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边站·第五

作者：艾伦·帕麦尔·英国

出自————《俾斯麦传》

出自————《战争通史》

　　 俾斯麦是在俄国历史处于极端紧要的时刻来到圣彼得堡的。克里米亚战争 [ 译者注：十九世纪中叶，土耳其成为欧洲列强分割的对象。俄国力图击败土耳其，控制黑海海峡，插足巴尔干半岛，与英法存在严重矛盾。1853年6月，俄国出兵占领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10月土耳其对俄宣战。11月，俄国袭击锡诺普港的土耳其舰队，引起英法干涉。1854年3月英法对俄宣战。同年秋，英、法、土联军在克里米亚登陆。次年2月撒丁参战。9月英、法、撒、土联军攻陷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俄国战败。1856年3月签订了巴黎和约。 ] 的失败使得俄国统治阶层终于认识到必须实行大刀阔斧的内部改革。这年春天，专门的委员会探讨了解放俄国农奴的途径；教育事业和市政管理的改革计划也在酝酿之中。在太平洋沿岸建立新的定居点，表明俄国人日益帝国主义化并认识到亚洲是一个新的力量积聚地。在这样一个改弦易辙的时期，他们是十分欢迎普鲁士派来一位明智、迷人和耿直的公使的。沙皇及其首相哥尔查科夫对俾斯麦十分热情。他写给家里的信公开承认，不久他就成了彼得堡沙龙里的宠儿。当那些名门望族在盛夏季节到南方去旅行的时候，俾斯麦也同他们一样前往南方。在德意志邦联议会任职八年以后，他受到人们的器重。他在信中告诉约翰娜，“所有的官方关系……都由荆棘变成了玫瑰花。”他在信中很少提到此时俄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就这一点来说，他的知识一直是肤浅的。他的评论，例如他对一些社会习俗如禁止在大街上抽烟等表示不满，都是些门外汉的话。慢长的冰冷多雪的冬天——每当他想到此时在德国已是春暖花开——使他感到愁闷；他抱怨说，他“生活在一座永远也摸不清的辽阔的城市里”。不过，要是说圣彼得堡使他恼火的话，那末莫斯科却使他感到兴奋，就象七年前的布达佩斯那样。“从上面看，莫斯科犹如一块种子田，”他对约翰娜说，“方圆都是绿顶房屋、花园、教堂、奇形怪状的塔楼，颜色多半是绿的、红的或浅蓝的，顶上常常是一个巨大的金黄色球顶，一个教堂上往往有五个或更多的金项，肯定有一千座塔楼！……一切斜映在夕照中。”他尽管保持着外交官的尊严，但在内心仍是一个善于观察和享受的旅行家。

　　 他并不长久地呆在莫斯科。这一年夏天，他经常到圣彼得堡周围的地区去远足，参观沙皇的这一座或那一座宫殿。“彼得堡的波茨坦”——他这样称皇村 [ 译者注：现名普希金村。 ] ——的战争气氛甚至也感染了俾斯麦；他在皇家检阅台上站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身旁，检阅一支四万人的队伍。他向约翰娜说：“昨天我的脑袋里塞满了战争与和平、吉尔吉斯人、哥萨克人、鞑靼人、女大公和传令兵之类的东西，睡了一大觉以后今天才清醒过来。那天夜里，”他又说，“我梦见了高腿的床架变短涂白了！”他很生气。过去普鲁士派驻沙皇朝廷的使节都具有将军衔。尽管摄政王答应把他晋升到上尉“或者甚至少校”，可是他在这样一个上流社会里却不得不以小小的后备军少尉的身份出现。

　　 这种事情使他十分苦恼。在这个环境里，一个外交官的军事经历是吃得开的，而他在这方面却并不怎么样。他的家书表明，他在阅兵式上显得无足轻重以及他还未掌握使馆人员，这都使他感到非常焦虑不安。他的下属并不买他的帐。“我的新上司是一个不关心别人的人，只知追求权力，沉湎于装腔作势，想出风头，装作无所不知，尽管并未见过；声称无所不晓，尽管有许多东西并不知晓，”使馆二等秘书库特·冯·施勒策在初夏写道，并且遗憾地补充道：“在法兰克福，他看惯了那些见到他就发抖的年轻随员。”毫无疑义，曾在圣彼得堡一个不那么严厉的上司手下工作过两年的施勒策，感到难于使自己的生活作风去适应一位政治外交家的要求，此人宁可自己去搞政治，而不愿执行别人的决定。施勒策并不是使馆中对精力充沛、渴望行动的俾斯麦感到大惑不解的唯一馆员。“一个多么精明强干的汉子！”施勒策在和他相识十二个月以后不得不怀着敬佩的心情这样写道。“他究竟想要达到什么目的？”

　　 俾斯麦在动荡的这一年一再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但找不到明确的答案。他是在一场危机席卷整个西欧的时刻前往俄国的。1859年5月初，在卡富尔 [ 译者注：卡富尔(1810―1861)，曾任撒丁王国首相(1852―1859，1860―1861)、意大利王国首相(1861)，意大利自由贵族和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党领袖，力图在撒丁王国领导下，通过王朝战争和对外战争实现意大利的统一。 ] 和皮蒙特政府的挑战下，奥地利军队越过提契诺河慢慢地向都灵推进。一星期后，拿破仑三世应卡富尔之请求，率领一支新的大军前往意大利北部。普鲁士摄政王同情奥地利人；人们谈到由德意志邦联进行武装干涉来结束战争。俾斯麦抱有不同的想法。他敦促冯·施莱尼茨外交大臣利用这一局势，“要么改变我们同邦联的关系，要么保证我们退出邦联”。5月5日，他就已想要提出一种更加大胆的政策。他在写给摄政王侍从副官长的一封私人信件中阐明了这一政策。“目前的形势又一次给我们提供了大好机会，只要我们让奥地利同法国打得不可开交，然后把我们的全部军队开往南方，把界桩装在背包里带走，要么在博登湖畔，要么在新教信仰不占优势的地方把界桩重新插上。”

　　 但是，如同他哥哥在五年前那样，威廉在1859年也并不准备采取这种政策。6月，奥地利在马让塔败北之后，摄政王下令动员六个军团，以便对莱茵河畔被削弱的法国施加压力。俾斯麦怒火中烧，无论在沙皇或哥尔查科夫面前都不隐藏自己的激怒。柏林的摄政王获悉俾斯麦的意见，十分生气。有片刻之久，他曾认真考虑召回俾斯麦，解除他的外交职务。

　　 两个事件挽救了俾斯麦，使他免遭严重处分：拿破仑三世和弗朗茨·约瑟夫在维拉法朗加签订停战协定，战争扩大的危险消失了；俾斯麦得了重病。1858年冬和1859年春以来，他的健康状况一直良好。他的不知休息和他的过大的食欲都未能损害他的体质。但正当他还在等待摄政王批准派他去圣彼得堡的任命时，他的左腿开始患风湿痛，而旅途劳累和新职位的应酬活动使他那衰弱的神经彻底完蛋了。从莫斯科归来后。他告诉约翰娜说他腰疼，但同他在许多信中经常表明的那样，他对他妹妹更加诚实。6月29日他写信给妹妹说：“自1月到柏林以来，我就从未完全康复过。而生气、气候和伤风感冒使原来无足轻重的关节痛风病在大约十天前达到如此严重，使我疼得喘不过气来……风湿，胃，神经疼已影响到肝区……最后我——在我几乎病得半死以后——使医生相信，我的神经由于八年不间断的生气和经常激动而受到损害，再抽血就会使我有可能得伤寒或癫狂症。八天前是最糟糕的，但我的良好体质迅速帮助了自己，自从人们给我开了适量的香槟以后……不要把这些病情告诉约翰娜……”

　　 他的实际病情甚至比他向玛尔维妮承认的还要严重得多。他的全部神经系统都有毛病，左腿有一段时间瘫痪。7月他去柏林就医，因为他的病由于在圣彼得堡被推荐的一名德国庸医的延误而恶化了，截肢似乎势在必行。但是他在柏林得到正确的医治，接着又在威斯巴登休养了一段时期，这条腿得救了，因此他在秋天又能到华沙去参加摄政王和沙皇的会见。10月22日在一次地形复杂的猎兔活动中，他骑了三个小时的马。这一切对他的健康“甚有好处”，他在给约翰娜的一封快信中写道。但他想错了。十天后，他踏上返回圣彼得堡的漫长征途，到了11月8日那一天，他就在霍恩多夫精疲力尽地倒下了。他呼吸困难，医生诊断为肺炎。“有几天，”后来他写道，他病得这样厉害，感到“还不如死了好”。到圣诞节时他还在怀疑自己会不会痊愈到能够继续奔向自己的锦绣前程。但到了新的一年，他的政治本能又苏醒了，当2月末传闻摄政王正在物色一位新的外交大臣的时候，俾斯麦断定自己已完全恢复健康，便匆忙赶回柏林去了。

　　 在过去的十八个月里，柏林政治气候的变化不太显著。以卡富尔为首的皮蒙特自由派所取得的日益增长的成就促使德国北部一个特殊的自由主义民族运动——民族联合会的形成。联合会把温和派和民主派联合在一起，以便建立一个在霍亨索伦家族领导下的立宪的统一的德意志国家。俾斯麦对民族联合会的成长壮大很表关切，原因之一是他在数月之前曾得到该会创始人之一的私下保证：这个运动“将感到十分高兴，如果您被任命为外交大臣”。1860年3月底，他在柏林对民族联合会的领导人作了礼节性拜访。一个政治观察家尖刻地评论道：“俾斯麦对每个愿意听的人都说，他被误解了，甚至受到了诽谤，只要听了他的观点，就可以知道他在内心里是个带有自由派观点的人。”这是一种奇怪的情况。俾斯麦甚至还去访问邦议会，亲耳听到他的老对头芬克赞扬他是主张普鲁士摆脱对奥地利依附的最坚定分子。难怪人们开始谈论芬克―俾斯麦联合内阁了。

　　 当然，摄政王是不会听到这点的，他还一直不信任他的驻俄大使，虽然他愿意征求他的意见。4月初，摄政王两次接见俾斯麦。这两次谈话内容一直不为人所知，因为谈话的要点由于后来的粉饰而受到歪曲。象这类事在俾斯麦的生涯中是经常发生的。看来俾斯麦说明了他关于改组德意志邦联的计划并建议召开德意志各邦的一次议会会议。他也在给施莱尼茨的一个备忘录中阐明了这个想法。但是，威廉觉得这些主张过于激进，并且俾斯麦对外交政策的看法也并不使他更放心一些。虽然俾斯麦还不至于建议同拿破仑三世取得谅解，但他却鼓吹俄普合作，使柏林对维也纳显示真正的独立。这些观点也许会使芬克和民族联合会感到满意，却使威廉感到不安。外交大臣一再向他阐明，亚历山大二世和拿破仑三世沆瀣一气，莱茵河畔的普鲁士领土受到新波拿巴主义侵略浪潮的威胁。威廉从未忘记过1812―1814年的情绪，他对“拿破仑”和“莱茵兰”这两个词的反应，好像他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年轻军官似的。他在4月第二周决定宁可使施莱尼茨留任，而不愿冒修改外交政策的风险。可是，天晓得，对俾斯麦怎么办呢？能够信赖他呆在圣彼得堡吗？是否应派他去伦敦呢？在那儿，帕麦斯顿 [ 译者注：帕麦斯顿(1784―1865)，英国自由党政治家，两度出任外交大臣和内阁首相。 ] 对法国人不抱很大幻想。威廉犹豫了一个月，最后决定一如既往，不作任何更动。6月5日，俾斯麦在分别十一个月以后又在圣彼得堡英国码头租赁的那幢房子里同家人团聚了。

　　 下一年的绝大部分时间俾斯麦是在英国码头平静地度过的。这位大使很快就发现，他已失去了自己过去在宫廷中的优越地位。从前他作为有影响的人物受到奉迎，如今人们知道他的政策遭到柏林拒绝。在德国国内，民族联合会感到失望，因为俾斯麦上台的企图失败了，于是开始在报纸上攻击他。与此同时，他由于自己所谓同情拿破仑和卡富尔 [ 译者注：此处德译文为Davour，恐为Cavour之误，故译卡富尔。 ] 而不为他的保守派老同事所喜欢。他那个时候的信件中有一大部分用来纠正这种印象，俾斯麦说拿破仑是不可靠的，因为人们根本无法预言他对某种情况会作出什么反应。俾斯麦观察得很中肯：“他的主要才能就是把自己蒙在一片烟雾之中，不让人知道他在何处出现或他是否真会出现；也许他出现时也是在烟雾缭绕之中，然后慢慢地飞往地狱的边境。”他认为没有什么理由可以为加里波第 [ 译者注：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军事家。 ] 向那不勒斯进军——这一革命行动使亚历山大二世感到震惊——辩护，尽管如此，他反对俄国提出的在都灵通过外交途径提出联合抗议的建议。“虽然这也许是错误的，”俾斯麦写道，“但我确信，在南部，在法奥两国之间出现一个强大的意大利国家，对普鲁士是有利的。”他甚至还确信，要是没有卡富尔，普鲁士也该建立这样一个王国了。

　　 当俾斯麦重新埋头于他在俄国京城的例行公事的时候，这类政治宏图的构想变得越来越少了。企图恢复过去在柏林影响的努力的失败，使他的幻想破灭了。他感到烦闷和失望，甚至不想在彼得堡上流社会中起领导作用。当时在彼得堡当随员的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施泰因的回忆录中有一张1861年1月俾斯麦的有趣的像。霍尔施泰因以前曾两次见过俾斯麦并对他表示钦佩，可是如今却对他所受到的“冷冰冰的接待”感到失望。

　　 霍尔施泰因写道：“那时俾斯麦四十五岁，有点秃顶，浅色头发略现灰白，不很胖；肤色苍白。从不喜形于色，即使是在叙述趣味逸事时——这也只是在特别愉快的集会时才偶一为之——也是如此。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忿忿不满的人，部分是一个疑病患者，部分是一个不太甘心于作普鲁士代表在彼得堡过平静生活的人。……使俾斯麦一再受影响的忧闷情绪，既来自体力上的劳累，也来自精神＼上的紧张。我还几乎从未见过一个这样郁郁寡欢的人……只是在取笑旁人时才会莞尔而笑。”

　　 霍尔施泰因写下这些回忆是在1883年1月，那时他同首相的关系已不很好。固然您会认为这是出于回忆者的记恨本性，然而俾斯麦在书信中所描绘的霍尔施泰因的肖像并不是一幅爱记仇的漫画。

　　 在霍尔施泰因到达彼得堡十星期后，俾斯麦向妹妹倾诉衷情：“再说我已熟悉了此地的生活……不要求改变我的处境……由于种种原因，我当大臣的志向正在消失，这些原因不便写成文字告诉你；在巴黎或伦敦，我不会比在这里生活得更舒适，也不会有更多的发言权，……我回避每天去参加对国王的差使毫无用处的盛大社交活动，因为我上床晚了就睡不着。参加社交活动的人十一点以前是不会露面的，大多数人在十二点以后来，两点左右再去参加第二个多半有夜宴的社交晚会。这我忍受不了，也许永远不会再忍受得了。我并不难过，因为这里晚会的单调乏味甚于任何其他地方，我们同真正的俄国人的生活极少有共同之处。约翰娜经常外出。对所有询问我健康状况的人都给予毫不厌烦的回答，这是些毫无结果的谈话的多余废料。信使象是不再到来，我已有数月没有收到部里送来的急件了，邮寄来的都是枯燥乏味的东西。”

　　 俾斯麦在1861年夏天肯定不是夺权斗争中的重要候选人。十字报集团中他过去的同僚大部分都支持埃德温·冯·曼陀菲尔将军。他是已故首相的堂弟，1848―1849年时本人也属于宫廷党。曼陀菲尔是专制政体的坚定支持者，具有无可指摘的保守派观点的人，这时己成为摄政王的首席军事顾问，成了“军事内阁的领导人”。

　　 俾斯麦有时为了长远利益而修正自己的原则，而这位将军却蔑视任何妥协。他坚信不疑地等待着君主对他军队召唤的时刻，并将保证国王对世界的绝对统治。假如曼陀菲尔再多具备一点政治头脑，他就有可能成为普鲁士的第一名军人政治家，而俾斯麦除中断他那已失败的外交生涯外就别无其他出路了。但是曼陀菲尔所树的敌人多于自己的朋友。任何高级军官都不会乐意让自己的前程取决于国王的秘密军事顾问，而且此人所喜爱的英雄首先是伊巴密浓达 [ 译者注：伊巴密浓达(约公元前420―362)，古希腊底比斯城邦统帅。公元前371年击败斯巴达军。次年率军侵入伯罗奔尼撒，再予斯巴达以重创，从而树立了底比斯在希腊的霸权。后在曼提尼亚战役中阵亡。 ] 和华伦斯坦 [ 译者注：华伦斯坦(1583―1634)，三十年战争时期的统帅，1618―1650年1632―1634年任德意志帝国军队的指挥官。 ] ，他们都是遥远的古人。传统上军官团是以陆军大臣马首是瞻的，从1859年底起担任陆军大臣的是俾斯麦的朋友罗恩。虽然罗恩和曼陀菲尔共事达十八个月之久，但在1861年夏天他开始怀疑起他的政治才能，不相信他有抱负。罗恩再次赞成让俾斯麦当首相——不管保守派眼中的俾斯麦的错误是什么，他至少已受到足够的教训，不会把普鲁士推到一场内战中去。

　　 腓特烈·威廉四世于1861年初去世，他留下了一个早就不重视他的精神的德国。摄政王向普鲁士各地宣告登基，成为国王威廉一世。秋天他要到柯尼斯堡去加冕，可是应当以何种方式举行加冕礼呢？尽管前几年宪法作了修改，但威廉在6月仍宣告，他希望作“效忠宣誓”，即帝国所有等级都应把他视为他们的封主而向他宣誓效忠。比较进步的大臣们把这一逆时代潮流的古怪想法看作企图恢复王权神授的旧观念，威胁要辞职。罗恩当然并不打算放弃自己的职位，让曼陀菲尔扩大其势力范围。他想先同夏天将到柏林度假的俾斯麦商量。但等到俾斯麦从彼得堡回国以后，威廉国王又改变了想法，这样，所谓的危机就克服了。象俾斯麦这样一个活跃的政治“人物”呆在京城是会使人感到不舒服的，于是就让他草拟一份关于德意志问题的备忘录。这份文件于7月底在巴登巴登呈交国王，两个月后经过修改送交给保守派领导人。

　　 俾斯麦早在两年前就曾起草过一份关于德意志人民代表机构的计划，所谓“巴登巴登备忘录”是该计划的扩充。现在他这样论证说，普鲁士应全力以赴，利用德意志人民日益增长的爱国主义情绪促进“德意志人民要求一个国民议会”的愿望。俾斯麦本人主张成立一个关税同盟议会，议员由关税同盟成员国议会选出；这样从一开始就可以把奥地利的代表排除在外。国王又一次彻底考虑了这个问题，并没有对俾斯麦的建议发生好感。他已经同拒绝增强现有兵力的普鲁士邦议会发生冲突。因此，他认为在德国提倡议会式人民代表机构是根本不可取的。10月国王动身去柯尼斯堡举行加冕。俾斯麦参加了这个仪式。在他们的谈话中，国王只字不提巴登巴登备忘录。11月1日，俾斯麦返回彼得堡，至少从表面上看是一事无成的。俄国宫廷对他的看法又发生了变化。俄国驻柏林公使馆向哥尔查科夫通报说，俾斯麦是“未来的大人物”。俾斯麦在圣彼得堡的影响立即上升。在外交官中，他获得一种特殊地位，就象他刚来的那几个星期一样，人们对他十分器重。哥尔查科夫同他在打开了的中欧地图前面进行无休止的交谈。另一方面，俾斯麦向玛尔维妮抱怨人们期待他进行许多礼节性拜访，而他认为这类拜访是极大的时间浪费。他不断地注视着来自柏林的报纸消息。报上有消息说，国王终于摆脱了新纪元的温和派。在举行加冕典礼的前夕，威廉一世让直到不久前担任驻英公使、更加保守的伯恩斯托尔夫伯爵接替施莱尼茨。伯恩斯托尔夫看来不会把俾斯麦长久地“打入冷宫”。可是在1862年1月的第三周，俾斯麦还试图骗他妹妹，“目前的职务调动引不起我的兴趣”。他还有点自我怜悯地说，“三年前我还可以当一个有用的大臣，现在我一想起这点，觉得自己好象是一个跃跃欲试的有病的马术家。”他也承认，他很愿离开彼得堡，“我会既不悲伤又不快乐地去往巴黎或伦敦……”；可是，“如果要我离开这里，那末我喜欢很快就听到这个消息。”他的这个愿望实现了。3月中旬，一封电报召他回国，但没有透露他今后的任用。他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在彼得堡向他的继任人移交工作，一直到5月10日才回到柏林。他对国王的意图仍然捉摸不透，若不是他可以确有把握得到罗恩的支持，他就会觉得自己的前程岌岌可危了。

　　 这种悬而不决的情况是事出有因的。1862年春，普鲁士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宪法危机。自由派一年多以来一直拒绝批准实行军事改革的拨款。他们首先担心，把市民保卫队并入常备军的计划会增强军事独裁的力量，进一步限制议会本已微小的影响。在俾斯麦到达柏林一周前，一次进行得很艰苦的选举使各自由主义团体在议会中取得了三分之二的多数，保守派遭到了惨败。四年前还欢迎“新纪元”的国王对自由派完全失望了。埃德温·冯·曼陀菲尔认为军事政变的时机已经到来，甚至甘冒内战的风险。但威廉一世犹豫不决，因为他反对把普鲁士日益增长的实力浪费在无意义的国内斗争上。在他的心目中，军队是普鲁士王国的主要支柱，应独立地置身于一切国内政治问题之外。他仔细听取曼陀菲尔谈到他的军官责任感的恳切言词，并询问自己的军人良心。他难于找到明确的答案，只有一点他是完全肯定的：他决不会委派曼陀非尔主持政府事务。

　　 罗恩同国王一样对曼陀菲尔抱有疑虑。作为可供选择的办法，他建议成立一个以俾斯麦为首的内阁，而威廉在5月的第三周好象认真考虑过这样一种可能性。但是对内政并不很感兴趣的俾斯麦自己却不很积极。在彼得堡的时候，施勒策经常同霍尔施泰因一起嘲笑他们的上司直至深夜还坐在写字桌旁看着打开的地图，“考虑改变欧洲面貌”。只因国王要物色一名能同自由派周旋的人物，就要俾斯麦接受任命那是不可能的事。俾斯麦在5月21日给约翰娜的信中写道：他的追随者都知道，只有让他自由支配外交政策时，他才准备组织政府。但这个办法在国王看来，类似曼陀菲尔用铁的手腕建立国内秩序的建议，具有同样的危险性。最后，财政大臣奥古斯特·冯·海特使国王和罗恩确信，自由派议员这次比他们的前任更愿意妥协。人们普遍认为，此时任命俾斯麦为内阁首相一定会毁掉任何联合的希望。看来再派他出国要好得多。5月22日他得到通知说，他已被派往巴黎去当大使，于是在月底之前他就搬进了里尔街的大使馆。 [ 原注：严格地说，俾斯麦是普鲁士驻法公使，里尔街馆邸在1863年9月之前是公使馆，此后才成为名符其实的大使馆。但俾斯麦自己早从1863年3月(原文错，应为5月。)23日起就使用“驻巴黎大使馆”的名称了。 ]

　　 俾斯麦的雄心勃勃的政治抱负第三次遭到挫折，但他并不十分失望。报纸继续谈到他是未来的外交大臣。他也向约翰娜私下表示，他期望“在几个月或几周之后”就被召回柏林。6月初，维多利亚女王向她的女儿，普鲁士太子妃抱怨说，“关于俾斯麦调任巴黎一事，你什么也没有告诉我”，并且还忧心忡忡地说：“这难道不会造成祸害么？”其实她用不着发愁。这位新大使宁可在拿破仑三世的宫廷里重叙旧谊，而不去搞阴谋。自从1857年以来他就没有见过皇帝，那时拿破仑作为头戴皇冠的阴谋者，准备同每一个想要帮助改变欧洲国家制度的普鲁士人合作。1859年普鲁士在莱茵兰作了军事动员以后，俾斯麦认为弄清楚法国皇帝是否还一直关心柏林对他的看法是很重要的。

　　 到达使馆一周以后，俾斯麦到土伊勒里宫参加晚宴。那里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皇后比过去更美丽了。皇帝有点发福，但他的智力还象从前一样清醒。他脑子里考虑的是有关欧洲政治的所有问题以及国际形势。他认真听取俾斯麦对波兰问题的看法。这个问题对任何一个谋求同俄国和普鲁士都建立更密切关系的法国君主来说都是棘手的问题。他认为普鲁士应通过在德国推行强有力的政策来解决它的宪法问题。这在俾斯麦听来是相当合情合理的，但他只是十分审慎地回答了皇帝的建议。他并不想让法国人了解他的秘密计划。三周后，拿破仑在枫丹白露把俾斯麦拉到一边，突然向他问道：“您是否相信国王倾向于同我结盟？”俾斯麦向拿破仑保证，他毫不怀疑威廉对法国的善意，但接着说：“结盟就得要有一个理由，一种动机”。对此皇帝断言，他“意在保持一种亲密而持久的了解……并不打算作冒险的事情……”。“您决不会想到，最近几天奥地利向我提出了何等惊人的建议，”他又诱人地说。俾斯麦是个老练的政治家，不会相信拿破仑经过深思熟虑的“失言”。他后来向柏林通报了这次谈话情况，并把自己比作是抵制了波提乏老婆勾引的约瑟 [ 译者注：圣经故事。约瑟被携至埃及，法老臣侍卫长波提乏购之。约瑟仪容秀美，主母屡次勾引他未成。一日家无旁人，主母抓住约瑟衣服，要求他同她行苟且之事。约瑟弃衣而逃。主母反诬他调戏她，告之波提乏，将约瑟关进监狱。详见旧约《创世记》第39章。 ] 。“他(拿破仑)想说出想入非非的联盟建议，”俾斯麦写信给伯恩斯托尔夫说。“如果我的答复是赞同的，他就会说得更为坦率。”大使强调指出，他不赞成同法国订立正式盟约。这一点他作对了，因为国王正担心这点呢。“请您通知他，”威廉一世气冲冲地对伯恩斯托尔夫说，“我决不会赞成同法国结盟。”俾斯麦如想当首相，就必须先消除这原有的嫌疑，即他希望法、俄，普三国结盟。

　　 尽管俾斯麦很乐意在土伊勒里宫和枫丹白露受到接待，但他无疑仍一直希望在这一年夏天按照他自己的条件被委托组阁。国王曾经两次没有理睬他；如果再来一次的话，他就很有可能退休回到申豪森去管理他的庄园了。他给罗恩的信没有透露他的抱负。“罗恩的回信不太令人鼓舞：使自由派同保守派的大臣们重归于好的努力看来正在取得进展，罗恩准备在兵役期限问题上作出让步，以解决军人和议员之间的冲突。俾斯麦渐渐开始问自己，在这种发展的情况下政府是否还需要他。他心神不宁，漫步街头。枯燥单调的生活折磨着他的自信和毅力。他明白自己比任何其他的普鲁士外交官更懂得强权政治。他曾在法兰克福就近观察过梅特涅的继承人，研究了他们的长处和短处。他带着对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和哥尔查科夫的广泛了解离开了彼得堡。他在巴黎重新同拿破仑三世及其大臣建立起接触。虽然意大利的新当权派或土耳其人对他是陌生的，但这一点对一个普鲁士人来说似乎是无关紧要的。更要紧的是，他虽然同英国外交部的人员经常进行认真的谈话，但二十年来没有再到过英国，没有同威斯敏斯特 [ 译者注：伦敦地名，(英国议会)所在地。 ] 的任何大人物进行过政治会谈——这一缺陷他在巴黎等待期间有可能加以弥补。6月底他接受了邀请，作为普鲁士大使的客人在伦敦住了五天。

　　 表面上，他渡过英吉利海峡是为了去参观伦敦万国博览会，实际上他是想去考察政治舞台，如同在巴黎那样。他所看到的并未给他留下良好印象。“关于普鲁士，英国大臣们所知道的远不如他们对日本和蒙古的了解，他们也不比我们的大臣更高明一些，”他向约翰娜说。他受到帕麦斯顿首相和罗素外交大臣的接见。帕麦斯顿在一次短短的傲慢的谈话中强调普鲁士多么有必要巩固它的议会制度。罗素谈到了波兰问题，并想听一听俾斯麦对俄国政策的看法，自己却没有透露任何情况。俾斯麦最钦佩反对党领袖迪斯累里，他是在俄国大使馆的一次宴会上认识他的。而迪斯累里也从未忘记过同这位不平凡的客人的谈话。这位客人对他侃侃而谈，表明他准备“对奥地利进行清算，解散德意志邦联，在普鲁士的领导下使德国获得民族统一”。“你们要提防这个人，”迪斯累里当天晚上说，“他说到也会做到。”

　　 从政治上讲，伦敦在盛夏季节里比巴黎更活跃，尽管俾斯麦一再地对罗恩说：“那儿的人对中国和土耳其的了解胜过对普鲁士的了解。”他返回时发觉法国首都“空空如也，没有人与我打交道”。柏林方面也没有什么重要的新闻。“烧烧饭而恼火，是我唯一能调剂生活的事，”他向约翰娜写道。当他获得休假的时候，他感到宽慰。7月25日，他搭乘中午的火车去西南部，到比利牛斯山去旅行。8月底以前，他还不想回巴黎。

　　 接着发生了他私生活中最奇怪的插曲之一。他在西班牙的圣塞巴斯蒂安住了几天之后，在比亚里茨的欧罗巴饭店下榻。8月7日，俄国驻布鲁塞尔大使尼古拉·奥洛夫亲王偕同其年轻的妻子凯瑟琳也来到这里。俾斯麦在法兰克福和彼得堡时就已认识奥洛夫；这个三十五岁的人1854年在同土耳其进行的战争中曾身负重伤。亲王夫人还不认得俾斯麦，因为她虽然生在特鲁别茨科埃，却是在法国长大的，一年前刚和奥洛夫结婚。她二十二岁，非常美丽，是一个妩媚的金发女郎，有着斯拉夫人的高颧骨。正如俾斯麦后来在写给她妹妹的信中所承认的，他对她一见钟情。他们的关系是充满感情的，但是柏拉图式的。他叫她“凯蒂”，而她却叫他“叔叔”。奥洛夫亲王对他的妻子同俾斯麦的友谊感到高兴，仍然象过去一样同他相处得很好。这一年夏天，有五个星期之久，俾斯麦的全部心思都集中在凯蒂·奥洛夫身上。“我把政治全都抛之脑后，不看报纸，”他在他们到达三天后写信给约翰娜说。翌日他作了更令人惊奇的供认：“但愿邮局不要送来文件直接召我网柏林！我满身都是海盐和阳光……旧时的活力又回来啦。”他躺在“岩壁之间的狭谷中”，稍晚一些时候他写道。“谁也看不见，在两块开遍野花的岩石之间，我看见翻滚着浪花的大海在阳光下呈现出一片绿色和白色；在我身旁的是一位女子中的佼佼者，当你熟悉她的，你一定会十分喜欢她。她有点象玛莉·塔登，但自有其特色，活泼、聪明、和蔼、漂亮、年轻。”一个做丈夫的从比亚里茨的悬崖上写这样一封信给波美拉尼亚的妻子，是有点令人吃惊的；更加使人感到意外的是，一个十五年来就在追求政治权力并且终于看到它已近在咫尺的人，似乎突然偏离了自己的目标，甚至企图逃避承担责任，就象从前年青时经常做的那样。约翰娜对一个朋友说，她并不妒忌，而是感到快乐和高兴，“我亲爱的丈夫在那里找到这个迷人的女人……，但愿他象从前那样健康和快乐！”——假如他确无把握会获得约翰娜的谅解，也许他就不会这样天真地写到他对凯蒂的爱恋了。但是，这对夫妇会不会是在互相装腔作势呢？

　　 他把凯蒂比作是他们俩都喜爱的玛莉·塔登，不过马上又对这种比喻加以限制，以便强调俄国的个性。因为凯瑟琳·奥洛夫——“每当太阳落到海里，月亮从比利牛斯山后升起的时候”，她就和他做伴，每天为他弹钢琴，演奏贝多芬、门德尔松和舒伯特的作品——同虔诚的玛莉·冯·塔登很少有相似之处。同凯蒂相似的倒是伊莎贝拉·洛林―史密斯，而不是玛莉。

　　 如同1837年一样，俾斯麦又一次把自己的公务抛到九霄云外。假期完了的时候，他仍然呆在比亚里茨，也不返回巴黎，而是和奥洛大夫妇一起，于9月1日向东去普罗旺斯。

　　 旷职从几天变成好几个星期，就象二十五年前发生的情况那样。但那时他只是一个小小的秘书，他的荒唐行为只是对他自己有点影响，可如今他却站在执掌国柄的门槛前。一直到9月12日他抵达图卢兹以后，他的心思才重新回到政治上来，给两星期前写信给他的罗恩回了信。俾斯麦挑衅性地写道，决定他的政治前途的时刻已经到来。他想知道他将在何处过圣诞节。“我的东西还都在彼得堡，并将冻结在那里，我的车子在施特丁，我的马在柏林附近的乡下，我的家庭在乡下，我自己正在公路上。”但他继续推迟返回巴黎。第二天，他和凯蒂一起爬上蓬杜加罗马水道 [ 译者注：罗马帝国时期建造的著名的石砌拱门引水槽，横跨伦纳河支流。 ] ，“沿着一条窄边探索着道路”，直至遇到危险，于是“我迅速走到亲王夫人的身后，用手搂住她，……我们跳下一条有四至五英尺深的渠道”。而正是在这个星期五，在远隔一千二百多公里之外的柏林，国王正在同他的陆军大臣讨论授予俾斯麦首相职务的可能性。“他极力主张同法国结盟，而我是决不会同意的，”国王说。但在这个时候，俾斯麦的心思却在别处。

　　 9月12日，星期六，俾斯麦在阿维巴翁同奥洛夫夫妇分手。他们去日内瓦，他向北返回巴黎。作为临别赠礼，凯蒂送给他一个玛瑙护身符，后来他终身放在他的表链上带在身边。她还给他采了一枝橄榄树枝，他把它保存在自己的雪茄烟盒子里。“星期日早晨，他回到了里尔街，他的一颗心却在瑞士。

　　 在这期间，国王同邦议会之间的持续很久的危机已发展到顶点。要么是君主被迫同意将服兵役的期限从三年减到两年，要么是议员们不批准军事预算。威廉犹豫了三天。罗恩相信能实现妥协，甚至决心支持两年服役期。外交大臣伯恩斯托尔夫却并不那么乐观，于9月16日打电报给俾斯麦，叫他立刻赶回来。

　　 大使这一天没有在首都。他已驱车去枫丹白露，到贝尔方丹王宫去晋见特鲁别茨科埃公主，并游览凯蒂在那儿长大的森林和花园。伯恩斯托尔夫的电报没有答复。

　　 次日，国王终于坚持三年兵役。财政大臣海特和伯恩斯托尔夫深感失望，于是提出辞呈。国王示意他正在考虑退位。罗恩现在才接到俾斯麦从图卢兹寄来的信，对他长期缺席感到担心。晚上他给俾斯麦拍了那份著名的电报：“速来：危机在继续。”电报是星期四早晨到达大使馆的，俾斯麦再也不能推迟返回柏林了。

　　 9月19日，星期五，中午他登上向东方开出的火车，次日在柏林下车，“人被太阳晒得又瘦又黑，好象我是骑着骆驼穿过沙漠归来似的”。他神不知鬼不觉地跑到罗恩那里。他们一边喝着咖啡，罗恩一边向他介绍当前的情况。他不仅同罗恩，并且也同其他政治家讨论了许多问题。他上床时已是深夜十一点了。他告诉约翰娜，他梦见了“南方的天空、岩石和无花果树的浓荫”，因为他离开奥洛夫夫妇还不过一个星期，“一直到我在威廉大街上一个秋季雨天的灰暗现实中醒来”，他这样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