量粮食后，要把余粮的十分之一交付政府。

　　 这些税收是失败的。由于联邦入侵的压力，邦联政府又面临崩溃，因而逃避税收的现象很普遍，而强制征收又难以正常进行。在两年之中，税收款以严重贬值的通货计算只有11900万美元。实物税只有价值6200万美元的产品。后一种税收特别不得人心。靠近战场或铁路的农户发现，他们应交的税额全都被税务官员所攫取，而远离军队或运输线的农户却交得很少或根本不交。当存放在政府仓库里的实物税粮食因缺乏运输工具而腐烂时，农民更痛心不已。

　　 1863年7月邦联在葛底斯堡和维克斯堡军事失利之后，通货膨胀就愈加恶化了。唯一的补救办法看来就是加快印刷纸币。到1864年春，人们要用46美元才能买到三年前一美元的东西。邦联议会为了改变这种趋势，要求把财政部证券变为低息的公债(实际上是一种强迫性借贷)或以三张旧券换两张新券的比率去兑换财政部新证券。这种不公正的赖债方式的确使通货稳定了几个月，但这是以破坏邦联财政信誉为代价的。到了1865年春，物价上升到战前的92倍。

　　 不妥当的财政政策是邦联失败的原因之一。政府靠各种税收占其收入不足5%，靠贷款占收入35-40%，余下60%是靠发行流通券，这种办法是解决灾难的不错的诀窍。但它逐渐削弱了老百姓的信心，使大多数人遭受苦难。急剧的通货膨胀实际上是以一种没收性赋税沉重地转嫁于穷人身上。然而，邦联议会和财政部不应受到各种指责，他们力所不及的种种因素——联邦的封锁、北部的军事胜利、欧洲国家政府拒不承认邦联——也起了作用。但是，主要祸害是南部失去平衡的农业经济，它不能适应现代的全面战争的要求。

　　 为战争筹措资金：联邦

　　 起初，联邦政府对为这场重要战争筹集资金方面似乎并不比邦联有较多准备。在1857年经济恐慌后的萧条已减少了税收的收入。正当经济正在恢复的时候，退出联邦的危机又使它陷入衰退的境地。联邦预算从1812年战争以来，第一次出现了赤字，而且持续了4年。林肯任总统时，国债比以往高，政府公债券以低于票面值的价格卖出，财政部发行的证券几乎全部卖空了。新的财政大臣萨蒙·P·蔡斯的任命不是因为他具有财政知识(微乎其微)，而是他有政治影响。

　　 即使蔡斯是一位财政天才，1861年美国的金融体系也很难调动起来应付战争。虽然，北部的经济是世界上最先进经济之一，但杰克逊的民主党人将一个过时的财政结构强加给联邦政府。1846年独立财政法案曾禁止政府把资金存放银行，并要求对政府的一切支付或政府的一切支付都用硬币进行。这就使15年前已经开始的运动达到了顶点，以致破坏了美国第二银行并使联邦政府脱离国家的银行和金融系统。各州特许成立的银行和作为通货流通而发行的纸币，在信用上有很大差别。在1861年有7000种不同的纸币在流通，其中有许多是伪币，有许多实际上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发行纸币的银行已经破产了。在这种金融动乱中，在私营企业已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秩序和实力，因为健全的银行主要是在活期存款体制上起了作用(与现代的支票帐户类似)，即使不甚健全的银行发行的纸币也提供了一种交换媒介，以低于票面值的不同折扣在市面流通。但联邦政府的工作仍然是处于金融的马车时代：“一吨吨黄金还得用大车来回拖运。用马和挑夫花多少小时去做的事，记帐员只需片刻就能完成。”

　　 这样的一种制度可能在和平时期是可行的。在和平时期，联邦政府在经济上起的作用很小。19世纪50年代，政府的年度预算平均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2%(现在是22%)。但内战改变了这一切。在战争期间政府的开支跃升到平均国民生产总值的15%。南北冲突使政府的金融结构不得不实行现代化。正当南部经济表现出不适应全面战争要求的时候，北部经济的潜在力量使联邦在1865年出现比以前更健全的财政体制。

　　 但是，在战争的头一年，联邦财政部的形象是很不好的。1861年8月国会的确采取了空前的步骤，在收入超过八百美元时征收3%的所得税。但这种所得税到1863年初才征收。同时，财政部不得不主要依靠国会批准的借贷权力。政府按惯例向东部的银行借为日常工作所需的短期贷款。蔡斯想改变这种方法，直接提出向公众发行公债。人民的战争应该用人民的借款去维持。这就成为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发行巨大公债的起源。在美国内战中，这种新奇主张是逐步开始实行的。1861年秋天，银行签署发行第一批公债15,000万美元。费城的杰伊·库克的小银庄成功地促使公众认购这些公债。但是，在别的地方，公开销售的还不多。普通公民从未见过政府公债，更谈不上想去购买了。况且，公债必须用硬币购买，而很少人有多余金币。

　　 钱币的问题也使银行感到困扰。银行的储备可能要下降而低于支承纸币和活期存款所必需的数量。后来，在1861年11月，由于捉住了乘坐英国“特伦特”号船旅行的邦联使者，从而使北部和英国之间爆发了潜在的灾难性外交危机。股票和公债下跌，金银被囤积起来，或流出国外，北部好像又在走向财政危机。“特伦特”号事件的和平解决并没有使这一危机得到缓和。12月30日，所有银行和财政部都停止支付硬币。有一段时间，士兵和政府承包人都没有薪水，银行也没有用金元兑换它们的纸币，从抱着悲观的态度的人看来，好像北方就要因失去信用而输掉这场战争。

　　 美钞的产生

　　 但是，国会用一种办法解决了这一危机。这种办法对国家未来的金融历史有着深刻的影响。在国会辩论中出现三种主要提议。蔡斯提出建立全国性的银行系统，使银行以政府公债为后盾去发行纸币，而政府公债又以国库储备为后盾。这是一种具有远见而最终会取得成果的建议，但它不能及早实施以应1862年早期的急需。若干银行家提出第二个选择的建议：发行在“市场发售”的公债——即不管公债的价格，即使售价低于票面值也行。这就会把硬币从囤集中取出，使它们在市场上流通，从而给政府提供必要的资金。这样可以使银行家和投资者获大利，因为他们将以打折扣的价格买入公债，而最后得到的是票面值的钱加利息。国会否定了这种意见。第三种提议就是联邦已经实行的那种做法——印制法币，这是国会选中的一个提议。国会在1862年2月25日通过“法定货币法案”，批准发行纸币15,000万美元——这就是有名的美钞。

　　 国会只是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制定了这部法律。这部法律符合宪法吗？把美钞变为法定货币去偿付原来签约的债务，这是不是违犯契约？这样做是明智的吗？就像美国独立战争时发行的纸币曾经贬值或者像邦联发行的纸币正在贬值一样，美钞会不会贬值？美钞是正当的东西吗？有一位银行家说：“举国一致认为，金银是价值的唯一真实的尺度。这些金属是上帝为这一用处而准备的。”国会的民主党人以3:1的比数投票反对“法定货币法案”，正如其中一位民主党人所说，因为它把“国家推向一系列的试验，在我们掌握国家权力之前，管理这个国家的明智人士甚至也不会允许进行一系列的试验。”共和党对这种试验更加开放，以3:1对此法案投了赞成票。而大多数都是怀着焦虑的心情这样做的。国会财政委员会主席威廉·皮特·费森登说：“它使我的政治、道德和民族荣誉的概念受到震动。这事情本身是不对头的，但在这危机时期使政府没有资源则是不可想象的。”蔡斯是一位在思想上支持硬币的人，他勉强地支持这种纸币只是因为“马上行动十分重要。国库已几乎空虚了”。

　　 法定货币法案使赞成者的希望得到了满足，但没有使他们的恐惧得到证实。它给政府提供金钱去支付其应付的款项，结束了银行危机，并给硬币严重短缺的经济输入了流通的媒介。虽然美钞与金元相比是逐渐贬值的，但联邦并没有经受过毁灭邦联财政的那种恶性通货膨胀。为什么没有呢？第一，联邦美钞与邦联的纸币不同，它是法定货币，是除了进口税款和国债利息之外公私债务均可接受的货币。银行、契约者和政府本身，除了上述的例外，必须按票面值把美钞作为合法的货币去接受。一些反对这些例外的共和党人提出质询，说公债持有者为什么可以得到用黄金支付的利息而对冒着生命危险的士兵只能用纸币来支付？赞成用金元支付利息的人据理力争，说这一种政策对吸引国内外投资者是必要的，他们可以以票面值去购买1862年2月政府批准发行的占6%的5亿美元的公债。这种辩解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没有以黄金作为保证去支付利息以反对通货膨胀，这些公债就不可能按票面值售出。要求进口税用硬币支付的要求，就保证政府拥有维持以黄金支付利息的手段。

　　 选定发行美钞时间的偶然性是成功的第二个原因。联邦军队和海军在1862年冬、春的胜利提高了北部的士气，并有助于美钞在新的活泼轻快的气氛中流通。联邦美钞比以前任何流通券较少贬值的第三个原因是国会原先的想法，认为必须征收新的和繁重的战争税。1862年7月1日林肯签署的岁入议案实际上对一切都要征税：它对收入在600美元至10,000美元的征收3%的所得税，对10,000美元以上的征收5%的所得税(1864年作了修正，收入在600美元以上的提高到5%，收入在10,000美元以上的提高到10%)。从烟、酒到游艇和台球要抽货物税；收取执照税、印花税、遗产税和几百种产品的附加税。还提高了关税，并保护生产厂家免去内部税征收的附加费用。在战争的后三年，这些税收提高到6亿美元以上。在这同期还售出了105,000万美元的公债，各种税收吸收了战时经济发生的通货膨胀的一部分压力——尽管后来三次发行了美钞而把通货总额提高到44,700万美元。

　　 战时公债

　　 美国财政部发售了各种令人迷惑的战时公债。最普通的就是有名的“5-20年”公债(偿还期最快是5年，最迟不超过20年)占6%，销售了6亿美元以上。在1862年夏季，这些公债销路不好。邦联在弗吉尼亚的军事胜利抵消了联邦早期在西部所得到的利益。欧洲对邦联的承认看来已迫在眉睫。只要前景不明，公债6%的利息对投资者是没有吸引力的。到晚秋时，财政部几乎面临像1月份时的那种严峻的危机。在此关键时刻，蔡斯指派杰伊·库克作为特别代理人去发售滞销的5-20年公债。库克以高度的活力和技巧解决这个问题。他在报纸上大登广告，宣扬购买公债既有爱国主义，又有实惠。他组织了2500个分销代理处在北部每一个地方销售公债。库克使人们自觉自愿地购买了政府的公债券。差不多有一百万北部人——每四家人有一家——买了战时公债。这就有助于迫使普通人不仅献身于战争工作，而且献身于为战争筹措资金的日益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制度。它也有助于使库克的银行变成美国最主要财政机构之一。

　　 国家银行

　　 根据内战的经验，财政方面创建了国家银行体系，这个体系一直保持美国金融结构的主导地位，直到1913年为联邦储备系统所取代。创建国家银行有几个动机：需要建立一个战时公债市场；具有辉格党特色的共和党人希望恢复被杰克逊派破坏的集中的银行结构；财政界的许多领袖，特别是在东北部，希望确立一种更加稳定的纸币通货。在1863年2月，国会通过了国家银行法案(1864年6月补充了第二法案)，法案规定了一些准则。根据准则，一个银行可取得联邦颁发的执照，并可发行高达其所持有的美国公债价值的90%数额的国家纸币。这种立法是要以统一的国家体系代替过剩的州立银行和其纸币，这得到了78%的国会共和党人的支持，他们勉强地压倒了对法案投反对票的91%的民主党人。

　　 为国家银行颁发营业执照的工作起初进行得很慢，因为许多州立银行看到参加联邦系统没有什么好处。到1864年末，领到营业执照的国家银行不足500家。而还有1000多家州立银行仍在营业。在胜利的民族主义情绪冲击下，国会在1865年3月颁布了对州立银行纸币征收10%的税。这样不久就达到了从流通领域中驱逐这些纸币的目的，并迫使大多数州立银行申请联邦的营业执照。到1865年末，1294家国家银行就拥有多达尚存的349家州立银行5倍的财产。到1873年，州立银行的纸币实际上已不再出现了。 [ 注：但不是州立银行。的确，到1873年，州立银行数目达到1330家，而其财产总额差不多是1968家国家银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国家银行必须购买最少等于其资本的三分之一数额的美国公债。这一要求使许多小银行失去信心，特别是在西部和南部地区，不敢申请国家的营业执照。因此，大部分国家银行集中在东北部。这种事实，再加上把全国纸币限制到3亿美元的数目(后来稍有提高)，就使地区性的纸币分配严重不均，这就伤害了西部和南部的经济，并使这些地区在战后产生了对金融改革的要求和通货膨胀。 ]

　　 邦联靠印发纸币筹集资金的60%，靠税收筹集不足5%，而联邦战时资金包括13%的纸币和21%的税收。正当邦联通货膨胀率超过9000%的时候，北部的生活费约上升80%，然后慢慢下降，到战争结束后趋于平稳。 [ 注：通货膨胀率与黄金超过票面价格的情况不同，是通货贬值的另一标志。前者以一美元可买的东西来衡量其变动，后者则以一美元的价值与黄金价值的比例来衡量其波动。虽然这种波动对国内物价有些影响，但它主要是反映美元的国际地位。随着在1862年停止硬币支付和发行美钞，美国实际上放弃了金本位制，即使它在国际贸易上仍使用黄金。美元的黄金价值随着军事局势的变化而发生很大波动。在1864年7月黄金价格升高到284(即用2.84美元通货才能买一美元的黄金)，当时格兰特和谢尔曼好像是在彼得斯堡和亚特兰大之前处于困境，邦联将领朱巴尔·厄尔利领导部队对华盛顿郊区进行了一次袭击。到战争结束时黄金跌到了127。 ] 作为对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通货膨胀率为80%，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为72%。在内战期间，由于工资的上升比物价上升的比率低，实际工资在北部下降约20%，但到1866年恢复到战前水平，随后又继续上升。联邦没有实行配给或对物价实行控制，在克服第一年的缺乏经验和危机之后，就成功地为战争筹措了资金。北部人民除了棉布之外，对食物和各种必需用品并无严重缺乏的现象。北部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既能生产枪炮，又能生产黄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