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帆与火炮的结合·第一

作者：戴维·豪沃斯·英国

出自————《战舰》

出自————《战争通史》

　　 一六○七年，一位名叫菲尼亚斯·佩特的英国造船师在他的记事本中写道：“我着手于一具奇特的船模，绝大部分由我亲手精心制作，饰以雕刻与彩绘，极尽富丽堂皇，并置于框盒内，以紫红塔夫绸覆盖。十一月十月，我送至白厅海军大臣办公室，面呈之。”

　　 海军大臣为埃芬厄姆·霍华德，十九年前曾统帅伊丽莎白女王第一舰队与西班牙无敌舰队作战，此一奇特船模为一新型战舰船模。在主要设计上，它集中了当时在国王陛下服役中的伊丽莎白时代舰只的一切最新设计——低舷、四桅、横帆、装备长列火炮自船舷两侧炮孔发射。但吨位却差异甚大。设计吨位达一千二百吨，与当时任何大型战舰相比均超过一半。超出部分可为大大改进的武器装备提供充分的高度。绝大多数伊丽莎白时代的战舰都有两列火炮，一在主甲板，一在甲板下，自炮孔发射。而新舰则船高，足以增设一火炮舱面，装备三列令人望而生畏的火炮，因此能装载六十四门重炮，较旧舰增加百分之五十，与此相应，船员亦可增至约五百人。

　　 海军大臣见此设计，大为关注，迅即将船模送呈国王詹姆斯一世。据佩特纪事称，国王“甚为欣慰”。国王委任佩特于泰晤士河畔的伍尔威治皇家造船厂建造此巨型战舰。

　　 此为佩特一鸣惊人之举，因而当即遭到同业对手们以某种理由厉声反对。佩特出身于半个世纪以来曾培养了至少十几个声名显赫的造船师的家族，这家族的大部分成员受洗礼时命名为菲尼亚斯，或命名为彼得(这件事使后来的历史家们陷入了混乱)，但这一菲尼亚斯却以自负和尖酸刻薄闻名。至三十七岁时，他仅建造了两艘舰船，而且俱是小型的。一艘比玩具大不了多少的船——“皇家方舟”号的小型复制品(“皇家方舟”号曾在与西班牙无敌舰队作战时，充英国旗舰)——为詹姆斯国王之长子，亨利殿下使用，能安全航行于伦敦桥以上的泰晤士河上。另一艘为商船，系佩特投机建造。他被“国王专门调查委员会”指控为自皇家造船厂盗窃木料建造此船。但这一指控从未获证实，而且当时如此行事者，甚为普遍。然而此一指控，加上他难以共事的性格，以及他对造船业缺乏才干这一看法，使佩特长期以来为其同行们所不容。

　　 佩特的对手们谁也不相信他有能力建成他拟制的此种战舰。他们似乎认为，他不过是独出心裁，以此壮观的设计来获宠于国王，以谋取进身之阶。从一开始，对手们即在伍尔威治船厂进行刺探。当舰船正在建造时，他们即向国王呈递措词尖锐的奏折。

　　 “首先，船模设计并不完备。”其中七人在一正式奏折中禀告，并附文提出：“战舰肋板太多”(意为横向其龙骨的木料太多)并且“船幅太高”，因而它“将吃水太深，在浅水海域行驶不仅危险亦不适宜。”并对舰上过分的装饰吹毛求疵——包括将在十四个炮位上饰以咆哮怒吼的狮头——他们指责佩特是在建造观赏品，而不是一艘可用的战舰。进而指出工程完成情况“质量低下”。船木装钉“纹理不顺，部位比例不当”。船体构架“极不适用，仅可作粪船之用而已”。而计划中的造价却为二万英镑(此造价足以建造六艘较小的战舰)比应付价格高出四倍之多。

　　 喧嚣之声四起，终于使国王决定驾临伍尔威治，亲躬查询。于是，一六○九年五月的一个上午，造船厂出现了令人难忘的场景。数千人拥挤观看。新舰巨大的龙骨长达115英尺，卧于干船坞的稳定架上；船首、船尾以及某些构架已安装，舰身下部的船壳已装好。工人的临时餐室饰以流苏遮帘，使其与高贵气派趋于一致。人们伫立等候国王及佩特的批评者。严阵以待的造船师写道：“他们在船厂周围上下窥探，轻蔑、恶意以及诋毁之言词不绝于口。”他们预言，他将被处以绞刑。

　　 查询中，不下五十人被召见作证。佩特此日的大部分时间疲惫不堪的处于被告席上——他跪在国王面前。詹姆斯审慎地俯听一切不满之词，也俯听佩特笨拙的说明，他说：对他的攻击全部出于恶意与嫉才妒能。国王攀越已部分建成的战舰的各部位，亲作判断。

　　 最后，几乎使所有在场者惊讶，国王詹姆斯决定支持佩特。他以所罗门王 [ 译注：古以色列王国国王之子及继位者，以智慧著称。 ] 的睿智，任命两名极严厉的批评者向佩特提出忠告，但恩准佩特完成此一任务。战舰建成了，于一六一○年下水。命名为“太子”号。尽管有来自各方面的反对，但战舰本身却为它的建造者作了全面的辩护。

　　 批评者们认为用材太多的“肋板”，实有助于支撑重炮的增加了的重量。他们认为所谓的吃水太深，实在有助于在炮火反作用力下使舰稳定——战舰在此后辉煌的长期战斗经历中以事实作了说明。甚至其豪华的装饰亦提供了用途，在以后的年月中，十七世纪的海上列强，均以此作为在公海显示其权威的手段之一。

　　 可以说，“太子”号实际上是一艘应运而生的战舰。它正是在这样的时刻登上历史舞台的，即：海上力量突然之间终于成为成败攸关的力量，而在此之前，它不过是一支为了在陆地驰骋扬威的骑士们的配属力量。在十七世纪初的年月中，英国人为了争夺霸权，与其商业和航海的主要对手进行着激烈的抗衡，它的对手是北海彼岸年轻而生机勃勃的荷兰共和国。荷兰商船队穿梭来往于世界各海洋。一位荷兰官员在十七世纪初曾为其船只来往频繁吹嘘说：“荷兰船只开辟了几乎远至海上各国的航道，堪称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航运国。”这虽系夸耀，但大大激怒了英国人，因为他们自己的船只正在世界海洋航行，进行探险、殖民。一句话：进行贸易。然而，荷兰人自命为航海霸主也事实俱在。英国人决心结束这一局面。

　　 敌我双方的野心，不可避免地导向武装冲突。至时，战争的威力是巨大的。海洋是战场，而武器，从某种意义上说均是前所未有的：强大的海军，它包含象“太子”号这一类的国有战舰。此类为作战而专门设计的舰船，装备有巨大破坏力的火炮，配备有职业航海人员，他们以经过训练，协调一致的战术投入战斗。对于海上作战来说，这一切都是新的情况：战舰、武器、作战成员、战术，国家的常备海军。还有一种新的情况是，出现了庞大的岸上机构，如海军部。它发展造船厂，武器库和粮秣厂以支持各自的作战舰队，同时建立一个有权威的领导集团，向部队发布命令并解决违纪问题。

　　 英荷两国间的战争，进行了两次短期的但又是剧烈的战斗——第一次为一六五二至一六五四年，第二次为一六六五至一六六七年——它们是整个海军史上最为势均力敌的战斗。单从参与作战的舰只和人数来看：战舰多达二百五十艘，火炮一万二千门。六万名水手相互厮杀，忘我战斗。舰队遍及英吉利海峡，舰只横越北海，来往于英荷海岸间。史学家在记述战争时写道，他们投入战斗时“每艘舰号角齐鸣，战鼓喧天，水兵们不顾一切地挥舞着帽子，军官们则挥舞起带翎头盔。”时而荷兰人占上风，时而英国人获胜。双方常常战斗至精疲力尽，不能再战。有一次战斗，竟令人难以置信地延续达四日，仅因为仁慈的上苍赐以恶劣的气候才中止。每次战斗后，双方舰舶蹒跚返港进行修补，替补死伤船员。数星期后再驶到海上，投入另一次暴风雨般的战斗。

　　 战斗结束时，英荷双方胜负难辨。交战双方才被迫承认，世界之大，足够双方施展，以经营获利的贸易，而且海外的敌人较之眼前出现在双方枪口的敌人，更为危险。但战斗的收获在于发展了现代海军的雏形，以及一整套战术，它们一直延续到潜艇和航空兵时代，其间只不过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变化而已。

　　 复杂的海上战争之所以发展缓慢，特别是在北欧，是有一系列的原因的。首先，中世纪人们对世界所知极其有限，伟大的探险家们尚须开发美洲，打开东印度宝库。而中世纪的商业，大部分在陆上进行，或来往于江河海岸，因而海上发生利害冲突的时机甚少。

　　 在那些世纪中，欧洲的船艺亦为骑士制度所窒息。中世纪时代，宫庭与城堡是骑士团向往的中心，顾名思义，骑士(来源于法语cheved)注重骑术。对骑士们来说，在马背上作战、狩猎，是一生中最伟大的成就。而骑术与船艺总是对立的，过去是，现在亦如此，再也没有比在船上骑马更显得不调和的事了，可能骑在马上的水手是例外。骑士们相信骑马、披甲是进行战斗的唯一形式。而在海上，他们无法御马奔驰，无法使用其熟悉的武器——长戟、剑。在船上他们不敢贸然身裹甲胄——如果披上甲胄，他们认为，一旦船沉，或一旦落海，或被迫下海，他们将会如石沉大海。可以设想，在整个中世纪，骑士们憎恨大海，他们一旦不得已而去海上，渡海去战场，他们将尽可能迅速地再行上岸。因此时舰船的主要军事用途是去运送军队。海上作战的技能因而被忽视。

　　 许多中世纪的国王自己拥有少量的舰船，但不足以装载其配备的马匹和装备的军队。在需要派军队去海外时，他们就租借或征用臣民们的商船，利用商船的船主及船员。这时船只临时改建防御设施——设船首楼和船尾楼，只是认为可能在航途遭遇敌人。这种船楼必须为轻型装置，否则船只会上重下轻。一旦与敌船遭遇，船楼可用作挡箭，亦可用作发射台，从此处下射火箭。他们常造设哥德式小窗口和雉堞，甚至以砖砌图形绘于其上以为伪装，看起来活象岸上城堡的复制品玩具。骑士们不属于船上水手组织编制，他们使船长们毫无信心。船长们没有发言权。骑士们一上船就掌管船只，船长只能按他们的命令行事。

　　 总之，那时海上战斗相当稀少。中世纪时船只以单桅横帆行驶，每小时只能航行数节，而且只能顺风行驶。因此，只有在顺风时——例如航越英吉利海峡——对岸的船只才能安全地被风送入港口。在那些世纪里，在海上遭遇敌对的船队是极少的。

　　 一旦发生此种情况时，如果双方都有意作战，他们就相互并行，向对方船上扔过去铁爪带住船。除射出一阵阵火箭外，战斗员还掷去易燃的液体，这叫做“希腊之火”，这还是他们从十字军东征时的撒拉逊人 [ 译注：希腊人和罗马人对十字军东侵时的阿拉伯人或伊斯兰教徒的称呼。 ] 那儿抄袭来的，它的主要成分是石脑油，可使敌船着火。但此事并不可靠，因为火在海上属危险武器，易于扩展，烧毁双方船只。

　　 一三五○年，英国王爱德毕三世在英吉利海峡与敌方西班牙船队遭遇，他运用了地中海撞沉西班牙小船队中的领舰的战术。如此猛烈地向西班牙舰撞去，以致使自己船上的主桅断落，桅上所有自高处向下射箭、掷石与投枪的船员都坠海。而且将船身的一些船板撞裂，于是爱德华的骑士们不得不改行干起舀水这种不屑一干的工作来。西班牙人也受到相当大的损失，但船只仍可在海上漂摇。

　　 此后不久，爱德华的儿子“黑王子”，指挥另一艘船也运用了同样的战术，结局更使人震惊，他的船沉入了大海。但在沉船前，他和他的船员们却成功地跳帮登上了西班牙船，将西班牙船上的船员扔进海中。乔叟 [ 译注：英国诗人，一三四○－一四○○年，《坎特伯雷轶事》的作者。 ] 在他的“船员”一诗中记述了这一通用的战术：

　　　　投入战斗，占夺上风，

　　　　抛敌入海，泅水逃生。

　　 在中世纪发明的用于舰船的唯一武器，丝毫不象用于战争的工具，倒象是一种进行恶作剧的用具。人们称之为“特利波里”(Triboli)。它们是一点铁片，带有三根长而尖的钉刺，无论怎样落下，总有两根钉先落地立起，另一根钉则向上翘起。当时的设想是将滑腻的液体投到敌舰上，然后投去大把“特利波里”，敌兵踩到液体上滑倒，一下就会摔在“特利波里”上。

　　 这种武器虽然用心巧妙，但效果有限。发展海战所需要的手段，应该是如何自远距离击沉敌船，换句话说，就是要用火炮。早在一四○六年，北欧的船只就安装了小型火炮，一艘名叫“Christopher of the Tower”号的舰上，就有三门用熟铁制的火炮，将粗糙的炮管焊在八英尺长的铁棒上。它们发射的弹丸可能不到半磅重——由于太小无法摧毁舰只——主要是用于驱赶跳帮者。一四八八年，在无止无休的战争期间，英王亨利七世建造了一艘名为“总督”号的四桅船，史料记载这艘船较历史上任何其他船只都装有更多的火炮。共有二百二十五门炮，全部安装在上层甲板和船楼上，但都是小型火炮，不能在远距离摧毁敌船——当“总督”号按照旧的作战方式勾住一艘法国船时，两船都着了火，“总督”号也被毁。

　　 海上远距离作战，要求具有长射程的较大的火炮，但在船首楼和船尾楼安装这种重炮，将破坏船只的稳定性。一百多年过去了，没有人能够想出怎样把这种重量放在船上而不致使船倾覆——就更谈不上如何解决火炮的后座力问题了。

　　 这一划时代的创举，归功于亨利八世。一五一二年，他给一家佛兰德铸造厂送去一些铜铸的前装滑膛炮。为了试验它们，他轰击了一排英国村舍(把住在屋中的人员清走之后)。亨利对它们的破坏力表示满意，命令造船师设法将这种火炮安装在船上。

　　 英国造船师詹姆斯·贝克尔，被认为具有使国王满意的聪明才智。他得的答案甚为简单，他认为将火炮低低地安装在货舱甲板上，从船体开出炮孔，由船舷的炮孔发射就行了。

　　 装备这一新发明的最有纪念意义的战舰是一千吨的巨舰“大哈里”号——是在国王建成此舰后才装上的。这艘舰于一五一四年下水，从船首到船尾按当时的风尚装饰了彩旗和三角旗，并绘制上了中世纪骑土团的其它标志，而且在国事活动时，还以锦缎为风帆。但沿着船体周遭，却显示出见克尔的作品：一排窗洞里伸出火炮的大鼻孔，舷窗锯成圆形，仿效当时商船用作装货的舷孔，舰只航行时可以关上，需要时可以打开把炮伸出来。这种火炮——二十一门闪亮的铜炮——的口径由弱火力的二英寸半到强火力的八英寸，可以射出约五十磅重的铁球。最小可射二百八十码的目标，最大可射到一千六百码外。

　　 亨利对这一收获十分欣慰，他特命令建造了一系列的这种舰船，到一五四七年他就拥有了一支除“大哈里”号外还有五十三艘战舰的舰队，并引以自豪。

　　 令人惋惜的是，通过试验和纠正错误后改进的炮窗，犹如大多数新发明一样，总要发生一些不测的灾祸。一五四五年夏天，据报一支敌对的法国舰队驶近朴茨茅斯近海，亨利令战舰出海。“大哈里”号舰长谨慎地关上炮窗，但“马丽·罗斯”号上负责的骑士却一任炮窗洞开。当刚一感到风紧和船身倾侧时，水就已经从洞开的炮窗涌入了，炮窗在水线之上仅仅十六英寸，国王和他的大臣，以及那位不幸骑士的妻子，眼睁睁地望着舰只沉入了海底，大部分船员都溺死了。

　　 教训是明显的：炮窗位置应该改高。其它方面也应相应的发展。前后船楼应该废除，而最为重要的是必须依赖炮击。船虽只有在敌船已经瘫痪，在采取最后行动俘获敌船时，才可靠船跳帮。

　　 伊丽莎白女王 [ 译注：亨利八世之女，一五三三－一六○三年。 ] 船队的财务主管，约翰·霍金斯爵士，作出了取消船楼的大胆决定。他是一个有实际经验的海员，一个曾经在非洲、南美洲和加勒比海买卖奴隶和私掠船只的老海员，他从经验中懂得，高耸的旧船楼对舰船的航行有那些妨碍。他提出了一种全新型的战舰——快速舰。

　　 这一用语并非指舰船的快速行驶，虽然词意如此。快速一词源出法语ras，是光溜或平整的意思，它恰如霍金斯对船楼所作的：他拆除了船楼。霍金斯的舰只“复仇”号，有着明快的轮廓，没有什么上层的建筑物，船在水中外形很低。在那些旧式的高船旁边，它甚至显得比它本来的样子还要小。如果它被敌人靠帮登船，被迫近战，则将处于不利的地位根本无法与旧式战舰作战。因此它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因为没有风力在旧式船的高层建筑所产生的影响，所以它较为快速、机动，易占上风，较易转舵，用伊丽莎白时代的话说，就是较灵活。它比旧船航行快，能保持有效射程，以致命的炮火进行袭击。

　　 这种舰不仅为海上作战带来了新的技术要求，而且使海员处于一种新的较好的地位。在这之前，每逢作战，舰长和海员虽然在船上，但士兵们 [ 译注：指上船作战的陆地士兵。 ] 在战斗中各行其是。而快速舰则不一样，它是水兵的武器。按伊丽莎白时代的人说，它不为士兵所“烦扰”。水手们操纵火炮，舰长则指挥，胜利取决于船艺。

　　 一五八八年，同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战斗是第一次重大的考验。西班牙的舰船全部是旧式的，高高的船楼，由听令于士兵的水兵操纵，在战斗中，他们仍着意于钩船、跳帮。英国舰队大多数船只是租来的商船，是商人为进行贸易而造的，几乎都是同一的类型。除了摆摆样子，排排阵势外，没有什么用处。只有那种快速船才起了重要作用。西班牙舰队不可一世地慢慢驶入英吉利海峡时，水兵们畏惧地望着竟能围着舰队绕圈航行的几艘英国舰只。“他们的战船低劣，”一个西班牙船长痛苦地写道，“没有大桅也没有中桅，却将我们最好的船打得一败涂地。”最后快速舰利用航速快和机动性好的优势冲了过去，击败了西班牙人，没给他们以任何靠近和跳帮的机会。

　　 那些伊丽莎白时代的船只——其中最富盛名的是“皇家方舟”号和“复仇”号——具有一切海上斗争的基本条件。但是，它们仍苦于缺乏舰队内部的组织性。一五八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在加来海面，当英国人向西班牙人冲去时，舰长们各自选择自己的对手，在一场大混战中，没有人能辨明情况，没有人能制订按部就班的作战计划。

　　 菲尼亚斯·佩特所建的“太子”号，于一六一○年下水，它代表了快速船更进一步的改进，不仅因为在当时提高了设计的全面水平，而且因为它更为巨大更具威力。在整整的一代(三十年)中，“太子”号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舰只。在那些年里一般说来，英国处在和平时期，“太子”号只用作展品和为王室运输。由于这一庞然大物象征王国尊严，因此詹姆斯一世在王国进行最高国事活动时，以它作为王室的游艇。

　　 一六三五年，国王查理一世 [ 译注：一六○○－一六四九年，属斯图亚特家族，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被送上断头台。 ] 认为王国急需拥有一艘更为巨大和豪华的舰只。因此他宣召菲尼亚斯·佩特。这时，佩特的儿子正在经管伍尔威治船厂，因此由他们二人建造出了他们家族的杰作：“海上主权”号。

　　 “海上主权”号是历史上最惊人的舰船之一。它名实相符，象征着英国此时已开始认真考虑争夺海上霸主的威名了。自首至尾，这艘船的雕琢、漆绘、描金等各种装饰，相较之下，使“太子”号的狮头设计为之减色。这种装饰极尽豪华之能事显示出了十七世纪巴罗克的艺术风格，为各世纪闻名于西欧的文明和信仰的混合。

　　 船首有英国人(指祖籍为盎格鲁撒克逊族的英国人)国王埃德加的雕像，他胜利地把七名匍伏在地的凯尔特国王踏在脚下，一个罗马的爱神骑着驯狮在其间遨游。船尾的浮雕，是描绘希腊英雄赫克里斯和阿尔古英雄伊阿宋的故事。两舷和舱壁装饰着女像柱、麒麟和龙，用黄道十二宫连在一起。全部中层的火炮甲板上露出雕刻的中柱，现出十七世纪的火炮和滑膛枪，夹杂着中世纪的剑、战斧、盔甲、军号、战鼓、战旗和飘带。最后，“海上主权”号的船尾，装有一个巨型灯笼，兼有装饰和照明的用途。据说，这一巨灯之大，可以容十二人直立在其中。一六六一年，著名的日记记述者 [ 译注：以日记体裁记述。 ] ，伦敦的海军军官，上层人士塞缪尔·佩皮斯为试验它的容量，将五名妇女和自己关在灯内，然后在里面转身和她们逐个接吻。

　　 建造“海上主权”号舰船耗巨资四万英镑，两倍于詹姆斯王朝时造船师认为建造“太子”号所不能容忍的费用。佩特父子在船只吨位上也迈进了一大步：“海上主权”号达一千五百吨，全长二百三十二英尺。造船所需的栋木，超过了肯特和苏塞克附近森林所能供应的数量，因此木材必须从四百英里外的诺森柏兰运来。

　　 舰建成后，安装了一○四门铜制大炮——超过“太子”号所装炮的三分之二。其中二十门可以发射六十磅重的炮弹，八门可以发射三十磅重的，三十二门可以发射十八磅重的，四十四门可以发射九磅重的——加在一起，仅从一边船舷就能发射一吨重的炮弹，厉声呼啸着，致敌于死命。这艘巨舰战时需要八百个船员。

　　 正如以前的“太子”号一样，在建造这艘舰的时候，航海方面的新怀疑者们，提出了一阵阵狂风暴雨似的批评——其实来自造船师们的批评并不很多，批评主要来自受人尊敬的“圣三一公所”的“长老会” [ 译注：Brethren或译哥老会。 ] ，“圣三一公所”当时是，到三百四十一年后的今天仍然是，负责英国沿岸灯塔、航标、浮标等的机构。“长老会”是它的执行委员会，这个会罗织了杰出的航海家和海洋冒险家，他们期望他们有关航海方面的任何意见，都能被重视。

　　 他们为“海上主权”号吃水二十余英尺所震惊，向国王的首席秘书上了呈折：“人类的才艺与智慧，”他们坚定地表明，“决不能建造完备而又适于军用的备有三层火炮的舰船。”(这里，“长老会”计算错误，实际上加上上层甲板，“海上主权”号有四层火炮。)而且，他们认为舰只被迫需要露泊在开敞锚地时，哪种锚可以定住这一庞然大物呢？“锚与链也应比例相称，”“长老会”继续写道，“就算能够造出来，它们也没法处理。人的力量既拉不动它们，也没法操纵它们。就算能够办到，就安全而言，舰只也不能获得丝毫保证。因为在大风暴中，锚链能不能定得住这种巨船，还使人疑虑。”

　　 海军专家们常常是令人可笑的保守者，而且事实证明，也常常犯有无可挽救的错误。国王不理会“长毫会”的叫嚷。“海上主权”号按时下水了，并且竟是出人意料的长寿，它存在了将近六十个年头。

　　 奇怪的是，具有如此惊人威力的战舰，在它存在的早期却很少参加战斗。编年史上没有说明原因。可能是由于费用高昂而不愿用它去冒险，也可能因为吨位太大，在战斗前沿目标过于暴露。还可能因为难于物色足够的船员为之服役。最后，在九十年代，其它舰船也开始达到它的吨位。直到一六九二年五月，它存在的第五十五个年头时，它才名副其实地成为一艘战船。在和法国作战的“Barfleur之役中”威风凛凛地参加了战斗。最后它在一六九六年消亡，并非由于作战，而是由于粗心大意的事故，一名厨师把一支点燃的蜡烛放在舱内引起舰只着火。在整整一个世纪后，它仍然以它的吨位和军备，名列在特拉法加的舰船名册上。事实上，霍雷肖·纳尔逊 [ 译注：Horatio Nelson，1758－1805，英国子爵，海军上将。 ] 之所以胜利，以及当日之所以能造出一百门火炮的其它巨舰，追本溯源，都源于这艘舰船。

　　 查理一世对海军的奠基，作出的第二个重大贡献，是他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征收赋税以建立一支海军。这种税收称为船用款项，它源起于中世纪，当时国王们向沿海各城镇征收赋税，以代替征用船只。查理一世扩而向全国市、县征收这种赋税、并将税款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虽然内陆纳税人认识到英国的未来寄望于海洋，因而支持税收，但又认为课税太重，不堪负担。他们反对税收，理由是未经议会表决。这也是导致查理一世失去王位的原因之一。

　　 六年多来，查理一世建造了约五十艘舰只，这就是有名的“船用款项舰队”。但国王却忽视了另两件与之紧密相关的大事。一件是组成一支海军，人员必须按例发饷。另一件是新的宗教倾向正越来越取得更大的阵地。——清教教义，其《圣经》上条文的戒律和执拗的苦行——。尽管海员们没有薪饷，但舰船的部分款项却用来搞装饰“海上主权”号亵渎神明的木雕偶像之类的罪恶挥霍。查理一世对人们的愤激不满火上加油，采取了极其错误的行动，解散议会。当时，议会虽然基本上由乡绅、贵族组成，但其中却有一大帮富商，他们不断增加的宝贵的货船，愈来愈需要在公海上获得保护——一个如此强有力的组织，不能等闲视之。

　　 一六四二年八月，议会对于顽固而又傲慢的国王的不断增长的愤慨，爆发成为内战。此后七年，英国成为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不但忠于查理一世的保皇党分崩离析，而且民心和宗教界中也是如此。随着战争的发展，应运而生，掌握着议会势力的是奥弗利·克伦威尔，他是出生于英国北部的地主，精于作战。他嫉恶如仇，是一个信仰坚定的清教徒 [ 译注：基督教新教的一派。 ] 。正是他，在保皇党力量最后被摧垮的一六四九年严冬，下令处死查理一世的。

　　 在这整个时期，英国海军是议会党人热情的同盟军。由于对不能和不愿给他们发薪饷的国王不满，海军官兵支持议会，因而议会控制了英国周围的海域和海岸，从而使政府能进行对外贸易，获得关税，同时阻止了保皇党输入弹药。国王查理的侄儿鲁珀特殿下，企图以少数战船发动保皇党人在海上战斗，但迅速被驱逐出欧洲海域逃往加勒比海。而且，克伦威尔最后正是依靠海军取得了胜利，先发制人，挫败了所有反革命。

　　 保皇党全面失败了，国王的儿子，王位继承者，年轻的查理二世，逃到尼德兰 [ 译注：Netherland，音译尼德兰，意为“低地”，习惯称为荷兰。现今之荷兰正式名称为荷兰王国——Koninkrijk der Nederlanden。十六世纪，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一部分，合而共戴一王，称之为尼德兰。至十六世纪末，尼德兰北方各省独立，一五八八年诞生为联省共和国。此书所指联省或联省共和国，系指主要七个省的联盟。七个省为格尔德兰、荷兰、泽兰、乌得勒支、弗里斯兰，奥弗赖塞尔和格罗宁根。因此，译文中的荷兰省，系指荷兰之一省。 ] 。在那里受到他荷兰的叔叔，威廉二世，荷兰联合省的最高行政长官，该国的最高领导的热情款待。本来，英格兰新兴政治势力，对于荷兰船只就是来自海上的威胁，现在又增加了新的论据：年轻的查理正潜伏在那里伺机夺取王位——荷兰舰队的大部分船只被看作正在听候查理的调遣。

　　 克伦威尔及其同僚执掌新政时，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扶植英国舰队，因此克伦威尔每年给海军拨出四十万英镑款项。水兵的薪饷由每月不到十五先令增加到从没有过的二十先令，并且第一次力争到按月付薪。但财政大权掌握在上层军官手里，即使在克伦威尔时期，下层官兵的福利也不被人关注。薪饷长期拖欠，并成为以后引起不满的原因。

　　 巨额的海军拨款用于庞大的造船计划，十一年中，舰队中的新舰达到207艘。其中有一艘命名为“拿斯比”号，这是为纪念使克伦威尔一举获胜的战役而命名的。“拿斯比”号虽不如“海上主权”大，但在吨位(1665吨)和重型火炮(80门)方面都超过了这类舰的第一艘——“太子”号，而且在船体和帆缆设计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重要改革。这艘舰和其它十几艘建造成功的舰船，成为了以后海军的标准主力舰只，在以后的对荷兰作战中，英国将依仗它。

　　 在北海对岸，尼德兰联合省政府只能以惶惶不可终日的心情，坐视英海军的壮大。虽然荷兰已经接受查理二世的避难要求，但他们无意将任何战舰供他调遣，更无意急于卷入保皇党和议会党间的内战。事实上，他们和英国的关系问题，与更大、更危险的世界范围的贸易问题和海上霸权问题相比，实在是可以从缓解决的。

　　 英荷海上冲突的根由，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它源于两国的自然条件和两国的人民，荷兰的自然资源贫乏，地势低洼、浸湿，长年任凭海洋侵蚀陆地而束手无策。它的土地只能养活少量农业人口。但是值得庆幸的是，它具有一个巨大的战略上的优点：河川水网纵横，四通八达，使荷兰一方面成为通向欧洲内陆的门户，另一方面又是通向世界海洋的出口。

　　 随着欧洲贸易的向世界发展与扩张，荷兰人利用这一地理优势，学会了利用他人的所需来为自己谋利。他们成了新闻记者丹尼尔·迪弗笔下所描绘的“欧洲的经纪人和掮客”。他们买了又卖，输入又输出。他们巨大的商业中的绝大部分是由“普天之下”所供应，又转而供应至“天涯海角”的。阿姆斯特丹、莱登、哈勒姆、古达以及其它拥有两万至四万人口的城市——欧洲人口最稠密的城市——用英国海域捕获的鱼制成荷兰腌鱼，用波罗的海伐的木料造船，漂白德国纺成的苧麻，加工法国的盐，炼制从东印度贩来的香料。

　　 虽然荷兰被一系列外国统治者掌管——法国的勃艮第人，奥地利的哈普斯堡人，最后是西班牙人，但它在这些年代里却繁荣富裕。根据一六○九年的协议，经过四十一年的战争，尼德兰的七个北方省终于脱离了西班牙而获得独立。荷兰人的经商才干，从此获得广阔天地。荷兰商人西越大西洋，在北美海岸发现了阿姆斯特丹的新殖民地。他们南下至加勒比海，取得了六个岛屿以及现称为巴西的南美洲一角的所有权。他们东环非洲，为获得马来群岛的香料贸易与葡萄牙竞争。

　　 与此同时，北海岸的荷兰近邻，也同样在图谋进取。英国人在谋求从海洋获利。至一六○七年，富于冒险精神的英国人，越大西洋获得了新大陆殖民地，并以英国王詹姆斯的名字命名 [ 译注：按英习俗，该地名为詹姆斯顿。 ] ，不久，沿北美海岸和加勒比海也都出现了英国领地。在东方，英国商人于一六○二年建立了基地，在香料群岛——巴丹建立了“工厂”，荷兰人也在这里建立了基地。英国人又从这里推进到印度的苏拉特。

　　 英国与荷兰发生冲突，首先是由于香料之争——这是意料中的事情——尽管它们相互视为友好国。一六一九年，荷兰“东印度公司” [ 译注：荷兰“东印度公司”创立于一六○二年。公司成立后，立即成为当时荷兰最大的垄断组织，并具有极大的独立性。它既可招募军队，又能与各地的土著君王、酋长缔结条约。公司对荷兰联省的政策影响极大。实际上，它是荷兰在各殖民地的主宰。 ] 中的阿姆斯特丹商人和对手英国在伦敦达成一项协议，荷兰赠给英国人许可权，允许英国人在安汶岛(印尼)建立工厂，这里靠近班达群岛(印)，位于摩鹿加(印尼)以南，在赤道以南二百六十英里处，离澳大利亚荒凉的北岸四百英里，是一群偏僻的海岛。但是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的协议，并没有缓解人们在半个地球之外的那片使人汗流浃背的热带地区所产生的难耐之情，在那里只有离群索居的孤寂、奇异而又令人生畏的疾病，以及异国生活习惯所造成的敌意。

　　 象十七世纪安汶岛这样的贸易据点，真令人难以想象。航行距离几乎达到一万五千海里：越大西洋下至巴西，东绕好望角，经马达加斯加和印度，锡南南端，并沿整个苏门答腊和爪哇航行。在十七世纪，以时间来计算比以里程计算更为确切。幸运时碰上一路顺风，需时八个月。寄回一纸家书需时更长，通常要一年，有时还长达两年。因为必须等待回国船只。

　　 安汶岛的形势变化，总难免跟不上英国和荷兰国内形势的发展，人们住在那里并不受政府或在国内进行贸易的公司制订的政策所左右，而是任由他们的情绪所支配——背井离乡，思想中主要的是畏惧、嫉妒和贪婪。一英国代理商侮辱性地描写那些大腹便便的荷兰人(他们共同分享印度市场)，他说：“这些牛油桶似的家伙，如此目空一切，他们声称整个印度为荷兰人所有，或是由他们独家经营，或是他们离去；否则，任何人将不得在此经商。我认为这种人骄必败。”同样，荷兰人也为英国的代理商所激怒。“我们呆在这儿，”一个荷兰商人在发往阿姆斯特丹的一封家信中写道，“被他们拖累就象被讨厌的老婆拖累一样。”

　　 一六二三年，这种恼怒再也引不起幽默感了。驻安汶岛的荷兰总督认为英国的代理商正阴谋利用日本雇佣兵进攻他的城堡并打算谋杀他。荷兰人辖有约一千名士兵和水兵，而英国人在该岛只有不足二十人。但荷兰总督包围并俘获了英国人，对他们施加拷打，并把其中十人处死。幸存的十人被放出来，在惊惧中述说了这一“卑鄙、血腥的行径。”

　　 这一杀人消息，一年后传到伦敦，激起了英人的愤懑。咖啡馆的门上出现了传单，路旁树上张贴着叙述有关“安汶岛大屠杀” [ cdhyy注：第2章中又称为“汶来岛大屠杀”，“安汶岛”与“汶来”似乎并不是同一个地方。 ] 的令人发怵的具体事实的传单。政治家们吼叫着要发起战争以报复。对尼德兰进行战争是英国“东印度公司” [ 译注：成立于一六○○年。 ] 极不愿意的事。公司充分冷静地指出，这一卑劣行径只是个别荷兰人干的而不是荷兰这个国家的过失。荷兰政府向英国道了歉并提供了经济赔偿。但控制不住的愤怒，好几年都郁结在英国人的心里。

　　 与此同时，荷兰和英国又发生了其它一些摩擦。约四百年间，自约翰王在位(一一九九至一二一六年)以来，英国的君王们曾经朝思暮想着“海上主权”国的名位(查理一世巨型战舰即以“海上主权”命名)。既然他们很少远离本土，在第一次使用这一名词时，“海上”在英文中仅指环绕英国自身海岸的北海，英吉利海峡以及联结两者的狭窄海域——多佛海峡。在几世纪中，英国人曾要求它国的船只在驶经海峡时，应向他们致敬，卷起中桅帆，或降下旗帜，以表示承认英国的所有权。

　　 在中世纪，这一要求尚无妨大局，当时通过海峡的船只甚少。但是在十七世纪迅速发展的时期，却产生了新的影响，特别是对于荷兰，它的逆风行驶的船只如不通过多怫海峡，就不能驶抵它在北海的贸易集散地——阿姆斯特丹。当荷兰那些满载香料、白银、丝绸、珠宝和食品的船只穿行海峡时，都被勒令要向扩展中的英国舰队的战舰——例如装备有怒目而视的火炮的“太子”号——致敬。

　　 面对两岸相向的火炮与这种不断增长的敌对气氛，荷兰自十七世纪初就开始了建造一支作战舰队，以护送它的商船上溯英吉利海峡，下驶北海。荷兰的首脑们为了安抚英国人，仍暂时按礼节致敬，但也只是为了向英国表示善意，表示之所以为商运船队提供武装护卫——只是以防万一。

　　 荷兰人建造的战舰吸取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部分是在英国战胜无敌舰队之后，借助于英国的，部分属于自己的发明。它们都阻力小、横帆，并且快速。但是它们在大风浪中却不如英国船稳定。在战斗行动中，大风浪有时迫使它们处于不利地位。它们之所以比英国船小，可能有它自身的一些问题。最大的荷兰战舰“布里德罗德”号，装备有五十四门炮，英国“太子”号则有六十四门，“纳斯比”号有八十门；大多数荷兰战舰装备的火炮为二十至三十门。

　　 荷兰人从没有说明原因，某些历史学家却认为荷兰建造较小战舰，是由于它们的船厂位于狭窄的码头内，或者是由于需要这些战舰能够航行在他们沿岸狭窄的水域里。但是他们的商船却和其它国家的船只一般大。历史上的某些海战兵法家宁愿建造小而机动的战舰，不愿造大舰，可能荷兰人就具有这样的习尚。此外，它们的国王中没有一个认为舰船能显示自己的威望，因而他们没有为护航建造更多的舰只。总之，建造小舰，具有多种原因。

　　 英国人对于海上主权的要求不断扩大，使人难以容忍，终于不可避免地将两名对手推向战争。一六五一年，英国议会通过一项“航海条令”，根据这一条令，一切进入英国港口的贸易活动，都要预订英国建造、或为英国所有的船只；同时船上应有大部分船员是英国船员。并且英国舰队有权对任何在与英国战船相遇时拒不降旗的外国船只采取行动。荷兰人认为这项条令是有意针对他们制定的。他们这一看法无疑是对的。条令肯定加强了昔日海上主权的要求，为英国战船先开枪后讲理提供了口实。

　　 因此，荷兰开始积极备战。一六五二年三月三日，荷兰首脑们在海牙命令整装待发的一百五十艘战舰，联合已经在英吉利海峡和北海巡航的七十六艘战舰共同行动。英国人从此中明显看出，荷兰人意图以武力表明他们的实力地位。荷兰驻伦敦大使向英国议会温和地保证说，“尼德兰无意作丝毫有损于任何盟邦、及中立国的举动——更不必说是英国了——这仅仅是为维护自身的自由的航行。”英国人并没有因此而心中释然，它的拥有八十五艘战舰的舰队，以及在航途中的更多舰船，也同样在摩拳擦掌，准备作一番较量，同时又在绞尽脑汁，散布对已往所受委曲的不满。把旧时一切贸易上的嫉恨都和盘托出，并书之于各种宣传小册子。怒火中烧的平民要求禁止荷兰在英国的近海捕鱼，并封锁荷兰到波罗的海的贸易。一个历史编写者写道：“荷兰人贸易来往太多，英国人决心从他们手中夺过来。”

　　 对已往在安汶岛的大屠杀英国人记忆犹新，现在又激起新的愤怒。英国报刊谴责荷兰在安汶岛的行动是“不义、残忍和野蛮的行径”。英国驻海牙公使乔治·唐宁爵士在以后指出，“荷兰人企图把不列颠海域作为公海，把非洲和东印度海域作为荷兰的领海”——把英国人栖息的地方作为公海，把与英国人利益攸关的地方作为荷兰领海。一名瑞典外交官员在一封自伦敦寄出的信中说道：“这两个国家，特别是在这里的这个有一种难以容忍的傲慢，上帝也许会挫伤他们的傲气。”

　　 于是战争开始了，它起因于一次偶然的、几乎是荒唐可笑的海上遭遇。一六五二年春天的一个上午，在德文郡岸外的海面，英国舰长安东尼·扬把一艘名为“总督”号的小舰驶到海上，随行的有两艘同样吨位的小舰。他离开海岸后看见一支十多艘战舰组成的小分队从大西洋迎风向英吉利海峡驶来。他以为是英国船队，就前去探望，但发现它们是返航回国的荷兰商船。它们由三艘分别悬挂上将、中将和少将旗帜的战舰护送。因此，按照英国人惯例，他呼叫他们降旗致敬。

　　 上将遵令行事，但扬却认为不够。他要求三个舰的旗帜都降下来，但中将来到舰尾，拒不降旗，并用话筒向扬呼叫，无疑的，呼叫中带有一定的气愤之词：如果英国人要求降下旗帜，可以自己来降。于是扬抓住话柄，派船长驾小舟过去。当然，荷兰人拒绝他们登舰。在多次要求和多次拒绝之后，扬愤怒地发出舷炮，荷兰人也同样愤怒地回击。荷兰少将和扬的其它舰只也跟着开了火——但中将又改变了主张，降下了旗帜。

　　 “总督”号上一人被击毙，战舰受创。因此又引起一番争执，双方互相吼叫。扬要求荷中将的战舰随他进港赔偿损失。这时，上将参加进来说，他们就降旗问题进行争执时，他并没有进行干预，但不能让他所辖的舰只被带去港内。于是扬放弃了要求，他心满意足，因为事情已经体面地解决，挽回了他的面子。他在报告中写道：“我相信，这回我叫他们够受的了。”

　　 事情本来可以就此罢休。但是凑巧远在英吉利海峡上端，在多佛海峡，两国的庞大舰队却偏巧在这时相遇了。英国人由总司令罗伯特·布莱克海军上将统领。布莱克以装有四十八门炮的“詹姆斯”号为旗舰。与他隔海相对的，是荷方“布里德罗德”号上的马尔登·哈珀逊·特朗普海军中将。两人虽然各辖己部，各司己职，却相互怀疑地注视着对方。

　　 一阵强劲的东北风，使英国的二十一艘战舰分散了；九艘在内赫米亚·伯恩少将指挥下进入当斯——离肯特郡以东的锚地不远处，此地为古德文沙州所保护——其余战船在有一段距离的拉伊湾以西。荷兰舰只，数量多达两倍，已从法国海岸越过英吉利海峡，锚泊在英国舰队两支分散的部队之间，在离多佛不远的海面的避风处。

　　 特朗普根据礼节派出两艘船进入当斯，向处在紧张状态中的英国人说明，他们在狂风巨浪中在法国海面无法锚泊，只有过海峡避风。英国人半信半疑。一支庞大的荷兰舰队锚泊在英国的一个主要港口外，这使得人人紧张。由于是在锚泊中，所以特朗普没有按礼仪向所遇到的英国船只致敬。但是等着受致敬的不只是英国船只。特朗普可能还不知道，多佛炮台也在等着他的致敬。当他锚泊在该地时，炮台的兵营射出了几发炮弹给以提醒，但特朗普没有作答。相反，却命令他的滑膛枪手齐射，闹轰了起来。于是英国舰队的两支部队起锚，开始向多佛集结以探明究竟。荷兰人看见他们驶来也起了锚，但经审慎考虑认为还是离开的好，所以又向法国海岸驶去。

　　 问题似乎已经就此了结。但两小时后，在英国舰队在多佛岸外集结之前，荷兰人又突然改变了航向，开始返回。是什么缘故？英国人没法得知。事实是，荷兰一艘单舰从西边驶来，载来一个上校，这个人也曾经身历了多佛岸外的闹剧性事件，他名叫乔里斯·冯·德·萨南上校，他登上“布里德罗德”号后，向特朗普报告说，载有价值昂贵的货物的商船队，正锚泊在英园海岸的避风处，英国人想要劫掠商船队。

　　 事实并非如此。但冯·萨南的报告，再加上他那绘声绘色插入的一段有关扬的描述，使特朗普的想法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或者说是产生了变化。于是荷兰舰队掉头驶来。布莱克和英国人惊惧地看到四十二艘荷兰战船，由“布里德罗德”号上的特朗普率领，向他们急驶而来。而且更为惊讶地看到“布里德罗德”号的舰旗下方挂上了一面旗帜——血红的旗，任何人不言自知，这是作战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