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退·第四
作者：阿芒·科兰古·法国
出自————《随拿破仑远征俄罗斯》
出自————《战争通史》
九、溃败
皇帝和禁卫军一直到10月19日中午才离开莫斯科。由于那不勒斯国王不断送来的报告证实了敌人正在开始撤退，皇帝就率领他的全部人马倾城出动。许多难民跟随在大军后面。一路上，我们遇到大批从沃罗洛沃撤下来的负伤的法军士兵。皇帝只是在这时才了解到那次战斗的全部细节。当晚，我们是在特洛伊茨科耶的一个庄园里过的夜。10月20日一整天我们都呆在那儿集中我们的部队，因为不少人、马都掉队了。
就是在那儿，皇帝终于决定放弃莫斯科。他是鉴于我军在沃罗洛沃的失败，骑兵的现状以及俄国人不会接受谈判的建议，才被迫做出这个决定的。然而，他还是决心攻击库图佐夫。为达到这个目的，他加快了进军的速度。他想，如果攻击成功的话，他将越过卡卢加，猛袭土拉，摧毁那里的军械库。那是俄国最重要的一个军械库。总之，皇帝决心率军回到斯摩棱斯克去，他希望在那儿建立一个主要的前哨阵地。暂时留在莫斯科的特雷维佐公爵奉命如果在10月23日之前没有接到其他命令的话，也撤离该城。他现在必须作好准备，在撤离时炸毁克里姆林宫和兵营。
我们队伍的侧面出现了好几支哥萨克骑兵分队，但他们不敢冒险攻击我们的行军队伍。我已经派出分队去通知从巴黎来的信使，告诉他们到了莫斯科的前一个中继站以后不要再去莫斯科，而是直接来找我军。但是哥萨克骑兵控制了那个据点，结果使我们的信使迟了三天才到达我们这儿。像往常一样，皇帝十分着急和气愤。第二天，他对我说：
“我看最重要的是同我们的预备军团保持紧密的联系。赶走库图佐夫，迫使他撤离卡卢加和他的堡垒是没有用处的。当我的军队里还没有波兰哥萨克时，俄国哥萨克人将会不断地切断我的通讯联系。”
10月21日和22日，天气十分恶劣，地面被水浸透了，这使得我军花了两天时间才越过原野赶到博罗夫斯克。由于夜间寒冷，不少拉车的马都死了。我们开始把弹药箱和马车扔掉。就是在前一天的夜里，纳夏泰尔亲王告诉我说，皇帝如何第一次在和他谈到部队的调动和可能出现的结局时，没有提到他过去的计划：在占领莫斯科的同时夺取“富庶的卡卢加省”(皇帝总是这样叫的)。这个省与其说是我们远征的一个目标，不如说是他绝对有把握拿到的囊中之物……
皇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想攻击库图佐夫，把他赶出阵地，迫使他决战。他不想让别人认为是倒霉的温克瓦战斗迫使他撤退。他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让法军的公告包含有这样的意思：法军用胜利抵消了那不勒斯国王的失败。他要防止库图佐夫吹嘘说，我们的撤退是那次失败的直接结果。
迟到的信使终于来到了。他们带来的消息是一支哥萨克骑兵和大批组织成民团的武装农民在格日阿次克那边切断了我们的交通线，而且他们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一个月前，我曾指示沿途的司令官们要将各个地区的敌情动态记录在每个急件的封页上：即敌人进入或离开那个地区的时间。我每天都把这些来自交通线上的报告呈交给皇帝，而皇帝也习惯于首先阅读这些情报。可这一次，各地的情报都谈到了农民和哥萨克骑兵的活动。这给皇帝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在21日就对我说过：“我们不能再获得从法兰西来的任何消息了，而最糟糕的是法兰西不能再得到我们的信件了。”
他指示我建议每一个给家里去信的人都必须十分谨慎，因为这些信件很可能落到敌人的手里。
皇帝在10月23日到达博罗夫斯克，下午他不顾非常恶劣的气候视察了该镇的近郊，还远出侦察了朴罗特瓦河的河堤。但是，直到24日上午，他才前往四分之一里格以外的马洛亚罗斯拉韦次。那天拂晓，德尔松将军指挥的师就已经在那儿抗击着俄军的多赫土诺夫军团了。
在等待欧仁军团的援军时，德尔松多次打退俄军，立下了卓著功勋。欧仁·博阿尔内了解到他对面的敌人在实力上占有巨大优势，就立即赶来增援。然而这时德尔松已经阵亡。吉耶米诺将军接替了师长职务继续指挥该师进行战斗。他是一个有经验的老兵。他占领了一座教堂和能够保卫我军侧翼的两幢楼房，并把它们改造成了堡垒。尽管俄军的兵力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他们，但法军还是凭借工事顽强地阻击敌人各兵种的攻击，使其不能前进一步。这些工事使得这个第一流的师团赢得了时间。法军第四军团终于赶到，将他们从危局中解救了出来。就在此时，库图佐夫的前卫部队也随多赫土诺夫赶到。双方的援军都立刻投入了战斗。这就使这场冲突不仅仅是一般的战斗，而是一场战役。
皇帝于中午十一点钟赶到战场。他命令埃克米尔亲王加速前进，进入欧仁军团右翼的阵地。欧仁军团还得到奉命赶来的禁卫军的增援。法军第一军团于下午两点钟进入阵地。从我们的位置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俄军的调动。我们都盼望着库图佐夫会充分利用这个很有利的地形 [ 编者注：马洛亚罗斯拉韦次坐落在一片高地上，卢雅河流经山下注入一片沼泽地。从莫斯科来的法军不得不渡过该河，登上高地，方能占据马洛亚罗斯拉韦次，而俄军从另一边渡河，便可进城。 ] 来阻挡我军的前进，并且向我军反攻，那就有利于我军彻底打垮俄军。法军第四军团打得很漂亮。达武元帅的第一军团也在浴血苦战。战斗中我军至少损失了四千人，俄军也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不得不退却。
当天晚上和第二天，我都随同皇帝小心翼翼地巡视了战场。我们责备库图佐夫死伤了那么多人马，挨了一顿打，最终还是撤出了战场——我们原以为既然他保卫了自己的阵地，那他一定至少要坚持到天黑的。事实上库图佐夫直到23日才知道法军的大规模调动，他感到十分震惊。其实那些后来接连不断赶来增援的俄军部队只是为了掩护他们向朱齐诺撤退，因为他们不愿冒险与法军决战。一般的看法是，库图佐夫本来是有可能较好地保卫他的阵地的。从我们方面来说，我们不得不把这个阵地留给一支殿后的小部队。
那天夜里，一些哥萨克骑兵出现在戈洛德尼的右侧。我们的统帅部曾经设在那儿的一家纺纱作坊里。这些哥萨克人被认为是一支迷了路撞到我军警戒哨上的部队。我们对他们放松了应有的警惕性，因为当天中午，就在同一个地区(只不过是在路的左侧)，我们赶走了一支帽子上镶着十字架的新来的哥萨克部队。他们是一些仿照顿河哥萨克建立的部队，并以各自的省份来命名他们的部队。
我们的两个军团集结在城镇那边，但是由于道路坎坷不平，还只有一支炮兵部队克服了重重困难，到达了出发位置。10月24日和25日，皇帝回到离马洛亚罗斯拉韦次一里格远的一个村庄戈洛德尼。他在靠近桥边的一所小房子里过夜。我们全部人马几乎都是在露天宿营。欧仁军团的成功并没有使我们得到什么好处。我们控制了战场，但库图佐夫乘我们不注意时溜走了。我们的处境还是没有任何改善，各部队也无力追击敌人。
皇帝整夜都在阅读战报和下达命令。他同纳夏泰尔亲王讨论了法军面临的困难。他数次派人来叫我和迪罗克、伊斯的利亚公爵去共同商讨军务，但是会议没有做出任何决定。我军是否应该追击俄军？库图佐夫放弃了一个坚不可摧的阵地。他是在巧妙地躲避我们吗？如果我军在马洛亚罗斯拉韦次的那一边找不到集结的敌军，又应该选择哪一条路线退往斯摩棱斯克呢？皇帝不得不下决心了。皇帝是多么想掌握敌人的战略，并制定出克敌制胜的计划呀。然而这对他来说，又是最感困难的事情。
天亮前的一个小时，皇帝又一次派人把我召去。当时在他的房间里就剩下我们两人。皇帝看来心事重重，好像急于要摆脱压迫着他的种种苦恼似的。
“这是一件倒霉的事情，”他说道，“我每一次都打败了俄国人，但我却一无所得。”
皇帝在他那所小屋子里来回踱了十五分钟，之后他又继续说道：
“我想亲自去侦察一下，敌人是集结起来准备决战，还是像种种迹象表明的那样正在撤退呢？那个可怜的库图佐夫将永远不会像样地打一仗！备马，出发！”
皇帝边说边拿起帽子向门外走去。就在这时，伊斯的利亚公爵和纳夏泰尔亲王碰巧走了进来。当他们知道皇帝准备马上出发去侦察敌情，就同我一块儿试图说服他等到天亮后再动身。他们提醒他说，现在天色还很黑，就是到了我军的前哨阵地，天还不会亮。而且禁卫军是在夜间进入阵地，谁也弄不清楚各军团的具体位置。
但是，皇帝还是坚持要立刻出发。这时欧仁亲王的一位副官进来了。他说尽管外面什么也看不见，但是从刚才法军抓到的一些烤火的哥萨克人、农民和俄国士兵的口里证实了俄军撤退的消息。这个新的情况终于使皇帝决定再等一会儿。但是，半小时后，他的急躁情绪还是迫使他出发了。
曙光还未出现。在离统帅部四分之三英里远的地方，我们发现我们正面临着一些哥萨克兵。他们的大部队就在我们前面不远的地方。不久前，他们听到了我军操炮的声音，便冲进了我们的一个炮兵阵地，把其中的几门大炮拉走。四周一片漆黑，我们只能听到他们的叫喊声。在黑暗中，我们几乎跟敌人撞到一起了。敌人突然出现在我禁卫军露营的地区，使我们深感意外。必须承认，我们开始听到他们的喊叫声时并没有怎么在意。只是当这些喊叫声越来越大，而且发自皇帝四周不远的地方时，拉普将军(他和洛里斯托纳将军、洛博将军、迪罗斯内尔将军、值班军官以及前卫队走在皇帝的前边)赶回到皇帝身边报告说：
“停止，陛下！有哥萨克！”
“带上轻骑卫队，”皇帝答道，“继续前进。”
当时，一直同我们在一起的，由十到十二名士兵组成的轻骑卫队，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已经奔到我们前面去了。这时，天色还是很暗，二十五码以外的地方什么都看不清。只有刀枪的碰撞声和人们厮杀的呼喊声说明战斗已经开始，或者说是我们正在勉力对付着众多的凶恶敌人。伊曼纽尔·利科泰克斯先生是纳夏泰尔亲王的一位副官，在混战中，他被一名禁卫军骑兵误认为是俄国人，结果胸口上挨了一马刀 [ 编者注：丹尼尔在《路线》一书中说得更准确一点：“在这场冲突中，纳夏寨尔亲王的副官伊曼纽尔·利科泰克斯手执一支从哥萨克人手中夺过来的长矛。因此，一位骑马的禁卫军掷弹兵误以为他是俄国人，便赶上他，用军刀将他刺伤。幸好刀锋只插进了他锁骨下面的肌肉，并没有伤着动脉。”利科泰克斯活到1844年。 ] 。
皇帝、纳夏泰尔亲王和我被留在后面，我们全都执剑在手。当战斗离皇帝很近而且越来越逼近的时候，陛下才决定离交战的双方稍远一点。他登上一处隆起的土堆，以便更好地观察战场的形势。这时，我们的轻骑卫队赶来了，骑兵营随后也投入了战斗。这个营并没有骑马，那是因为皇帝出发匆忙，没有给更多的时间让他们骑上马。过了一会，又有两个骑兵营闻声赶来。他们勇猛冲击，一下就把最前面的哥萨克队伍冲乱了。正当他们奋力拼搏，被大批敌人包围之际，另外两个骑兵营在伊斯的利亚公爵的率领下也赶紧跟了上来。他们及时地给我们解了围。这时天基本上大亮了。我们能够清楚地看见整个战场。只见平原上和大路上到处都是哥萨克士兵。我们的禁卫军夺回了被敌人夺去的几门大炮，解救了被抓走的几个炮兵战士，并把哥萨克人赶过了河。但是我军的伤亡也颇严重。
很明显，要是皇帝像他希望的那样再早一点出发，那么他一定会发现他将身陷大批的哥萨克士兵中间，而身边只有他的前卫队和陪伴他的八名将军和军官。要是同我们遭遇的敌人在包围我们时表现得更勇敢一点，并且悄悄地断绝我们的退路，我们就一定会在骑兵到来之前战死。诚然，在那夜暮中，我们可凭借闪闪的刀光奋力砍杀，在牺牲前杀死更多的敌人，但是皇帝肯定不是被杀就是被俘。人们将不会知道在哪儿保护他，因为在那块平坦的原野上，遍布着一堆堆的树丛，在这些树丛的掩护下，哥萨克人能够用滑膛枪的火力控制道路，杀伤我们的禁卫军。
如果这些情况没有我们的军队作证明，没有如此众多的可靠的人去证实，后人一定会怀疑这个情节是否真实。确实，人们怎么能够相信一位如此有远见的皇帝，当时最伟大的统帅会在离自己的统帅部仅仅五百码的地方差点被敌人俘获——而且那是一条大路，是全军进军的路线，又是在拥有大量骑兵和步兵的禁卫军的露营地区内。千余名敌军于夜里埋伏在离我们统帅部只有滑膛枪的三、四个有效射程内不被人发现，这可信吗？我将用以下的事实来证实这一切都是可能发生的。我还要用这些事实来说明皇帝的某些习惯。
我们只剩下很少的轻骑兵部队。这些部队担负着很重的任务，要对付敌人频繁的骚扰。就在出事的那一天，他们被调到其他阵地上去了，因此我军的这部分阵地缺乏必要的掩护。一般地说，我们法国人作战勇敢，但警惕性很差。我们的军队对侦察也不重视。在夜里，他们在各处派出哨兵，以便在敌人到达以前能骑上战马。但是，他们很少不辞辛劳地掩护军团的后备队和侧翼。
皇帝只是在最后时刻才选择了他的统帅部成员。有两种考虑使他这样做。第一，这是一种明智和谨慎的办法；第二——他自己也承认，为了在一天的任何时候他都能随心所欲地指挥身边的随从人员。这样，才能使每一个人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他过去时常同我说：“假如你把每一件事情都弄得困难一些，那么当你遇到真正困难的时候，你也就不觉得那么困难了。”
毫无疑问，由于皇帝采用这种治军方法，他身边的军官们和一般工作人员常常因此吃苦不小，但皇帝对此毫不在意。作为全军和庞大的卫队的核心，他只注意事业的主要结果，对组织上的细节他是不予仔细考虑的。他从来只专注于进攻，对哥萨克人制造的麻烦也是不够重视的。这样就给敌人造成了有空隙可钻的机会。
禁卫军那一天本来是向前挺进的，但又不得不退回来守卫阵地，因此一直到日落以后才露宿。他们既不知道他们是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地形的情况，还以为他们仍然是踞于全军的中心位置。他们没有派出巡逻队。他们相信其他部队一定会远远地掩护着统帅部，因而感到很安全。他们甚至没有费心去与友邻部队取得联系。事实上，禁卫军和统帅部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地区周围发生的事情。禁卫军的一个营就露宿在离出事地点三百码远的地方。在同一条大路旁，哥萨克人也是在那附近过的夜，并从那儿向皇帝逼近。
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皇帝总是不事先打招呼就骑马出巡。他甚至很喜欢突然出发，使旁人不知其去向。他的战马被分到了各个部队。每个部队都有两匹专为他准备的战马和几匹为御厩大臣以及其他值勤军官准备的坐骑。一天二十四个小时，统帅部总是有一支整装待发的骑兵卫队。每一名军官也都得有一匹随时可用的马。每一支值勤的卫队包括一名军官和二十名轻骑兵，也都是处于临战状态。保卫皇帝安全的骑兵营负责提供和轮换这支轻骑卫队。在其他战役里，通常只有一个这样的骑兵营，但在俄罗斯战役中，却有四个——一半轻骑兵，一半掷弹兵和龙骑兵。轻骑卫队紧紧跟在皇帝身后，而骑兵营则成梯队在更远一点的后面跟进。这个营通常是在皇帝出发时才备马。要是皇帝事先不打招呼就快速地骑马外出，那么他身边通常只有两、三个人，其他的人只好随后追上去。
撤出莫斯科后，特别是过了斯摩棱斯克后，一个骑兵营总是连续护卫皇帝两、三天才能得到轮换。这样一来，士兵和马匹都累坏了。皇帝常常是天黑后很久才回到他的统帅部，因而护卫的骑兵营只能摸黑择地露营。皇帝在原野骑马时，只要有两、三百码的开阔地就纵马飞驰。因此不论骑兵营的官兵骑术如何高超、警觉如何敏锐，也很难在一开始就紧紧地跟随在皇帝的后面。这就是那天混战时，有一刻皇帝几乎是单枪匹马的原因。
纳夏泰尔亲王和我总是不离皇帝战马左右。值勤的禁卫军指挥官 [ 编者注：禁卫军有四位高级指挥官：圣西尔(胸甲骑兵)、欧仁(轻步兵)、巴拉格蒂利尔(龙骑兵)和朱诺(轻骑兵)。 ] 则又在我们的侧面，同我们并驾齐驱。但在俄罗斯战役中，禁卫军的将军们都另有指挥任务。因此，侍卫皇帝的任务就由御厩总管单独来完成了。当皇帝骑马外出时，我们侍卫的序列如下，四名轻骑兵组成的前卫队在前边开路，随后是三名传令军官，二到四名副官——这一组人离皇帝八十步远。皇帝，后面是御厩总管、禁卫军的值班军官和总参谋长，再后面就是由军官和轻骑兵组成的轻骑卫队。然后，五百步以外是护卫骑兵营。如果我们缓缓而行，他们则在后面跟进，要是皇帝策马飞奔，他们就驱马小跑。这些情况就说明了皇帝的警卫人员是多么少，而且他是如何地使自己置身于前呼后拥之外，正如有的人所断言的……
10月25日，皇帝犹豫了一些时候。在他看来，马洛亚罗斯拉韦次之战还不足以抵消那不勒斯国王的失败。此外，那时他还不想把那天早晨的遇险归咎于错误的决策。只是由于我们长时间坚持——而且皇帝也估计了库图佐夫的可能的动向：如果他都不愿意在像马洛亚罗斯拉韦次这样坚固的阵地同我军决战，那就更不可能在二十里格外的什么地方同我军会战了。——这样，我们终于在一个非正式的会议上说服了皇帝，向博罗夫斯克转进。在那儿还有我军部分步兵、大部分炮兵和全部车辆，再者，我军的马匹十分疲惫，不堪完成重大作战任务。这也是实现这一转变的重要因素。
皇帝是由于他人的说服而改变主意的呢？还是他的确相信他打败了俄国人，在进入冬营之前就已经将战役引向对他有利的前途？对此我无法断言。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头一天晚上，同样是那些人向他提出了那样一些急迫的问题，而他却反驳了我们提出的全部理由。他只是简单地推迟做出决定，直到他自己终于看清楚，敌人是否真的逃遁了。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原因，他才迫不及待地要在拂晓前出发侦察敌情。
皇帝回到了古罗德利雅，从那儿向全军发号施令。第二天，部队即向博罗夫斯克进军。10月26日总参谋部就在那儿过夜。有少数几个居民回到那座城镇。人们也许会认为皇帝离开莫斯科后就多少预见到了可能发生的事件，因为他曾下令采取各种预防措施对付哥萨克人的骚扰。可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些命令全都落了空。没有人习惯于提高警惕，而且人们太沮丧，太羸弱，以至无法改变他们过去的老习惯。
大家都在想，到达目的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粮食和喂马的饲料，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到远离公路干线的乡村去，那就意味着有被哥萨克人逮捕或被农民杀害的危险。长途行军太艰难了。我们的骑兵又太累，人数太少，很难组织起足够的力量去侦察敌情和掩护我军的侧翼。关于在同哥萨克兵的混战中皇帝所冒的风险，我们虽尽量不扩散，但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全军都知道了这一事件。所造成的影响是可叹的。这个事件本应给每一个人敲响警钟，证明我军亟需提高警惕。然而，这一警告却不为人们所注意。大家感兴趣的却是哥萨克人缺乏胆略和勇气，被一支两、三百人的骑兵打败，狼狈地被赶跑了。
哥萨克人在护卫军队、掩护乡村或者在进行小规模作战方面，无疑是全世界最好的一支轻骑兵部队。但是，一旦我们认真对付，全军顽强地向他们进击，即使他们的人数超过我们一倍，他们也从不敢同我们决一死战。单纯地攻击他们或者想用战斗使他们溃散，那肯定是不会成功的。他们回身追击之快就像他们受攻击时后撤一样迅速。作为优秀骑手，他们的坐骑要比我们的马灵巧得多。必要时他们能够逃脱我军的追击。而一俟条件有利，他们又回头拼命追击我军。他们很爱惜自己的马匹。他们有时也会纵马飞奔，会进行长途的艰难的驰骋，但他们不会让马作无益的来回奔跑，而我们的马匹往往就是这样累垮的。
10月27日，皇帝在韦列亚过夜，以便给炮兵和其它辎重部队时间，使它们赶到部队的前头来。那一天由于出发很早，他在清晨就赶到那座城镇，并且马不停蹄地穿越过去。出城后他在通往莫日艾斯克的大道上走了大约半里格就停了下来。他登上了一处能够俯瞰周围乡村的山岗，瞭望部队和运输队通过那一带地区。在那里，人们给他押来了沙皇的中将副官温青格罗德伯爵。这位中将副官原率领一支俄军轻骑兵驻守在通往特维尔的大道上，掩护彼得堡和监视莫斯科。他就是在那儿被我军俘虏的。
俄罗斯战役后，关于那个事件真是众说纷纭、矛盾百出。我现将笔记里的有关情节公诸于众。这些情节大多来自当时呈交给皇帝的报告。温青格罗德先生很可能因听说法军主力已经开走，于是来到莫斯科城郊，加入几位居民的谈话。他从中得知，由于遭到哥萨克骑兵和武装农民的小规模袭击，特雷维佐公爵为了不使他的小部队在野外担风险，就将他们撤进了那座大城市里。法军部队都被集中到了克里姆林宫周围。温青格罗德化装来到我军的前哨阵地旁边，想采取某种形式的军事行动，迫使特雷维佐公爵撤出莫斯科，或者通过贿赂和煽动我军的士兵，来达到同一目的。当地有些居民告诉伯爵，采取后一种方法是很容易的，因为他们相信法国人对长官怀有不满情绪。当时，我们的那支部队只驻守在克里姆林宫和通往莫日艾斯克的交通线上。那条交通线同时也通向我们的大军团。温青格罗德在军服外罩了一件平民的便服，设法同我军最边远哨所的士兵攀谈，陪同他的还有几位会说法语的村民。他们根据他的指示和示范，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同士兵们谈到正在发生的事情——我军所遭受的挫折，我军所面临的困难，我军所冒的无谓的风险，沙皇的好心肠和宽宏大量，他对外国人如何善良，对士兵如何热爱；法军的绝望的战斗使得拿破仑不得不撤退，以及法军士兵放下武器，在准备优待投诚者的国家里一直和平地住到战事结束的种种好处等等。
我们的一些士兵把伯爵当成了一个普通老百姓，因而让他继续滔滔不绝地往下讲，对他所说的内容并不怎么注意。一个比较有头脑的轻骑兵听到了他最后说的那些话，开始对他有所警惕。伯爵劝降的话使他震惊。他终于逮捕了伯爵，并把他带到警卫室。士兵们不顾温青格罗德先生的抗议和反对，又把他带到一位负责城防的军官那儿。当人们认出他是俄军军官后，他又徒劳地争辩说，他是来同我军谈判的。他的谎言是骗不了人的。伯爵继续作为敌俘被监禁起来。有人把他带去见了特雷维佐公爵。公爵对他相当优待，但是特雷维佐先生还是不能接受温青格罗德的谎言或按他的愿望将他释放，因为他行踪诡秘，化装成老百姓前来劝降我军士兵，而没有任何根据证实他是谈判的密使。
沙皇宫廷大臣的儿子、温青格罗德先生的副官纳里斯金先生当时同几名哥萨克兵在一段距离以外等候伯爵。等了很久还不见他的司令官回来，他就向几个村民打听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告诉他说，伯爵被法军逮捕了。纳里斯金听到这个消息后，既没有告诉旁人，也没有吹号调一名军官或者军士来商量，就只身前往法军的前哨阵地，让法国人把自己抓了起来。他认为在长官遇难的情况下，这样做是很高尚的。对一支部队的司令官表现出这样的献身精神使一些人大为惊讶。这个年轻人被卫兵押送到元帅那里。
人们将抓获这两名俄国军官的经过向皇帝作了报告。他命令把他们带来。我们在路上下马时，他们被带来了。温青格罗德先生被单独带到皇帝面前。皇帝指责他身为德国人却为俄国人服务，而此刻德国的臣民不是在法国的统治之下就是同法国人结了盟。他说，温青格罗德先生作为他的一个臣民，他完全可以把他送到军事法庭受审。军事法庭会给他判一个间谍罪，以背叛法国的名义将他枪决。温青格罗德先生越是为自己申辩，皇帝就越是生气。皇帝责备伯爵长期以来一直拿英国的薪金，参加了所有反对皇帝和反对法国的阴谋，在莫斯科贿赂他的士兵，促使他们逃亡，扰乱军心，使他们变成胆小鬼。皇帝以君主的名义对这些阴谋活动表示鄙视。温青格罗德先生回答说，他不是出生在臣属于法国的德国。此外，自孩提时代起他就离开了德国，而且加入了俄国国籍。为了报答沙皇亚历山大的知遇之恩，他已经为俄国服务多年了。
伯爵还想给他在莫斯科的行为涂脂抹粉，为此，皇帝理所当然地给予了训斥。温青格罗德又继续说道，他在莫斯科的“谈判”是为了避免无谓的流血，最主要的是让那座城市不要遭受更多的灾难和蹂躏。既然法国人将要撤出那座城市，他将使自己局限于这种“和平”行动而不诉诸武力，这种做法对作战双方都是有利的，等等。
皇帝变得越来越愤怒，他抬高了嗓门，就连远处的警戒哨兵都可以听到。谈话一开始，陛下的随从副官就稍微向后退缩了。看到皇帝如此气愤，每一个人都如坐针毡。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一个国家君主和一位被俘军官之间的这种争论是令人厌烦的。苦恼在每一双眼睛里都流露出来——因为温青格罗德伯爵在莫斯科的所作所为是不值得一提的。我同皮亚琴察公爵(当时是查尔斯·勒布伦)一直在谈着话。像我一样，他也对现场发生的事情十分气恼地作出评论。纳夏泰戈尔亲王甚至更为不安。他开始时站在离皇帝很近的地方。后来他找了个什么借口，离开皇帝身边，也同我们攀谈起来。我们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他郁闷的心情。他的谈话更加证实了这一点。
这时皇帝召唤卫兵把温青格罗德先生带走。当时没有人把这个命令传递下去。当皇帝又一次提高了声调呼唤卫兵时，两名警戒哨兵来了。皇帝再次重复了对俘虏的宣判，并说他作为一个叛徒应当枪决。温青格罗德先生原先一直低头看着地面。当他听到最后这句话时，他挺直了身子，绝望地抬起头来，眼睛直盯着皇帝和那些站在他身边的人，大声地说：
“陛下，您把我当作什么都行，但请不要当作叛徒。”
说完，他转身就走了。卫兵们跟在他身后，但保持了一段距离。那不勒斯国王来到皇帝身边有好一阵了。他和纳夏泰尔亲王都极力想劝皇帝息怒，可是毫无结果。皇帝急促地、神经质地走来走去，一下招呼这一个，一下又传唤另一个，似乎是用这种方式来发泄心中的愤怒。但人们回答他的只是沉默。我从来没有看见他如此大动肝火。可怜的纳夏泰尔亲王也好像魂不附体似的。他来到我面前同我谈了几句，然后叫他的一位副官去指示卫兵：要宽待俘虏们 [ 编者注：皇帝的暴力行为“是不为人们所赞成的。人们对此不以为然。相反，大家都急于让被囚的将军放心，并且给他以安慰。”——见塞居尔所著的《拿破仑史记》。 ] 。他指示自己的军官们要执行他发出的命令。与此同时，皇帝逢人便说——不管是老兵还是新兵，引起他对那位俄国将军的怨恨的旧事。这些事，据说是发生在最后一次法奥战争以前。纳夏泰尔亲王也像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皇帝这般失去理智。
在离一所漂亮的大房子不远的地方，余怒未消的皇帝命令两个骑兵中队去洗劫并放火烧掉那所房子。“既然这些野蛮人喜欢烧它们自己的城镇，那我们也帮他们一把！”
皇帝的这一命令被严格地执行了。这是我听到他唯一的一次下达这样的命令。通常，他总是试图阻止损害私人利益和伤害平民的破坏性行动。天黑前，他回到了韦列亚。当地的居民全都逃走了。
像我们商定的那样，我邀了纳夏泰尔亲王一起去见那不勒斯国王，请他到皇帝那儿去为温青格罗德先生说情。我们曾从他那儿了解到伯爵的家庭情况以及他离开德国的时间。纳夏泰尔亲王在回来的路上已经利用机会向皇帝谈了自己的看法。他向皇帝解释说，温青格罗德先生并不是他的一个臣民。尽管皇帝暴跳如雷，对这个事件的结果我还是放心的，因为亲王们也和其他人一样是有良心的。这种良心足以促使皇帝纠正他所犯的过失。但是纠正的时间对俘虏来说似乎太长了一点。我们都不耐烦地等候作出这个决定。我们相信这个决定肯定是会作出的。唯有这一点才能消除所有人的不安情绪。
皇帝派人来叫我，询问是否有信使的消息。这在我看来是一个好的迹象，因为我们原来想象他不可能那么快就会消气。尽管皇帝已经基本上平静下来，但他仍然需要发泄怨恨。我听着皇帝的申述。我同意他说的温青格罗德先生在莫斯科的行为是不正当的，并且他也应当在他被俘的那个军团受到审讯和宣判。但我认为，皇帝没必要派人把他召来。对他严厉地痛骂一番更是毫无意义——对皇帝来说，他对自己的俘虏那么严厉，因而使得任何惩罚都是多余的。我说，那种严厉的态度现在会被别人看成是报私仇，并且那是针对沙皇亚历山大的一种怨恨，因为他的俘虏是沙皇的随从副官。在打了这么多仗以后，双方不应该再纠缠个人的恩怨。
皇帝开始大笑起来，并且深情地拧了一下我的耳朵，这是他想法儿逗弄别人时的一种习惯。他说道：
“您是对的，但这个温青格罗德实在是一个坏家伙——一个阴谋家，像他这种官衔的人四处去贿赂士兵是正当的吗？——降低自己的身份去扮演一个特务，一个拉皮条的家伙？——他让自己以沙皇的名义去煽动士兵，让他们怯战？闹兵变？我要把他送回法国，……我宁愿他们抓到一个真正的俄国人。这些为大财团服务的外国人都是些可怜的战利品……这么说，为了亚历山大的缘故，您对他感兴趣？好吧，好吧，我们不会伤害他的。”
皇帝在我的面颊上轻轻拍了一下。这也是他表示亲昵的一种动作。从一开始，我就看出了他想借坡下驴。
我没有等到皇帝打发我走，就带着这个好消息离开了。但他叫住了我，指示我去说服纳里斯金先生来同我们一起用晚饭。皇帝说，过几天，一定会派人把他送到俄国人的警戒哨。皇帝还嘱咐我不要向别人提起此事。
“至于温青格罗德先生，”皇帝开玩笑地对我说，“您不要对他这么感兴趣，因为他不是一个俄国人。”
说完，他又开始数落他的缺点：
“他是伦敦政府的一个间谍。他曾在维也纳当过特务，在彼得堡也是一个特务。不管他走到哪里，他都是一个阴谋诡计的制造者。他不配享受最起码的优待，肯定不配。不管用什么理由，沙皇亚历山大的副官，以及近侍一类的职责，只能由俄国本土出生的臣民来承担。高尚的人都反对温青格罗德，因为他们讨厌政治丑闻。”
如同我和纳夏泰尔亲王商定的那样，在这次与皇帝的谈话中，我请求说，我们历来对俘虏采取的宽大政策也应该体现在伯爵身上。
“那不成为理由。”皇帝厉声回答道，“我应该表现出仁慈和宽容，但他的行为已使他自己不能享受正常人所应该享受的权利。我从来也没有真正想过要伤害他，尽管沙皇亚历山大糊涂地让他作为自己的随从副官，我也不会糊涂地虐待一个同沙皇特别亲近的人。我将把他送往法国。我要派出最好的护卫队，以防他在欧洲勾结上三、四个像他那样的人。”
皇帝在打发我走的时候，再一次叮嘱我，不要提到他对温青格罗德先生的善意，因此我在同纳夏泰尔亲王谈到此事时也只是要他对俘虏的命运放心。然后，亲王就同那不勒斯国王去皇帝的帐篷里和他共进晚餐。他们想就此事作出一个明确的决定。过了一会儿，皇帝又派人从饭桌边把我叫去。他问了我有关年轻的纳里斯金的家庭和生活情况。他叫我去告诉纳里斯金——要装出这是出自我自己的思想，说是皇帝企望和平，但能否实现光荣的和平，现在的问题就取决于沙皇了。……当前的形势对法军是有利的，拿破仑皇帝愿意向沙皇亚历山大提出优惠的和谈条件。势态很清楚，没有任何军事上的挫折逼迫他那样做。而此刻，俄国人的形势也不弱于法军。由于法军的运动是某种形式的撤退，这样就使法军争得的绝对优势被抵消了，并使双方政府处于平等的位置，因而完全可以缔结和平条约。……因此，皇帝很可能把他——纳里斯金送回到俄军的阵地上去，因为皇帝知道他的家庭同沙皇特别接近，而且皇帝也不想让沙皇再为纳里斯金的安全担心……
我回到了纳里斯金先生身边。他当时正和我们一起吃晚饭。我叫他对他的将军的命运放心，并把皇帝吩咐的话向他述说了一遍。
与此同时，那不勒斯国王和纳夏泰尔亲王正以他们常见的那种亲切方式在同皇帝交谈。温青格罗德先生被作为战俘送往法国。纳里斯金先生要和他同行，因此，我给了纳里斯金一些钱。第二天，在行军途中，他们的马车追上我们。我又给了他一件大衣，因为当时他身上只穿一件军衣。我的贴身侍从告诉我，他们被置于我们这支纵队的前头，直到远离达格日阿次克我们才同他们分手。他们在一名军官和一个卫兵的监护下前往巴黎。他们的机会不错，当他们过了波里索夫后就遇到了车尔尼舍夫先生和一队哥萨克兵，他们终于获得了自由。
10月23日特雷维佐公爵撤离莫斯科。在撤出前，他按照皇帝的命令炸毁了克里姆林宫和兵营。10月27日，他们来到莫日艾斯克。在那儿，他们花了好几天时间，安排用能够搜集到的车辆载运伤兵回国，然而车辆还是远远不够用。一些谷物运到了那座城市。阿布朗泰斯公爵建立了兵站，把粮食分发给首批到达的部队。
第二天，即10月28日，我们从郊区经过莫日艾斯克，但没有进城。在路边，皇帝停下马来听取关于撤退和分发粮食给伤兵 [ 编者注：他们离开病房后，每人发给了两天的口粮。这是一次极不适当的供应，因为管理这批伤兵的大部分人都没有获得口粮。因而无法给伤员们以应有的照顾。更严重的是，一大批原来住在市外、生活极不方便的伤兵还没有领到口粮就急急忙忙地离开了兵站，赶往那些他们视之为救星，其实是致他们于死地的车辆。他们不久就后悔了，尽管在头一、两天内，他们还能得到人们的怜悯。没有多久他们就懂得了那些忍饥挨饿的人的感情已经麻木不仁。——摘自科兰古的笔记。 ] 的报告。这些行动都是按他的命令执行的。皇帝自己也亲自参加了装载伤兵的工作。他把许多伤兵安里在他自己的车队以及其他所有过路的车辆里。有人警告说这样做不可避免地要带来更多的死亡。然而皇帝没有听从这些警告。根据他的命令，那些离开了野战医院的不幸的人们只要还能坚持，就都被装上了车。他们有的被放到马车的顶篷上，有的放在草料车里。从马洛亚罗斯拉韦次来的已经装满了伤病员的车辆后板上也安排了伤员。这样一来，这些伤兵们都成了皇帝好心肠的牺牲品。皇帝原想把他们带走，以免落入野蛮的俄国农民手里，可是由于旅途坎坷，那些没有累死的人也死于夜晚的严寒和饥饿的折磨。那些负伤的禁卫军官兵和被置于皇帝车队里的伤兵则得到了食品和照顾……但是其他的人呢？由于所有的马车都丢失了，因而没有一个人能够回到维尔纳。就是体魄健壮的人尚且忍受不了这种行军方式，何况伤兵们呢？他们无法长时间地在奔驰的车上抓住车椽。人们不难想象那些不幸的人们的状况了。他们不仅忍受着颠簸、伤病，还要忍受寒冷的折磨。
由疲惫的没有喂饱的马匹拉着的车子，一天要行驶十四到十五个小时。车队不能离开大路，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给我们补充给养。驻扎时，车夫们往往带几匹马离开大路去寻找食物和饲料。不管那里有多穷困，他们总要到被遗弃的村子里和兵营里去仔细搜索一番。他们不知道明天是否能吃上饭，因此不论找到什么食物都要精心地收藏起来。他们甚至常常没有时间生篝火取暖。凛冽的寒风呼呼地刮着。我们从来没有面临过如此悲惨的命运，处于如此穷困、潦倒和绝望的境地。无法逃避的死神好像正从各个方面围攻我军。外科医生和大夫们一没有救命的粮食，二没有治病的药品和绷带，更何况他们也没有自带干粮，因此，他们无法再给伤病员治伤看病，他们不得不躲开那些不幸的伤病员。
在奥尔沙地区，我们不得不穿过一片名副其实的沙漠地带。道路两旁的村庄被部队和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的人流踩平了，食物被吃光了，只剩下一片毫无人迹的荒凉土地。加入我们行列的车队，境遇也是可想而知的。这些车队离开莫斯科时就已载满了难民、妇女和儿童，以后，又不得不接纳在温克瓦和马洛亚罗斯拉韦次负伤的人们。到了莫日艾斯克后，又挤进一批伤兵。这些伤兵被安置在车子的上座、前部、行李后面，或者草料车里。如果车里都塞满了人，他们就被安排坐在马车的顶篷上。据此人们可以想象出我们车队的外观。车子只要稍一颠簸，被放在最不安全地方的伤病员就会摔下车去。可是车夫们对此是不会注意到的。而跟在后面的车夫只要神经还正常的话，也不会刹住他的马车，因为他害怕停下来就会失去在滚滚洪流般的车队里所占有的位置。他只能硬着心肠让马车从落车的伤兵身上辗过去，而随后跟进的马车对这种情况就更是熟视无睹。
我们的军队从莫日艾斯克出发四十八小时后，我见到了生平从未见过的恐怖景象。人们由于对饥饿的畏惧，由于害怕失去在超重了的马车上的位置，害怕又累又饿的马匹会死掉，开始变得冷酷，失去了对同胞的怜悯心。当我说到我曾看见人们是如何驱马在崎岖的道路上狂奔，以便摔下那些使马车超载了的伤病员，我的心至今仍在战栗。尽管人们知道马蹄会把他们踏伤，车轮会把他们辗死，但当他们看到自己的一个同伴从剧烈颠簸的马车上掉下去而使车上没有那么拥挤时仍然会得意地微笑。大家都想着自己，而且也仅仅只想着自己。人们心里盘算的是，他的生命全依靠在车子上能保留他和他的那点食品的位置。为了保存他那最后的一点财产，他宁愿牺牲二十个同胞的生命。人们在心里总是这样自我安慰，在前边一定能够找到食物。但是，除了某些较大的城镇外，比如斯摩棱斯克(那儿有几个仓库)，他们啥也没有找到。人们除了冒着被俘和被杀的危险，到离公路至少一里格外的地方去弄点儿草料外，他们的马匹只能喂些腐烂的玉米和从旧兵营里弄来的稻草。
10月28日，统帅部人员都驻扎在乌斯潘斯科耶(莫日艾斯克到博罗迪诺之间的一座已被洗劫过的庄园)。凌晨两点，皇帝派人来叫我。我见到他时，他正坐在床上，他叫我看看门是否关好了，然后要我紧挨床沿坐下来——这样做是不符合他的习惯的。然后，他同我谈到了总的形势和军队的状况。但是皇帝没有也不愿意承认军队的极端混乱。最后，他要我坦率地同他谈，并讲出我的真实想法。我很乐意地详细地向皇帝谈了我军的溃乱将会产生的严重后果，尤其是严寒将带来的毁灭性的灾难。我提醒他，沙皇亚历山大在接到洛里斯托纳从莫斯科带去的和谈建议时所说的那句话：“现在是我的战役开始的时候了。”我对他说，千万不可把这话视若戏言。随着气候转冷，一切都将更有利于俄国人，而首先是有利于哥萨克骑兵。
“您的预言家亚历山大已经不止一次地犯错误了。”皇帝说道，但他的语气已经没有过去的那种轻松感。
看来，我对现实的估计并没有能打动皇帝。他仍然幻想我军的优越的智力一定能使部队多少抵御寒冷——他们一定能像俄国人一样，采取预防措施，甚至使之得到改善。他没有谈到军队将要在奥尔沙或者维帖布斯克建立冬营的事。他也不可能承认他会被迫在别列津纳河彼岸离军回国。……皇帝仍然盼望着会有一千五百到两千名波兰哥萨克兵能在几天内赶到。在他看来，那样，就能一举改变我军的被动局面，因为他们一定能掩护大军团，让我们的士兵获得休息和食物。自从马洛亚罗斯拉韦次战役后，这些可怜的人们都是靠马肉和一点儿发霉的面糊糊充饥度日。而这后一种食物还只仅仅属于那些参加虏掠的士兵们。其他人就只能靠烤马肉维待生命了。那些喘着粗气倒在路上的马匹总是活生生地被饥饿的人们宰割瓜分了。
我们交谈了一个小时。我们谈到了军队、俄国、波兰、法国的繁荣，以及保持这种繁荣的措施。在谈完这一切后，皇帝谈到了主要问题。他就是为这个问题才派人叫我来的。并且为了引出这个问题，他说了许多无关重要的话。他告诉我说，也许——甚至极有可能，把部队整顿恢复到一定程度后，他立即先返回巴黎。他问我对这个问题有何看法：那样做是否会给部队留下坏印象，是不是重建部队的最佳办法。他说只有那样做才能紧紧抓住欧洲，使一切事情都平静下来。最后，他问我是否不带卫队就能安全地穿过普鲁士的领土。
皇帝又说道，再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俄军的状况也不会比法军强多少。他们也极需休整和重建。冰冻对俄国人来说也像对法国人一样是严酷的。库图佐夫一直在跟踪我们，但他没有进行过一次哪怕是小规模的进攻。这就证明他也缺少必要的力量。我们转移的速度如此缓慢，而且途中常常停下来，按理说，他应该很容易就能赶到我们的前面去。库图佐夫必然知道我们是纵队行军，然而我们却没有看见他的影子。皇帝进一步说道，我们一定能够在斯摩棱斯克看到一支组织完善的法国生力军，同时在别列津纳河看到另一支。……
我对皇帝说，在我看来，形势要比他能看到的和相信的严重得多。我觉得要毫不犹豫地采取补救措施。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他必须给每天下达的大量命令注明日期，就像他从杜伊勒里宫颁布法令一样。
我跟皇帝说，如果欧洲的局势真的到了严重的关头，我就不会因为次要的问题如军队里会怎么说或怎么想而束缚住自己的手脚。我认为他所想的事情是正确的，也是一个忠实的仆人应该劝告主人去做的。他不应该犹豫不决，只要小心地择机行事就是了。至于说到途经普鲁士会不会遇到危险，我认为使用假名旅行是可以避免大的危险，因为事先谁也不会知道这个行动。如果有什么危险的话，我们每天不是都遇到成千上万的危险吗？
我试图想让皇帝了解军队目前的真实状况。我指出，某些军官丧失了勇气，已经涣散的军队因而变得越发难于控制了。那些军官确实让他们的部队完全瓦解了。他们没想出任何办法来掌握自己的士兵，免于同那些忠诚的有色人种的部队交手，因为敌众我寡，一打必然败北。我告诉皇帝说，有关我军的撤退消息和他现时还不愿意承认的我军遇到的灾难，不只在法国，而且在欧洲也会留下深刻的印象，而皇帝的返回必定能够抵消这种印象。
最后，皇帝好像对我的预言不那么怀疑了。他想，只要他在巴黎出现，就能有效地催促和调动各种力量，在三个月内重建一支军队。谈话结束时，他问我，既然我们将撤出俄国各省，我们给沙皇的和谈建议是否会被他接受而有可能导致和平？“情况不会比在莫斯科时更好。”我回答说，“我们撤退的消息只会在俄国人民中引起狂欢。”
皇帝让我离开时，已是五点半钟。他嘱咐我把他的话再好好想一想。他说他跟纳夏泰尔亲王商量此事后还要再同我谈的。
十、饥荒
第二天，也就是10月29日，我们来到了格日阿次克，寒冷加剧了。由于是在撤退的路上，我们常常更频繁地收到从后方寄来的邮件。最近收到的从巴黎寄出的信注明的日期还是九月份。而此刻，通信联络又被敌人切断了。前几天，一支敌军部队出现在我们的交通线上。在博罗夫斯克我们已经感到寒冷。当时虽然地面已经冻结，天气还是晴朗的。夜里，只要生一堆篝火，在野外过夜也还是可以的。而这时，在格日阿次克，人们更明显地感到冬季的威胁。自从离开韦列亚，我一直是步行。白天，我都是跟部队一起行军。我发现这样做对自己的身体很有好处。因此我在整个漫长的撤退途中，我既没有冻病过也没有感到有任何不适。
在格日阿次克，我们得到了一批从法国送来给皇室人员的残余物资。这些物资是由两名步兵押运的。一部分物资在途中被哥萨克人抢走了。我们没有运输工具运送这批物资，只好把它们全都分发光了。统帅部获得的物资特别丰富。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是大家都得到的饮料。我们积蓄力量，养足精神准备日后抵御真正的饥荒。每一个人都获得了一点干粮，甚至还得到一小份饼干。人们不顾夜间的寒冷和几段融雪后泥泞的道路，顽强地长途跋涉。而马匹却是另外一回事。原先蛮强壮的马几乎全死光了。由于缺乏马匹，那些备用的马也套上了挽具。我们当时已经开始遗弃一些车辆了。
到那时为止，跟踪我军后卫的哥萨克骑兵还没有给我们制造多少麻烦。我们的骑兵力量单薄，再加上我军撤退的速度较快，因而无法派出护卫部队，我们也无法获得敌军方面的情报。由于在我们行进的沿途没有哥萨克兵，我军前卫部队派出去袭击敌人的特遣队根本就没有见到一个敌人，而少数农民一见到我军的影子就逃之夭夭。如此轻易就弄到粮草，对我军实在很不利，部队因此而产生了一种虚幻的安全感，掉队的人数增加了。由于不参加特遣队就弄不到食物，人人都想参加特遣队。然而真正的特遣队员和后卫部队掉队的士兵并不都是那么幸运的。敌人每天都能抓获大批的特遣队员以及掉队的士兵。毫无疑问，敌人对这种战法十分满意，所以就很少再冒险闯入到我军的滑膛枪射程以内的地方。
10月30日，统帅部在韦利兹沃过夜。那个曾经是很好的庄园当时连一根椽木也没剩下。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才从废木料中捡到一些材料，勉强为皇帝和总参谋长各拼凑起两间小屋。一张球桌是唯一完整的家具。我们到这里才收到迟来的信件。第二天，即10月31日，统帅部和禁卫军停驻维亚兹马。11月1日一整天，我们都呆在此地。皇帝甚至想都没有想到库图佐夫正在尾追我军，而库图佐夫也没对我军发动攻击。天气仍然很晴朗，皇帝又一次重复说俄国的秋天跟枫丹白露的秋天一样。他还根据那几天特殊的天气判断说，今后十天或者两个星期内气候都不会有什么变化。皇帝对纳夏泰尔亲王说，这是圣·于贝尔时代枫丹白露的气候，人们所说的关于俄国冬天的故事只能吓唬小孩子等等。
11月2日，我们在桑洛沃宿营。11月3日是在斯洛科沃，那天我们遭受到第一次风雪的袭击。大家共同的看法是，前几天敌人不对我军侧翼发动攻击，只是一种让我们放松警惕的诡计，以便在博罗迪诺附近的沃罗洛沃一线发起新的攻击——敌人这时已差不多追上了我军的后卫部队。但是，正如后来我们发现的，事实是当时库图佐夫对我军之所以没有紧追是因为他对我们的行动还不摸底。一直到10月27日以后他才确切地知道我军向他逼近只是撤退的前奏。10月28日，他指示拥有很强大的步兵和骑兵的米罗拉多维奇将军攻击我军，并在我们到达维亚兹马前就切断我军后卫师和主力的联系。
11月3日皇帝在斯洛科沃得知了俄军进攻的消息。他还知道了欧仁亲王、波尼亚托夫斯基亲王和埃尔欣根公爵不得不支援了埃克米尔亲王……达武元帅指挥的后卫部队由于大批因饥饿和疾病而掉队的士兵们的拖累，转移的速度很慢。他们离维亚兹马还有很远的距离。而这时，俄国步兵出现了。由于力量有限，不能同敌军战斗，达武元帅不得不催促部队加速撤退。与此同时，内伊元帅指挥的法军已经在维亚兹马前安营扎寨。欧仁亲王和波尼亚托夫斯基亲王在前几天就知道了敌人正在逼近埃克米尔亲王，所以他们放慢了撤退速度，并在维亚兹马前面进入了阵地，以便等候达武元帅的军团。
农村里出现了大批的哥萨克骑兵，不管我军各部队是多么靠拢，他们还是不断地切断我军的联系。由于我军排成了战斗队形，战斗对我军十分有利，但令人遗憾的是皇帝没有料到库图佐夫采取新的军事行动，而只想到俄军会试图赶到我军的前面去而不是从后面骚扰我们。那一天皇帝一直呆在斯洛科沃，禁卫军保卫着他。战场上没有最高统帅，也就没有统一的指挥和部署。我军勇敢地战斗了六个小时，但都是抵抗敌人的进攻，为此。敌人付出了相当惨重的代价，大批的俄国兵被打死了。他们除了给法军第一军团制造了一些危险外，简直是一无所获。但是这个军团在经过欧仁军团阵地时出现了某些违反军纪的现象，在过桥(在维亚兹马)的时候，这种无纪律的现象更加严重。
到那时为止，凡是在战场上抵抗敌人的进攻(有时是十分猛烈的进攻，连部队的队形都被敌人的炮火打乱了)，第一军团都还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光荣。而这种违反纪律的现象之所以引人注目，那是因为这些勇敢的步兵第一次解散了他们的队伍，迫使他们顽强的司令官作出了让步。我叙述这些令人痛心的事件，是因为这个事件说明了当时我军的处境和遭遇。第一军团在法军中是最好的部队，也是人数最多的部队，完全可以比得上禁卫军。从那以后，它遭受到的打击最重，犯罪现象变得更普遍了。11月3日那一天，波尼亚托夫斯基、欧仁和内伊全都投入了战斗，并取得了成功。
皇帝不得不把指挥后卫部队的任务交给了内伊元帅。内伊的精力和勇气是随危险和困难的增加而增长的。皇帝当时正忙于起草一个命令。这个命令规定了部队在撤退时应采取的队形。他认为这个命令可以纠正人们都在抱怨的种种弊病，可以打击前来袭扰我们的哥萨克人。可是皇帝把这些哥萨克人当成了阿拉伯人。他指示我军应该像在埃及时那样进军，把行李车置于队伍中间，在队伍的一头一尾各置半个营的兵力。几个营成两路纵队保护侧翼。采用这种方法，我们就形成一个方阵，可以朝各个方向开火射击。他说，各单位在转移中可以缩短相隔的距离，而炮兵就在各个单位之间行进。皇帝对这个部署谈了很多。他认为这对军队来说是一种安全可靠的方法。他十分陶醉地说我军能够在斯摩棱斯克占领阵地。
可是，危险并不是来自哥萨克骑兵的攻击。我军只要有一个排的兵力就不用害怕他们。只要士兵们下了决心，就可以击退敌人的袭扰。危险来自饥饿，来自缺乏给养，来自没有后勤补给。这个危险可能导致所有部队崩溃——这是我军疲于奔命的行军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而且还将使沿途的农村受到可怕的蹂躏。本来，我军应该把每天的行程限制在三至四里格，而且选择好路线，好让部队能再走一定的路程到附近的农村去收集粮食。假如这样做的话，我们的士兵就会紧跟军旗前进，而且绝大多数人的性命也能保住。但是敌人也一定会因此而取得某种优势。他们也会赶上我们并从各个方向攻击我们。若要避免这种危险，我们就得忍受其它的灾祸。
皇帝以为俄国人的进攻是他们全军的统一行动，因此他决定停止前进，在斯洛科沃附近集结部队，准备瞅准机会全线反攻，打俄军一个措手不及。皇帝认为俄国人一定以为他们只是在追击法军的后卫部队，如果我们能给俄军一个巨大的打击，就会使他们后悔不该追得太急。内伊将第一军团溃乱的事件向皇帝作了一个令人十分沮丧的报告。任何人收到这种报告都会放弃再搞反击的想法。可皇帝决心不变。内伊声明说他的部队占据了维亚兹马后面一片树林中的一条小道。为了让第一军团和第四军团撤过去，他不得不在天亮前继续他的撤退，以免有丢失部队的危险。他说第一军团的行为给全军树立了一个坏榜样，留下了危险的影响。
尽管这个报告在上午九点钟左右交到了统帅部，皇帝还是要坚持执行他的战略计划。他相信所有的俄军都集中起来了。假使给这支庞大而动作迟缓的敌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打击，就一定能取得辉煌的胜利。因此他留在斯洛科沃，幻想在11月4日彻底地向俄军复仇。但是敌人方面没有发起进攻。内伊那令人丧气的报告倒是接二连三地送来了。同时陆续到达的各部队也送来了类似的报告。这些部队的建制也十分混乱，往往每个部队都掺杂着其他部队的人。11月5日，皇帝不得不重新开始了他的撤退。朱诺将军在全军前面开路，青年禁卫军随后，接着是第二和第四骑兵师，再后面就是老禁卫军、波尼亚托夫斯基和欧仁的军团以及达武的已经瓦解了的部队。内伊元帅殿后。他精力充沛、勇猛过人。他周围的将士都受到他的感染。
11月5日，我们在多洛哥布什过夜。我们有规律地连续收到了从法国送来的信件。三十六小时以前还较暖和的气温突然急剧下降。我们没有收到有关敌人方面的情报。库图佐夫是尾随我们后面还是绕到我们前面去了？这种疑虑增加了皇帝的困惑和焦急。
11月6日，统帅部来到了米海洛夫卡。这一天，我们得到了一个坏消息。当时皇帝最关心的事情就是他的撤退对德维纳河部队的影响，而他最需要的就是那里的军团获胜的消息。然而有关马莱叛乱的第一个消息使他变得非常不安。
马莱是一位前将军，被一所秘密收容所看管着。他企图通过伪造一个议院的布告和散布皇帝已经战死的谣言来发动一场共和革命。10月22日夜间，马莱逃走了。他的谣言在某些具有共和思想的军官和巴黎卫戍部队中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以至使得政府从午夜到第二天上午九点钟以前都处于瘫痪状态。在这段时间里，他把警务大臣(罗维戈公爵萨瓦里)和巴黎警察厅长(帕斯基埃)逮捕了。巴黎卫戍司令官于兰将军在枪战中身负重伤。
这次叛乱注定是要失败的。皇帝在得知这一消息的同时也获悉所有的叛乱分子都被抓获并被送上了法庭。然而，他们如此大胆的企图，竟敢在巴黎进行这样的叛乱，这给皇帝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起初他对这次平叛的结果很不放心，不相信政府已经逮捕了所有叛乱分子并掌握了这个事件的一切线索。直到他又收到三、四封信件后才算放心。我们没有收到私人信件，因此，我们只能通过皇帝来了解此次事件。皇帝把它说成是一个疯子煽动的一场毫无意义的暴乱。那一天，除了纳夏泰尔亲王外，他没有同谁亲切地交谈过一句。他在同贝尔蒂埃的谈话中表示不能原谅警察厅长。他认为在那个疯狂的事件中，即使有那么一些追随者，数量也绝不会多。
马莱是在10月22日到23日夜间将他的计划付诸实施的。他伪造了一个下达给警察厅长、军队和监狱看守的命令。在某个监狱里关押着拉奥里将军和古代尔将军。这两位将军都在叛乱中成了马莱的工具。根据警务大臣说的情况看，拉奥里将军和古代尔将军开始时也被叛乱迷惑住了。他们一同去占领兵营，而郡守(弗罗肖)竟愚蠢地为新政府准备了会议室。苏利埃上校和拉布上校以及其他一些军官也被叛党欺骗。他们带出了部队。这样一来就有可能逮捕警务大臣和警察厅长。前者是在床上被抓走的……与此同时，马莱前往卫戍司令部。于兰将军开枪反抗，结果他的下颚被手枪子弹击碎。但是拉博德上校和其他一些军官从最初的迷惘中清醒过来。他们看清了叛党原来没有几个人，于是身先士卒，带领一些部队救出了警务大臣。从那一刻起，政府又重新控制了本来不应失去控制的局势。三个叛党首领被逮捕了。当时在巴黎，这个事件几乎没有为人们所注意。到上午十点钟，各处的秩序都已经恢复。
根据呈交给皇帝的报告，郡守弗罗肖是该受到诅咒的。以后的消息也肯定了这种看法。
与警务大臣不同，陆军大臣对这次叛乱持有另外的观点。
皇帝说：
“克拉克将军相信这是一个范围涉及很广的阴谋，还有其他一些更重要的首领逍遥法外。萨瓦里不同意这种看法。开始时，关于我的死的谣言使大家都惊慌失措了。对我表示忠心耿耿的陆军大臣匆匆忙忙、衣冠不整地跑去兵营向罗马王 [ 注：拿破仑·波拿巴的儿子，拿破仑二世。 ] 宣誓效忠并把萨瓦里从监狱中放了出来。于兰表现了一点勇气。只有拉博德的头脑还比较清醒。郡守和上校们的行为叫人简直没法理解。”
皇帝痛苦地说道：
“那些过去经过锻炼都还未能对荣誉和忠诚树立起坚定信念的人，我又怎能给予信任呢？我憎恶郡守的软弱和忘恩负义，还有巴黎卫戍部队的上校——我手下的一个老兵也是这样。他们有今天，全都是靠着我。”
这些最早的消息使皇帝急于获得更多的信件，以便了解对叛乱调查的结果。
皇帝说：“这次造反不是一个人搞得起来的。”
11月7日，在去勒沃的路上，他一再问我有没有看到信使。后来传来的消息证实了罗维戈公爵的报告。但是克拉克将军仍然坚持说这个事件背后有一个涉及面很广的阴谋集团。他的报告使得皇帝总是惴惴不安。那些牵涉到事件中去的人们也使他十分气恼。他喋喋不休地谈论那个事件。
“拉布是一个傻瓜，”皇帝对我说，“一张盖了章的铅印纸就能将他哄住。但弗罗肖毕竟是个有头脑、反应灵敏的人。他怎么会受骗上当，陷了进去呢？他是一个老雅各宾党。共和国一定又一次把他迷住了。他习惯于革命——我认为他对这次叛乱头目的出现是毫不惊奇的。他认为我的死倒是完全可能的。在考虑他的职责以前，他一定先考虑如何保持他的地位。他一生中一定宣誓过不下二十次。然而他忘记了效忠皇权的那一次宣誓，如同他忘记其他许多次宣誓一样。作为巴黎的主要行政长官，弗罗肖在他的威利旅馆，在他自己的官邸，居然会为叛乱分子准备了会议室。他也没有询问一下情况，没有采取一个最简单的反对措施，他甚至没有做出一点拥护他的合法君主的姿态——他一定是阴谋集团中的一员！轻信一个像弗罗肖这样的人真是不可思议。康巴塞雷斯和萨瓦里犯了一个大错误，居然没有把他逮捕起来。他是一个比马莱更大的卖国贼。马莱总是在策划阴谋，我已经原谅他四次了。对他来说搞阴谋诡计就是他的职业。我的宽容反而使他感到压抑，他是一个疯子。
[ 编者注：1804年6月，马莱在昂古莱姆指挥一支军队。那儿的地方官员提出撤掉他的职务。第一执政(即拿破仑)只是调换了他的驻防地点。他被派到了萨布尔多隆。1805年3月2日，为了进一步清除旺代地方当局的官僚，马莱被列入了退休名单。他求助于皇帝。后者于当年8月26日把他召回，让他继续服军役。1806年5月31日，马莱因经济上的非法活动而退役。但是这个决定从来没有实行，马莱还是继续拿军人的薪金。1808年，因图谋造反，他作为一名政治犯被监禁在圣·佩拉热。1810年6月他被转移到迪比松博士私人办的精神病院。 ]
“可弗罗肖呢？他坐在议院里，是法兰西重要领导机关的首脑，我给了他很多荣誉。可是一到时候，他的卑劣品行和背叛行为就全部暴露出来了。其实他就是失去现在的地位也用不着担心会挨饿。可现在呢，他已经丧失荣誉。难道他把地位看得比荣誉更重要吗？即使马莱让他当上了总理大臣，那也不会使他免于因背叛自己的职责和恩人而大丢其脸、名誉扫地。我知道人们不能信赖那些把自己的职业变成商业手段和投机生意的人。他们会为了高官而铤而走险。他们会投靠那些能满足他们权欲的人。但弗罗肖这个人是行政首脑，是有地位的人。他有自己的孩子。他应该给他们树立起忠于领袖的榜样。这是最起码的责任啊！我不能相信这么一个卑鄙的家伙。”
很明显，皇帝的感情受到了伤害。
“法国人像女人一样，”他说道，“你不能离开他们太久。这是事实。假使他们离我太远，又没有关于我的消息，你简直弄不清什么样的阴谋家会去接近他们，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如果俄国人消息灵通，他们绝不会对这类事件袖手旁观的。法国也难免不再出事。”
从皇帝同我的另一次谈话看(他同迪罗克和贝尔蒂埃也谈过，他们俩都向我重复过那些话)，皇帝已改变了对警务大臣的看法。他理解——或许比在巴黎的人更理解罗维戈公爵怎么会受惊和被抓走。尽管暴乱只是由马莱一个人计划和策动的，可是克拉克还是怀疑叛匪存在于各个社会阶层。受到损害的弗罗肖的名字也对皇帝的这种看法有着很重要的影响。
巴马亲王(康巴塞雷斯)和罗维戈公爵幸运地坚持了不同的意见。后者不断地把拉奥里描述成一个很容易受骗的人。他事前对有关叛乱的事一无所知，直到马莱他们把他从监狱里请出来，他才知道事情的真相。巴黎警察厅长和其他一些人的报告也持同样的说法。
尽管所有的罪犯都被带上了法庭，整个事件已告结束，但是马莱胆大妄为的榜样以及郡守弗罗肖的行为都使皇帝产生了很多想法。他特别关心的是这个事件对欧洲所产生的影响。尽管事件的结局已经表明这种事情是不能成功的，但对皇帝来说，产生这种企图的可能性就是对他的权威的沉重打击。这种企图还将是产生麻烦的根源。它只能给那些个受雇于英国政府的狂徒火上加油。如果皇帝是在巴黎，他一定会在一天内就忘记这个事件。而现在他远离法国达六百里格，而且整个世界在一段时间里将得不到关于他和他的军队的消息，因而这个事件注定会引起他的焦虑。皇帝担心其他的阴谋家会看到，一个与外界隔绝的人制订的计划，能够在他离开监狱后产生如此巨大的力量。他仅仅凭着一个谣言就把首都的心脏搅得天翻地覆。同时这个事件还是在一个坚强而警觉的政府的鼻子底下发生的。阴谋分子会不会在这个事件的诱导下再搞叛乱呢？这就是当时萦绕在皇帝和我们心里的问题。而我们的处境又使我们把这些问题看得特别严重。
这个困扰着皇帝的严重消息已经破坏了我们在米海洛夫卡的军事计划。这个计划是我按照皇帝的命令制订的。他曾令贝卢诺公爵(维克托元帅)重新攻占波洛次克，而且他声明法军将在斯摩棱斯克占领阵地。11月6日，作为皇帝计划的一部分，他派遣欧仁军团离开大道向杜克赫夫青纳转移，以便同主力遥相呼应。但是普拉托夫跟踪追击着欧仁亲王，正如后来我们在斯摩棱斯克获悉的，库图佐夫当时正在与我们平行前进。他们经埃尔马柯瓦向耶耳尼亚进军。皇帝曾在好多天里商讨他的部队要在斯摩棱斯克进入冬营的计划。而在那一天，他公开宣称军队将在维帖布斯克和奥尔沙进入冬营。
11月7日，我们来到了勒沃。天气越来越寒冷。然而大家都想着皇帝曾说过，当我们进入斯摩棱斯克冬营的时候，我们贫乏的日子就会到头，因而我们那些最不幸的时刻也就过去了。这使得每一张疲乏的脸孔上都有了一点生气。从已接近斯摩棱斯克的军团官兵到内伊军团的后卫部队的每一个人都想到了幸福的时光和美好的前景。即便是最悲观的人也提高了信心。大家都相信斯摩棱斯克是富足的，我们在那儿已经建立了兵站。皇帝尤其被这种想法所陶醉。他屡次提到这一点，他已经开始设想他的整齐威武的军队的阵列。
气温已经很低，而且还在继续下降。但是天空还是晴朗的，太阳也出来了。然而从米海诺夫卡出发后，沿线都是那些倒毙的士兵，真是满目凄凉，惨不忍睹。许多伤兵是饿死和冻死的，死后被护送他们的人遗弃得到处都是。道路上还充斥着掉队的士兵。当时，混乱的现象还不很严重，一些士兵簇拥着他们的军旗以便能够分享期望中的给养。皇帝看到这种情形，也得到一时的安慰。那一天晚些时候，空气变得潮湿了，似乎有冰雪融化的迹象。那样一来，我们的炮兵和车辆就难于行进了。幸运的是地面上又霜冻结冰了。假使道路被破坏，车、炮就会全都陷进泥沼中。这时，向维帖布斯克撤退的欧仁亲王正受到普拉托夫和他的哥萨克骑兵的紧追。
11月8日，统帅部来到了别列德科诺。有一会儿，皇帝甚至想自己先行前往斯摩棱斯克。但是当时地面的冰雪开始融化。后来降大霜，地面又冻结了。这就使得道路难于通行，晚上就更是如此。由于担心他的离开会带动一大批掉队的士兵，从而造成斯摩棱斯克夜间的混乱，皇帝终于决定等到第二天再出发。在这个问题上，他是谨慎的，因为那些赶路的步兵已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
现在，几乎大家都步行了。皇帝的座车紧跟着行进中的禁卫军。他的身边是纳夏泰尔亲王。皇帝每天也两、三次下车步行，走上一阵再上车。有时他跟亲王的副官攀谈，有时向我的部下了解情况，有时又同他自己的一个侍从聊天。一路上，道路和车辙两边倒卧着一些冷死、饿死和累死的人。从来没有在哪个战场上呈现出如此可怖的景象。然而，正如我所说的，人们还是不顾这不幸的遭遇和可怕的场面顽强地行走着。晴朗的天气使人们能看到远处斯摩棱斯克的塔尖。阳光照得它熠熠闪光。这使得那些痛不欲生的伤病员也振奋起来。
这一天是11月9日，大约是在中午时分，斯摩棱斯克又一次进入了我们的视野。皇帝已经根据形势的要求事先安排了军队的部署，此刻他又忙于计划给各部队分发给养。不幸的是，仓库物资的储存状况竟同他的希望和普遍的需要完全不相适应。由于没有多少人回到自己的部队中去。这样，我们就只满足了所有那些归队的上兵。这件事确实关系重大，因为勇敢的人们应该受到军团的各种物资奖励。可惜，这些士兵的数目并不是非常大的。斯摩棱斯克总督(夏庞蒂埃将军)只是在五天前才知道我们撤退的消息。他尽了自己的一切努力来为我军的后卫部队烘烤面包，还给他们准备其他一些物资。这一切都是做好后马上就送走了。……他只有几个为数不多的面包师，而且部队的迅速运动也使他难于事先安排好大规模的烤面包的工作(事实上，他只保留了一个空头衔)。这样一来，即使这个城市可以提供某些物资，我们也不能全部加以利用。
当时，大家都只顾着自己的安全，一声不响地尽快赶路，似乎逃避危险是一个很大的秘密。许多军官，甚至一些高级军官，因顶不住恶劣环境的压迫，也给那些乌合之众带了头。他们离开了自己指挥的部队，赶到了纵队的前面，以便能弄到一些吃的东西。
正当我们在斯摩棱斯克停留时，一场新的灾难又降临到皇帝和军队的头上。那次损失之所以被称为灾难，是因为它不仅暴露了我军的侧翼，而且使我军不能再获得有生力量的补充。假使有了那支生力军，我军就可以恢复士气，打击像我们一样疲劳的敌人。皇帝原指望新从法国派来的巴拉格·迪利尔军团能加强大军团的力量。他曾命令这个军团占领从斯摩棱斯克通向耶尔尼亚的大道上的阵地。但是这个军团的前卫部队在奥热罗将军的指挥下只在拉彻沃占领了一个很脆弱的阵地。奥热罗将军本来对那儿的地形就没有仔细侦察好。他的部队配置就更糟了。11月9日，他受到俄军的包围、攻击，并且被俄军俘虏。俄军一直监视着这支法军的动静。农民们向他们提供情报。他们发现奥热罗将军没有派出警戒部队，于是就利用这一疏忽发动了攻击。拥有二千多人的奥热罗将军向俄军的一支前卫部队投降了。假如将军还记得他曾享有的威名，他就应该俘虏这支俄军前卫部队的半数以上。
这次损失是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它不仅使我军失去了一支急需的生力军，失去了对我军来说极其宝贵的粮食储藏，而且这个损失还鼓舞了我们的敌人。那些看着我军从撤出莫斯科后遭到了千辛万苦的敌人，面对这一连串的成功居然不知所措了。当时在场的军官们都痛苦地谈论着这次损失。他们没有替将军们的过失寻找借口。皇帝却把这次失败归咎于我们连续不断的撤退。他曾经也认为这种撤退是必要的。他认为放弃斯摩棱斯克直接导致了这次失败。几个月以前，或许甚至在几天以前，他还希望当他进入冬营时，我军已把斯摩棱斯克建成了他的前卫部队的主要基地。
从那一刻起，他就意识到了在维帖布斯克和奥尔沙进入冬营已经是不可能的事。就在四十八小时以前，他还大谈要把那儿的住房修缮一新。在斯摩棱斯克停留期间，皇帝得知内伊将军指挥的后卫部队在多洛哥布什前同哥萨克骑兵发生了激战。看来，一切困难都在瞬间向皇帝头上压下来，而且好像非要把他压成粉饼不可。正如我刚才说的，既然这个事件已破坏了我军在维帖布斯克进入冬营的计划，皇帝不得不下令召回欧仁军团。
在没有耽搁全军撤退的情况下，皇帝尽了一切努力来重新组建各个部队。军团把大量的粮食分发下去了。我们还采取了措施，在奥尔沙或者皇帝认为其他较易囤聚粮食的地方进一步给部队提供给养。他还忙于指挥把那些地方军械库里的东西运走。好像我们的马车除了拉我军现有的装备之外还有多余的力量似的。好像所有这些战利品(皇帝是这样叫的)留在斯摩棱斯克比我们每天沿途遗弃在路边对敌人更有利一些似的。
进入冬营的想法仍然萦绕在皇帝的心头。当时，他已不能更富有远见地判断事物了。毫无疑问，如果我们能及时地做出一些必要的牺牲，我们就能保存更多的力量。本来需要用六匹马拉的大炮或者车辆，我们只用两、三匹可怜的马来拉。在一定的时候舍不得丢掉一、两门炮或一、两辆车，结果在以后的几天我们不得不丢掉五、六门炮或者车辆。我们每天只计划当天的事情，全没有考虑得长远一点。正如一句俗话所说的，“我们拒绝向命运让步，却不得不让魔鬼大捞一把。”
皇帝似乎在期待着出现某种奇迹来改变寒冷的气候和结束我军正在崩溃的现象。这个现象是由从各个方面向我们袭来的困难所造成的。他把他的全部精力都放在禁卫军方面。这支军队至今还团结在一起，因此他希望把它从灾难中拯救出来。有一天，禁卫军一位指挥炮兵的将军大胆地建议舍弃几门炮，以便使马匹不至于太疲乏。他们的马匹早已劳累过度，已经减少到不敷使用的数量了。但是皇帝没有采纳这个建议。我们的将军和军官们看到当时的处境是多么绝望，所以他们不愿把那几门炮再多保留几天。他们知道，就是过几天，那些炮终究还是要丢掉的。一般来说，他们对战争已经十分厌倦了，都渴望能得到休息，渴望到达一个少一点敌意的国家里去，渴望着早日结束这漫长的旅程。然而这一切都是无法实现的。他们看不见脱离困境的出路，因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当时的问题以及降临到我们头上的灾难都显得麻木不仁。他们只希望这种灾难对皇帝应是最好的教训，从而使他的野心稍微有所收敛。
我相信人们能够想象得出，我军遇到的那些无法躲避的困难对官兵的情绪产生了何种影响。你也可以想得到，由于官兵们都不愿意克服这些困难，我们遇到的麻烦又增加了多少倍。许多军官们把那场灾难称作“教训”，也许你会因此而认为那场灾难不会太严重吧。看到他们是那样的冷淡，你一定不会想到当时皇帝正在吸取这个用法国人的鲜血换来的教训吧。皇帝当时目睹了我们的可悲的困境。他就是生活和行进在这些混乱和颓败的人群中间，因此即使是那些具有最强烈共和思想的人也原谅了他，没有同他争论，也没有承认灾难降临到了我们头上。
唉！皇帝的一些做法纯属自欺欺人。由于这个缘故，我军还在继续瓦解。统帅们从我军的极端困难中看到了未来的安全。皇帝对我军的损失也看得不那么严重。实际上他还是相信他的灾祸很快就会结束。他能够让他的军队驻扎下来以便进行重建。他坚持要把一切都随军带走，把一切都要保存住。这样做只能导致把一切都丢光。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这个错误充分证明了皇帝对现实还存在着幻想。由于命运女神多年来总是对他特别青睐，他此刻怎么也不能相信她竟会突然抛弃自己。
那时候，我日夜都在忙于重建皇帝的车队。我预先就命令过，要给每一匹马钉上带有三个尖头的防滑铁。我不惜用重金雇佣军械库里的工人在晚上做这个工作。白天，他们为炮兵工作。我把花钱购来的所有粮食装进那些车里。由于马匹死亡，我把许多货车和客车都烧了——这是我在到达斯摩棱斯克前的最后那十天里逐步采取的一项措施。因此，我节省了很多人力物力。皇帝不大同意我这样做。看到他这么不情愿，我也不再向他汇报这类事，一切责任都由我自己来承担，而且我自己只保存一辆车来载送粮食和伤员(车中载着博沃·马伊和博塞，后者患有痛风)。这样，我就给全军树立了一个榜样。大家都丢掉了那些病残的或者筋疲力尽的马匹。在斯摩棱斯克停留了四十八小时后，车队又秩序井然地列队上路了。
在斯摩棱斯克停留期间，皇帝每天都骑马外出。他视察城市及其郊区，仿佛他不打算放弃它似的。他开始变得忧心忡忡。欧仁军团受挫的消息更增加了他的愁思。他亲眼看到了那些穿过城市的部队。我想，那种情景要比他曾经所愿意承认的灾难要严重得多。但是，他又安慰自己，整个战役的结局绝不会像当时人们所想象的那么悲观。因此，他又打起精神。皇帝毫不怀疑当他跟沃耶里尔和德维纳军团会师以后，就能使部队进入冬营。他还盼望着在波兰征募的哥萨克部队的到来。他曾经宣布过我们能在斯摩棱斯克附近遇到这支军队。在这个问题上，是他判断失误呢，还是想让他周围的人有一种虚幻的希望呢？我也弄不清楚。然而事实上，在波兰，人们并不忙于进行这种征募。
我们同欧洲的通信联系又被阻断了几天。我们既没有法国方面的消息，也没有维尔纳方面的消息，连德维纳军团的情况我们也一无所知。这是皇帝最为关心的问题。他表现出泰然自若的神情和坚韧的性格。那些接近他的人会因此感到生气，但这样做对鼓励那些垂头丧气的人们是合适的。所有有钱的人(当时每一个人都有一定数量的钱)都在斯摩棱斯克获得了补给。从法国运给皇室人员的干粮和运给全军的粮食也已运到了该城。进入斯摩棱斯克后，皇帝的葡萄酒零售商就像投机家一样出售大量的葡萄酒、白兰地和酒精。他将其全部储存的酒按重量兑换成金币。我们一路上吃了那么多苦头，所以士兵们都愿意花光他们所有的钱来换取一杯白兰地。
十一、冰天雪地
皇帝在作出了给埃尔欣根公爵提供足够的面粉的保证后，于11月14日离开了斯摩棱斯克。埃尔欣根公爵的后卫部队在当晚将抵达这座城市。我们很早就到达了离斯摩棱斯克只有十五英里的科里特利尔。道路蜿蜒在非常崎岖的丘陵地带，因此我们很难追上头一天就出发了的车队。陡峭的山坡上覆盖着冰雪。在那一带农村里，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倒卧着的被遗弃的马匹。这些马已经奄奄一息，再不能站立起来了。军官们是那样不负责任，骑手和马车夫们又是那样疲惫。他们的时间都用在赶路和寻找食物上。因此像骑兵一样，我们的炮兵也没有给一匹马钉上适合在雪地里奔跑的防滑铁。
到达科里特利尔后刚一个小时，我们就获悉在离我们一里格远的地方，哥萨克人刚刚袭击了我们的一个小停炮场和那支押送从莫斯科运来的战利品的护卫队 [ 编者注：在损失的战利品中包括伊万·韦里奇敬堂上的十字架。拿破仑原打算把它放在安瓦利代斯的圆房顶上。——据卡斯特朗的《日记》。 ] 。更重要的是，皇帝的一支车队也进入了那个停炮场。当时，那支纵队停在山前，准备成两路纵队登上一座冰雪覆盖的山岗。当那支纵队的前队和后队中间拉开了一段距离时，哥萨克骑兵便趁机袭击了他们。那支车队的护卫力量有限，无法保护整个队伍。哥萨克虏夺了大约十匹马和皇帝的一些物资。车夫们在慌乱中把车翻进了一个山涧，所以敌人只抢走了一些车中的东西。装载地图的马车也在其中。那个炮兵部队损失了一半力量。统帅部的大部分军官，包括我在内损失了全部私人财物。
丢失地图使皇帝最为生气，尽管他没有流露出一点不高兴的表情，即使是对他的仆从也没有表露过。这个事件使大家都更谨慎小心了。四十八小时之内，所有落在后面弄粮食的人都回到了大道上。我们所处的形势使每一个人都存有这样的疑问，把那些我们无法供给粮草的士兵集合起来是否明智。
晚上，皇帝派人来叫我。他跟我谈了前一次谈话的内容，即关于他返回法国的必要性。他又一次向我提出曾经谈过的有关军队的问题，在普鲁士境内通过的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他还问我是否考虑过那个计划。他开始意识到部队的瓦解，但是想到能同别列津纳河上的军团会师将能迅速地重建部队的秩序，他又振作起来。到时候那些组织健全的部队就可以充当后卫，守住阵地，而他也就可以把从莫斯科撤下来的部队集合起来。他又一次同我谈到了几天内将有一支波兰哥萨克骑兵加入我们的部队。皇帝还自我陶醉地说他能够控制形势，争得主动。一旦他掌握了明斯克的仓库，他就能够稳操胜券了。
“我采取的每一个措施，都是为了增强部队的实力。”皇帝同我说，“库图佐夫在行进中很可能会被拖垮。他将越来越远地离开他的预备队。他将被丢在一个已经被我们吃光用光了的乡村里。在我们的前面，仓库里有大批物资供应，而俄国人却会在那儿活活饿死。”
尽管皇帝试图给别人留下一种乐观的印象，但他自己还是陷于痛苦的忐忑不安。使他最感烦恼的是没有来自法国的消息。在这一点上，他从不在我面前掩饰。我们被迫通过波兰人或者其他被我们用重金收买的人给维尔纳方面送去一些短笺。我们常常只是要求他们带上一份便笺到某些邮局去投递。这些邮局同德国的通邮还没有中断。有一天我们付给一个犹太人二千五百法郎，托他把一封很简略的信送给帝国大宰相。给那个人送行的达律趁机给他的妻子也写了几行字。后来只有这张纸条到达巴黎。为什么会这样呢？伯爵夫人自己也弄不清楚。她获得了她丈夫写给她的信，皇后却没有收到皇帝写的一个字。警察部门和邮局因此查了很久。达律先生的信件先是使他的家庭欢天喜地，接着又在巴黎引起了轰动。达律夫人到处展示这封信。有人怀疑这封信是不是真的，而她丈夫的亲笔字具有最好的说服力。猜测到处蔓延开来。我们一些人伪装成俄国官员或者当地人去投递信件，可是由他们发出的许多信件，只有一、两封到达了目的地。由于公事都是用密码写的，皇帝对遗失这类信件并不太重视——除非是那些意在告诉巴黎和维尔纳的人民关于军队和他们在军中的亲属的信件。可是，后方并没有得到多少这方面的消息。
欧仁军团重新加入了主力部队以后，我军便成一路纵队沿着同一条道路撤退。道路十分狭窄。你可以想象出部队有多么混乱。蜿蜒曲折的路上覆盖着冰雪，就是步行也十分艰难，更不用说行车走马了。每时每刻都有货车和客车在雪地上翻倒，把道路堵死。大家都是匆匆忙忙的。没有谁会去维持正常的秩序从而给自己添麻烦。军官们所要求建立的某种服从只是在很短的时间里照办了。总参谋部也没有下达任何指示。像往常一样，机断专行的权利交给了各部队的司令部——除非根据需要必须撤消他们下达的命令。当时军官们都看到了局势险恶，但他们又不采取措施来扭转这种局势。他们认为即使那样做了，士气也不会维持多久。
一个人在挨饿，在寒冷的气候里手指都冻僵的情况下，你怎能让他提供严格、周密的服务，或者进行什么耐力的试验？在不停顿的转移途中，由于参谋军官们的马都死了，他们不得不步行。你怎能让他们去传达命令？当全军都堵塞在一条路上，侧翼就是敌人的哥萨克骑兵。既然无法摆脱这些敌人，你又如何部署战斗？我军当时已没有一支适合作战的骑兵旅来掩护“大军团”的转移。那些疲惫不堪、没有钉冰钉的马如果不是由于人们死劲勒着缰绳，它们是无论如何都不愿意再多走一步的。如果不动用力量已大大削弱了的禁卫军，我们就没有足够的骑兵去执行一次远距离的侦察任务，或者去探明敌人阵地的情况。而禁卫军仅有的力量又是绝对不容轻易动用的，我们对此也就不抱幻想了。11月13日，在敌人开始对我军采取军事行动以前，皇帝也清楚地了解我军所处的困境。
我们找不到一个农民或者别的什么人来当向导。我们也无从了解敌情。波兰军团和禁卫军的某些分队曾被派出去侦察。他们只是在以多胜少的情况下杀死了几个哥萨克人，然后就被迫撤回来。他们没能带回一个俘虏来让我们了解附近的敌情。就像一个被放出来呼吸新鲜空气的囚犯一样，我们对周围发生的事情全然不知。皇帝在斯摩棱斯克时就评论说，俄国人打败了巴拉格·迪利尔后，一定会被胜利冲昏头脑，因此会轻举妄动；库图佐夫也会被迫丢掉他的懒散作风；而我们禁卫军的团结和英勇，一定会像一场战斗的结局那样使他信服，我们还是一支有力量的军队。
我们到达克拉斯诺时，就同米罗拉多维奇的军队发生了战斗。这支俄军包括奥斯特曼·托尔斯特瓦师和奥雅罗夫斯基师。另外还有一些骑兵部队。这支敌军已经占领了道路左侧梅林诺村附近的阵地。我军派特雷维佐公爵率领青年禁卫军和老禁卫军的荷兰师同敌人进行战斗。他们挡住了俄军的冲击，并且成功地挫败了他们，保证了我们沿道路行进的部队没有被敌人切断。皇帝前往战斗激烈进行的地方，并在那儿一直呆到形势变得严重的时候。我的随从副官吉罗先生在这场战斗中受了致命伤，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大腿根部。
开始的时候，皇帝倾向于相信敌人的这次攻击是整个进攻的一部分。然而米罗拉多维奇的犹豫，他在我军刚采取行动时就撤退，这使皇帝认识到我军只是和一支独立的敌军发生一场有限的冲突。他们不过是想袭扰我们，迟缓我们的撤退。直到库图佐夫率领全军赶到向我们发起攻击，皇帝在第一眼看到敌人时就下令达武元帅和内伊元帅加速行军。他多次重复这道命令。他还决定自己停下来，以便得到更多的关于库图佐夫运动的情报以及我军落在后面的部队的情况。
有关的报告表明，同我军对峙的这支敌军，力量是相当强大的。从我军前方不断送来的报告也向我们证实了我们与欧洲的联系不时地被俄军的分遣队切断。我们甚至从掉队的士兵那儿了解到，离我们不远的左侧村庄也已经被敌军的步兵占领。所有这些情况都更加使皇帝下定决心在克拉斯诺呆到16日。他开始着手准备一场战斗。他认为只有远远地赶走敌人，防止他们不断地骚扰我们，才能救出后卫部队。只有发动一场凌厉的攻势，才能向俄国人表明，不管是我们的勇气还是我们的刺刀都没有被冰雪所冻结。皇帝决定在夜色掩护下进行一场奇袭。
他原先打算让拉普将军指挥这次攻击，甚至已经向拉普下达了命令。后来，皇帝改变了决定。他把进攻的指挥权交给了罗歇将军。11月16日天亮前两小时，罗歇将军指挥的法军向奥雅罗夫斯基的俄军发起了攻击，结果俄军步兵的大部分不是被杀就是被俘，残余俄军撤到卢基诺去了。这次战斗的成功和我军的勇敢行动迫使其他俄军也撤退了。但是，皇帝从俘虏那儿了解到俄军主力现已集中到了附近地区，因此他决定对敌人采取攻势。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来保护欧仁军团以及跟在他后面的其他部队。此时皇帝和他的部队身处战场，他却为欧仁亲王没能率领部队赶上来而担心。他原来命令欧仁军团紧跟在我们后面，可是后者只能在11月15日晚一些时候从斯摩棱斯克出发，……11月16日他同开上来的米罗拉多维奇打了一仗。那些被敌人赶到他的前卫部队来的掉队的法军士兵第一次使欧仁了解到大量的敌人就在附近。
皇帝根据枪炮声和从离队的士兵那儿得知，俄军正在攻击欧仁军团。这个军团迟迟不能赶上主力使他十分忧虑，因此他命令他的随从副官迪罗斯内尔将军指挥禁卫军的两个轻步兵营，携带两门炮先去援救欧仁，以便帮助他们摆脱俄军的包围。迪罗斯内尔将军冲在由布瓦耶将军指挥的大队人马的最前面。他们刚刚越过皇帝后卫部队的炮位就遭遇大批哥萨克兵。哥萨克兵看到这支法军就逃走了。迪罗斯内尔将军转到大道的左侧，以便更容易地调动部队。在离卡托瓦村还有一半路程的地方，他看到在大道的另一边，有一支很强大的俄军骑兵。那支队伍就在他的大炮射程以内。为了应付突发的战斗，他把部队布列成一个方阵，并向敌人发射了几发炮弹以弄清他们的意图。敌人也进行了回击，但没有采取别的军事行动。迪罗斯内尔将军懂得皇帝交待他的牵制敌人的重要性，而且也完全信赖他指挥的这些老兵，因此他毫不犹豫地指挥部队继续前进，而把敌军骑兵部队留在了后面。
当他看到大队人马的俄军部队后，迪罗斯内尔将军几乎来不及让大炮开火，就遭到敌人骑兵和炮兵的猛烈射击。他再一次把部队列成方阵。敌人骑兵妄图冲散这个方阵，但是没能得逞。法军沉着、勇敢地击退了俄军的多次进攻。然而敌人还在源源不断地增加援兵。整个乡村地区到处都是俄国兵。如果不想让禁卫军的这六百名官兵——全军仅存的一支完整的力量去冒险的话，就必须迅速撤出战场。因此，迪罗斯内尔将军开始组织有秩序的撤退。尽管他们遭到敌人强有力的攻击，并被追击达一里格之远，他还是缓缓地、秩序井然地边打边撤。后来敌人的骑兵停止了进攻。敌人的炮火使这支法军损失了一些士兵。
迪罗斯内尔将军回到主力时，刚好拉图尔·莫堡将军奉命率领一个骑兵团出发去解救他们。皇帝曾经十分担心，深怕他的这支禁卫军进入战斗后被敌人切断退路，不能同主力会合。他派出去侦察的小队也无法越过敌人的封锁，进入迪罗斯内尔的部队。而现在这支部队回来了，皇帝真是大喜过望。他更高兴的是欧仁军团的到来。这个军团正是由于迪罗斯内尔将军有效地牵制了敌军才得以突围出来的。皇帝邀请欧仁一同吃晚饭，同时也邀请了他多次赞扬过的迪罗斯内尔将军。
和欧仁军团会师使整个事件有了转机。这个事件曾使皇帝的所有计划陷于混乱。本来，要是敌人决心再大一点，至少是可以把我们的后卫部队一口吃掉的，同时也在精神上打击了我军。但是皇帝战胜了困难，危险越大他也变得越顽强。为了使自己振作起来同噩运作斗争，他宁愿战斗，也绝不抛弃达武元帅和内伊元帅。他重复着早先发出的命令，叫他们加快撤退的速度。但是路途是畅通的吗？命令如能送到他们那儿，他们能及时赶到这里与主力会师吗？
皇帝曾期待着敌人某种形式的局部进攻，他弄不清俄军采取的是什么战术。
“如果库图佐夫不打算大干一场，而只是沿着这条被破坏了的道路跟着我们，他是永远不会犯错误的。”皇帝告诉我们说，“假使米罗拉多维奇手上还有一些力量的话，他一定不会放走只有几个营兵力的青年禁卫军……从朱诺 [ 编者注：朱诺指挥法军的先头部队，当时正向奥尔沙前进。 ] 到后卫部队之间的距离太远了，因此无法互相照应。在缺粮的时候停下来等待后续部队，就要冒各种危险，或者说要冒全军覆灭的危险，因为我们不可能靠战斗来摆脱困境。现在我们停驻在这儿，我们怎么能让士兵们活下去呢？我们已经在这儿停留了二十四个小时，死者都是死于饥饿。如果我向俄国人进攻，他们就会撤退。那样，我就会浪费自己的时间，而他们将会赶到我的前面去。”
尽管皇帝有这种想法，禁卫军还是奉命从斯摩棱斯克大道向后转，去接应后卫部队。我们强大的炮兵进入了阵地，一切准备都是为了在17日那一天的战斗。尽管不足二万人，皇帝还是决定扭住敌人打一仗。他对他的“胡子兵”充满着信心。他曾毫不犹豫地把这支部队留作总预备队，就是准备应付像现在这样的决死一战。他毫不怀疑自己会获胜，并且像过去顺利的时候那样，仍然相信自己会吉星高照，战无不胜。
然而在11月17日那一天，皇帝又回到了他早先制订的计划，命令阿布朗泰斯公爵和欧仁亲王向利雅多维进军。他希望这样做有可能使他的元帅们了解：要尽快摆脱敌人。……
就在皇帝在克拉斯诺向困难挑战，俄国人从他们的优势中所获甚微时，埃尔欣根公爵指挥的后卫部队经过连日苦战，已于15日到达了斯摩棱斯克。他发现斯摩棱斯克是一座已被抢劫一空的城市——他说那是第一军团的士兵们干的，而埃克米尔亲王说，那是掉队的士兵们干的。事实是，原指望在斯摩棱斯克获得面包的第三军团的士兵们看到的只是一片混乱现象，商店里空空如也，粮食散得满街都是。整座城市到处都是那些刚刚抢劫完的散兵游勇。没有人管理，也没有任何要给后卫部队给养的准备。其后果是，没有人愿意再留在那座城市。军备部门的长官已经跟着统帅部的成员溜走了。正如后来我们知悉的，城里丢下了五、六千名伤病员。在第三军团撤走后，他们都被愤怒的俄国人虐杀了。
内伊元帅曾奉命破坏我军遗弃在斯摩棱斯克的大炮和炸毁堡垒。当时他设法向他的部队保证说在奥尔沙一定能够获得补给。这一想法延长了他停留在斯摩棱斯克的时日，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那样做也不能使部下服从命令。人们心里一定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他们的部队不得不用战斗冲开一条血路，但是不可能希望在他们经过的地方得到补给，因为别的人已经在他们以前到过那儿。人们还意识到，后卫部队只是不得不在火网中以及普遍遭到破坏的地方行进。在这些地方，到处都是散兵游勇的足迹。
这就是内伊元帅所面临的形势。他曾接到皇帝下达的各种命令，并且在当晚收到埃克米尔亲王的最后一封信。达武告诉他前方沿途发生的战事，并说为了减少部队的损失，并使敌人得不到重新纠合的机会，内伊元帅应加快行军速度。——而他，埃尔欣根公爵一定也听到过类似的忠告。可内伊元帅不能在天黑前出发。一方面是考虑到他的部队由于缺乏补给，士气沮丧。另一方面也有遭到优势敌人攻击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内伊决心在行动中主要依靠他自己的胆略和部下的勇气了。内伊收到达武的来信后，宣布说，“所有的哥萨克和俄国人都将无法阻止我同主力部队会师。”
他的行动果然无愧于他的宣言。事实证明，“不可能”办到的事情在内伊这样的人的勇气面前终于办到了。
上文已经谈到了皇帝的各种考虑，他相信采取紧急行动是必要的。因此，他立刻就行动起来了。皇帝用战斗强迫敌人撤离大道，他相信自己已经做了一个将军在这种恶劣的形势下所能够做的一切。他被这样一种想法困扰着，即库图佐夫的目的是要偷偷地赶到他前面去。因此按照普通常识，他必须加速撤退。他在利雅多维回到他的禁卫军和统帅部。……
11月18日早晨四点钟，皇帝把我召去。他重复了几天前跟我们谈的话和使他定下这个决心的各种考虑后，说他后悔当初不该在斯摩棱斯克在派出一个团之后，耽搁了二十四个小时才派出另一个团。他当时没有命令朱诺和一部分禁卫军早些出发去控制奥尔沙。他表示要加快撤退的步伐。
皇帝说：“否则俄国人马上就会从几个方面来攻击我。”
我军留下部队控制克拉斯诺，等候埃克米尔元帅的部队。他们被告知，统帅部给达武送去的最后一道命令，要求他必须同内伊元帅一起转移。当时各军团间的通信联系已基本上被切断，命令和报告的传递要么几乎成为不可能，要么在途中被耽误很长时间，致使送到目的地时已成为无用之物。大部分参谋军官们都没有马匹了，他们只能步行，就是那些有马的人也无法在冰雪上骑驰，因而他们也不会比别人更早一点到达目的地。
这时候，天气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寒冷。行军更加艰难了。道路蜿蜒在山丘地带，陡峭的山路变得难于跋涉。你难以想象炮兵和车辆是如何克服困难，通过了这些艰难的地区。你也很难想象炮兵在这段路上损失了多少匹马。我们终于还是赶到了驻地(利雅多维)。一路上坡陡沟深，一些冰冻的地面被人踩马踏，磨得十分光滑。我们不得不像其他人一样坐在地上，从冰上面滑下山坡。皇帝也跟我们一样往下滑，因为大家递给他做拐杖的枪支也无法使他的身体保持平衡。这使得那些步兵、炮兵、运输兵特别是那些骑兵纷纷效法，可是由滚动所产生的加速度，往往使那些骑马的人有被压死的危险。
利雅多维的居民没有撤走，那儿还有食物供应。使我们惊异的是，乡村里四处奔跑着鸡、鸭。自从渡过涅曼河以后，我们就没有见过这般富足的景象了。面对这种情景，大家的脸上都露出了愉快的笑容。士兵们以为艰难历程终于熬到头了。我之所以在那个严重的时刻记下这些细节，是因为这些细节同整个事件有关系。这些小事对于精神状态变化急剧的法国人来说有着巨大的影响。打离开莫斯科以后，对于那些两眼只习惯于见到无人居住的村庄，被破坏的房舍，除了军团还是军团，见不到男人和妇女的我们来说，能来到一座有晚餐的房屋里确实是一个伟大的事情。利雅多维存有粮食，再加上在邻近地区用钱又可以买到食物，很多士兵都吃饱了肚子。——要是他们将面临新的危险，这些法国士兵是绝不会畏缩后退的，可是他们不想饿死，他们要活下去。
哥萨克骑兵沿途不断地袭击我们。他们常常连续地在我们师与师之间的间隙里穿越大道；要是团与团之间有点儿间隙的话，他们甚至也会穿越过去。三名勇敢的战士用步枪就可以使他们远远躲开。哪里没有开枪打击敌人，哪里车队混乱或者哪里有丢掉枪支的散兵游勇，哥萨克骑兵就会临时决定在哪儿发起突然袭击。他们把人杀死、砍伤，夺去所有那些好不容易“拣”来的生命。他们抢劫向他们开过来的车辆。
敌人的这种战术所造成的混乱及其对我军精神上产生的影响是不难想见的。更糟糕的是，敌人给我军的通信联系造成了极端严重的困难，不仅是军团与军团之间，而且师与师之间也是如此。我曾经说过了总参谋部收不到各部队送来的报告，而总参谋部的命令要么就是送不到部队，要么就是送到了也早已过时。那些敢于藐视危险的参谋们被敌人俘去的情况时有发生。为了执行任务，他们不得不下到某些分队，和他们一起行动。分队驻下，他们也驻下。当另一支分队经过时，他们才继续行进。要是前面要越过冰雪地带，保存了马匹的军官们没法继续再骑马，他们只得下马步行，牵着马跟在部队后面，踩着别人的脚印，拣较好的路走。为了真正了解那场宏大的历史剧，总参谋部军官加入各个部队是必要的，从头至尾了解事件的进程也是必要的。我毫不夸张地说，当时，哪怕是平时看来最小的事情也变成了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当危险成倍地增长的时候，困难也随之增多了。大家的目光都投向奥尔沙。皇帝也像大家一样，把那个城镇看成是一个重要的基地。他命令前卫部队尽快赶到那儿，他还指示部队要以重兵占领桥头。
我们从利雅多维向道布罗夫纳转移。11月19日早晨，当我们从那儿出发时，皇帝获悉第一军团已跟留在克拉斯诺的部队会合了。这就意味着那个军团在17日那一天就经过了克拉斯诺。内伊元帅也许就是在那一天刚刚离开斯摩棱斯克的。我们对第三军团的情况还是一点也不知道。从16日 [ 编者注：达武的第一军团在17日夜里经过克拉斯诺。他们更在莫蒂埃军团的后面向利雅多维前进。那天晚上，他是在两座城市之间的某地露营的。内伊和第三军团于11日早晨离开斯摩棱斯克郊区。因此，在那时，两位元帅之间就隔得很远了。 ] 那一天起，第一军团就和第三军团断了联系。派出去的传令军官都是有去无回。他们当中是否有人通过了敌人的封锁区？皇帝沉迷于猜测之中。米罗拉多维奇的部队还留在他们原来的阵地上。而我们越是向西进发，就越是意识到埃尔欣根公爵所遭遇到的巨大危险。
后来，两位元帅互相之间的指责、统帅部和全军对他们的严厉评判，使我有义务谈一谈在这个问题上皇帝的看法、纳夏泰尔亲王的个人意见以及可靠人士向统帅部报告的详细情况。皇帝和纳夏泰尔亲王曾一再提出两位元帅在转移途中要互相配合、互相支援。由于埃尔欣根公爵撤退的速度要取决于敌人对他的阻碍，达武元帅就应该根据情况控制部队的速度，以免转移过快。但是这两位元帅不和，对抢劫斯摩棱斯克一事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已停止了军事上的互相配合。
下面的情况就是根据皇帝和纳夏泰尔亲王当时对那个事件的叙述写出来的。第一军团觉察到，走在他们前面的欧仁军团受到敌人的威胁，因而也意识到自身的危险，于是就加快了撤退的步伐，并让内伊元帅不断地报告自己的进程，但对他们能不能跟上自己的步伐却不关心。俄国人施加的压力越大，进攻越猛，第一军团就撤得越快。这样，下达给埃克米尔亲王的命令都执行了，他也把命令转送给了内伊元帅。他还以为后者一定会仿效自己，加速撤退。没有人会想到敌人对第三军团发动了持续进攻，也没有人为埃尔欣根公爵在哥萨克人的野蛮的叫嚣声中转移而担心。埃克米尔亲王争辩说，他若不迅速撤退，只能使他身边已溃散的团队受到无益的损害。他说，假如第一军团回头去接应内伊元帅的话，那他们在两军会师以前就会被敌人击溃或者俘虏。埃克米尔亲王在同主力会师那天就说了这个看法。
当时人们对埃克米尔亲王的不可遏制的愤怒是不言而喻的。埃尔欣根公爵是人人都为之担忧的将军，是战役的英雄。当人们谈到埃克米尔亲王时，人们对内伊元帅的热情赞扬和对他所处的困境所给予的普遍同情是空前的。无论是达武面见皇帝，还是什么人偶然与他见面，人们都是这样对待他的。皇帝和总参谋长都更急于把他们所害怕的悲剧性事件的责任推到达武头上，因为那样做才能为他们自己远离两个军团的做法开脱责任。……
法军各军团之间留下了巨大空间。……皇帝曾决定全军返回援救内伊，这就证明了他在军队所处的态势和它所遭受的危险方面不顾事实的程度。他是否又一次幻想让命运为自己所用，并且认为他的意志足以战胜严寒，就像他那么多次地克服了困难、获得了胜利？事态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客观环境要求人们服从自己的命运。把部队留在克拉斯诺，只能使我军徒然遭受损失，而没有任何用处。当我们得知第一军团已到达了那个城镇并把第三军团远远地丢在后面时，有人建议把主力折回去。尽管人们对那个计划寄托很大的希望，然而那完全是不现实的。凡是仍保持清醒头脑的人都不难看出这个计划的荒唐可笑。事实上，由于内伊军团离主力部队太远，他的命运已经被决定了，而这个不符合实际的计划却异想天开地想把他解救出来。总参谋长公开说过，当皇帝知道事情的真相后，他曾命令埃克米尔亲王顺原路返回，并叫他身先士卒，率队前进，而主力部队将给予支援。下达这个命令完全是出于一时的冲动，可以断言，这样的命令是无法执行的。
皇帝希望(至少是这样，他才这么说)，虽然有关的命令没能送到第三军团，但埃尔欣根公爵也应该已经知道或者发现主力部队加快了撤退的速度，因而也会加快自己的步伐。他说据报告，内伊元帅离达武元帅最后面的部队不远。但是这样推测的目的是什么呢？俄国军队切断了我们同后卫部队的联系。我们离后卫部队太远以致无法援助他们。他们也不能迅速地突围，同我们会师。皇帝只好把他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内伊元帅罕见的勇敢和沉着、镇定上。全军上下也都是这样想的。但是不论他对自己的英雄抱有多大的信心，皇帝还是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因失去他而哀叹。他认为内伊的牺牲，事实上是无法避免的。
“他将试图做别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皇帝说，“可他会在一次绝望的战斗中牺牲。我宁愿拿出收藏在杜伊勒里宫地下室里的三亿金法郎来赎回他。假如他没有战死的话，他将会和几位勇敢的人逃出来。但形势对他是很不利的啊！”
11月19日，统帅部转移到奥尔沙。皇帝发现他的先头部队早已到达这儿，因而松了一口气。我军当时牢牢地控制了大桥。我们的生活都依靠当地的商店，但是这些商店也只能满足统帅部和禁卫军的需要。然而，农村还可以提供更丰富的物资。这对部队来说肯定是一种福音，但也未必是纯粹的好事。因为到那时为止，许多人还留在部队。当他们获得了丰盛的食物后，就跟自己的部队分别了。很多人去寻找食物，回来的却是寥寥无几。这么多人之所以当了逃兵，是因为他们希望有大量的食物，有自由，头顶上有一个屋顶，而不用常常饿着肚子去野营，他们希望在夜里能躺在温暖的床上睡觉，而不用冒着严寒站岗放哨——所有这些物质上的诱惑是他们无法抵御的。哥萨克兵和武装农民每天都能抓到大批这样的逃兵，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随随便便地把武器给扔掉了，以便能更方便地行走。——这样做也是为了不再被召回队，因为对部队来说，没有武器的人都是毫无用处的。
但是，人们即使得到了一些生活资料，即使看到了有居民的村庄而心怀喜悦，却没有转移他们对埃尔欣根公爵的注意力。在那一段时间里内伊成了大家关心的对象。纳夏泰尔亲王似乎想事先就辩明自己不负任何责任。他把通过总参谋部发给埃克米尔亲王的命令拿给每一个人看。他把这些命令也给我看了。由于皇帝公开说过，不论第三军团可能遭受什么样的危险，埃克米尔亲王都要负全部责任，因而部队官兵对于达武的愤恨更加普遍了。事实上，全军的撤退步伐都应该加快，内伊元帅也应该在11月16日那一天离开斯摩棱斯克。但是每当需要下命令撤退时，皇帝从来没有痛痛快快地下过决心。
应该指出，全军都一致认为荣耀属于埃尔欣根公爵。但是通过克拉斯诺这条路线赶上主力被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果说世界上还有人敢于向“不可能”挑战的话，那这个人就是内伊。所有的地图都摊开了。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这些地图上，搜索着内伊凭他的勇气兴许能够打开的路线。“只要他们把大炮丢掉，有他这样的指挥官，有那些坚强的老兵，是一定能够突破一切包围圈的。他将带着部队经过基辅冲回来，而绝不会投降。”——这就是当时普遍的看法。
从士兵到皇帝，谁都相信，只要内伊还活着，他就能够把他的军团带出来。大家只有一种担心，那就是他可能会认为我们正在等待他的部队，等待能
够听到他突围的炮声。如果是那样的话，他就只会在冲破敌人的重重包围的尝试中光荣牺牲。对一个军人来说，还有什么更大的荣耀能比得上全军将士信任他能够成功地完成别人不敢也不能完成的任务呢？
皇帝到达奥尔沙后，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视察大桥和城镇周围的地形，好像我军还有可能守住这儿似的。尽管我们没能得到内伊元帅的消息，大家还是满怀希望在等候着。任何迟缓都有可能使我军的境况更加恶化，因而我们又开始了新的撤退。欧仁亲王奉命指挥全军的后卫。11月20日下午，统帅部转移到离奥尔沙不远的巴拉诺维。那儿离大道大约有四分之一里格远。
皇帝从一个波兰老百姓那儿了解到摩尔达维亚的军队正在向明斯克进军，但是他无法告诉我们那支军队是什么时候出发的，已经开出多远了。他说的也全都是从别人那儿听来的。
“毫无疑问，齐查戈夫是想和托尔马索夫会合。”皇帝对我说，“他们将会派一支军队到别列津纳河去——或者更可能增援这边高地上的库图佐夫。正如我常常想的，库图佐夫现在把我们撒在这儿，为的是在得到增援后就赶到我们前头去阻截和攻击我军。我们必须赶紧走。离开斯摩棱斯克后，我们已经浪费了很多时间，假使我的命令被执行了，也许我已经在别列津纳河把部队集结起来了。我们必须赶到那儿，因为在那儿将会发生重大的事件。”
留在奥尔沙的欧仁亲王在皇帝离开后不久就报告说，埃尔欣根公爵于18日和19日夜间，在瓦里斯基附近渡过了第聂伯河。他们好不容易才从结冰的河面上走过来。跟他在一起的除了他的军团外，还有四、五千掉队的士兵和从莫斯科逃出来的难民。这些难民在内伊的军营中找到了自己的庇护所。皇帝命令欧仁向内伊元帅靠拢，并帮助他同主力部队会师。事实上，欧仁早已派出一个师去接应内伊军团。
从来没有哪一次战役的胜利在军队中引起过这样大的轰动。全军上下都沉浸在喜悦之中。人们奔走相告，你见到任何一个人都会忍不住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你甚至会愿意同你的马夫一起分享这个令人鼓舞的欢乐。军官们和士兵们，每一个人现在都深信我们能够指望命运女神或者类似的自然力量的帮助——法国人是不可战胜的！
这就是后来内伊元帅自己叙述突围的全部过程：
11月18日下午，大地上浓雾弥漫，能见度很差。内伊元帅的先头部队贸然冲进了俄国人的炮兵阵地。那儿有俄军的三个军团以及强大的炮兵部队。他们占据了克拉斯诺大道及其左右的阵地。埃尔欣根公爵听到枪炮声后，就催促部队赶紧向前卫部队靠拢。到五点钟，他们赶上了前卫。他相信主力部队正在等他，而且那些大炮的轰击是我军向敌人发起全面攻击的预兆。内伊接二连三地发动攻击，想从敌阵中冲开一条血路。士兵们不顾从四面八方射过来的枪弹，奋勇同敌人拼杀。冲破俄军的两道防线后，内伊元帅就看到，再这样下去，法国人就是死掉三分之一也无法克服俄国人所设置的全部障碍和粉碎俄军的顽强抵抗。
当他意识到要冲破敌人的包围圈毫无希望的时候，便重新回到了原先的阵地上，一直坚持战斗到晚上十点钟，以便把敌人的兵力吸引到那儿去。枪炮声停止了，米罗拉多维奇派出了第二位手持停战旗的信使 [ 编者注：第一名信使是在那天战斗开始时派出的。 ] (这次是一名少校)来劝内伊元帅投降。然而内伊元帅早已成竹在胸。当他意识到法军主力不在附近，因而不可能帮助他们时，他就派人侦察了附近的情况。他从那位俄国军官的口里听说全部法军已远离克拉斯诺。这进一步证实了他自己的判断。内伊不允许那位俄军少校离开他身边，然后极秘密地悄然渡过第聂伯河。当时这个行动早已开始了。元帅在头一天就把那条河的上、下游都侦察了一遍。尽管在一些地方才刚刚冻结，但是当部队渡河时，并没有淹死几个人，连大批的战马也随部队渡过了河。
天亮后，第聂伯河右岸的俄国人突然看到我军上了刺刀的步枪就在他们眼前。这使他们懂得了由一位勇士指挥的法国军队能够做出何等英勇的壮举。元帅一登上河的对岸就派出几个分队带着元帅给皇帝的信向奥尔沙进发。只有一个分队到达目的地。他们第一个向欧仁亲王报告了发生的事情。从斯摩棱斯克出发渡过第聂伯河的普拉托夫的哥萨克兵像洪水一样淹没了那一带的乡村。当他们得知埃尔欣根公爵渡河后，就集中了所有的部队，团团围住法军，在法军前进时不断地进行袭扰，迫使法军每时每刻都要列成方阵，以抵抗敌人的攻击，保护那些掉队的士兵和难民。虽然堂·(？)哥萨克给法军制造了一些伤亡，但他们想打垮内伊军团却是不可能的。埃尔欣根公爵的六千名勇敢的军人保持队形，且战且走，一刻也没有停止行进。
人们随意地拿这次英勇的撤退同达武的所谓“智虑明达”相比较。由于埃克米尔亲王不得人心。这种比较又引起了人们更多的议论。任何人，不论其职位高低，都利用各种机会攻击达武，而不问他当时接到的命令、他送给埃尔欣根公爵的指示和他当时所处的环境。这样做对他是不够公正的。
11月21日，统帅部来到卡明斯卡。在去那儿的路上，皇帝第二次收到了有关摩尔达维亚军队进军的消息。消息是达律伯爵送来的。伯爵原是远远地跟在皇帝的车队后面行军的。他成天忙于照顾和帮助那些充塞道路和农舍的伤病员。这样，他偶然遇到了一位波兰军官。当那位军官确信自己的马再也无法迈步行走时，就把这个消息托付给伯爵，请他报告给皇帝。皇帝又向达律提出了一些问题——就像他后来询问那个波兰人一样，但是除了齐查戈夫指挥的摩尔达维亚军队已经向波里索夫推进外，别的什么也没有打听到。这个消息引起了皇帝的焦虑，当天晚上，他向我们谈到了他的全部想法。
“我们能及时赶到那儿吗？”他对我说，“贝卢诺公爵(维克托元帅)能够很快地发起进攻来牵制维特根斯泰因吗？假如别列津纳河的渡河点被敌人封锁了，那就会出事——某种无法预见的事，某种挫折。那样，我们将不得不动用禁卫军骑兵来冲开一条血路。在五、六天里面，在现在的马匹条件下，在不让一个体质最弱的人倒下的情况下，我能够先敌到达那儿吗？有我的禁卫军和那些能够挽救危局的勇士，我们总是有可能冲破敌人的封锁的。我一定要弄清楚我在德维纳河的军团在忙些什么，还有施瓦岑贝格。马雷有办法跟他们联系。关于齐查戈夫的调动，他一定早就警告过他们。”
然后，皇帝同我谈起回法国的事，似乎那是一件已经定下来的事情。他告诉我，我将陪他回国，他不需要另外的卫队长了。
就是在这个时候，皇帝认为他能够占领别列津纳河后面的阵地，明斯克的物资可以供应部队，维持住部队的团结。
“勒佐公爵(乌迪诺将军)和贝卢诺公爵的军团，”皇帝对我说，“几天之后将掩护主力撤退。从莫斯科来的部队将配置在第二线。那些掉队的士兵也要组织起来。”
我们还是得不到来自法国的消息。皇帝对这个事情感受特别深。他甚至不敢希冀我们派往维尔纳的波兰军官和其他人也能够通过封锁线，从而让巴萨诺公爵把叫人放心的消息送回法国。皇帝意识到这样一种沉寂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他的这种担心很快就被随后送来的消息所引起的懊恼代替了。……
11月22日，皇帝来到了托洛岑，住在一所类似女修道院那样的建筑物里。这时，他获悉法军已经撤出了明斯克。指挥齐查戈夫军团先头部队的兰伯特将军已于11月16日就占领了那座城市。听到这个消息后，皇帝一时间惊呆了。对他来说，明斯克的失守意味着一切军需物资全部丧失——那些物资可是他盼望已久的啊。自离开斯摩棱斯克以后，获得那些物资就是全军的希望，是团结和重建部队所必不可少的。比丧失那些物资更糟的是，法军现在面临这样一种不利的局面：摩尔达维亚军队不是来加强在我们侧翼的库图佐夫大军——皇帝一直是这样预计的，而是直接切断我军的退路。
皇帝的性格像淬过火的钢铁一样，被这些恶劣的环境、极端的危险锻炼得更为坚强了。针对当前的形势，他立刻就下定决心，加快撤退的速度。——要是可能的话，赶到库图佐夫之前到达别列津纳河。——谁要胆敢阻拦法军就同谁战斗，就打垮谁。他在一瞬间就定下了这个决心，并规定了合理的行军路线。这使皇帝感到一种快慰，因为这个决心能够把我军所处的态势引向最有利的方面。他推断施瓦岑贝格和雷尼埃在得知发生的事情后，一定已经向这边进军了。这样一来，整个态势就会改变。因而，皇帝想到，他把那个地区的全部军队集中到波里索夫无论如何是不可避免的。从军队安全撤退的观点看，皇帝预见说，这次集中有着非常的重要性。他现在意识到我们的撤退在到达维尔纳之前是不能停下来的。他还坚信波里索夫桥一定很好地被法军保卫起来了。那是一个生死攸关的事情。早些时候，他就对那儿的防务作了安排。为达到这个目的，我军派出的部队都具有很强的战斗力。从皇帝对我和纳夏泰尔亲王说话时那种十分庄重的口气来看，他对那件事是不存任何疑虑的。
那天晚上，皇帝躺下了。如同往常一样，他让达律伯爵和迪罗克陪着他讲话(他们一般要等到拿破仑皇帝睡熟以后才离开)。谈话时，他打了个盹。达律便和迪罗克小声地交谈。十五分钟后，皇帝醒来了，他问他们在谈些什么。
“我们希望我们能有一个气球。”达律先生回答道。
“做什么用呢？”
“把您载离这儿。”
“天啊！——现在事情已经够糟了。你们害怕被俄国人抓俘虏吗？”
“不，不是那么回事，我们担心他们不会让陛下那么轻易地离开这儿。”
“形势非常严重，这是事实。现在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如果我的司令官们都能以身作则，我就仍然比敌人要强。就是全部敌人集中起来挡住我军的去路，我也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就是在第二天(11月23日)，秘书们开始烧文件 [ 编者注：秘书处的信件非常之多。战役中光是部队后勤的文件就堆得像山一样。此外，还有法国各部的报告和起草中的文告。这些都装在文件夹里。每个时期，审记员都要带不少来。还有二十七个文件夹堆放着没有送回国。——摘自科兰古的笔记。 ] 。自从离开格日阿次克后，达律先生就要求这样做了。在格日阿次克时，我们已经开始毁坏某些带不走的装备。
那天清晨很早的时候，皇帝就叫人来召我去。他把刚收到的坏消息告诉了我。
“形势开始变得极其严重。”他说道。
他问我，现在河流和湖泊是否已经冰冻得能承受大炮的重量。
“我认为还不能，至少是那些我们将要渡过的河流。”我回答道。
“你糊涂了吧？内伊把他的大炮丢在后面，不是也渡过了第聂伯河吗？那时还没有现在这么冷呢。天气又要霜冻了，我们将要跨过别列津纳河的沼泽地带。要不然，我们就要冲垮敌人的阻击部队，并要走很长的弯路。部队要走多少天才能到达韦莱卡和格卢博科耶？要是库图佐夫能很迅速地在这一带进军，要是维特根斯泰因准备增援他，或者和海军上将齐查戈夫合兵一处的话，形势也可能会变得很危急。这个该死的水手(指齐查戈夫)给我带来的尽是噩运。至于库图佐夫，除了战争，他啥也不懂。当他全力以赴投入战斗的时候，他是非常勇敢的，但他不懂战略。”
皇帝把达律和迪罗克讲的话说给我听。“他们的气球不会是多余的。”他开玩笑地说，“这个时候只有勇敢的人才能逃出去。如果我们能够渡过别列津纳河，我就能控制局势。因为我将得到的两个新军团，再加上禁卫军，就足以打垮俄国人了。假使我们不能渡过河去，我们就得试一试手枪的威力了。您同迪罗克商量一下，在没有交通运输条件的情况下，要是我们不得不冲出敌人的封锁，我们能随身带些什么。我们必须准备事先就破坏一切带不走的物资，免得丢给敌人作战利品。我宁愿在战斗的间隙用手抓饭吃，也不愿意把有我的纹饰的餐叉留给敌人。去同迪罗克商量一下，看看他的部门有哪些东西是要处理的。这事要保密。我只同他和您谈过这件事。我们还一定要让您和我的武器都处于良好状态，因为我们可能不得不参加战斗。”
皇帝又一次谈到有关我军态势的大量的具体问题以及他曾谈到的有关计划。
后来，我同迪罗克谈过一次话，他把皇帝同他和达律谈过的话告诉了我。我们一致同意今后凡是在皇帝临时餐室用膳的人都要把自己使用的杯、盘、刀叉负责保管好，如果他还想保存这些餐具的话。我们使用的借口是，临时餐室的骡子正在不断地死亡。
尽管气候还是十分寒冷，但天空是阴沉沉的，似乎有解冻的可能，看来至少会要融雪。夜里，宿营地旁边的伤病员都冻僵了。人们的不负责任和饲料来源的困难，尤其是缺水，使部队的大批马匹死亡。为了饮牲口，人们常常要走很远去破冰取水。既然并不是所有的浅滩都可以涉过，人们就不得不弄条船运水。我们在夜里到达宿营地。哪儿有一条河或者一口井呢？水面显得很脏。霜冻把一切都变得毫无生气。夜里费好大的劲才打碎的冰块到第二天早上又厚厚地冻结起来了。人们不得不重新努力把冰块砸碎。为了砸冰，就得要用斧子或者铁棍，但这些物资都极端缺乏。一个冷得半死的车夫到达宿营地，一定会害怕在夜里冻死。他不得不设法燃起一堆火来取取暖，设法找到一个避风雪的地方，设法弄点东西吃。要是他没有累倒的话，或者天还不太黑，他就会设法喂马、饮马。然而，常常有这样一种情况，在恶劣的气候里，马夫把马拴在那儿就不管了。第二天，当我们出发时，那些可怜的牲口已经倒下，马具都还没有卸下来呢。
我的副官吉罗先生自从克拉斯诺战斗负伤以后，一直坐在我的马车里。他昏迷了两天之后，在11月22日夜里去世了。
我们于11月23日到达博伯尔。从托洛岑到博伯尔，一路上比以前我们经过的路上倒卧着更多的马匹和死尸。在每一个宿营地，人们都可以看到不少人因烟火窒息而死。当这些冻伤和半冻僵的人过于挨近篝火，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其中还有许多人仍然呻吟着，但却永远站不起来了。他们的身体过度虚弱或者是手脚已经冻僵，在那儿等待着死神的降临。这些可怕的场景给每一个人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我们很难使一个被冻僵了的人相信，烤火对他们来说是致命的。唯一挽救生命的办法就是运动、干擦，用雪来摩擦手、脚则更好。当皇帝从这一大群注定要倒霉的人们身边经过时，既听不到牢骚也没有听到呻吟。不幸的法国人是多么宽宏大量啊！他们诅咒的是天气，却没有一个人责备“光荣帝国”。
皇帝认为库图佐夫优柔寡断，而米罗拉多维奇在克拉斯诺大道上等候埃尔欣根公爵时又浪费了很多时间。这就使敌军主力被我们拉下了几天的路程。因此，我们已经赚得了渡过别列津纳河的时间。自从明斯克事件发生后，渡过别列津纳河在皇帝的心中就成了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
次日，即11月24日，我们来到洛斯尼查。在那儿我们得知三天前在波里索夫发生了激战。原来一个波兰营守卫的大桥遭到一支哥萨克部队的袭击，桥头失守。但是，英勇的邓布罗夫斯基将军带着他的师又重新夺回了大桥。在长达十个钟头的战斗里，他们守住了大桥，打退了三个俄国师的进攻。可是，我们同时又获悉，强大的敌人在夜幕降临时已经迫使我军又一次退过河来。他们的撤退有条不紊。在涅曼尼查，邓布罗夫斯基占领了桥这头的阵地。
俄军的进攻切断了我军撤退的唯一通道，因为在这条河上、下游很宽的范围内，堤坝都很陡，还有一些沼泽地。对皇帝来说，没有比这更坏、更意外的消息了。许多细节都证实了这个消息是可信的，而且事情的严重性还远不止这些，譬如说。毫无疑问，皇帝长时间来一直认为会增援库图佐夫的摩尔达维亚军团已经先于我们赶到了别列津纳河！
十二、别列津纳河之战
别列津纳河战役
看来，我们命中注定要在这个残酷的战役里遭受到最可怕的一次失败。这种失败只有命运之神才能创造出来。各种搅乱皇帝计划的事件接踵而来。在丢失了他指望能供给部队需要并使部队得以重建的物资后，当我军陷入困境，似乎不存希望的时候，皇帝又丢失了渡过别列津纳河的唯一的一座桥梁。要是别人遇到这种情况，早就绝望了。
但是皇帝不为这些落到他头上的灾难所动摇。这些挫折不但没有使他沮丧，反而使他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他表现出一支英雄部队在同恶劣命运作斗争时所具有的那种超凡的勇气。要是他不再依靠自己的运气和荣誉，他的勇气是能够克服所有那些困难的。哪怕最微小的成功希望也比最严重的失败能够打动他。
几乎在收到其它许多消息的同时，皇帝接到了一条间接得来的消息。这则消息说，11月16日和17日，施瓦岑贝格亲王千方百计地打败了俄军。皇帝精神立刻为之一振。他那经常地在绝境里获得命运女神帮助的经历使他满怀希望。不久他就变得相当自信：他的大臣必然把“大军团”的情况通知了奥地利人。那些奥地利人也一定受到皇帝天才的影响，趁着这次胜利来支援我军。他们的进军将解救我们，并使我们有机会转败为胜，再度显示出法军的优势。皇帝具有杰出的才干，经过磨练的个性，蔑视一切灾难的坚强的秉性。尽管他并不沉迷于自欺以掩饰自己的弱点，可是他对此也还是有着很大的嗜好。
皇帝的情绪是乐观的。11月25日，当皇帝接到勒佐公爵关于齐查戈夫的先头部队被打败的报告后，他的信心就更足了。帕伦将军指挥的俄军居然冒险进攻涅曼尼查。结果，据乌迪诺元帅报告，他们被我军抓了很多俘虏。他们愚蠢地带到波里索夫的所有装备，全都被我军缴获了。关于这次胜利，报告中还说了很多。接到报告后，皇帝命令我军立刻出发，向波里索夫挺进。几个分遣队奉命前往别列津纳河上、下游的几个地点，以侦察敌军的阵地，并在主力渡河时牵制敌军。
勒佐公爵通知我们。他的轻骑兵的司令官科比诺将军回来了。科比诺将军曾在别列津纳河对岸进行了仔细侦察，只是由于最近俄军的进攻才渡过河来。
这些情报，特别是库图佐夫已经被我们甩到很远的后面去了的消息，使皇帝放心了。他坚信他离俄军总司令部已有三天的路程。他知道法军目前已经掌握了主动权。于是他决心面对全部的危险和克服所有的困难。
为了弄清与灾难性地渡过别列津纳河有关的某些事实，详细叙述上文提到的事件是必要的。
负责指挥法军第二军团第六骑兵旅的科比诺将军，11月17日在格卢博科耶附近与巴伐利亚师分开了。科比诺将军奉命前往迎接从莫斯科返回的大军。当时，他们与主力部队中断联系已达三天之久。科比诺将军于20日到达普列兹尼彻尔。过了不久，车尔尼舍夫带了一千名哥萨克人也到了那儿。两军遭遇，俄军向后撤退了一英里左右。(在俄军的行进途中，完全是由于巧合，车尔尼舍夫救出了温青格罗德将军和纳里斯金先生，当时两名法军卫兵正把他们当成战俘送回法国。)11月21日，法国骑兵旅继续向波里索夫前进，打算在那儿渡过别列津纳河。
他们到达曾宾的时候，科比诺将军听到了炮声。与此同时，他们遭到了哥萨克人的攻击。法军后卫赶跑了敌人，部队继续前进。在路上，农民告诉他们波里索夫桥头受到了袭击，波兰将军已放弃大桥，甚至撤出了该镇。摩尔达维亚军队控制了别列津纳河两岸，和他们与维特根斯泰因进行联络的当地唯一的一座桥梁。法国骑兵旅腹背受敌，前有摩尔达维亚军团，后有车尔尼舍夫的哥萨克军。
科比诺将军听说车尔尼舍夫将军是从利佩尔开过来的。他曾在那儿与维特根斯泰因伯爵联系过，因而车尔尼舍夫也许就是维特根斯泰因军团的前锋部队。科比诺意识到把这一情况通知勒佐公爵是十分重要的。所以，他决心不顾一切风险与公爵取得联系，而没有脱离战场去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他在通往波里索夫大道的第一个峡道里停了下来，监视着通往明斯克的大道和被哥萨克占领了的曾宾。很幸运，将军派出去的军官和巡逻兵设法捉到了一个从波里索夫来的农民。这个农民曾在韦塞洛沃附近涉过了别列津纳河。机会对科比诺将军有利。他当时就决定了自己的战术。那天晚上，他命令那个俄国向导带他去渡河的地点。11月21日半夜，科比诺将军指挥部队在那儿偷渡过河。尽管在当时他并不知道那个地方的地名，但他行进了六天，教给了法国人如何跳出敌人的包围圈。(科比诺将军渡河的地点正是当年查理十二渡过别列津纳河的地点。查理十二在他的乌克兰远征之后，在那儿救出了他那勇敢的军队的残余部分。)在夜里涉水渡河，激流和浮冰是难以躲避的。将军总共损失了大约八十名官兵。尽管如此，他的骑兵旅还是成密集队形，八人一排继续前进。
科比诺将军成功地克服了陡峭河岸所带来的困难，然而，巡逻河岸的齐查戈夫的骑兵巡逻队使他面临新的危险，但命运比他所敢于企求的要好得多。科比诺避开了普利兹彻，当时俄军正从那儿向柯斯特里察推进。11月22日早晨四点钟，当法军的先头部队赶到那儿时，一个哥萨克团刚好离开。因此法军缴获了敌军的装备和俘获了后备人员。科比诺将军继续他那好运气的进军。他们来到一个俄国贵族的寓所，那儿有一座横跨在纳齐查河上的桥梁。这是将军到达斯摩棱斯克大道的最后一道难关。使将军大为惊讶的是，在离喀卢普奇村不远的地方，他们同第二军团主力会师了。
假如法国军队当时就沿着科比诺将军走过的那条路线撤退，我们将避免多少不幸啊！多少人的生命将会得到挽救啊！但是勒佐公爵对科比诺将军写的报告并没有给予特别的注意，因而也就没有把这个报告转给皇帝。皇帝也没有想到要按照科比诺将军走过的路线撤退。事实上，要是我们当时就循着那条路线走的话，就会少走两天的路程，而只要用一支部队佯攻波里索夫对岸的敌人以掩护主力，我们就能悄悄地渡过别列律纳河，完全不会引起俄国海军上将齐查戈夫的注意。如果那样，我们所有的损失都是可以避免的。当时，科比诺将军就十分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并不满足于给乌迪诺元帅写了报告。在11月23日那天，他再一次强调了他走过的那条路线的优越性。要是皇帝确实了解这一切情况，他就一定会命令科比诺将军向波里索夫挺进，以便使齐查戈夫完全错误地分析形势，做出错误的判断。当然帕伦将军的失败以及其他的一些想法很可能使皇帝相信直接进攻俄军，将更容易控制波里索夫大桥和渡过别列津纳河。总之，也许皇帝当时根本就不知道科比诺将军第一份报告里提出的那些建议，因为当时他既没有谈到过那个报告，也没有对我军带着大炮和行李车绕那么大一个弯到韦塞洛沃表示后悔。
皇帝于11月23日派人去叫科比诺将军。但是，正如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经常决定了重大的事件一样，科比诺将军直到11月25日才接到皇帝的命令。据说勒佐公爵的副官克拉马耶先生把那个命令放进口袋后，居然把此事忘得一干二净。
当科比诺将军见到皇帝时，他向皇帝叙述了他历险的经过，更重要的是，他指出，我们的宝贵时间在转圈中白白地被浪费掉——部队已经越过了应该走的那条捷径。皇帝第一次听到这个意见时，部队还在向波里索夫运动。皇帝随即决定改变原来的计划。他在一幅地图上寻找着科比诺将军说的那条路线，但是为时已经太晚了。(他过后同我和纳夏泰尔亲王谈话时抱怨说，他从来没有及时地收到过报告。)在同科比诺将军谈了一阵后，皇帝就派他到韦塞洛沃去准备架桥所需的一切物资。可是那儿没有工具，没有钢铁，事实上没有任何材料——科比诺将军不得不通过拆房子来获得木料。由于他的热情，再加上炮兵部队肖费上校的不知疲倦的精力，他们战胜了所有的困难。当他们把一切都安排好，并开始了架桥工作之后，科比诺将军便到斯泰尔·波里索夫向皇帝汇报情况。陛下在那儿停留了几个小时，发布各种命令。11月25日晚上十一点钟，他视察了涅曼尼查、别列津纳河的堤岸、波里索夫周围的农村，以及那座城市的郊区。皇帝在我的陪同下，甚至步行到残存四分之一的大桥边视察。
皇帝对在哪儿渡河还是犹豫不决。他仍然想着要攻击明斯克。更奇怪的是，他希望施瓦岑贝格亲王能向那儿进军。他推测，由于奥军急速行军，俄国人一定还没有时间运走或者破坏我军储存在那儿的物资。因此，皇帝召来了在明斯克工作过的兵站官员，以便弄清那些可能还用得着的物资的状况，那边农村的自然条件以及近来发生的事件。他还询问了有关通过乌柯洛达的道路的情况。就在这时，皇帝又收到了科比诺将军的一份报告。将军本人也在快一点钟时前来谒见皇帝。贝卢诺公爵送来了有关维特根斯泰因的特别战术的报告——那个俄国将军寸步不离地紧跟着维克托率领的法军。这些报告最终决定了皇帝的计划。他叫科比诺将军回去催促建桥，一接到命令就立刻回来……科比诺将军在当天晚上又回到我们中间。那时炮兵部队、行李车和各军团正朝韦塞洛沃和斯土江喀进发。斯土江喀只有一座庄园。夜里，皇帝和禁卫军一起向那座庄园转移，由科比诺将军充当向导。
皇帝在天亮前两小时(11月26日)又出发去同韦塞洛沃的勒佐公爵会合。他视察了别列津纳河的河堤，并且把强大的炮兵布置在我方占领的河堤上。这段河堤可以俯视对岸连接着一大片沼泽地的那一段堤岸。那片沼泽紧挨着河流，长度足有五百英尺。皇帝在河岸上用测锤量了河流的深度。这时由于正在结冰，河水很平静。这段河流除了只有二、三十英尺宽的一段较深以外，其余地方并不深。马匹靠游泳可以达到对岸陡峭的堤岸。靠我们这边，河水只齐马肚子深。许多轻骑兵士兵——我们无畏的波兰人毫无困难地渡过河去，在对岸赶走了一些在那儿流窜的哥萨克骑兵，然后又返回来。敌人一直逃出了沼泽地才开枪向我们射击。后来，邓布罗夫斯基师的前卫部队在那儿还与俄军的恰里茨师的狙击兵、步兵、骠骑兵和哥萨克人展开了一场小规模的战斗。俄军那个师占据着布里洛沃村的房屋，后来被波兰人赶走了。
与此同时，科比诺将军指挥的架桥工作正在积极地进行。他们收集到的材料够架两座桥用——一座是为炮兵建的，一座是为步兵建的。渡河的部队一字排开。部队在波里索夫集结，然后连续地向韦塞洛沃进发。勒佐公爵的军团在天黑前过了桥。邓布罗夫斯基将军在与恰里茨师的战斗中负了伤。俄军那个师的后卫遭到我军的攻击，被迫退出了布里洛沃村。第三军团(内伊军团)和第五军团(波尼亚托夫斯基军团)在夜里渡河，驰援勒佐公爵。当时人们都以为勒佐公爵一定正受到齐查戈夫的猛烈进攻。
皇帝一整天都在桥上，他的出现使那些忠诚的工兵和舟桥兵受到极大的鼓舞。他们不断地跳入冰冷的水中去修理木桥，因为每一辆炮车或者每半个连的士兵从桥上经过都会使桥身受到震撼和损坏。皇帝沿着左岸的河堤视察了那片沼泽地。下午，他又仔细地巡视了法军阵地。天黑以后很久，他才回到了斯土江喀。11月26日晚，他在那儿过夜。
天亮后，皇帝又回到桥上。渡河进行得很慢，为了不妨碍步兵、骑兵和炮兵渡河，那些随时都想溜过桥去的散兵游勇及非战斗从军者 [ 译者注：指随军商贩等。 ] 被断然阻止在桥头。这些人充塞了整个韦塞洛沃。运输车队和禁卫军是在27日白天过河的，并在对岸的布里洛沃进入阵地。
当这一切都在进行时，正在掩护我军的贝卢诺公爵和他的达恩第尔师和吉拉尔师，在中午时分进入了韦塞洛沃前面的阵地。公爵原来留在波里索夫前线的巴尔土诺师在夜里也赶回自己的军团。齐查戈夫曾接到库图佐夫关于改变进攻方向的命令，然而他却按兵不动，这使我们十分纳闷。维特根斯泰因放慢了追击我军的速度，这同样是一件怪事。齐查戈夫已经观察我军的战术三十六个钟头了。他为什么没有烧毁或者拆除波里索夫桥以解除后顾之忧呢？他为什么没有在我军渡河时用八十门大炮把我们轰成齑粉呢？他是在等候维特根斯泰因吗？库图佐夫已经同他会师了码？他们在我们后面跟踪追击吗？我们全都陷入猜测之中。敌人这样做一定是经过他们的统帅部批准的，而且会有充分的理由吧。
清晨，在把运输车队送进沼泽地以前，我亲自把那条路线检查过一遍。要不是这三天来气温持续下降，而达到昨天那样极其寒冷的程度，我们的炮车就一辆也别想通过沼泽地，因为我们脚下的泥土在微微震颠。尽管沿着这条路线前进的车队不断地改换路线，但是由于辗碎了起桥梁作用的坚硬的冰冻草地，最后的一批弹药车还是陷进了泥淖中。冰块承受不住这些沉重的车辆，车轮陷入了无底的泥潭。这种行军要求所有车队的指挥员具有不屈不挠的斗志，发挥无穷的智慧来克服困难。其实可以这样说，命运之神对皇帝从来没有像这两天这样好过：假使天气不是如此寒冷，他的车辆势必全丢在那片沼泽地里。
那一天皇帝视察了布里洛沃村和从那儿通向彼里索夫的道路后，回到韦塞洛沃又观察了贝卢诺公爵的阵地。陛下亲自指挥了禁卫军渡河，直到很晚的时候才回到布里洛沃——一个可怜的小村庄。统帅部就驻扎在那儿。几个从敌人那儿逃出来的散兵告诉我们，哥萨克人下午在斯土江喀出现，并且抓走了一些掉队的法军士兵。皇帝估计，那是维特根斯泰因的前锋部队。他是不是想同海军上将配合，从左右夹击我们呢？如果那样，他们就已经失去了成功的机会。……
我们的骑兵部队实力薄弱，难以组成强大的侦察部队，因而我们也就无法弄清敌人的调动情况。由于至今我们的部队在渡河中没有遇到敌人制造的麻烦，而且一切迹象表明我军将能顺利地完成渡河，皇帝便把他的注意力放到了卡曼。那是在这条路上敌人能够阻止我们并且给我军制造比渡过别列津纳河更多困难的地方。皇帝从一个农民那儿了解到那一带的情况。这些情况又由那些已经走过那条路线的军官们的报告得以证实：那座小镇被无数条小溪穿过，小溪上有许多桥。其中一座跨越一个无法通行的沼泽地的桥梁足有四分之一里格长。人们只要划一根火柴点着一束稻草，就足以把我们这唯一的退路给切断。
11月28日早晨 [ 编者注：别列津纳河之战发生在上午九(？)点钟。 ] ，勒佐公爵的前卫部队遭到海军上将齐查戈夫的非常猛烈的进攻。法军第三军团和第五军团赶紧驰援。战斗进行了几个小时，敌人也没有取得多大进展，勒佐公爵却负伤了。亲临前线的皇帝立刻命令内伊元帅代理维克托指挥战斗。杜梅师的胸甲骑兵发动一场反攻打垮俄军，从而决定了我军的胜利。贝克昂旅前头的第七团占领一片树木被锯倒的树林，抗击着一支密集的俄军部队，并终于将这支俄军部队击溃。结果俄军不得不撤出战斗。我亲眼见到我军抓到了一千五百名俘虏。那都是摩尔达维亚军团的士兵。
海军上将的败退决定了我军冒险渡过别列津纳河已经成功。但是一个人们无法预测到的事件发生了。这个事件完全是偶然发生的。人们都坚信，要是当时留在波里索夫的巴尔土诺师在夜里返回贝卢诺公爵军团时没有在斯土江喀和韦塞洛沃的岔路上迷路，剩下的军队要渡过别列津纳河那是毫无困难的，因而也就可以大大减少损失。巴尔土诺将军和他的参谋军官们还以为他们走的路线没错，因为贝卢诺公爵就在他们的前面。他们走在全师的前面，以便能事先观察好将要进入的阵地。突然他们发现四周都是俄军，于是未加抵抗就束手就擒了。当敌人听说他们走迷了路，整个师还在他们后面跟着，就网开一面，让这师法军进入他们安排好的圈套。师长被俘，在勒·加缪将军和布朗门特将军的命令下，这个师也就向敌人投降了。我们后来才得知这个意外的情况。当时，这个灾难性的轻率行为被人们归咎于愚蠢和怯懦。 [ 编者注：皇帝对巴尔土诺的批评是非常冷酷无情的。11月19目，他在《大军通报》中谈到巴尔土诺：“谣传说将军没有同他的部队在一起，而是自己独自行进。”然而，后来，拿破仑原谅了巴尔土诺。1813年7月14日，当巴尔土诺还被俄国人囚禁着，皇帝决定让他的三个儿子享受国家资助的教育。 ]
那个师的后卫营走的是一条正确的路线，他们最后离开斯泰尔·波里索夫，在当天夜里就赶上了贝卢诺公爵。那个师迟迟不到，使人们十分着急。而师后卫营的到来更增加了人们的焦虑。那个营的士兵说他们一路上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没有听到，只知道道路是畅通的。维克托元帅猜测那个师一定是在晚上迷了路，只要天一亮就能把他们找回来。大家都盼望着他们随时会出现，只是到上午九点钟，当维特根斯泰因的部队似乎要发动进攻时，人们不安的情绪才告结束。这支敌军前一天就已开过来与贝卢诺公爵对峙。就是在那种情况下，后卫营一路上也没有遇到过敌人的阻拦。人们没有听到厮杀的声音，根据回来的侦察部队的报告，道路仍然畅通无阻。即使这样，人们也不会想到由一个有着丰富经验的将军指挥的师会不经过战斗就投降敌人。大家猜想巴尔土诺将军遭到了维特根斯泰因的主力的攻击，但他有骑兵和步兵，没有谁能够阻挡他冲到河边。道路还是畅通的。他还在战斗吗？即将开始的战斗将告诉他，军团还在等候着他，而且这里的战斗对他来说是牵制敌人力量的有力的徉攻。正是基于上述想法，留下来等候失踪的师的部队才没有迅速撤过河去。维克托元帅的军团得到了包括一支禁卫军的部队的增援。当我们正与齐查戈夫酣战之际，贝卢诺公爵的部队也于十一点钟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皇帝直到下午一点钟才听到巴尔土诺师投降敌人的消息。我们战胜俄国海军上将的巨大成功被这个不幸的损失抵消了。当时，这个消息被尽力封锁着，只限于统帅部成员知道。但是贝卢诺公爵的军团司令部把这个消息传播开了。那时，他们正遭到敌人猛烈的攻击。人们都在拼死战斗，力争坚守阵地直至天黑以后。但是后来，维克托元帅不得不命令部队撤出战斗，渡过别列津纳河，以免他的军团遭到敌人致命的打击。
我军撤退后，韦塞洛沃村和别列津纳河堤上就陷入了一片混乱，到处是部队，到处是掉队的士兵、难民、妇女和儿童。那些不愿意丢弃自己的车辆的随军商贩曾被法军阻拦在河对岸——那两座桥梁和穿过田野的道路在前一天就是专门为贝卢诺公爵及其部队保留的。直到最后一刻，皇帝还希望阵地能坚守到天黑。要是那样，则一切都是可以拯救的。可是一旦决定撤退，韦塞洛沃的堤岸上立刻就出现了可怕的场面，俄国人开始了野蛮的大屠杀。特别是当俄军对最后渡河的部队发起进攻时，他们把成千上万手无寸铁的人群赶到了河边。人人都惊慌地夺路而逃。不久，由于混乱造成的超重，一座桥轰然一声倒塌了。我们是这一恐怖和残酷场面的见证人。从我们这一边的河岸上可以粗略地估计出多少人遭到了野蛮的俄国人的屠戮。他们都是一些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掉队的士兵、随军商贩、难民、妇女和儿童。大约有一万人丧了命，这个估计绝不是夸张的。
可以想象得出，人们对巴尔土诺将军的愤怒更大了。正是他的投降才扩大了这场悲剧。皇帝、总参谋长、元帅们、军官们乃至全军对他的批评达到了十分严酷的程度。大家都一致认为，“他的缺乏远见是不可饶恕的。他的师不战而降是丢人的。”“懦弱”这样的词汇也用上了。人们还把这一事件同内伊元帅英勇、果敢的行动进行了对比。
“当达萨面临死亡时，”皇帝说，“他喊道：‘跟着我，奥弗涅人！’如果那些将军们没有勇气战斗，他们至少可以让他们的掷弹兵战斗呀！一个鼓手也能用军号拯救他的同志免遭投降的耻辱。一个在临时餐厅工作的妇女也能大叫‘逃命吧’来拯救那个师。”
毫无疑问，我们曾有在敌人发动进攻以前就渡过别列津纳河的非常有利的时机，但是这次投降事件给整个战役留下了深远而不幸的影响。贝卢诺公爵手上只剩下一个师的有限兵力。因此，他认为无法再抵抗俄军的进攻。
当这一切正在进行的时候，在离别列津纳河更远的地方又发生了什么事呢？第一军团和第四军团正在向卡曼推进。我军对海军上将的胜利，对于当天遭到灾难的我们来说无疑是一种安慰。本来敌人在我军撤退的路上烧掉几座桥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截断我军的退路，而这时在我军的道路上已不再有任何障碍。皇帝弄清这一点后就十分放心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的炮兵和车队还是向卡曼开进了。统帅部在布里洛沃多停留一天(11月28日)，督促那些在战斗中受到重创的部队重新组建起来，同时也是为全军树立一个榜样。因为在最近几天紧张的战斗中，部队的士气已明显地瓦解了。
第二天，(11月29日)，皇帝向卡曼进发。在那儿，海军上将麾下的兰斯科瓦将军于中午时分出现了。他包围了一座房子。当时勒佐公爵、勒格兰德将军，以及另外几位负伤的将军和军官就在那座房子里，皇帝的两名随从人员也正在那儿为统帅部安排膳宿。 [ 编者注：科兰古在这儿犯了一个错误。凡的《1812年手稿》、卡斯特朗的《日记》、丹尼尔的《路线》、勒热纳的《回忆》全都说那一事件发生在普莱岑尼兹，而不是在卡曼。科兰古的回忆录把发生在11月29日和30日两天的事件搞混淆了。——11月28日勒佐公爵的肋部中了一颗子弹。兰斯科瓦的炮击再次使他负伤。一颗炮弹打穿了那个屋顶。一块弹片击中了他的头(？)部。在乌迪诺的军旅生涯中，他一共负伤三十四次。 ] 法军全体侍从人员都组织起来，还有一部分走在主力部队前边的士兵也参加了战斗。就是这样的少数兵力也足以把哥萨克的分遣队赶跑了。兰斯科瓦发现他不能攻占那所房子，就进行炮轰。元帅身边有两人负伤了。当我军的前卫部队赶到战场时，俄国人已满足于当天取得的战果，停止了进攻。
在离布里洛沃半里格远的地方，道路完全是在沼泽地的堤坝上，总共大约有两里格长。正如农民们报告的，一些军官随后也证实了，那条路有很大一部分是木桥，其中两座桥几乎有四分之一里格那么长，还有许多桥架设在小溪上，因而很不安全。在那片沼泽地里，这儿是桥，那儿也是桥，几乎到处都是桥。在敌人的监视下，在如此紧要的地段，我军怎么能顺利地通过去呢？其实，只要有六个拿着火把的哥萨克人就足以一举切断我军的这条退路。
从敌人方面来说，他们缺乏远见是令人吃惊的。皇帝准确地得出了这个结论。当皇帝回顾渡过别列津纳河时，他说那本来是一次历史上最完美、最出色的军事行动，可是由于遭到意外的损失，他越发恼恨巴尔土诺将军了。皇帝说他像敌人一样缺乏远见，才使我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皇帝还说，要是没有俄国政府制订出战略计划，俄军就无法进行一次真正的战役，也不能进行有效的军事调动。皇帝在谈到维特根斯泰因时，认为他在德维纳河战役期间是最顽强的敌人，是俄国将军中最有能力的将军。但由于他在别列津纳战役中指挥不力，害怕同海军上将失去联系而表现出犹豫不决和行动迟缓，因而遭到皇帝坚决的否定。自从我们离开波洛次克以来，皇帝曾说过：处在我们的位置上，也许我们要为自己没有遇到更多厉害的对手而感到幸运。……
从布里洛沃到卡曼的路上，皇帝的两匹拉车的骡子落到了其它车辆的后面。当车夫稍微离开的时候，这两匹骡子竟被人偷走了。没人知道是谁把骡子牵走了。我之所以提到这桩区区小事，那是因为在整个俄罗斯战役期间，尽管士兵们吃尽了苦头，但偷皇帝骡子的事是绝无仅有的。皇帝受到他的士兵们的敬仰和爱戴。他的随从人员，甚至连他的佣人都没有谁受到过士兵们的侮辱。在这灾难重重的撤退途中，没有人听到过有谁低声抱怨皇帝。有多少士兵死在路旁，但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一句怨言。我说这些话是有根据的，因为自从离开韦列亚后我一直步行，有时候跟皇帝走在一起，有时在他前面，有时又在他后面，身边总是围着大群的人。我身穿军服，头戴将军大礼帽。毫无疑问，有一个全身戎装的将军在场，人们中的任何不满都是易于显现出来的。那些饥寒交迫的士兵们冻死在路边而不发一声怨言，常常使我深感惊奇。对此表示赞赏的当然不止我一个。
我们离开卡曼后便向普莱岑尼兹进发。11月30日晚上，总参谋部在那儿过夜。别列津纳河把我们的一大批掉队的士兵冲走了。那些人曾经是无所不抢的。结果他们剥夺了那些还留在部队里的勇敢的战士所急需的物资。可是现在情况并没有好转。渡过别列津纳河后，由于考虑到会出现更多的掉队的士兵，部队临时分成了许多非正式的小单位。第一军团留下的只有护旗兵和一些围绕在元帅身边的军官们。第四军团也受到十分严重的削弱。第三军团经过同摩尔达维亚军队的激烈战斗，这时的实力比战斗结束时又减少了一半。波兰军团的情况也不妙。除了禁卫军，我们的骑兵已不复存在。此外，脱离队伍的士兵组成了若干马队。尽管他们遭到哥萨克人和农民的猛烈攻击，但他们还是常常侵扰道路两侧的农村。饥饿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为了生命的需要，为了找寻能抵御寒冷的掩蔽所，人们连一切危险都不顾了。这种“瘟疫”已经在勒佐公爵的军团蔓延开了——这个军团并入了内伊元帅的部队。甚至连贝卢诺公爵的师也受到了影响。该师当时是全军的后卫。
骑兵军官们曾经集中起来组成了一个由将军们指挥的连 [ 编者注：拿破仑把他们组成了一个所谓的神圣骑兵连。皇帝这样做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给自己组建一个警卫部队，而是为那些无兵可带的军官们提供一个集合的中心。 ] 。这些人的命运是很悲惨的。过了几天，因饱受饥饿折磨，这个连也瓦解了。那些有马匹的人，如果还不想失去他们的牲口的话，就不得不离主力部队远一些，因为在部队经过的沿线是弄不到任何草料的。离开卡曼以后，禁卫军掉队的人数也与日俱增。虽然禁卫军官兵也有牢骚，但他们总是压低嗓音而发的。不管什么物资供应，他们在行进中总是能够优先得到。他们总的面貌、他们的精神状态以及军人的风范仍然给人留下极好的印象。那些老兵一看见皇帝就热烈地欢呼，每天担负警卫任务的那个营总是精神抖擞、军容整洁，令人惊叹。
想到禁卫军那出色的军容，也使我想到将我们这些从莫斯科撤出来的部队和德维纳河的部队(维克托军团和乌迪诺军团)进行一番比较。当时，这两支部队已经合并。我们这些人面色憔悴、没有一点血色，脏得如同打扫烟囱的工人，瘦得像一群幽灵。可是我们在行军中仍然充满活力，在战场上能够勇猛冲锋。而德维纳的部队呢？他们并不像我们那样疲惫，吃的也较好，脸也没有被露营的篝火烤得那么黑。在我们看来，他们就像属于别的人种。他们是生气勃勃的战士，我们却是些幽灵。马匹的差距就更大了。那两个军团的炮兵也是极好的。将军和军官们都骑着精壮的马匹。他们装备齐全，享受着从战役中得到的所有好处。在韦塞洛沃时，皇帝的总参谋部的军官们——举例说，迪罗克和我就不止一次光顾过勒佐公爵的厨房。当时部队的匮乏是那么严重，全军不论哪一级军官都深受其苦。在打击摩尔达维亚军团时，我们这些来自莫斯科的累垮了的战士在勇气方面不会落后于他们的战友。事实上，正如人们每天所说的，我们的士兵是勇气大于力量。
到达卡曼(普莱岑尼兹？)后，皇帝又一次同我谈到他回法国的计划。他估计部队到维尔纳不会再遇到更多的障碍了。他认为部队到达那儿就会得救，而且他肯定部队能恢复元气，东山再起。他希望能在四十八小时内收到来自巴黎的信件，并且获得关于从维尔纳迎接我们的军队的消息。当时我们几乎只能同巴伐利亚军团保持通信联系。皇帝还断定，波兰的哥萨克人离我们只有几天的路程了。那支部队的到来是他最为关心的事。他还一直指望着施瓦岑贝格的进军。他希望他们将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过去，那样将使我们有机会在营地喘息一下。皇帝估计哥萨克人还会频繁地攻击我军，但他们是不足为虑的，因为我们那些掉队的士兵已经自发地组成了有战斗力的小组。在有人领头的情况下，他们就能够击退哥萨克人并恐吓那些武装的农民。当时，一支十五或二十人的法军分队击退一百五十人或二百人的哥萨克人是很常见的事情。皇帝认为我军已经把维特根斯泰因和库图佐夫甩到老远的后面去了，而海军上将也只能亦步亦趋地跟着我们的脚印走——除非他想进行迂回，但那样会浪费他两天的时间。
12月1日，统帅部驻在斯塔奇村。直到那时为止，我们还从来没有过如此糟糕的住宿条件。斯塔奇村的别名叫做“贫穷村”。皇帝和总参谋长各有一间七、八平方英尺 [ 注：八平方英尺折合大约0.75平方米！估计是“平方码”之误 ] 的小房间。其他所有的参谋人员都挤在另一间房子里。天气异常寒冷。大家都跑到这个狭小的房间来避风雪。夜里，我们只能侧身睡觉，以便节省空间。我们挤得很紧，简直可以说连针都插不进去。
夜里，有人走到外面，从走路的姿势看是博塞先生。自从莫斯科撤退以来，他一直乘车跟随着我们。可怕的痛风折磨着他。这个可怜的跛子忽然感到一阵剧痛，惊呼道，“唉哟！要死啦！”那些还没有睡着的人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笑声又惊动了睡着的人，惊动了所有那些严肃的人和快活的人。这个不幸的病人自己也对这个小小的恶作剧报之以狂笑。我描写这个场面就是要说明人们是多么能够使自己适应那种最悲惨的环境。在那种时候，就是最平凡、最琐碎的小事也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所以他们能够几乎无动于衷地目睹这最不幸的事件。
渡过别列津纳河后，人们的脸上已经没有那么多忧思苦虑的表情。大家第一次觉得，波兰是那么可爱。维尔纳变成了大家向往的天国，变成了能够躲避一切风暴的避风港，变成了我们一切灾难的尽头。过去的一切就像一场噩梦。对未来美好命运的预见已经使我们忘记或者差不多忘记了那曾经落在我们头上的噩运。极度的疲劳和饥饿，由于又冷又累而不时有人倒下的情景，所有这一切对于天性欢乐和粗心的法国士兵来说都无足轻重了。危险使一些人变得自私。他们已经习惯于看到他们身边的痛苦和破坏。可那些有着最坚强性格的人绝不会向这不幸的命运屈服，而是尽力用他们的镇静去鼓舞那些比较脆弱的人。尽管我们吃尽了苦头，尽管我们的前头还有可怕的贫苦和灾难，但是自卫的本能、民族自豪感以及保持国家荣誉的欲望使我们不会把这些接踵而来的苦难放在心上。我们的精神升华了。我们不知道，或者说也不愿意希望自己相信以后将要发生的那些事情。昨天的危险像今天的危险和明天的危险一样，对我们来说，无非是在随时有可能爆发的战斗中担风险罢了。只要置身于战斗当中，我们就总是欢乐的，漫不经心的。甚至到处都有戏谑，就像从前的、今后的或者每天的战斗一样。C’est la guerre(这就是战争)。毫无疑问，虽然我们苦难深重，但我们统帅部人员的心情并不比俄军统帅部成员的心情更坏。
我们在向维尔纳行军。我们已经踏上了波兰的领土，但还是没有收到来自后方的信件。皇帝不能理解这种延误，因为我们已经很接近当时驻在韦莱卡的巴伐利亚军团。在符雷德将军的指挥下，这个军团本来应该在第二军团撤走后离开格罗博科耶开往邦尼诺维斯的。但是11月19日以后，这个军团就开回去保卫维尔纳了。在法国、在欧洲，没有得到大军团的消息会造成什么影响呢？这是皇帝头等关心的事情。他准备了一个公告(就是那个著名的29号公告)来说明我军在俄罗斯前线失败的情况，以及我们遭遇到的困苦。他对我说：
“我将把一切都说出来，这些情况从我口里说出去比从私人信件里透露出去要好一些。向人民说出全部的情况将会减弱这些情况所造成的灾难性的影响。”
12月2日，统帅部撤到了赛利彻。那天晚上我们还像前一天一样睡得很不舒服，但我们找到了一个马铃薯仓库。当人们想到能够饱餐一顿时，那种兴奋心情是无法比拟的。严寒如此肆虐，以致使人们不能再在野外宿营了。噩运降临到那些在篝火旁睡着了的人们身上！更严重的是，禁卫军中组织瓦解的现象明显地增多了。人们常常会看到那些被酷寒征服而离开队伍的人跌倒在地。他们因身体过于虚弱或者手脚被冻坏，永远也站不起来了。人们应该帮助他们再继续走下去吗？那实际上意味着要用马车载着他们走。可他们却哀求人们把他们留下来。人们应该把他们带到篝火边去吗？这些可怜的家伙一旦睡着了，就再也不会醒来。要是他们能抵抗住瞌睡对他们的袭击，另一辆经过的马车便会把他们往前载一小段路。这样做不过是延长他们临死前的痛苦，而不能拯救他们的性命，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因寒冷而产生的困倦是难以抗拒的。睡意不可避免地袭来，然而睡觉就意味着死亡。我尽力想挽救一些不幸的人，但那都是徒劳的。他们唯一有求于我的就是要我看在上帝的面上，离开他们，让他们安静地睡觉。听了他们的话，你还会以为这种睡眠能给他们以救助。不幸的是，这就是那些垂死者最后的一点儿希望了。死亡至少可以使他们不再受罪。睡眠会使他们从死亡前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如果你答应了他们，你甚至会看到他们那惨白的嘴唇上流露出感激的微笑。我亲眼目睹这样的惨祸发生在成千上万人身上。在通往维尔纳的大道上，到处都是他们的尸首。
渡过维利亚河的时候，皇帝在大群卫兵的保护下登上了一个山坡，瞭望向远处延伸的道路。我军残余的纵队从山下缓缓经过。我站在皇帝身边，看到了几天以前掉队战士报告过的情况：那些杀人杀腻了的哥萨克人不得不整天紧跟在我军后面，因而丧失了获取战利品的机会。当时，我们还不相信呢。后来，他们就抢劫每一个他们所遇到的人。要是这些人的衣服还不错，哥萨克兵就剥去他们的衣服，让被抢的人光着身子离开。我们从山顶上可以看到一些哥萨克人正在互相交换次等的衣物。那些衣物都是从别人身上或者是从某些倒毙在路边的死人身上扒下来的。每一个哥萨克人都有一捆旧衣服——有些人把它们放在马鞍下当坐垫，有些人则把衣服搁在马鞍上面。他们过去还从来没有骑过这么高的马吧？我同一些我亲眼看见在离桥边不远的地方被抢的士兵们交谈过，也同在更远的地方被抢的士兵交谈过，他们都证实了我看到的情形。他们还说，当附近没有上司的时候，那些哥萨克人还像赶牛群一样赶着他们在前面走。
12月3日，我们到了莫罗地赫诺。我军刚到那儿，就收到了十四封寄自巴黎的信件，还有沿线各地送来的邮件，其中就有巴萨诺公爵的关于奥地利军队进军的消息……但是却没有鼓舞人心的关于征召波兰骑兵的消息。至于波兰哥萨克的问题，根本就没有只字谈到。大公国已经困顿不堪，特别是它的资源消耗过大。皇帝原想尽量节约使用资源，此刻正是由于波兰被弄得民穷财尽而使他天天盼望见到波兰哥萨克的希望落空了。立陶宛的情况并不比大公国好些。由于战争的破坏，它几乎不能完成一次给部队提供补给的任务。可是我们需要立陶宛哥萨克就像需要大公国的哥萨克和皇帝指望获得的其他援助一样急迫。今后，很明显不论是维尔纳还是涅曼河都不是我军撤退的终点，因而也就不是我们苦难的终点。
那一天，三个俄国农民把我们整个的运输队弄得惊慌失措。可是当我们的许多步兵一集中，俄国人在抢了属于将军们的两辆马车后就赶快逃走了。说到哥萨克人，凡是有五、六把刺刀集中的地方，他们就从不会出现。
皇帝正在忙于阅读来自巴黎的信件。大家都因为获得了从家乡寄来的信而兴高采烈。在巴黎，人们由于一段时间以来没有得到大军团的消息而有些不安，但他们完全不知道我军所遭到的灾祸。对皇帝的功绩的回忆使人们还保持着信心和安全感。因而这一段时间的消息隔绝，与其说引起了思想上的混乱，不如说只引起了某种担心。
皇帝指示我派纳夏泰尔亲王的副官阿纳托尔·德·孟德斯鸠先回巴黎给皇后送口信。皇帝的目的是用他关于这个事件的叙述来掌握公众的舆论。自从我们渡过别列津纳河以来，皇帝就忙于准备一个这样的文告。
从巴黎寄来的信件使人们又谈到了马莱事件。皇帝总是拿警务大臣和警察厅长的被捕来开玩笑。他对那次叛乱后公众的舆论，尤其是大军团的消息被阻断后舆论的状况表示满意。一般来说他对政府方面的工作和一切情况都很满意。他同纳夏泰尔亲王谈了很多。那天晚上，亲王又把皇帝的评论说给我听。皇帝当时正忙于起草那个著名的公告。他仍然决心公布有关他失败的事实，好在他回到巴黎以前人们有个思想准备。他说，他的出现将有助于使公众舆论平静下来和消除人们的疑虑。我们的困难越是严重，那么每一天和我们所走的每一步都会增加法国政府更多的困难，而皇帝先返回法国就越是显得重要。一天晚上，皇帝把我召去，向我重复了我从纳夏泰尔亲王那儿听到的话。
“在目前的形势下，”皇帝对我说，“我只有在杜伊勒里宫才能控制住欧洲。”
像往常一样，不管我向他提出什么样的意见，他对我军将在维尔纳占领阵地并在那儿进入冬营仍坚信不疑。他希望在四十八小时以内就出发，也就是当我军同来自维尔纳的部队取得联系后就动身回法国。照他的看法，从那以后，部队不会再经历很大的危险了。他急于回国就是为了抢在我们惨败的消息传开之前到达巴黎。当时我们注意到，法国绝大部分人还不知道这一消息。人们对皇帝的天才的信心，以及看见他凯旋归来的习惯压倒了一切，因而社会上形成了这样一种公众舆论。当我军失败的消息传出后，这种舆论只会倾向于缩小这种失败，而不会去夸大失败。皇帝开始为出发回国忙碌地作准备。他认为立刻动身，途中将比几天以后出发要顺利和安全一些，因为俄国人此刻还没有时间从后方攻击我军——那是俄军在我们进入阵地时必然要做的事情。皇帝叫我作一些初步的安排，以便一旦作出决定，就能使他迅速启程。
皇帝又一次问我，他应该把军队指挥权交给欧仁亲王还是那不勒斯国王。我说，正如我在先前的谈话中说过的那样，尽管人们因缪拉的勇敢而尊重他，但是欧仁亲王更能得到军队的信任。我说尽管那不勒斯国王是战场上的英雄，但人们一般认为他既没有坚强的个性和建立秩序的观念，也没有必要的远见来拯救和重建这支残存的队伍。只要不过分地强调他在博罗迪诺战役和其他场合下的表现，就应看到他由于有着无法满足的虚荣心。他曾怂恿陛下对莫斯科进行远征。战役开始时我军那么强大的骑兵部队也被他丧失殆尽。为此他受到了人们的咒骂。我告诉皇帝说，同敌人战斗已不再成为主要问题了，当务之急乃是使这支部队能生存下去以便能够重建它，并牵制住敌军。
看来皇帝认为我的想法是有道理的，甚至表示赞成我对那不勒斯国王的看法。但是他又指出缪拉的军衔使他不能在欧仁亲王的帐下听令。因此，皇帝就不得不把最高指挥权交给缪拉。要是把这个权力委托给欧仁亲王，缪拉将会离开军队。皇帝说纳夏泰尔亲王也赞成他的这一看法。他将把纳夏泰尔亲王留下关照一切。贝尔蒂埃赞成那不勒斯国王，那是因为他的军衔、年龄和声望在其他元帅们的眼里都更有影响，而他那著名的勇气对俄国人来说又是有威慑力的。皇帝过去对他的那些评价在这次谈话中再次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使我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至少，我相信我能够把这种想法表达出来)。皇帝宁愿把重整军队的荣誉留给他的妹夫而不关心他的继子能否在军队和法国人的眼中取得更大的成就。皇帝这种对自己亲戚的不信任——事实上，对所有享有个人荣誉的人们的不信任与他总的性格是一致的。
他又一次同我说到他将要带上路的人。他选择我同他一起出发。迪罗克和洛博伯爵将跟在他后面。还有从头至尾参加过整个战役的波兰军官翁索维茨先生。他是一个英勇的、有献身精神的人。皇帝的副官和他的随从军官将分批出发尾随我们。纳夏泰尔亲王每个星期都将派出两名传令军官返回法国。在到达维尔纳以前，皇帝将由一支卫队护送。这个卫队将从属于卢瓦宋师的那不勒斯骑兵部队中抽调。过了维尔纳，皇帝将以维琴察公爵的名义旅行。
为此，我给沿途各驿站下达了命令，借口是弄清楚那儿是否有供传令军官使用的房舍和马匹。我们的部队不久前打扰了这些驿站，因而有必要事先派出几个交通分队到我们将要经过的各个城市去。他们的马匹将要供我们使用。我们所处的地位非常不利。哪怕是一个最小的事故也会给我们造成困难，甚至是无法克服的困难，除非我们事先做好了一切准备。举例说，要是我没有事先藏好两袋煤，以便给供我们使用的马匹钉冰钉时用，我们就没法利用我们设在沿途的驿站。因为当时这些驿站就像是一张白纸，啥也没有。
运输队每天都要行驶十二到十五个小时。我们只能在夜里给马钉防滑铁。天气是那么寒冷，连那些站在炉边的铁匠也要戴着手套才能干活——即使那样，他们还得常常停下来摩擦自己的双手，以免冻僵。在别的情况下，往往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此刻都会成为我们失败的原因之一，人们不得不去预见它，避免它。我们之所以失败，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生活的匮乏和敌军的攻击，而是那些没有预见到的“小事”干扰了我军的行动。
皇帝对巴萨诺公爵的报告深表满意。那个报告谈到了他指示施瓦岑贝格采取的军事行动。一般说来，在消息中断的那些日子里，皇帝对这位大臣所做的每一件事和发出的每一道命令都很赞赏。可是对没有按照他的命令在波兰征召新兵一事，他是深为不满的。在这个问题上他对普拉特先生及其在维尔纳和华沙的代理人埋怨尤深。他指望的波兰哥萨克没有被征集起来。这是令皇帝最为生气的事。他把他从斯摩棱斯克以来的失败归因于他缺少轻骑兵……从另一方面说，由法国寄来的信对他确实是一种安慰。皇帝总是以极满意的口吻谈起这件事。他还高度赞扬了皇后的行为、她的聪明才智以及她向皇帝表示的依恋之情。皇帝接着说：
“这种困难的环境使她显示了自己的判断力、自信心和远见卓识。这将使她赢得法国国民的爱戴。她正是我需要的那种女人。她仁慈、善良，像德国女人一样可爱。她没有去忙于搞阴谋诡计，而只是从事我和她儿子的事业。”
12月5日，统帅部来到了斯莫尔冈。维尔纳政府的一名官员和皇帝的随从副官、市镇的总督范·奥根多尔伯爵正在那儿等候皇帝。皇帝接见了他们，并且很快就打发他们走了。然后，皇帝派人叫我去记录他最后发出的命令：
斯莫尔冈12月5日中午
皇帝于今晚十点离开。
他将由二百名禁卫军护送出发。到奥斯赤米亚纳后，皇帝将由离这儿十五英里远，并在那儿过夜的一个步兵团护送。该项命令将由范·奥根多尔将军下达。
属于禁卫军约一百五十匹好马将送往离奥斯赤米亚纳一里格远的某处。那个步兵团的参谋军官和禁卫军的长矛骑兵营将布置于斯莫尔冈和奥斯赤米亚纳之间的各驿站。
今晚在维尔纳和奥斯赤米亚纳之间露营的那不勒斯部队在米尔德尼奇预备一百匹马，在鲁姆茨奇预备一百匹马，听候调用。
范·奥根多尔将军……将通知巴萨诺公爵立刻在斯莫尔冈谒见皇帝。皇帝将和维琴察公爵同乘陛下的座车出发。翁索维茨先生在车前开路。一名步兵在车后侍卫……
御厩总管将通知那不勒斯国王、欧仁亲王和元帅们在七点钟到达统帅部。
御厩总管将和他的秘书雷尼瓦尔及其旅行仆从带上一份总参谋长的命令赴巴黎。
然后皇帝又重复了他早晨说过的那一番话，……施瓦岑贝格亲王正在向我们这边前进……他的几个团正在到达维尔纳。其他的团在涅曼河上。维尔纳的商店和科夫诺的商店都有充足的货物供应。获得衣、食的骑兵士兵们一定会很快回到自己的队伍中。皇帝认为，既然那儿没有饥荒，那么毫无疑问，我们的撤退将要结束了。
以前，我曾尽力向皇帝解释过事件的真相以及我对未来的预见。这次，我只是听着皇帝的话，没有回答他。
“您为什么不回答我？……您的看法如何？”
“陛下，我非常怀疑，涅曼河是不是我军撤退的终点，军队是不是能在那儿重整旗鼓。不管陛下认为我军是否能站得住脚，总之应该把所有新的部队都送到阵地上去。因为一旦他们接触到我们这支瓦解了的军队，瓦解现象也会在他们中间蔓延开来。要是那样，一切就都完了。”
“这么说您认为维尔纳也应该放弃了，是吗？”
“那是不成问题的。陛下，而且越快越好。”
“您真叫我好笑！俄国人的情况表明，他们现在不能向那儿推进。您跟我一样清楚，连我们掉队的士兵对哥萨克都不……”
皇帝相信，我们能在维尔纳挡住俄国人。法军在八天里聚积起来的给养将比俄国人在那儿收集一个月的还要多。在陛下眼里，他看到了波兰人正在武装起来，他们将赶走俄国人。由于法军获得了食物和衣服，由于援兵的到来，其力量将壮大三倍，而俄国人却离他们的援兵越来越远。
像在莫斯科时一样，皇帝从不考虑这样的事实：即气候对俄国人是有利的，而对我军来说却是不利的。皇帝还看到了我军的驻地，甚至我军的前哨阵地都得到了那些驯服的有准备的波兰军队的保护。而我军的步兵也像骑兵一样将保卫他们的国土。皇帝甚至还看到我们的步兵一旦吃饱了肚子，将不畏严寒，不用两个星期就会把哥萨克人赶得远远的。假如我不是用坦率的语言提出不同意见，那么皇帝似乎对以上说的那一切都是坚信不疑的了。我的直言并没有惹恼他，因为他就形势问题还同我谈了很长一段时间。
尽管皇帝按照纳夏泰尔亲王的愿望把军队指挥权交给了缪拉，亲王还是由于被留下来而有些心烦意乱。但贝尔蒂埃想到，他跟全军一起留下来才能真正为皇帝效力，想到把人们习惯于服从的将领留下来，这对保持士气是完全必要的，因而感到宽慰。他对皇帝的忠诚和爱戴是真心实意的。他也看到了将来重整部队的许多困难，并不是因为缺少增援部队(在他的职权范围内，他会有足够的部队，而且禁卫军仍然是重新组建部队的良好基础)，而是因为皇帝的离开。他知道，从其他方面说，皇帝这样做是必要的，但也必然会给人们提供不服从军纪的借口，从而可能会导致部队完全崩溃。其实亲王还远远不能预见事情的发展，尽管来自德维纳河的部队和贝卢诺的军队每天都在不断瓦解。
那不勒斯国王、欧仁亲王、埃尔欣根公爵、特雷维佐公爵、伊斯的利亚公爵、但泽公爵和埃克米尔亲王全都依次来到了。只有贝卢诺公爵没有来。当时他正在指挥后卫部队。他们组成了一个类似委员会那样的机构。皇帝向他们谈了自己回巴黎的决心。他的态度是叫他们都要服从这个计划。他们当时也都一致同意他离开军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