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动员·第十一

作者：詹姆斯·M·麦克弗森·美国

出自————《火的考验：美国内战及重建》

出自————《战争通史》

　　 组织武装部队

　　 对战争之无准备状况

　　 没有一个国家像1861年美国那样对一场重要战争缺乏准备了。不足16000人的正规军分成小部队分驻在全国各地，大部分驻扎在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将近三分之一的军官正准备辞职而加入邦联。设在华盛顿的陆军部还在昏昏沉沉地干着和平时期的例行公事；8个军事机关的指挥官们除一人之外，全都是1812年战争以后一直服役的老军人。总司令温菲尔德·斯科特年已74岁，并且患有浮肿和头晕病。那里没有一个像总参谋部这样的机构，没有精确的军用地图。当亨利·W·哈勒克1862年着手指挥西部战场的战役的时候，他使用的是从一家书店买来的地图。西点是一所优秀的军事学校，但它的过硬专业是工程学、数学以及筑城学，这所学校的学生几乎不学战略学、参谋工作及战场上的战术指挥。西点军校的许多毕业生，包括乔治·B·麦克莱伦、尤利塞斯·S·格兰特、威廉·T·谢尔曼、托马斯·J·杰克逊、杰斐逊·戴维斯以及布拉克斯顿·布雷格都已辞去军职而从事文职工作。

　　 海军的情形也好不了多少，90艘军舰中只有42艘能使用，其余大部分都停泊在远处水域的军事基地，仅有三艘能用于执行美国沿海的紧急任务。海军受的是深水作战训练，对沿海和沿岸的实战则缺少经验，而这在内战中将是非常需要的。的确，海军的军官们对外国的沿海防御工事和要塞比对南部的更了解，因为他们从来未想过会攻打自己的要塞！

　　 从理论上，州民兵是一支由所有适龄青年组成的后备军，但实践起来又是那样荒谬可笑地缺乏理论根据。民兵在战争中经常是不太可靠的；到19世纪30年代，它已成了和平时期被人嘲弄的笑柄。民兵的集会往往成了狂饮的节日。这些民兵组织很不认真对待操练。一些民兵团是墨西哥战争期间招募而来的，他们没有参加过战斗，因为那次战争依靠的主要是志愿军团。到19世纪50年代，自愿原则已普遍取代了全民义务兵役制。精锐的志愿兵连队在南北各地普遍组织起来。一些州认识到这种必然趋势，将这些连队按民兵建制而组织，让他们去做一切实际工作，但是自愿的，有选择的，而不是强迫的，绝对的。他们主要是社会团体而不是军事组织，因此不需要真正的军事训练和纪律。然而，正是这些人首先响应了1861年的征兵号召。

　　 南、北双方都普遍认为，这场由民兵参战的战争不会长久。美国人是以墨西哥战争作参考，那场战争的实际作战阶段仅持续了一年零四个月，结果征服了一个比邦联还要大的国家。最近的一个例子是，1859年的法-奥战争持续了不到3个月。萨姆特要塞陷落后，《纽约时报》预言道，南部的这种“地方动乱”只要“30天”就能平息下去。《芝加哥论坛报》认为它可能需要两个或三个月。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没有大多数人那么乐观，但也坚信这场战争会于1862年春取得胜利。邦联的估计更不现实。许多南部人看不起北方的新英格兰人，认为他们是“庸俗的，狂热的，骗人的跳梁小丑”。一位北卡罗来纳人称北方人为懦夫：“只要对着那些地地道道的新英格兰人开三、四炮，他们就会像绵羊一样地四处逃散。”许多南部人相信叛军能够以一当十，因为“北部军队是由世界上的渣滓组成的，而我们的官兵均有崇高而古老的南方高贵血统。”

　　 当然，并非所有的南部人或北部人都抱这种幻想。杰斐逊·戴维斯和他的副总统亚历山大·斯蒂芬斯试图告诫他们的下属，这场战争将是一场持久的、艰苦的战争。在萨姆特刚一陷落，威廉·T·谢尔曼就撰文说：“我认为这将是一场持久的战争——非常持久的——比任何一位政治家想象的都要持久的战争。”谢尔曼在评论林肯关于征募75000名服役期为3个月的民兵的号召时说道：“你也是想用水枪喷灭一座熊熊燃烧的房屋的大火。”

　　 但这只是在1861年春天热血沸腾时期少数人的意见。双方的男人在战争结束前都踊跃地报名入伍。他们都怀着想看看战争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模糊而又非常罗曼蒂克的思想。他们幻想中的战争该是在灿烂的阳光下，军乐队、旗帜、大队人马迈步通过广阔的战场，走向光辉的胜利。即使有牺牲，也是光荣而毫无痛苦的。谁也不去想象那泥泞的道路、令人窒息的尘烟、筋骨酸痛的疲劳、烧灼般的干渴、饥肠辘辘的绞痛、行军或露营中刺骨的寒冷和令人头昏的炎热；那枯燥的军营生活，部队简陋医院中痢疾患者肠肚撕裂的疼痛或伤寒病人神志昏迷时的胡言乱语；战斗中的硝烟、轰鸣、混乱和恐惧，外科手术帐棚中的斑斑血迹、高声尖叫和截下的肢体。即使预见到一场持久战争的人也绝难想象这场战争需要动员如此多的人力物力，绝难想象这场战争最后会如此野蛮地摧毁这些生命和资源。

　　 征兵与给养

　　 林肯认识到，即使打一场短期战争，三个月的兵役期也是不合适的。5月3日，总统发出号召，招募42000名服役期为3年的志愿兵，为扩充正规军而补充23000名新兵并直接为海军招募18000名水兵。林肯采取这些措施的唯一法律根据，是他作为总司令在战争的非常时期所拥有的权力，但他希望国会在7月14日开始举行的特别会议上批准他的行动。国会批准了他的行动。在他提交给特别会议的咨文中，还要求批准至少再招募40万志愿兵，国会批准了50万。最后，根据1861年总统与国会的这个决定，共招募了70万，其中大部分新兵的服役期为3年。一些服役期为3个月的团又重新被改为3年，许多其它民兵部队的士兵在他们服役期满后又应征到服役期为3年的新团。

　　 征召一个3年服役期的团的过程是这样的：一些重要人物成立一个征兵办公室，并负责组织征兵集会，当入伍的人满100名后便被编成一个连，当时的十个连组成一个团。根据长期以来在民兵和志愿兵中形成的传统作法，大部分连的士兵选举产生连级军官(上尉及中、少尉)；而连级军官再选举团级军官(上校、中校和少校)。州长正式任命团级军官，但通常任命那些由下级军官选举上来的人。实际上，各级军官的选举常常取决于他们组建连队时所起的作用或者他们的政治影响。军官的当选往往是对他们的领导资格在形式上的认可。征兵与部队编制主要以地域为基础。一个连，有时甚至整个团的人都来自一个城镇、县或市。联邦军队中许多团的组成是由种族决定的。许多团，有时整个旅主要由美籍德意志人或美籍爱尔兰人组成。

　　 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内，军服和其它装备由各州或地方提供。这就使得军装的颜色和式样各不相同，从深蓝色上衣和浅蓝色裤子的正规军军装到根据著名的阿尔及利亚法国殖民军军装制作的华丽的“义勇军”军服。最初，一些联邦团穿灰色军装，而一些南部同盟部队着蓝色军装，结果在早期的战斗中经常造成悲剧性的误会。直到1862年，联邦军队的军装才一律改为蓝色。

　　 北部征兵过程明显表明，地方一级的积极性很高，然后上至陆军部，效率一级不如一级。征兵动员工作也是各行其是。陆军部长西蒙·卡梅伦力不胜任。当各个团开到各州集合地点或训练营地时，都出现军用物资严重缺乏和混乱现象。尤利塞斯·S·格兰特将军在1861年11月从他的伊利诺伊开罗基地发来的报告中抱怨说：“运输工具严重不足。我没有救护车。收到的衣服大都质量低劣而且数量不足。……军需部门的资金太少，因此政府的贷款已经用完。”格兰特在圣路易斯的上级亨利·W·哈勒克将军以简短的语言作了形容：“这里的情况一团糟。”

　　 由于1861年急需签定战争物资承包契约，出现了一系列的丑闻和对牟取暴利的指控。少数服装承包人供给部队的是用碎羊毛料压制而成的布片制做的军装，这种布料被称为“软再生毛”，只穿几个星期便撕裂了。直到国会设立了一个监察委员会，由埃德温·M·斯坦顿于1862年1月接替了劣迹昭彰的卡梅伦的陆军部长职务，契约和供给联邦军队的给养才真正照定单和效率办事。迄1862年为止，北部军队大概成为有史以来全世界装备最精良的部队，但是毫无作战准备的整个社会还需要整整一年才能适应这场战争的需要。

　　 从某些方面来说，南部的战争动员工作较北部进展得迅速。尽管邦联开始时没有正规军或海军，并且几乎不具备创建海军的条件，但南部的许多志愿兵连在他们的州一退出联邦就立即改为战时编制。1861年3月6日，在攻打萨姆特之前5个多星期，邦联国会就批准招募了10万志愿兵，5月又颁布了两个再增加40万人的征兵法令。虽然南部的人力资源还不到北方的三分之一，但到1861年7月，它进入战争状态的部队却已几乎相当于联邦的三分之二。

　　 南、北双方的征兵过程颇为相似，州和地方采取主动，向陆军部输送志愿兵的数量超过了其装备能力。被脱离联邦州夺取的美国军火库内存有15万支滑膛枪，但其中大部分都过于陈旧，许多已不能使用。邦联的志愿军士兵大都携带自己的武器。许多连队开始时背的是散弹枪、猎枪以及老式燧发枪。在1861年，各团都穿各自的军装，样式与颜色之杂与联邦军队一样。邦联规定了学生灰为统一军装颜色，但却从未能统一起来。许多士兵根本穿不上像样的军装；最常见的颜色是“灰胡桃”色，一种由灰胡桃树皮或胡桃壳制成的染料染成的灰褐色。

　　 陆军编制

　　 联邦和邦联陆军在编制上大体相同，基层部队是团；三个战斗兵种是：步兵、炮兵和骑兵。步兵是炮兵和骑兵的中坚力量。内战期间，联邦征召了相当于2047个团的陆军兵力：1696个步兵团，272个骑兵团和78个炮兵团。邦联方面团的数目或大概数目不详，因为当时的纪录丢失或毁掉了。但据估计有764个到1000个团。

　　 一个步兵团有10个连，每个连的正式编制为：82个二等兵，13个中士和下士，2个少尉(邦联一些团设3个)和一个上尉。团指挥官是一名上校，其次是一名中校和少校，再其次是一个小型的参谋部。因此，一个步兵团的正式编制大约1000人。新兵入伍时，大多数团都接近这个总数；但疾病、伤亡以及开小差现象很快便使这个数字减少。到战争第二年，双方的老团平均战斗人员不足500人；到第三年和第四年，平均为350人或不足；到1863年为止，许多团实际参战人数还不到200人。

　　 各州宁愿成立新团，也不愿补充老团，使其达到应有的编制。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每一个新团都通过任命战场指挥官，为州长提供一次官职任命权，赋予有雄心壮志的人以使命，而这些人若加入到军官编制已满的老团的话，他们就得不到被任命的机会；二、各团按地域编制使前方将士同后方同胞之间产生了一种固有的彼此感情相通和自豪的关系，如果一个团里掺进了外地人，这种感情就会被削弱。大部分地区后来都为“它们的”老团补充一些新兵，但这些团的编制一直未能满员。1862年夏秋之际，在联邦陆军招募的服役期为3年的42.1万名新兵中，仅有5万人被编入老团。指挥作战的将军们一再批评了这种效率低而代价高的征兵制度。但这是一个民主社会为供养一支由民兵组成的志愿军所花费的代价。随着征兵任务的到来，应征者与补充者可以被分配到老团去。由于邦联的征兵比联邦开始得早，它各个团的编制稍微接近满员——但双方的差距不很大。

　　 联邦骑兵团每个团有12个连，而不是10个连(在骑兵中称骑兵队)，除这一点外，其编制与步兵团相同。炮兵有两种：驻守永久性要塞的重炮部队和跟随快速部队作战的轻型或野战炮兵部队。因为邦联自攻下萨姆特要塞后极少进攻联邦要塞，一些联邦“重炮”团在战争后期被改编成了步兵团。野战炮兵的基本战斗单位是炮兵连，装备有4-6门大炮及炮车和用来拖拉大炮和炮车的4-6匹马。炮兵连的指挥官是一名上尉，它的编制大小与步兵连相同，所不同的是炮兵连在编制上一般要保持接近满员，因为发射炮火和管理设备必须有足够的人负责。

　　 步兵团，间或有一些骑兵团被组成旅，由一名准将指挥。起初是4个团组成一个旅，在以后的战争中，随着团的编制的缩小，又扩大到5-6个团。3个或4个旅组成一个师，师长通常由少将担任。在内战的第一年左右，陆军只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师，但到了1862年，双方都采用了军这种更大规模的编制，一个军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师(通常为3个)。在邦联，军长由中将担任，而在联邦陆军中由少将担任(1864年至1865年期间，北方除格兰特外，再没有比少将军衔更高的军官)。炮兵连根据战斗势态的需要，可以组成旅、师或者军。

　　 联邦与邦联在陆军之间有一个十分有趣的不同。联邦政府向它的骑兵和炮兵调拨马匹，而邦联则希望这些兵种的官兵们自己解决马匹问题。由于不可能所有的人都买得起军马，这就在邦联军队中，特别是在骑兵与步兵之间造成了等级差别。从某种程度来讲，邦联像保留贵族的珍藏一样保留了中世纪的骑兵传统(“武士”或骑士)。然而，在实际上等级差别并不大，尤其是在邦联西部的陆军中，在那里当一个人没有战马时，他有机会偷一匹或从敌人手里缴获一匹。内森·贝德福德·福里斯特所属部队的骑兵几乎不是人们所想象的贵族。偷马探险是骑兵的一种重要才干，而且被福里斯特麾下认为是一种高超技艺。

　　 领导者与部队训练

　　 在许多方面，邦联军队同它的敌人一样实行充分的民主，或许比它的敌人还多一些。约翰尼·里贝的连级军官也同样通过选举产生，甚至有的团级军官也如此。无论是北部还是南部，职业军人都对这种作法表示遗憾。但在志愿军里，士兵们对选举这类事已经习惯了，他们选举自己的州长、国会议员及总统，所以在他们看来，选举军队领导人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正如杰斐逊·戴维斯所说的那样：“这些部队来自平民。……由这些人组成的部队，谁又那么善于评价一个连、一个营或者一个团的指挥工作是否得当呢？”任何一个聪明的公民都能学会政治家或军人的技能，这是美国人的一种信念。大多数平民都深信，一个普通的律师或商人能够“一开始就将他的所有专业特长教会给一个普通军官，并且使其在一年后在该行业中击败自己”。

　　 人们不难想象这种制度会给军队纪律带来何种影响。士兵们起初只愿遵从那些他们认为合理的命令。有些人认为过去在家乡时是同自己地位平等的邻居，此时已是佩带肩章的上级，人们对此很难转过弯儿来。如果执行纪律就意味着自己可能在选举中下台，或者可能在战后本县的选举中遭到失败，军官们就不愿执行它。军官们被他们的部下瞧不起也是常有的事。许多军官对如何训练和指挥士兵知之甚少或毫无所知。一名宾夕法尼亚士兵于1861年写道；“罗伯茨上校对大部分简单军事动作要领一窍不通。我们的团没有一套管理制度……。我们只能被称作一群不能与敌人交战的乌合之众。”但是，如果相信邦联职业军人的话，那就是他们的敌人情况也并不妙。哈珀斯渡口驻军指挥官约瑟夫·E·约翰斯顿将军于1861年7月抱怨说，他的军官和士兵是如此之缺乏“纪律和训练”，因而“无法将他们送上战场”。在谈到一个团时，约翰斯顿说：“我不愿用一个正规连去换一个整团。”

　　 由于认识到一个军官能力应具有起码水准，联邦军队于1861年7月对军官们进行了一次考核。不及格者将由及格者来接替。虽然这种考核并没有废除新团的军官选举制度，但却起了一定作用，使得那些选拔出来的军官具有一定的水准。老团里的提升晋级依靠的是功绩，而不是选举，尽管州长对军官的任命仍起作用一事表明，在这个问题上从未消除政治色彩。到1863年，联邦军队实质上已废止了军官选举制度。邦联在这一点却落在其后。虽然南部于1862年10月建立了军官考核办法，但直到战争快结束时，邦联国会才废除了连队实施的军官选举制度。

　　 尽管如此，在战争的最初一两年间，邦联军官的素质或许比联邦的同等级别的军官要强。南部的军事传统以及像弗吉尼亚军事学院这样的高等军事学府培养的一大批毕业生，为它的军队提供了大批训练有素的指挥官。1861年弗吉尼亚诸团的军官中有一半是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毕业生，该学院的1902名毕业生中就有1702人在邦联军队中供职，南部其它州的高等军事院校毕业生去向也大体如此。而北部在这一点上是望尘莫及；联邦军队大多数连、团级军官不得不在实践中学习军事业务。

　　 1861年从美国正规军辞职后加入邦联军队的313名军官也成了邦联军队的领导骨干。当然，其它767名正规军军官仍留在联邦军队，但遵照温菲尔德·斯科特作出的一项政策性决定，他们大多数人仍留在联邦正规军里，没有被派到志愿军团队去发挥他们军事教官和指挥官的骨干作用。斯科特需要在策略上保持他认为可以完全依赖的这个唯一战斗实体——正规军作为志愿军的榜样，而不是作为他们的领导。后来，虽然有几百名正规军军官被允许加入了志愿军，但许多人在整个战争期间仍一直在这支小小的正规军里任上尉、中尉或少尉，而志愿团却在那些从平民中提拔的上校的指挥下一路跌跌撞撞。南部在利用训练有素的军官去熏陶它的志愿军方面较北部领先了一大步。

　　 双方大多数将军都出身平民。在583名被联邦军队授予将军军衔的军官中仅有194人(占33%)在战争初期在正规军供职，有70人(14%)上过西点军校或其它军事学校。在邦联的425名将军中有125人(占29%)来自正规军，有69人(占16%)上过包括西点在内的高等军事院校。

　　 双方军队中非职业军人出身的军官可以分成两种类型：因政治影响和派系关系而被任命的“政治将军”和大多由于战功卓著而从较低级军官提升的“平民将军”。这些政治将军得到了一个军事上无能的名声，这多少有点咎由自取。虽然南部也有一些这样的人，如人们公认的约翰·弗洛伊德、吉迪恩·皮洛、亨利·怀斯和罗伯特·图姆斯，但“政治将军”这个字眼通常指像本杰明·巴特勒、纳撒尼尔·班克斯、约翰·麦克勒南德、小弗朗西斯·布莱尔等这样的北部人。那些有影响的政治人物，其中有些是战前的民主党人，在军内担任职务是为了赢得北部各选区对这场战争的支持。他们有些人得到任命是对他们招募大批志愿军的奖赏；有些人的任命是由于有重要州长或国会议员的举荐；有些人是因为他们是种族集团的领袖，如弗朗茨·西格尔和卡尔·舒尔茨均在美籍德意志人中享有重要的地位；而“爱尔兰旅”的指挥官托马斯·马尔则为了这场战争协助动员了他的同胞。

　　 这些政治将军的指挥能力相当于选出的连级军官的指挥能力，但两者都是民主社会的民兵部队所必需的。职业军人不满意这种状况，但也不得不承认其必要性。哈勒克将军在就任总参谋长之后感叹道：“将重要的指挥权交给像班克斯、巴特勒、麦克勒南德、西格尔以及卢·华莱士这样的人简直比谋杀强不了多少，但似乎又势不可当。”这种政治任命制度有利也有弊。格兰特一开始就被任命为少将旅长是由于他的朋友伊莱休·沃什伯恩，一位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国会议员的影响。谢尔曼得到同样级别的任命是由于政治上的裙带关系，这种裙带关系还包括他的弟弟、俄亥俄州的参议员约翰。一些最有政治性影响的将军逐渐成了最高级别的军人，而许多西点军校毕业生却令人惊叹地名落孙山。不管怎样，职业军人掌握着大部分最高指挥权：在60次最大的战斗中有55次是由他们指挥的，西点毕业生承担了双方军队的全盘战略指挥任务；在其它5次战斗中，也有一次是由双方的职业军人指挥的。南、北双方的一些政治家和非职业军人抱怨说，“西点派”形成了一个封闭集团，它剥夺了外界的贤能者被提拔的机会。

　　 在内战开始的第一年，大部分军官和类似军官的人都是未经过训练的新兵。按照欧洲军队的标准，美国新兵简直就是武装起来的群氓。军官们在训练他们的士兵们之前，必须先教会自己。在反映内战的文学作品中尽是描写上校和上尉为了比他们的士兵先学一步而在午夜煤油灯下学习关于操练及战术法典的情景。这种情况也同样发生在北部最高层领导人中，如亚伯拉罕·林肯为了当好总司令，阅读了大量有关战略方面的书籍。最后，这些美国志愿军成了顽强的、有实战经验的老兵——可以同任何欧洲军队在军事技术上匹敌；而且他们在动力因素上占有优势，因为他们有比历史上任何军队都高的文化素养，他们作为普通公民和选民更懂得为什么而战。

　　 这些民兵所具有的平等主义思想还要求军官不仅仅是指挥员，还应该是领头人。尽管内战期间指挥员可以待在后方指挥所，但屡建战功的指挥员都是亲临前线，而不是在后方指挥所指挥作战。从双方军队的伤亡比例来看，军官阵亡率高于士兵。邦联陆军伤亡人数占全军总人数的12%，而在战争中伤亡的将军却占将军总人数的18%；联邦将军的阵亡率占将军总人数的8%，而全军阵亡率占总人数的5.5%。

　　 海军与海上封锁

　　 邦联海军

　　 如果说在内战开始时邦联陆军的备战工作好于它的敌人的话，那么海军的情况则正相反。实际上，邦联几乎没有什么海军。在1861年期间，美国共有1457名海军军官和7600名水兵，其中只有237名军官和一小部分水兵叛逃到邦联。南部人是尚武而不善航海的人民。主要的造船业都在北部；全国的商船都归北部所有；大部分商船船员都是新英格兰人。在这种情况下，邦联海军部长斯蒂芬·马洛里在白手起家创建一支海军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邦联自己制造或在战斗中缴获了130多艘战舰，大部分都属只能装载一门炮或几门炮的小艇，但到战争末期，他们已经造好的或正在制造的装甲战舰就有37艘，其中有一些是“撞角舰”，舰首装有沉重的铁角，专门用来撞沉敌人的军舰。但因为南部缺少工业生产能力，致使邦联没有一家机械厂能制造一台足以发动这些军舰的引擎，所以大部分撞角舰只能闲置一旁。

　　 但是，邦联也确实为海军参战搞了一些技术革新。著名的是重新改造了被缴获的“梅里麦克”号战舰，使之成了第一艘参加战斗的装甲舰。南部还研制了各种不同的水雷(叫作“鱼雷”)，这些水雷炸沉或炸毁了43艘联邦军舰。邦联制造了若干艘“鱼雷艇”，这是些雪茄烟状的小型半潜水舰艇，载有一颗装在圆筒上的水雷，这只圆筒从船头伸向前方。南部还制造了世界上第一艘战斗潜水艇邦联“亨利”号，这只潜水艇在试制过程中曾三次潜入水底，每次都牺牲一些船员，但后来终于在1864年2月17日在查尔斯顿附近海面用鱼雷击沉了一艘联邦封锁舰，结果“亨利”号同这艘封锁舰同归于尽。

　　 邦联海军最突出的战绩就是对商船袭击。起初这种古老的官方海盗行动是由私掠船来进行的(由交战一方的政府特准的私人船只，用来掠捕敌方商船)。1861年4月17日，杰斐逊·戴维斯向所有愿意劫掠北部商船的船只颁发了特许证。许许多多的私掠船很快驶出各个小海湾，沿南方海岸掠捕没有武装的商船。

　　 林肯拒绝承认邦联为合法政府，并发表声明进行还击，宣布被俘的私掠船员将以海盗罪被处以绞刑。戴维斯则立即发表声明说，只要绞死一个私掠船员，就要绞死一名联邦战俘。到1861年秋，一些被俘的私掠船员被半死不活地囚禁在北部监狱中，等待审判。尽管法官们和陪审团不愿作出判决，但私掠船中臭名昭著的“戴维斯”号的船员还是被宣告有罪，在费城被判处死刑。戴维斯为了不自食其言，在联邦战俘中实行抽签，中签者——其中包括保罗·里维尔的孙子——将被绞死，如果北部执行费城的宣判的话。林肯犹豫了，最后改变了原来的主张。1862年2月3日，他宣布私掠船员将以战俘论处。

　　 但是到这时，由于联邦之封锁以及中立港拒绝私掠船捕获的船只入港，掠捕商船的活动才告结束。袭击商船的任务改由邦联海军巡洋舰承担，他们一改私掠船过去的做法，不是将捕获的船只卖掉，而通常是将它们统统毁掉。20艘灵活、行动迅速和全副武装的叛乱巡洋舰在海上游弋，搜索北部商船。在这些巡洋舰中，有几只是英国制造的，最闻名的是“亚拉巴马”号，在利物浦制造，大都是由英国水兵操作。船长是拉斐尔·塞姆斯，亚拉巴马人，退出美国海军后成了邦联最早的海上英雄。“亚拉巴马”号在1862年9月至1864年6月9日在法国瑟堡附近的海域被美国舰“基尔萨吉”号击沉为止，至少摧毁了62艘商船和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其余闻名的掠捕商船的武装快艇是“萨姆特”号、“佛罗里达”号以及“谢南多厄”号。它们的英勇行动使美国商船陷入了瘫痪，始终未能恢复元气。这些武装快艇摧毁了257艘商船和捕鲸船，使700只商船改挂外国旗，并迫使其余大多数船只停泊于港内。如此少量的船只取得了这样令人瞩目的战绩，但对整个内战的胜负所起的作用却是微不足道的。

　　 联邦海军

　　 邦联海军在极其重要的南部沿海和江河上无法同它的敌人抗衡。联邦海军在内战中起了决定作用。尽管战争初期能被调动执行紧急任务的军舰为数甚少，但海军部长吉迪恩·韦尔斯和他的精干的副部长，新英格兰同乡古斯塔夫斯·V·福克斯立即租用或购买了民用船，将它们改造成战舰，并着手签订制造新舰的合同。到战争的最后一年，联邦海军已从1861年时的42艘战舰发展成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一支拥有各种类型战舰的强大舰队，从吃水浅的炮舰到装甲炮舰共671艘。这些战舰承担了3500英里海岸线的封锁任务，迫使从诺福克至新奥尔良的邦联一些要塞投降，并闯进南部的内河系统，直捣邦联的腹地，从而保护了联邦沿海与内河运输给养的庞大舰队。陆海军在南部诸河流沿岸采取的联合军事行动不仅对西部战场起了关键作用，而且在战术学上也是一个重要的创新。海军在为北部赢得胜利中所作的贡献是同它的人数不相称的。联邦海军大约有10万官兵，仅占陆军总人数的5%。

　　 联邦海军比联邦陆军更正规。极少人因政治原因而到舰艇上任职，连那些确信任何人都能学会陆地作战技术的人都承认，海上作战需要更多的专门技术。联邦海军很快成立了军官考核机构，在1861年期间任命了1000名新军官，其中大多数是从商船船员中选拔出来的，水兵也是通过同一渠道招募的。同志愿兵不同的是，他们从参军的那天起，除了枪炮射击技术外，就已经懂得航海技术。1861年6月，韦尔斯任命了一个海军战略委员会，在陆军里未曾设过相应的机构。

　　 封锁

　　 海军的主要任务是封锁。4月19日，林肯正式宣布对邦联港口实行封锁。既然国际法承认封锁可以作为主权国家之间的战争武器，那么对邦联的封锁实际上就等于承认了其交战国的地位，而这一点正是林肯在宣布将私掠船作为海盗论处时所极力加以否定的。虽然联邦的封锁随着战争的进展逐月加强，但却从未完全奏效。对南部189个装卸货物的港口和海湾都进行巡逻是难以做到的事情。但在5月1日，亦即宣布实行封锁后的第11天，海军捕获了第一艘试图突破港口封锁线的船只。在其后的3周内，所有的南部主要港口都处于被监视中。到1864年底，联邦执行封锁任务的军舰就有471艘。

　　 邦联需要欧洲的军火和物资，欧洲需要南部的棉花，而通过封锁线运送这些东西又有利可图，这就使突破封锁线的船只生意大为兴隆。其中一些船是破旧的、行驶缓慢的货船，但只是由于战争第一年封锁中存在的漏洞，它们才取得了成功。随着封锁之加强，冒险性也不断加大，但牟取的利润仍不断增加。英国制造了船体光滑、速度快、专门用作突破封锁的轮船。这些船被漆成灰色，不容易被发现，几乎全部烧无烟煤；而且在设计上干舷低、吃水浅，向后倾斜的烟囱能够和甲板叠合在一起。这些船多次避开了北部执行封锁任务的军舰，在昏暗的月光下，在南部各港口溜进溜出。拿骚、伯米达和哈瓦那成了这些突破封锁线的船只往来的主要港口。在威尔明顿港下方的开普菲尔河口处有许许多多的小港和浅滩，这是联邦海军在巡逻中最感头疼的港口。

　　 大部分突破封锁线的船都属私人所有，但随着战争的发展，邦联政府及各州政府拥有的这类船只也越来越多。邦联陆军部长试图要求私人船只至少将三分一的货运量以合理的运费率用于军用物资的运输。但当时运输丝绸、酒及其它消费品的利润最高，许多船主愿意运送这类货物，而不愿为军队运军火、军鞋或咸肉。最后于1864年2月，邦联政府禁止奢侈品的进口，并要求所有的船只以固定运费至少腾出一半的货运量为政府运输。

　　 汉普顿水道和基韦斯特的各海军封锁舰队基地距离像查尔斯顿、萨凡纳和新奥尔良这样的敌人要塞600英里以上。这就意味着执行封锁任务的军舰返回基地补充煤、给养及维修船只所用的时间同它们执行封锁任务的时间相同。而海军不可能将每一个突破封锁线的船和私掠船往来的小港都进行巡逻。因此，联邦海军战略委员会于1861年7月作出了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定：攻占南部沿海的一些小港和港口，关闭这些突破封锁线的船出入的港口，为封锁舰队多建立一些基地。

　　 8月27日，这支由7艘军舰和900名士兵组成的首次陆海军联合远征队在本杰明·巴特勒的率领下到达了风暴袭击过的哈特拉斯角附近的海域。这支舰队用炮火迫使保卫哈特拉斯港的两个要塞投降。巴特勒的部队占领了这两个要塞，北部人从此控制了这个在以前的6周内至少通过了100艘突破封锁线的船的通道。两周之后，联邦海军又未遇到任何抵抗就占领了密西西比州的比洛克西附近的希普岛，并在那里为巡逻格尔夫港的联邦海军建立了一个基地。

　　 南卡罗来纳的罗亚尔港是南部沿海最好的自然港。它位于查尔斯顿和萨凡纳之间，是头一个被联邦海军选为南大西洋封锁舰队基地的港口。陆海军远征夺取这个港口的准备工作于1861年秋在悄悄地进行。舰队司令(后来的海军少将)塞缪尔·杜邦指挥这支由14艘战舰、26艘运煤和运输给养的船以及25艘运载12000名士兵和海军陆战队官兵的运输船组成的舰队。虽然哈特拉斯附近的一阵强风破坏或严重损坏了几艘运输船，但是舰队的其它船只于11月初到达了罗亚尔港湾附近的水域。装有43门重炮的两个要塞保卫着这个港湾，但杜邦的战舰载有120多门炮。11月7日，杜邦的舰队排成长椭圆形，驶入两个要塞之间，以每分钟24发炮弹的发射率连续猛烈地轰击两要塞。邦联的托马斯·德雷顿将军(美国海军攻击舰之一的“波卡汉塔斯”号舰长珀西瓦尔的弟弟)决定放弃已成了一片废墟的要塞。联邦陆海军占领了罗亚尔港和从萨凡纳至查尔斯顿之间的整个一连串的沿海岛屿。南部的白人撇下10000名奴隶和数以百计的富饶的长绒棉种植园，纷纷逃往内陆。

　　 进攻罗亚尔港的胜利大大出乎联邦的意料。当海军在这里建立一个庞大基地的时候，陆军没有准备向内陆乘胜进逼，但加强对这些岛屿的控制。在之后的几个月中，海陆军协同远征，夺取了南至圣奥古斯丁的沿海要地；4月，在海岸附近岛屿一带活动的陆军炮兵轰击并攻陷了萨凡纳的普拉斯基要塞，从而关闭了这个突破封锁船的港口。

　　 北卡罗来纳也未逃过这股蓝色浪潮的进一步冲击。安布罗斯·E·伯恩赛德将军，一位满脸络腮胡子的罗德岛人，组织了一个由有丰富航海经验的新英格兰人组成的分舰队。1862年1月，伯恩赛德的11500人的分舰队在一支由浅水炮舰、拖轮、运输船和驳船组成的小型舰队的配合下，在哈特勒斯港渡过浅水地带，沿帕姆利科湾驶至罗阿诺克岛。这个岛控制着帕姆利科和阿尔伯马尔海峡之间的水路，因此也同样控制着除威尔明顿之外的每一个北卡罗来纳港口的河口。邦联在这个岛上设了要塞，但他们2500人的部队没有丝毫的优势。在2月7日至8日的水陆联合进攻中，汽船将长长的一串满载士兵的破浪艇拖至浅滩，战舰同时驶于两旁，掩护他们登陆。伯恩赛德的士兵潮水般地涌上海滩，成扇形散开，勇猛地扑向叛军的战壕。当联邦的炮舰从敌人前方冲破水道障碍时，他们从背后夺取了敌人的要塞。这是一次非常顺利的战斗，联邦方面仅以278人的伤亡代价共抓获了2000名邦联俘虏。在之后的几周内，北军又占领了长达150英里的北卡罗来纳海湾各港口的大陆地带。

　　 “莫尼特”号与“梅里麦克”号

　　 在1861年秋至1862年冬整整一年多的时间内，邦联方面从沿海地区得来的都是坏消息，然而他们仍指望用一件强大的新式武器来扭转局势。自从他们于1861年4月夺取了诺福克海军造船厂以来，就一直在重新改造被缴获的“梅里麦克”号，想把它改造成一艘带撞角的装甲舰。由于缺乏一些原件，这项工作进展得很缓慢，但到当年冬天，这艘重型装甲舰已接近制成。它不是世界上第一艘装甲舰。法国人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曾使用过装有铁甲的“流动炮台”；法国海军在1861年就有一艘装甲舰，英国海军有两艘。1861年10月，联邦海军与出生在瑞典的发明家约翰·埃里克森立约承购一般完全新型的装甲舰“莫尼特”号。它的船身只有吃水线那么低，有一个装有两门炮的转塔，整个军舰看起来像“一个放在圆卵石上的罐头盒”。大约就在“梅里麦克”(重新命名为“弗吉尼亚”号)正准备从诺福克启航，与汉普顿罗兹的联邦封锁舰较量之时，“莫尼特”也在纽约制成了。

　　 1862年3月8日，“弗吉尼亚”号发起了攻击，在夜幕降临之前，摧毁了两艘军舰，使另外三艘搁浅后在次日被摧毁。联邦军舰轰击它的炮弹从它的装甲外壳上弹出去，没有对它造成任何损伤。华盛顿为此大为恐慌。然而就在当日晚，“莫尼特”号到达了汉普顿罗兹，并于翌晨与“弗吉尼亚”号交战，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在两艘装甲舰之间展开的战斗。经过3个多小时的近战，双方水兵都感到精疲力竭，战斗宣告停止。两艘舰各直接中弹20余发炮弹，均未造成严重损坏。“弗克尼亚”号装甲舰失去了对联邦封锁的威胁。虽然这次交战未分胜负，但“莫尼特”号却显示了它的优越性。由于它吃水更浅(吃水深度为11英尺，而“弗吉尼亚”号则是22英尺)，因此它的速度更快并具备更强的机动性；因船身低矮，它的中弹范围减少了三分之二，它的双炮转塔对准一个方向所发射的火力相当于“弗吉尼亚”号的10门轻型炮。当诺福克于1862年5月落入联邦之手时，“弗吉尼亚”号装甲舰不得不凿沉，因为它太不适于航海而不能逃往公海，而且又因吃水太深而不能沿詹姆斯河航行。然而“莫尼特”号却成了内战期间联邦制造或开始制造的58艘装甲舰的样板舰。邦联对联邦海军的主要海上挑战宣告失败。

　　 封锁之结果

　　 联邦封锁的效果在内战期间曾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并且长期以来一直是有争议的问题。邦联的国务卿坚持认为它是一个“名义上的封锁”，是不会受到国际的承认的。为了支持这种观点，一些历史学家列举了数字或估算数字，指出南部至少出口了100万包棉花，进口了60万支步枪，50万双军鞋等等。1861年期间，至少有十分之九的突破封锁线的船通过了封锁线。到1865年，联邦海军将这个比例缩小至二分之一。但在整个内战期间，突破封锁的成功率据估计达8500次，而联邦海军捕获或摧毁的突破封锁线的船仅1500艘。因此人们争辩说这次封锁是失败的。

　　 但是，这些数字又能证实一种相反的观点。重要问题不在于有多少船只突破了封锁线，而在于如果不实行封锁，会有多少货物被运过封锁线。内战的后3年出口的100万包棉花同战前3年中出口的1000万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内战前的4年中，有20000艘船只进出南部各港口，其中大部分船的货运量都超过了内战期间这8500艘突破封锁线的船的货运量。许多突破封锁线的船在被追击时为了加快航速，不得不向海中投弃一部分货物。联邦的封锁将南部的海上贸易减少至正常情况下的将近三分之一。况且战争年代还属非常时期，因为南部缺乏工业基础，需要进口大量的物资投入战争。尽管封锁在战争初期并未显示多么重要的军事意义，但它最终对战争的胜负却起了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