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作者：阿芒·科兰古·法国

出自————《随拿破仑远征俄罗斯》

出自————《战争通史》

　　在拿破仑的一生中，尤其是在晚年，他都堪称为一位文人。他喜欢说，是历史的研究使他第一次认清了自己的命运。不论他的话是否真诚，有一点是肯定的：虽然他如此感谢职业的历史学家们，但由于历史本身的缘故，在促进历史研究方面，他比他们当中的任何人都做得多。

　　拿破仑生平的每一件大事对人们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每当人们谈到这些大事时，禁不住都要提出这样的假设：“要是……又会有怎样的结果呢？”单是滑铁卢战役就给人们以无穷的推测，“要是……”，那么战争的结局一定会完全不同。然而滑铁卢一战仅仅是他光辉的戏剧性的一生的尾声。不管我们怎样多次地读到拿破仑的生平，脑子里总会出现这样一种想法：或许这次会产生另外一种结局吧。总之，在某种意义上说，拿破仑的一生是一场悲剧。这场悲剧使人心潮澎湃，使人叹息不已，也可使人心惊胆裂。

　　1812年的俄罗斯战役是拿破仑悲剧的决定性时刻。在那次战役中，没有什么比成功更叫他倒霉的了。“我每一次都打败了俄国人，”皇帝说道，“但那使我一无所得。”就在那时，悲剧快要结束了。对于这个结局的到来，除了列夫·托尔斯泰写的《战争与和平》以外，没有谁能比维琴察的第一位公爵阿芒·德·科兰古的这本回忆录解释得更清楚。

　　这部回忆录是一个职业军人评述一位名震寰宇的伟大军人的杰作。更重要的是，这部回忆录是一个来自旧王朝又服务于新帝国的人的观察结果。写这部回忆录的军人同时又是一位政治像——一个塔列朗派的外交家，只是少了一点那种奇怪的女人习气罢了。他还是一位完全能够理解拿破仑的计划，并做出公允评价的行政官员——人们往往觉得拿破仑身边的那些回忆录作者恰恰缺少这一素质。最后，他还是一位精力极其旺盛的人，这种精力不仅可与拿破仑本人媲美，有时甚至还超过他。

　　这部回忆录尽管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写好了，但是由于下面将要谈到的原因，直到1933年才出版。在那以前，自然谈不上翻译成英文了。

　　1773年12月9日，阿芒·奥古斯丁·罗伊斯·科兰古侯爵世袭他祖上的爵位，出生在庇卡底省的圣康坦附近的科兰古。1827年2月19日，他死于巴黎，享年五十四岁。他比拿破仑小四岁，在拿破仑逝世六年后他才死去。

　　阿芒家族对科兰古土地的封建占有权至少可以上溯到1370年。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将军，把他和他弟弟夹奥斯特算在一起，那就是他家连续三代出了四个将军。命运把他和军人职业联系在一起，而他本人也具有那个社会地位的秉性。在平时就替一家地产的经营管理，在战时减少族人的牺牲乃是这个家族成员的责任。因此在战争中，为了赢得一个战役，他们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伤亡，其次才是歼灭敌人的数量。这是区别职业军人和非职业军人的标志，不管后者怎么有才能。科兰古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对自己人的关心赢得了拿破仑的尊重，但却从来没有受过他的恩宠。

　　阿芒·科兰古十四岁那年通过他的家庭教师的帮助，参加了皇家胸甲骑兵。十八个月后，即在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中，他所在的团被改为第七骑兵团。科兰古被授予少尉军衔。由于他的父亲加伯利尔·罗伊斯·德·科兰古中将赞成革命的主张，他们全家也都效法父亲，没有一个人迁居国外。在1792年动荡的局势下，加伯利尔·罗伊斯以养病为名，离开了军队，以后就隐居起来了。他的大儿子阿芒·科兰古克服了重重困难，和国民自卫军一起坚守军管。后来，在克莱贝尔和奥什的指挥下，部队移防旺代。就在他去那儿准备重新加入自己的第九十三团时，阿芒被控为贵族余孽而投入监狱。幸好看管科兰古的狱吏的妻子曾得到过阿芒母亲的资助，因而科兰古得以换上看守的衣服逃了出来。这样，共和国的西方方面军才得以保全一名少尉军官免受共和国法庭的狂热的惩处。

　　没有必要在这儿详细叙述科兰古以后几年的经历。只需指出，奥什曾建议提升他，只是这次提升拖了很长时间。科兰古被派去办两件不太重要的外交差事，这使他引起了塔列朗的注意。到督政府时期，他才被晋级。当时他不在意大利，也不在埃及，而是在莱茵方面军。由于他被提升为上校，暂时没有离开那个战区，所以，他对拿破仑第一次立下的赫赫战功知道甚少，更谈不上钦佩了。即使在那儿，人们，尤其是科兰古也会感到法国社会上出现的令人不满的逆流，而这种局面给英雄施展雄才大略提供了条件。儒尔当被查理大公击败了，掠夺了大量财富的督政们正在大搞苛捐杂税，敲诈人民最后一点私有对产。当甘公爵公然坐镇巴黎，策划复辟波旁王朝的阴谋。当十八世纪快要结束时，到处都是战乱，没有一点儿和平的影子。阿芒在一封家信中这样写道：

　　“愚忠皇权的日子已经过去了。经验告诉人们，只有保护人民的政府才能为人民所拥戴。人们只有自身安全得到保证才能安居乐业。很不幸，私欲代替了爱国，阴谋家挤走了诚实的人。于是发生了一系列令人痛心的骚乱，损害了公众的信心，减少了他们对政府的信任……拿我们军队来说，士兵们的勇气还像过去一样，但是，当他们的对手也具有同样的勇气时，士兵们是不会做出什么惊人之举的。……一句话，妈妈，让议员们给咱们家安全吧，让我们的父母亲能像依靠自己一样依靠他们吧。那样，我们将再度获得胜利！但愿我们的成功能够换来和平与安宁……军人们至少还像过去一样，他们不要求别的，只求领导人不要辜负了大家。”

　　奇怪，巴拉斯 [ 译者注：五人督政之一。 ] 的检察官竟然没有查出这封信来。

　　督政府撤消了儒尔当在莱茵方面军的领导职务，代之以莫罗将军。这位伟大的战略家上任后曾出现过一个短暂的和平局面。不久，他被流放了，而科兰古上校这时回到了巴黎。不久，经司令部的推荐，科兰古被委派出使彼得堡。任务是把第一执政 [ 译者注：即拿破仑。 ] 的一封信交给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这次出使俄国，前后共用了六个月。当他行将离开俄国时，沙皇送给他一件礼物——一个盖子上镶着亚历山大肖像的盒子，肖像周围装饰了许多宝石。在他的有生之年，阿芒一直没有忘记亚历山大的那种形式的亲善态度。

　　1802年8月，科兰古被指派为第一执政的第八名随从副官。拿破仑身边原有七名副官，当时那些副官们已经操着皇帝侍从的腔调在说话了。科兰古的加入，给他们在凡尔赛的那些美好日子带来了不少乐趣。阿芒的童年时代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凡尔赛度过的。科兰古的加入还显示了新秩序一定会照顾那些旧政权人们的利益。当拿破仑的随从副官绝不是一个闲职，拿破仑走到哪里，他们就得跟到哪里——这个任务本身就是一种职业——任何时候，副官们都有可能被派到边远地区或者困难、危险的部门出差。一年以后，就在科兰古被提升为准将的前夜，他给姑姑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们不是旅行……我们是在赛跑——不仅是从一点跑到另一点，而且是从一种熟练的动作转为另一种熟练的动作。”

　　科兰古那时已经二十九岁。他参加过十三次战役，负过两次伤，是一个有着十五年军龄的老兵了。他晋升也不快，就像那年头在其他行业一样。

　　不久，这位年轻的副官发现：追逐荣誉可能导致很不光彩的行为。他还发现，在一个独裁者的宫廷里，主人的行为必须作为特殊行为对待，而不能看做一种行为的准则。认识了这两点后，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他仍希望维护“皇帝的特殊荣誉”。到这个时候，他还不可能认识更多的东西。

　　当甘公爵事件，以及科兰古被迫在这个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在他以后的生活中一直是一场噩梦，甚至到1890年还使他的后代遭到麻烦。直到今天，当有人提到那一事件时，法国人也会面红心跳——也许那是因为当甘公爵事件是拿破仑胆敢干出的为数不多的几次个人恐怖事例中的一个吧。

　　亨利·德·波旁，当甘公爵于1804年3月15日早晨五点在巴登的埃登海姆被法国的龙骑兵逮捕。他的被绑架——或者叫“引渡”(当时是这样说的)——被解释为他参与了一项谋刺第一执政拿破仑的大阴谋。他被带到法国边界。3月17日半夜被押到斯特拉斯堡，大概为了安全起见，随后又被押解到巴黎。当甘公爵在巴黎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被定为叛国罪。21日早晨三点钟，他被处决于温森斯的一条战壕里。在发生这一事件的同时，科兰古受命指挥一支分队也进入了巴登。他逮捕了好些王党嫌疑分子，但并没有见到当甘公爵。他只是转达过把当甘公爵押往巴黎的命令。波旁的王党分子抓住这一事件大做文章。他们指责科兰古，说他背叛了贵族阶级，合谋陷害当甘公爵，甚至还说，在行刑时，科兰古也在场。正如雷米扎夫人后来说的：“公众舆论指向了科兰古先生。从某个方面说，这正是放走了阎王，抓住了小鬼。”

　　事实上，科兰古之所以去巴登，是因为当派出第二支分队时，他正好当班。直到在温森斯枪杀当甘公爵的第二天晚上，他才回到巴黎。科兰古是在马尔梅松宫报告情况时才第一次从约瑟芬口里听到此举的。他发现自己被利用了，悔恨得失声痛哭起来。据说有一阵子，他闹得几乎要自杀。从那以后，他用外交家所谓“高贵的礼貌”来对待拿破仑。此外，他还常常抓住要害，用他认为属于政策主旨的意见直率地批评这位伟人。

　　对拿破仑来说，让科兰古遭到波旁喉舌的攻击，他一点也不后悔。据雷米扎夫人说：约瑟芬抱怨自己的丈夫，说不该让一位前贵族卷入到当甘公爵事件中去，因而使得这一事件显得不那么光彩。“那有什么呢？”拿破仑回答道：“如果科兰古受到伤害，那也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由于那个原因，他会更好地为我服务。”

　　那一年夏天，拿破仑登基，做了法国皇帝。7月10日，科兰古被封为御厩总管。他当天接到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在皇帝用膳时为他摆好椅子。他主管皇室的设备、仆从、服饰、车马、仪仗，派出传令兵和值星军官，负责安排皇家的外出和旅行。战时，他兼管统帅部的后勤人员。在战场上，他还要骑马紧跟在皇帝后面，万一拿破仑的坐骑负伤，科兰古随时准备把自己的马交给他。这样，科兰古有幸亲眼目睹了乌尔姆、奥斯特里茨、耶拿、艾劳、弗里德兰以及后来的博罗迪诺等各次大战役。在这些战役中，他的岗位一直是在皇帝的左手边。作为皇家交通运输的组织者和日程的安排者，科兰古能够随时满足皇帝外出的要求，不会使工作出现被动、困窘的局面。在圣克卢，他管理着皇家的种马饲养场，许多著名的战马，例如科克特、图科门、库特瓦、艾梅以及其它四十多匹宝马，在那儿培训出来了。就是这些骏马，拿破仑也常常会在一天之内把三、四匹骑得筋疲力尽，即使在博罗迪诺会战中，据说他生了病，也仍然不例外。

　　1805年，科兰古被晋升为少将。就在这一年，他学到了上文提到的第二门课程。当时拿破仑正计划同约瑟芬离婚。在他那个新兴帝国里，离婚会引起轩然大波，遭到人们的非议。就在那时，科兰古爱上了约瑟芬的一位宫廷女侍阿德琳娜·德，坎妮丝。她是一位被丈夫抛弃了的女人。她十三岁那年，为了家庭财产不致丧失，被迫嫁给了她的叔叔。科兰古发现他和坎妮丝的结合毫无希望，因为拿破仑不顾坎妮丝的申述，拒绝让她和她叔叔离婚。看来，这位伟人的反对，一点也没有消除御厩总管追求坎妮丝的决心。在那个根深蒂固的以渔猎女色为乐的社会里，阿芒在情场上是颇有点名气的。但在1805年后，他一心一意只爱着坎妮丝夫人。直到1814年，在前往厄尔巴岛的最后日子里，拿破仑一切都丧失了，无职无权，当在那一帮显赫的文臣武将中几乎只有科兰古还没有变心时，他才同意了科兰古和坎妮丝的婚事。

　　值得注意的是，塔列朗正是企图通过这件事，而且采用某种成功的手段来影响科兰古的政治观点。塔列朗自称是坎妮丝夫人的朋友。他让人们相信，他当时运用了对皇帝的影响来促成科兰古的婚事。当然，他并没有真正做什么事。但他能赢得科兰古的毫无保留的支持去对付那些官场上的竞争者。还不止于此，他能使这位年轻的外交家处于这样一种心理状态，即不论皇帝派给他什么外交差使，他都渴望赶快办完。由于急于奉召回国，科兰古一定会反对拿破仑的宏大的外交政策，而赞成塔列朗的最为得意的均势政策，即法国人不要干涉莱茵河北部的事务。正如塔列朗所预见到的，万一皇帝垮了台，这些条款是法国人不得不接受的最坏的条款。他希望把自己始终坚持的这些看法记录在案。另一方面，在科兰古看来，这种温和的外交政策是维护皇帝利益的最佳办法——如果在形势变得非实行这种政策不可之前就实行这种政策的话。因此，还在帝国的鼎盛时期，科兰古就极力用均势政策的主张去说服拿破仑，说要是这项政策实行得太晚，必然会危及自身。为什么这项温和的计划注定要失败呢？科兰古的这部回忆录做了极清楚的说明，而塔列朗则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1807年夏天，当沙皇亚历山大和皇帝拿破仑在提尔西特的一个木排上会晤，并达成瓜分世界的协议时，科兰古的心中还在想着均势政策。那个场面是人们都熟悉的，正如一幅旧的黑白画，上面画着东西方的两个巨头，他们没戴帽子，掂起脚尖，小心翼翼地走着，他们抬起胳膊，互相拥抱。据说是第一次，尽管时间很短，拿破仑真正被一个人打动了，亚历山大这个人的外貌完全不像他自己的内心。五年前，年轻的科兰古也曾经这样被他迷惑过，这真是一个小小的奇迹。

　　那年11月，科兰古被委派为驻圣彼得堡的特使。亚历山天还是像过去那样随随便便，优柔寡断。对这位拥有广大臣民的孤独、高贵和浪漫的君主来说，理性时代似乎姗姗来迟。沙皇声称他把拿破仑当做他的说拉丁语族语言的兄长，这位足智多谋的、用文明民族的语言说话的兄长为俄国选择了最好的道路。俄、法两国将共同打破英国人对世界贸易的毫无道理的垄断，给欧洲大陆带来和平和富足——如果俄国同时有机会得到君士坦丁堡的话，那么理性之宠儿 [ 译者注：指拿破仑。 ] 有什么理由来反对呢？相反，拿破仑的热情这时已经冷却下来。在圣赫勒拉岛，他说沙皇是“没落制度下的希腊人”，然而，他早就说过：“很难找到比沙皇亚历山大更聪慧的人了，对于这一点，尽管我曾经好像在哪里有所觉察，但我没能很好地了解他。”

　　很明显，这种“均势”比塔列明所能想象出来的任何一种都更不稳定。科兰古从俄国写给皇帝的信就像他们促膝交谈一样坦率。他在信中表示了自己的忧虑。当时，沙皇的亲近使他着迷，但两大国联合的前景使他不寒而栗。科兰古出使俄国是违背了自己的意愿的，沙皇跟他的私人友谊是促使他安心留下来的主要原因。他过着极其奢华的生活，借以给俄国人留下印象，这是他的任务之一。他雇用了俄国最好的厨师，他用四百套餐具举行盛大宴会；他迫使奥地利大使让出更显要的位置给他，理由是哈布斯堡大使的资格没有拿破仑大使的老。科兰古曾获得二十五万法郎来讲排场，而他自己的薪金是八十万法郎。1808年，他被敕封为维琴察公爵。拿破仑为他选择这一爵位看来是相当武断的。与授予许多元帅们的爵位不同，科兰古的这一敕封与他的军事生涯无关(当拿破仑忘记说爵衔时，作为贵族出身的阿芒常常在言谈和书写中使用爵街来称呼别人)。拿破仑有时把爵位授予那些行政官员们也属于这一类，让他们也分享到意大利和伊比利亚半岛的荣誉。因此康巴塞雷斯 [ 译者注：大宰相。。 ] 号称巴马公爵，而富歇 [ 译者注：警务大臣。 ] 这个贺瑞斯·伏波尔的影子也得到了奥特朗托公爵的封号。

　　提尔西特的兴高采烈的情绪到1808年秋的埃尔富特会议时就冷却下来了。会议后，俄、法两国的最高统治者由于互不信任而分道扬镳。拿破仑对他的“兄弟”亚历山大的拖拉的本性越来越不耐烦。另外，他的“兄弟”也表现出不愿看到俄、法两军采取联合行动，除非他本人在最高统帅部中也占有一席位置。而这对于那位说过“战神和命运之神与我同在”的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大陆封锁制度也实行得不好，英国人还远远没有挨饿。亚历山大开始抱怨，因为拿破仑对法国违反制度的现象故意视而不见，却坚决要求把俄国各港口更严格地控制起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轮到科兰古来为拿破仑的婚事操心了，他向沙皇的一位妹妹提亲，以便重新修补两国的联盟。虽然此事毫无结果，但大使主持谈判的手段是如此灵活，以致他的主人并没有被对方令人难堪地断然拒绝。

　　1809年夏天以后，除了通过正式的外交渠道，拿破仑不再给科兰古写私人信件了，这是一个强有力的暗示，意味着让大使在回复时也照此办理。塔列朗这时早已离开了外交大臣的职位。后来，巴萨诺公爵马雷也当过外交大臣——当时有人评论这位政治家说，在法国只有一个人比马雷更蠢，那就是巴萨诺公爵了。1810年底，坎妮丝夫人被免去了宫廷女侍的职务，并且还不允许进入巴黎。科兰古盼望回国，他早就想离开圣彼得堡了。虽然沙皇还像过去一样和蔼可亲，但已不再同他讨论任何事务了。那时拿破仑还不能派人换回科兰古，继续让他处于那个不知情的位置，直到有一天皇帝打算向世界公开宣布法国的对外政策。

　　1811年2月，拿破仑觉得宣布政策的时机终于来到了。他给沙皇写了封信，说维琴察公爵由于“健康状况不佳”需要离职。同年6月5日，科兰古安然无恙地佩戴着圣安德鲁大十字勋章回到了巴黎。他的继任人是炮兵专家洛里斯托纳将军。俄、法两国的关系就这么勉勉强强地维持着。以后的事件就让这部回忆录去陈述吧。

　　1821年，科兰古表示了他自己的愿望，想筹措一大笔钱请人写他和他那个时代的历史。他当时已经完全隐退，身体不好，没有接近波旁宫廷。从俄罗斯战役回来以后，他曾两次担任过拿破仑的外交大臣。他单枪匹马地在夏蒂荣会议上与列强谈判，极力想保住拿破仑的皇位。他充当过拿破仑的私人代表，从枫丹白露赴巴黎跟外国首脑们讨价还价。正是他，在拿破仑服毒自杀后，同医生一起拯救了皇上的性命。他曾去迎接从厄尔巴岛回来的这位被流放的英雄，在“百日政权”里，他担任过大臣为拿破仑服务。就使他永远也不能再回到政界了。他同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他的庄园里度过了一个个冬天。那座庄园在滑铁卢战役后差点被普鲁士人拍卖掉，多亏把自己打扮成宽容的征服者的沙皇亚历山大制止了他们，庄园才得以保存下来。夏天，科兰古搬到普朗比尔斯养病。他的病被及时诊断出是胃癌。

　　科兰古没有能找到一个人替他写回忆录。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一些参加过俄罗斯战役的同事先后发表了他们的回忆录。但是除了著名的古尔戈将军和凡先生以外，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在巴萨诺公爵马雷的思想影响下写的，这使得科兰古忍无可忍。当时他的健康状况有了好转。他发现自己被别人歪曲了。在他的精致的文件夹里，收藏着他和皇帝在拿破仑帝国时期所作所为的真实纪录。这些纪录是他在对这位大人物的研究之门砰地关上之前随即不增不减地写下来的，是在皇帝的帐篷外面的篝火旁边记下来的，或是在从波兰撤退回国的漫长道路上，当皇帝正在打盹，警醒的科兰古在一旁守望时记下来的。他决心把自己的笔记按时序整理成篇，好让子孙后代根据事实去评判他和马雷谁是谁非。

　　科兰古的方法是恰当的。今天，他和巴萨诺公爵的分歧成了专家学者们研究的题目。但科兰古留给我们的是拿破仑身边一位顾问的报告，有益而又有趣，而且没有一点拿破仑有时需要的那种奴性。在那危机的日子里，当拿破仑不可能对事实真相再具有洞察力时，科兰古在皇帝身边说的那些话今天听来都像是历史的声音。但是，他的主张越有理，似乎就越是被弃置不顾。为了使拿破仑的那些话流传下来；科兰古在我们面前展现了这位伟大独裁者的自画像。

　　那么，为什么科兰古的这部回忆录长期没有发表呢？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发表的原因也正是维琴察公爵当初汇编它的原因。他的后代和巴萨诺家族有了联姻关系。还有，出于对当甘公爵事件的考虑，撇开表面的道理不谈，科兰古在那个事件里也有不可推卸得责任。该书的出版一定会唤起那些不愉快的回忆。还可以这样设想，当时对诽谤罪所制订的法律条文也是一个必须加以考虑的因素。这一条文的作用在法国跟在其他地方一样是令人无法理解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位进取心强的评论家很可能在对拿破仑的评论上做出惊人的成绩。因为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研究法兰西第一帝国的许多评论家才涌现出来，这就足以证明以上的推测是不错的。

　　正当这部回忆录行将编辑出版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德国人占领了圣康坦。当时为了保险起见，本书的原稿被藏在科兰古庄园的一个温室里。1917年，出于某种战略上的原因或其他理由，德国入侵者在那个庄园里挖战壕，把庄园彻底毁掉了，只剩下几根竖立的柱子和一堆劫后余灰。

　　此后又过了几年，人们又一次打算出版这部书，只是抄件的可靠性不及原稿(这份抄件原来保存在巴黎)。直到1933年8月，书稿付印时，这部回忆录的原稿才重见天日。原稿次序有些颠倒，留下被水浸泡过的痕迹，装在一个破旧的铁皮箱里，但毕竟还是在战火中保存下来了。在清理过程中，那个箱子成了一堆废铁皮。这个发现应归功于重建那座庄园的建筑师贝罗波诺夫先生。由科兰古亲手修订的原稿随即被人们整理好，并与正在付印的抄本进行了对照、比较，差异是微不足道的。这些细微的差别将放在一个附录中。

　　科兰古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还在从事回忆录的写作。在他与世长辞的时候，稿子已形成两个互相独立的部分。一部分涉及到他的大使馆工作及整个俄罗斯战役，就是读者随后可以读到的这部书，另一部分则记述从1813年春到拿破仑第一次退位的所有事件。本书是由著名的法文编辑让·汉纳特先生编辑出版的，他对全书的精湛的编辑手法使当时的研究人员，尤其是美国的编辑们受益匪浅。汉纳特先生为本书写了注解以解释某些疑点，他还为我的这篇序言提供了若干材料。本书按照其自然的需要分成若干章节。为了不致打乱时间顺序，作了某些细微的调整，而为了避免重复，为了准确叙述科兰古没有亲身参加过的事件，对原稿也作了一点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