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的使用问题

作者：吴如嵩·中国

出自————《甲午战争系列论文》

出自————《战争通史》

　　 一、问题的提出

　　 1895年春节期间，清朝北洋海军遭到日本联合舰队和登陆胶东半岛的陆军的夹击而全军覆没了。北洋海军的覆没，使许多甲午战争的研究者们感到惋惜。因为北洋海军是清朝费银两千多万两，经过二十多年经营才建成的一支保卫海疆的战略力量。由于它具有在海上独立作战的能力，因而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在整个甲午战争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人们对它遭到惨败的惋惜也是理所当然的。一些研究甲午战争的中外学者指出，如果不是李鸿章畏敌避战、保存实力，而是让北洋海军同日本联合舰队在黄海进行决战，争夺制海权，鹿死谁手，尚不可料。这是一种影响广泛的看法。甲午战后英国伦敦报的一则评论最为典型，这则评论首先征引了定远舰炮火指挥、美国人麦吉芬的一封家书：“日本之衅既成，余（麦吉芬）与定远统领（刘步蟾）、海军提督丁军门之意，本欲驰至朝鲜之济物浦，先行发炮，以攻日本兵舰，乃将欲成行，忽接京电，不许出洋，遂止。”据此，它发表评论说：“此上策也。乃事败垂成，全局大变，惜哉！惜哉！总之，此策若行，日本舰队，必已大受痍伤，岂能飞扬跋扈，至于此极。”（《中日战辑·水战杂记》）

　　 这就提出了一个颇为值得注意的问题：对于北洋海军在战略上如何使用才是正确的方针？有一点是明确了，让北洋海军株守港内不仅从军事理论上看是错误的，实战也证明它是错误的。那么，根据当时双方的情况，是不是通过海上主力决战，争夺黄海制海权就是正确的方针呢？除此二者之外还有没有第三种方针，而且是更适当的方针呢？从军事角度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对于总结甲午战争的历史经验教训是很有必要的。

　　 二、战争初期，通过海上主力决战，争夺黄海制海权不是正确的方针

　　 我们认为，在甲午战争初期，让北洋海军在日军已经完成战略展开．仁川、汉城等要地已为日军完全控制的情况下，通过海上决战，争夺黄海制海权，不是正确的方针。

　　 海军作战，确实有一个制海权的问题。制海权，就是在一定的时间内，对一定海区造成对敌优势，握有战赂上的主动权。作战双方没有不企图获得制海权的，只是由于力量强弱和战略意图的不同，各自在不同的作战阶段采取不同的争夺方法罢了。通过海上决战歼灭敌人舰队，虽然是获取制海权的一种基本方法，但这种方法在战争初期对于北洋海军来说是不适宜的。其所以不适宜，理由有二：

　　 第—、北洋海军军事实力弱于日军，不具备同日本海军过早决战争夺制海权的条件。

　　 我们知道，一个战略方针的提出，必须通过对双方军事力量进行综合的分析和比较，进而在此基础上作出相应的决策，然后才能比较地有胜利的把握。

　　 对于北洋海军的实力及其能否在开战之初进行决战的问题，李鸿章有过一个估计，他说：“海军战守得失，不得不求保船制敌之方，……查北洋海军可用者，只镇远、定远铁甲船二艘，为倭船所不及；然质重行缓，吃水过深，不能入海汊内港；次则济远、经远、来远三船，有水线甲、穹甲，而行驶不速。致远、靖远二船，前定造时，号称一点钟行十八海里。近因行用日久，仅十五、六海里。此外各船，愈旧愈缓。海上交战能否趋避，应以船行之迟速为准：速率快者，胜则易于追逐，败亦便于引避；若迟速悬殊，则利钝立判。”（《中日战争》（三），第72页）他的结论是以北洋海军“驰逐大洋，胜负实未可知”。（同上注）所以他认为“今日海军力量，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同上注）他之所谓“以之攻人”、“驰逐大洋”就是主动出击，同日军进行海上决战，争夺黄海制海权。诚然，在李鸿章这些话语中，什么“保船制敌”，什么“自守尚有余”，自有其畏敌避战的因素，但是他不主张在战争初期争夺制海权的意见和他对中日双方海军实力的分析和结论，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

　　 从总的吨位看，北洋海军为三万五千三百四十六吨，日军舰队为四万零八百四十吨，相差五千四百余吨。这个比数似乎相差不多，但质量上的差距却比较大。北洋海军各舰下水早，舰龄长，舰体设计和结构比较落后，舰上设备比较陈旧，机件磨损大、精度差，许多技术性能都远比设计时低。如致远、靖远的航速，设计数据为十八节，实际只有十五、六节。由于航速低，最慢的只有八节（而日舰最慢的是十点三节），因此在舰队编队航行中，机动能力差，容易处于被动挨打地位。而日军舰队则进退回转比较敏捷，能够较快地调节方位和距离．占领有利的攻击阵位。舰队的攻击力在于火炮，特别是速射炮。日本联合舰队共有速射炮六十七门，其中十五厘米口径的八门，十二厘米口径的五十九门。而北洋海军只有四到六厘米口径的小型速射炮四门，处于明显的劣势。更加之火炮配备缺额空位，其攻击力也并不因有二十一门二十厘米以上的大口径火炮而占据优势。李鸿章自己承认：“镇远、定远两舰原设大小炮位均系旧式，济远钢快船仅配大炮三尊，炮力单薄，经远、来远二船尚缺尾炮。威远练船前桅后原设阿姆斯特朗旧式前膛炮不甚灵动，……北洋海军铁甲快练船，原设炮位当时虽称新式，但较现时快炮，实觉相形见拙。且海军以定、镇、经、来铁快船为巨臂，船坚尤须炮利，若炮位不多，单薄过甚，遇有缓急，固不足恃，亦无以壮声威，亟宜逐渐添购，以资战守。”（《李文忠公全集》卷78，第l——2页）这番话不能说不是说的实在情形。

　　 当然，北洋海军也有自己的长处，主要表现在拥有两艘日军所无的战列舰和八门三十厘米的大口径重炮。但总的比较，在技术装备方面北洋海军弱于日军舰队应是客观事实。

　　 考察双方的作战能力，还要包括指战员的军事素质、战斗意志和对技术兵器掌握的熟练程度。中日双方创建近代海军大体上处于同一时期，都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但在培训既有一定海战理论又有一定战术训练的人才方面，清朝不但在时间上晚于日本，而且在数量上远远少于日本，这个差距必然要反映在作战指挥上。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将领的拙劣指挥便是一个反证。我们至少可以举出它在指挥上三方面的错误，一是舰首对敌的错误决定。因为以舰首对敌，不如全队舰舷对敌更能发扬火力。二是编队错误，把处于战场主宰地位的两艘战列舰置于夹缝雁行阵（交错配置的双横队）的中央，而置弱舰于两翼，这就为敌舰迂回侧击提供了可乘之隙。三是不善于灵机应变。由于执行舰首对敌的错误决定，因此，当日本联合舰队的第一游击队迅速前出到北洋舰队右翼，采用“乙字战法”进行夹击时，北洋舰队就未能适时变夹缝雁行阵为鱼贯阵（单纵队），向日军第一游击队与其本队之间的空隙处迅速突破，脱出被动地位，以致遭到联合舰队的夹击。

　　 海战中，还竟然出现临阵脱逃、贪生怕死之徒，这无疑也是清军腐败的一种表现。

　　 从战斗意志、牺牲精神上看，北洋海军的大部分官兵是必须肯定和歌颂的。这一点连外国人也不得不承认。他们说：“如果说中国人缺乏优良战士的品质，那是极端错误的。中国人镇定、坚忍、骁勇成性，绝不怕危险。中国的士兵已经在许多次的战役中显出了他们的勇敢，所以中国士兵的勇敢是不容置疑的事。”（《洋务运动》（八），第474页）

　　 第二、在战争初期，进行海上决战，正适应日军的战略企图，是失策之举。

　　 后起的日本帝国主义，奉行的是海上霸权政策，崇信美国海军上将马汉和英国海军上将柯伦布的海上实力论。这个理论是服务于当时正在形成的帝国主义政策的，是夺取别国领土和掠夺、奴役其它民族的奇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理论。马汉和柯伦布主张，通过一两次海上决战歼灭敌方舰队或封锁敌海军基地来建立海上霸权。日本把这个理论作为制订侵华战争战略方针的理论基础。战前，日军统帅部在制定作战方案时就明确提出：“大凡偏处海国，或领有海盘之邦，苟不顾国防，不问兵事则已，否则，必先能渡海，而后始可对敌。其无能掌握海权者，斯不克制敌以操胜算，……缘军舰舰数有限，未可舍其主要任务，滥供护送运输之用耳。夫海军之主要任务，则在掌握制海权，进而迫近敌地以压服之。”（《海事》第9卷第6期，第50—51页）日军大本营正是从这一战略考虑出发，并鉴于清朝“海军合全部水师（按：指北洋、南洋、粤洋三支舰队的舰艇数），其数三倍于我，吨位亦超乎我军之上”（同上注），因而制订了上中下三策的作战构想：

　　 上策：作海上主力决战，消灭清朝北洋海军，夺取黄海制海权。如果得手，则派遣陆军主力在渤海湾各地（以山海关为主）登陆，在直隶平原同清军主力决战。

　　 中策：海上决战未分胜负，形成日本和清朝都不能掌握黄海制海权．因而日本舰队不能在黄海海区自由出动之形势时，则集中陆军主力；占据朝鲜全岛。

　　 下策；若海战失败，清朝获得制海权，则将陆军主力留置国内，以防清军来袭。对已经派往朝鲜之第五师团，以对马海峡以北的航道为补给线，以待形势转变。

　　 必须指出，日本虽然在战前把清朝三支舰队估算在内，但实际上由于清朝海军各立门户，南洋、粤洋舰队始终没有接受清廷的调令，拒不北上抗战。由此可见，日本在把清朝三支舰队统统考虑进去的情况下，也是决心进行海上决战，而且企图首先消灭清朝海军主力北洋舰队，以保障其遂行渤海湾登陆，在直隶平原同清军主力决战，实现侵略中国的野心。制海权对于日本，有十分把握要争夺，无十分把握也要争夺，唯求早夺，不欲迟夺。尽量避免经过长期较量、逐步削弱北洋海军而获得制海权，尽量争取一举夺得制海权，这才符合其侵略战争速战速决的战略目的。为达此目的，最好的方式是把北洋海军调出来打，特别是调到远离基地的海区来打。日军大本营明确指示海军“搜索清军北洋舰队而击破之，以达到控制海权的目的”。（《廿七八年海战史》第2卷第9章，第98页）日军只有歼灭了北洋海军才敢于大规模地、无所顾忌地护送陆军主力通过庙岛列岛进入渤海湾，实行直隶平原的决战，而无后顾之忧。否则，北洋海军存在一天，日军这一总的战略意图就得推迟实施一天。如果旷日持久，对日本十分不利。

　　 作为战略防御一方的清朝，面对强敌的进攻，要不要暂时地保存海军实力，避免海上决战，以留待抗登陆阶段或实施半渡击，或配合陆军歼敌呢？我们以为这样的打法是比较稳妥的。舍此，是不符合当时对付强敌的实际情况的。

　　 然而，昏眩愚蠢的李鸿章被入朝军队不能按期到达这一眼前局部利益所迷惑，竟临时决定派北洋海军担任护航任务，在没有制海权的情况下，从海路运送步兵。这不仅有可能遭敌拦截，断送被护送的刘盛休的铭军，而且也为日军最佳作战方案提供了一个求之不得的战机。黄梅海战虽然以遭遇战的形式发生，但其规模和性质则是一次带有决战性质的海战。其结果，经远、致远、超勇被击沉，扬威、广甲自毁，共丧失军舰五艘，九千多吨，占参战舰队总吨位的四分之一。其余定远、镇远、来远、济远、靖远等舰。中弹七百五十多发（《幕末以来日本军舰图片及史实》，第12页），需要数十天才能修复，在短期内不能再战。日本十四艘舰艇共中弹一百四十多发（同上注），松岛、比睿、赤城受重伤，返回日本修理，其余各舰就近修复，五天后基本恢复航海和作战能力。

　　 这个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对北洋海军的错误使用，不但不能夺得黄海制海权，甚至连近海防御的能力也受到了很大的削弱。相反，日军大本营由于黄海海战得手，“决定立即占领中国辽宁省金州半岛”（小笠原长生：《帝国海军史论》，第123页），准备实行预定于直隶平原决战的大本营作战方针。同时，秘密组建由第一师、第二师（后未参战）和混成第十二旅编成的第二军，准备在朝鲜大同江口鱼隐洞锚地集结，尔后由联合舰队护航，实施花园口登陆，从侧后夺占旅大。日军这一行动，正是李鸿章对北洋海军错误使用所造成的恶果。

　　 三、什么是正确的方针

　　 我们不主张用北洋海军应同日本联合舰队争夺制海权的观点来评论清军的得失，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反过来肯定李鸿章对北洋海军的指挥是正确的；我们认为李鸿章对北洋海军实力的分析基本正确，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认可李鸿章被动挨打的消极防卸的作战方针。甲午战争中，作为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的李鸿章，推行避战求和的对外政策和消极防御的军事方针，对战争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就其军事方针来看，简言之，在战争已经阴云密布、一触即发的时候，李鸿章坐视日本海陆军逐步集结、展开、抢占战略要地，而没有应变之策，以致与清朝有着特殊关系的朝鲜为日本所控制。不言而喻，这是一个很大的战略错误。中日宣战之后，先是对赴朝四支援军的作战方针多次变更，招致了平壤之战的失败。接着，轻率决定让北洋海军担任护航，发生黄海海战，致使北洋海军受挫。在辽东半岛的抗登陆作战中，既没有命令北洋海军在日军实施登陆的准备阶段、航渡阶段、换乘阶段和上陆阶段进行任何袭扰和打击，又不及时增强旅大军队濒海翼侧的防御，终于使辽东半岛陷于敌手，丢失了屏障京津的一扇大门。最为愚蠢的，是在胶东半岛抗登陆作战中，北洋海军不仅对于日军联合舰队的护航不予阻击，而且当日军已经登陆、威逼威海时，居然奉行一种在海战史上罕见的株守港内、坐以待毙的消极防御方针。甚至在败局已定的危急时刻，连转移兵力、退出战场的起码行动都没有，听任日本陆海两军一起发炮轰击，从而蒙受了全军覆没的奇耻大辱。

　　 既然争夺制海权与株守港内都不是正确的方针，那么，什么才是正确的方针呢？

　　 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军事政治形势，我们认为正确的方针应当是：北洋海军以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为依托，以旅大、威海的海岸炮台和水雷等既设障碍为掩护，控制渤海海峡，严密监视日军舰队的行动，寻求有利战机对敌实施袭击和突击，以达打破日军速战速决的计划，从而迟滞日军行动，逐步削弱其优势，待力量优劣易势，然后转入反攻，寻求海上决战，最终控制黄海制海权。这个方针，可以概括为近海积极防御的方针。近海防御能否具有积极性，首先，在于海军舰队主力能否形成拳头，处于机动位置，搞好敌情侦察，善于乘敌之隙而不为敌所乘。其次，在旅大、威海及其他重要水域布设水雷和其它障碍，使日军海军难以进入设防区域。再次，海岸炮兵要与北洋海军积极协同，密切配合，掩护舰队的行动。思格斯曾对岸炮的作用有过精辟的论述：“军舰比工事更容易被击毁，军舰的运动使瞄准不精确。这些都使岸防炮处在比舰炮优越的地位，甚至当舰炮在数量上占更大的优势时也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选》（二），第169页）这就说明，以岸炮配合北洋海军打击日本舰队是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的，也是可能的。实行这一方针，就可破坏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意图，迫使日军不能穿越渤海海峡同清军在直隶平原决战，而要改自朝鲜从东北经锦州走廊而人直隶。倘其如此，日军就不得不进行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每得一城一地都要付出相当代价。这样，日本将丧失战争的主动权，而对于清朝来说，则是一个战略性的胜利。

　　 我们提出这些设想的根据是：当时旅顺、大连、威海等处已建成一定数量的近代海岸防御炮台。据粗略统计，旅顺、大连约有大小炮台十七座，装备有克虏伯、阿姆斯特朗等各种型号、不同口径的海岸炮九十多门。其中口径在十二到二十四厘米之间的大、中型火炮七十多门。威海的南北帮炮台、日岛炮台、刘公岛炮台，共装备有各种火炮、机关炮一百四十多门。这些火炮的射程在五到十公里之间。根据其火力分布和我们到现地踏勘，凡是既设阵地，总的看来其部署还是相当周密的，其工事也是相当坚固的。当然，整个辽东、胶东半岛还未把岛屿和海岸构成统一的防御体系，这既有时代条件的限制，也有清朝政府腐败等方面的原因。即使如此，实际情况也表明，日舰是不敢对设防区域实施正面攻击而达到寻歼北洋海军的目的的。此外，在各海口要害处还布设了水雷及其他各种障碍物。海军基地的威力和价值，取决于它所能给予野战部队和海军舰队以掩护和支援的程度。曾对威海设防进行过设计、施工的英国人琅威理说：“在威海卫鱼村炮台安置克虏伯巨炮三十六门，其炮架皆用活机，便于升降。鄙意威海炮台，实称金城之固，日舰断不敢于此一逞其能也。”（《中日战争》（七），第518页）从威海的正面防御来说，此话倒不是夸饰之谈。

　　 我们所陈述的这一近海防御的方针，是不是强加给前人的呢？不是。清朝的战争指导者，特别是李鸿章本人实际上不仅已经认识到这一方针而且在奏折中也提到了这一方针。这只须摘抄几段奏折就可以证明了。

　　 早在战前，李鸿章曾说过：“现有铁快各艘，助以蚊雷船艇与炮台相依辅，似渤海门户坚固，敌尚未敢轻窥。”（《中日战争》（二），第584－585页）这里，他看到了舰艇与炮台相依辅，是保卫渤海门户的有利手段。

　　 宣战之后，李鸿章又说：“惟不必定与拼击，但令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倭尚畏我铁舰，不敢轻与争锋。不特北洋门户恃以无虞，’且威海、仁川一水相望，令彼时有防我海军东渡袭其陆兵后路之虑，则倭船不敢全离仁川来犯中国各口。”（《中日战争》（三），第72页）“不必定与拼击”，就是不实施主力决战。他在这里还明确规定了北洋海军的任务是封锁渤海海峡，阻止日军经渤海湾运兵登陆。

　　 八月二十二日李鸿章给丁汝昌的信则说得更为明确：“香港英人谓北洋兵舰须聚泊海面，不宜入口。缘兵舰须处活地，相机攻敌。若日攻各口岸，兵舰从口外拦截，与炮台内外夹击，可断其归路。各兵舰须联络一气，声息相通，不可分散，散则势孤，聚则气壮。舰在口外，使敌船莫能测我趋向，声东击西，日防不胜防，乘其煤粮缺乏起而击之，无不胜云。颇有见。”（《中日战争》（四），第270页）这封信很重要。他肯定了“北洋兵舰须聚泊海面，不宜入口”，而不是后来实际上所实行的守港不出；他又肯定了当日舰逼攻近海时，则北洋海军“从口外拦截，与炮台内外夹击，可断其归路”，而不是后来实际上所表现的无所作为的消极态度；他还肯定了要乘敌之隙，在敌“煤粮缺乏”之时起而攻之，要求舰队创造战机，使日军“防不胜防”。总之，如真的按这个意见指导作战，并且贯彻始终，无疑是有效的。

　　 这里发生了一个矛盾的现象：似乎是李鸿章在作战指导上言行不一。对于这个矛盾的问题究竟怎样解释呢?根据我们的理解，原因就在于从政治上看，清朝当局和战不定，决策多变，影响了战局。从军事本身看，李鸿章对于整个战争全局没有一个全盘的考虑，始终处于首鼠两端的状况。自战争的序幕拉开之后，清朝在战争上便开始陷入被动不利的地位，而这种被动地位一直贯穿战争的全过程。毛主席在谈到争取战争主动权时曾经说过：“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如果不能恢复到这种地位，下文就是失败。”（《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06页）纵观甲午战争，我们明显地看到，无论海军还是陆军的调动，李鸿章及其他清朝的战争指导者们，都一味地采取应付主义的态度，因而总是坐困无力，十分被动。仅以两次抗登陆作战为例就可看出清朝当局及李鸿章由于实行应付主义所表现出的捉襟见肘的种种窘相。李鸿章为了应付鸭绿江方向，竟慌忙抽调了长期防守旅大的精兵宋庆、刘盛休、马玉昆、宋得胜等部。这时，李鸿章把自己一再强调的渤海门户忘得精光。在这一主要防御方向上的调动错误，后果是严重的。不久，日军从花园口登陆，宋庆等部回救不及，填防的新兵又不能充当前敌，结果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大连，接着攻占旅顺。同样，在胶东半岛的抗登陆作战中，由于“调兵多往顾辽沈”（《中日战争》（一），第157页），专注京律方向，不仅不强威海等地，反而抽调章高元部北上，本已防务薄弱的山东便愈形薄弱，结果日军从成山从容登陆，攻占威海。总之，李鸿章的这种军事上的应付主义，从战役、战斗中是可以找到许多例证的。

　　 甲午战争的失败，是我国在近代史上一次最惨痛的失败。战争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最根本的原因是经济技术落后和政治腐败。这种落后和腐败反映在军事上不仅仅表现在对海军的战略使用上，还包括军事制度、军队的管理教育和训练、技术装备以及军事学术等各个方面，诸如此类问题，仍将是摆在我们面前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