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语

作者：戚其章·中国

出自————《北洋舰队》

出自————《战争通史》

　　 北洋舰队是中国近代最大的一支海军舰队。这支舰队从一八七九年十月开始筹建，一八八一年初步建成，到一八八八年正式成军，历时整整九年。一八九五年二月，刘公岛陷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如果从筹建的时候算起，这支舰队仅存在十五年多的时间。

　　 北洋舰队的筹建，正当帝国主义对中国进一步加紧侵略的时候。当时，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国家侵略势力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特别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日本明治政府以发动对华侵略战争为其基本国策，并为此而积极扩军备战。因此，建立北洋舰队的目的，主要是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历史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北洋舰队是用九年时间建立起来的一支大舰队，应该说速度是比较快的。所以能够取得这样快的速度，主要是由于清政府采用了两条方针：

　　 第一条，是造船与买船并行的方针。福州船政局是主要的造船工业基地，从一八六七年建厂起到甲午战争爆发为止，共造船三十四艘，其中十一艘拨给了北洋舰队。闽厂开始只能造几百吨的木质小炮船，后来则能造两千吨级的钢甲快船。中国有近代化的新式舰艇是从办福州船政局开始的，所以有人称之为“中国海军萌芽之始。”在北洋舰队成军之前，闽厂的造船水平并不比日本低，甚至还超过了日本。不过，与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相比，造船工业仍然落后很多。当时，为了早日成军，从西方买了一些舰只是完全必要的。问题是，在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对这个方针并没有统一而明确的认识。当时大体有三种意见：　(一)买船不如造船；　(二)造船不如买船；　(三)从暂时看，必须买船，而从长远看，则需发展自己的造船业。很显然，前两种意见不管时间和条件把问题绝对化，是片面的观点；第三种意见则是比较正确的。但是，清政府主要是摇摆于前两种意见之间，而第三种意见在当权者中间并不占优势。而日本的做法恰恰与第三种意见相同。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即能仿造西方四千吨级的新式战舰，而且质量与西方也不相上下，大大超过闽厂的造船水平了。由于清政府缺少长期的发展海军的计划，后来出现“后难为继”的局面，也就并不奇怪了。

　　 第二条，是自己培养人才为主与借才异国为辅的方针。当时为了发展海军的需要，聘请一些洋员是必要的。清政府与洋员基本上是雇佣关系，按合同办事的。海军人才主要是靠自己培养的，其来源大体上有三个途径：　(一)船政学堂 (水师学堂)出身的“艺童”；　(二)上船学习的“船生”；　(三)原来的水师人员转习海军。在这些人当中，不少的都出国学习过或考察过，熟习海军业务，有真才实学。其中，大多数具有爱国思想。甲午战争中涌现出来的一大批著名的爱国将领，如丁汝昌、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林永升、杨用霖等，就是杰出的代表。他们同广大爱国士兵一起，用鲜血谱写了一曲反帝爱国的英雄赞歌。当然，其中也出了少数民族败类，如方伯谦、吴敬荣、王永发、王平、蔡廷干等，或临阵逃跑，或举舰投敌，给全军带来了极大的损害。但看其主流，当时确实培养了一批中国最早的优秀海军人才。

　　 然而，由于清朝统治集团的腐朽，北洋舰队从成军之日起，就再没有什么发展。一八七九年以后，由于清政府在向外国订造碰快船和铁甲船的同时，对发展自己的造船工业有所忽视，因而福州船政局出现了停滞不前的局面。一八八四年马尾海战中，厂房又遭到破坏，有两年的时间出不了船。厂房修复后，生产也没有多大进展。福州船政局每况愈下，向外国买船也并不顺利。由于清朝主持买船事宜的官吏懵懂无知，上当受骗，许多船买来后根本起不了作用，如所谓“蚊子船”即其突出的一例。只有后来买进的定远等两艘铁甲船和致远等五艘快船，还比较可用。一八八八年后，清政府又决定将大量海防经费用于修建颐和园，干脆停止购舰了。不仅如此，北洋舰队的武器装备也长期得不到更新。各舰上配备的还是旧式前膛炮或后膛炮。甲午战争前夕，北洋舰队拟购速射炮十八门，需银仅五十万两左右，却限于财力，无法置办。

　　 军火供应问题也很多，所使用的炮弹有三个问题：　(一)军火制造和供应缺少计划和目的性，实心的钢弹多，能爆炸的榴弹少；　(二)由于偷工减料或有人暗中捣鬼，许多榴弹导火索不导火，炸药不炸；　(三)粗制滥造，质量低劣，许多炮弹上铜箍直径过大，临使用时须锉小才能填进炮膛，使本来就很低的发射速度变得更低了。黄海海战中，开战三分钟时，日舰吉野即被洞穿铁甲，后来，日舰比睿、赤城、西京丸及其旗舰松岛等也都中弹甚多。它们为什么一舰也没被炸沉，也就不难理解了。否则的话，黄海海战的结局很可能全然改观。

　　 北洋舰队的指挥权集中于北洋大臣李鸿章一人手中，连朝廷的命令也需通过李鸿章才能生效。同样，南洋舰队也只听命于南洋大臣。黄海海战后，清政府拟从南洋舰队调南瑞、开济、寰泰三舰北上，南洋则借口长江口防务紧急而拖延不放行。 [ 注：直到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冬，甲午战争早已结束，南洋开济、寰泰、镜清、南瑞、福靖五舰始到北洋。次年春，开济、寰泰、镜清、南瑞四舰又回南洋。 ] 各都自立门户，把军队看成为维护个人权势地位的资本，这正是封建军阀的特点。李鸿章说：“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 [ 注：《中日战争》第三册，一一二页。 ] 虽有为自己开脱之嫌，但也反映出一些实情。清朝海军缺乏集中领导和统一指挥，这是与日本海军大不相同之点。正由于此，任凭北洋舰队在前与敌孤军作战，而其他舰队仍可逍遥事外，与己无关。陆军也是如此。威海的绥、巩两军直辖于李鸿章，而威海以外的军队则归山东巡抚调度。因此，当威海卫城与南北帮炮台被日军占领后，山东各军只是远离威海之外作“游击之师”，而不愿拼力收复威海，致使刘公岛成为孤岛，发生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的惨剧。

　　 北洋舰队的最后覆灭，也是李鸿章“保船避战”方针所带来的必然结果。黄海海战后，李鸿章害怕两艘铁甲船遭到损失，以“保船”为最上之策，严禁北洋舰队出海作战。这样做的结果是：　(一)错过了打击日本联合舰队的战机，使日本受伤诸舰得以修复归队；　(二)挫伤了北洋舰队将领们求战的积极情绪，使全军士气受到影响；　(三)放弃了黄海的制海权，任敌舰纵横海上，使北洋舰队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根据李鸿章的“保船”命令，北洋舰队只能困守威海港内，坐待歼灭了。

　　 北洋舰队是洋务运动的产物。北洋舰队的覆灭，标志着洋务运动的最后失败。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发展工业的一次尝试。洋务运动的失败，给中国人民提示了两点重要的历史教训：第一，发展工业(包括民用工业和军事工业)必须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这个条件在当时是不具备的；第二，只想单纯地采用先进生产技术和发展生产力，而不改变生产关系以及与之有关的各种体制，是绝对行不通的，而当时走的正是这样一条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