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铁、泪·第六

作者：艾伦·帕麦尔·英国

出自————《俾斯麦传》

出自————《战争通史》

　　 国王威廉一世于9月第三周住在哈弗尔河彼岸与波茨坦遥遥相对的巴贝尔斯贝格宫里。他已一筹莫展。他根本不理解邦议会会这样反对三年兵役制和增加军费开支。他认为统率和管理武装力量是国王的特权。一想到同议会妥协，就象陆军大臣月初向他建议的那样，他就惊恐失色。他的大臣们是否想背弃他，向议会的挑战屈服？9月17日星期三，国王斩钉截铁地通知罗恩，他永远也不会同议员们做交易，他宁愿放弃王位，也不愿丢掉三年兵役制的原则。

　　 罗恩打电报给俾斯麦，这就不足为奇了。国王于星期三晚上传召太子来巴贝尔斯贝格宫，让他准备接受王位。如同太子所记载的，星期四和星期五两天“举行了十分激烈的会谈，谈到退位是不可更改的”。但是，就象在霍亨索伦王朝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会谈进行得富有戏剧性，但无任何结果。当罗恩星期六在距离二十二公里远的威廉大街介绍形势的时候，父子俩在巴贝尔斯贝格官的花园里一直还在进行热烈的讨论。太子在主要问题上并不同意他父亲的看法，搞三年兵役制他不认为有此必要，但是马上就更换王位的前景却使他深为不安。他的父王只是因为无法在邦议会贯彻自己的意志而想退位，这事使他感到惶惑。太子认为这个步骤会大大地有损于朝廷的威望。威廉一世认为这种意见很有道理，因此他又一次冷静地考虑。在宪法问题上，究竟是谁背弃了谁？这位为军人的责任感所支配的君主，面临一场极痛苦的思想斗争。他年已六十五岁，他的观点是一成不变的。他在全国并不受到爱戴。他从未谋求过职权，而这种职权也从未激起过他的雄心壮志。摆脱这种职权似乎对他有些吸引力，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又不能背离自己在隆重加冕时曾表示信奉的神权原则。但太子也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他才三十一岁，受到自由派的影响，他的许多朋友都持有进步思想。假如威廉一世退位，他的儿子会受到热烈欢呼——人们期望他将使普鲁士君主政体效法英国的国事模型，他的妻子肯定也是怀有这种希望的。“你要是不接受，”她颇有先见之明地说，“我相信，终有一天你会后悔的。反正我不愿承担曾劝阻你的责任。”但太子无法摆脱他对传统社会制度的天生尊重，因为他终究也象霍亨索伦家族的任何人一样具有专制主义的思想。他不想由于议会的恩赐而当上国王。当他在这一天下午离开他父亲的时候，他还希望能使政治家们变得明智些，他知道他的父亲已经拟好了退位诏书。

　　 王太子同他的妻子在退位问题上看法迥然不同，但是有一点他们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不应当授予那个“不诚实的人”、驻法大使以首相的职位。“要是俾斯麦上台，”太子妃维多利亚星期五下午写信给她的丈夫说，“我们知道我们将会有什么样的下场。他会把我们大家推到无以名状的苦难中去。难道你就不能加以阻止么？”第二天她写道：“起用俾斯麦无异是使一个不会游泳的人跳进深水之中。”而太子腓特烈相信，至少在这件事上可以使“维基” [ 译者注：维多利亚的爱称。 ] 放心。从他父亲最后在巴贝尔斯贝格所说的话里可以推断，威廉一世不会起用俾斯麦。尽管“一切仍然坏得不能再坏”，但至少不会有跳进深水的绝望之举动。那天晚上，太子在柏林会见了俾斯麦。俾斯麦受到了彬彬有礼然而是冷淡的接待。

　　 星期日国王收到大臣们的奏摺，请求他不要退位，以免危害朝廷的威望。陆军大臣个人的紧急呼吁重申了这一要求。罗恩再一次强调一个军人的职责是在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斗争，而不是畏缩不前；他也向国王通报了俾斯麦在柏林的情况以及他同太子会谈的事。威廉感到震惊。他的儿子是否和他在几小时前刚表示坚决反对的那个容克勾结在一起了？最后国王表示准备星期一上午在巴贝尔斯贝格宫接见俾斯麦。

　　 俾斯麦对这次巴贝尔斯贝格的觐见所作的散文记述堪称历史杰作，因而得以载入史册。他提到放在桌上等待签署的退位诏书，谈到自己组织政府的希望看来终于快要实现时内心所升起的绝对忠君感情，谈到他们在花园里散步时国王给他看的长达八页的有关退位的备忘录。俾斯麦对戏剧性事件的欣赏能力在他的《思考与回忆》的激动人心的记载中得到了表现。这篇记载同威廉一世留给王太子的关于这次会见的简短的正式记录适成鲜明对比。尽管后来曾添枝加叶，但俾斯麦的记载还是可靠的。

　　 国王对俾斯麦说，如果强迫他屈从于议会的多数，那末他就不可能继续执政。俾斯麦安慰他说，他答应出来组阁，必要时在反对议员意志的情况下推行陆军改革和建立新兵役制。“既然如此，我的责任就是设法同您一起继续斗争，”国王最后说，“我就不退位了。”

　　 当俾斯麦向国王表示愿意象一个封臣那样为封君效劳的时候，威廉撕碎了那份备忘录，上面附有他要新政府领导人承担的条件。在俾斯麦离开巴贝尔斯贝格宫的时候，他们已商定，一俟国王完成了政府更迭的手续，就由他担任代理首席大臣，任首相兼外交大臣之职。

　　 王太子在第二天清晨获悉了俾斯麦的任命。他感到惊恐：“人民立刻就会闻出反动的气味，各个方面的不信任都会增加，可怜的爸爸将会由于这个不诚实的人而经受许多困难的时刻……可怜的妈妈，她将会对任命她的死对头感到何等伤心。”他在这个星期二的日记中写道。他开始受到怀疑的折磨。“维基”的本能预感是有道理的——他本来不应当劝阻他父王退位。现在他别无他法，只好采取观望态度，看看俾斯麦能任职多久，而不至于使自己出乖露丑。

　　 奇怪的是，约翰娜是从报纸上才获悉她丈夫的晋升的。虽然全家人近三个月来住在申豪森，但约翰娜从5月中旬以来就没有再见过自己的丈夫。如今她不得不通过报纸听到自己已被推到政治生活的前列。一天后约翰娜收到她丈夫的一封信。俾斯麦请她准备不久就迁居柏林，并选择一下，是把家安置在威廉大街74号的首相府呢，还是安置在旁边的外交部。俾斯麦很幸运，他的妻子对他们的家庭生活感到满意。一个象他自己母亲那样具有在社会上有所作为的雄心壮志以及关心公众生活的女人，是会对他的表现感到无法忍受的。

　　 约翰娜以通常那种听天由命的平静态度接受了普鲁士将会有一个俾斯麦政府的消息。别的人则表现出更大的兴趣，尽管这条消息在普鲁士和其他地方获得的反应普遍是冷淡的。自由派认为俾斯麦是唯上命是从的、反动的；老保守派又觉得他过于机敏。他过去的慈父般的朋友路德维希·冯·格拉赫十分虔诚地写信给上议院中的一个同僚说：“但愿他从他的教义问答手册学到，上帝的圣训甚至适用于政治家和外交家。”俄国人的反应是高兴，法国人持怀疑态度，英国人则敌视。

　　 许多观察家拒绝把他认真看待。当时正在德国访问的恩格斯兴高采烈地写信给在伦敦流亡的马克思说：“对俾斯麦被任命资产者报以哈哈大笑。一般说来，这些先生们非常自信，并且有几分胆量。” [ 译者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30卷第288页。 ] 而马克思自己对这位新首相的运气的评论却不太妙。他说道：“俾斯麦是由波拿巴(和俄国)以某种方式任命的。” [ 译者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30卷第300页。 ] 奇怪的是，普鲁士上议院的许多议员在这一点上同马克思的意见是一致的。俾斯麦完全清楚自己处境多么孤立。他小心谨慎，不上敌对政党领袖争取的当，但他在巴贝尔斯贝格向国王许下的诺言使他很少有纵横捭阖的时间。他相信在柏林能得到罗恩及其朋友的撑腰和国王的庇护，但即使是这种支持也常常由于军官团其他成员的阴谋诡计而受到威胁。他不知道国王即将动身前往图林根到王后奥古斯塔和太子家去将会产生什么后果。除此而外，那儿还有埃德温·冯·曼陀菲尔。

　　 任命俾斯麦时曼陀菲尔将军正在休假。回到宫廷后，他对离任期间所发生的事情感到生气。因此，俾斯麦一面努力争取有经验的大臣参加政府，一面也得想法子给这位将军安排一个外交职务——一个远离柏林的大使馆或公使馆，使曼陀菲尔没有机会发挥决定性的政治影响。俾斯麦用了两年半时间，才把曼陀菲尔从国王军事内阁首脑的位置上排挤出去；即使在这之后，威廉一世和将军之间的紧密关系仍继续保持下去。虽然曼陀菲尔决不会象王室中那些自由派的追随者那样公开批评俾斯麦，但他在军官团内仍是俾斯麦潜在的最危险的对手。

　　 诚然，军官团对俾斯麦所组织的那种政府是无可指摘的。军官们曾经担心他会吸收自由派人士参加他的内阁，并且事实上他也进行了令人惊奇的公开会谈。但是对于军人来说没有理由担心。议员们自己就破坏了任何妥协的可能性，9月22日他们故意从预算中勾去了军费开支。到了周末，国王一提到“邦议会”这几个字就会勃然怒吼，他的骂声穿过王宫紧闭着的窗户。俾斯麦别无他法，他组织了一个由温和的保守派组成的政府。除了留任的陆军大臣罗恩之外，这个内阁里没有什么有地位、有名望的人物。这正中首相的下怀。在这之前他还从未担任过大臣的职位，决不希望自己在一个有响当当的人物参加的内阁中相形见绌。

　　 9月29日，俾斯麦在下议院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在简短而又相当含糊其词的讲话中对议员们敌视预算的态度表示遗憾，强调了迅速采取措施进行军队改革的必要性。有几位观察家觉得首相心神不宁和拘谨，他用一种有气无力的、提高的嘟囔声说话。他没有留下良好印象。次日他参加预算委员会的一次会议，可是与会的只有二十几个委员。会上讨论了由议员马克斯·冯·福肯贝克提出的关于1863年拨款的一项决议草案。俾斯麦在答复福肯贝克的讲话中开始时强调他是多么重视共同解决预算问题，接着他以快得出奇的速度，用几乎是亲密的语气谈论了同讨论本身毫无关系的一个老生常谈的题目。他声称，现在已是普鲁士依仗自己的军事实力取得好处的时候了。“普鲁士必须积聚自己的力量并将它掌握在手里以待有利时机，”他说，“这种时机已被错过好几次。维也纳条约所规定的普鲁士国界是不利于健全的国家生活的。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与多数议决所能解决的——这正是1848年和1849年所犯的大错误——，而是要用铁和血来解决”。

　　 这句名言不久就成为“血和铁”在民间流传，它并不是经过深思热虑的政治演说辞的重点，而是出之于一次即席讲话。晚间罗恩在一次私人谈话中责怪俾斯麦向委员会发表的讲话是“心血来潮离了题”。值得指出的是，俾斯麦在第二天写给约翰娜的信中根本就没有提到这次讲话。只是当所有报纸对这样一个提法感到激动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这次讲话的意义。他坚决认为自己只不过是说出了政治生活的事实，决不是提出他的政府的施政纲领。在德国各地，自由派和进步党人都确信，俾斯麦通过他那挑衅性的讲话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他把战争看作是解决普鲁士所有问题的理所当然的办法。后来成为德意志帝国的爱国历史学家、当时才二十八岁的青年亨利希·冯·特赖奇克听到这个讲话时感到震惊：“您知道我多么热爱普鲁士，”他写信给他的朋友威廉·诺克说，“但我听到象俾斯麦这样一个不学无术的容克谈论铁和血并想把它当作桎梏套在德国肩上时，这句话的荒谬更甚于庸俗。任何一个理想主义者，不管他是多么向往一个统一的德意志祖国，都不会对呼吁赤裸裸的暴力行动的言论表示欢迎。”

　　 那个星期，威廉国王同自己家人呆在巴登巴登。他在报纸上读到了关于这次讲话的消息。他请俾斯麦加以说明，对俾斯麦作的只是想强调一支现代化的强大军队对普鲁士的必要性的保证并不完全感到满意。威廉一世感到忧虑——也许奥古斯塔和弗里茨对俾斯麦的评价还是对的？他是否应当听从自己的直觉，而不应去听罗恩的话？他是否应当在俾斯麦能给朝廷造成更多损害之前就把他免职？国王宣布他将在10月4日星期六返回柏林。

　　 俾斯麦深信自己能躲过这个浪头。星期五晚上，他和他从前在彼得堡的二等秘书库特·冯·施勒策共进晚餐。“我们喝了不少香槟酒，打开了他的话盒子，”施勒策说，“他吹嘘他将迷惑所有的人。”俾斯麦告诉施勒策，他希望能说服威廉接受两年兵役期，他也要使上议院相信他的极端反动的观点，而在下院“表现得时而毫不妥协，时而又愿意妥协”。他要使德意志各邦相信，“国王无法遏制他的新首相的卡富尔主义”。次日，俾斯麦想要在国王同任何其他人谈话之前就截住他。俾斯麦希望，在国王到达首都之前，巴登巴登的那些不切实际的自由主义热望就会在普鲁士良好严肃的空气中烟消云散。

　　 他在柏林以南约有七十公里的于特堡小车站与国王相见。威廉独自坐在头等车的包厢里，闷闷不乐地凝视着消失在暮色中的苍茫大地。他绝不高兴在这儿见到他的首相。所有关于“血和铁”的议论使他的思想又一次转到即将到来的革命的危险上去。“我完全可以预见这一切将会如何终场，”国王说道。“在歌剧院广场前我的窗子下，他们将会砍下你的头，过些时候再砍下我的头。”但俾斯麦对这种讲活是早已作好思想准备的：“我们能不能死得更体面一些？”他问道。“我自己是在为我的国王的事业和陛下奋斗，而您却要用自己的血来确保你们王家神授权利。”通过对军官荣誉的呼吁，俾斯麦逐渐唤起威廉的战斗精神。当火车最后开进柏林车站的时候，国王已放弃了解除他首相职务的任何想法。俾斯麦原先的临时任命得到了正式的确认。就象十二天前在巴贝尔斯贝格一样，通过对国王心理的深刻了解，他消除了威廉内心的保留态度。

　　 事情到此还算顺利。但对俾斯麦来说，可能做到的事情也有一定的限度。在兵役期限问题上是否能达成妥协，他对施勒策曾表示过乐观的看法。国王现在坚决反对“削弱军队”，曼陀菲尔将军依然支持他这样做。虽然罗恩和俾斯麦提出了一个绝妙的计划：形式上仍保留三年兵役，但允许中层和上层阶级根据自己的愿望对第三年进行赎买。邦议会的顽固态度并不亚于威廉一世的固执。如果不从中删除军费开支，议员们就拒绝批准预算。于是俾斯麦只有一步棋子可走：他把预算计划，包括原有的军事开支，提交上议院，然后声称，由于邦议会两院意见不一致，因而，就得由国君来填补这一“宪法漏洞”；只要上议院和下议院不能取得一致，就由国王来批准国家拨款。10月13日，俾斯麦在议会以国王的名义宣布邦议会休会。他决心证明，威廉同任何专制君主一样不经议会批准也能进行统治。当议员们三个月后重新开会时，他们发现首相毫不让步。1863年1月27日，他挑战地宣称：“普鲁士王权尚未完成自己的使命，它还不够成熟，还不能当作你们宪法大厦的纯粹装饰品，还不能作为一个死的部件装入议会统治的机器中去。”下议院一直到1866年秋季始终是一个咨询会议。

　　 1862年底同议会之间有三个月的体战，这使俾斯麦能集中精力注意外交政策。从理论上讲，他还是驻法大使。10月最后一周他前往巴黎，以便亲自隆重地向拿破仑三世递交他的召回国书。从表面上看，这次访问只是一次愉快的消遣。10月30日俾斯麦是在枫丹白露附近特鲁别茨科埃庄园同凯蒂·奥洛夫一起度过的，三天后他领着她和她的丈夫到巴黎去参加一次宴会。看来他并不很热心给约翰娜寄一条有衬架支撑的女裙去。在一次正式的告别宴会上，他受到了拿破仑和欧仁妮的亲切款待。这次会见是在十分亲切的气氛中进行的，以至《法兰西日报》登了一条消息，说皇帝授予俾斯麦一枚大十字荣誉勋章。俾斯麦立即辟谣。他在柏林早已被人们认为是过于亲法了，这对他来说是不利的。

　　 但巴黎之行具有更深刻的意义。奥地利人极力要求改组德意志邦联，以便于维也纳对法兰克福邦联议会重新行使梅特涅全盛时代那样的权力。这对在法兰克福的大吵大闹中度过九年光阴的俾斯麦来说是一个痛处。于是他就非常小心谨慎地设法了解拿破仑三世对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军事冲突将会如何反应。俾斯麦的担心是有理由的，因为拿破仑在那年10月解除了他那个对柏林友好的外交大臣图弗纳的职务，任命德鲁安·德·路易斯领导外交部。俾斯麦认为此人是法奥合作的鼓吹者。对俾斯麦来说，外交部的变动——这主要是由于欧仁妮皇后对图弗纳的反感所致——简直不可能更不合时宜了。10月21日俾斯麦通过同拿破仑在圣克卢举行的一次长时间的密谈获得的印象是，皇帝不想在纯粹是德意志内部的争执中表示偏袒奥地利或普鲁士而使自己吃亏。俾斯麦在这一周又多次会见德鲁安，一切看来不太妙。德鲁安本人是一位公认的外交家，对他的客人搞政治的那种方式并不很欣赏。同俾斯麦在德国的反对者一样，他也想先采取观望态度，看看俾斯麦是否真的值得认真对待。

　　 那一年冬天，这一点看来是非常不能肯定的。俾斯麦执政后的初步外交活动是笨拙的。他认为普鲁士同奥地利争夺德意志霸权的关键时刻已经到来。还在巴黎的时候，他就向奥地利大使理查德·梅特涅发出警告，说他虽然愿意同奥地利保持良好关系，但是为了确保普鲁士在北德的领导地位，他也会毫不踌躇地采取任何手段；他还向一个流亡国外的匈牙利领导人打听，一旦普鲁士同奥地利开战，马札尔人是否会举行一次起义。一个月以后，9月5日，他在柏林同弗朗茨·约瑟夫的公使进行了一次谈话，指出：“奥地利应当把其着重点从德国转移到匈牙利境内。这样，奥地利就会成为普鲁士的一个十分宝贵的盟友。另一方面，我们将会把他们在意大利以及东方的切身利益看作是我们的切身利益，一定给予支持。”要是奥地利人拒绝他的建议，普鲁士在今后的欧洲危机中就要站在法国一边。奥地利外交大臣对这一恫吓毫不介意，这并不奇怪。就在月底之前，俾斯麦接到德鲁安的严重警告说，一旦德意志发生冲突，法国将要求保证自身安全“与欧洲和平”。即使是唯一对同普鲁士实行军事联合去反对奥地利感兴趣的意大利人，也抱着怀疑的态度看待俾斯麦的意图。

　　 在1863年1月的前几周中，俾斯麦改变了他的策略。他每天改变花样，时而讨好奥地利人，时面向他们发出威胁；他谈到要实现他们的合法要求，接着又无情地描写奥地利的敌手能如何利用奥地利帝国的内部弱点。这种胡萝卜加大棒、先是甜言蜜语继之以威吓的手法是俾斯麦在他官运亨通达到高潮时期所采用的基本手法。但1863年他并不是帝国首相，而是一个开始改组陆军并由于持续的宪法危机而遭到削弱的国家的发言人。他给他的老对手图恩伯爵——1月4日他在柏林遇见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是奥地利驻柏林大使阿洛伊斯·卡罗利却知道得非常清楚，首相是孤立的，不必认真看待他的每一句话。卡罗利幽默地向雷希贝格报告说：“俾斯麦先生迅速地从一个极端的观点走向另一个完全相反的观点，真是令人吃惊。”尽管俾斯麦的手法未能对奥地利的政策发生作用，但那些德意志小邦却越来越难于抵挡普鲁士的招徕。当奥地利关于改革德意志邦联的建议于1月22日提交表决的时候，它没有获得必要的多数。俾斯麦看来已取得初步的胜利。他高兴极了。在给凯蒂·奥洛夫的一封信中，他愉快地嘲笑自己不幸不得不参加下议院无聊的辩论。

　　 就任四个月后，他开始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新的信心；他始终相信自己的判断力。一次外交杰作可以带来双重的胜利：一方面使奥地利人丢脸，另一方面使枉然坚持对宪法要求作吹毛求疵修改的民族自由派出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但他的勇敢几乎把他引向灾难。在奥地利在法兰克福表决失败后不到一个月，俾斯麦几乎要辞职退休回申豪森了。

　　 在法兰克福表决一天后，柏林收到了会议波兰 [ 译者注：指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成立的波兰王国。 ] ——从1815年以来同俄国永远联结在一起的旧王国的那个有纳贡义务的剩余部分——爆发大规模起义的消息。在同俄国接壤的边界上发生的波兰民族起义，对始终害怕在普鲁士“东部沼泽地区”发生动乱的柏林政府倒是个切身问题。俾斯麦反应很强烈。他持有容克对波兰的那种典型的不信任态度，这是一种害怕当地人民起义有可能毁掉自己产业的殖民主义者的态度。他称赞波兰农民为好的劳动力，但认为他们作为村民始终处于受他极端蔑视的城市知识分子的恶劣影响下不断变坏的危险之中。 [ 原注：1861年3月26日，俾斯麦从圣彼得堡写信给他的妹妹说：“把波兰人狠狠地揍一顿，使他们丧失生存的勇气，我十分同情他们的处境，可是我们既要生存，就只好把他们消灭掉；狼之所以为狼，是上帝创造的，狼自己又有什么法子呢？但人们只要有可能，仍要把狼射死。”(《俾斯麦全集》，14卷(i)，815号，568页)这一段话经常被当作俾斯麦仇视波兰人的证明加以引用。但是不应忘记，这段话是从一封个人家书中断章取义地摘录出来的。他的公开态度从未如此敌对；他甚至还学会一点波兰语。后来使太子和太子妃感到吃惊的是，他建议让他们的大孩子们去学习波兰语，作为对普鲁士从语言上讲最大的少数民族的一种姿态。 ] 俄国派军队平定叛乱的消息促使他再次强调普鲁士对波兰问题的关注。四个普鲁士军团立即集结在波森和西普鲁士周围，并且在2月的第一周派遣古斯塔夫·冯·阿尔文斯勒本将军去圣彼得堡讨论俄普两国军队联合对付波兰叛乱者的问题。

　　 在以后的年代里，俾斯麦喜欢把“阿尔文斯勒本协定”说成是他的棋盘政策的主要支柱。他常说，这个协定意味着柏林和圣彼得堡的友谊得到了巩固；若不消除东方的后顾之忧，普鲁士是不敢在南边或西边进行战争的。这是言过其实的。俄国在1863年并不需要普鲁士的援助；相反，哥尔查科夫对俾斯麦的干涉见怪。亚历山大二世不想得罪他的舅舅，而舅舅派来的顾问却使他感到为难。俄国人提出一项条约，规定两国军队沿本国边界消灭波兰叛乱分子。1月8日，阿尔文斯勒本在这个条约上签了字。条约还附有一个秘密条款，规定两国政府交换有关波兰政治阴谋的情报。俾斯麦宣称，阿尔文斯勒本协议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警察措施”罢了。

　　 欧洲对此另有想法。 [ 原注：由阿尔文斯勒本的会见所引起的危机期间，俾斯麦曾自豪地问英国驻柏林公使：“欧洲是什么？”回答是意味深长的：“各大国。” ] 巴黎和伦敦的波兰流亡者唤起了人们对波兰的强烈同情。巴黎的舆论要求法国皇帝对波兰表示同情。拿破仑三世感到左右为难。这时克里米亚战争刚结束不久，他不想使敏感的对俄关系受到损害，另一方面他又无法摆脱宫廷里和首都的波兰党羽的压力。德鲁安向他提出一个解决办法：把矛头对准作为协议首创者的普鲁士，而不是对准更加遥远的俄国。2月第三周末，法国人向奥地利人和英国人打听在柏林提出联合抗议的可能性。光是这样一种国际外交步骤的设想，就足以把俾斯麦就职后头四个月中所取得的成就化为乌有。

　　 好久以来，没有一位普鲁士政府首脑象俾斯麦那样在政治上如此孤立。甚至国王也对国外的反应感到惶惑，尽管他仍想忠于阿尔文斯勒本协议。2月23日星期一，俾斯麦似乎想辞职不干了；但国王不愿意。他认为首相的任务就是把普鲁士从他自己政策的废墟中解救出来。

　　 “我们可爱的俾斯麦是个大傻瓜，”亚历山大二世在这前一天怀着某种满意的心情说道。

　　 周末俾斯麦强调指出，“阿尔文斯勒本协议”实际上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俄国不需要什么援助。法国人和奥地利人对这个声明无动于衷，但英国人在柏林提出抗议之后不想使自己同普鲁士的紧张关系长此下去，因而把矛头转向真正的罪魁祸首。这三个国家在彼得堡多次对俄国的波兰政策提出抗议。这种做法一时唤起沙皇宫廷对克里米亚战争的回忆，因此俄国比从前更加看重同普鲁士的友谊。即使普鲁士没有作好战争准备，但它的善意中立在地理上形成西方同沙皇帝国之间的一道屏障。俄国在欧洲需要俾斯麦。当人们在6月初公开谈论俄普结盟时，俾斯麦重又赢得了他在欧洲政治中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这一转折不仅要归功于他忠于职守的韧性，而且也得归功于克里米亚战争时期产生的同盟体系。他的运气完全是拉来的。

　　 虽然他的国际威望得到了挽救，但俾斯麦至今仍未能通过强有力的外交政策来消除邦议会议员的敌视态度。邦议会在这年头五个月里一直在举行会议。自由派和保守派支持俾斯麦的贸易政策，赞成同比利时签订一项自由贸易协定，以此表明普鲁士同奥地利提出的对德意志经济进行改革的所有计划毫不相干。但在预算问题上却没有取得丝毫进展。俾斯麦声称，即使议会不批准，他也要“从我们能找到钱的地方去把钱弄来”，并开始把议会反对派的追随者从国家机关中清除出去。5月中旬，太子妃写信给她的母亲维多利亚女王说：“可怜的俾斯麦不到使国王破产，使国家陷于最危险的困境。是不会放弃他那疯狂的生涯的。”这个月月底，议会发生了一次风潮，议员们理直气壮地抱怨俾斯麦侵犯了他们向各位大臣提出质询的权利。自由派的报纸支持议员。5月27日，俾斯麦重又推迟了邦议会会议。三天后，一项新闻法令禁止发表任何有可能损害朝廷、国家和教会的文章。太子向俾斯麦和国王对这种国王独裁的做法提出抗议；他的妻子要他公开出来反对俾斯麦。6日5日在但泽检阅后机会到来了。在接着举行的市民招待会上，市长在讲话中谈到这座城市没有节日的欢乐气氛，因为市民对新闻法令深为吃惊。太子拒绝为这项法令承担任何责任，说他“没有参与提出这些建议”。那天夜里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公开表示反对俾斯麦及其祸国殃民的理论，从而向全世界表明，我不接受他的政策，也不同意他的政策。”太子向他父亲的首相提出的挑战是再明确不过的了。

　　 国王十分生气。自从大选侯 [ 译者注：即腓特烈·威廉(1620―1688)，勃兰登堡大选侯(1640―1688)。在位时扩张疆土，扩充军备，为普鲁士发展成为欧洲强国的开路人。 ] 的时代以来，两代人之间的冲突就成了霍亨索伦家族的传统。不过威廉一世一直对他的儿子表示谅解，最多偶尔责备他在普鲁士宫廷的家庭争执中过多地站在王后一边。可是但泽的讲话却太过份了。国王的军事顾问们认为太子破坏了现役军官的荣誉法规，必须给予要塞监禁处分。俾斯麦则持不同看法。单是曼陀菲尔火冒三丈这一事实就足以使俾斯麦为太子讲情。此外，他也不想通过处分再来增加人民对王太子的爱戴。因此他劝国王只给予王太子一次书面的正式警告。尽管失宠于国王，王太子在6月底写了一封抗议书给俾斯麦，对国王的大臣们嘲笑宪法的做法表示异议。“年轻人用词不当，”俾斯麦轻蔑地在边上批道。太子的信俾斯麦是在卡尔斯巴德接到的，他正陪同国王在那里进行水疔。这一年夏天，看起来他不想放松对威廉的注意力，国王所访问的城市对普鲁士的政策并不欣赏，因此这样一种小心谨慎的态度并不令人奇怪。8月2日，威廉在加施泰因温泉会见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约瑟夫邀请他参加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由自己主持的一次“王侯会议”。奥地利提出的改革德意志邦联的计划将是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计划规定成立一个由六位君主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和一个议会。威廉一世感到很意外，首先是因为弗朗茨·约瑟夫建议在8月16日，也就是在不到十四天的时间内就召开第一次会议。尽管威廉犹豫不决，弗朗茨·约瑟夫仍获得这样印象，即国王并不厌恶这一计划。俾斯麦斩钉截铁地表示反对。他知道，奥地利和南德各邦的票数加在一起，必然会使普鲁士在选举产生的议会中丧失在德意志政治中的任何领导权。由于他认为不可能使国王确信这次“王侯会议”是一个圈套，于是他就着手进行更加困难的任务，即向国王表明，这个邀请意味着一种侮辱。他说，国王在奥地利的一个疗养胜地进行水疗时弗朗茨·约瑟夫并没有正式拜会他，并且宣布在短短几天之后就召开“王侯会议”，使普鲁士国君来不及对这样一次重要会议作好充分准备。威廉一世对拿破仑一世对自己父亲的蔑视和1812年德累斯顿会议上所受到的难堪的羞辱记忆犹新，因而对这种事情是非常敏感的。他拒绝了弗朗茨·约瑟夫的邀请，这就便俾斯麦放了心。“王侯会议”如果没有普鲁士的参加，要想通过一个德意志计划看来是不可能的。

　　 这一点各邦的君主们自己也都感觉到了。会议开幕后不久，他们就派遣萨克森国王代表大家去请国王威廉一世改变初衷前来法兰克福。俾斯麦面临一个崭新的问题。现在已不可能再谈什么国王受辱的问题了。用俾斯麦自己的话来说，萨克森的约翰是一个受到威廉“钦佩和敬重”的人。再者这时威廉已离开奥地利国土，正在巴登巴登逗留。那儿人们是支持“王侯会议”的。法兰克福离那儿还不到一百五十公里，威廉只需要坐三小时的火车就可以到达，而他也真想接受邀请。“三十位君主，甚至一位国王当信使，”他一再说道，“我怎么能拒绝呢？”俾斯麦一再制造新的理由加以反对。国王如去法兰克福接受会议的决议，就意味着放弃一支独立的普鲁士军队，意味着在同邦议会议员的争吵中失利；因为如果国王的部队仅仅是邦联的辅助部队的话，那就不需要什么钱来加强军队了。但一直到午夜以后很久，俾斯麦才说服威廉保持他原来的拒绝态度。两人都精疲力尽。当威廉一世无法再忍受这种紧张状态的时候，他就签署了给萨克森国王的拒绝信，倒在沙发上哭起来。俾斯麦的情况也并不好些。当他离开国王，想关上门的时候，他那因激动而颤抖的手甚至把门把都拉断了。回到自己房间以后，他拿起一个玻璃盘向墙上扔去。“我必须损坏什么东西，”他向他那吃惊的秘书承认。“现在我又感到舒服了。”“王侯会议”没有取得什么有深远意义的结果。

　　 俾斯麦第一次面对国王坚持了自己的观点，他在眼泪和暴怒面前没有退让。但他是否感到满意呢？1862―1863年同他最接近的那些人，证明他是一个闷闷不乐、非常孤独的人。象通常那样，他在同自己家庭以及现在也在同凯蒂·奥洛夫的书信往来中表达了自己的内心感情。

　　 他的书信已不再流露出早年的那种活力和自负；他常常提到失眠和经常头疼。小小的友好表示就可以使他高兴：来自他在法兰克福或彼得堡认识的一个人的问候，向他索取带有他签名的照片的请求，甚至是原来被他看作敌人的人如王太子及其妻子的一种友好姿态，都会使他感到高兴。我们在他给凯蒂·奥洛夫的信件中可以读到，宫廷邀请他的孩子参加第一次化装舞会，赫伯特·冯·俾斯麦和他的弟弟化装成英国船队的水手参加未来皇帝的四岁生日庆祝活动，使他感到多么快乐。我们知道，他是多么向往能够再一次逃离现实，就象前一年秋天在比利牛斯山或普罗旺斯那样。他写了一封充满感情的信给他的老朋友莫特利，请他到柏林来访问他。这封信写得很潦草，一半是英语，一半是德语，肯定是在一个失眠的夜晚匆忙赶写的。他有时憎恨整个政务。当他在巴贝尔斯贝格同国王的那次关键性会见的一周年到来时，俾斯麦感到疲惫不堪，十分痛心地对他的秘书科伊德尔说道：“我觉得我在这一年好象老了十五岁。这些人比我原来所想象的还要愚蠢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