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斗争·第十一

作者：艾伦·帕麦尔·英国

出自————《俾斯麦传》

出自————《战争通史》

　　 俾斯麦被公认为新帝国的真正的开国元勋。自黎塞留以来，还没有一个臣子能如此迅速地提高自己君主的威望，而又能如此卓有成效地扩大自身的权势。这确实是一项不同凡响的成就。威廉一世不断给他的首相以新的荣誉。从凡尔塞回国数天后，首相即被擢升为侯爵，尔后又被授予霍亨索伦宝石大十字勋章。此外，他还得到一个位于劳恩堡的弗里德里希斯鲁庄园，这个庄园比瓦尔青大得多。尽管军官们妒忌他的权势，尽管老一辈容克家族用猜忌的眼光瞧着他上升为大地主这一新的地位，但柏林人感到他的飞黄腾达是伴随德国在世界上的新地位而出现的一种理所当然的现象。6月16日，他胜利归来，骑马经过勃兰登堡门，站在路旁的人群向他热烈欢呼。他的威望在国内外已登峰造极；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他已超出凡人而成为一个传奇人物。

　　 宪法赋予他的地位是绝无仅有的，而他本人正是这部宪法的制定者。他身为首相有权在联邦议会和帝国国会发言、发起辩论和提出法案；表决一旦失败，也不能迫使他辞职，因为他的任期长短仅仅取决于皇帝的意愿。因此，他是帝国的监护人，帝国的一切其他机构都不过是威廉街首相府的分支机构，并不象其他多数国家那样成为独立的“部”。俾斯麦的权威有增无减。从1871年1月1日起，全德外交均由外交部统一领导。该部虽系旧普鲁士外交部的改头换面，但仍处于同一人的领导之下；直至1890年下台，俾斯麦一直兼任普鲁士外交大臣。此外，除1872―1873年有十个月时间例外，因为那时他暂时把职务交给了罗恩，他还一直兼任普鲁士首相，在德意志帝国国会和普鲁士邦议会都拥有广泛的权力。只要能和君主合作，只要能制止宫廷和总参谋部的阴谋活动并最终能控制议会机器，俾斯麦就是德国全部权力的化身。

　　 俾斯麦出任首相后，国外对他的主宰地位从未有过怀疑。但在国内，他的统治体制为时不久就发生了动摇。当俾斯麦留在法国而不在国内时，政党的活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852年后，普鲁士邦议会内曾经存在过一个特殊的罗马天主教政治派别。该派想在一个新教占优势的国家里维护天主教会的权利，但从未在任何方面有碍普鲁士政策的实施。六十年代中期，罗马教会宣布其教义为：人民统治，信仰自由和教皇无谬误。从此该派结束了消极配合的角色。1870年11月，邦议会举行选举。天主教候选人提出有关政治与社会的明确的教会纲领，他们获五十七席。12月13日，他们成立了组织严密的自己的政党，即中央党。一个月后，他们购进一家跨地区的大报《日耳曼尼亚》报。1871年3月，在帝国国会选举中，他们以全德天主教运动的面目出现，在三百八十二席中获六十三席，几乎占全部选票的五分之一。出乎俾斯麦意料的是，这一新派系的势力居然仅次于民族自由党，一跃成为帝国国会的第二大党。中央党的领袖路德维希·温德霍斯特是一位聪明的议会策略家和机智的演说家，这位汉诺威国王的前司法大臣仍然忠于其被废黜和流放的主子。这使俾斯麦佩服。在邦议会和帝国国会里，中央党是反对俾斯麦所创立的国体的最大政党，该党可以指望得到两院中波兰民族主义者和威尔夫党人 [ 译者注：参见本书163页注。 ] 作为同盟军，德因最近侵占了阿尔萨斯―洛林，不久这个地方的代表将进入帝国国会，从而进一步加强中央党的实力。一个值得注意的反对派核心已经形成。

　　 宪法的形式限制了各党派在帝国国会中的行动自由。诚然，任何议员都可以对首相提出异议，只要得到多数赞同，还可以就内政外交各项重大问题展开辩论。只要议员提出的要求能引起充分注意，那么即使他代表少数派的意见，也还是可以指望得到广大报刊舆论的支持。1871年2月，帝国国会刚刚开幕，一位波兰天主教议员就要求帝国政府支持那个除梵蒂冈以外其教会国家不久前已丧失殆尽的教皇庇护九世，这使俾斯麦恼火。俾斯麦根本不允许一个同外国有联系的政党对外交政策问题发起公开讨论。只有外交部御用的报纸才享有这种特权，这些报纸大多数是得到威尔夫基金资助的。4月1日正值俾斯麦五十六寿辰，他登上帝国国会的讲台，尖锐刻薄地抨击那些在全国处于少数派地位的政党及其天主教盟友。他要求把党派利益置于德国统一这个共同目标之下，他虽未指名攻击中央党，但人人心里清楚，他的警告是有所指的：他决不会容许在帝国内部有任何其他发号施令的机构存在。

　　 首相对罗马天主教会的挑战受到许多普鲁士人的欢迎，人们认为是早该如此做了。1870年7月18日发布的教皇无谬误说引起德国新教徒的警觉，并使德国天主教徒分裂成两派。梵蒂冈教廷举行决定性会议之日，正是俾斯麦同拿破仑三世的外交搏斗达到高潮之时。他感到此时同天主教进行斗争不合时宜。普鲁士驻教皇国公使哈里·冯·阿尼姆伯爵在教廷会议开始之前及会议期间，每周都催促俾斯麦进行干预以支持那些反对教皇集权化的天主教徒。“不要搞任何挑衅活动，”他在上述教义颁布两天后打电报给阿尼姆说，“无谬误说目前对我们是无关紧要的。”意大利战争时期，他丝毫不反对教皇势力。倘若意大利民族军占领罗马而教皇愿意离开圣城，他甚至可以向庇护九世提供避难权。不过作为回报，俾斯麦期待教会能在政治上给予帮助。波森红衣大主教去凡尔赛寻求政府对教会当局的支持，但会谈毫无成果。德国天主教徒认为教皇无谬误说作为教义是不能接受的。1871年春，他们要求国家给予保护，因为主教团拒绝他们的宗教权利并解雇了不少学校教师和大学教授。

　　 但俾斯麦仍然小心行事。1871年7月初，他关闭了普鲁士文化部天主教特别科以示抗议。数日后，他要求《十字报》发起一场反对教权主义的宣传运动。他措辞虽很激烈，但心里仍然希望避免与教皇发生冲突，因为他怕在南德和国外引起不愉快的反应。8月他去加施泰因，同奥地利首相博伊斯特就天主教问题举行长时间的会谈。他指出，天主教神父的“首相政策”在巴伐利亚和巴登也遭到抵制。威廉一世反对国家直接干预教会事务，可是他对从罗马分裂出来的老派天主教徒的命运却表示关切。耶稣会会士在东普鲁士学校专门提倡波兰文化的报告使他及首相深感不安。俾斯麦也以猜疑的心情注视着阿尔萨斯―洛林的神父是否在理论上支持其信徒反对国内新统治者的行动。鉴于这类可能性和变化，他于1871年11月采取了决定性步骤。他公布了一项法律草案，把一切学校，包括私立教会学校在内，都置于国家监督之下。学监对天主教学校的宗教课应给予特别注意。无谬误说对首相已不是什么“无关紧要”的问题了。

　　 俾斯麦的倡议在普鲁士受到广泛的欢迎，但间接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一些本来就不喜欢用帝国代替旧的邦联制德国的保守派对俾斯麦政策的基调表示震惊，他们在普鲁士下院拖延对该项法律的批准。他们担心，随着通过有关天主教“布道规章”，下一步就会堵住路德教或加尔文教每个具有独立见解的牧师的嘴。路德维希·冯·格拉赫是《十字报》派中的老保守派，又是虔诚的路德教信徒，他甚至参加了威尔夫党，在他生前最后的六年中同温德霍斯特和天主教会合作。1872年初，负责普鲁士文化问题的大臣、温和的保守派人士海因里希·冯·米勒出于反对俾斯麦的教会政策而辞职。接替他的是阿达尔贝特·法尔克，这位高级官员对神甫和任何宗教机构都抱着自由理性主义者的仇恨。任何一项限制教会政治权力的政策，必然会获得法尔克的充分支持；而那个在特里格拉夫虔诚教徒圈子中寻得个人对上帝的信仰的人 [ 译者注：指俾斯麦。 ] ，居然会选上一个象法尔克这样的人作为同事，令人感到十分奇怪。

　　 法尔克的任命加强了俾斯麦与民族自由党的关系。早在北德意志联邦成立时，首相曾与民族自由党领袖贝尼格森讨论过他的立法纲领。因此，自由党人对整个德国新经济体制的基本内容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统一法制以及把经济政策建立在自由贸易和自由创办企业的基础上——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可是，长期以来也有一些进步自由党人不信任俾斯麦，责怪他恫吓报刊，对他希望陆军预算和军事政策全面摆脱议会影响的想法表示警惕与怀疑。1871―1872年冬，俾斯麦突然一反常态，转而反对教权主义，消除了进步自由党人的许多疑虑，从此也获得了他们的同情。进步自由党人鲁道夫·菲肖夫医生从前曾无情地批判过俾斯麦，实际上是他创造了后来广泛地使用于俾斯麦同天主教教权主义斗争的一个新名称。菲肖夫在1873年竞选演说中声称，普鲁士正经历着一场“文化斗争”，即两种不同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搏斗。这个名称并不能确切表达事物的本质，但俾斯麦欢迎别人对他的斗争起了一个这样伟大的名称，于是这场争论就以“文化斗争”载入史册。

　　 “您对我有何具体指示？”法尔克在获得文化大臣职位时向首相请示。“恢复国家对教会的权力，而且尽量做得不声张，”俾斯麦回答说。不声张当然是不可能的。法尔克的首要任务是在法律上确立国家对学校的监督权。使俾斯麦感到意外的是，普鲁士上院中的容克反对这项法律。甚至连罗恩也只是勉强赞成。1872年2月，当法尔克把他的法律草案提交普鲁士上院时，从各种迹象看来，事情仿佛要坏在容克手里。可是，这个法案终于还是通过了。但这件事使俾斯麦接受了民族自由党人的看法，认为必须削减大地产主专断独行的权力。同年秋天，俾斯麦想通过法令在普鲁士实行行政改革。上院也竭力加以反对，他们正确估计到这些改革矛头所向是针对容克特权的。直到俾斯麦威胁说，他将请求威廉一世皇帝在上院任命足够数量的非保守派议员来通过他的法律草案时，他才如愿以偿。他对英国立宪的实践方法还从来没有这样运用自如，因此他在本阶级中之不得人心也是空前的。

　　 后来人们把国家监督学校法令称作是文化斗争中的首次打击，很可能也是最后一次打击。法令首先对教皇提出警告，并且威胁要进一步采取措施。多数是由俾斯麦用秘密基金资助的报刊开始暗示有可能在反对教会方面进一步实行其他法令，诸如不到教堂而到民政局去办理结婚手续，向教会经办的事业征收重税，限制教会机构例如耶稣会等。正当报刊乐于发表矛头针对天主教僧侣的新闻时，俾斯麦却希望妥协了，似乎已和教皇取得了非正式的接触。只要教皇促使中央党不再积极同情波兰人以及其他敌视帝国的集团，那么同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合作对教皇肯定不会带来任何损害。但自从教皇庇护九世丧失其世俗权力以来，他不愿背弃赞成他的宗教要求的信徒们。4月底他明确表示不接受柏林伸出的橄榄枝。

　　 在普鲁士的许多城市里，人民欢迎“向神父开战”，而俾斯麦就利用这一有利时机煽动民族情绪。回忆中世纪的历史，没有比亨利四世皇帝的卡诺莎之行更使德国爱国者感到痛心疾首了。因为亨利四世曾想同教皇争夺主教叙任权，但失败了。因此，在1077年隆冬他去卡诺莎同教皇格雷哥里七世悔罪。俾斯麦暗示，1872年第二帝国也要反抗教皇，以雪八百年前皇帝所蒙受的耻辱。5月14日，他向帝国国会议员保证说：“放心吧！我们是不会去卡诺莎的，肉体不去，灵魂也不去！”一则官方消息报道这天辩论时说，人们听到的是“压抑的欢呼声”。相反，外国听众则认为，俾斯麦攻击教会犯了错误，制造了分裂，而不是促进了统一。“我猜想俾斯麦完全误解和低估了教会势力，”英国大使奥多·罗素在那年秋天的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由于他认为自己比教皇更无谬误，所以他不能容忍欧洲有两个无谬误的人存在，……至今反教会措施的效果正是梵蒂冈通过宗教会议想达到的目的：教徒对其无谬误的领袖表示团结一致和服从，或是把普鲁士的军事运用到教会中去。”这是高明的见解：因为普鲁士派人监视教师以及迫害神父，实际上促使德国天主教教区团结在教皇的周围，促使并不了解老派天主教知识分子问题的多数罗马天主教公民在大选中一致投温德霍斯特和中央党的票。可是，俾斯麦不准备改变他的政策。他无视任何失败迹象，命令法尔克采取更强硬的措施，甚至逮捕科隆和波森大主教以及两个主教辖区的主教，撤消了一千三百个教区的教士。但这并没有削弱教会的政治实力。1874年1月帝国国会举行选举，中央党的席位由六十三席增至九十一席。

　　 俾斯麦为何死死抱住这种毫无成效的政策不放呢？他的辩护者说：俾斯麦本人对文化斗争的细微末节根本不感兴趣，惩罚迫害都是法尔克一人干的，俾斯麦忙于外交事务，因而不可能注视他手下一个大臣的活动。俾斯麦本人也散布过这种奇怪论调，甚至声称1873年5月反教权法案自己未曾过目，因为他完全忙于其他事务。俾斯麦的工作过于繁忙确系实情，但决不能以此来解释他的政策。他一系列咄咄逼人的讲话清楚地表明他对教会的敌对态度，而受他影响的报刊则更加明确地代表这一态度。后来他承认：自己“卷入这场斗争是因为波兰问题在整个事态中占着一定的地位”。这一说法近乎事实。文化斗争也许主要是普鲁士内政的一段插曲；但对俾斯麦来说，斗争一开始就具有外交意义。在普鲁士，这场斗争越剧烈，对俾斯麦处理同外国的关系就变得越重要。

　　 俾斯麦的基本出发点是，法国人自1870―1871年战败以来对德国一直持毫不和解的态度。但法兰西共和国的军队并不形成直接威胁。从战略上看，德国遭受的最大威胁始终来自东方，因为地理上没有天然屏障可以护柏林免遭来自波兰边境的入侵。因此，六十年代同俄国保持良好关系是重要的，七十年代也同样重要，幸而沙皇同他的普鲁士舅舅威廉一世相处得非常和睦。但俾斯麦认为沙皇大臣哥尔查科夫是个最虚荣、心胸最狭隘、最爱妒忌的政治家，因而对他不信任。只要哥尔查科夫决定着彼得堡的方针政策，俾斯麦就不可能完全摆脱过去经常产生的幻觉：担心俄法接近。因此，俾斯麦所关心的是强调过去整个世纪把俄普两国联系在一起的两个共同点：专制统治原则和镇压波兰的民族要求。当时，沙皇驻华沙当局大力推行教会和教育制度的俄罗斯化，因而俾斯麦在帝国国会发表矛头针对波兰人及其天主教盟友的讲话是有其特殊目的的。俄国人若能想起过去法国对波兰的同情，那就更好了。

　　 此外，波兰问题对维也纳来说也并非无关紧要。过去，加里西亚的奥地利当局对待波兰人是宽宏大量的，例如允许克拉科夫和利沃夫的大学专门讲授波兰文化课。这点俄国人在华沙和普鲁士人在波森都是不允许的。俾斯麦强调指出教会在波兰反普鲁士宣传中的作用，并理直气壮地按自己的想法去影响在加里西亚的奥地利政府的政策。类似1833年梅特涅的做法，他也利用波兰促使这三个大国彼此接近。奥地利首相博伊斯特出生于萨克森，不管他现在是否是俾斯麦的老对头，教皇新教义的政治后果同样使他忐忑不安。面对欧洲政局的变化，他准备强调维也纳和柏林的共同利益。出于这种原因，博伊斯特对弗朗茨·约瑟夫和威廉一世于1871年8月在伊施尔的会晤表示欢迎。这是他们自柯尼希格莱茨以来的第一次会晤。在同一个休养季节里，博伊斯特与俾斯麦在加施泰因和萨尔茨堡举行了愉快的会谈。

　　 奥地利同普鲁士和解的这种迹象使哥尔查科夫很不愉快。俄国曾希望德国与其邻国结下更多的仇恨，但是这两个讲德语的帝国的关系却日趋亲密。1871年11月，弗朗茨·约瑟夫以尤里乌斯·安德拉塞代替博伊斯特出任外交大臣。安德拉塞是匈牙利贵族，和俾斯麦很合得来。弗朗茨·约瑟夫在犹豫之后终于在翌年夏天应邀访问柏林。他观看了六年前几乎要占领他的首都的陆军的秋季军事演习。在弗朗茨·约瑟夫和安德拉塞去柏林前的两周半，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通知德国大使，他打算在同一时间内在哥尔查科夫陪同下拜访他的舅父。三位皇帝及其大臣从1872年9月5日至12日会聚德国首都。原想显示奥德友好的会晤，在俄国的推动下变成标志欧洲三帝国团结的聚会。当时，英国海峡舰队正在法国港口勒阿弗尔作礼节性访问，这使人回想起三十年代的国际形势。外国报纸已在以某种夸张的笔调写到，新的神圣同盟正在意识形态上把欧洲大陆划分为东方和西方。

　　 俾斯麦对于俄国所采取的突然袭击策略感到意外，但不久就考虑如何去充分利用这种局势。三帝会晤并未引起轰动。他们达成协议，联合起来对付赤色颠覆——这是对马克思的宣传和追忆巴黎公社的力量的富有启示的恭维。哥尔查科夫对三个君主能相聚一堂表示满意。“不忙着做笔记，不作正式记录，一言以蔽之：没有给外交档案留下任何材料，”他写道，“但道义成果是巨大的。”俾斯麦感到满意的是，俄国和奥匈帝国在德国首都而不是在其他地方讨论了维护波兰和巴尔干秩序问题。他对英国大使说，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三个皇帝同桌进餐，缔造和平。由于他不准备通过让步来换取德国邻国的善意，所以当俄国人出面谋求三个帝国缔结一项正式合作条约时，这正中俾斯麦的下怀。

　　 1873年5月，威廉一世到圣彼得堡外甥那里作了一次国事访问。如同1867年访问巴黎一样，这次出访由俾斯麦和毛奇陪同。与此同时，太子引人注目地去维也纳作正式访问，以免除三帝中的第三者产生被撂在一边的感觉。5月2日，风和日暖，俾斯麦参加了四小时阅兵式，晚上又去莫斯科大剧院观看了由卡特琳娜·瓦齐姆主演的佩蒂娜的芭蕾舞剧《法老之女》。“一出富丽堂皇的芭蕾舞剧……布景光彩夺目，有许多美丽的女演员，”他在给约翰娜的信中写道。他把具体工作托付给毛奇去做。毛奇同俄国陆军元帅贝格签订了一项军事协定。协定规定一方遭到第三者攻击时，只一方要提供一支二十万人的军队作为援助。俾斯麦几乎未注意到有这样一个协定存在。他认为奥地利进攻俄国或德国是不可能的；一旦法国进攻，他并不希望俄国提供援助。他认为这一协定的唯一意义在于它的前言表达了两位皇帝的愿望，即在实践中显示他们的亲密关系。

　　 一个月后，沙皇在访问维也纳时同弗朗茨·约瑟夫皇帝达成协议，通过事先协商消除有可能危及两国良好关系的任何问题。俾斯麦对这类无关紧要的意图声明丝毫没有异议。1873年10月，威廉皇帝去维也纳签署一项议定书，参加俄奥协议。这两个文件奠定了历时整整十年的名称威严的三帝同盟的唯一基础。该同盟是君主间的一种松散的联系，与具有约束力的德意志治国艺术的协定相反。这种松散的联系标志着沙皇外交的特点。尽管如此，在俾斯麦看来，三帝同盟是有贡献的：它显示出皇帝的专制统治不同于西方的议会政体，因而具有特殊地位。只要维也纳和圣彼得堡重视三帝同盟，那么就不存在奥地利或俄国向共和制的法国提供援助的危险，而提供这类援助正是俾斯麦的主要忧虑。

　　 法国的形势依然令人难以捉摸。俾斯麦深信，法国人力争在欧洲造成一种使他们有可能发动一场复仇战争的形势。因此，当1871年5月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签订正式和约时，他坚持要求法国三年内付清战争赔款，未付清前德国军队一直占领法国六个省。俾斯麦希望在国内和欧洲充分扩展自己的地盘之前，用这种方式阻止法国发动一场对德战争。俾斯麦尊重和信任法国国家首脑梯也尔，相信他那温和的保守的共和主义将确保在巴黎建立一种有利于德国的政体；他认为，共和制的法国也许是永远找不到盟友的。俾斯麦暗示，梯也尔若能在1874年春以前付清战争赔款(这看来是可能的)，德国占领军就立即撤退。他不信任法国右翼政治家，认为他们同德国中央党这一反对派有勾结。他同样不信任甘必大支持者的激进爱国主义。1872年秋，对他来说，确保梯也尔的总统职位，同发展与维也纳以及与圣彼得堡的良好关系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德国驻法大使哈里·冯·阿尼姆伯爵则不同意这种观点。

　　 阿尼姆出身于一个对宫廷具有重大影响的大容克家庭，是首相的老同事。婚后，他甚至跟俾斯麦的妹妹玛尔维妮有着远亲关系，此外他又是俾斯麦从前在亚琛的那个上级阿尼姆―博伊岑堡的女婿。1862年，俾斯麦由哈里·冯·阿尼姆陪同去伦敦作短暂访问。两年后，他派阿尼姆到罗马教皇庇护九世那里当普鲁士公使。与法国恢复外交关系后，阿尼姆被任命为驻巴黎大使，在这之前他就已在那里领导一个特别使团。事隔不久，俾斯麦认识到派阿尼姆去领导这样至关重要的使馆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因为这位外交官突然表现得自行其是、执拗顽固，而这种下级正是俾斯麦所不能容忍的。1872年10月初，阿尼姆把一份考虑缜密的关于法国政治形势的分析报告送往柏林。报告尖锐地抨击了梯也尔，把他说成是个利己的机会主义者，他一心只想利用德国人的善意，显示出只有“他和教皇才是无谬误的”。阿尼姆声称，由于梯也尔的观点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因而是相当孤立的，他提倡的共和政体也不会比其创始人寿命吏长；法国经济已恢复，德国若不加干涉，强制法国接受一个政府，梯也尔不久将会被甘必大及激进爱国者所取代。

　　 俾斯麦的看法则完全相反。他在回信中警告说，他所期待的大使是能够象士兵在战场上对待最高统帅那样，忠诚、遵守纪律和服从命令。阿尼姆对此置之不理。10月底，他突然回到柏林，私自觐见皇帝(这点类似俾斯麦过去自己的做法)，这使俾斯麦怒不可遏。大使还未返回巴黎，就打电报公开主张通过普鲁士的干预来恢复法国君主制。这时俾斯麦深信阿尼姆不仅向威廉皇帝提出了新的外交政策，而且决心破坏首相的整个地位。梯也尔正在经历一场政治危机，这一事实证实了阿尼姆的观点，因此这时首相也无法把阿尼姆调至其他使馆工作。

　　 1872―1873年的整个冬天，俾斯麦对阿尼姆的活动感到严重不安。其间，他同普鲁士上院容克的冲突——是随国家对学校实行监督的法律开始的——达到了高潮，其原因是在普鲁士不得人心的行政改革。阿尼姆自己想当上院议员，也许保守派的容克会把他当作自己的领袖而接纳入上院。奇怪的是，他力图取宠于俾斯麦最早的政敌埃德温·冯·曼陀菲尔。此时曼陀菲尔已经是陆军元帅和德国驻法占领军最高统帅。一如既往，曼陀菲尔在宫廷里有巨大影响，这是因为他的后任冯·阿尔贝迪尔将军是皇家军事内阁长官，经常和他讨论政府和军事当局之间的关系问题。但曼陀菲尔并不信任阿尼姆：若要用普鲁士军官团代替俾斯麦，那就要在总参谋部毛奇手下的那些“半神半人”中间，而不是在外交官中间物色一名接班人。

　　 曼陀菲尔不但没有卷入阴谋活动，而且在阿尼姆拜访他之后立即写信问俾斯麦，在法国恢复帝制是否符合德国的政策。俾斯麦立即向曼陀菲尔保证，他对共和同的立场没有丝毫改变。但他还是放心不下。他知道，威廉一世皇帝对阿尼姆提出的外交政策方面的意见很感兴趣。威廉在1872年圣诞节前夕给俾斯麦写道：“象普鲁士这样一个目前在德国居首位的君主国是决不会赞成共和政体的，万不得巳时，才容忍它的存在。”首相担心他会渐渐失去老皇对自己的信任。他越想越感到阿尼姆问题的严重性，最后甚至达到坐卧不宁的程度。

　　 1873年5月，法国国民议会内部危机导致梯也尔辞职，麦克马洪元帅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阿尼姆是否以某种方式促使梯也尔倒台，由一名倾向君主政体的军人代替他，这点是无法证明的。但俾斯麦却始终认为，大使运用了他的全部影响鼓励保守的保王党分子这样做。俾斯麦很恼火，于7月19日星期四写信给皇帝，控告阿尼姆阴谋背叛自己的政策并挑拨皇帝反对自己的首相。同一天，他在给皇帝的一个奏章中写道：阿尼姆的阴谋活动完全改变了欧洲力量的对比，促使一个军人政府在巴黎上了台，这个政府与耶稣会会士以及梵蒂冈的德国的敌人合作。在这种新形势下，他认为皇上把外交领导权托付给另一个人则更为合适。

　　 俾斯麦并没有把这个奏章交给他的君主，这是肯定无疑的。可能他考虑在这种时刻提出辞呈是否明智，也许他也明白，如果臆断地说除了自己的首相府以外其他国家的首相府内都存在耶稣会阴谋分子，这样就把欧洲的局势描绘得太漆黑一团了。下一个星期三，他到巴贝尔斯贝格去觐见威廉一世。回到威廉街时，他的精力和意志力都显得疲惫不堪，神经处于崩溃的状态，以致他的夫人和女儿不得不把他送往瓦尔青，并决定至少在两周内不准他接见任何人和与任何人淡活。9月初，他去柏林同阿尼姆作了一次激烈的谈话，还同法尔克讨论了文化斗争。并于10月陪同皇帝去维也纳作国事访问。除此之外，直到年底他大部分的时间确实是在瓦尔青度过的。

　　 当俾斯麦在瓦尔青休养时，法德关系遭到了明显的挫折。8月初，南锡主教发表了一封给教区教友的公开信，要求他们为归还法国的施特拉斯堡和梅斯作祈祷。一个月以后，巴黎大主教也发出类似的号召。后来，又有五个法国主教发表讲话，支持阿尔萨斯―洛林的天主教徒和德国主教团反对法尔克的镇压措施。法国天主教的主教们的政治干预不自觉地给俾斯麦提供了一张王脚，因为他们的行动使一件纯属猜疑的事有据可寻了。俾斯麦3月10日在上院讲话中所暗示的国际阴谋，看来是有道理的。这使威廉一世皇帝深为震动。由于阿尼姆与首相唱反调，始终贬低法国教士的作用，因此皇帝就很少听从阿尼姆的意见了。年底，俾斯麦认为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在威廉一世面前指责阿尼姆在同法国政府的谈判中没有恰当地代表德国的利益来反对主教们。1874年1月底，他要求把这位大使调到对德国政策的总发展影响不大的新岗位上去。

　　 俾斯麦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至少有一点是没有道理的，阿尼姆可能同情法国保王党人；但关于南锡主教给教区教友的公开信，他在法国总理布罗格利面前曾庄严而坚定地代表了德国立场。此事如发生在数月以前，威廉会毫不犹豫地拒绝首相的要求，而目前他面临一次议会危机，不得不依赖首相的经验和机智。首相在瓦尔青逗留期间，皇帝的军事顾问起草了一项法律。这项法律将使陆军兵力不受限制，使军事预算的批准成为形式。帝国国会拒绝通过这项法律草案，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2月初，皇帝认为只有俾斯麦才能使他避免一场类似六十年代初影响普鲁士政策的宪法争论。于是，皇帝同意从巴黎调回阿尼姆，并委派他担任驻君士坦于堡的大使作为安抚。从此，俾斯麦便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去完成只有他才适合去做的事了。军官们由于缺少政治上辨别方向的能力，在议会的浅滩上搁浅了，现在只有俾斯麦来拯救他们了。在民族自由党的支持下，他让帝国国会通过一项法案，允许议员们每隔七年对军事预算和陆军兵力进行一次新的辩论。进步自由党人认为这是一个根本无法谈判的让步，威廉一世皇帝也只好勉强表示同意。

　　 这时，俾斯麦本可以把与阿尼姆的争执束之高阁。大使回到德国度假，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文化斗争的最新阶段(即法尔克《五月法令》的第二部分。4月间，维也纳和南德的一些报纸发表了“外交人士披露”的一系列材料。这些材料是由阿尼姆提供的，主要议论普鲁士国家和罗马天主教会之间冲突的根源。最初，俾斯麦不相信公布的材料是真的：由于他不想引起公开争论，所以他对公开出来反对阿尼姆是犹豫不决的。在文化斗争中把这些材料当作武器使用的这种做法迫使他采取了行动。5月15日，皇帝在俾斯麦的要求下，在审查期间停止阿尼姆的外交职务。一个月后，审查工作发生急剧变化，继阿尼姆出任驻法大使的霍恩洛厄报告说，二秘冯·霍尔施泰因男爵在查点档案材料时发现阿尼姆从档案中取走了一大批文件。进一步调查证明，其中缺少1872年1月至1874年4月这一时期的八十六件报告和指示。丢失的文件中第一件就是俾斯麦关于他老朋友尼古拉·奥洛夫的一份机密通报；奥洛夫已被任命为俄国驻巴黎大使。尽管如此，俾斯麦也还不能说服皇帝控告阿尼姆非法窃取官方文件。阿尼姆发表书面声明说，他拿走这些文件只是为了对付俾斯麦和官方报纸以后的攻击，这并没有使俾斯麦谅解。当时谣传阿尼姆在普鲁士上议院要重新争取一个席位，甚至正在为购买一家报纸进行谈判，这些只能增加俾斯麦的不安。1874年盛夏，看来阿尼姆并未放弃推翻首相的希望。

　　 7月7日星期二，俾斯麦去巴伐利亚的基辛根疗养。他住在萨勒河上游，离城约两公里，每天坐着马车去疗养院和卢伊特波尔德摄政王温泉。时值第二个星期一，当他的马车照常沿着萨勒河右岸的道路行驶，俾斯麦正脱下帽子，回答一些行人对他的致意时，一个名叫库尔曼的年轻的箍桶匠学徒用一支老式手枪向他射击，子弹擦伤了他的右手，使他的手有十天之久不能执笔。这次袭击并不象1866年5月科恩―布林德的行刺那么严重。库尔曼是教会青年运动的成员，这天早晨发生的事件再次证明俾斯麦关于天主教搞阴谋活动的说法并不是毫无根据的。据进一步的调查证明，库尔曼确信俾斯麦在普鲁士采取反主教和神父的措施只是摧毁整个教会的第一步。库尔曼的行动立即引起柏林反教皇的反应，首都表现了对俾斯麦的空前爱戴。行刺事件发生时，威廉皇帝正在慕尼黑，当他想到德国假若不“走好运”，因“坏人的袭击”而失去首相时，他深深地感动了。俾斯麦的逢凶化吉加强了威廉的信念：天命为德国保全了这个人。在实际行动中也得到体现：皇上在接受俾斯麦的建议时比起前几年更少挑剔了。因此，当外交部司法专家建议俾斯麦对阿尼姆窃取官方文件进行刑事追究时，他毫不困难地取得君王的同意，逮捕了阿尼姆。 [ 原注：1874年9月底作出逮捕阿尼姆的决定时，人们以为他将进一步发表其他文件并且逃往国外。当时俾斯麦住在瓦尔青，威廉一世呆在巴登巴登。后来的首相伯恩哈德·冯·比洛(当时他二十五岁，是外交部的一个官员)得到任务：把俾斯麦关于阿尼姆的决定送到巴登巴登，请求皇帝批准逮捕前大使并把他交法庭审判。 ]

　　 10月5日，阿尼姆在他的领地被捕，被带到柏林的一个监狱拘留审查。他的被捕消息轰动一时，也使俾斯麦的威信下降。阿尼姆的家庭是个社会地位很高的柏林名门望族，他身患糖尿病。国内外许多观察家认为首相和外交部对他的处理是卑劣的、不够慎重的。如果证实阿尼姆有罪，俾斯麦就不仅能在外交使团内持不同意见的人中，而且也能在容克内部反对政府的人中维护自己的威信。如果宣判阿尼姆无罪释放，那就会暴露出俾斯麦是个迫害狂者，对一个勇敢的聪明的国家工作人员搞报复行动，为的是否认自己在估计外交形势时也有可能犯错误。深秋，人们在瓦尔青见到首相情绪很高。他怜悯自己，喜欢把自己说成是高级阴谋活动的牺牲品。他泰然地等待阿尼姆事件的结局。10月的最后一周，他返回首都，准备应付为期三个月的帝国国会会议，也准备在教会问题上同中央党继续争论。

　　 柏林市法院定于12月9日开庭审判阿尼姆。俾斯麦不想亲自出庭作证；其他重要人物，主要是曼陀菲尔，也不出庭作证。各家报纸异想天开大加猜测，以为审讯会揭露出许多内情。在检察官的配合下，俾斯麦巧妙地指挥着阿尼姆一案，只从俾斯麦最有利的指令中宣读了少量摘要，同时，俾斯麦企图转移公众对审讯的视线。开庭前两周，俾斯麦在帝国国会作了六次长篇演说，每篇演说都带着挑衅口吻迫使中央党应战。12月4日俾斯麦的第四次演说引起了轰动，他猛烈地攻击巴伐利亚的议员，因为他们嘲笑他要人们警惕天主教的阴谋活动以及夸大基辛根库尔曼枪击事件。“你们想摆脱这个凶手，请便！”俾斯麦向中央党大声说，“但他却紧紧抱着你们的大腿不放。”当冯·巴勒斯特林伯爵气愤地发出“嘘”声时，俾斯麦半真半假地大发雷霆。“所有报刊肯定都会报道这场舌战，而这场论战发生在阿尼姆满怀信心对他的记者友人说，他作为主人有权在下次开庭时为客人们准备好座位的那一天，这难道仅仅是偶然的巧合吗？

　　 审讯仅历时十天。市法院宣布阿尼姆并非有意占有文件，但又认为他扣留首相关于教会政策的文件是有罪的，因而判处他三个月拘禁，但根据一种悬而未决的上诉过程，他可以保持自由。审判使舆论的钟摆再次向着有利于首相的方向强烈地摆动。英国大使奥多·罗素认为，人们“真正热情”地拥护首相，其原因既在于“他的外交文件所证明的他那纯洁而明朗的风格，也在于对他的政治家品德的赞扬”。乍一看，这虽是个相当肤浅且又太受职业局限的评价，但当人们考虑俾斯麦言简意赅的文风同报刊上那种拖沓冗长的道德说教形成明显对比，使人读之愉快，那么罗素的意见可以说是有其真实之处的。

　　 审讯时只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驻巴黎使馆的二秘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施泰因作为起诉的证人突然出庭。“报刊评论把霍尔施泰因说成是首相派往巴黎去监视阿尼姆的暗探。这是对霍尔施泰因使命的完全错误的解释，连阿尼姆的辩护人在法庭上也强调了这一点。但那些同情患病的阿尼姆而又被俾斯麦高明的策略所压服的记者们现在需要找出一个坏蛋，而严肃的、野心勃勃的、其貌不扬的单身汉冯·霍尔施泰因正是这样一个求之不得的角色。后来俾斯麦为了报答霍尔施泰因，竭力在外交部提拔他，直至他成了自红衣主教黎塞留的约瑟夫神甫以来最有名的灰衣主教。但当时霍尔施泰因却受到很大委曲。俾斯麦通过对其政策持善意的柏林以至维也纳和伦敦的报纸尽力为二秘恢复名誉。但是，新闻界对霍尔施泰因在阿尼姆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所掀起的争论有助于他自己逐渐退居幕后。

　　 这件不愉快的事情并没有随柏林市法院的判决而烟消云散。官司还拖了两年多，最后阿尼姆因叛国罪而被判处五年徒刑。这一判决并未执行，因为早在1875年阿尼姆就已离开德国去国外治病，从此再也没有回国，后来于1881年5月死于法国南部。但对俾斯麦来说，只有1875年12月的审判才是重要的。他在舆论面前为自己的政策作了辩护。再者，即使阿尼姆不是不可靠的，但他作为首相的竞争者至少已被排除出去。俾斯麦实质上把后来的一切都当成是司法争执，只有当流亡中的阿尼姆极有可能撰写匿名的诽谤文章，片面论述德国与教皇之间的关系时，他才会出面干预。同阿尼姆的长期争执以及温德霍斯特的中央党毫不妥协的反抗，影响了首相的举止和健康。他失眠，患消化不良症，甚至同议会中的盟友也不打招呼了。1875年1月下旬的一个晚上，他邀请了三位政界朋友(其中有历史学家济贝尔)到家里做客。当话题转到哲学界当时流行的以叔本华为主要代表的悲观主义时，俾斯麦一边吐着雪茄的烟雾，一边说：“怎么能相信一个人生来就幸运呢！同爱一样，恨也给予生命以巨大的鼓舞。使我生命得以维持并变得美好的有两个人；我的妻子和温德霍斯特。一个是为了爱而存在，另一个是为了恨而存在。”这一学说与他放在床头柜上的基督教义书毫无共同之处，但他至少坦白地承认这种感情得到了相应的回报。两周后，俾斯麦在给巴黎的尼古拉·奥洛夫的一封私人问候信中写道：他在当首相以前有一大批朋友，即使在反对他的人中，敌人也只占少数，后来这一比例颠倒了过来。这是由于他的性格造成的呢，还是当首相的任期超过了一般限期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呢？冬天，他无疑感到自己很可怜，感到自己是个取得了成就而与世隔绝的孤独者。

　　 他对欧洲前景的判断也是悲观的。随着时光流逝，他逐渐认为自己首先提出来吓唬别人的幽灵确实存在；他真的相信存在着天主教国际阴谋。他甚至就德国耶稣会会士的活动向比利时政府提出抗议。据说这些耶稣会会士在勒文和布鲁日避难时期，比利时和法国主教团暗中容许他们从事反对德国的阴谋活动。毛奇关于法国正在重建陆军和建立骑兵的警告使事情显得更加严重了。1875年2月底，俾斯麦获悉法国当局想从德国商人那里购买一万匹骏马。俾斯麦立即禁止向法国出口马匹。此后数周，柏林的气氛更紧张了。法国驻柏林的外交官得知消息，立即向巴黎作了报告。

　　 4月5日，一家众所周知与柏林外交部保持良好关系的科隆报纸报道，法国外交部正与梵蒂冈勾结。报纸写道，帝国的这些天然“敌人”企图争取弗朗茨·约瑟夫和意大利国王组成一个欧洲天主教国家同盟来反对德国的新教。三天后，柏林《邮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战争在望吗？”的文章。标题所提的问题在正文中得到肯定的回答，原因归咎于法国的迅速重新武装。国内外都有人揣测，这篇文章是首相自己在幕后鼓动写成的。1870年7月 [ 注：原文如此，似乎有误，此时正是普法战争爆发的时间。似为“1875年7月” ] 人们突然担心战争阴云的逼近。

　　 但俾斯麦在1875年不希望爆发战争。正如1867年3月一样，他处在总参谋部的压力之下，总参谋部主张在西方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以便把法国的一切复仇欲望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俾斯麦需要在外交上取得一次胜利：他只想提醒巴黎注意德国的军事实力，并向欧洲表明，帝国是团结一致的，并不因宗教斗争而四分五裂。威廉皇帝对“战争在望”的危机完全感到意外，明确地告诉俾斯麦，他决不允许同法国发生一次新的冲突。首相尽量安慰皇帝。但俾斯麦不是始终如一的。他一方面强调其君主的和平意愿，另一方面又在驻柏林的外交使团面前发出明确的威胁。由于人们也从实力派毛奇嘴里听到类似的论调，因而其他国家的政府持忧虑态度也就不足为奇了。

　　 4月第三周发生的一件事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4月21日星期三，英国大使奥多·罗素在大使馆举行宴会。客人中有法国大使，有德国外交部前外交官约瑟夫·冯·拉多维茨。拉多维茨不久前执行一项秘密使命去过圣被得堡，因而引起法国人的猜疑。他的父亲曾担任腓特烈·威廉四世的首相。拉多维茨是个——正如俾斯麦有一次说的那样——“第二杯酒下肚后舌头就会控制不住”的人。而奥多·罗素有着一个好酒窖。举行宴会的那天晚上，拉多维茨对法国大使说，如果法国处心积虑想复仇，那就不要指望德国的政治家会等待法国积蓄力量和缔结联盟后才发功进攻。这种话是很不策略的。法国大使立即把谈话细节通报巴黎外交部长德卡兹。此时，德卡兹已得知直接的战争危险并不存在，也未因拉多维茨言语失检而惊慌失措。他学习俾斯麦，把法国大使发自柏林的电报提供给欧洲主要各国政府，并转发给伦敦《泰晤士报》驻巴黎记者。这样就助长了柏林《邮报》4月8日那篇文章所引起的战争恐惧。德卡兹的通报，加上《泰晤士报》的报道，促使英国外交大臣德比勋爵向柏林发出措辞严厉的照会，担保“法国不怀任何侵略意图”，希望迅速消除两国之间的误会。同时，英国人建议俄国人为维护欧洲和平共同向俾斯麦施加压力。5月10日，沙皇和哥尔查科夫作为各大国的发言人到达柏林。

　　 自从波兰危机以来，俾斯麦犯了最严重的错误。他没有确保德国在西欧的霸权，反而招致英俄两国的敌意。他显示实力，并未激起德国人的爱国热情，反而不得不去对付自由派和中央党对他的指摘：他使教会冲突“国际化”。他拼命向英国人保证，整个危机不过是报纸的捏造，是交易所投机商发动的，旨在迅速捞取股票利润。但哥尔查科夫的态度使首相最为恼火。5月10日，他们俩见了面。哥尔查科夫扮演了法国保护人的角色，要求俾斯麦断然保证永远不对法国发动战争。俾斯麦准备至少在口头上答应这个要求，虽然这个要求比贝内德蒂于1870年在埃姆斯提出的一切要求都要唐突得多。他以惊人的力量克制自己，压制心中怒火，直到哥尔查科夫离开柏林，但这件事他永远没有原谅过哥尔查科夫。

　　 俾斯麦的第一个反应是想辞职。要想制服中央党看来没有任何希望，他把自己的欧洲政策建立在同俄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上，但这一良好关系现在已所剩无几。温德霍斯特和教会满怀希望地等待首相辞职的消息。哥尔查科夫也认为俾斯麦完了。他在访问柏林后轻蔑地说：“俾斯麦病了，因为他吃得太多，喝得太多，工作得太多了。”奥多·罗素在给一个同事的一封私人信中写道：“在我们背后，俾斯麦象疯子一样发火。”在维也纳，当安德拉塞得知俾斯麦弄巧成拙时，据说这位五十二岁的人居然在梅特涅用过的旧写字桌上做了三个倒立，这实在是令人吃惊的。不管柏林发生什么事，奥匈只要持克制态度，就能从危机中得到好处。俾斯麦若继续任职，他将有求于安德拉塞，以便打破自己在政治上的孤立局面；他若下台，他的后任也需要借助安德拉塞的一臂之力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俾斯麦留任了。5月底他确实请求威廉一世解除他的职务，但皇帝拒绝了他的辞呈，给了他不定期的休假。6月5日，首相离柏林去瓦尔青。除9月底短期到首都找医生看病以外，后来的五个半月他都留在波美拉尼亚，忧郁地思考着过去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