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短文及图

作者：戴维·豪沃斯·英国

出自————《战舰》

出自————《战争通史》

      造船师菲尼亚斯·佩特。作为英国王詹姆斯一世一艘巨型战舰的设计与建造者，一六一○年他华服盛装，着白色紧身马甲及绣帽，充分显示出由此而获得的财富与地位。

      一六一三年，“太子”号缩帆减速，驶入荷兰福拉辛港作国事访问。“太子”号为第一艘备有三层长列火炮的英国战舰，它具有无往而不胜的作战力量，但此舰的新设计原来是勉强接受的。一名英国海军将领抱怨增加一层火炮“使舰内烟雾如此之多，以致士兵摸索使用武器，犹如盲人，不知从何下手，也看不见他们所遇的船只。”

      一三四○年，在法国海岸外的斯卢斯战役中，架手和挠钩手使双方船只靠帮，英国和法国的骑士们全身甲胄，在中世纪战船的甲板上近战。四百余艘舰只参加了此一蔚为壮观的战斗，英国人虽开始时获胜，但由于船只本身无武装，船只设计只是为了载部队靠帮登敌船，故难以名之为海军胜利。

      亨利八世的“大哈里”号，丝带飘扬在四根桅杆之上，火炮闪耀在船舷之侧。这是一张十六世纪海军战舰名册的图页。此船是当时最强大的战舰，它代表舰船设计的转变，将中世纪的前后“船楼”与多层火炮结合起来，预示着海上炮战的时代即将来到。它有一百二十二门大炮、一千二百张弓和七百五十捆箭的储备。

      在马休斯·贝克此幅十六世纪六十年代的绘画中，一位伊丽莎白时代的造船师，使用一只巨型圆规，在图纸上量出弧度，一名学徒纪录下数据。贝克本人就是一位当时闻名的造船师。官方曾授予他“造船大师”称号，他又是众所周知的第一个绘制造舰设计全图和详图的人。

      为了使海水在船旁顺畅而迅速地流动，伊丽莎白时代的造船师按所谓“鳕头鲇尾型”进行设计，船的外型结构，最大最宽的地方，在船中部靠前处，呈锥形——马休斯·贝克在这幅画中作有图解。在贝克的示意图中，他详细写有此船所需木材的统计数字，以便于“了解造船之所需。”

      在这幅肖像画中，造船大师彼得·佩特身旁是他的杰作“海上主权”号。此舰于一六三七年为国王查理一世而建。该舰虽饰以大量雕刻和装饰，但它仍然是一艘令人生畏的战舰：它有一千五百吨，并拥有一百零四门大炮，在以后的二百年间，还没有胜过这艘舰的。

　　 保皇党与圆颅党员之争

“此刻，神不爱英格兰，降‘离间’的魔鬼在国王与议会间，这‘离间’的魔鬼得蛊惑者的竭力煽动，使双方燃起公开敌对的火焰。”一位当代历史学家在说明由于政府倾轧而造成英国在一六四二至一六五一年间的分崩离析时写道。当时英国人中存在的问题是如此深刻，如此严重。

　　 这一时期，清教徒的习俗和教义冲撞着英国国教 [ 译注：即圣公会。 ] ，异教的神学上的信念蕴酿成政治上激进的观点，国王的古老的神权面临着要求组织立宪政府的情绪的挑战。

　　 成为煽惑者们攻击的焦点的君王，是查理一世。他于一六二五年就王位。他本应趁君王更替之机，平息动乱，但查理却视友为敌，疏远忠臣，不纳忠言，因而必然促使清教徒势力不断增长的议会反对他。

　　 查理解散了一个又一个国会，十一年来他孤家寡人统治英国。只是在一六四○年，由于对长老派的苏格兰人作战而急需款项，他才企图给圣公会施加影响，他重新召集议会。然而，两年中他并未能控制和限制国会中的反对派成员。这就是他最后垮台的原因。英国爆发了内战，保皇党骑士向圆颅党展开了一场激战。最后，查理一世被击败，被判以向臣民发动内战的叛国罪，并于一六四九年一月斩首。

　　 至此，自由的希望的明灯是奥利弗·克伦威尔。他是议会的前议员，也是议会军队中最能干的军官之一。查理王被处死后，克伦威尔被派到爱尔兰，他在那里粉碎了持不同政见者的分裂活动。一六五○年和一六五一年，他击溃了最后两次保皇党企图使年轻的查理二世当君王的复辟活动，因此，他一跃而为新共和政体(指一六四九年克伦威尔处死查理一世后至一六六○年封建王朝复辟时止的共和政体)的领袖。在他施政的第一批法令中，他批准了一六五一年的《航海条例》，这一条例意在加强英国商船的力量。虽然这一行动导致了首次与荷兰发生一系列海战，但也为英国海军未来的勃兴奠下了基石。

　　 一六五三年克伦威尔号称为共和政府的护国公，他实际上是施行军事专政体制。这种专制完全出于清教徒的伦理道德观念的构想并付诸实施——严酷、道义、惩罚——然而，若非如此，一个强力的立宪政府在英国就不可能出现。但是，这仍然是一个体现个人威望的政府。奥利弗·克伦威尔于一六五八年五十九岁时因热病死去，火炬传递给他的儿子理查德。短短一年，证明他根本不能胜任这个任务。因而查理一世逃亡在外的儿子查理二世的复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结局。

　　 流亡继位者的避难所

　　 查理二世在他父王查理一世被处死刑时，才十九岁。保皇党立即称他为王，但克伦威尔在一六五一年伍斯特之役中，一举击败了他的支持者，他的一切希望都破灭了。

　　 克伦威尔的军队在英国扫荡时，查理成为流亡者，企图出国避难。一连六个星期，他和忠实的追随者们缓慢地逃向海边——有时躲藏在巨大的橡树枝丫中，有时躲在谷仓里——直到最后，才从肖拉姆登船去法国，然后是去尼德兰，最后是去德国 [ 注：似乎德国当时并没有形成一个实体，直到十九世纪普法战争后，德国才在俾斯麦的领导下统一。 ] 寻找避难所。

　　 查理流亡国外八年多，这时保皇党在国内策划复辟。由于一六五八年奥利弗·克伦威尔之死，掀起了一阵恢复君主制的刺耳嚎叫，查理二世于一六六○年返回英国，并于次年加冕。

　　 他是一个纵情挥霍，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物。他玩弄权术，治国无方。然而在他统治的二十五年中，由于荷兰的不幸遭遇，英皇家海军竟发展成一支如此惊人的武装力量，致使英国的独霸海上主权的愿望竟成为现实。

      奥利弗·克伦威尔外形瘦削、严峻。在这个大奖章上，刻有他的头像，以纪念他一六五○年九月三日在邓巴击败保皇党军的胜利。国会驳回了克伦威尔关于不同意在大奖章上用他的肖像的意见，并采用了他关于以圣经上的话作铭文的主张——“万军之主”这是克伦威尔在那决战斗中的题词。

　　 [ 译注：出自基督教《圣经》。万军之主，指耶和华。 ]

      查理二世化装为一位夫人的男仆，骑在头一匹马背上，他竟然于一六五一年保皇党在伍斯特之役失败后，从克伦威尔军队的追捕中脱逃。在国王陛下身后的夫人是一位保皇党上校的妹妹，随查理出逃。复辟后，国王赐给她一千镑的年俸。

　　 战舰的变化

　　 第一艘真正可称为战舰的是“Henri Grace a Dien”号，它按当时上流社会的时尚，以法文命名，它是亨利八世的旗舰，其臣民又将此名英国化，称为“大哈利”号。它一五一四年下水，甲板上装有一百八十六门火炮，大多数为用于近战的小型后膛炮。一五四○年，“大哈利”号改装，设两层前装炮(为长射程的铜炮和铁炮)——约两吨重，可发射六十六磅重的炮弹，射程为五百码。

　　 然而，它只是一艘处于转变期中的舰只。七百名舰员中有四百名是步兵，仍依仗他们在甲板上作战，而高耸在上面的，仍然是船楼。在宽阔船体上的两根后桅上有五张三角帆辅助操舵。即使如此，它在当时仍然笨拙、上重。除了最好的气候条件外，不适于航行。在下一世纪中，英国战舰在操纵和火力方面作了改进。由于一六五五年“纳斯比”号的下水，经历了二百年的战舰才获得规范。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旗舰“纳斯比”号，装有八十门火炮，发射十二磅至四十二磅重的炮弹。去掉了笨拙的船楼和步兵。“纳斯比”号配有六百训练有素的水兵。他们不但可以近战，而且长于远程炮战。对照其都铎时代 [ 译注：Tudor 都铎王朝。一四八五－一六○三年。 ] 的祖先，“纳斯比”号船身的最宽船舷处正在水线处。这就使它在恶劣气象中能较好地御风而行，获得稳定的炮位。

      奥利弗·克伦威尔的“纳斯比”号船身低，呈尖形。在蒸汽机船出现之前，它一直是一切战船的原型。船体一百三十一英尺长，长宽比例大于三比一，它航速快(达十二节)，机动、坚实。而且美观，从船的后部通廊到人形船首(刻有护国公骑于马背)，都装饰着描金绘彩、雕梁画柱。

      马顿·特朗普，这位老练的海军将领率领荷兰舰队在“两年战争”中进行了五次战斗，受到部下的尊敬，称之为“老水手”——行伍出身的军官。人们一直传说，当他在邓杰尼斯获胜后，他在他的舰上的主桅上，升起一把扫帚，当作他一心要扫除英吉利海峡敌舰的标志，这一传说被历史家摒弃于史书之外。

      罗伯特·布莱克，在一六五二年“第一次荷兰战争”中，任英舰队统帅．在克伦威尔陆军中曾是一名才华出众的步兵军官，此后被召去海上保卫新共和政体。他关心部下，体恤下情。一次曾向克伦威尔抱怨，“虽供应及时，若啤酒不能随时供应，我们也不能胜利完成任务。”

　　 海图上荷兰之一角

　　 如果说在十六、十七世纪英国人是船只设计的伟大改革者，那么荷兰人则为海图制作的专家。此时期，荷兰绘制的海图优于他国。英国人事实上是利用荷兰海图在他们自己的港湾和沿岸航行——与荷兰作战。

　　 荷兰是一个极大地依赖于贸易和捕鱼的民族，他们始终居于新兴的航海科学的最前列。早在十六世纪，他们就印制了一系列在北欧海域港口间的航行文字说明。十六世纪中叶，这些说明被汇编成册，附以海岸线木刻图。一五八四年，一个名叫卢卡斯·沃根纳尔的制图人员，在制作北欧和西欧海域的全面海图方面，又迈进了一大步，制成了高度详明的铜版地图。

　　 沃根纳尔的地图——即著名的《航海家之明镜》，包括了不下于四十四幅的图表，上有表示浅滩、水深、沙洲、陆地的标志，以及表示锚地、浮标和各类险区的标准图标，还有表明自海上观察海岸的轮廓图。地图集还在各图中写出了最新的航行须知，附上潮汐与太阳偏斜度的图表。

　　 英国人对此是那样羡慕，英国海军大臣查理·霍华德称此图集是“对我水手非常必须”的助手，并立即下令制出译本，于一五八八年印制，使其成为英国海岸领航员的准绳。

　　 此后不到一个世纪，在两次荷兰战争之后，英国人企图绘制自己的海图。一六七一年，约翰·塞勒出版了《英国导航图》，宣传它“具有新而准确的水深数据、图表与说明。”但塞勒的许多图表实际上是荷兰图表的复制品——是塞勒从荷兰和法国买来的过时的铜版印制的。

　　 又过了十年，查理二世批准对英格兰海岸作全面勘测。一六九一年出版了格林威尔·柯林斯上校的《大不列颠海岸导航图》，这是第一部权威性的英国海图，也是英国海洋制图学的基础。

此海图为制图员卢卡斯·瓦根纳尔所作，极其详细明瞭，他所作的图是十七世纪时水手们的助手。

      1——锥形浮杯 2——灯塔 3——桶形浮标 4——岸上陆标 5——锚地。瓦根纳尔为第一名运用规范化图形以表示近海导航的海图制作者。以圆圈加直线表示浮标和灯塔，以干草叉形代表导航陆标，以铁锚表示安全锚地。

      此幅关于克伦威尔统治下的英国的荷兰讽刺漫画。绘着这位摄政王被“议会成员”所环绕，一名清教徒教士拿着鼓风箱对准他耳朵，向他头脑里鼓吹强烈的权力梦想。在他脚下，那些被强征上舰的不幸者的妻子们，为他们的丈夫乞怜哀求。左边，两条杂种狗在啃着被废弃的“斯图亚特王朝议会”的王冠和权杖。

      荷兰海军将领威特·德·威特，在战争期间曾短期顶替特朗普，他极易动怒，因而以“斗鸡”闻名。一次，他的优秀军官们在实力压倒对方的绝对优势情况下，却避开与敌作战的时机，他怒火冲天。

      这是《十七世纪英海军手册》的一页，绘有一门装于舰载炮车上的巨炮。按炮手所指，标出了“武器各部位的名称”。图上方是长柄火药勺和长柄擦炮刷，旁边是用于检查弹丸直径的卡尺。中左的同心圆可量出炮管的尺寸。下方是螺柱、铜板、以及在前面和背面刻有表格可供炮手用作直角量规、计算尺、导航仪和炮膛的量尺。

      一六五三年二月二十八日，马顿·特朗普率领一支荷兰商船队的护舰队上溯英吉利海峡，他在“布里德罗德”号(图中央)上击退了罗伯特·布莱克和威廉·彭恩统帅的英国战舰的猛攻，此地离英国波特兰·比尔岬不远，特朗普的舰队受到严重的损失，但使敌人未能迫近。

      在这幅画中死神抓住一部烈焰翻腾的战车的缰绳，马顿·特朗普以无望的表情，被载在车中，驶向天堂。这幅版画寓意一六五三年八月“斯切文尼琴之役”中这位英勇的海军将领之死。特朗普和以后的霍雷肖·纳尔逊一样，是在一场混战初期，被一名神枪手射来的滑膛枪弹击中胸部而死的。

      一艘“西印度公司”的荡桨快艇，艇尾飘着荷兰三色旗，正横渡阿姆斯特丹港，在阿布拉罕·斯托克的此幅画中，港湾里拥挤着“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和一些工作船。

　　 岁岁丰盈的黄金时代

　　 一六○九年，荷兰在成为自由共和国仅仅五十年后，怡然自得地处于富裕丰盈和具有完备的社会结构的黄金时代。这大部分是由于他们在自己的江河和运河得以自由来去。而此时，欧洲的其余地区则仍挣扎在中世纪泥泞的道路上，来往行人仍须听任拦路劫贼和好斗的贵族们的摆布。对比之下，大量的人员和大宗的货物却可以由船只以低廉的费用在尼德兰各地来往运行。

　　 荷兰人如此惬意地生活在他们的水上王国中，因而他们建造了游艇，不论穷富，都可以轻舟消夏，称心游乐——从运载身份低下的家庭作假日远足的渡船，到斜帆高挂载着富裕自由民的豪华游艇。

      波光船影，在多德雷赫特海港波平如镜的水面，一艘渡船满载普通百姓轻驶过水上鸭群。在这幅阿尔伯特·克伊普的十七世纪中叶的作品中，他抓住了这个国家靠水吃水，依水而生，海洋与商业相结合这一重要的主题．哪怕是极穷困的人也定时往返地去工作。

　　 渔业养活整个大陆

　　 对数百万欧洲人生活起重要作用的是荷兰人在十四世纪发现新鲜的鲱鱼可以腌制，只要把鱼紧紧排在桶里，一层层撒上盐，就可以长期保存。在中世纪，饥荒伴着瘟疫，使欧洲农业崩溃，因此运入了大量的荷兰腌鱼，这立即成为人们常吃的食品，成为整个欧洲大陆的主要蛋白质来源。

　　 他们控制着北海大片鲱鱼产地，并实际上垄断了鲱鱼贸易，这使荷兰在十七世纪大发横财——也使荷兰与英格兰争夺渔业利益，从而仇恨相对，终于爆发了英－荷战争。

      在西蒙·德·弗利盖尔绘的此画中，一艘荷兰小渔船——此种船被称为尖尾船——的船员们，在海滩上向附近村民出售他们的捕获物。生意兴隆，鱼还有乳酪为尼德兰的主要出口产品。

      在安德里斯·冯·伊尔维尔特的此幅画中，一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庞大船队，装载着香料、丝绸和稀有木材，返航阿姆斯特丹。

      一般武装的商船，行驶在呼啸的狂风巨浪中，随波逐浪，被风浪扑打，主桅倒在船上，风帆已被卷走，只剩下一张被吹断绳缆的前桅大横帆。

　　 荷兰船队诱捕西班牙的“金鸟”

　　 荷兰人同英国人一样，认识到此刻是向西班牙王国在新大陆的属地下手的时机。一六二一年荷兰商人组成了“西印度公司”，它制定的目标是“对西班牙国王的船只与财富采取战斗行动”。它的代理人之——的佩特·海因，一位著名的荷兰舰长，曾对加勒比和巴西的西班牙殖民地进行过一系列大胆的袭击。

　　 海因的目标始终离不开“金鸟”——巨额财富的船队，它每年自秘鲁向北驶来。但多少年来，海因及其同伙无法发现它们。最后在一六二八年，船长率领三十一艘舰只的远征部队驶入古巴海面，终于发现了他的捕获物。

　　 九月七日，一艘孤零零的西班牙三桅帆船，慌不择路地撞进荷兰劫贼之中而被俘。次晨，海因的中队遇到西班牙船队的主力，宝船超载，几艘船连炮位也被一箱箱珠宝，一箱箱金锭所堵塞。

　　 西班牙大帆船缓慢地企图逃入马坦萨斯湾西班牙港口的安全锚地。但四艘西班牙大帆船装载金银，在海湾入口处搁浅。当海因的跳帮特遣队自西班牙大帆船一侧攀援而上时，西班牙船员急急地从另一侧逃走。

　　 财宝之多，任何人做梦也想不到。计有十八万磅白银，一百三十四磅纯金，数千箱珍珠和宝石。整个价值为一千五百万盾，足足够得上“西印度公司”的一半股金。

　　 当然，海因一跃而成了全尼德兰的英雄，但是他并不以此为然：“我以前为了这些东西到手，要比这次危险千万倍，”这位老船长发牢骚说，“他们并不关心我的脑袋是否被炮弹揍掉。”但是他并不拒绝接受七千盾奖金。

　　 荷兰还授予海因“舰队统率”称号。但不幸，他没有能活着享受新称号的荣誉。一六二九年六月十八日，他返国六个月后，在一次与敦刻尔刻海盗的作战中被一发炮弹击中。

佩特·海因

      一六二八年，在古巴马坦萨斯湾，当荷兰跳帮特遣部队靠近西班牙大帆船时西班牙宝船队的船员驾舟逃往海岸。

　　 [ 译注：十五至十六世纪西班牙作军用、亦作商用之大帆船。 ]

      威廉·彭恩，英国海军部队司令，对陆军入侵西班牙斯盘纽拉岛的无能十分憎恶，他威胁道：“我们开航，扔下他们。”

      圣多明各，西班牙领地的首府，是一个天然良港，位于西印度群岛中心。在克伦威尔的心目中，这个地方是一个“人员和供应的宝库”，可以用它实现他征服加勒比地区的野心。英国人错误地认为该地没有设防，但当发现其防卫森严时又被吓倒。

      陆军司令官威伯特·维纳布尔斯将在西班牙属地遭受的灾难，归罪于部队“如此懦怯而不堪战斗。”但他本人在一次敌人伏击后，连他的部队也召集不起来。

　　 一名老水手在地中海服役所见

　　 对英国水兵来说，若与去荒凉而熟悉的北海执行任务相比较，赴地中海服役，则更富于异国情调。一个名叫爱德华·巴洛的水兵，在十七世纪六十年代中曾两次向南航行。他认为此行令人激动不已，在他的记事本中曾经记述了每次航行。

　　 巴洛第一次航行到该海域，是在一六六一年乘有三十二门炮的“奥古斯丁”号去的。由于阿尔及利亚人深壕高垒，无法击败。在这次航行的唯一战斗中，巴洛记述舰对岸的袭击时写道：“射击大大震动了我们的帆缆。”在长达十个月的航行中，舰队在地中海游荡，护卫商船队。

　　 巴洛，或按自己所称的“老流浪汉”，初次尝到马尔加甜酒时愉快地说。“我并不习惯于每天喝这种酒，”他自己承认，“我终于开始晕头转向了。”他在贝来姆的“葡萄牙大都会”观看了一次斗牛，并宣称该城的女人“极为美丽、温雅”。在舰上几个月吃够了饼干后，他尝到了西班牙面包、桔子和柠檬。一次，他冲进葡萄园中，直到“出现了两名或三名带枪持剑的西班牙人”才出来。

　　 一六六八年巴洛又回到地中海，这次乘的是有二十五门炮的“雅茅斯”号。此次，阿尔及利亚人行为较规矩。巴洛描述了舰队如何进行一次筹款活动，每名水手捐出五先令，以赎回在阿尔及利亚服奴役的十四名英国人。接着巴洛访问了传说中的迦太基，“但如今已全部倾圮颓毁”，他说，他还看到了可爱的墨西拿市 [ 译注：意大利海港市。 ] ，他在热拉亚 [ 译注：意大利海港城市。 ] 见到“纯银制”的圣徒们的形象，叹为观止。在利夫诺 [ 译注：南斯拉夫城市。 ] 他在记述中说“他们从海底取得血红的珊瑚。”

　　 在整个十二个月的航行中，与阿尔及利亚人仅发生一次冲突。在海岬处，中队遇到一般被海盗船俘虏的英国商船，他记述道，海盗“正要将船上货物掳为战利品。看到我们来到时，才放走了它。”

      爱德华·巴洛的纪事本中的一页。草草画出他离家，即将走向海洋生活的情景。他的母亲在招手叫他回来，但阻不住巴洛。他在农家生活中长大成人，“跟在牛后开垅、打谷、施粪，干着诸如此类的苦活。”

      布莱克将军的轻便办公桌，金边的写字桌面，精美的嵌花抽屉和小橱。此桌既是工作的实用物，又是他军阶的说明。抽屉用于装文件、航海日志、文房用具以及导航工具，小橱则装饮料与药品，前活动盖板，可以关上，战斗中可以装运。

      朴实无华的松木盒中装着一个罗盘，这是罗伯特·布莱克的最宝贵和生活最必需的个人物品之一。从航海日志上撕下来的一页，贴着盒盖上，罗盘上的指针所指的，与布莱克所记载的海图上的经纬度保持一致。

      著名的日记记述者塞缪尔·佩皮斯，这一精明强干的行政官员，由于整顿混乱和贪污盛行的海军船厂以及其它岸上机构，使其恢复秩序而名声大噪。海军高级将领阿尔比马尔公爵赞誉佩皮斯为“海军之右臂”。多面手佩皮斯还挤出时间从事艺术活动。在这幅一六六六年的肖像画中，绘有他所作的“幽美的隐居地”一歌的曲谱。

      在这幅一六六二年(第二次对英战争前)的肖像画中，荷兰海军上将米歇尔·德·路特与家人集合在一起。德·路特作为已故的荷兰海军统帅马登·特朗普的继任者，被誉为顽强的战士、最有才干的海军军事家。和贵族出身的英国军官相比较，他本质上是大众化的，他自己打扫住舱，在甲板上养鸡。

      一六六四年英国占领纽约镇不久，英商船就来新纽约港的旧荷兰“西印度公司”码头访问。这片殖民地——恰如这幅荷兰画标题一样叫做：“曼(哈顿)岛上的新阿姆斯特丹，现为纽约”——当其总督彼德·斯蒂文森在居民压力下一枪未发向一支英国舰队投降时，已有三十八年的历史。

      这是一张英国单面印刷品，以民谣形式把荷兰叫做肥猪似的国家，这一具有代表性的宣传品发行于一六六四年，正是重开战争的叫嚷日益高涨的时期。在荷兰一方则以加强已趋强大的海军力量作为回答，图为传单上的插画。

　　 [ 译注：此传单标题为“肥猪之国”，原文与荷兰一语谐音。 ]

      此幅由阿姆斯特丹市制图员威廉·布罗所绘制的一六六○年极为详明的地图上，标满了传说中的非洲黄金海岸的海岬与河流。挂着三色旗的荷兰商船不受侵扰地定期来往于近海海面。就在这一年中，西非的贸易却遭到一家英国公司的激烈竞争，这家公司在英国皇室明显的特许下，劫夺并占有了金矿，同时在几内亚海岸保护英国商人及其货物。

      英国在非洲侵略荷兰的代理人罗伯特·霍尔姆斯，一位禀性野蛮、具有海盗习性的海军舰长，在抵达几内亚海岸几个月后，向伦敦的上司报告说：“此刻，自德·佛得角到古尔德海岸的全部贸易已经牢牢在握……它们是克里斯蒂安多姆最为有利可图的贸易，希望你们决心去经营。” 图为霍尔姆斯。

      在一六六六年的“四日之战”中，英、荷双方舰只舰舷紧接舰舷，枪炮喷射出死亡和毁灭的火焰。在此幅由荷兰画家亚伯拉罕·斯托克作的当代画中，左上方飘舞着三色旗的是荷兰旗舰“泽文省”号。图右，与其相对的是英舰“殿下”号。

      一六六五年六月，“洛斯托夫特之役”胜利后，詹姆斯·约克公爵——此后为英王詹坶斯二世——摆出胜利者的姿态，手握权杖。为纪念此次胜利(此役中他成功地运用新的纵队战斗队形)詹姆斯命画家彼得·雷利作此肖像画，并绘出战斗中他的全部指挥官。三名最高指挥上将为詹姆斯的表兄鲁伯特殿下，爱德华·蒙塔古(即桑德威奇伯爵)，乔治·蒙克(即阿尔比马尔公爵)。

　　 大瘟疫：伦敦恐怖巡礼

　　 一六六五年，正是“第二次荷兰战争”期间，英国出现了许多世纪以来的最高人口死亡率。作战伤亡人数占比例极少，而死于床上和死于伦敦街头的英国人，成百倍地高于战死者。刽子手是老鼠身上小得可怜的跳蚤。它给人带来了致死的淋巴腺鼠疫，或称做黑死病——由于受害者皮肤出现令人恐怖的黑斑点而得名。患者中的一半均有着令人极度痛苦的，充满脓液的溃疡，腹股沟和腋窝肿起，浑身发颤，呕吐和神志不清。

　　 疾病开始于四月，最初出现在伦敦老鼠成灾的贫民区。开始时是逐渐蔓延，然后发展渐快，后来就突然恐怖地统治了全城。纳撒尼尔·霍奇斯医生为很少几位留在伦敦医治病人的医生之一，他写道：“传染病一改以往缓慢的蔓延速度，成为生死予夺的主宰，令人恐怖的刽子手。”

　　 仲夏，民事机构每周发出的“死亡单”上，都列出数千名死者名单，佩皮斯写道：“患瘟疫而死的人在六千名以上，本周死亡的真实数目恐怕已接近一万。部分原因是在这一庞大数字中，对穷人还没有给予充分注意，另一部分原因是教友派及其他教徒没有人为他们敲丧钟。”

　　 佩皮斯还提出了另外一个其所以沉默的原因，这就是当局发现一个病案时，就隔离住处，限制家人出入；为了监视家人是否服从，就派出两名看守把门，并贴上一英尺高的红十字和一张布告，布告上印有令人叹息的铭文：“主赐给我们仁慈”，以此告知来往行人，这里住有传染病人。托马斯·文森牧师回忆道：“那些地方令人望而生畏，人们过往时战战兢兢，一脸恐惧，好象他们是在丛林中被敌人包围了，正等待被歼灭。”

　　 整个夏天，疾病猖獗。九月第三周，死亡人数速增，据当局统计，已达七千一百六十五人。然后，据霍奇斯医生说：“瘟疫传染速度才缓慢下降，犹如它开始时逐步扩大一样。”最后的死亡总数，令人不寒而栗。官方统计为六万八千五百九十六人，但其他统计都几近十万人——约为伦敦人口的四分之一。

　　 伦敦人回到城市之后，佩皮斯缅怀往事时半嘲笑地说：“真不知瘟疫后人们的时装打扮将是什么样子。拿假发来说，没有人敢去买头发了，因为害怕传染，它们都是从患瘟疫而死的人头上割下来的呀！”但是伦敦人是属于能迅速恢复活力的人。霍奇斯医生写道：“以前堆满死人的住舍，现在又住上了活人。那些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关闭的店铺，又重新开张了。人们兴致勃勃地从事他们习以为常的商务和贸易。他们又鼓起勇气结婚。甚至那些以前被认为绝育的女人，据说又生儿育女了。数星期后，这场灾难带来的损失，也难看出来了。就这样结束了丧气的一年。”

      一张单页画简要说明瘟疫控制下的伦敦。1、在一所被疾病袭击的住房中，一家人被隔离于室内，棺材边一人已死，其他人围着床上的两人。2、患传染病的各家的门上均标有十字，当局派人在街头巡逻，用棍棒驱赶以腐肉为食的狗，用小车载走死者。3、自泰晤士河畔，可见成千人乘船逃走。4、在乡下，持长戟的人拦住难民，检查健康证书。5、与此同时，杠着棺材的人来往不绝。6、灵车络绎不绝。7、人们均汇集在坟场上。8、只有身份高的公民才可以给专门葬礼。9、一位幸存者在瘟疫过去时回忆道，伦敦人“回城时摩肩接踵，稠密拥挤，和逃离时一样。”

      此为荷兰海军上将马顿·特朗普之子柯尼利斯·特朗普的画像，他曾在一六七四年为英王陛下查理二世所任命。而在第二次英荷战争中，他曾任荷兰对英作战的司令官。查理王有理由夸赞特朗普，因为他十七世纪七十年代初在荷兰权力之争中，支持查理王之侄，奥伦奇殿下。

      此为英国海军将领乔治·艾斯库舰上的银制器皿。艾斯库的旗舰，闻名的“太子”号在一六六六年的“四日战争”中搁浅并被歼，此一饼干盒是荷兰少将伊萨克·史威尔斯的战争纪念品。史威尔斯在盒盖上镌刻了本人及妻子的徽章，艾斯库的棕榈叶边盾形徽章仍在盒子的前面。

　　 美术家出生入死

　　 荷兰舰队扬帆出海与英国作战时，一艘单桅平底船由海上统率指派，经常随舰队航行，单独执行危险任务。船上没有任何武器，但它不躲避战斗；相反，它航行在舰队“前前后后，”甚至在“舰队之中”，它载着艺术家威廉·冯·德·维尔德，按照他“宜于作画的战斗场面”的要求航行至各处。

　　 在第二次战争中，冯·德·维尔德和他的儿子威廉同行 [ 译注：父子均为威廉·冯·德·维尔德，均为荷兰著名画家。以老、小称号区分。 ] 他们创作了荷英战争中海上大型战役的素描集。在战斗中，艺术家们抓住作战场景。回到画室后，将素描转绘在画布上，添绘帆缆等细节。然后用水彩将战斗“色调”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成为著名的装饰画。

　　 艺术家们面对不景气的经济情况，在战后曾移民英国，一六七四年国王查理二世赐给他们每人年俸二百镑。艺术家们在英国还将没有在荷兰售出的作品——表现两次战争中荷兰失败的作品投放在市场上。

图为威廉·冯·德·维尔德父子所作的战斗即景，下图小维尔德所作。

老威廉·冯·德·维尔德

小威廉·冯·德·维尔德

      一六六六年的“四日战斗”之前的静寂中，老维尔德绘下了荷兰舰长们向路德的旗舰“泽文省”号驶来，参加舰上作战会议的场景。

      一六六六年九月伦敦大火灾中，难民们从燃烧着的伦敦市中心逃出来。三天大火灾焚毁了整个商业区，并且在第二次英荷战争中，严重地削弱了英国人的战斗力。

      约翰·德·威特，一六五三年至一六七二年荷兰的国家元首。在一六六七年，他亲自策划了对靠近泰晤士河梅德威河口的英国海军船厂，进行果敢的袭击，他勉励军官们，如不能获得“赫赫功绩”，就不要返航。德·威特命令他们“击毁或夺取英国全部战舰，并焚毁在该地所见到的国王的火药库、粮库与军火库。”

      国王查理二世，在梅德威的灾难期间，由于他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而使伦敦极为愤慨。根据博闻广记的塞缪尔·佩皮斯的记载，在荷兰人距伦敦不到七十英里的那个夜晚，“国王与他的情妇卡斯尔梅恩夫人在蒙默斯公爵夫人家中共进晚宴，所有在场的宾客都发疯似地追捕一只可怜的飞蛾。”

      由荷兰政府批准，铸造了三座总值七万二千盾的高脚杯，分赐给统率柯尼利斯·德·威特、米歇尔·德·路特将军和威廉·德·根特将军，这不只是出于对他们的胜利的“酬劳”——此笔巨款他们是受之无愧的——而且是作为他们家族传家继世的纪念品。

        在此幅以作战为题材的当代作品中，荷兰军队似暴风雨般袭击位于梅德威河口的希尔内斯要塞，两艘英国战舰在岸边被焚毁。“我方军队英勇战斗，并占上风，”一名进攻者报告说。“上校袭中两个弹药库，一座小碉堡被高高地炸上了天空。”

      在此幅具有历史意义的绘画中，荷兰的战利品“皇家查理”号(图中央)被护送去荷兰。柯尼利斯写道：“敌人如此惊恐万状，致使‘皇家查理’号上的人员纷纷逃走，一部分跳入水中，我们未遇任何抵抗就将它俘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