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的深化 1857年-1859年·第七
作者：詹姆斯·M·麦克弗森·美国
出自————《火的考验：美国内战及重建》
出自————《战争通史》
德雷德·斯科特案件的判决
人们制定“1850年妥协案”原是希望能够在准州内平息关于蓄奴制的争吵。支持“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人们也曾抱有同样的愿望。但两个法案都未能解决准州议会在该准州获得州地位之前能否禁止蓄奴制的问题。这两个法案不但不能平息争吵，反而激起了北方人的愤怒。1857年德雷德·斯科特案件的判决又重蹈覆辙。联邦最高法院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在各准州蓄奴制的合法地位，相反却使地方主义余烬复燃。
这个案件是经过了一段很长很复杂的历程之后才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的。德雷德·斯科特是密苏里州奴隶，他的主人是一名军医。19世纪30年代，他曾被主人随军带往伊利诺伊和威斯康星准州。1846年他的主人死后，斯科特根据“密苏里妥协案”关于曾在一个自由州或准州居住的奴隶即成为自由人的规定，向其主人继承者要求自由。在密苏里州巡回法庭，他最初败诉后来又获得了胜诉，不料州最高法院于1852年推翻了巡回法庭的审判，并否决了他的自由权。同时，他的主人移居纽约。斯科特于是又到联邦巡回法庭上诉，因为宪法规定一个州的公民可以向联邦法院诉讼另一个州的公民。1854年当联邦法庭宣布维持密苏里州最高法院的原判时，斯科特要求自由的努力再次失败。于是，斯科特的律师把案子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这次上诉在1856年春引起了争论，并且在1856年-1857年间争论一直没有中止。
到这时，这一案件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斯科特的自由问题。 [ 注：斯科特最终总是会获得自由的。在联邦最高法院宣布了否定的裁决三个月后，他的主人解放了他。斯科特于一年后逝世。 ] 法院面临三个严峻问题：(1)在自由州或准州的长时间居住是否已使斯科特获得自由？(2)作为一个奴隶或黑人，斯科特是否有权以公民身份向联邦法院上诉？(3)“密苏里妥协案”关于在斯科特曾居住过的威斯康星州禁止蓄奴制的规定是否符合宪法？其中的第一个问题是争议最小的。密苏里州最高法院根据以前的判例，裁定斯科特在自由州只是一名“旅居者”，因而仍然是奴隶。对第二和第三个问题，联邦最高法院能够以简单的维持联邦巡回法庭的原判而加以回避。实际上1857年2月14日，大多数法官都决定这样做，而且塞缪尔·纳尔逊法官开始写判决书。
但是，几天后法院又重新研究并决定发布一个包括该案各个方面的全面裁定。是什么原因要改变这个意向呢？其明确答案被秘密的法庭诉讼程序掩盖了。但有些事情是清楚的。11年来——从威尔莫特附件以来——准州地区蓄奴制的合法地位一直是国内主要问题。这个问题已经瓦解了一个政党，同时又使另一个政党诞生，并围绕着在获得州地位之前准州居民是否可以排除蓄奴制问题而给第三个政党——民主党——带来了分裂的危险。多年来人们一直盼望在法律上解决这个问题。1850年的“新墨西哥和犹他州法案”和1854年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都要求这个问题要由最高法院来裁决。但是这些准州没有发生此类案件，现在从新购地路易斯安那的另一地区出现了一个案件。
1856年与1857年交接的那个冬季，华盛顿盛传，最高法院要抓住这个时机解决准州是否根除蓄奴制问题。南方人渴望全面解决，因为相信法庭会作出有利于他们的裁决。他们的自信是有充分理由的。五位法官，包括首席法官罗杰·塔尼，都是南方民主党人。四位来自北方的法官中也有两个民主党人，其中来自宾夕法尼亚的罗伯特·格里尔还是一个与南方保持着密切关系的蓄奴派。要求以“法官的政治家风度”去解决令人烦恼的准州问题，这种要求太强烈了。在来自佐治亚州的法官詹姆斯·M·韦恩的建议下，法院同意由塔尼起草一项代表多数法官意见的裁决书，否认黑人具有公民身份，并宣布“密苏里妥协案”关于北部准州禁止蓄奴的规定是违反宪法的。
五位南方法官希望能够获得至少是一个自由州的同僚的支持，以避免裁决书成为一个地方性的文件。来自田纳西州的法官约翰·卡特伦敦促即将上任的总统布坎南对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法官格里尔施加压力，让他赞成其多数同僚的意见。布坎南乐于接受这种敦促，因为他赞同蓄奴派的主张，而且他的当选主要归功于南方选民。布坎南也希望准州问题能从法律上获得解决，以防止他的政府像其前任那样被这一问题搞垮。总统对格里尔施加了影响，使他决定同南方法官们一致行动。在获悉即将宣布的裁决后，布坎南在他的就职演说中诡谲地提及这一案件：“无论他们做出怎样的裁决，我都将同所有善良的公民一样愉快地服从。”
两天以后，在3月6日，法院开庭。每位法官都写了意见，分歧很大，以致使人很难准确地知道法院究竟该怎样裁决。除了各方意见中可以达到大体一致的共同点之外，塔尼均采纳6比3的多数意见。结果他做出了如下的裁决：一、德雷德·斯科特仍然是奴隶。二、奴隶和黑人不是美国公民 [ 注：一致同意的三条意见仅仅阐明奴隶不是公民，并未提及自由黑人作为奴隶的后裔，是否也不能享有公民的权利。 ] ，因为宪法曾规定，黑人“一个世纪以来始终被认定是下等阶层，……既是如此下等，所以他们不具有一个白人所享有的必须受到尊重的那种权利”。塔尼根据这种逻辑推断，这些下等人及其后裔在1857年都不是美国公民，因此斯科特到联邦法院提出诉讼这件事本身就首先应该被否决。三、斯科特在伊利诺伊州的居住并不能使他获得自由，因为按照州与州间互相尊重对方法律的礼节，密苏里州的法律是有效的。四、他在威斯康星州的居住也不能使他获得自由，因为国会无权排除准州的蓄奴制，“密苏里妥协案”的排斥蓄奴制的条款是违宪的。
塔尼和意见一致的法官们关于准州的裁决基于这样一些原则：卡尔霍恩认为，准州是国家的共同财产，不是国会创造的；奴隶财产与其他任何财产具有同样地位和准州蓄奴主的奴隶不准被剥夺，就像不能剥夺农夫的马一样等两项原则(因此，无论是准州议会还是国会对蓄奴制的废止权力都被塔尼否定了)；第五次修正案的正式法律程序条款禁止联邦政府在没有正式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当然，废奴主义者们强调第五次修正案中的“自由”这个词，把它作为联邦政府有权废除蓄奴制的根据。但塔尼认为，财产取代了自由，这甚至也压倒了宪法第四条第三款给予国会“处理和制定关于准州的一切必要的法规和规章的权力”，共和党人认为，这项条款使国会有权禁止蓄奴制，但对多数法官来说，事情并非这样。
塔尼的裁决在梅森-狄克森分界线 [ 注：宾夕法尼亚和马里兰州的界线，后来成为区分美国南北方的标志。 ] 以南引起了广泛的赞扬。《奥古斯塔(佐治亚州)护宪者》为此欢呼说：“南方关于南方蓄奴制问题的意见……现在已成为国家的最高法律。现在在这个问题上反对南方意见就是反对宪法，也就是反对政府。”许多北方民主党人也跟着表示兴高采烈。宾夕法尼亚州一家民主党报纸把这个裁决书称做“是‘黑人共和主义’的悼词。它……使他们党所创立的全部理论都被碾得粉碎。”
但这一裁决并非人人同意，它的明显的党派偏见并不使共和党人对它尊重。来自纽约州的法官纳尔逊表示了个人的意见，他仅仅肯定了巡回法庭的判决，但拒绝对其他问题发表评论。来自俄亥俄州的法官约翰·麦克莱恩(前辉格党人，后加入共和党)和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法官本杰明·柯蒂斯(他一贯自称是辉格党人)提出异议。他们拥护“密苏里妥协案”，肯定黑人应享有公民权，并声称斯科特应得到自由。柯蒂斯的观点是对塔尼各主要论点的有力驳斥。他指出早在1787年某些州的黑人就已经成为合法的公民，根据宪法第四条第二款(“每个州的公民都将有资格获得某些州的公民所享受的优待和豁免的权利”)，他们应享有美国公民的各种权利。柯蒂斯批驳了塔尼在国会对准州权力方面的诡辩，并声称废除奴隶制既不是对财产的剥夺，也不是对正当法律程序的否认。
多数现代学者认为，柯蒂斯的不同见解要比以塔尼为首的多数人的意见能成为更完美的法典。关于对此案最新和最详细的研究证实，塔尼是一个捍卫南部权利的“狂热的党派分子”，一个“极端的地方主义者”，他厌恶北方，蔑视共和党。他对德雷德·斯科特案的裁决是企图摧毁共和党的基本原则。这种裁决是“纯粹的党派偏见，是用法律语言进行的精神论战，它不像地区间的和解方案，而更像一个最后通牒”。
这种现代评论几乎是重复了共和党当时对裁决的观点。“一个邪恶、欺诈的裁决”，“一种残暴的主张”，“故意的颠倒”，“一种经过整理加工的虚伪陈述和肤浅的诡辩”，“共和国司法史上最大罪恶”，这就是共和党人对那次裁决的一些评语。废奴主义者尤其反对不利于黑人公民权的判决。而共和党人则大力争取撤消国会对准州蓄奴制问题的权力，共和党人也惊讶地指出了这个裁决在法律上对自由州本身的影响。如果德雷德·斯科特在伊利诺伊准州的两年“旅居”不能使他获得自由，那么怎样才能阻止奴隶主携带他们的奴隶进入自由州居住两年或更长的时间？如果奴隶与其它财产没有任何区别，那么一个州怎样才能有权通过立法手段反对这种财产的所有权？亚伯拉罕·林肯警告道，塔尼的法院或许很快就将宣布一项裁决书，“宣告美国宪法不允许一个州在其境内废除奴隶制”。
反对蓄奴制的人们坚信，对德雷德·斯科特案的裁决不是正当的法律解决。《纽约独立报》宣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是对一个种族的精神谋杀，不能服从。”《芝加哥论坛报》强调指出，没有一个“自由人会遵守或听从这样一种给人民及其自由带来灾难后果的裁决”。但这种论调使共和党人不安地靠近加里森废奴主义者的文明违抗理论。民主党人不失时机地在这一点上攻击共和党。他们指出，法院的裁决就是国家法律，违抗法律就是对宪法的背叛。为反击这一谴责，共和党人抓住柯蒂斯法官的论点：塔尼关于准州奴隶制问题的裁决只是法官的附带意见——即对决议的评论，对案子没有直接影响，也不具有约束力。《纽约论坛报》指出，鉴于塔尼宣布斯科特不是公民，他的诉讼——因此也是准州蓄奴制问题——也就不宜在法院立案，任何涉及该案的意见都仅仅是法官的附带意见，“只有道义上的影响”，“就如同在华盛顿任何一家酒吧中很多聚会的人所作的评论一样”。
这个法官的附带意见在政治上给了共和党人一个天赐良机。它使他们能够不背上不守法的黑锅而拒绝承认最高法院的裁决。 [ 注：法官的附带意见即使在法学界也盛行了半个世纪之久。但当代历史学家和法官们都认为，塔尼的裁决并非仅仅是法官的附带意见，其政治的才智和法律上的正当性均应予以承认。除州议会对奴隶制问题的权力外，全部裁决都属于该案的法律问题，因而对法院来讲也是适当的。 ] 缅因州议会通过一项决议宣称，关于德雷德·斯科特案的裁决“不具备道德和法律上的约束力”。其他一些州的议会也随之通过了类似的决议。共和党利用北方人对这次裁决的敌意，决心“重建”最高法院，并做出新的判决。《芝加哥论坛报》声称：“补救的办法在于……投票箱，应当使共和党人出任下届总统，1860年将标志着像1776年那样的时代。”
德雷德·斯科特案的裁决使它的炮制者大失所望。它没有解决蓄奴制问题。它未能消除地区间的怨恨，反而使之更强烈了。它未能削弱共和党；相反，由于人们相信共和党对企图在全国范围推行奴隶制图谋的指控，共和党却因此而得到加强。由于裁决自身得不到实施，它也未能确立蓄奴制在各准州的权利。因此，南部人开始呼吁制定联邦奴隶法以保护准州的蓄奴制。最后，裁决没有解决民主党内关于人民主权何时得以实行的分歧。塔尼判定准州议会作为国会的工具，并不比国会本身拥有更多排斥蓄奴制的权利，这就与斯蒂芬·道格拉斯的人民主权观念发生了冲突。道格拉斯力求使人民主权与德雷德·斯科特案的裁决协调一致是针对重新挑起堪萨斯问题的势态的。而堪萨斯问题已迫使他采取了反布坎南政府及该党南部派系的立场。
莱康普顿宪法
正当最高法院考虑德雷德·斯科特的命运时，堪萨斯事态正逐渐出现新危机。尽管吉尔里州长已经使准州安定下来，但争夺权力的斗争仍在继续。蓄奴派在人口上明显地处于劣势。每位观察者都承认，自由州人在定居者中已经占到二比一的多数，而且每年春季的移民都远远超过预计人数。由蓄奴派控制的准州议会出于绝望，不顾一切地于1857年2月召开会议，大胆制定州宪法，并申请州的地位，而不交选民表决。议会通过法案决定将制宪会议候选代表名单的准备工作及选票的计算事宜全部交由蓄奴派官员掌握。吉尔里州长否决了该法案，但议会却不顾其否决强行通过了它。因工作繁重和生命受到恐吓而弄得精疲力竭的吉尔里于3月4日提出辞职。他曾经历了墨西哥战争和旧金山淘金热的考验，但堪萨斯问题使他太勉为其难了。
布坎南总统任命了一位坚强的小人物、密西西比人罗伯特·J·沃克接替吉尔里。尽管沃克决心秉公办事，但堪萨斯的棘手的政治问题很快也把他搞得狼狈不堪。准州官员不公正地划分选区，将多数会议代表席位给予赞成蓄奴的县。自由州移民联合抵制6月的选举，指责其全部程序是一场骗局。这使蓄奴派得以在他们缺席的情况下控制大会。然而，沃克仍坚持他们所制定的任何法律都必须交由选民表决。为此他遭到了他以前的南部朋友的谴责和威胁。在这个问题上，布坎南政府起初支持沃克，但1857年秋天发生的事件使布坎南屈从于控制其政府的南部人。
9月，在莱康普顿召开的堪萨斯制宪会议起草了一个旨在使堪萨斯成为蓄奴州的宪法。但与此同时，为准州议会而进行的新的选举将在10月举行。由于有自由州移民参加，沃克相信这将是一次公平的选举。投票结果首先显示出蓄奴派的候选人赢得了小胜。但舞弊行为很快就败露了。在一个仅有30名合法选民的地区，选票登记名单上就出现了1601个由辛辛那提市的人名地址录上抄来的姓名。沃克撤销了2800张伪选票，结果使自由土壤党在下届准州议会中占到了稳固的多数。
尽管南部人都因“调查选举结果”而辱骂沃克，但他们的指责不啻是承认在公平选举中自由土壤党占有多数——这一多数将使莱康普顿宪法在公民表决中被否决。鉴于不经公民表决，国会几乎就必然拒绝授予州的地位，莱康普顿大会的领袖们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以保全宪法并且进行公民表决。他们制定了一个新的条款，它将保护在准州内生活的每位奴隶主占有200名奴隶(及其后裔)的权利，但禁止将来再向堪萨斯输入奴隶。选民投票承认宪法时可以在这个条款(“废奴”宪法)或原订条款(“蓄奴”宪法)之间进行选择，按照原订条款，将来仍然可以带进奴隶。这是公民表决中仅有的两种选择。
共和党人谴责“莱康普顿骗局”是对人民主权的践踏。参议员斯蒂芬·道格拉斯和许多北部民主党人也提出同样的责难。他们所以认为它是骗局，其理由是：一、即使除了有关蓄奴制的条款外还包含一些有争议的条款，但它使投票人没有机会直接拒绝宪法；二、“废奴”宪法是一个花招，因为它保护准州现存的蓄奴制，不顾输入奴隶的禁令，为将来私运其他奴隶敞开了大门。
堪萨斯自由土壤党认为，制宪会议及其起草的宪法二者都是非法的，因而拒绝参加12月21日的公民表决。结果，“蓄奴宪法”以6226票(其中2720票后来被宣布为伪票)对569票轻易地获得通过。同时，自由土壤党的新的准州议会宣布将于1858年1月4日举行第二次公民表决，届时投票人可以直接否定或接受宪法。蓄奴州移民抵制了这次投票，结果有138票赞成“蓄奴”宪法，24票赞成“废奴”宪法，10226票反对整个宪法。
在1857年-1858年，莱康普顿宪法成了国会的一个中心问题。道格拉斯宣称要就此问题对政府发动一场政治战，并在参议院领导反对依据莱康普顿宪法授予堪萨斯州地位的斗争。1858年2月，30名南、北部众议员就莱康普顿宪法问题的通宵辩论中大打出手。北部各州议会都谴责那部宪法，而南部一些州议会则以脱离联邦相威胁，除非国会同意根据那个“正式通过”的文件授予堪萨斯以州的地位。一个南卡罗来纳人叫嚣说：“与其堪萨斯不能以莱康普顿宪法获得州地位，不如让[联邦]在血与火中毁灭。”布坎南在这些恫吓及其南部顾问们的威吓下，否认自己曾赞成对整个宪法进行公民表决。现在他宣称12月21日的投票是合法的，而事实上更能反映堪萨斯意愿的1月4日投票却不合法。总统就莱康普顿宪法问题呈交国会的咨文中宣称，堪萨斯“此时与佐治亚和南卡罗来纳一样是一个蓄奴州”。
布坎南把莱康普顿问题看作是对党忠诚的一次考验。在他40年的政治生涯中，包括在众议院、参议院的供职，在俄国和大不列颠做公使，以及担任国务卿，67岁的未婚总统已逐渐热爱民主党而胜过世间的一切，认为忠诚党的政策是最高美德。布坎南决定利用政府的全部赞助力量和权力，使那些动摇的民主党参议员和代表们站到莱康普顿一边。尽管道格拉斯强烈反对，参议院还是通过了莱康普顿宪法。参议院中强大的南方势力和一些倾向蓄奴派的北方民主党议员，促使参议院于3月23日通过关于堪萨斯的州地位法案。但在众议院情况就不同了。北部代表们面临着1858年的竞选，因而几乎有一半北部民主党人都与共和党人一同反对莱康普顿宪法，并在4月1日的最后表决中否决它。
这个事件的后果在堪萨斯使人们大为沮丧。政府为挽回面子，建议向选民提交一个莱康普顿宪法修正案，其中包括授予堪萨斯部分联邦土地。然而，堪萨斯人把这种授予视同“行贿”，仍在1858年8月2日的投票中以6比1之差拒绝了该宪法。当堪萨斯在1861年最后获得州地位时，它已成为联邦中共和党人最多的一个州。
对民主党来说，莱康普顿的结局是令人痛苦的。道格拉斯已与来自本党的总统分道扬镳，并且已脱离了他的大多数南部支持者。在他们看来，他现在还不如一个“黑人共和党”。这就注定了1860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分裂，在那次会上，道格拉斯理所当然地被大多数北部代表推举为总统候选人。
莱康普顿斗争也暴露了人民主权在德雷德·斯科特案判决中所反映的缺陷。尽管1858年以后，奴隶制在堪萨斯仍然具有合法地位，但实际上它已不再存在，因为自由土壤党的压倒优势已在那里创造了一种使它无法生存的环境。早在1857年6月，道格拉斯在伊利诺伊州的斯普林菲尔德的一次演讲中，曾试图将人民主权与德雷德·斯科特的裁判主张协调起来。当时他说，尽管奴隶主在准州拥有奴隶的产权是受到宪法保护的，“但如果没有地方立法和适当的治安条例去支持、保护和承认，它就只能是一种空有的、毫无价值的权利”，而这些规定和立法“必须完全靠准州人民的意志和愿望”。这个起码的道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什么争论，但在莱康普顿之争的结局中，它却成了问题，使南部人对道格拉斯进行攻击。人民主权被上下两块磨石夹在中间，上块磨石是共和党要求国会废除准州蓄奴制，而下块磨石是南部人要求制定联邦蓄奴法以保障蓄奴制。
林肯-道格拉斯的辩论
1858年6月16日，伊利诺伊州共和党大会提名亚伯拉罕·林肯为联邦参议院议员竞选人。这种行动是前所未有的，参议员素来由各州议会选举产生，从未有过在州议会选举之前由某政党提名的事例。但1858年不寻常的形势要求不寻常的行动。道格拉斯与布坎南政府的决裂促使一些东部共和党人建议，作为扩大反蓄奴制阵营的第一步，支持他连选连任参议员。但伊利诺伊州共和党人没有一个赞成的。他们曾经不畏艰难地同道格拉斯进行斗争。他们认定他并非潜在的共和党人。支持他将是党的自我毁灭。他们对林肯的提名明确表明了共和党人的主张。这使得参议员的职位问题成为伊利诺伊州议会选举中的唯一问题。由于道格拉斯不得不起而捍卫自己的政治生涯，因此一条长长的阴影投向了1860年。这也促成了美国历史上一场最著名的辩论。
林肯的受命演说为其竞选活动定下了基调。这次演说名垂青史，被称为“家不和”演讲。他的目标是使道格拉斯与共和党人之间拉开尽可能大的距离。道格拉斯虽然曾反对莱康普顿宪法，但他这样做仅仅是由于堪萨斯人在宪法问题上被拒绝进行公平投票表决。道格拉斯曾反复强调，他并不关心蓄奴制是被投票赞成还是被投票否决。林肯指出，“不关心”政策，对共和党人来说，是应受到谴责的，共和党人认为蓄奴制是社会道德和政治的败坏。共和国的创始者们始终坚持这样的立场。他们曾在西北准州以及新购地路易斯安那北部消除蓄奴制，并希望它最终能在任何地方都被废止。而道格拉斯在1854年却促使“密苏里妥协案”失效，在1857年又拥护德雷德·斯科特案的裁决。林肯援引《圣经》说：“‘家不和则不立’，我相信这个政府不能永远保持半奴隶半自由的状态……它要么是完全这一种，要么是完全那一种。”在民主党领导下，它可能变成完全蓄奴制的。但共和党人——国家创建人的真正继承人——则决心“阻止它进一步扩大，并使公众相信它最终要被消灭时而予以取缔”。
道格拉斯对于把他同狂热的蓄奴派联系在一起的挑战，不能置之不理。他在竞选演说中怒斥林肯颠倒黑白。林肯予以回击。几周内，两位竞选者相互追逐，在全州各地进行了一场长期的辩论。他们仅仅每隔数日就利用同样的讲台发表演说。最后，道格拉斯接受林肯的挑战，同意进行七次面对面的辩论。这些辩论在美国历史上被广泛传说。成千上万的农民风雨无阻地涌入设在七个不同城镇的露天会场去聆听三个小时的辩论演说。竞选达到了极其引人注目的戏剧性效果。这是大卫对歌利亚——此时这位大卫身高6.4英尺，差不多比歌利亚高出了一英尺。
道格拉斯试图把林肯划为废奴主义者，以使他处于被动，道格拉斯说，国家可能幸存于半奴隶半自由。它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做的，没有理由表明为什么它不能无限期地这样做下去。人民主权给予准州居民机会去决定要不要保持蓄奴制。道格拉斯说，如果让他们公平选择的话，所有现存的准州都一定会废除奴隶制。这将满足多数北部人的愿望，而不冒黑人共和党用其“最后消灭”的废奴主义论调造成分裂的风险。
道格拉斯说，此外共和党还要求给予黑人以平等。他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个话题，尤其是在伊利诺伊州南部的巴特纳特县。“我不相信上帝一直打算让黑鬼与白人平等，”当他的支持者们高喊赞成时，道格拉斯大声说，“他们属于下等种族，必须永远处于下等地位。”美国是一个白人的国家，“由白人创建，永远为白人和他们的后代造福，我不赞成分散白人享有的公民权”。“难道你希望勾销我们州的宪法中排斥奴隶与自由黑鬼的条款吗？”道格拉斯反问，他的支持者们则高喊：“不，不。”
难道你们愿意把这个美丽的州变为自由黑鬼的聚居地吗？(“不，不！”)以便在密苏里废除蓄奴制，就能把10万解放的奴隶送到伊利诺伊来，成为公民和选民，同你们诸位享有同样权利吗？(“不，绝不！”)如果你们希望黑鬼获得公民权，如果你们赞成他们进入这个州并同白人一起居住，如果你们愿意给予他们同你们一样的平等的选举权的话……那么你们就支持林肯先生和黑人共和党吧，他们赞成给黑鬼公民权。
这种战术使林肯处于守势。他在南部和中部各县发表的演说中驳斥了道格拉斯的指责。他说，种族差别的存在，将“永远阻止[他们]以平等的社会与政治地位生活在一起”。林肯向他的听众保证说：“我现在不，以前也从不赞成以任何方式造成白人和黑人两个种族间政治和社会上的平等(掌声)——我现在不，以前也从不赞成产生黑人选民或陪审员，准予他们担任公职，或与白人通婚。”他不同意废除“逃亡奴隶法”，禁止州际奴隶买卖，违背当地奴隶主的愿望而解放华盛顿特区的奴隶——就像道格拉斯所指责的那样。
林肯在这些问题上采取了比多数上北部共和党人更保守的态度。但是他几乎不能采用其他的方式来演讲，他希望在伊利诺伊州获胜，而这是自由州中种族意识最强的一个州。他在以往的辩论中是很雄辩的。“让我们摈弃一切关于这个人或那个人、这个种族或……那个种族低贱之类的诡辩，而在这块土地上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直至我们重新站起来宣布人人生而平等。”无论在智力方面黑人和白人有无高低之差，林肯说，“在人人自食其力的生活权利方面，他与我平等，与道格拉斯法官平等，与每一位活着的人平等(掌声)。”然而共和党并不打算干涉一些州现存的蓄奴制度，仅试图阻止它的扩张。与民主党不同的是，他们“认为这个政府是为保障自由而建立，况且奴隶制度对黑人、对白人、对土地和对国家都是十足的罪恶”。问题的关键在于奴役是否道德。如果它正确，它可以在任何地方都存在；如果它错误，那么无论是限制它还是最后根除它都是可行的。“这是正确和错误两个原则之间在全世界的永恒的斗争”。道格拉斯“看不到蓄奴制度会灭亡”。而在另一方面，共和党人“将尽可能使公众相信它最终要被消灭，在上帝认为适当的时候而被取缔”。
这些辩论虽然表明了共和党与民主党对蓄奴制态度的严重分歧，但也反映了共和党内对种族平等问题的矛盾心理，以及林肯关于现存奴隶制的“最终解放”与无限期维持的说法的内在矛盾。道格拉斯指出，共和党不可能两路得逞而勉勉强强达到自己的目标。但在1858年，对共和党来说，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去缓和反蓄奴与维护联邦的对立价值观之间的紧张关系了。
总之，在伊利诺伊州的选举中双方基本上势均力敌。拥护道格拉斯的议员候选人在该州南半部地区赢得大多数选票。而林肯的支持者在北部也获得了同样的胜利。共和党候选人总票数为125000票；道格拉斯的民主党为121000票，少数反对道格拉斯的有5000票。但道格拉斯获得了很大一部分县的选票，维护了民主党在州议会投票总数中的多数地位，从而得以提名他为联邦议员候选人。然而在其他自由州民主党遭受了挫折，他们的53位北部国会议员减少到31名。共和党在宾夕法尼亚、印第安纳和伊利诺伊州都获得了多数票，如果他们能够在这些州保持这种多数，他们就将赢得1860年的总统竞选。
大决战的前兆 1858年-1859年
南北分裂的开端
历史学家们曾认为，林肯在弗里波特与道格拉斯的辩论中以巧妙的提问断送了对方当选总统的机会。林肯问道，准州人民在获得州地位之前是否能合法地排斥奴隶制？换句话说，人民主权能够与德雷德·斯科特案的裁决协调一致吗？如果道格拉斯作否定的答复，那么他将得罪许多北部民主党选民，并有可能在参议院正在进行的辩论中失败。如果他作肯定的答复，他将得罪南部并失去他的党在1860年对他的总统提名。
这个理论上的麻烦已经使道格拉斯因反对莱康普顿宪法而得罪了南部，而且他也曾多次回答过这个问题，第一次是1857年6月在他表示赞成德雷德·斯科特案的裁决演讲中。在弗里波特他再次做了肯定的回答：尽管奴隶制在准州是有合法权利的，但准州人民可以用拒绝通过对它实施保护的治安条例之类的办法来排斥蓄奴制。林肯已料到道格拉斯会作出这样的回答，而且他对待这个问题并不像在后来的回忆中显得那么重要——其实，这一问题是要证明道格拉斯就是蓄奴派，而不是让道格拉斯得罪南部，但结果多少与林肯的目的相反。
南部许多报纸谴责道格拉斯的“弗里波特理论”，其实他们已经在莱康普顿问题上诅咒他几乎整整一年了。“弗里波特理论”最终成了一场正在日益尖锐的争论的焦点。这场争论使民主党于1860年正式分裂为南北两派。争论涉及保护准州蓄奴制的联邦奴隶法问题。南部人主张，倘若准州议会拒绝制定保护奴隶制的治安条例，那么必须由国会来制定它。1859年2月，来自密西西比州的参议员艾伯特·G·布朗在参议院宣称，如果不制定联邦奴隶法，他将敦促他的州脱离联邦。这就引发了一场充满仇恨的南北两派争论，布朗的同事杰斐逊·戴维斯等人与道格拉斯发生了很激烈的冲突。
布坎南政府再次试图吞并古巴，从而也加剧了南北间的紧张关系。总统的意图是双重的。他是个狂热的扩张主义者，吞并古巴是其对外政策的中心。同时，希望通过古巴问题治愈民主党南北分裂的创伤。多数北部民主党人相信领土扩张命定说。无论他们对堪萨斯奴隶制持什么态度，大多数人欢迎古巴成为蓄奴州。这个问题可以促使北部民主党人和南部民主党人重新团结。道格拉斯赞成如此吞并之。美国驻马德里公使愚蠢地企图收买西班牙各派力量以争取他们支持拍卖古巴。在华盛顿，南部参议员提出了一项支付3000万美元购买古巴的议案。共和党人谴责对古巴的出价是扩张蓄奴制的无耻阴谋。他们以拖延办法阻止拨款，直至1859年3月4日该届国会任期届满。
同时，南部参议员否决一项准许每个移民获得160英亩宅地的议案。该议案已于1859年2月在众议院得到几乎全部共和党人和三分之二的北部民主党人支持被通过。但南部人反对，认为这是使新英格兰农民大量移居西部的诡计。明尼苏达和俄勒冈刚刚被联邦正式接受为州，堪萨斯不久也将成为一个正式的自由州，南部人敏锐地感到在国会和选举团中，北部人正在增长为多数。于是，南部参议员及其少数北部同伴在1858年-1859年这一短暂的会期中阻止了宅地法。北部支持的宅地法和南部支持的古巴议案，都因对方的反对而未能通过，为南北两地区在1860年带来一个新的问题。
关于奴隶买卖的论战
重新开展非洲奴隶买卖的活动，在引起南北分裂日益增多的问题中又增添了一个新的问题。这种买卖活动开始于19世纪50年代初，到1859年已发展到引人注目的规模。多数南方人反对恢复这种买卖。但很多重要人物却赞同废除1807年禁止输入奴隶法案。杰斐逊·戴维斯指责该法案违宪，是对南部的侮辱。南卡罗来纳州州长要求恢复奴隶买卖。三分之二的南部国会议员投票反对国会关于谴责煽动重新开展奴隶买卖的决议。1859年，南部商务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赞同废除反输入法。南部一家主要商业期刊的编辑J·B·D·德鲍担任了“非洲劳力供应协会”主席，该协会成立于1859年，专门从事抵制反输入法的活动。
这场运动的起因有三条。第一是19世纪50年代迅速上涨的奴隶价格。在1849年-1859年间，一个壮年男性农奴的平均价格从1000美元涨到了1700美元。这不仅使富裕的种植园主大量耗费金钱，也使普通农民漫天要价而不能成交。在非奴隶占有者对种植制度的忠诚日益使人关注的时候，通过进口来扩大奴隶数量以降低奴隶价格的想法也是颇有吸引力的。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写道：“我们的真正目的是尽可能增加奴隶人数，这样就可以确保全体居民自身利益的动力，以争取他们的支持。”
其次是心理因素。许多南部人认为，非洲奴隶买卖是不道德的。蓄奴派极端分子担心，这种情绪可能只是达到这种想法的第一步，那就是确信国内奴隶买卖乃至奴隶制本身都是错误的。威廉·L·扬西问道：“如果在弗吉尼亚购买奴隶并把他们带到新奥尔良是正当的，为什么从非洲把他们买来再带到那里就不正当呢？”得克萨斯州的一位编辑坦率地告诉他的读者：“如果你们承认蓄奴制，就必须赞成奴隶买卖，因为它们是一码事。那些不赞成我们的人，必定是反对我们的。那些否定蓄奴制和奴隶买卖的人就是南部的敌人。”
第三，恢复奴隶买卖的活动成为南部民族主义的武器。某位脾气暴躁的人说，南部应该以“主动的进攻”取代其一贯的防御立场。煽动奴隶买卖是最好的手段，因为它能造成对“北方人的怨恨和对他们的观点的蔑视”。两位著名的脾气暴躁的奴隶贸易鼓吹者——弗吉尼亚州的扬西和埃德蒙·拉芬，在1858年创建了“南方人联合会”，以“激发南部人的热情，指导南部人的思想……在适当的时刻，我们将采取有组织的一致行动，使亚拉巴马州爆发一场革命”。
尽管它激发了南部人的热情，但恢复非洲奴隶买卖运动并未取得具体成果。1858年，路易斯安那州众议院批准输入非洲“学徒”(为奴隶制起的合法化名词)，但州参议院未通过。其他州立法机关均未在这方面采取行动。
但19世纪50年代后期，向美国非法贩运奴隶的现象已经增多了。最臭名昭著的是纵帆船“漫游”号事件。这艘纵帆船的船主查尔斯·A·L·拉马尔是一个著名的南部家族后裔。1858年，“漫游”号从非洲运载600名奴隶，避开英国人的巡逻队，终于使300名幸存的非洲人在佐治亚州登陆。联邦官员扣留了船员。尽管铁证如山，萨凡纳陪审团还是宣布他们无罪。拉马尔甚至被允许从官方的拍卖中以4000美元赎回他的船！大约与此同时，查尔斯顿陪审团也宣判了另一起违法贸易船的船员无罪。这些行为激起了北部人的义愤；反过来，这种义愤又被指责为新英格兰人的虚伪。密西西比州一家报纸责问：“难道一个新英格兰人在北部违犯逃亡奴隶法与一个南部人在南部违犯反奴隶买卖法有什么区别吗？”
无论有什么区别，关于买卖奴隶的争论看来印证了威廉·H·西沃德的论断。西沃德在1858年一次演说中曾描述说，在奴隶制与自由之间存在着“不可约束的冲突”。1857年，几星期内先后出版的两部书——乔治·菲茨休的《食人生番》或称《没有主人的奴隶》和欣顿·罗恩·赫尔珀的《迫在眉睫的南部危机》，使这一冲突进一步深化。
南北争辩
菲茨休是弗吉尼亚州海湾地区的一位绅士，他撰写了许多关于“自由社会的破产”的文章。1854年，他把这些文章汇集成册，题名《南部社会学》。随后他又于1857年出版了《食人生番》。菲茨休说，资本主义是一场个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是社会同类相残的一种形式。另一方面，奴隶制是一种保障雇主在工人中拥有世袭利益的古老制度。“当一个人遭到贫困、灾祸、衰老、病弱的袭击时，奴隶制对他来讲是多么可贵啊。”北部的全部问题出在他们相信人人生而平等之类的虚伪学说。菲茨休断言：“人并非生来就有资格享受平等权利。这种说法太近乎真理了。认为一些人生下来就驮着马鞍子，另一些人生来就骑在他们的背上，用靴子踢赶他们；而这种骑马法对双方都是好事，……奴隶制对于劳动者来讲，无论白人或者黑人，都是一种自然而又正常的现象。……我们奴隶主断言，你们必须依赖家庭奴隶制，它是一种最古老、最优越、最普通的社会主义形式”。
其他蓄奴派分子也附和菲茨休的论点。南卡罗来纳州前州长乔治·麦克达菲声称，“地球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劳动人口有资格享受自由或有享受自由的能力。”佐治亚州一家报纸惊呼：“自由社会！这个名字令人作呕。那只不过是油污的机修工、污秽的操作工、吝啬的农夫和神经错乱的理论家拼凑起来的混合体，……还不如南部绅士的一群奴隶所组成的社会。”几年后，一些在谢尔曼将军麾下服役的“吝啬的农夫”和“油污的机修工”在行军经过佐治亚和南卡罗来纳州的时候，将会想起这番话。
1857年经济危机对南部影响较小，这使南部人得以炫耀其体制的优越性。当萧条时期大批北部商业破产、银行倒闭、工厂停工的时候，棉花价格却保持稳定，棉花产量创造了新纪录。这导致参议员詹姆斯·哈蒙德1858年4月在参议院发表他关于“棉花大王”的著名演说。南部人是“地球上最幸运的人已确定无疑”。哈蒙德告诉北方，大恐慌期间只有不断出口棉花，才能“从毁灭中拯救你们”。这是奴隶制优越性的有力证明。就这些问题，哈蒙德进一步说道：
你们的整个雇工阶层，正如你们所称的体力劳动者和“操作工”阶层，实质上就是奴隶。……在整个社会体制中，必须有一个阶级担负奴仆的职能，从事生活中单调乏味的工作，……这个阶级构成社会的底层。……南方是幸运的，它找到了一个适用于那种目的的种族。……我们为此而使用他们，称他们为奴隶。……但你们使用的却是白人。
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想像这样的演讲给共和党人制造了政治资本。一些著名的共和党人出身低下：纳撒尼尔·班克斯最初是一家纺织厂的筒子工；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亨利·威尔逊的父亲是个体力劳动者，威尔逊本人也曾是一名制鞋工人；撒迪厄斯·史蒂文斯和霍勒斯·格里利二人的父亲都是靠种地勉强维持生计的小农；亚伯拉罕·林肯的双亲都是未受过教育的拓荒者。这些人都是自由社会中地位升迁的活生生的例子。如果南部人认为是这样的人构成了社会底层，那只能进一步证实共和党人对南部的看法。 [ 注：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些著名的南部领导人也是早期从微贱中奋斗过来的——包括参议员哈蒙德。 ] 林肯同道格拉斯辩论时，听众中的共和党人就举着写有这样口号的旗帜：“吝啬的农夫、社会底层、油污的机修工，赞成亚伯拉罕·林肯”。
欣顿·罗恩·赫尔珀与乔治·菲茨休截然相反。赫尔珀生长在北卡罗来纳州西部的一个小农地区。他在1857年出版的《迫在眉睫的南部危机》一书论述奴隶制对南部经济的影响。赫尔珀援引1850年精选的统计资料，描述了当北部大踏步向前迈进时南部在落后中的萧条景象。他的论述将普遍有文化并过着较舒适生活的北部工人、农民与贫困无知的南部穷白人做了对比。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奴隶制乃是南部一切耻辱，贫穷、无知、暴虐和愚昧的根源。”奴隶制独占了最好的土地，把所有劳动都贬为奴役劳动。使学校拒绝接受工人，使所有人都陷入贫困而只是“鞭子老爷”例外。这些“鞭子老爷”不仅是黑人的绝对主人，也是所有非奴隶主白人的绝对主人。非奴隶主白人的自由仅徒有其名，他们被人故意地、残忍地弄得长期处于极度无知和卑微的地位”。赫尔珀虽然要求废除蓄奴制，但并未对奴隶寄予同情。他主张用船把他们送回非洲去。他的书是为非奴隶主白人而写的。他激励他们起来建立州共和党组织，并用自己的选举权推翻种植园主的统治，解放南部。
然而，非奴隶主很少读到他的书。没有一个南部出版商愿意出版《迫在眉睫的南部危机》。赫尔珀只好移居北部并在纽约出版了它。1857年夏季这本书一问世，立即引起了共和党人的关注。霍勒斯·格里利的《纽约论坛报》破例为它发表了整整8栏的评论。共和党领袖们筹款印刷并发行了这部书的节选本作为运动文件。这激怒了南部人，尤其是共和党人在节选本中增加的醒目标题：“革命——可能的话，和平进行；必要的话，采用暴力”。奴隶主们谴责《迫在眉睫的南部危机》是“纵火犯、造反者、国家和平与安宁的敌人”。一些州宣布发行或收藏这本书为犯罪。
赫尔珀的这部书导致国会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僵局。在1859年12月的众院里，共和党人占有优势但未达到多数。他们提名俄亥俄州的约翰·谢尔曼为议长·谢尔曼在奴隶制问题上虽然是个温和派，但仍与其他67名共和党国会议员一起对赫尔珀的书表示了支持(他并未读过这本书)。谢尔曼要赢得议长职位，还需要一些边境州的美国人党议员的支持。一位密苏里州代表提出了一项议案，认为凡是支持《迫在眉睫的南部危机》的人不“适于任众院议长职位”，从而阻止了边境州的人投票选举谢尔曼。众院多次投票都未能选出议长。争执延续了8个星期，南北双方议员火气越来越大，相互辱骂，甚至携带武器来参加会议。一位观察家报道说：“唯一不带一支左轮手枪和匕首的人就是那些带着两把左轮枪的人。”众院议员席上爆发枪战看来已有现实可能性。直到谢尔曼退出并有足够的边境州美国人党议员同共和党人一起投票赞成新泽西州的中立派威廉·彭宁顿做议长时，僵局才在第44次投票中打破。
约翰·布朗对哈珀斯渡口的袭击事件加剧了华盛顿的紧张势态。这一事件发生在国会开会之前不到两个月。这一暴力事件使10多年来不断加剧的南北紧张局势达到了顶点。它在1860年总统选举前一年还促动了一系列不祥的政治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