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阋墙·第八

作者：艾伦·帕麦尔·英国

出自————《俾斯麦传》

出自————《战争通史》

　　 经月的危机削弱了俾斯麦的身体，他显得越来越爱激动，夜不成眠。1865年，他三番五次在各种不同的场合诉苦，说自己的健康状况不佳。他患神经痛，感到两腿刺痛，外加胸口发闷。他认为这是由于哮喘病所致。他左右的人对他的诉苦并不总是十分认真看待，因为每当他感到好些的时候，他承认自己是个疑心病患者。但他到五十岁时下眼睑已鼓鼓囊囊垂下，脸上的皱纹就象老头儿。前一年秋天在比亚里茨度过的十四天假期，加强了他的体力，安定了他的神经。1865年9月，他想再次到那儿去休假。一想到柏林已披上冬装而自己却能同凯蒂一起度过充满阳光的时刻，他就高兴得象个逃学的学童。10月3日，他到达比亚里茨，这一次他想在海滨呆四周。正当大西洋的潮水滚滚地向白色海滩涌来的时候，他想充分享受一下温和的气候。他让他的妻子和女儿从柏林乘火车作长途旅行前来，顺便使奥洛夫一家和俾斯麦一家能共享比亚里茨的欢乐。

　　 这次休假使他大失所望。无论是他的健康状况还是他的心情都未好转，因为凯蒂·奥洛夫在最后片刻决定不去南方，而是到英国托尔奎去过秋天，反正据她说，这是因为比亚里茨有霍乱的危险。俾斯麦对这一点加以嘲笑，并且不想隐瞒他的生气。此外天气又不好。他抱怨说，三个星期中“只有四天不曾有过大雨、风暴或强烈的海风”。“我将不会再来此地，”他恼怒地写信给凯蒂说。“有您作伴，我就会轻易地忘记或忽视这些烦恼之事，可是现在我感到失望，将会扫兴地闷闷不乐地离开这里。”以前他从未曾注意旅馆里的葡萄酒味道多么坏，房间里的霉气味又是多么难闻。他的妻子约翰娜和十七岁女儿玛莉真叫人感到可怜。

　　 但是，在这个10月里到比斯开湾去旅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虽然这一理由还不足以使人在恶劣的天气情况下怀着恶劣情绪虚度了二十八天的时光。法国宫廷在比亚里茨一直呆到这个月的中旬。俾斯麦自己并不怀疑拿破仑三世对普鲁士怀有好感，但外交大臣德鲁安·德·路易斯却谴责加施泰因协定是无耻的交易，直言不讳地声称他欢迎奥地利在德意志政治中发挥领导作用。一直对法国人持不信任态度的国王威廉一世要求得到新的保证。俾斯麦很想利用皇帝来对付德鲁安和法国宫廷中势力很大的教会集团，尤其是能在比亚里茨解决问题使他感到满意。俾斯麦在离柏林前几天对法国大使馆一等秘书说，对于法国“在讲法语的地区”扩充其疆界，他都予以承认。对波拿巴来说，这个题目比起德鲁安对加施泰国妥协在道义上是否合法所表示的单调无味的怀疑要有趣得多。普鲁士首相的这个暗示也许是指加拿大、瑞士、卢森堡或比利时？不管怎样，当皇帝听到俾斯麦正在前往比亚里茨途中的消息时，他是十分高兴的。

　　 10月4日，到达后还不到二十四小时，拿破仑就在欧仁妮别墅接见了俾斯麦。一周后两人共进午餐，作了第二次会谈。第三次会谈是在11月初，地点是在圣克卢。两人都愿意进行尽可能非正式的会谈，因为他们更多是想摸清对方的意图，而不是达成具有约束性的协议。俾斯麦没有对他在柏林说过的微妙的话作解释，而拿破仑犹豫不定，不想透露会使整个欧洲群起而攻之的想法。皇帝强调指出，“不应当引起事端，而是应当让其自行发生”。这里他几乎使用了俾斯麦过去对德鲁安讲过的同样的话。拿破仑喜欢对“以后总有一天会水到渠成产生好处”的说法进行猜测，但他避而不提占有比利时或其他国家的法语地区的具体要求。俾斯麦则对自己的政治宏图守口如瓶。他只提到普鲁士以后也许会以适当的代价买下奥地利人的荷尔斯泰因。最后他向拿破仑保证，普鲁士决没有把威尼西亚说成是奥地利的领地。作为对这一机密通报的感谢，拿破仑三世嘲笑了法奥联盟的谣传。据俾斯麦说，拿破仑三世曾声称：他不会这样傻，“自己去紧靠着一个靶子站着”。

　　 历史学家赋予比亚里茨的这些会谈以过于重大的意义，也许这是因为俾斯麦在回顾这种会见时喜欢渲染之故。他在比亚里茨没有同拿破仑作过这样的交易；如果奥普开战，法国则保持中立。他毕竟还一直不相信有必要同奥地利开战，并且他也不希望承担不必要的义务；要是有人不怀好意，把这种义务透露给他在国内外的敌人，就一定会给他造成麻烦。

　　 可以说明俾斯麦外交风格的是，他同法国大使馆的一等秘书进行了十分坦率的谈话，但后来在同法国皇帝会谈时却变得象那位皇帝一样不可捉摸。拿破仑感到满意。他这样想：柏林知道，在对欧洲政治地理进行重大调整时法国必须得到补偿。但俾斯麦由于沉默而获得了真正的好处。10月22日。他兴高采烈地写信给外交部的一位官员：“拿破仑愿意同我们跳科蒂戎舞 [ 译者注：十九世纪一种不断更换舞伴的轻快交谊舞。 ] ，却不清楚怎么个跳法以及何时开始。”比亚里茨和圣克卢的会谈向俾斯麦证明，拿破仑三世在采取实际的外交主动时太犹豫不定了，因此将来要由普鲁士的军乐队来演奏科蒂戎舞的音乐。同时也可以清楚看出，法国对意大利比对德国更感兴趣。皇帝考虑，威尼西亚要比荷尔斯泰因重要得多。这正中俾斯麦的下怀：可以利用威尼西亚的前途作为钓饵引诱法国合作；他早就声称，一个统一的意大利民族同家一定会是普鲁士在同奥地利冲突中的天然盟友。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可以同欧洲外交政策的其他问题分开来加以考虑。

　　 在1865年的最后两个月里，俾斯麦利用这两个公国的每一事件来败坏奥地利的名声。例如他声称，奥古斯滕堡大公呆在荷尔斯泰因是同奥普对这些地区的共同主权不相容的。他向门斯多尔夫抱怨。因为奥地利的代表让普鲁士单独对法兰克福邦联议会声援奥古斯滕堡家族集会一事提出抗议。普鲁士在石勒苏益格的军事长官曼陀菲尔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煽动奥古斯滕堡的支持者闹事，以此“证明”奥地利的不负责任，到年底时他那精心策划的挑衅行动已如此激怒奥地利驻荷尔斯泰因总督路德维希·冯·加布伦茨，以至促使他全力以赴地去支持奥古斯滕堡派。1866年1月22日，加布伦茨批准在荷尔斯泰因的行政中心阿尔托纳举行一次支持大公的群众集会。这件事向俾斯麦提供了在这两个公国进一步加剧冷战的借口。三天后一份措辞尖锐的照会向维也纳的门斯多尔夫提出警告：要是奥地利不制止荷尔斯泰因危险的“民主的革命的”阴谋活动，那就终止两国政府的合作。“我们将保留我们整个政策的行动自由，”俾斯麦以威胁性的弦外之音补充说道。他想用这种怒气冲冲的语调来使威廉一世留下深刻的印象并吓唬弗朗茨·约瑟大。威廉内心深处一直还对兄弟阋墙的想法感到深恶痛绝。他的儿子、儿媳和德意志中小邦的亲戚朋友们全都对他提出激烈的责难，说他正被俾斯麦推入一次只能以德国的分崩离析而告终的疯狂的冲突中去。可是亲奥古斯滕堡大公的鼓动和阿尔托纳的集会使威廉深信俾斯麦是正确的。奥地利政府缺乏任何责任感，没有这种责任感，国王感到两个德意志强国的合作关系就不可能保持下去。一年多以来，罗恩就极力主张军队应作好同奥地利作战的准备，国王接受了被他高度器重的陆军大臣的意见。1866年2月，六十五岁的梅克伦堡人、在出征丹麦期间为威廉最佩服的赫尔穆特·冯·毛奇将军，现在也对罗恩的主张表示支持。国王在毛奇身上找到了他的首相的理想伙伴和完美补充。

　　 威廉作为保守分子也许憎恨任何革新，但他是一个优秀军人，他发现毛奇这个天才比大多数高级军官要早，并且比俾斯麦还早好久，虽然需要立刻补充一句：即毛奇只是在大多数将领已到退役年龄时才受到器重的。当他在1857年被任命为普鲁士陆军参谋长时，这个职位还不真正重要。丹麦战争爆发之前，毛奇一直被当作陆军部的一名科长看待，主要负责秘密的军事情报工作。但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毛奇认识到了技术进步的重要性。同他的多数同僚不同，他不是一个率领腓特烈大王的远征军的好战的浪漫主义者，而是一个懂得铁路的好处、在全面的战略范围内规划自己军事措施并且不是彼此孤立地制订军事措施的人。虽然毛奇象他的国君一样厌恶导致兄弟阋墙之战的任何想法，但他在1866年认识到这场战争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祸患。“1866年的战争并不是因为普鲁士的生存受到威胁而开始的，”许多年以后他这样写道，“这是一场政府早就预见到的斗争。这场斗争不是为了争夺领土，而是为了争夺想象中的利益，为了争夺权力。”毛奇、罗恩和俾斯麦都确信，对普鲁士来说，在1866年就去打奥地利，比起等到哈布斯堡把自己家园整顿好后再去打要更为有利。毫无疑问，王室内的“主和派”的努力全都付诸东流了。

　　 甚至太子最后也不得不惊恐地认识到这一点。“人人都在想同奥地利打仗之事，俾斯麦不惜任何代价想同奥地利打仗，”2月第三周他在日记中写道。“他推动陛下去打仗，让别人也这样做，”他又悲哀地写道。2月28日御前会议应就战争或和平问题作出最后决定。除了政府全体成员外，参加者还有太子、普鲁士驻法大使、总参谋长和两个从前批评过俾斯麦的国王军事顾问阿尔文斯勒本将军和曼陀菲尔将军。职业军人一致赞成在那一年春天就进行战争。俾斯麦就1815年以来普奥关系的发展情况作了一个冷静克制的、绝非客观的总结报告。他声称普鲁士天生有权在德国起领袖作用，它那天经地义的抱负只是由于奥地利的利己政策而一再被耽误了。对普鲁士来说，当前德国和欧洲的形势还从来未曾这么有利过；要是为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而同奥地利打仗，那末这场冲突一定会给德意志问题带来一种为所有普鲁士人所接受的解决办法。

　　 除此之外，俾斯麦向御前会议提出同意大利结盟的主张。毛奇支持这一主张，赞成让意大利人向奥地利占领的威尼西亚进军，以便在两条战线上对付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军队。毛奇也强调了速战的意义，一方面是为了抢在奥地利行动之前，另一方面是为了不给萨克森和巴伐利亚进行军事准备的时间，因为它们在一场德意志的战争中准会站在哈布斯堡一边。财政大臣卡尔·冯·博德尔施文格怀疑战争的必要性，主张再作一次妥协的尝试。但最坚决反对战争的，仍是本人应率领一支普鲁士军队去打仗的太子腓特烈·威廉。他认为两个德意志强国打仗是一场悲剧，只会对拿破仑有利。

　　 国王最后拿不定主意，不知道听谁的好。他向御前会议表示，他已扪心自问，并且已经认识到同奥地利进行战争势在必行，“在我祈求上帝向我指出正确道路之后，我认为战争是正义的”。但他决不想让俾斯麦放手去干，他认为不应挑起战争；既不应采取轻率的行动，也不应使用不择手段的措词去挑起战争。要是奥地利改变态度或政策，那末他威廉就要感谢上帝，因为和平解决要好得多。这时俾斯麦已被批准以威廉的名义写信给拿破仑三世，建议普法两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国王也同意同意大利缔结军事联盟。

　　 在御前会议以后，军官们认为战争已迫在眉睫，但俾斯麦并不这样认为。他理解威廉真心诚意希望取得和平解决的意义。如果门斯多尔夫能使弗朗茨·约瑟夫的军事顾问团平息下来，那末奥地利就象前一年夏天在加施泰因那样回心转意是完全可能的。因此俾斯麦决定提出一个政治上的选择方案；要是弗朗茨·约瑟夫同意放弃哈布斯堡掌握德国霸权的传统要求，奥普之间就会迅速达成和解。这样一种放弃会使奥地利摆脱一切困难，而且也是合乎逻辑的，在2月和3月里看起来并非豪无可能。哈布斯堡宫廷当时进驻布达佩斯，它千方百计想消除王朝和匈牙利贵族之间潜在的疑猜。三年多以前，俾斯麦曾向卡罗利建议：奥地利应把它的政治活动重心转移到匈牙利。如果现在做到这一点，一次“兄弟阋墙的战争”就成为多此一举了，从而普鲁士也无必要去接近拿破仑三世或意大利的维克多·埃马努埃尔。尽管俾斯麦认为弗朗茨·约瑟夫十分骄傲，不会向普鲁士的要求让步，但他还是一直准备自己的政策来一个急剧转变，一直到首批部队越过边界。在行动上保持灵活态度是他的外交战略的基本要素。

　　 他起初追求三个直接目标：同意大利秘密结盟，这会让维克多·埃马努埃尔承担战争的义务，却不会对普鲁士有什么约束力；同法国达成进一步的谅解，在不作领土让步的情况下也能使拿破仑保持善意中立；最主要的是保持一种持久的紧张状态，使弗朗茨·约瑟夫的军事家和外交官失去镇静，犯下愚蠢的严重错误。在所有这三点上，俾斯麦最后都没有得逞。意大利人虽然表示愿意在维也纳和柏林的军事冲突中站在普鲁士一边作战，但只是在4月8日秘密条约签订后三个月之内爆发战争的情况下才这样做。拿破仑三世虽然并不倾向于帮助奥地利，但在私下里却谈到法国扩充疆界一直到莱茵河，并公开谴责1815年的协定。最后，俾斯麦虽然能使他的国王相信奥地利不对，但舆论却不赞成战争。普鲁士许多地区向国王呈递谦恭的请愿书，要求维护国家和平。但这些策略性的挫折并不能阻止俾斯麦着手进行军事解决。他相信，只有这样才能把奥地利从德国排挤出去。

　　 1866年春，俾斯麦的神经从未放松过。他有时接连好几个小时躺在办公室里的红皮沙发上，埋怨他的腿疼得厉害，使他几乎无法走动。在4月某日前来同他进行一次重要会谈的奥地利大使的眼里，他好象是一头受伤的野猪，还在进行垂死挣扎，对任何敢于走近它巢穴的猎人仍有极大的危险性。罗恩表示了更多的同情：他发现首相垂头丧气、神经过敏、神思恍惚，说自己胃疼得十分厉害。这位由他在三年半以前扶助上台的巨人如今由于夜以继日的拼命工作而耗尽了精力，这使他感到不安。有好几个星期，俾斯麦很少离开他的官邸。关于他的健康状况，城里谣诼纷纭。要是说他果真患病，那末他究竟得了什么病，现已无法弄清。静脉曲张这一点是肯定的，但他身体总的衰弱状况——使朋友和同事们十分担忧的郁郁不欢的心情——大概也可归因于他那时的饮食无度和完全缺少运动。在某种意义上，生病正中他的下怀。他不用参加正式活动，可以避而不见他所不想见的外交官和政治家，最后他还能够安静地研究电文和报告，因为只有他的亲信才允许打扰他。他并非第一次，但也并非最后一次因病得福。

　　 当奥地利驻柏林大使卡罗利在3月的第二周报告了一个意大利军事代表团到达的消息时，奥地利第一次对普鲁士的态度感到焦虑。弗朗茨·约瑟夫的顾问指出，由于威尼西亚和伦巴底吃紧，在波希米亚只驻有二个团的兵力。奥地利笨重的战争机器扩充军备所需要的时间比普鲁士要长一倍，但奥地利军总参谋部也不想通过动员而使对手作好紧急准备。可是它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呢？在3月的最后两周里，奥地利不断向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北部的要塞调兵。关于部队调动的每一条消息都给俾斯麦提供了一张王牌。

　　 他可以把有关奥地利战争意图的“证据”源源不断地供给柏林的报纸。甚至国王也不得不——虽然是勉强地——承认，弗朗茨·约瑟夫想使普鲁士再一次受辱。3月29日即洗足木曜日，威廉经过长时间的思想斗争后下令增强普鲁士的边防部队，不过他并没有同意征召预备役军人。有一份关于4月4日威廉和科堡大公的谈话记录：国王说他对奥地利扩军的首批消息听之任之已有两个星期了，如今他已不能再忍受“伪善的假面具”，因此必须试图把它撕破。可是，他急切要求俾斯麦对维也纳的来函不要作出太不客气的尖锐反应，因为他还一直对同奥地利打仗的前景感到厌恶。

　　 关于两国之间或战或和的问题在整个4月份一直悬而未决。月中看来似乎双方有可能进行裁减军备。俾斯麦本人曾认真考虑过路德维希和安东·加布伦茨兄弟于4月第三周提出的一项妥协建议。兄弟俩的个人境遇反映了许多德意志家庭左右为难的处境。他们都生于萨克森，可是一个当了奥军将领，担任荷尔斯泰因总督，另一个成了普鲁士大地产主和柏林邦议会的议员。路德维希提出的计划——为此安东在基尔、柏林和维也纳之间进行调停达十一个星期之久——建议成立一个独立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侯国，由霍亨索伦家族的一名成员统治，但永远不得并入普鲁士王国。同时宣布改组德意志邦联：美因河以北的整个德国军事上受普鲁士统帅，美因河以南的地区受奥地利领导。这项计划会在军事上给普鲁士带来巨大利益，面对奥地利却毫无好处。会谈进行了七个星期。很大的成功希望从来就不存在，除非俾斯麦保证把威尼西亚给予奥地利，因为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并不准备偏偏在意大利的权力终于从他手中脱落的时候放弃他对德意志的领导权。但普鲁士无法再在意大利半岛上帮助奥地利。为时太迟了。对于俾斯麦来说，威尼西亚的命运在拿破仑三世和普鲁士大使的几次谈话以及普意会谈中早就注定了。

　　 开始时俾斯麦企图把加布伦茨兄弟的计划同另一个建议结合起来，这个建议规定在男子普选权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直接选举的德意志议会。这个计划的目的在于争取全德国的民族派支持普鲁士。2月9日，普鲁士代表向法兰克福邦联议会第一次提出这个计划。整整两个月之久，俾斯麦企图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普鲁士主张德意志邦联采取一种新的宪法结构，这种结构首先考虑到建立一个选举产生的议会的普遍愿望。但由于俾斯麦一如既往同普鲁士邦议会闹翻了，大多数自由派都把他想复活1848年精神的企图当作一种厚颜无耻的拙劣的机会主义，因此并不予以重视。但是俾斯麦当时确实是真心诚意这样想的。在他的心目中，一个全德意志议会完全不同于柏林那个主要由资产阶级组成的、对国王和大臣们抱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情绪的邦议会。俾斯麦了解政治现实，尽管他低估了他的自由派和进步党对手的信念的深度。象拿破仑三世一样，他知道普选权主要有利于保守派，因为它给予农民和城市工人以选举权，而他们是会赞成秩序和安全，反对资产阶级进行变革的要求的。关于召开全德意志议会的提案是否会被邦联议会接受，从一开始起就很成问题，但它无论如何是一次建设性的行动，符合当时民主民族自由主义的心意，面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由于多瑙河君主国的独特性质是不可能提出这种建议的。

　　 “可是，您向我建议的是革命呀，”当首相首次向威廉提出这个计划时，威廉吃惊地提出异议。国王难以理解，他那个不到四年前才向他表示过“效忠”的“封臣”怎么能向他建议采取这种策略。俾斯麦千方百计破坏奥地利的威信，而且并不是事事都向他的国王汇报。俾斯麦就职后同匈牙利流亡者保持联系，他打算招募一支匈牙利军团，由科苏特的民族执行委员会成员克拉普卡将军指挥。同时他考虑去煽动捷克人，鼓动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和马扎尔人和多瑙河沿岸的塞尔维亚人起义，甚至考虑让加里波第率领一支匈牙利和南斯拉夫联军到奥地利占领的达尔马提亚沿海地区去作战。期望意大利共和派、匈牙利人、塞尔维亚人、捷克人和罗马尼亚人埋葬他们由来已久的敌对情绪，同普鲁士人携手合作，这当然是荒谬可笑的；“使这些地雷中有一个爆发”——用俾斯麦自己的比喻来说——，把奥地利“炸得粉身碎骨”，这种可能性从来不是很大。俾斯麦主要想通过这一切来使奥地利大本营感到不安，例如一名普鲁士将领和科苏特的亲信在贝尔格莱德，几天后又在布加勒斯特举行谈判的消息必然会使哈布斯堡的军事头目感到惊恐。开始时只是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上存在的意见分歧，看来已扩大到整个多瑙河君主国。值得指出的是，促使弗朗茨·约瑟大下动员令的不是普鲁士在德国的军队调动，而是一条关于意大利在伦巴底加强部队的消息。六天以后，也就是4月27日才给波希米亚的北方军团下了动员令。在普鲁士国内，人们一直还缺乏打一场兄弟阋墙战争的热情。俾斯麦知道，他仍然是如此不得人心。他的病——不管是真的还是想象的——使得他在5月初的头几天不得不杜门不出。直至5月7日星期一，他才到王宫去。回来时他步行。走到菩提树下街时他突然听到身后响起两响手枪声。他赶快转过身去，同一个年青人交起手来，使劲抓住了他，一直到有两个卫兵跑来帮忙。回到家里俾斯麦才发觉有一粒子弹打穿了他的大衣，礼服和衬衫。他的肋骨疼得好象经过猛击似的，但他并未受伤。后来他对他的政务秘书、机密参事罗伯特·科伊德尔讲过，这两枪之所以未能充分发挥其威力，因为手枪枪口在按动扳机时顶在他的大衣上了。

　　 毫无疑问，俾斯麦在这次行剌中是九死一生，幸免于难。刺客在第二天夜里在牢房里自杀了，他名叫费迪南德·科恩―布林德，是蒂宾根的大学生，被放逐的激进社会主义者卡尔·布林德的继子。 [ 原注：卡尔·布林德在1848年巴登社会主义者起义中曾起过重要作用。由于这次起义，他流亡到伦敦，受到马志尼和恩格斯的影响。1870年他是俾斯麦对法战争的热烈拥护者，曾号召流亡国外的社会主义爱国者“为整个德国”携手合作。 ] 据科伊德尔讲，这次行刺导致了一次支持俾斯麦的群众大会。他描写了人群如何聚集在威廉街向俾斯麦欢呼，一直到他走到阳台上来说了一些表示感谢和安定人心的话为止。可是事实上只有寥寥无几的德意志人对他的得救表示感谢。传说柏林大学有一位著名的科学家曾喃喃低语：“这个国家的手枪有多么差。”一个奥地利警方特务有点夸张地向维也纳报告说动员将会引起起义。王太子在他的日记中记道：“爸爸向我讲到俾斯麦遇刺时，有一块石头击中我们站在那里的窗户……尽管如此，这一事件在下面街上并未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普遍不满的情绪并不仅仅限于自由派和左派集团。在同一天，1848年俾斯麦曾参与创办的保守的《十字报》发表了呼吁书，反对把德国推向战争边缘的不负责任的外交。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俾斯麦最老的政治朋友路德维希·格拉赫。首相说，这些话比科亨―布林德的子弹更严重地伤害了他。

　　 几天后俾斯麦在威廉街接见了格拉赫。“他脸色苍白、态度生硬、情绪激动，”格拉赫写道，“我警告他要当心，不要进行一场如此不幸的战争，提醒他奥尔米茨之辱也有他的部分责任，请求他不要由于意见不合而损害我们长久的个人友谊，但他并没有满足这一请求。他流露出焦虑不安的绝望情绪，谈到上帝和祈祷。他说，整个事情只是他和上帝之间的事情，朋友或政治盟友与此无关。”他们连手也没有握就分别了。俾斯麦就这样最终与特里格拉夫集团的新教保守主义脱离了关系。科伊德尔写道，行刺未遂使他深信自己是上帝“选定的必不可少的工具”。但他从今以后所信仰的上帝是一个很奇特的个人的上帝，既不为路德教教友也不为加尔文派教徒所承认。”

　　 事实上，俾斯麦在5月的第二周在政治上已经走得太远了，不可能再去改变自己的目标。在企图对他进行暗杀的两天之后，他说服国王解散了邦议会，规定在6月末、7月初进行改选。之后，俾斯麦为自己制订了一个时间表：4月8日同意大利签订的协定要求他在三个月内对奥开战，而普鲁士的国内政局要求在5月9日以后的八周之内取得军事胜利或辉煌的外交成就。俾斯麦对于进行冒险不抱任何幻想。他明白自己无法无限制地对抗舆论和议会。他在不吉利的暗示中又一次谈到他必须尽到自己的天职，即使这会把他送上断头台也在所不惜。尽管格拉赫发现他精神紧张，但俾斯麦仍充满信心。他深信，如发生战争，不会有反对政府政策的示威。3月30日，他写信给驻巴黎大使说：“在关键时刻，群众无疑会支持君主政体的，不管它走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的道路。”后来的几个月证实了他对局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当普鲁士在5月第二周完成动员的时候，几乎没有发生什么违法乱纪的事。

　　 应征者又一次入伍。威斯特伐利亚和东普鲁士表现出一定的冷淡，但人们到处都向当局表示传统的尊重，俾斯麦把这当作是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

　　 尽管如此，一切并非都按计划进行。俾斯麦想建立一个以普遍、平等、直接选举权为基础的全德意志议会，企图用这个提议来唤起人民的爱国热情，但他失败了。他所得到的嘲笑超过了热心的支持。除此之外，5月底已肯定，巴伐利亚、巴登、黑森―达姆施塔特和符腾堡将在军事上支持奥地利，而萨克森和黑森―卡塞尔在普鲁士进攻奥地利时不会保持中立。俾斯麦想利用德意志民族感情的希望没有实现，他也未能使拿破仑三世保持良好的情绪。法国皇帝毫不放松要求用摩泽尔河和莱茵河之间的地区“补偿法国”，还不止于此，他甚至建议召开一次欧洲会议来讨论威尼西亚、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德意志邦联这三个互相关联的问题。英俄两国对这个计划颇感兴趣，它的实现将会再一次肯定法国在欧洲的霸权，从而夺走柏林的主动权。使俾斯麦幸运的是，奥地利提出了参加这样一次会议的条件，即与会各国都不扩大势力范围或获得领土好处，而这个条件拿破仑是决不可能同意的。

　　 外边看来，奥地利人提的条件当然是不恰当的，但法奥两国外交官的谈判仍在继续进行。俾斯麦摸不清德鲁安的政治意图。最后使危机白热化的是奥地利人。他们确信在其他德意志邦的支持下能给予普鲁士以毁灭性的打击，从而也可以搞掉诡计多端的俾斯麦。6月1日奥地利驻法兰克福代表宣布，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这两个公国的前途应由法兰克福邦联议会来决定，因为同普鲁士就这两地的治理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是不可能的，并且建议在伊策霍召开一次国民大会。这些提议意味着对1864年1月1日奥普条约的破坏。国王威廉认为这损害了他自己的主权要求。俾斯麦命令曼陀菲尔将军从石勒苏益格越过艾德河 [ 译者注：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的界河。 ] 向荷尔斯泰因进军。出乎俾斯麦意料之外，路德维希·冯·加布伦茨面对c月7日的入侵把自己的军队后撤至易北河彼岸直至汉诺威，对普鲁士人不作任何抵抗。不管维也纳会怎么想，他因为爱好和平，不愿在一场内战中首先开火。

　　 正如俾斯麦所预料的，邦联议会是会来作出最后决定时，但象往常一样，讨论也旷日持久，毫无结果。6月10日星期日，俾斯麦在柏林公布了一项关于建立一个德意志联邦国家的改革计划(这个联邦国家将把奥地利排除在外)，并且指示普鲁士驻法兰克福公使尽快向邦联议会提出这个计划。但奥地利人行动得更快。星期一，奥地利公使呼吁德意志各邦实行动员去对付普鲁士，因为俾斯麦违反了德意志邦联的宪法。为了表明自己的独立性，各小邦对这个提议作了修改，似乎是它们主动谴责普鲁士的，虽然改不改几乎没有什么区别。6月14日早期四，邦联议会投票反对普鲁士。普鲁士公使根据俾斯麦的指示立即宣读了一项声明，否认邦联议会有权以这种方式来对待它的一个成员，因此坚持要求解散邦联议会。6月15日清晨，普鲁士向萨克森和汉诺威国王以及黑森选侯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接受普鲁士的改革计划并允许普军自由通过他们的国土。三个君主都拒绝了这个最后通牒。在那个星期五晚上，俾斯麦同英国大使奥古斯塔斯·洛夫塔斯勋爵在威廉街七十六号的花园里散步。当柏林的时钟在午夜响起的时候，俾斯麦对他的客人讲：“此时我军已开进汉诺威、萨克森和黑森―卡塞尔……要是我们打败，我将不再回到这里来。我将死在最后一次的进攻中。人总有一死，要是打败，还不如死了好。”

　　 普鲁士人毫不费劲地占领了萨克森和黑森选侯国，不过汉诺威国王格奥尔格命令他的军队在朗根萨尔察列阵抵抗。还在6月24日真正同奥地利开战之前，北德绝大部分就已落入普鲁士之手。这些几乎兵不血刃就取得的战略成就，使得普鲁士境内对俾斯麦的政策的批评平息下来。6月25日星期一是两个选举日的第一天，人们甚至在街道上向他欢呼。“受人爱戴，美好而累赘，我对此并不习惯，”他在那个星期四简短而中肯地写信给凯蒂·奥洛夫说。

　　 但就在这次有限的军事行动期间，俾斯麦看到自己的政治行动自由尚有潜力。6月19日，他收到驻卡尔斯鲁厄公使的一封电报。电报指出，普鲁士可以轻而易举地占领法兰克福，因为在南德意志各邦的军队中存在着混乱状态。俾斯麦把这一消息转给了冯·法尔肯施泰因将军，毛奇曾命令法尔肯施泰因向南乘胜追击后撤的汉诺威军队。于是法尔肯施泰因便中断了直接追击，率领部队向西穿过卡塞尔，准备进攻法兰克福。毛奇很生气。他埋怨俾斯麦用政治目的干预军事战略。6月2日国王曾宣布一项内阁决定，规定原则上总参谋部的所有命令都直接发到战地指挥部，而不是象在丹麦战争中那样事前要先呈交陆军大臣。现在毛奇认为，俾斯麦企图通过他的干预使军事行动重新受到大臣的指挥。总参谋部的军官们心怀忌妒地捍卫自己刚刚获得的权威，夸大了法尔肯施泰因事件的意义，在战争结束以后很久还一直在考虑这位非军人的政府首脑的卑劣行为。俾斯麦完全正确地把这场争吵看作是未来冲突的序幕。

　　 国王威廉一世在柏林一直呆到6月30日，期待着一场大战。在这个星期日，他和随从离开京城去波希米亚。他的随行人员中有许多政府大臣、陆军副官、外国使节和武官、外交部工作人员、御医、差役、马夫等人。为这次前往尼斯河上游敕兴瑙去的二百五十公里左右的长途旅行共用了六列专车。普鲁士第一方面军在那儿建立了指挥部。俾斯麦自己身穿后备军少校的制服，头戴铁甲骑兵头盔，披着一件在夏天穿热得要命的灰色长大衣。他不习惯于参加出征，这件事毛奇在谈话中喜欢加以强调。国王在赖兴贝格受到只有三百名看来不大能打仗的士兵的保护，使俾斯麦少校感到吃惊。由于奥地利和萨克森军队离那里还不到十二公里远，所以他就问毛奇，对国王来说这么一点点卫兵是否会有危险。“是的，”毛奇简短地回答道，“战争中一切都是有危险的。”

　　 奥军总司令贝内德克明明知道行不通，却准备在比斯特里茨这条小河的两岸向普军开战。他所选择的地方靠近萨多瓦村，在易北河和阿德列尔河汇合处的柯尼希格莱茨要塞西北约十二公里。 [ 原注：德奥两国历史学家一般称1866年7月3日的战役为“柯尼希格莱茨战役”，而在英国和法国往往更准确地说它是“萨多瓦战役”。“柯尼希格莱茨”这个名字是威廉国王在这一天使用的，也许是因为这座城市曾经是腓特烈大王的大本营，因此在普鲁士军队中通用这个名字。当有关这次战役的首批报道传来时，英法报纸都称之为“萨多瓦战役”。柯尼希格莱茨市也以其捷克名字赫拉德茨―克拉洛维(Hradec Kralove)而闻名。 ] 他希望能够在俾斯麦和平时期的主要批评者——王太子率领的第二方面军到达之前击败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率领的联合的第一方面军和赫尔瓦特·冯·比特尔费尔德将军率领的易北河方面军。毛奇则希望能把奥地利人诱入圈套。从西里西亚出发向前推进的第二方面军在6月30日就已同第一方面军建立了联系，因而没有理由认为太子会来不及赶到战场来击溃奥地利的武装力量。俾斯麦完全清楚，这一天对他的政策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当他骑着马，陪同威廉国王从克莱尼茨村到杜布村附近的一个小山头上去的时候，他满意地发觉毛奇沉着而充满信心。他们是在7月3日星期二早晨七点四十五分到达那个山头的。他们找到了一个有利位置，可以眺望比斯特里茨河谷及其周围的一大片地区。他们到达时受到一个奥地利炮队的炮击欢迎，有一发炮弹落在国王面前只有二十米远的地方。一刻钟以后，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接到派第一方面军向奥地利阵地进击的命令。这一天参加柯尼希格莱茨战役的人数在四十四万人到四十六万人之间。这么多士兵在一个战场上作战，这在欧洲历史上还是前所未有的；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没有一次武装冲突的规模超过这次战役。

　　 俾斯麦高高地骑在他那匹壮实的栗毛马上，注视着这场历时八小时战役中的每一个风云变幻的活动。他始终站在国王和毛奇的身旁，先是在杜布，后来到直接俯瞰萨多瓦村的罗斯科斯山峰上。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他感到好象在玩扑克牌，把不属于自己的一百万塔勒孤注一掷。此外，他无疑还为首次经历一场大战的幻梦似的全景感到目眩神迷。他这一年推行的政策使成千上万的人互相伤害和残杀，这一可怕的事实看来他是在以后才意识到的。当时首先使他感到激动的是这个想法：要是自己的儿子躺在那些死人和奄奄待毙的人们中间，这会是多么可怕。眼前他主要担心的是国王的安全，认为国王在冒不必要的风险。“幸好有我在场，”俾斯麦在下一个星期一写信给他的妻子说，“因为别人的一切劝告都不生效，而且没有人敢于这样严厉地呼唤他，就象我在最近这一次……当炮弹在君主的不远处嗡嗡飞鸣时所做的那样。”他的宿命论使命感不允许他关心自己的活命机会。

　　 在这个星期二，俾斯麦有多次机会对毛奇的镇定自若感到钦佩。要是太子不在贝内德克的骑兵向弗里德里希·卡尔的阵地发起正面攻击之前及时赶到战场，那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首先发觉这次战役中的决定性变化的是俾斯麦。一点钟刚过不久，他在罗斯科斯山上的眺望点发现，在东方约八公里处他曾认为是一行树木的东西忽然向前移动起来，并进入奥地利的炮火之中。他立刻叫毛奇注意这一现象。毛奇静静地用望远镜观察了片刻，然后向国王报告：“陛下不仅赢得了这个战役，而且也赢得了整个战争。”威廉对一名军人这样讲话感到恼火，命令他不要这样信口开河，而是面对现实的困难。但是毛奇知道，俾斯麦所看到的并不是一座树林在向前移动，而是普鲁士王太子的军队。他们正在切断贝内德克的分散的部队。“陛下，全面胜利，”俾斯麦听到毛奇对国王说，“维也纳将俯伏在陛下的面前。”

　　 还没有人敢于相信毛奇的话。“这个毛奇将军何许人也？”当这天下午有一个信使送来新的命令的时候，预备师的师长问道。战斗还持续了三个小时，普鲁士取得了最后胜利。争夺得特别激烈的是克卢姆村，因为奥地利人想在这里迫使王太子的前卫部队放松对通往柯尼希格莱茨和南方的公路的进逼。可是到了黄昏时分，奥军最后被击溃了，战死和受重伤者二万四千人，俘虏一万三千人。国王向他的儿子颁发了普鲁士最高军事勋章——功勋勋章。这一夜他是在霍里茨这座小城市里度过的。该城在萨多瓦以北十公里处，离柯尼希格莱茨有二十二公里，还完整地留在奥地利的手中。俾斯麦跟随国王到了霍里茨，在这次战役后他与其说是因取得胜利而兴高采烈，还不如说是感到灰心丧气。他到达那里时发现没有人为政府首脑安排好住处。这时天下起雨来，他跑到一个农家去避雨，进门时滑了一跤，倒在垃圾堆上。他在城市市集的廊檐下给自己布置了一个尽可能舒适的休息之地。梅克伦堡大公、轻装旅旅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找到他的，并把自己的住房供他睡觉和洗濯。毛奇这时由于感冒发高烧躺在床上。这天夜里几乎谈不上什么胜利的气氛。奥地利人虽然打了败仗，但还没有被完全包围，正在越过易北河向多瑙河撤退。即使是在威尼西亚打败了意大利人的那支军队前来增援，奥地利人也已无法挽回萨多瓦的败局了。这一点他们自己很清楚。战场指挥官们谋求达成立即停战，但对毛奇提出的条件又认为过于苛刻。弗朗茨·约瑟夫不得不请求法国出面调停。确切地说，战争还持续了三个星期，7月15日在摩拉维亚的托比乔和罗克特尼茨附近发生了两次激烈的战斗。但是在这个月余下的日子里，在普鲁士总部，战略上的考虑让位于政治上的考虑。在4月、5月和6月这三个月中千方百计制造危机的俾斯麦，如今同王太子一起努力把火扑灭，在德国恢复和平。

　　 7月5日凌晨五点，俾斯麦被人叫醒，获悉拿破仑三世应弗朗茨·约瑟夫之请想要出面调停。这比俾斯麦预料来得早一些。他建议国王回答时要支支吾吾，同时让军队继续向前推进，以便为普鲁士在谈判桌上创造尽可能有利的条件。虽然俾斯麦不愿拿破仑改变态度，譬如在莱茵河畔进行动员，但他却不想给予他欧洲和平缔造者的声誉。“可是，在后来的那几天里，俾斯麦不得不去对付只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军事上的胜利完全改变了国王的态度，他在战前反对对地图进行任何修改，如今突然谈到要吞并整个汉诺威、萨克森和黑森以及设置一条从普鲁士领土向南通往巴伐利亚的走廊。俾斯麦对总部的这种想法感到吃惊。“我有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要做；向沸腾的葡萄酒中注水，使大家明白生活在欧洲的不光是我们自己，而且还有三个憎恨妒忌我们的强国，”7月9日他写信给约翰娜说。

　　 第二天他请驻彼得堡大使向亚历山大二世保证，他只要求改革德意志邦联、最终解决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以及把奥地利从德国排除出去。这些条件太低了，以致国王及其军事指挥官们任何时候都是不会同意的。

　　 威廉一世如今要求尽可能地扩张领土。7月9日，俾斯麦犹豫不决地请驻巴黎大使细心了解一下拿破仑三世对普鲁士吞并北德意志各邦一事的想法。他出乎意料地获悉，法国皇帝原则上不反对这个想法，只是坚持让萨克森国王保持王位。7月15日，法国大使贝内德蒂向俾斯麦递交了法国向普鲁士、意大利和奥地利建议的和平条件：把威尼四亚割让给意大利；奥地利退出任何德意志联盟；将北德意志各邦合并受普鲁士领导，而美因河以南的德意志各邦应保有独立的国际地位；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应同普鲁士“重新统一”，此外奥地利及其盟国向普鲁士偿付赔款。这些建议同俾斯麦自己的想法相差并不太大，只是普鲁士所能吞并的领土没有具体标明。即使俾斯麦希望能说服国王和军队同意，但这个问题必须事先加以澄清。毛奇和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想继续进行战争并向维也纳进军，国王也野心勃勃地想要从哈布斯堡的京城提出他的和平条件——这一点迄今毕竟只有一个人做到了，那就是拿破仑一世。俾斯麦对这种痴想不知怎么办才好。当他发言反对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关于攻占离维也纳市中心六公里的弗洛更斯多夫要塞、确保渡过多瑙河的计划时，他惹怒了总参谋部。俾斯麦不愿使奥地利人丢脸，也不愿把十分苛刻的条件强加给他们，免得他们在今后的年月中永远和普鲁士为敌。“将来我们会用得着奥地利的力量的。”他说。他暂时获得这样的印象：将军们失去了正常的理智。罗伯特·科伊德尔记述了俾斯麦在这个7月里所进行的无休止的军事辩论中是怎样用摧毁性的、冷嘲热讽的逻辑驳得将军们哑口无言的。他问道：“要是敌军放弃维也纳，向匈牙利撤退，我们是否还要去追击？我们一旦越过多瑙河……，就失去同后方的联系；那时最好的办法就是向君十坦丁堡进军，建立一个新的拜占庭王国，让普鲁士听天由命。”这些话终于又暴露了那位好斗成性的邦议会雄辩家的嘴脸，虽然它无助于提高总参谋部对俾斯麦的爱戴。

　　 7月19日星期四，贝内德蒂通知俾斯麦，奥地利人已经同意拿破仑的条件。法国人指望普鲁士会同意并立即停战。但国王和总参谋部此时正在离维也纳八十公里的尼科尔斯堡。这个星期四在迪特里希斯泰因亲王的古老王宫中举行了一次决定性军事会议，会议开得非常激烈。毛奇准备在弗洛里斯多夫附近渡过多瑙河，第一方面军派出的巡逻队离多瑙河已不到七公里。罗恩作为陆军大臣反对向维也纳进军，认为这只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他支持俾斯麦的停战主张。国王一直持反对态度，但最后同意停战五天，让已离多瑙河不远的普鲁士军队按兵不动。

　　 俾斯麦明白，他在会议桌上需要一个盟友。因此他在星期六向第二方面军总部送去一份紧急公文，请王太子立即到尼科尔斯堡来。当王太子登上那个通往迪特里希斯泰因王宫的山头的时候，他遇见了毛奇。“殿下将会在这儿发现大家都处在一种可怕的状态之中，”这位将军说，“国王和俾斯麦都不愿意再见面了。”这话有点夸大其辞。俾斯麦是决定在同王太子谈话、准备好新的讨论之前不同国王见面。虽然王太子一直还对俾斯麦抱敌对态度，但他仍象从前一样渴望和平，仅仅因为如此，他才表示愿意在首相同国王和将军的争论中支持俾斯麦。这是一个紧张的周末。甚至王太子也觉得“父王”对俾斯麦的态度过于严厉。7月22日，巴黎发来了一份电报。拿破仑同意普鲁士吞并会给威廉带来四百万新臣民的领土，但萨克森不在其内。俾斯麦以为，提出吞并黑森、拿骚、汉诺威、石勒苏益格―荷尔所泰因和历史重镇法兰克福的建议，一定会满足国王对领土的渴望。他起草了一份关于和平必要性的杰出的奏折，甚至还向国王提出警告：如果军事行动在8月恢复的话，就有发生霍乱蔓延的危险。可是威廉固执己见；要是他不能凯旋进入维也纳，那末他想至少要完成他父亲好腓特烈大王的未竞之业，即取得萨克森。俾斯麦认为同萨克森签订一项协定，把该邦的军事大权交给普鲁士国王，就会达到政治上一切必要的东西。这个论点一点也不能使国王心服。俾斯麦绝望地含泪冲进自己的房间，他的心情是，“我心里想，还不如从四层楼上跳下去吧”，他后来写道。这时王太子突然走进屋来，向他政治上的老对头保证，他将不遗余力地劝说父王相信和平的必要性。最后国王勉强作了让步，但在俾斯麦的奏折上批道：“在维也纳的大门前，我不得不痛心地在军队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之后逆来顺受，接受一个耻辱的和平。”7月26日，普鲁士和奥地利在尼科尔斯堡签订了预备性和约。俾斯麦松了一口气，以拳击桌，喊道：“我把他们都打败了！所有人！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可是，他真做到了这一点吗？毛奇在柯尼希格莱茨要是没有太子就打不了胜仗，而俾斯麦在尼科尔斯堡的政治战役中要是没有太子也同样不会获胜。“这真是一个让人糊涂的世界，”太子在国王同首相之间出现那个泪如雨下的场面之后的第二天说，“我得使他们两人都平静下来。”由此可见，至少有一个人并没有随声附和，夸大其词，歇斯底里大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