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战·第一

作者：阿芒·科兰古·法国

出自————《随拿破仑远征俄罗斯》

出自————《战争通史》

　　一、大使归来以后

　　导致1812年俄罗斯战役的欧洲各个事件，对以后历史的发展有着如此巨大的影响，致使欧洲命运的天平偏到了俄国人一方。当时我就感到，把记录在那些年月所发生的各个事件的笔记保存下来，一定是很有价值的。我原先的写作目的不外是记下自己的生活、思想活动和所作所为。而从那时起，我逐渐认识到作为一个大使，为了完成政府赋予的使命，作好笔记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甚至还能反映那个伟大时代的历史进程。

　　如果我的笔记有助于阐述皇帝拿破仑的政治观点和他的个性，那我就如愿以偿了。

　　我的笔记是每一天，甚至是每时每刻，在办公桌旁，在军营里随时随地写下来的。它们是日积月累的结果，我对事实既不作润色也绝不会加以掩饰。尽管拿破仑常被人们当作偶像去崇拜，我还是要根据事实说话。那时我常常想到这些笔记是在皇帝的眼皮底下写成的，也许总有一天他会将笔记本收去，但这种念头并没有使我停下笔来。这个事实对那些声称在拿破仑统治下，人们既不能思考，又不能说话，更不能写作的人，是一个极好的回答。有人还说，真理成了拿破仑不可调和的敌人，诚然，真理曾使他的宏伟志向受挫，但他那坚强而高傲的性格，又使他对所有的批评置之不顾，哪怕这些批评是出于真心诚意的。我深信我的笔记只是我和他对话的真实记录。如果我发表这些笔记是想攻击拿破仑的政策和名誉的话，那么这些材料就会成为有害的东西。

　　如果有一天，人们谈及这些材料，并将某些事情归罪于我的话，我希望人们考虑到我把它们写了出来，从而对我加以原谅。

　　1811年6月5日，皇上在圣克卢宫。十一点钟，我也到了那里，陛下冷淡地接待了我。不久，他开始数落沙皇亚历山大的罪状，但没有指责我。他说沙皇的敕令禁止进口外国货 [ 科兰古注：1810年12月31日的敕令。由于大量进口外国货，造成资金大量外流，而俄国本身又没有货物可供出口，为了防止兑换率下降，敕令禁止进口外国商品和丝绸。以图发展本国工业。 ] ，却允许中立国和美国的船只进入俄国港口。他说，这样做是违反大陆封锁制度的。他还说沙皇是个背信弃义的家伙，他的目的就是想跟法国打仗。接着皇帝重复了那些使他高兴而又极其荒诞的故事。这些故事是在但泽、在华沙的公爵领地，甚至在北德意志编造出来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场调查或者事件的进程证明了这些故事是不准确的。

　　“老实说，就是亚历山大，他想跟我打仗。”拿破仑皇帝说道。

　　“不，陛下，”我回答道，“我可以用我的性命担保，他不会开第一枪，也不会首先命令他的士兵越过边界。”

　　“我们那时达成过协议，”皇帝继续说，“因为我不想进犯俄国，不想打仗，也不想恢复波兰。”

　　“陛下，那么您应该解释您的想法，好让别人明白陛下的军队为什么要集结在但泽和北普鲁士。”

　　皇帝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他说身受战争灾祸的俄国贵族一定会担心他们的宫殿，因此，只要一次决定性的会战就能迫使沙皇亚历山大缔结和约。

　　“陛下，您错了。”我说。接着我向皇帝重复了沙皇给我印象很深的一段话。那是在洛里斯托纳先生 [ 编者注：继科兰古之后驻圣彼得堡的法国大使。 ] 到达彼得堡后，我不再担任大使职务时，沙皇在我与他的一次私人交谈中说的。他以前也给我讲过类似的话，那一次谈话更加深了我的印象。因此，我在回国的路上就把这些话追记下来了。此刻我把它们复述出来，我认为，我记得相当准确。

　　“如果拿破仑把战争强加在我的头上，”沙皇亚历山大对我说，“假如我们应战，我们也许会吃败仗，甚至很可能会吃败仗，但那并不意味着他就能平安无事。西班牙人就经常打败仗，但他们并没有被打垮，他们也没有屈服。他们不像我们远离巴黎，他们也没有我们的那种气候和资源来帮助他们作战。我们不会冒险的。我们有辽阔的国土，有组织完善的常备军，这就意味着，如果拿破仑皇帝进入我们的国土，我们不论遭受什么挫折，都绝对不会接受屈辱的和平。更重要的是，那时胜利者将被迫面临由于征服异国而带来的问题。瓦格拉姆战役以后，拿破仑皇帝曾在维也纳同车尔尼舍夫 [ 编者注：沙皇亚历山大的随从副官。他在拿破仑身边亲眼目睹了瓦格拉姆战役，拿破仑授予他一枚荣誉军团勋章。 ] 谈过这个问题的后果。如果奥地利人当初不曾答应减少军队数量，他也绝不会停战。愿望不能代替事实。拿破仑常常离开法国，亲赴战场，所以，他就总是急于回国，这是一位教主说的。我绝不会第一个拔出自己的宝剑，但我将最后一个把宝剑插入剑鞘。西班牙人已经证明，在你们的统帅发动的战争里，缺少坚韧不拔的精神就会使国家灭亡。在最近的一次法奥战争后，拿破仑皇帝和车尔尼舍夫的谈话清楚表明，如果奥地利人再坚持一下，他们就能在和约中获得较有利的条款。要是那样的话，人民将不知道怎样受苦啊。如果战争不可避免，我宁愿退到堪察加半岛，也绝不割让省份，绝不在我的首都签订停战协定。法国人是勇敢的，但长期的饥饿和恶劣的气候将磨掉他们的锐气，使他们丧失勇气。我们这里的气候，我们这里的冬天将会帮助我们作战。从你们方面来说，皇帝所到之处将会出现奇迹，但他不能无处不在呀，他也不能年复一年地离开巴黎。”

　　皇帝聚精会神地，甚至有点儿惊讶地听着我的话。他听得好像出了神，好长一会儿都没有说话。我想我的话一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他的脸色和他的态度刚才还是十分严厉的，这时他却有了笑容，变得友好起来，好像是想鼓励我再说下去。他不仅盯着我，而且提出了问题。他问及了俄国的社会，俄国的军队和政府，甚至提到沙皇亚历山大，而没有像过去那样拿他的名字开恶作剧式的玩笑。事实上，皇帝这时的一举一动都对我表现出友好，并对我的服务态度表示赞赏。我向他保证，他误解了沙皇亚历山大，误解了俄国。最重要的是，绝不可根据某一个人的话就对那个国家作出判断，也不能根据在弗里德兰战役的见闻就对俄国军队下结论。那支军队经过一年的整备，已有可能应付任何突然事变。他们尤其注意到我们有可能被胜利冲昏头脑。

　　皇帝仔细听完我的话后，开始计算他统率的军力和支配的财力。当他回到这个话题后，我痛心地感到，一切和平的希望都成了泡影，因为列举部队的番号和数量比任何事情都更使他着迷。最后陛下告诉我，一次胜利的战斗就可以证明我的朋友沙皇亚历山大的决心是毫无价值的，而他的沙质堡垒就更不在话下了。皇帝这里指的是俄军当时沿着德维纳河的堤岸和在里加仓促构筑的防御工事。

　　皇帝谈到了西班牙的形势。他气愤地埋怨留在那儿的将军们和他们在那儿遭受到的挫折。他说由于他哥哥西班牙国王(约瑟夫)和法国将军们的无能，才使他们在那儿陷入困境。他还说，他决心结束这一切。陛下还试图说服我：只要他下决心，就没有办不到的事情。但英国军队可能在别处进攻，甚至进入法国领土。如果那样的话，他下结论说，把他们放进葡萄牙或许还是上策。然后，他又把话题转到沙皇亚历山大。

　　“他是个软弱多变的家伙。”拿破仑又一次说道。

　　“他是顽强的。”我回答道，“他那温良的本性使他在条约没有特别损害他的利益的时候容易做出让步，但如果超过了一定的界限，他是绝不后退的。”

　　“他有着希腊人的性格，是个靠不住的人。”皇帝又重复道。

　　“我不这样认为。”我说道：“他从来不会口是心非，凡是他跟我说过的话，他都没有食言，凡是他通过我向陛下做出的保证都兑现了。”

　　“亚历山大的野心大极了，他想通过战争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我告诉您，他想要战争。否则他为什么要拒绝我提出的每一项建议呢？他有着某种诡秘的动机。您还看不透他吗？他的野心还不仅仅是波兰和奥登堡。”

　　“这些动机再加上您屯兵但泽的事实本身就最好不过地解释了他所采取的路线。当然，像欧洲的其他政府一样，他很难接受陛下在提尔西特会议，尤其是在维也纳条约以后改变了的政策。”我回答说。

　　“这跟亚历山大有什么关系呢？那些政策对他毫无影响。难道我没有叫他去拿芬兰、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吗？我没有叫他参加瓜分土耳其吗？为了奥地利战争，我没有给他三亿法郎吗？”

　　“不错，陛下，但您不要希望这些利诱能使他闭眼不看您从那时起改变了政策的事实。那些政策首先就是恢复波兰——而那正好是在俄国的版图内。”

　　“像他一样，您简直就像痴人说梦！我再说一遍，我不想跟他打仗，但他必须兑现他的诺言，在封锁英国方面还要加强。我改变政策，他有什么好怕的呢？改变这些政策同像俄国那样远在天边的国家有什么相干呢？”

　　“在这一点上，沙皇从来没有向我解释过他的想法。”“我不反对他在亚洲的扩张，甚至在土耳其也一样，只要他不去碰君士坦丁堡。他对我兼并荷兰很反感，那是因为他需要外国的贷款。”

　　“汉撒的联合，法兰克福大公国的建立，都说明陛下想保留意大利，把汉诺威交给威斯特伐利亚。这些变化都是在和约签订以后出现的，只是用法令的形式公布出来罢了。疏远英国，并在同它和解的道路上设置障碍，这些都是同俄国的最高利益相抵触的。即使如此，俄国人也不会为了这些原因同我们打仗。”

　　“那么我就应该听命于英国人或者我的兄弟(路易·波拿巴，荷兰国王)来讨好亚历山大不成？鲁缅佐夫 [ 译者注：俄国的外交大臣。 ] 知道得很清楚，在采取这一切步骤以前，我尽了我的一切力量来说服英国人缔结和约。拉布谢尔去了好几趟伦敦，甚至是代表荷兰人去的。难道我可以允许英国货在北德意志泛滥吗？”

　　“恐吓他们一下，说要将那些措施付诸实施，这才是上策。现在不但施行了那些措施而且把大军统统集结在北方，这就引起了不安。本来，只要派几个营的兵力给那些海关人员施加压力就行了。”

　　“您并不比亚历山大看得更远，而他只是吓破了胆而已。正是这些您反对的政策正在使英国人屈服，并将迫使他们签订和约。”

　　这次谈话继续进行了好长一阵子。皇帝一会儿提一个问题，过了一会儿又提出同样的问题，无疑他是在看我是否使用同样的回答。从他专注的神情和结束我们长达五小时的谈话时那长久的沉默来看，似乎他对这些问题比过去进行了更严肃认真的考虑。在长时间沉默之后，他说，“是我们同奥地利的联姻造成了不和，沙皇亚历山大很生气，因为我没有娶他的妹妹。”

　　如同我从前向他报告过的那样，我冒昧地提醒皇帝说，俄国人一点也不急于和我们联姻。虽然沙皇没有断然拒绝那个计划，但他不会在宗教问题上让步。即使沙皇得到他母亲的同意，婚姻也会推迟一年。总之，他对此事是不热心的。尽管我们多少有点儿随便地把求婚目标转向了奥国公主，但俄国人听说我们决定同奥地利联姻，都十分高兴 [ 编者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很满意，包括主人和其他人。”——见科兰古1810年2月25日致塔列朗的信。 ] 。我们向俄国的求婚没有被马上接受。如果他们接受了，那么处在我的地位上我将会非常尴尬。

　　“那个事情的细节我记不起来了，”拿破仑回答说，“但俄国人对我们和奥国的接近肯定是生气的。”

　　我指出，实际上正如当时大家所感觉到的，也正如我们向奥地利提出求婚后皇帝和鲁缅佐夫公爵谈话所证明了的，那时彼得堡的反映是倾向于赞同的。因为那样做就解决了法、俄之间所存在的十分微妙的问题，甚至也解决了沙皇同他母亲及其家庭所存在的微妙的问题。

　　拿破仑皇帝又一次说，他既不想打仗，也不想恢复波兰；但是在关于中立国商船和其他一些分歧上达成协议是至关紧要的。

　　“如果陛下真想同俄国签订一项协议，那是不难办到的。”我说。

　　“您可以肯定吗？”皇帝问。

　　“当然可以肯定。”我回答说，“但我们得提出通情达理的建议。”

　　“什么建议？”皇帝问道，并催我说出来。

　　“陛下跟我一样清楚，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您就知道了，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俄、法的疏远，而且您比我更清楚您打算采取什么措施来进行补救。”

　　“什么措施？他想让我干什么？”

　　“关于两国间贸易，必须根据互利互惠的原则来达成一项协议，对一般的商船问题，也应达成一项类似的协议。只要我们继续实行商业执照制度，并允许有执照的船只进入法国港口，我们就应赞同中立国的商船开进俄国港口。对奥登堡亲王，我们应该提供援助。像在埃尔富特一样，他完全没有依靠您。关于但泽问题应达成一项协议，还有关于普鲁士的……。”

　　皇帝不愿意听我扯到这些政治问题，因为一谈到这些问题，他就不得不表态，而有些问题他是不愿意谈的。他说他已经任命洛里斯托纳先生负责执行这些政策，而我应该休假了。

　　“我请求陛下再听我说一件事情。”

　　“说吧。”皇帝说道。

　　“陛下，在您决定是和平还是战争的时候，当您权衡它们两者的利弊得失时，我想恳请陛下对您自己和法国的利益作出全盘的考虑。”

　　“您说话简直像俄国人。”皇帝回答道。

　　“相反，我是真正的法国人——您的一个最忠实的仆人。”

　　“我再说一遍，我不想打仗，但我不能阻止波兰人对我提出这种要求。达武元帅和拉普将军报告说，立陶宛人和俄国人闹翻了。他们不断地派代表团找我的将军们，要他们敦促我们，给我们施加压力，让我们下决心。”

　　“您被他们蒙蔽了，陛下。”我回答说。

　　我向皇帝解释说，俄国政府本质上最合波兰贵族的意。沙皇保罗待他们不错，而亚历山大对他们就更好了。我曾经和许多波兰籍的俄国地主交谈过。我发现，尽管他们对祖国失去独立感到痛惜，但他们对再次冒险以恢复民族独立兴趣甚少。即使波兰有一天能独立，那也并不意味着波兰能恢复成为一个独立的强国。我还向皇帝说，华沙大公就是一个好例子。他们认为，他对自己的地位远远没有满足，但此人也不像陛下所想的那样，能使人们转过来为我们效劳。况且波兰的贵族们一直勾心斗角，充分表现了他们波兰人那种不稳定的性格，这就妨碍他们采取统一行动。我还对皇帝说，他不应该睁眼不看事实。今天，欧洲人谁都容易了解这一点，即拿破仑关心一个国家的事务时，与其说是关心那个国家的利益，不如说是为了适合他自己的需要。

　　“您是这样想吗？”

　　“是的，陛下。”我回答道。

　　“您不要相信那些糟蹋我的话。”他开玩笑地说。“现在该吃饭了。”说完，他就走了。

　　就这样，持续了五个小时的谈话结束了，而我对欧洲是否能维持和平已失去了信心。

　　后来，我又一次见到了巴萨诺公爵 [ 编者注：于格·贝尔纳·马雷被拿破仑封为巴萨诺公爵。1811年他担任了法国外交大臣。 ] 。他跟皇帝一样，向我保证说，不存在想发动战争的问题。彼得堡的恐惧是毫无根据的。而皇帝并不打算取消任何他认为完全必要的措施。

　　此后，我对皇帝改变政策几乎不抱有多少希望，但我还没有完全气馁。法军在西班牙的处境虽然很坏，但那也可能促使人们从中得出一个不同的政治见解。两个月过去了，波兰人激动的情绪有了缓和的趋势，将军们以及在德国的间谍们也比过去活动得少了。我想皇帝的观点是不会变的。但是由于西班牙事件和他对新政策所产生的结果的估计，以及他那庞大的计划，很可能会使皇帝多少有点犹豫。从表面上看，法国政府的态度不再是那么咄咄逼人了，如果形势的发展使和平政策成为必要，或者说，如果政府的明智使得赞成这一政策的人获胜，政府是会奉行一项和平的外交政策的。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一切备战工作已经就绪，而法国政府没有采取一点措施来防止战争的爆发。

　　就在那次跟皇帝谈过话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和他进行私人交谈。我的地位是不稳定的。在公开的场合他待我是够好的。由于坎妮丝夫人 [ 编者注：阿德琳娜·赫维·露易丝·德·加渡尼·德·坎妮丝(1785—1876)是约瑟芬的宫廷女侍，1805年后是玛丽·路易丝的女侍。坎妮丝十三岁出嫁，后被丈夫抛弃，她想离婚，嫁给科兰古。但拿破仑害怕她的离婚会给宫廷带来丑闻，不予同意。1810年年底，坎妮丝夫人就被流放了。 ] 被流放，我不断提出抗议。尽管我的信件和申述使他烦恼，但他总是避免亲自跟我谈这个问题。后来他终于接见了我，并说应该把坎妮丝召回来，但他没有明确授权谁去办理这件事。为此，我继续提出要求，直到有一天，应我的请求，迪罗克向陛下转达了我的想法：如果皇帝不守信用，我就要求辞职。拿破仑又一次答应允许坎妮丝夫人回来，甚至亲切地说应该恢复她在宫中的职务。这个想法还不是我所敢贸然提出来的。到第二天，我就明白了，皇帝的这番好意是有条件的。因为他要求我去向库里亚金亲王 [ 编者注：1808年至1812年间俄国驻法大使。 ] 说：我认为法国皇帝不打算恢复波兰，也不想看到它的恢复。他仍然坚持盟约。之所以扩充军备是因为俄国先发出了动员令。我拒绝了皇帝的这个要求。而他关于召回坎妮丝夫人的许诺也就不了了之，尽管陛下多次邀请我同他共进晚餐，而且是连续八天，天天如此，似乎表示了对我极大的好意。在这一段时间里，他还和我在圣克卢宫进行过几次长谈。有一次在巴格泰尔用完晚餐后，他又跟我谈起俄国。

　　皇帝还是不断地向我保证说他不想打仗，而且也很少顾及波兰。“那是一个浅薄的民族，”他说，“而且是一个难于被利用的国家。如果我给他们的国王碰巧不合适的话，那一切就糟了。而我又很难选择一个更好的。我的家庭不支持我。他们全是些野心勃勃、生活奢侈、没有一点本事的家伙。”其他关于俄国的谈话内容无非是多少重复我刚回到巴黎第一次晋见皇帝时的那次长谈。

　　皇帝反复说他不愿打仗，其真正目的是想让我去说服库里亚金亲王：我们互相误会了，双方都不知是为了什么而怒气冲天，拿破仑没有任何企图要去进攻俄国。只要大陆封锁制度还继续存在，拿破仑就坚持维护它。因此，考虑到维护这个制度，就有必要调整两国的关系，以解决分歧。而当我一涉及到问题的实质，开始讨论双方可根据什么做出让步的细节时，皇帝就改换了话题。这就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他并没有真正改变他的计划，充其量不过是延缓了执行的时间而已。而他想让我做的就是消除俄国的疑虑，这样他就有可能赢得时间。我不愿意充当拿破仑的这个中间人，我请求皇帝把此事托付给洛里斯托纳先生，用他认为合适的方法去转达给俄国人。皇帝对这个建议十分不快。这样，我们的谈话立刻就结束了。

　　从那以后，除了继续迫害我的朋友外，皇帝把他能给国家行政官员所施的打击一古脑儿加到了我的头上，甚至扣发我的薪金。他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使我感受他生气的分量。而当我为自己的经济收入抱怨时，他总是以不了解情况为借口搪塞过去。不管我是通过口头、书面还是通过迪罗克向他转达我的请求，坎妮丝夫人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后来，我再一次向宫廷总管迪罗克提出辞职的要求。

　　“这个时候提出辞职真不是时候。”他对我说道，“您这样做将失去您的朋友和毁了您自己。耐心点吧，事情会好起来的。现在皇帝正生您的气呢，但他对您还是很尊重的，他甚至喜欢您。他对坎妮丝夫人也有着极大的兴趣。事情会好起来的。我告诉您，如果您有头脑，不想让自己走错路，您就应该明白这一点。您对俄国人的事情那么关心，这是很可笑的。我们对俄国是爱莫能助，既然您知道无法改变皇帝的计划，又何苦惹他生气呢？他有他的看法，他正在做某些我们根本就不知道的事情。您可以相信，他的政策会比我们的更有预见性。总而言之，作为您的朋友，我极力主张您收回辞职的要求，以后再说。”

　　他就这样跟我谈了很久。在我们再次谈到这个问题的几天以后，皇帝让迪罗克相信事情不久将会改变。迪罗克马上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并再次要我保持耐心。他还指出，作为一个军人，在和平还没有实现以前不能离开自己的岗位。他还重复说皇帝一定会准时来看我。陛下很痛苦，但他总是以尊敬的口吻谈到我。

　　想到迪罗克也没有办法帮助我，我就给警务大臣罗维戈公爵写了一封信。他坦诚地向皇帝提出了意见。他指出：即使是从政治观点出发，再继续那种给人印象不好的严厉态度是毫无道理的。但他也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

　　我想，就是在这段时间里，皇帝在圣克卢召见了他的一位大臣 [ 编者注：指1810年1月3日被任命为军械部大臣的拉居厄·德塞萨克。 ] ，谈了几分钟一般性工作后，皇帝对他说：“我们去散散步吧。”随后，他们来到一块台地上。从那儿他们可以看见任何走近他们的人，而别人则无法从远处听到他们的谈话。皇帝继续说下去，

　　“我想让您干一件事，这件事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甚至也没有向我的大臣们讲过，总之，这件事跟他们没关系。我决定进行一次伟大的远征。我将需要大量的马匹和运输工具。人力我有的是，困难的是准备运输工具。我需要一支十分庞大的运输队伍，因为我将从涅曼河开始这次远征，而且我们要在不同的方向上长途进军。这就是我需要您帮助的原因。这事一定要保密。”

　　那位大臣说这项计划需要一笔巨大的开支；他本人将迅速地，并尽可能谨慎地贯彻执行。但是当人们看到大批的车辆集中时，他无法不让大家议论纷纷，等等。

　　皇帝厉声地回答了他的第一个问题，他说：“下一次跟我一起去杜伊勒里宫，我要给您看看四亿金法郎 [ 科兰古注：事实上，当时在杜伊勒里宫的地下室里只有大约三亿八千万法郎 ] 。不要叫财政问题把您难住了。我们将会提供一切必要的开支。”

　　谈话在继续进行着。皇帝精心制定的政策是建立在这样一种理论上的，即通过彻底粉碎俄罗斯——这支欧洲大陆上仍然存在的可能联英反法的唯一力量，来打败英国。他谈到把俄国从欧洲事务中排除出去的意义，以及在中欧建立一个国家来防止来自北方的入侵。他还说现在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以后将不会再有机会进行这样的远征了。为了在这光荣的年代，同时也是无聊和不安的年代过去之后，问题能得到全面解决和实现持久的和平，为了我们和子孙后代的幸福，我们非得进行这最后一次打击不可。

　　一天晚上，在宫廷宴会上(1811年8月15日在杜伊勒里宫举行)，拿破仑皇帝走近离皇座不远的库里亚金亲王，然后，他们开始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皇帝的声音很大，使得他身边的人觉得应该回避一下。当时，我正在隔壁一个里面大外面小的窗口旁边跟人谈话。皇帝谈话时，是站在皇位的左边，脸刚好朝向我这边。当时所有的公文急件都报道了这次谈话。皇帝抱怨说沙皇亚历山大想进攻他，因为沙皇允许伪装成中立国的英国船只进入俄国港口，而且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军队调动，所以，俄国就不再是盟国了。在这次长达半小时的谈话快结束时，皇帝大声地宣称，以致站在我的位置上也听得很清楚：“根据科兰古的报告，我们获悉沙皇亚历山大想跟我国打仗。”

　　皇帝如此激动，声音如此激昂，语句如此之快，致使库里亚金亲王目瞪口呆地站在一边，一句话也插不进去。尽管他们离人群相隔一定的距离，但是旁边的人全都听见了，特别是那些碰巧在场的各国外交使节。

　　“德·科兰古先生，”皇帝接着说道，“已经变成了俄国人，沙皇的欺骗已经把他争取过去了。”

　　离开库里亚金亲王后，皇帝向厅中走了几步，他想从周围人们的目光中看出他的话所产生的效果。他从窗口注意到了我——我当然无法避开他的注意。他向我走了过来，气愤地说：

　　“您已经变成了俄国人，是不是？”

　　“我是一个真正的法国人，陛下。”我以坚定的语气回答道：“时间将会证明我向陛下陈述的事实是一个忠实的仆人所不能不讲的。”

　　看到我对此事如此严肃认真，皇帝马上假装说，他刚才不过是开了一个玩笑。

　　“我很清楚您是一个诚实的人。”他说，“但是沙皇的甜言蜜语已经把您的头脑搞昏了。因此事实上您变成了一个俄国人。”他微笑着说了这些话。

　　然后，他转身离开我，又开始同别人谈话。

　　第二天，由于没有机会单独晋见皇帝，我就正式地向迪罗克提出，请他将我想辞去宫中职务的愿望转告皇帝。同时我还向警务大臣说道：在不到二十四小时前，坎妮丝夫人已经被允许从流放地回来了。 [ 编者注：1811年3月，坎妮丝夫人被允许返回巴黎。 ]

　　在这一点上，我必须感谢罗维戈公爵的公正无私，除我之外还有很多人都对他感激不尽。他坦率地向皇帝指出了这件事的严重性。确实，在许多类似的问题上他都仗义执言，或设法推迟、耽搁一些错误的处置，或者用某种方法导致取消这些处置，而一点也不害怕可能会落到他自己头上的苛刻的对待和不愉快的后果。毫无疑问，萨瓦里比他的任何一位前任都敢于向皇帝说真话。

　　第二天早晨，迪罗克来看我的时候，我是以一个铁定了心的人的口气同他说话的。他告诉我，皇帝无意说什么话来伤害我。他只是对库里亚金亲王说了他后来同我说的那些话，为的是让沙皇明白我还是他的朋友。皇帝对我的评价很高，但我也应该从某些方面多为他的感情着想，而不要像过去那样，一同他谈话便总是争论不休。要引导他，只能靠在某几点上做出让步，而不是针锋相对地去反对他的观点。迪罗克还说，我总是在一些与己无关的事情上毫无必要地自寻烦恼，这样下去只能于我自己和我的朋友们有害，而于政策、于个人都没有任何好处，为了那些人们无法改变、又没有力量反对的国家高级事务去牺牲自己是愚蠢的。那不过是一种徒劳无益的自我牺牲罢了。我尽量地向迪罗克解释了我自己的感情，但毫无效果。他拿我说的“履行自己的职责”开玩笑。他告诉我，他从心眼里赞同我，但是想要他去说服皇帝改变政治观点，那只能是浪费他的时间和损害他的忠诚。

　　在皇帝巡视各地的宫殿之后，我们便出发去布伦，然后从海边到达荷兰。他把我们带出了巴黎，这样就暂时结束了困扰着我的那些大量的烦恼。在那些不平凡的旅行和临时决定的远足中，尽管皇帝不愿给予表扬，但我的工作 [ 编者注：作为御厩总管，科兰古在和平时期主要负责安排实施皇帝的旅行计划。他还负责指派传令兵，车夫以及值班军官。这些只是他的一部分职责。在战时，他的职责将增加更多内容，他负责统帅部的迁移和供给。他的马车在皇帝的前边开路。若在马上，他的岗位是在皇帝的左侧，战斗中紧紧伴随皇帝。宿营时，他的办公室尽可能近地挨着皇帝的帐篷。这样他就可以随时随地接到皇帝下达的命令。 ] 所取得的几乎是杰出的成就，还是无意中不时地引起了他的注意，不过他始终没有改变对我的尖刻态度。

　　跟这些旅行(从1811年9月19日——11月11日)有关的问题必须呈报皇帝，虽然他对我十分粗鲁，但对我所起的作用还是公正地表示过赞赏。回到巴黎后，他却并没有一点善待我的意思。

　　事关我的荣誉，关系到我的祖国和我的自尊心，我不愿违心地充当皇帝那种政策的代言人，因此，我的处境十分困难；而我的办法就是在公开场合对所有的这些问题保持沉默。

　　我屈从了这位从来不向臣下让步的不公正的统治者。事关我个人，我都忍住不提意见，但对于他虐待我朋友的做法，我只好诉诸信件，通过迪罗克和罗维戈公爵转交给他。我的朋友根本就不知道我的政治观点。皇帝注意到我在公开场合的沉默和克制态度。据迪罗克说，皇帝赞成我的做法，但他从不改变他自己的观点。

　　冬季，宫廷举行了多次宴会、盛装舞会和化装舞会。1812年2月6日在一次国家举行的正式舞会上，我是唯一被排除在皇后和亲王们的瓜德利尔舞(四对舞)之外的高级官员。我也是唯一一个没能，或者干脆说没有被邀请参加同皇后共进晚餐的高级官员。单就那次晚餐来说，我倒不在乎，因为那可能被认为只是个人问题，但未能参加瓜德利尔舞却关系到我的地位所应享有的特权，而且还会引起很多议论。我觉得我应该提出自己的意见。结果皇帝派人告诉我说：我的名字被漏掉是一个差错，但我从制订名单的迪罗克那儿了解到，那样做完全是有意的。

　　迪罗克以他那特有的亲切态度，友好地警告我说，暂时不要提我的朋友回宫的事。他还说他不知道我干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皇帝比任何时候都更生我的气。迪罗克注意到，我反对波兰计划过于激动，而在皇帝同我讨论国际事务时，我又歪曲了皇帝的观点，因而使皇帝非常生气。宫廷总管这儿指的无疑是皇帝同我的两次谈话；一次是在去荷兰途中的卢城；另一次是两天前在巴黎。这里，我要把这两次谈话作一个简略的叙述。除了我将记录下来的那部分以外，其他内容正如我前面已经描述过的，从方式到措辞都大同小异。

　　皇帝说：“这次旅行与我将要对英国商业采取的策略，将会向沙皇亚历山大证明，我仍然坚定地执行着大陆封锁制度，并且还将证明我关心帝国的繁荣昌盛胜于那些将原因归咎于我的战争计划。

　　“与此同时，陛下集中在这儿的军队正向北方进军，这不能被认为是一种与维护和平相一致的行为。”我回答说。

　　“波兰人在召唤我，但我没有想要恢复波兰。尽管那样做是精明的，对文明世界是有益的，我还是对此不予考虑。由于奥地利人的缘故，那必将是一个过于庞大的计划。”

　　“尽管如此，陛下，我可以看出那是牺牲同俄国的结盟所获得的唯一补偿。”

　　“我并不想牺牲法、俄联盟，我只是要占领北德意志以便强化大陆封锁制度，并在欧洲还没有实行这一制度的地方真正严格地把英国封锁起来。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必须在各地加强力量。而我的兄弟亚历山大是固执的。他把这看成是用纱罩掩护进攻。他错了，洛里斯托纳坚定地向他指出了这一点。但一个胆怯的人总是疑神疑鬼。在圣彼得堡，人们什么都看不见，光看见师团的调动、军队的备战以及波兰的武装。应该由我来采取防御措施了，因为俄国人已把从亚洲调过来的师团开到了边境。”

　　我向皇帝说明，他的真实计划不可能瞒过圣彼得堡，之后，我又指出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利益能够证明这场战争是正确的。这场战争将把他带到离巴黎八百里格 [ 译者注：每一里格约等于4.5公里。 ] 以外的地方去，而这时西班牙和英国正在全力同我们作战。

　　“这是因为英国人还留在西班牙的缘故。他们不得不留在那儿，我对他们并不担心。您不懂政治，只是像俄国人一样，除了威胁呀，战争呀，什么都看不见。假如鲁缅佐夫保持镇定，迫使英国人求和的必要的兵力部署早在六个月前就该完成了。”

　　皇帝在结束这次谈话时，表情已经不仅仅是不耐烦了。现在再回到同迪罗克的谈话。他让我保证今后再也不要去看塔列朗。他告诉我说，早在一段时间以前，塔列朗就因好几件事情而失宠。最明显的是他同意进攻西班牙，尽管他也是第一批敦促拿破仑登上皇帝宝座的人。迪罗克还说我们不了解皇帝广泛的计划，也不了解他的政治观点，只知道他集中一切力量去对付英国，以便争得和平，使欧洲最后享受太平。迪罗克的考虑都是出于对我的关心和好意。

　　二、事变前夕：1812年

　　冬天过去了。同奥地利政府的军事同盟谈判已经开始。这个同盟是前不久才强加给普鲁士人的。人们在各个方面用比往常更大的努力来实现皇帝的伟大计划，并使组织和部署更加完善。在德累斯顿筹划的招待会是有意作为整个事件的序幕的。这样，我们也就接近了事件的结局。此时，在巴黎，在皇宫里，人们正沉湎于各种晚会和文娱活动。

　　在这冬去春来的日子里，我和皇帝又进行了两次较长时间的谈话。其中一次是在我同迪罗克那次会见之后不久。话题转到了政治方面。开始时，皇帝再一次想说服我，他说他不再打算恢复波兰，也不想冒失地同俄国打仗。一句话，他只想迫使英国放弃它那毫无根据的主张，并同意缔结和约。因此，关键的问题是俄国港口必须把英国商品拒之门外。然而，一年过去了，它居然允许打着美国旗号的英国货倾销进来。

　　对于这一点，我反驳说：我们自己就接受有执照的同样的货物——当然，这些货物和执照是收了双倍的税的。

　　“这有可能。”皇帝笑着回答道，“为了我的滨海城镇，我不能不实行这一政策。亚历山大也只能这样做。我宁愿让俄国和它的国库获利，也不愿意这些好处让所谓的中立国捞去。”

　　然后，皇帝又谈起了他那个老主意：亚历山大如果没收所有中立国的货物，俄国一定会受益不浅，等等。

　　“你可以放心。”皇帝说道，“我无意牺牲这样大的利益去冒险恢复波兰。”

　　“我相信陛下不会仅仅为了波兰而去同俄国打仗。”我回答道，“我宁可说你在欧洲没有遇到对手。除了那些‘仆从’国，就没有别的了。”

　　我说，在他的脑子里，这种思想比大陆封锁制度占有更大的比重。只要皇帝敢于承担贫困和损失，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到但泽的封锁制度一定能严格实行起来。而这种贫困和损失，皇帝当然希望从别的国家那儿获得补偿。最后，我强烈要求他不要在北德意志驻扎那么多的军队，那样做对西班牙战争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我还说，如果他不是为了某种企图，某种政治目的，或者为了满足他个人的某种欲望，他就不应把这么大笔的金钱抛到所有那些备战中去。

　　“什么欲望呀？”皇帝笑着问道。

　　“战争，陛下。”

　　他拧了一下我的耳朵，一边轻声地抗议说没有那么回事。然后，他让我畅所欲言，并说他要以最好的心情来听取我说的每一件事。每当我说到一件使我痛苦的事，尤其是当我说到我感到他好像在战争的路上已经走得相当远的时候，他总要拧一下我的耳朵，并轻轻地在我的脖子后面拍一下。

　　我说他的欲望如果不是为了世界霸权的话，至少也是想谋求一个比Primus inter pares(同辈人中居首位者)更强一些的位置。他想把自己置于这样一种地位上，既可以要求别人做出牺牲，而自己又可以不承担一点义务，即便这样，还要剥夺别人发牢骚甚至发表评论的权利。这种做法，只能给法国带来短暂的好处，而结局早就注定了。到了一定时候，结局甚至会更惨。敌意、仇视和嫉妒迟早会给我们带来悲剧性的结果。在当今这个时代里，那样一种制度是不能强加给其他任何国家的。

　　皇帝在管我叫“博爱主义者”时开心地笑了，而且他也笑我说的“Primus inter pares”。他的心情好极了，随时会笑出声来，一点也不生气。他笑呵呵地说：

　　“您说得不错，您猜对了，但您不要对别人去说……”

　　皇帝越发现难于说服我，就越千方百计地坚持要说服我。他那精心安排的诡计和他所使用的语言，一定会使不知内情的旁人相信我是一个很有权势的人，因为皇上是那么热衷于把我争取过去。

　　我常常注意到他对人的关心和争取人的耐性。所以，我不敢认为我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他对所有他想要说服的人都是这样做的，而且他总是想说服某一个人。

　　我谈到这么多的细小问题，就是因为这些细节可以勾画出他的个性，这就是我此举的唯一目的。我还要指出，他总想用自己的信念去打动别人，要不就是要把自己的信念强加于人。他的这种耐性起因于他的习惯，不过这个习惯还是改掉了不少。他的习惯又是从哪儿来的呢？是由于他的至尊地位，还是因为他的天才，以及这种天才赋予他高瞻远瞩的能力呢？毫无疑问，他的这种能力同他爱好与外国首脑会面，并长期与外国政府的部长、大使们打交道以解决某些特别微妙和重要的问题是分不开的。当他想要说服你时，他的声音里就包含着一种折服力和魅力。他的表情、他的态度就跟他的优越感和灵活性一样赋予他优势。这种优势使他超过了他的谈判对手。

　　当拿破仑施展他的这种才能时，没有谁能比他更富有魅力的了。为了抵御他的这种力量，人们不得不像我一样清醒地认识到，某些政治错误被他的谈判艺术所掩盖，即使我做好了思想准备，甚至也许在提防着，他还是常常在一些问题上一时说服了我。就像那些草率而顽固的人一样，我只有解除符咒，坚持自己的立场，维护自己的想法，而不去留心陛下的那些理论。为了避免被他的亲切和蔼的态度所迷惑——当他希望得到对方的信任时；为了顶住皇帝那雄辩的和头头是道的理论——这种理论常常貌似有理，而且使用巧妙，充满贴切的比喻，这种能阐明他的理论的比喻同样很好地掩饰他企图达到的目的——你不得不佯装全然不懂他的意思，而事先就一个劲地在心里默念着：“这是正义的，这是正确的，这只是为着法兰西的利益，因此才真正是为着皇帝的利益。”

　　在同皇帝谈话时，你的注意力一定要集中在你所面临的问题上，而不要在争论中迷失了方向。最主要的是不要跟在皇帝后而去纠缠枝节问题。须知当他遇到对手时，他是绝不会偏离问题的实质的。在争论时，一个细小的让步也会让你倒霉，因为你那精明的对手会引导你从一个让步走向另一个让步，最后达到他的目的。如果你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他则举出你原先做出的让步来证明你的错误。他也会接受你的辩护以暗示你在那一点上还拒绝做出让步。当拿破仑认为事关他的利益或者他只是想那么干，那就没有哪一个女人具有他那样的手腕来使对方满足自己的要求。这些回忆使我想起在一次类似的场合里他说过的一句话。那句话比任何措辞都能够更好地说明，为了成功，他愿意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当我需要什么人时，”皇帝说道，“我不会做得太过分的，我会吻他的……”

　　一旦他脑子里出现什么念头，他就会被那个念头冲昏头脑。他珍爱它，迷恋它，有人会说他全身都“散发”着它。那么，他力图以怎样的方式把自己的想法转达给别人呢？他如果想让你着迷，你可以相信，他自己已经被迷上了。在某些特定的问题上，没有哪一个人的理智和判断力会像皇帝的理智和判断力那样使他迷失方向、误入歧途，成为他自己的想象力和激情的牺牲品。他不遗余力，不避艰险地要实现自己的目的，事无巨细，一概如此。人们会说，他完全把自己献给了他的目标。他总是使出浑身解数，运用自己的全部能耐，全神贯注于行动或者重要问题的讨论。他的激情遍及一切事物。因此，他就获得了巨大的优势来压倒他的对手。因为，没有几个人能够像他那样精神集中、深思熟虑、反应灵敏。

　　我希望读者能够原谅我作了这么一大篇评论。现在，我仍然回到同皇帝的谈话上来。

　　皇帝极力向我证明他发动的战争都是为着实现政治目的。他现在的唯一目的就是和英国缔结和约。他的一切计划都服从这一目标，而且是“瞄准了目标的”。皇帝的这些话使我又一次谈到同战争计划有关联的宏大的政治问题。我把这个战争计划归结于皇帝代表了波兰人的利益。我说我很理解他的做法。当他还在酝酿恢复波兰时，我就曾为此给他写过信。假如说恢复波兰是为了在中欧建立一个巨大的缓冲国，那么，波兰还不够大，因而就有必要建立一个大小适中的政权，其疆界、政治地位和体制都必须照顾到同邻国的关系。我说我对这样一个政权的用处十分清楚，因此我重视为实现这一目的而采取的一切可行措施，只要皇帝不想另外再打仗。我继续说，依我看，这个主张不会得不到英国和奥地利的同意。亚历山大呢？尽管他不能公开地同意这个要收回被俄国占领的波兰的计划，但他还是会赞赏这个计划的英明。既得利益和荣誉感使他不会轻易交出他的波兰领土，而必然进行斗争，然而，这场迟早要爆发的战争在欧洲的默许下不会持续多久。假如打仗只是为了那个目的，我们就应该申明战争的动机所在，那样欧洲才会明白我们只是为了自身的安全而去打仗。

　　我说，皇帝将自己的观点、原则及其目的作一个毫不含糊的建设性的声明是必要的。把出海口归还给奥地利，将会使奥地利认为这个计划是公平合理的。一句话，使欧洲各国都获得合理的疆界。我还说，对普鲁士持坚定而明确的态度也是至关重要的。这样，我们就能同所有的大国达成协议。缓冲国的政权既不隶属于法国，也不隶属于俄国或者奥地利。总之，这个国家也好，它的政体也好，都是完全独立的。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以及我们这种主张的宗旨都一定会比大陆封锁制度更能打动英国人，促使他们跟我们达成和平协议。而且我们还为所有的欧洲政府提供了一个和平安定的未来。我们自己则树立了一个温和，甚至是自我牺牲的榜样。

　　我对皇帝说，如果做到了这一步，就一定能够安抚那些一般性的对他的仇视。这个伟大的政治运动应该公开地进行，假使这果真就是皇帝的目标的话。在我看来，这个计划是多么彻底，多么崇高，多么精明，从而能使他的皇权成为不朽的政权。因此他应该把自己的动机告谕天下。那样，在实施这个计划时，人们对皇上的目的就不存任何疑虑。我继续说，所有对我国现存政治制度的神秘看法，所有那些表面上是让我们表态，而实际上是使我们进退两难而被戴上侵略者的帽子的流言飞语，统统都将会过时而不攻自破。在这个事件中，我乐意充当代理人，为这个计划去游说一番。而且我也随时准备出使彼得堡，尽管我带去的信息会使俄国人不快。

　　在结束我的话时，我是这样说的，只有这个值得陛下去发挥天才的波兰战争计划才是我能够理解的，其余的都是不合理的。因为一场对俄战争，假使没有事先声明是为了波兰的自由，没有因丧失加利西亚而把伊利里亚补偿给奥地利人，我们就不会得到他们的忠实援助。假使没有英国人的默许，那么这个战争计划就会成为冒险的事业，因为我们给各国带来的只有困难，而没有任何一点实际的好处。在我看来，在奥得河对岸的战斗里，杀死一百个俄国人也抵不上一个法国人的生命。

　　皇帝注意地听着我的话，但偶尔也流露出不耐烦的神情。我说一会又停一下，希望能听到他的回答。只有接触到整个巨大问题的细节，他才能抓住我的思想实质。然而，他像先前一样，只是在一般性的问题上表示了态度。他还是用过去那种讽刺的口气说：“奥地利人要是听到你的话一定会高兴的。亚历山大的朋友，在给普鲁士国王建立一个王国的过程中，英国人的笑声会把我们都给惊醒的。难道您没有看见这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吗？”

　　“我没有提到过普鲁士国王啊，”我回答道，“萨克森国王和其他任何国王都可能统治这个国家。在实施计划的过程中，谁知道那些大国是否不同意让某个同盟国的亲王或者陛下认可的某个人登上那个王位呢？”

　　尽管我的意见看来不大合皇帝的口味，我还是想到我已经说得够多了，必须把实质问题点破一下，只有这样，皇帝才能更好地认识到，没有人会被我们现在实行的政策所蒙蔽。所以，我接着又说：

　　“如果陛下不是按照这条路线去做，我就应该老实地说，欧洲的任何人，如同法国人一样将会认为您正在大力准备的俄国或波兰战争不是旨在建立一个缓冲国，就像陛下想让我们相信的那样，而是为了以此为借口去达到某种别的目的。”

　　皇帝看来有些发火了，就像他平时被什么事情弄得不愉快时常常表现出来的那样，他说：“在这一点上，我并没有征求您的意见。”

　　他虽然口头上这样说，但话题还是没有离开过俄罗斯。他谈到了每一个细节问题，涉及到各种困难，仿佛他在同内阁大臣们仔细研究计划的每一个步骤，在为自己的方案寻找依据和征求对方的同意。

　　皇帝好像还是急于想让我去见库里亚金亲王。我告诉他说，我绝不会跟别人一起去欺骗人的，尤其是欺骗沙皇。我也绝不做相当于搞阴谋诡计的任何事情，因为我不再是谈论那些问题的权威人士了。所有这一切备战措施对法兰西来说都是不幸的，对皇帝本人来说也是会后悔、难堪的事情，所以我不希望自己屈服，去为这样的事业卖力。皇帝听到这儿便转过身去，不知说了一句什么，反正我觉得是同政策无关的事。然后，他就离开了我。

　　我继续过着脱离政治的生活。我保持自我克制，不多说话。在这期间，我不去见俄国人，甚至避免见到库里亚金亲王。在皇帝同我进行另一次谈话前的一个多月里，我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俄国人。那次谈话是在皇帝离开巴黎前不久进行的。在谈话中，他又一次回到他那想象的苦恼中。这一次，看来他说的是真心话。皇帝不再掩饰他要动身的计划，但他仍然企图让我相信，他不想重建波兰，也无意同俄国打仗。他希望不施加任何打击就能把一切事情办好。

　　我们还是使用同过去一样的前提，坚持各自不同的观点。我进一步阐述这样一次远征必然使皇帝长期远离法国而带来种种不便，而没有提及其他的危险性。我谈到，当他在杜伊勒里宫的办公桌旁发号施令时，他在冒着多么大的风险。他拿如此巨大的命运去进行赌博，为此，他会受到人们的责备。我还说到这种拿法国青年去冒险的做法会给国家带来的影响——这种冒险不再像从前一样，只限于社会的底层老百姓。我还对他说，人们批评他在西班牙战争中的冒险。而现在，那场战争还没有结束，而新的更大的战争又要开始了。

　　我说，如果非要坚持和俄国进行那场不幸的战争，也应该先在西班牙赢得胜利。我把俄国向他作了描述：那里的气候和地理条件对敌人是有利的。敌人可以放他深入内地，在寻找不到决战机会的情况下让他兵疲将乏，自行瓦解。我提醒他注意我曾经向他报告过的沙皇说的那一番话。我还提醒他，在最后一场波兰战役中，部队陷入到物资严重匮乏的困境中，以及部队因此而产生的不满情绪。对我说的这一切，皇帝的回答是：您的心向着俄国，您对重大问题根本不懂。

　　“如果我根本不懂，陛下，”我微笑着反驳说，“为什么您要给我这么大的荣誉，同我讨论政策问题呢？除了我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您的臣民的深厚感情外，我的确是能力微薄的。但我相信我的这种感情不会把我引向歧途，也不会使我执迷不悟。陛下，您对不同意您的观点的人这样无礼，您认为反驳您是很可笑的。确实，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朋友们都不想让我过于坚持己见，我自己也不愿意这样做，但我还是坚持了，这是我的良心和信念在起作用。陛下，您被错误的情报欺骗了，在您从事的危险的事业中迷失了方向。您认为您正在向一个伟大的政治目标前进，而我却坚信您错了。”

　　皇帝用温和的语气回答道，想发动战争的是俄国沙皇。洛里斯托纳先生已经报告他说所有的俄国军队都在向西部进军，甚至连土耳其前线的俄军也不例外。他说沙皇亚历山大的甜言蜜语把我弄糊涂了，还说他送出另一位大使时，才知道俄国人的敌意。洛里斯托纳先生告诉他，英国人正在彼得堡公开经商，甚至还有人想抢劫朗格卢先生。

　　朗格卢是法国大使的一名随从副官，当时洛里斯托纳先生派他把一封急件送给皇帝。无疑，皇帝不知道我曾经见过那位年轻的朗格卢先生，而且我还清楚他的全部“历险”经过。

　　当时，那位年轻军官作为一名信使正乘坐一辆笨重的四轮大马车，在沙地里艰难地前进，这时一位乘坐轻便马车的俄军信使赶上了他。于是他们就争吵起来，法国人想，在俄国也应该享有在法国的权力，阻止别人超过自己。而那个俄国人作为政府的信使也不相让。他催促车夫继续向前冲，结果轻而易举地超过了朗格卢先生正在泥泞中吃力爬行的马车。朗格卢先生一怒之下，掏出手枪向俄国人射击。后者对此就像对他的恐吓一样毫不在意。在里加，俄国总督对此事进行了干预，指出法国人的行为是不恰当的。考虑到他是政府的信使，就让这位鲁莽的年轻人继续上路了。但总督将此事报告了宫廷。洛里斯托纳先生对他这位随从副官的行为十分气愤，就把他调走了。这就是皇帝向我引证的那个遭到别人攻击的信使，还说什么袭击他的目的是要抢走法国政府的文件。

　　在这次与皇帝的谈话中，我注意到他比以往动了更多的脑筋。我的有些想法看来给他留下了更深的印象，只是他不愿意全都流露出来罢了。巴萨诺公爵的到来打断了这次我感觉到皇帝还想继续进行下去的谈话。公爵声称他带来了发自维也纳的政府信件。皇帝打发我走了。无疑，他又开始了另一次谈话。不可抗拒的命运之神正拉着他向前走去。

　　就在这时，皇帝已经开始执行他的计划。奥地利人事实上答应了同他结盟，普鲁士人别无选择，只能踏上一条自找麻烦的道路。

　　就在皇帝同我谈话后没几天，他送走了一批皇室人员。马匹和车辆都已经上路前往德累斯顿。他声称此行是去会晤奥国皇帝。

　　拿破仑皇帝于1812年5月9日离开巴黎。

　　据说我们去德累斯顿要取道班贝格，以便绕开德国的幼君。实际上，皇帝是想避开魏玛 [ 编者注：魏玛大公是沙皇的表兄弟。 ] 。他逢人便说他不想打仗，宫廷人员也都重复着这种许诺。同沙皇亚历山大会见的谎言被有目的地散布开了，而派驻那个君主国的大使纳博纳先生的任务就是试图证明这种谎言。

　　皇帝于5月16日到达德累斯顿。

　　皇帝以及所有各部的人员都努力使自己的一言一行适合缓和、友好的气氛，以便装装门面，好给奥地利人留下某种印象。为此我们都特别小心谨慎，使那些将要受到攻击的人有一种虚假的安全感。

　　皇帝偕同皇后一道旅行。我们不得不走的这条路，六个月来一直在修整。萨克森的国王和王后先于我们到达普劳恩。我们到达德累斯顿时，城门两旁排列着手持火把的欢迎队伍。两天后，奥地利皇帝也到了那里。既然政治事务已同我无关，我对那次两国皇帝的会见就没有收集足够的资料，因而也就无法作详细的叙述了。

　　拿破仑皇帝竭尽心计来智胜梅特涅先生 [ 译者注：奥地利外交大臣。 ] 。他特别要看看自己制造的缓和空气所收到的效果。他还从纳博纳先生那里获悉，俄国沙皇已经拒绝了奥地利人。这样一来，法、奥两国就完全联合起来了，而无需诉诸战争来达到这一目的。皇帝说了梅特涅先生的好话，这是破天荒第一次，大概也是最后一次吧。

　　俄国人傲气十足地拒绝同维也纳内阁对话以消除误会，而当时维也纳是很乐意听命于俄国人的。如果说俄国人这一行动表现了他们的尊严，但同时也显示了他们的笨拙。这样，在公众眼里，我们的力量得到了加强，俄国人不自觉地为我们的利益出了力。

　　被派去维尔纳见沙皇亚历山大的纳博纳先生回到德累斯顿后，皇帝指示他去见梅特涅先生，并把自己的使命报告奥皇。

　　皇帝考虑到在同奥国公主玛丽·路易丝的婚姻中纳博纳先生所起的作用，考虑到他作为一位智者的声誉，以及他同施瓦岑贝格亲王的关系，因此特别挑选他去完成这个使命。这些都使他较容易同奥地利朝廷打交道，不管他说什么，都更能打动帝国的岳父(奥皇)。

　　纳博纳先生来看过我，告诉我皇帝同他谈的话，他在俄国的所见所闻，以及他如何忠实地向拿破仑皇帝报告了一切。皇帝指示他向奥地利皇帝和梅特涅先生部分地重复一下这些情况。

　　我当时做了记录，或多或少地记下纳博纳先生的原话。更由于他多次向我重复过这次谈话的内容，因此我能核实笔记，使之更加准确。

　　纳博纳受到了沙皇亚历山大和其他人的热诚欢迎。他们的一般关系是适宜的。他们表现得高贵而不自负。俄国军队像一个健壮男人的体魄，给人留下很好的印象。纳博纳先生参加过两次同沙皇的会见。当时，鲁缅佐夫不在那儿。从一开始，沙皇就坦率地同他进行了交谈。

　　“我将不会第一个拔出自己的剑。我不想在欧洲人的眼里成为这次流血战争的罪魁祸首。十八个月以来，我一直受到威胁。法军远离他们自己的国家三百里格，实际上是驻扎在我的国境上。而我们呢？是在自己的领土上。他们在我的边境上的战略要地集结军队，修筑工事，组建新的部队，煽动波兰人。他们的抗议一个接一个，说我包庇中立国，让美国船进入我国港口。而正是在这个时候，法国皇帝在自己国家里出卖执照，允许被利用的船只去英国运货。他一方面增加国库收入，一方面剥夺自己不幸的臣民。从一开始，我就声明不打算这样做，我不能从我的臣民的衣袋里掏钱，然后放进我自己的衣袋。

　　“拿破仑皇帝和他的代理人声称我偏袒英国，没有执行大陆封锁政策。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会有六十或八十条船以走私的罪名被没收吗？你们以为英国人没有千方百计地敲我的门吗？如果我愿意的话，我手下每一个人都会有十位英国代理商，但我根本就没有听过他们的话呀。尽管我还是法国的盟友，还在忠实履行我的全部诺言，但三十万法国大军已整装待发，准备入侵我国。如果我的政策发生变化，我会开诚布公地说的。问问科兰古，当拿破仑皇帝脱离联盟的时候，我是怎么向他说的，在他行将离开俄国时，我跟他谈过些什么。科兰古是个可敬的人，他不是没有立场的人。今天不管拿破仑皇帝如何破坏我们的友好关系，我还是一如既往。

　　“现在虽然我还没有脱离联盟，他却正在唤起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致使全欧洲都武装起来对付俄国。我有理由认为拿破仑不会放弃对俄作战的有利机会。我现在不抱任何幻想。我对他的军事才能作了十分充分的估计。我不能不估计到战争的全部危险性，以引起作战部队的高度警惕。除了尽我所能维护光荣的和平并赞助一个可以导致世界和平的政治制度外，我不会做任何事情来玷污我所统治的国家的荣誉。俄国不是一个在危险面前畏缩不前的国家。把所有的欧洲刺刀都集中在我国边境上，也不能阻止我这样说。”

　　“我的忍耐和缓和政策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出于一国之主的义务，我对怨恨毫不在意——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除了和平与人民的福利，我别无他求。如果我放弃斗争，人民就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拿破仑皇帝在全面和平的时候入侵北德意志，无视联盟的条约，放弃大陆封锁制度的原则。他能诚实地对此做出解释吗？难道他不应该解释他自己的动机吗？”

　　此外，沙皇还在谈话中谈到，他不会把自己放在联盟的对立面，如果这样，他的事业就是非正义的，但他一旦受到攻击，就一定要自卫。在结束谈话时，他摊开一张俄国地图，并指着俄国最遥远的边界线说：

　　“如果拿破仑皇帝决心打仗，如果命运之神对我的正义事业不报微笑，我将不得不走到天涯海角去寻找和平。”

　　然后沙皇又一次说到他绝不首先开火，但战争一旦爆发，他也绝不会首先罢休。

　　纳博纳先生进一步告诉我说，在维尔纳逗留期间，沙皇亚历山大总是用这种真挚的感情对他说话，没有任何敌意，对拿破仑皇帝也没有流露出讥讽的神情。他谈到我时也充满着崇敬之意。看来纳博纳先生对沙皇所说的每一句话都相当满意，而且被他那雄辩的事实说服了。纳博纳先生说拿破仑皇帝好像对他的汇报留下了印象，尽管皇帝还是不断地指责沙皇虚伪，而且重复那些对他抱怨的老调。

　　普鲁士国王和王储于5月26日到了德累斯顿。皇帝希望在那儿见到他们，其目的在于使两国政府能协调一致。那样既能保证使普鲁士满意，又能使两国在对俄战争中通力合作。有人怕皇帝不会善待普鲁士国王，因为皇帝不喜欢他，而且在谈到他时总是批评道。“他不过是一个军士教练员、一个傻瓜。”但这一次皇帝陪伴了他所关心的人物，心情极好。在当时，让普鲁士国王相信，拿破仑皇帝允许他自由参与法国的政治计划，而幕后并没有什么阴谋，那正是皇帝的利益之所在。后来，普鲁士国王和王储因受到盛情接待，离开时心情是愉快的。

　　皇帝于5月29日离开德累斯顿。当时，皇后正在布拉格。她和奥地利朝廷在那儿没住多久。皇帝于6月7日至10日在但泽停留。那是一个大兵站，在过去的一年里皇帝对这个城市极为重视，因而眼下一切工作都已组织就绪。但泽是一个可以供应前方一切作战物资的要塞。

　　那不勒斯国王(即缪拉元帅)没有获令前往德累斯顿。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对奥地利皇帝的不敬。他在但泽等候拿破仑皇帝。由于拿破仑的岳父、奥皇弗兰西斯总是对意大利耿耿于怀，拿破仑假装不希望让他在看见自己的女儿的同时看见那不勒斯国王，从而引起他痛苦的回忆和使他扫兴，于是决定不召缪拉前往德累斯顿。事实上，这是一个很方便的借口。皇帝只是不愿意让缪拉与奥地利人建立联系。那不勒斯王后和梅特涅之间已经有着太多的情谊。“如果奥皇对他好一点，缪拉一定会心向着他们。他肯定会把各种蠢话都说出来的……”

　　拿破仑皇帝见到但泽总督拉普将军的第一句话是：

　　“您的那些商人们是怎样花钱的？战争即将爆发。现在，让我来亲自处理财政问题。”

　　在一次晚餐后的谈话中，皇帝同拉普将军、那不勒斯国王和其他一些人谈到，普鲁士人，甚至奥地利人将跟我们一起去完成共同的事业，这是亚历山大始料不及的。他一定会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尽管他曾经想打仗。他还说，如果亚历山大确实不想打仗，他是可以避免打仗的。但要不了几天，形势就会明朗化。不难看出，所有的政治应声虫都有计划地到处重复这个谈话。皇帝真正的意图在他第一次见到拉普将军时就已经讲了，当时我和其他一些人都在场。

　　当天晚上和第二天早上，皇帝都在我面前抱怨那不勒斯国王。皇帝说他不再是法国人了，他忘记了他自己的祖国和恩人。在皇帝身边，那不勒斯国王也在向贝尔蒂埃、迪罗克和我抱怨说，皇帝只把他当成一个总督，一部从老百姓身上榨取钱财的机器，等等。

　　皇帝在公开的场合十分热情地欢迎那不勒斯国王，但随后就把他冷落到一边，无疑是想预先阻止他的抱怨。皇帝一会儿指责他，生他的气，一会儿又规劝他不要忘恩负义。结束那次谈话时，皇帝显得又恼火又伤感——“同这位那不勒斯傻瓜打交道，这是少不了的。”他这样告诉我，“他是有良心的，他打心眼里爱我胜过那些行乞的和打杂的流浪汉。他在我身边时，他是我的人，但他离开我时，像所有那些没有骨气的人一样，他会袒护那些奉承他、接近他的人。如果他当初到了德累斯顿，他的私心和虚荣心会使他在企图博得奥地利人好感时做出无知的蠢事。他的妻子野心勃勃，总是用些愚蠢的想法去填塞他的脑袋。他想拥有整个意大利，那只是他的梦想，我不能把波兰的王位送给他。

　　“我要把王位送给波拿巴·热罗姆。我要给他创造一个出色的王国，但他必须为此做些事情，为波兰人所热爱的真正的荣誉做些事情。但热罗姆除了荣耀、女人、盛宴外，对别的一切都不关心。我的兄弟们不给我争气。他们唯一的高贵品质就是那种愚蠢的虚荣心。他们既无天才又无能力。我不得不管着他们。没有我，他们一定会把可怜的威斯特伐利亚给糟蹋掉，整天花天酒地，兴建宫殿，使他们的宠臣和情人大发横财。尽管我给他们做出了好样子，但除了他们自己，他们啥也不想。我才是人民真正的国王，因为除了鼓励发展艺术和给国家留下光荣的、有益的回忆外，我没有挥霍一个子儿。没有人会说我把财富装进了宠臣和情人的腰包里。我只是把报酬赠予国家的有功之臣，但绝不做与此相反的事。”

　　统帅部和参谋部同禁卫军一起向托拉进发，天明前到达托拉。各种军用物资又从那儿运往因斯特贝格。皇帝在因斯特贝格和统帅部会合，然后随统帅部一起向科夫诺方向前进。途中经过古比宁、斯塔卢坡伦、维尔科韦息卡和一条穿过森林的大道，从右边绕过了玛利亚姆波列。各部队沿着一条极好的道路前进。士兵们对皇帝的到来表示真诚热烈的欢迎。第一军团(即达武军团)以其雄壮的军威和整齐的阵容令人注目。他们来自良好的军营，经过他们司令官长期的严格训练，更显得精神抖擞。他们完全可与皇帝的禁卫大军相媲美。这些年轻人个个身强力壮，热情洋溢。全军团每一个士兵的背包里都装着两个星期的干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