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厂窃贼之克星·第四
作者：戴维·豪沃斯·英国
出自————《战舰》
出自————《战争通史》
一六六○年五月，装备八十门火炮的巨型战舰“纳斯比”号，挂着海上统帅，英国舰队司令爱德华·蒙塔古的将旗，锚泊于尼德兰海面，准备迎接一个重大时刻的来临。在舰上的五百名舰员中，有一位名叫爱德华·巴洛的年轻水兵文化水平较大多数水兵高。这位巴洛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舰上飘舞着三面绸旗，旗上带有十六面尖尖的小绸旗和饰带，一面绸制的舰首旗，还有一面带有九根另一种饰带的军旗。舰舷边围着绯红色的布，舰上所有圆形顶端也同样围着绯红布。舰只经过洗刮，干净得象个盛食物的盆子。”
七年前，同是在这一海岸，曾经与荷兰人进行了最后一场战斗。但此时的情况，已经不能和那时同日而语了。这时克伦威尔已经死了，英格兰已经结束了它历史上唯一的共和政体的试验，舰队按照国会的紧急指示，以极大的欢欣之情奉迎出亡国外的国王查理二世回国。巴洛写道，国王走近战舰时，“全体舰员，欢声雷动，许多人将便帽和军帽掷入海中以表示目睹国王陛下的欢庆之情。”旗舰三次鸣礼炮七十响以致敬，中将的舰鸣响了它的全部礼炮，然后是少将，接着是舰队的其余舰只。巴洛说：“炮声震天，就好象风暴骤然到来，雷声隆隆，阵雨倾泻。”
在这欢欣若狂的时刻，同舰上的另一个年青人也写下了一篇日记——在他死去很久后，这篇日记成为著名的历史篇章之一。这位日记记述者是塞缪尔·佩皮斯。佩皮斯和巴洛不同，在此之前从没有去过海上，对海军一无所知，由于他和杰出的蒙塔古有点穷亲戚关系，因而到舰上来任将军的秘书。在整个航途中，他极力记述当时的盛况。他写道：“无尽的礼炮轰鸣。”国王陛下登甲板时，他体验了吻国王手时那种令人晕眩的兴奋情绪。“国王是一位从容不迫的人，”他记述道，“一批身份很高华服盛装的扈从围绕着他。英国人习惯于衣着奢华。”
国王上舰后不久，即着手更改一些舰只的舰名，这些舰名都是共和时代的舰名。由克伦威尔建造，为纪念他一六四五年之役的胜利而命名的旗舰“纳斯比”号，立即重新命名为“皇家查理”号。为纪念克伦威尔之子的“理查德”号，更名为“皇家詹姆斯”号。以国王的御弟约克公爵詹姆斯命名的原“殿下”号，曾经由克伦威尔改名为“坚决”号，现在又重新命名为“殿下”号，另一艘战舰命名为“愉快归国”号，以庆祝这一时刻。
一批海军军官也获得了新的爵位。其中三人曾充当过克伦威尔的海上将官，但在克伦威尔死后，以及在克伦威尔之子图谋继承父位未遂之后，已经改弦易辙了。曾在地中海服役时赢得名望的爱德华·蒙塔古，受封为桑德威奇伯爵。在第一次荷兰战争中曾是罗怕特·布莱克的指挥官之一的乔治·蒙克，受封为阿尔比马尔公爵。曾占领牙买加的威廉·彭恩也被授予骑士称号，变成了威廉爵士。
蒙克和蒙塔古都曾致力于国王复位，查理对这两人虽然心有疑忌，但认为宽容他们以往和克伦威尔的关系，是上策。他需要这样一支迅速发展的英国海军，这些人都精于此业，他们建立了海军，并懂得怎样管理海军。国王将御弟封为海军大臣以控制他们。因此，海军在一名公爵、一名伯爵和一位殿下的统领下，航途中充满了一种新的皇室气氛。
佩皮斯写道：“我们起锚，趁着凉爽的海风在令人心旷神怡的天气里，驶往英格兰。”历时三天越北海而抵英国海岸。这时，新王向各级人员慷慨施舍，金币、荷盾、英镑向在场的人阵雨似的洒下，人人都得到了一些。水手巴洛获得一枚金币，相当于他半个月的薪饷。佩皮斯本人获得了五十英镑，为他全部财产的一倍。随后不久，佩皮斯和海军有了更为正式的关系，蒙塔古授给他“海军局”(Navy Board)书记官的职务。总而言之，对出身低做的佩皮斯这样一个年轻人来说，实在是鸿运高照。但反过来说，任命佩皮斯，对于羽毛已经丰满的英国海军来说，获得这样的良材同样是值得庆幸的。
当舰队在荷兰海面奉迎国王查理二世时，英国海军尽管有着瑕疵和与日俱增的难处，但国王仍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令人引为骄傲的产业。克伦威尔建立的这支上等作战舰队，尽管在第一次荷兰战争中有过伤亡和在执行其他任务中有过损失，但这支拥有一百五十七艘战舰的舰队，其舰只为查理王的父亲所拥有舰只的三倍。不过，克伦威尔建立并维持这支舰队大部分依靠借贷。出于发付官兵薪饷的好意，在后来的几年中，克伦威尔一直被迫发“票据”给官兵和船厂的工人以代替现金。从理论上说，票据可以兑换现金。但海军部却没有钱使官兵的票据兑现，部分票据四年来一直没有支付。因而查理王继承了海军，也继承了这笔拖欠的债务，这一笔债务的款项是一百万英镑。
并且，只要海军仍然被贪污无能的岸上人员所腐蚀，则减轻债务的希望是很小很小的。侵吞王室财富是自古相传的全国性的习尚。在查理王之前几个朝代中——先王查理一世，先祖詹姆斯一世——在以往那些岁月里，海军机构的腐败，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除了贿赂还是贿赂。如需要购置物资、储备，唯有以足够的贿赂送给签署订单的官员才行。更为恶劣的是，船厂人员盗卖木材、绳缆、帆布、沥青、钉子和填絮等；甚至从国王的舰只中取出大炮卖给外国商人。
造船师们向国王控诉说，正在维修的舰只被拆毁。军官们把已经死去和根本没有的士兵填上名单以吃空饷(舰长甚至把狗也填入舰员名册，领一名士兵的薪饷)。事务官由于克斤扣两而臭名昭著。据说凡任事务长的没有一个老实人。这是一种恶性循环：无论多么艰难地积攒多少钱，立即就从贪污腐化的排水孔中漏走了，费用增加了，债务却永远无法偿还。
在克伦威尔统治下，海军部门稍有改进，并在一定时间内具有相当成效。他严厉统治，授给一些刚正不阿的人员高级职位——但仍不足以清除诈骗。白日劫掠之风消除了。但官员们继续在一些被人忽略的环节中，为个人谋财致富。这些事情人人都知道，但却没有人可以制止。上级不愿指责下级，因为害怕自己的罪行也会一旦被揭露。
这就是查理二世在恢复王位时所继承的产业，——也是年轻的塞缪尔·佩皮斯在受任书记官职务时所要采取行动对付的事情。
国王回国时，塞缪尔·佩皮斯年方二十七岁，佩皮斯的父亲是个伦敦裁缝，母亲出身于中下层阶级。他降世后所碰到的唯一幸运是，一位了不起的姨母竟出人意料地得以嫁给豪富而又有权势的蒙塔古家族的族长，而这个人的一个后裔，就是海上的将军(新受封的桑德威奇伯爵)。他任命佩皮斯为秘书，这真是幸运之至。佩皮斯成长为一名具有求知欲的青年。他已获得进入剑桥大学马格德林学院的奖学金。当海上统帅以他的影响来扶植佩皮斯时，佩皮斯懂得了如何借此为自己而全力以赴——同时也为祖国而全力以赴。
佩皮斯在被任命为书记前，他从没听说过这一职务。他惊讶地发现，这一职务使他成为“海军局”的四名成员之一，“海军局”管辖海军的岸上机构，并负责国王所有舰船与船厂的建造与维修。
在这一新任务中，佩皮斯清除了海军岸上机构的混乱状态，整顿得有条不紊。在和英国海军部门的工作来往中，第一次有了真正的效率，树立了信誉。他促成海军第一次建立了有认真记载的海军档案。他使海军供应采用了节俭而善于经营的采购形式，他还负责为海军人员建立了一所训练学校。教学内容包括从枪炮、弯刀近战直到操舵和结绳。
佩皮斯针对国际的紧张形势，树立了如此赫赫的功绩。海军日益为英格兰所重视了。这时，英格兰的敌对情绪又再一次迅速指向它的主要商业对手——荷兰共和国。但是，五年来两国都在设法避免爆发战争，其原因，部分是出于实用主义(尽管不是普遍有这样的看法)。双方确信，要使商业获利，和平总比战争好。一位荷兰军官约翰·德·威特认为，即使是魔鬼控制着英格兰，也有必要和他们友好相处。查理二世的大法官，克拉伦顿爵士，也叫英国人偃旗息鼓，他还提醒国王．不能中断贸易，“只有依仗贸易，才能使大部分国民收入增加。”与此同时，两国还常常指名道姓的在报纸和国会中相互愤怒谴责。双方舰船在远方贸易的航途中也不断发生小冲突，单是在一六六四年，英国半官方的海盗船在世界各地对荷兰船只就进行了一百多次袭击。
蒙塔古为何提名任命佩皮斯为执行书记，确实有些令人难以理解。可能他认为在“海军局”有自己的心腹，将有助于事业的发展。
佩皮斯后来说，蒙塔古不过是出于无心，他并不知道这项职务这样重要。但佩皮斯是出于谦虚而这样说的，他完全可以说，这个职务变得这样重要，是由于他的行动造成的。总之，这个职位的重要性的一个侧面，立即就明显的呈现出来了。正是佩皮斯就任的那天，一位女士就给他五镑银币，求他利用他的影响，为她的丈夫捞到好处。而且，他回到家中时，“发现有人给我留下了大量巧克力，我不知道是什么人送的。”
一周后，有人愿出五百英镑购买他的职务。不言而喻，海军是可以卖官爵的。价格高低不依爵位的薪俸多少而定(佩皮斯的年棒为三百五十英镑)，而是看这官爵的财路，及将另一项官爵卖出或赐给亲戚朋友时能得多少钱而定。一两个月后，佩皮斯官位的价格涨到一千镑，他写道，“它使我馋涎欲滴”。但他决心不卖。他在日记中写道：“机会和我无缘，在这样多的懒汉中，只有勤劳才能、并且必将使我获得生路。”
在佩皮斯的思想中，即使在那种时日，也没有出现真正的矛盾。当然考虑到他薪俸的微薄，他也可能收受礼物，并有些沉醉于自我吹嘘。这类现象在当时已牢牢地深入于社会的结构中，实事上如果他不这样作，也不能立足于社会。佩皮斯与他同时代的绝大多数人不同之处，在于他对职务的态度也和他对个人的利益一样的孜孜以求。他下定决心要使海军岸上机构发挥应有的作用。也正是由于这样，海军才得以越来越富有。
“海军局”与伦敦商人签订合同购买木料、麻、沥青、帆布、蜡烛、食物等，用以供应海军，与国会商洽增加拨款以购买这些物品，并直接向海军大臣约克公爵回答有关本局工作的问题。面对国王查理继承下来的令人惊惧的国债，海军局一六六○年的主要任务是封存舰只，裁减人员以减缩舰队的规模与开支。削减开支，一开始并不是大刀阔斧的，首先是省却泰晤士河口的领港人员。然后在十二月初削减“不平常的礼炮”的“不适宜的火药开支”——意指此时期只能按照海军大臣的规定而鸣放礼炮。同时还采取了许多及时而有力的措施。如到一六六四年，有几千名人员被船厂临时解雇。
佩皮斯作为书记官，不过是海军局四名军官中职位最低的人(其余三人为财政、审计和督察)。开始，他只是在海军局成员两周一次的会议上，做一些会议决议的记录工作。由于他的爱交往和好奇的本性，工作之余他又有足够的时间去充分体验伦敦的生活，所以他每晚都在日记中记下，他每日所遇到的事件。
但是同样的好奇心又使他去探索他自己的本职工作。不久他就多次去视察了德特福和伍尔威奇的船厂。在船厂中，他获得了切身体会，有一次视察过德特福后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现在才知道，我的地位居然有这样大的权力。舰队的舰长们向我们举手敬礼。”回到伦敦，他在泰晤士街头漫步，比较着各商店的沥青、麻、木料、布的价格——发现供应海军的旗帜，要价竟高达三便士一码。他了定决心，不把自己的工作仅限于抄抄写写海军局的合同，还要去签署客商的帐单。因为海军局的其他成员只是满足于聚集他们利用权位获得的酬劳。但佩皮斯并不干涉他们。
旗帜的问题只不过是佩皮斯感兴趣的小事。他听说那种粗糙劣质的覆盖布磨损英国军舰上的桅杆，就动手研究大麻织品(他到一家小旅馆中去会见一些善于动脑筋的荷兰造船大师们。因为他听说荷兰的绳缆甚为优良)。他掌握了波罗的海和北美地区的木材的不同优点，例如它们的长度与直径的固有比例，以及在采用前保存木材的特殊方法。而且他很快就较海军中任何人更为了解了关于装玻璃、油布和提灯的情况，更了解关于商人们以及这些商品的价格的情况。因而他由单纯的记录合同进而自己介入了谈判。
一六六三年九月，他和一位社团中的友人威廉·沃伦签订了一项购置三千英镑用波罗的海木材制造桅杆的合同，与以往的合同相比，价格便宜百分之五至七，这项合同是过去二十五年来最好的一笔交易。
随着岁月流逝，他不断地把海军局的事务集中于一身，这种权力使佩皮斯认为用某种力量，可以从贿赂中得到想象不到的财富。他写道：“上帝知道，我要是个无赖，会干出什么事来。”佩皮斯肯定不是无赖。但他也不是个圣人，他不至于愚蠢到睁眼不见自己受之无愧的好处。每次进行一项工作，签署一个文件或是起草一份合同，那些从中获得好处的人总去送给他礼物。礼物中常常有些是送给他妻子的小礼品，但是肯定还有送给他的一份报酬。有一次他写道：“我一到家，就想要把妻子弄出房去，而又不吩咐她出去，上帝！这有多难啦！不久，她走了。原来礼物是送她的一双白手套和四十条纯金，它们使我快活得几乎吃不下晚饭，愉快地想到上帝每天都在何等赐福于我呵。”
一六六一年五月，佩皮斯职位的净值，自王朝复辟时期不太高的一百英镑，增至可观的五百英镑。但是他节制自己，适可而止，并遵守一定的道德观念。当他一次向海军供应廉价的旗帜，荷包中装进五十英镑时，他心地坦然地写道，在这笔交易中他为国王节约了两倍于此的数目。佩皮斯按一般情况估计，如果他贪得无厌地任情拿取，则塞进腰包的一英镑本可以是十英镑。他认为，收受这点报酬，同那些伪造帐簿、偷窃补给品之类应受谴责的行动，是大为不同的。
至于其他方面，他认为首先受谴责的应是懒惰和因循苟且。因而他致力于扫除海军中的这一陋习。例如，一六六二年夏季的一天，他在伦敦遇到一位舰长，由于这位舰长的装有二十四门火炮的战舰“罗斯布希”号在伍尔威奇船厂中没有作好战备而极为愤怒。佩皮斯写道：“乘上小艇，直奔‘罗斯布希’号，登舰发现一切都混乱无章，在对军官们威胁一通之后，令他们迅速行动。从岸上到码头，以后都照此办理。在码头上对于不迅速行动的舰只上的军官们也这样办理。”他保持着一种习惯，经常不光打招呼就突然出现在船厂中，有时很早就来，把负责人从床上轰起来。
小事也难以从他眼中逃过。一次他视察查塔姆船厂时写道：“四匹马一起走过来，拉着一段木料，我相信这段木料一个人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扛起来。我命令把马拉走，叫一两个人用双手把木材抱走。”
甚至他的上级们也因为揭发的暗示而惶恐不安。当他发现海军局的督察威廉·巴顿爵士正在设法侵吞“查塔姆公款”——每名穷苦的水兵从微薄的津贴中每月捐出六个便士，用作伤员的基金的款项——时，佩皮斯用相当出色的宣传力量，说服约克公爵组成一个委员会加以监督，以管理这笔公款。有关解决这类特殊问题所采取的行动虽然迟缓，但一旦实施，就有成效。他终于使海军认识到自己的要害并为此而深为不安，使海军从足以使之瘫痪的盗窃和诈骗的重负下解脱出来。
这个“旱鸭子”对海军的全部贡献还不止于此。他的眼光还追寻到数世纪以前。使他极为愤怒的是，任何出身于名门的年青人都可以买到一纸任命，虽然没有具备应有的知识，也可以去海上当军官，从未来着眼，他认为，从长远说来，海军应该拥有一支在各方面具备熟练业务水平的永久性的军官队伍，他们愿以海军为职业。按照佩皮斯的改革方案，任何愿成为军官候补生的人，都必须具有两年海上工作经历，一名少尉必须有三年海上役龄，其中一年如同军官候补生一样，应通过测验以证明其具有操纵舰船的基本知识。根据佩皮斯的这些规定而产生了实施严格训练的守则，使英国海军军官成为一支精良的专业化队伍。
开始时，佩皮斯对两个问题束手无策。一个是想使海军岁岁有盈余。虽然在舰只和人员方面进行了各种削减，但海军债务仍然是和一六六○年查理王接过来时一样，高达一百万英镑。事实上，国会通过拨给海军日常需用的款项，仅为佩皮斯及其同事们估计所需数字的三分之二。随着海军陷入从没有过的财政深渊的情况，国会通过了一系列遭到人们普遍指责的货物征税法案，他们在啤酒和酒类以及新受欢迎的茶和咖啡方面强征货物税。虽然，这样作可以减缓海军的燃眉之急，但它们无法解决长远的债务问题。
使佩皮斯苦恼的另一个问题是，他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舰队的兵源问题。这支海军，由于长时期不付薪饷给兵员，因此不能获得志愿人员，从而没有足够的人员可供选择。在竭力搜罗人员入伍时，海军都是采用强制入伍的残酷手段。佩皮斯看到，即使在伦敦，任何身体强壮的人，都可能象罪犯一样被抓走，投入监狱，然后由武装看守把他们成队地拉到河边，身后跟着他们伤心哭泣的妻子或情人，然后用小舟把抓来的人送到舰队集结的查塔姆和谢尼斯。佩皮斯憎恶这种行径，但却无能为力。他在日记中发泄道：“怨声载道，每天都可以看到用不正当的手段和暴力行为强制人们入伍。”
在北海对岸，荷兰舰队这时拥有为数约一百三十五艘专用的战舰，配备有约二万名官兵。一位小册子撰写者叫嚷道，商船中还有一百多艘船可以用于作战。但是，在这样庞大数目的背后，荷兰人也被那些使英国人发愁的同样的问题所苦恼——而且还有许多他们所特有的令人苦恼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之一是，地方各自为政，各行其是。这是这个海上列强诸国中小国的第一位的问题。荷兰共和国作为一个有七个分省的联邦国，它的海军岸上机构不是由一个而是由五个海军部所管辖。弗里斯兰省和泽兰省，他们各有自己的海军部，而主要省份——荷兰省，则竟然有三个：一个是阿姆斯特丹市，一个是鹿特丹市，一个则是代表“北方”诸省的，它包括西福里西亚地区。从理论上说，五个海军部都服务于同一共和国，而且，从一切方面说，他们共同对舰队负责，但是，他们却被地方主义的狭隘思想所缠绕，为政治上的玩弄权术所妨碍。
例如，当泽兰省渴望在葡萄牙海域进行一次武装袭击，而荷兰省需要与丹麦解决一项贸易上的问题时，荷兰省人拒不为泽兰省人提供船只与金钱，而泽兰省人则阻碍荷兰省人与丹麦达成一项贸易协定。这种不和使海军在岸上和海上都受到严重损害。查理二世驻尼德兰的特使乔治·唐宁爵士，一六六四年回国后写道：“由于该国政府的组织形式使荷兰成为一个动摇而分裂的国家，使陛下因此而具有无比的有利条件。”
荷兰国与英国共有的普遍令人愤慨的问题是，强征赋税以支持海军。荷兰省由于有三个海军部，因而承担着海军开支的巨大负担，事实上付给海军的费用为该省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五十。荷兰各省的公民还需要交纳一系列不堪负担的赋税以支付海军的款项。这一税收的基本收入来源，为高额的营业税。这种税特别严重地打击了穷苦人。例如，列登省人购买面包，不得不纳百分之二十五的税，啤酒税为百分之六十六，而盐税则超过百分之百。那些中等制造商们，也由于交纳进口原料税而受到压榨。
还有第三种课税方法。此种方法反映出荷兰无原则地热衷于征收赋税的实用主义。十七世纪三十年代中，弗雷德里克·亨利殿下，当时荷兰共和国名义上的首脑，曾提出禁止和敌国西班牙进行贸易上的往来。一位荷兰商人批驳说，即使赴汤蹈火，有焚船灭顶的危险，只要有利可图，也得冒险去干。他们的绝大多数同行都同意这一主张，而且在实际行动上也否定了不能去西班牙经商的禁令。后来，由于准许商人们在获得执照的情况下，可以和西班牙经商，这一僵局才得以解决。
与敌国进行贸易的执照，为五个海军部提供了主要收入来源。如果不是许多大商贾逃避执照费，还会提供更多的收入。这一逃税的结果之一是，各省都几乎继续欠下了海军的款项。甚至最富裕的荷兰省，也只有阿姆斯特丹市的海军部没有中断为海军付款。
荷兰的日趋腐败的状况，并不逊色于邻居的英国。一六四○年，阿姆斯特丹市海军部被一桩丑闻而震动了，这就是海军部的财务官承认他贪污了几近二十万荷盾的款项。以后，唐宁大使写信回英国说：“很少有人进入国会而不从中为自己敛聚财富，同时又被人收买的。”一位葡萄牙特使也写下了荷兰人收送贿赂的微妙办法。一个荷兰商人急欲获得另一个商人的照顾时，他就到这个人家中作一次社交性访问。在谈话过程中，葡萄牙人写道：“他好象是出于偶然，将一颗约值一千克鲁赛 [ 译注：葡货币单位。 ] 的宝石掉在一个孩子手中。”绝不会有人要这娃娃把宝石退还，于是贿赂就在和一个无知的孩子游戏的掩饰下，巧妙地完成了。
阿姆斯特丹市海军部的记账，不象佩皮斯的海军办公室那样，而是一笔糊涂账，非常混乱。国会反复要求将收支情况加以总结并报告时，海军部总是含糊其词地回答说“必需的资料不见了。”还有一件有关腐败的更为有力的证据：这就是居然任命一个出身高贵门第的十五岁的孩子担任酬劳优厚的第一书记的职务。既然他还在校念书，当然要找一个人顶替。七年之后，他在二十二岁时才终于就任了这一挂名的职务。没有材料说明这个青年在校期间是否领取了这一职务的薪俸或是和别人分享。
荷兰海军尽管有一切不足之处，但至少有一方面胜过它的英国伙伴。各海军部都力图按时按合同付款——同时也付款给船厂工人和海员。这主要是由于荷兰人的费用低廉，以及造船师和售货商较英国的同行们所索的款项低百分之三十至五十的缘故。虽有贪污存在，但却不存在象英国那样的批发商的大宗诈骗，也许荷兰人对他们新独立的共和国有较强烈的责任感。
海员的工资也是微薄的——从理论上说，和英国船员保持一致，每月不到三十先令——但是按时、可靠的薪金发放，大有助于使荷兰海军具有吸引力。结果，荷兰人无需使用天怒人怨的强征手段，志愿人员实际上还绰绰有余。这里所说的水兵不仅指荷兰人而且指德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荷兰将他们统称为“东方来的人”)，甚至还指英国人。一六五一年至一六六五年间——包括两次英荷战争期间，阿姆斯特丹市的结婚登记册中有百分之五十七点五的新郎的职业为荷兰海军，他们都是外国人，其中，百分之四为英国人。
荷兰的指挥官们对这支多国成员的海军有着各种不同的反应。一位当时的荷兰人断言，一支混编的船员队伍不易产生兵变。其他人则指出它有弊端，虽然无证可考，但在训练上的问题确实是严重的。一名舰长写信给约翰·德·威特，引用他同事的话，埋怨不得不“和没有经验的士兵打交道，和愚蠢的东方人打交道。”而另一些人却吁请阿姆斯特丹市当局要“充分信任尼德兰人的良心。”
在另一个重要的方面荷兰海军也是混编的，这就是舰队的上层指挥，七个相竞争的省份坚定不移地认为，各自都应有海上代表力量。因而舰队出航时编成七个中队，每个中队又再分为三个分队，总数为二十一个——并拥有二十一名将领。英国的三中队编制提高了战术机动性和指挥能力，而荷兰的七个中队却减少了责任感，影响了工作效率。
这是一种使部队难于协同配合的编制，其结果是各部队发出互相冲突的命令而产生混乱。在和英国的第一次战争中，荷兰拥有海军上将马登·特朗普，由于他英明练达，指挥若定，足智多谋，所以能将所有荷兰部队统一起来。另有一位相类似的英雄则将在下次战争发生时出现，他就是米歇尔·艾德里安森·德·路特。
到十七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战争风云一天天迫近。塞缪尔·佩皮斯在一六六三年行将结束时，在日记中忧心忡忡地写道：“我希望在战争爆发之前，我们能具备良好的条件。我们似乎全都这样期望，都认为当前有条件胜过他们；至于我，则对此担心。”
英国的大商贾和财政势力在这一问题上始终有分歧：是在相对的和平条件下与荷兰经商更为有利呢，还是从战争胜利中谋取利益更好。而目前，被称为主战派的人们，力竭声嘶地叫嚷着战争。海军当然更是急于以自己的舰只与荷兰一试，急于与荷兰作战以发展自己的战术。而不断增长的战争叫嚷，却使查理二世左右为难。他极不愿意对法国路易十四挑起争端，因为路易十四是荷兰名义上的盟友。但是，他的复辟又应归功于国会，而商人却和国会中的代表一起大叫战争。查理王二世是一位精明的君王，他多谋善断，竟然找到了走出这一窘境的途径。
和以前一样——实际上一贯如此，荷兰与英国在海外殖民竞争中，不断发生摩擦。这时，竞争的场所已经不是东印度公司的香料群岛，而是新大陆和西非海岸了。国王查理及其大臣精心制订了一个立即可以一箭双雕的计谋，依照这个计谋可以夺得荷兰在海外的财富。同时，又可以刺激荷兰进行战争。
一六六四年三月，国王把北美数百英里的土地赐给约克公爵。这片土地由特拉华湾延伸到康涅狄格。它包括许多英国殖民地，也包括被称为新尼德兰的领地，这一领地已经为荷兰所有并且已经殖民。公爵作为海军大臣，在他的权力范围内，于一六六四年派遣了一支海军远征部队去占领这个领地。此行目的的一部分是贬抑荷兰。远征部队已经作好了执行这一任务的战备，但在抵达北美海岸不远的海上时，却发现荷兰人处在混乱状态中。荷兰殖民者们把精力专注在对付那些愤怒的印第安人的袭击上。他们极为愤恨他们的总督彼得·斯蒂文森的专横统治。英国拓疆者一枪没发，就完成了新阿姆斯特丹镇的易主手续，而重新命名为纽约。
荷兰殖民者只希望他们的殖民生活不受侵扰，他们并不关心这一地方属谁。但是国内的荷兰政府对这一问题却非常关注。这场不流血的占领将他们朝向宣战推进了一步。
与此同时，英国人又忙着在另一个遥远的海岸——炎热的西非海岸制造一系列事件。自一六二六年起，荷兰人就在这里购买象牙、奴隶、黄金并因而大获其利。一六六二年冬，一批知名的英国人士组成了一个称为“皇家非洲公司”的组织。为了装点门面，发给了私人公司特许执照，表面上是和平从事经商。但新公司的总管却是海军大臣约克公爵，国王的堂兄鲁伯特殿下。这位从前的骑兵军官，现在的海军上将也深深地卷入了这件事情中。这个公司似乎是负责海军官员向大商贾们签订海军订货合同事宜的。国王查理二世获得该公司运回国内全部黄金的三分之二，这是该公司因为获得皇家特许执照而给皇室的报酬。
荷兰不久就发现，“皇家非洲公司”不过是一种策略——姑且不提公司不择手段地以所获利润报答权高位重的后台老板们的事，如果一切顺利，该公司可能挑逗并激怒荷兰人直到他们宣布战争为止，而国王则可不负任何责任。
一六六三年十一月，“皇家非洲公司”派出一支由罗伯特·霍尔姆斯率领的远征部队去西非，他乘坐国王的装备有四十门火炮的“泽西”号舰出海。霍尔姆斯长着一头乱莲蓬的黑头发，是英格兰与爱尔兰人。内战时期，他在鲁伯特殿下的麾下，在皇家陆军中一步步擢升，并从此追随殿下。他是一个冒险家，以鲁莽和好斗著称，是一个在需要掀起一场战争时完全可以委以任何行动的人。而且他通常能在战争中获胜。一位公司的董事威廉·考文垂爵士说他“充分懂得如何挑起战争，也有充分的勇气去赢得战争。”
这时他受雇于“皇家非洲公司”。果然不负所托，他所领受的指示是，“保护与增加‘皇家公司’的利益是你本次航程中唯一的目的。”总之，他此行是为了维护公司在非洲海岸任何地段进行贸易的权利。同时，他还具体受权“歼灭、俘获、击沉或击毁与你敌对的一切舰只，并将你所俘获的船只送回国内。”威廉·考文垂下达了这一命令，并称这一命令“极为大胆”。但是，它的大胆还远不及执行命令的人。
霍尔姆斯急于开始他对荷兰的战斗行动，在抵达黄金海岸前，他简直急不可待。考文垂写道，在那里，“公司认为这场戏应该开锣了。”十二月二十七日，他捕获了一艘西印度公司的三百吨的船，靠近佛得角群岛，在黄金海岸以北六百余公里。霍尔姆斯第二步是动手袭击戈雷岛上的荷兰要塞，这个要塞是荷兰负责其整个海岸利益的总部。毫不令人奇怪，在一阵象征性的防御战斗后，荷兰总督派出了一艘打着白旗的小船。
事情这样轻而易举，容易得几乎令人觉得难堪。霍尔姆斯写给考文垂的信中说，“如果我越出指示所规定的范围，我希望您及‘皇家公司’成员能为我打通关节。”因此，他继续沿海岸下驶——对荷兰进行一次又一次野蛮的袭击，而这种袭击居然是从一艘皇室舰只上发动的。荷兰人曾在主要河口建起要塞，这些要塞在当地土人被激怒而攻击时，可以作为荷兰商人的避难所。要塞的结构不能抵抗来自舰只的袭击，而且要塞守备者，都是雇佣兵或公司代理人，他们处在蒸笼似的疾病流行的海岸上，士气不振，也不愿为其主子的财富而卖命。
荷兰的要塞一个个地相继投降了。霍尔姆斯将一些俘虏运返尼德兰，其余的被释放，或被强迫服兵役。他拿走商品，并在各要塞中留驻少数士兵和“皇家非洲公司”的代理人。
霍尔姆斯在海上没有遇到抵抗。荷兰人由于某种难以说明的原因，对于他们在西非洲经商的轻型武装商船没有提供强力的护航。可能他们认为，他们在海上居于支配地位，不会受到挑战，也可能他们是为了过度节省开支。总之，“泽西”号犹如狼入羊群，肆无忌惮。霍尔姆斯追逐并登上荷兰船只，同时把他所辖的部队分驻在俘获的荷兰船上，又迫使俘获的船员补充英舰上空余的战位，并按照最纯粹的海盗方式扩大自身的船队。他在向国内的报告中臆造了许多有关荷兰背信弃义，目空一切的虚假事实，以说明他的行为是正确的。一六六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刚开始时他只不过有“泽西”号一艘单舰，到四月，他至少已经拥有八艘舰了，他决定向两个荷兰的主要要塞发起攻击。
但从这时起，他将发现前途艰难了。这两个要塞之一是海岸角 [ 译注：现属加纳。 ] 炮台，离黄金海岸不到八英里。两个要塞的位置都在十五世纪时原属葡萄牙殖民地的土地上，这一地区现在已落入荷兰人手里。第二个要塞是埃尔明纳炮台。这两个炮台共驻有二百名荷兰人，三十多名非洲部落的武士，还装有几十门发射六磅炮弹的火炮。在两座炮台之间及范围之外，是英国、丹麦和瑞典的商业殖民者散居的地段。荷兰人容忍这些竞争者存在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人数相当少，总共不过约一百人，但是安居在要塞中的人和这些居于旷野，对危险毫无防御的人之间却相互憎恨，毫无感情。
霍尔姆斯率领他的舰队锚泊在埃尔明纳要塞上端几英里的海面上，他派出一只独木舟致函荷兰总督。信中报怨荷兰对英国公司造成了损失。这是他采取行动的借口，也是他的一贯伎俩。他还设法取得来自岸上的一切帮助——英国人和斯堪的那维亚商人的帮助，以及被英国人称为约翰·卡比萨的酋长领导的一帮土著的帮助。荷兰人的答复是含糊其辞，不负责任的，霍尔姆斯根本不满意。他率领五艘舰只，排成纵队尽可能地逼近海岸角炮台。每艘舰在以左右舷面对炮台来去行驶时，用舷炮进行袭击。
但是，这种射击对于要塞坚固的石头城墙没有造成明显的损坏。同时浅滩延伸太远，使舰队不能靠岸太近。因此，霍尔姆斯将人员和大炮布署在岸上，用小舟和独木舟把火炮——发射六磅和十二磅炮弹的大炮——运到岸上，这是一项棘手的工作。一门炮掉在了浪谷中。火炮运送了好几天，但霍尔姆斯终于用六门炮布好了阵地，瞄向炮台通路的一侧，并以约一百名欧洲人和三十名非洲人为后盾。
但这样作仍然无济于事。他的临时拼凑的部队，不过是混杂的一帮，无疑，许多人是流浪汉或逃亡者，他们只是为了来看看世界的，不愿作任何冒险。非洲人在一边等着，他们除了自身的短刀和长矛外没有任何其他武器，而欧洲人则尽可能地躲在最安全的位置上发射炮火，霍尔姆斯愤怒地看到六发炮弹中五发全然不能击中炮台。荷兰人常常进行反击，同样也是无效的。
这种漫无目的的互相射击，至少进行了两周。霍尔姆斯越来越难忍耐。他急需有人打开一个缺口。最后，非洲首领约翰·卡比萨扭转了局面。他招募了第二名头目，据霍尔姆斯说，这个人“非常热切地猛攻炮台。”在新的黑人同盟军到来的鼓舞下，商人们将火炮向前推进至近距离发射。霍尔姆斯命令舰只起锚，排成纵队作最后一次袭击。但是就在攻击即将开始时，炮台顶上升起了白旗。这些讲求实际的荷兰人，眼见固守无望就投降了。
一座能坚持如此之久的炮台，确实是值得保护的战利品。霍尔姆斯留下五十个人驻防在这里。当时，他由于兵力不足而不敢对埃尔明纳孤注一掷。但这无关大局。他完成任务后启航回国了。霍尔姆斯的一名军官写道，由于他的“气度和勇敢”，他“如此圆满地征服了整个海岸，只是由于缺少人员而使我们没有能占领整个殖民地。”
一六六五年一月九日霍尔姆斯抵达英格兰时，国王和“皇家非洲公司”又精心来了个假戏真做。没等霍尔姆斯把他的财宝——大量黄金和外国皮革以及乳白色的“象牙”——搬上岸就把他关入监狱，投进伦敦塔里，指控他的行动严重超出了给他的命令范围。此外，他还被控贪污大量劫掠物。有关贪污的指控简直是荒唐可笑的，他连自己的家都没能一顾，岂不令人啧啧称怪。至于越出命令范围之罪，用佩皮斯的话说，那只能令人称为“笑料”。
在这一企图挑动荷兰进行战争的狡计实现之前，国王和“皇家非洲公司”必须使人认为，霍尔姆斯是自作主张，他的行为遭人唾弃。一旦荷兰反击时，英国当局可以在欧洲人面前装模作样地说，我们也是受害者。同时，英国还确信，荷兰的反击，也索不回半文霍尔姆斯劫夺回来的不义之财。
荷兰对于在西非的惨败深为愤怒。荷兰海军受命准备战争，下令向各省征收的新增的海军赋税不得拖欠。对于霍尔姆斯在非洲各据点公然施行袭击的行径，国会要求进行一次惩罚性的远征以报仇雪耻——海军乐于进行此举。
负责指挥的是全国海军统帅，五十八岁的米歇尔·德·路特。他和特朗普一样，是一位行伍出身，以海军为职业的身经百战的老战士。十一岁时他就随当水手长的父亲去海上，年近三十岁时成为舰长，三十七岁升为少将，他曾参加对西班牙的战争，并不断地和各类海盗船、私掠船作战。在和英国第一次作战期间，一六六三年七月的斯赫维宁根海战中，他的旗舰“兰姆”号受重创，是被拖回基地的。
他和特朗普一样，在各方面都表现为普通一兵，这就使他和水兵们亲密无间。一个英国外交人员，威廉·邓普尔爵士说，“德·路特上将的穿着，从没有超出普通舰长过，也没有超出过任何随从人员，也没有见他乘坐过马车。”
一六六四年八月，约翰·德·威特命令德·路特率领一支有八艘大型战舰的舰队出海，收复失陷的要塞，重振荷兰在非洲的贸易。说到做到。霍尔姆斯所占领的各河口要塞被重新收复了——因为占据这些要塞的英国代理商和商人在防守时，并不比荷兰人好多少，并不想因此而送命。德·路特唯一没能收复的要塞是海岸角炮台，因为英国加强了炮台力量，而荷兰又得不到该地非洲人的合作。
在尼德兰，对英国的愤怒继续增长着，直到一六六五年二月二十二日，荷兰国会受权向查理王及“皇家非洲公司”正式宣战。英国的预谋圆满实现了。罗伯特·霍尔姆斯立即自监禁中释放，宽恕他所犯的一切罪行，并任命他指挥有五十二门大炮的“复仇”号。
佩皮斯写道，“战争开始了。上帝将赐给我们良好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