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程·第五

作者：阿芒·科兰古·法国

出自————《随拿破仑远征俄罗斯》

出自————《战争通史》

　　十三、乘雪橇到华沙

　　1812年12月5日夜里十点整，皇帝和我乘坐他的座车出发了。勇敢的翁索维茨骑马奔驰在座车的侧面。鲁斯坦、法加尔德和阿穆德鲁也骑马在马车外奔驰。他们中的一人先行一步，以便到奥斯赤米亚纳去预定驿马。迪罗克和洛博伯爵乘坐一辆敞篷四轮马车跟在我们车后。凡先生和康斯坦先生坐在另一辆马车上 [ 编者注：如果有谁相信康斯坦虚构的“回忆”的话(见他所写的《回忆录》第三章)，他就会要相信康斯坦进行了那次旅行，并在皇帝到达巴黎五、六天后也到达该城。 ] 。必要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精细，保守秘密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以至于没有人对所发生的事情有半点怀疑。除了宫廷总管和凡先生，甚至那些参加这次旅行的人事先对此行也一无所知。直到七点半，元帅们才被通知此事。

　　皇帝在半夜到达奥斯赤米亚纳。卢瓦宋师和意大利骑兵的一支分队在当天下午就在这儿进入了阵地。当时天气异常寒冷。那个部队以为主力部队在掩护着他们，因此他们的前哨阵地并没有慎重选择，兵力配置也不合适。师的主力驻扎在镇子里，士兵们都躲在房子里避风寒。就在皇帝到达前不久，一支俄国杂牌部队和哥萨克骑兵利用了法军的麻痹心理，对市镇进行了一次突然袭击。他们的袭击只是杀死了几个哨兵，抓走了几个人。从各个房子里齐射的火力很快就迫使俄国人仓皇退却了。俄军随后占据了一处能够俯瞰全镇的高地，对法军开炮轰击了一阵。这就是皇帝到达时的情形。当时我们前面只有传递皇帝命令的凡·奥根多尔先生和普通的信使，因此我们不得不等候后面的马队和意大利士兵。

　　皇帝犹豫了片刻，想等到天亮，可是跟着我们的那辆敞篷四轮马车还没有到达。我们临时碰了一下头，以便决定我们是否应该派几个班的骑兵防止俄军占领道路，保持道路的畅通。可是，采取这个谨慎的措施一定会耽误我们赶路，而且有可能让敌人了解到皇帝离开了军队 [ 编者注：人们要记住这段历史，布尔格思男爵的军事回忆录是特别宝贵的，因为那儿有作者生前未发表的材料。这些材料是翁索维茨自己亲手写的。那部回忆录描述了皇帝旅行回国的历史情况。 ] 。所以，我们决定派意大利骑兵的一个较小的分队先行。另外，还派出成梯队队形的先头部队跟在他们后面。剩下的部队分成两部分，一半人走在我们前面，一半人跟在后面。从斯莫尔冈就跟着我们的上了鞍子的御马继续往前赶到米尔德尼奇。严寒冻彻肌骨，卫队的马匹都无法奔跑了。当我们到达驿站时，卫队能够跟随我们的不到十五个人。当我们到达维尔纳时，包括将军和军官在内只剩下八个人了。

　　天将破晓，我们来到离米尔德尼奇只有一里格的地方，遇到了巴萨诺公爵。他代替我坐在皇帝的身边。陛下不想进城。我便乘坐巴萨诺先生的马车，前往维尔纳，带命令给该地政府，同时也为我们的旅行作一些安排。幸亏我赶到维尔纳去了，因为先行到达维尔纳的范·奥根多尔先生到那时为止还没有办成一件事。为了找人他不得不叫醒一个刚从巴萨诺先生的舞会上回到家里睡觉的人。唉！那些人在别人冻得半死时还在跳舞！维尔纳的居民对我们的处境还不了解。他们对已发生的事情和即将发生的事情也一无所知。我召集了十二个人充当卫队，可是找不到驿马。谁也不曾想到皇帝竟离他们这么近。皇帝在市郊停下来换马，我几乎在他们到达的同时赶到了那儿。我们一会合立刻就出发了。在维尔纳，我为全队的每一个人都买了一双里面衬皮毛的靴子。后来，当我们在巴黎重逢时，他们都一再为此事感谢我，因为当时要是没有采取那种防护措施，他们到达巴黎时，腿一定早冻伤了。迪罗克和洛博伯爵在我们离开时才到达。仍然护卫着我们的意大利人的手脚全都冻伤了。我看见那个卫队的指挥官把双手都贴在火炉上烤。他想以此来解脱剧烈的疼痛。我费了很大的劲来说服他，这样做有可能失去双手。我叫他到外面去用雪搓手——这种方式将给他增加很大的痛苦，因而他不可能坚持做下去。

　　翁索维茨先生和其他人的马都跑累了，因此他代替了皇帝马车上的车夫。我们在12月3日天亮前两小时就顺利到达了科夫诺。信使们在一个类似酒馆的房子里生起了火。自从军队经过这里，就有一个意大利的洗碗工坐在火边不断给火添柴。那一餐早饭真是美极了，因为那是一顿热饭。香喷喷的面包、鸡鸭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一块桌布，所有这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新奇的。只有皇帝在整个撤退过程中享受到良好的服务。那就是说，他总是有白面包、亚麻布衣服、侍从官、上等的食油、牛肉、羊肉、米饭、蚕豆和扁豆以及他喜欢的蔬菜。宫廷总管和洛博先生在这儿同我们会合了。

　　我从来不曾经受过从维尔纳到科夫诺那一段行程受到的酷寒。温度计表明气温下降到了零下二十度。尽管皇帝穿着很厚的羊毛袄和鹿皮裤子，然后再盖着一床质地很好的毯子，脚上穿衬着毛皮的靴子，他还是不住地抱怨天气。寒冷如此肆虐，我不得不把我的半张鹿皮毯子盖在皇帝身上。我们呼出的气都在嘴上冻住了。鼻子底下结起了冰花。眉毛上、眼睑周围都是一层霜。我们呼出来的热气升到车布上，尤其是顶篷上，都冻成了又硬又白的冰块。我们到达科夫诺的时候，皇帝冷得像打摆子一样直打颤。

　　在鲁姆西茨奇，我们发现了一个正在开进的团。从维尔纳到科夫诺的路上，皇帝像原先一样，又一次提出他是否应该走通过哥尼斯堡 [ 注：今俄罗斯联邦加里宁格勒，位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西濒波罗的海。 ] 的道路。任何一个事件都有可能使皇帝暴露身份。既然这样，我们穿过普鲁士整个领土是否慎重呢？虽然在每一个城镇都有我们的一名长官，但此刻除了正在开进的那个团，我们身边就没有其他部队了。

　　从另一方面来说，要是我们走一条较荒僻的路，那么路上的积雪也可能会阻滞我们的行进速度。况且在那条道路上也没有驿马。出于这样一些考虑，我们实在难以下决心是否走通过华沙大公国的路线。那条路线是安全的。只要路上不会被耽搁，我们就应该下决心。那样，我们才能事先预定好马匹。在权衡两种安排的利弊得失后，我们作出了决定。我说“我们”，并不包括皇帝，那是因为他拒绝对此事作出判断，而坚持由我一个人决定。我承认，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大的责任，因此我非常着急。我利用一个机会向哥尼斯堡沿线的驿站发出了命令，以便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同时我积极打听到大公国的道路。一旦打听到那条路线畅通无阻，我就能立刻决定改变前进的方向。

　　法加尔德被事先派往古比宁(通往哥尼斯堡大道上的一个镇)。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来攀登几乎是垂直的陡坡。这个陡坡是人们从科夫诺到马里亚姆波列所必经的。我们不得不下车步行，因为马匹随时都有可能跌倒和失去立足点。马车好几次差点倒退下坡或者翻下悬崖。我们使劲推着车轮子。最后，我们终于到达了马里亚姆波列。我同那儿的驿站长谈了一阵。他是一位充满热情，有着美好感情的诚实人。他向我保证说通向华沙的道路是畅通的。假使我们让他提前两小时出发，他就能经过奥古斯图夫到华沙去，沿途给我们预定好驿马。然而皇帝有些倾向于走去哥尼斯堡的路。他希望能在路上接到从法国寄给他的邮件。但他还是把决定权交给了我。我不再犹豫了，立刻派人给法加尔德送去指示，要他在波兹南同我们会合。然后，我派驿站长向华沙方面进发，叫他带上我下达给各驿站的指示，为我们准备好马匹。他将抵达普乌土斯克，并在那儿等我们。驿站长过去曾见过皇帝，所以一开始他就认出了陛下。他向我保证说，无论如何他也不会跟别人提到皇帝的名字，而他也确实恪守了诺言。皇帝同他谈了话，使他分外高兴。

　　我们在驿站长走后一个小时也出发了。我们发现到处都是农民的马匹。但是我们的马车却是寸步难行，因为路上堆着厚厚的积雪。我们的车子根本无法通过。但是信使的雪橇却能在雪面上滑行。当我们到达第一个驿站时，我碰巧发现了一个隐藏着的雪橇。这可是个好运气，因为皇帝急于赶到巴黎，他已经对缓慢的车速不耐烦了。那辆雪橇的主人很乐意拿它来换几个金法郎。皇帝和我坐上了雪橇。我们把马车留给了坐在仆役位置上的马夫。他曾勇敢地坚持在那辆车上工作。皇帝几乎没有让我们有足够时间把毯子和武器转移到雪橇上去，就下令出发了。由于雪橇很小，皇帝不得不把对他很有用处的梳妆用具给扔了 [ 编者注：“伯赖恩(拉雪橇的马)一刻不停地被套上了挽具。皇帝和维琴察公爵、翁索维茨伯爵一起坐了进去。马梅卢克(鲁斯坦)坐在车夫的位置上……只有勒费弗尔·德努埃特将军能够跟随在后面。他乘坐的是一辆当场购买的小型雪橇。”——见布尔格恩所著的《回忆录》。 ] 。坐雪橇是不舒服的，道路崎岖不平。我们勉强支持着，忍受着颠簸。车内空气也很沉闷。皇帝为了能早日到达目的地，已经丢掉了长途旅行所必需的设备。从那以后，我们的旅行就方便多了。我们旅行的速度超过预计的速度。在马里亚姆波列赶上我们的宫廷总管，在我们驰离该城一英里的时候落到我们后面去了。后来，我们就再也没有看见过离开斯莫尔冈时护送皇帝车队中的任何一辆马车或者任何一个人。

　　我们一进入华沙大公国境内 [ 编者注：在科夫诺一越过涅曼河，皇帝就进入了华沙大公国。 ] ，皇帝就变得喜笑颜开了。他不停地谈论有关军队和巴黎的事情。他毫不怀疑我们的部队会在维尔纳站稳脚跟，却没有认识到他的损失已经达到何等严重的程度。

　　“维尔纳的粮食储藏得很好，一切都会重新好起来的。”皇帝对我说，“那里的给养用来阻止敌人的进军绰绰有余。俄国人至少也像我们一样疲劳。他们同样也遭受到严寒的折磨。他们肯定要进入冬营。在维尔纳，除了哥萨克人，什么都不会看见。我下达的命令和我向巴萨诺公爵介绍的情况已预见到未来可能发生的一切。马雷对施瓦岑贝格亲王的荣誉感充满了信心。他说要坚守阵地捍卫华沙大公国。巴萨诺先生给他写了信，也给维也纳和柏林写了信。”

　　皇帝只是担心我们的失败对那两个国家所造成的影响。他认为他回到巴黎将能恢复他在政治上的支配权。他说：

　　“我们的灾难将在法国造成轰动，但是我的到达将抵消这种坏影响。”

　　他想利用这次路过华沙的机会使波兰人苏醒过来。“要是他们真的还想成为一个国家的话，就要全民行动起来，对付他们的敌人。”他又说道，“如果他们这样做，我将拿起武器保卫他们。我将会同意奥地利人心里所要求的那些条件。然后我们就能宣布波兰重建。在这个问题上，奥地利人的兴趣比我大，因为它更邻近俄国巨人。如果波兰人不做他们应该做的事，那么对法国人和其他人来说，事情就更简单了，跟俄国人媾和也就容易多了。”

　　皇帝倾向于相信，或者至少想让我这样认为：欧洲所有的内阁，甚至那些因屈服于法国的武力而自尊心已经受到损害的国家都担心哥萨克人会被允许越过涅曼河。

　　“每一个国家都应该把俄国看成是灾星。”他进一步说道，“反抗俄国人的战争完全是为了古老欧洲和文明世界的利益的战争，只要人们能对这些问题有正确的认识。奥地利皇帝和梅特涅先生对这一点很清楚。在德累斯顿，弗兰西斯皇帝就完全了解沙皇亚历山大的弱点和摇摆不定的性格，因而不信任他。奥皇已经被他的声明和许诺欺骗过。维也纳政府清楚地知道奥地利同俄国有一条很长的国境线，而且在目前这种形势下，双方的全部利益都是相悖的。俄国人对土耳其的进攻使得奥地利面临的危险增加了一倍。法国刚刚遭受的挫折将结束别人对它的嫉妒心理，并将平息由于它的力量或影响所产生的所有那些不安情绪。欧洲应该只想着它唯一的敌人，而这个敌人就是俄国巨人。”

　　我坦率地回答了皇帝。

　　“事实上，他们害怕的是陛下。陛下是他们担心的根源，而且您还使他们一时看不见来自其他方面的危险。各国政府都害怕会出现一个全球帝国。您的王朝已经扩张到了各地。其他的朝廷都害怕看到您的王朝会在他们的国家里建立起来。即使是在现在，全体德意志人的利益正被三年前实行的税收制度所损害。某些愚蠢的法国代理人的政治压力也触怒了公众，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这一切都是和他们的思想习惯相违背的。所有这些原因和考虑——也许有一些陛下是不知道的，使得人们仇恨您的国家。煽动群众反抗情绪的不只是他们的政府，更主要的是在埃克米尔亲王管理下的强加给德国人民的军事政体。”

　　 [ 编者注：自从1810年1月1日起，达武就开始指挥德国的军队。1811年11月1日后，这支军队被称作易北河监视军团。 ]

　　皇帝没有制止我的坦率评论。他一边听，一边回答。他没有生气，而是怀着一种极好的心情进行谈话。从他接受和讨论我的一些评论的方式来看，人们一定会认为那些评论并没有在任何一点上触动他。他对那些十分尖锐的问题付之一笑。他保持着这样一种态度：接受我意见中好的方面，并希望能鼓励我把心里要说的话全部说出来。当我很激动地说出某些看法时，他就试图来拧我的耳朵，但他没法在我那厚厚的皮帽子里找到我的耳朵，于是我的脖子和面颊就成了他“进攻”的对象——他这不是生气，而是一种好意。他的心情是很好的。他承认我提出的某些问题是有道理的。他也拒绝了其他的一些观点。关于那些问题，他认为是被这儿和那儿的警察措施以及同现在的结果毫不相干的各种因素损坏了。然而，人民将是开明的。他们不会看不到他建立起来的国家制度和他的法律给每一个公民提供了抵御一切专横行为的保障。他坚持说，我们的制度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原则上的：这种原则是广大群众承认的，是国家理想的产物，完全适合人民的需要，因而是崇高的。他继续说：

　　“我本来可以把他们当成被征服的国家来对待，但我对待他们就像对待法国一样，并没有厚此薄彼。他们的抱怨是不对的。大陆封锁使他们厌烦了，但那是出于国家政治的考虑。这些考虑都是为了法国的利益。只有与英国缔结和平协议，才能结束那些生活上的不便之处，才能消除群众的埋怨情绪。人们仅仅需要耐心。两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将使英国政府垮台。英国人将被迫签订一项符合各国商业利益的和平协议。那时候，人们将忘记他们的抱怨。随之而来的市场繁荣以及那时将建立起来的政府将在绝大部分方面迅速地补偿他们今天丧失的东西。”

　　皇帝埋怨说，在这些日子里，每一个人都固执地只看到他自己的困难，甚至连那些最有见地的人也坚持这种狭隘的观点。这样一来，人们就不再需要一点顽强的意志去克服困难，不需要远大的目光去瞻望美好的远景。他说我们已经付出了一切代价，现在只需要耐心等待收获季节的到来。可是人们不热心于他指出的新道路。几年以后，我们今天被迫采取的针对英国的封锁制度及政策是能够获得公允的评价的。这个制度过于同人们的习惯相违背，损害了很多微小的利益，以至在许多人当中引起了不满。目前社会上就是这些盲目仇恨的、愚蠢的不满分子占了上风。

　　皇帝又说道，大陆封锁制度是一个伟大的计划，将来它注定会赢得每一个人的自愿的赞成，因为这个制度符合整个欧洲大陆的长远利益，也符合每一个人的长远利益。用封锁来反对那些封锁者是完全正当的。更主要的是，他要求建立独立于英国之外的欧洲工业，舍此别无其他选择。他只是采取了一种能真正损害英国繁荣的措施。那是一个伟大的事业，只有他才能将其完成。要是现在的机会被错过了，就不会再出现另外的机会。因为这个事业需要这些年来欧洲的各种形势的配合。皇帝证明了他并没有犯错误。他引用了蓬勃发展起来的工业——不只是法国境内的，还有德国的工业(尽管战争还在继续)来支持他的论点。

　　皇帝由此推论出，大陆封锁制度建立起了法国和德国的工业。他说，那必将取代我们现在丧失了的通过国际贸易获得的财富。过不多久，这种利益将会变得更加明显。不用三年的时间，莱因兰、德国以及那些现在最激烈反对封锁制度的国家一定会对他的先见之明和他的成就给予高度的评价。皇帝说，让法国人和德国人懂得，他们自己能够挣得过去被英国工业从他们国家剥夺走的金钱就是对英国政府的伟大胜利。由此他将给法国和德国带来国内繁荣。单是这一成就便能使他的时代永远不朽。

　　皇帝从中推断出我所谈的当时法国的巨大力量对全欧是有利的，因为那是限制英国超级权力的唯一手段。他说道，在欧洲的外交界，他施加的压力要比英国的大。但在人民中间，英国的压力要比他的大得多，因为英国独自垄断了发展工业的利益。英国是一个岛国。它在那些隔海相望的政府的心目中无疑只引起较少的忧虑。因此，它在海运上的优越条件在欧洲政府看来没有法国的优势更令人担心。英国所处的地理位置使它不能同他们进行领土争端，然而它那排外的商业政策则损害了一切欧洲人的利益。在当前，人们是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的，因为当各个政府需要钱用的时候，他们觉得去伦敦领一笔津贴更为方便。对他们来说，这些金钱是不是英国人从他们自己的臣民口袋里拿走的，这无关紧要。只要英国继续它的垄断政策，这些钱就是以牺牲欧洲各国臣民的利益获得的。

　　皇帝承认汉堡、吕贝克 [ 编者注：1810年12月13日元老院的布告宣布，法国和汉撒的城镇及一条延伸到吕贝克的领土合并，另外也把对荷兰的兼并合法化。这些兼并的土地被划分为法国的十个县。 ] 以及那些对商业上有用处的独立城镇归并法国一事，使商人们，也使欧洲各国政府感到惊慌，因为这些变化被认为是一种必将继续贯彻下去的政策。

　　皇帝认为占领那一条海岸线，严禁进口英国货是完全必要的、正义的。他又说道，由于他的政策同城镇的商业利益发生冲突，他必须把人民中所有的有识之士争取过来。立宪政治和我们的法典能带来这种变化。由于不能在新建立的县保持有二万五千名士兵的军队，他便开始了政府机关的改革，以使那里的居民对我们怀有信心。他进一步说，这一步骤对绝大多数人有好处，而且它真正是为了地主们的利益。它已经抵消了人们在海外商业利益上的损失。他说，假使人们不能重新开始他们的活动并为他们的资本找到出路，那种海外贸易就不可能是平等的。

　　皇帝的观点是，他绝不在任何一点上作出让步，而是加强各种可能迫使英国早日缔结和约的措施。他认为与其经受长期的痛苦不如忍受短期剧烈的痛苦。既然英国人要千方百计地逃避经济封锁，以便支持他们的工业和维护他们的声誉，那么皇帝的责任就是尽他的一切力量战胜狡猾的对手，迫使他们屈服。

　　“这是巨人间的一场战斗。”他继续说道，“码头上的商人被两个斗士抓住了，在争夺中怎能不发生冲撞呢？这场生死搏斗正是为着那些牢骚满腹的人们的利益。他们将是第一批收获果实的人。英国人在我采取的每一项措施上反对我、压迫我。如果他们没有撕毁亚眠和约，如果他们在奥斯特里茨战役或者提尔西特和约后就答应媾和，现在我一定是安安静静地呆在家里了。我的商业资本也一定会制止我在法国以外的地方去进行征战，因为那样做并不会给我带来什么好处。我会变得越来越保守和懒散。没有什么比那种生活更令人愉快的了。我并不反对过安定幸福的日子。我不是唐·吉诃德。我没有他那种探险欲。我是一个有理性的人。我从不做对我没有好处的事。我同其他统治者的区别就在于，困难能够使他们望而却步，而我却喜欢战胜困难，只要其结果对我来说是伟大和不朽的，值得我和我统治的人民去为之奋斗。”

　　“如果英国人当时不为难我的话，”皇帝重复道，“我一定早就过上和平的生活了。进行战争，拒绝和平只符合他们的利益。要是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为了欧洲人民的利益，那他们就一定会接受我们缔结和平条约的要求。英国人在地中海占领着马耳他岛。他们有能力保障在其他地方安全地进行贸易。他们能在世界各地给英国的舰队提供给养。他们还需要什么呢？他们还需要更多的安全吗？他们只想要维护他们的垄断地位。要是他们的海关打算替国家付公债利息，他们就还需要做大笔的生意。如果英国人愿意诚心诚意地去办事的话，他们就不会如此顽固地拒绝谈判。他们害怕解释他们的政策，也不敢公布他们的计划。假使英、法两国谈判，他们就不能不说出自己的打算，那么全世界都会看清到底是哪一方做事出于诚意。

　　“他们说我滥用权力，科兰古您也第一次这样说。我承认这一点，但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欧洲大陆的利益。现在，英国也完全是在滥用它的力量。这种力量产生于它那得天独厚的远离动荡世界的国土。

　　“英国这样做纯粹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欧洲好意帮助了英国的发展。可对伦敦的商人来说，欧洲是无足轻重的。为了做某一种投机生意，他们可以牺牲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甚至牺牲全世界。如果他们的罪过没有那么大的话，也许他们会更讲道理一点。要保持英国人的荣誉，他们就必须赎罪。这是大势所趋、在所难免的。总有一天，他们不得不对这些罪孽有所表示。现在他们是牺牲整个世界来发财致富的呀。到时候世界将认识到这个问题。人们的眼睛将会看清楚。但到那时就太迟了。要是我战胜了他们，欧洲就会赞扬我。如果我失败了，英国人将会摘下他们的假面具。人们将会看到，他们曾经只为自己着想，为了他们一时的利益而牺牲了整个欧洲的和平。

　　“欧洲大陆不能够，或者说不应该抱怨我们目前针对英国商业的措施。这个措施的目的正是要尽快结束这一措施。这种引起强烈抗议的国土合并只是一种权宜之计。”皇帝信心十足地对我说，“我们那样做只是为了妨碍英国人，阻挠他们做生意，切断他们的商业联系。那些地区要么成为我们换回法国的殖民地，或者荷兰人的殖民地的抵押品。要么，英国人为了他们的利益，必须放弃在那些地区的利益。”

　　只有全面实现的和平才能是持久的。和平能为每一个人提供美好的未来。按照皇帝的意思，他正在不遗余力地争取全面和平。人们对他的埋怨是没有根据的。有眼光的人和真正的政治家对他要实现的目标是很清楚的。

　　在旅行途中，皇帝曾多次问到我是否认为俄国人会愿意缔结和约。他说沙皇在取得某些成功的时候就提出媾和，那将是明智的。我回答说，只要我们的军队还在他的国土上，我就不相信俄国人会愿意和我们谈判。而且我们遭受到的挫败一点儿也不会使他想要和平。

　　“这么说，您认为他非常骄傲喽？”

　　“我认为他是很顽固的。他可能会因为他预见到某些事情而感到骄傲。他可能会因为拒绝了我们在莫斯科时向他提出的那些提议而感到骄傲。”

　　皇帝接受了这种观点：

　　“烧毁俄国的城镇，甚至烧毁莫斯科，简直是一种愚不可及的行为。”他说道，“既然他如此依赖冬天，为什么还要用火呢？他有武器和军队可以打仗。可是在不打仗的军队上面白白地花那么多的钱，这不是发疯吗？一个人在同敌人战斗时，不应该再摧残自己。库图佐夫的退却事实上是愚蠢的。把我们毁灭的原因是俄国的冬天。我们是气候的牺牲品。那时的好天气欺骗了我。假如我早两个星期撤出莫斯科，那我的军队一定早到了维帖布斯克了。 [ 编者注：1817年9月29日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又谈到这个问题。他对古尔戈说：“我最大的错误就是在那座城市(莫斯科)呆得太久了。要不是那样，我的事业最后一定会成功的。”——见古尔戈的《圣赫勒拿，1815年到1818年未发表的日记》。 ] 要是我那样做了，那就应该是我去嘲笑俄国人和您的预言家亚历山大了。那他就会后悔早没有同我进行谈判了。我们的一切灾难取决于那十四天以及人们没能执行我的命令去征召波兰的哥萨克人。

　　“沙皇的那些预言全都是胡说八道。要是他们想要把我们放进他们的内地，首先他们就应该有计划地撤退，而不是让巴格拉吉昂的军队在离边境太近的地方摆成一线。而且他们的战线拉得那么长，因而要冒极大的危险。要是他们有计划地撤退，他们就不应该花费那么多钱去沿德维纳河修建‘纸板堡垒’，而且也不应该在那儿的仓库里囤聚那么多的物资。他们作战是走一步，看一步，根本没有什么计划。他们打仗也没有打出什么名堂来。在我们渡过别列津纳河时，要不是巴尔土诺的胆怯和愚蠢，俄国人根本不可能从我这儿掠走一辆马车，而我们早就切断他们部分前卫部队的退路，抓到一千八百名俘虏。我们这些除了生命已经一无所有的军人们应该打得赢跟土耳其军队对过阵的俄军的精锐步兵。事实上，当时尽管我们苦难深重的军队被他们三支军队包围了，但他们干了什么呢？他们只是把我们那些饿得奄奄一息的士兵和由于饥饿被迫离开军队的士兵一个个枪杀掉！”

　　另一次，皇帝跟我谈到，要是俄国人当初真想把法军放进内地的话，他们就不会在维帖布斯克抗击我军。从一开始，他们就应该更多地骚扰我军的侧翼，同我军进行游击战争，截获我军的信件，消灭我军那些较小的分队、那些离队返回的军官以及执行袭击任务的部队。皇帝认为在离莫斯科那么近的地方进行决战是俄国人犯的一个严重错误。

　　“一切都糟透了。”皇帝另一次对我说，“我在莫斯科呆得太久，要是我在占领莫斯科四天后就离开——正如当我看到全城起火时所想到的那样——那么俄国人就输定了。沙皇将非常高兴地接受我从维帖布斯克提出的宽宏大量的和平条件。就是到了维尔纳，如果严寒没有夺去我的大军，我也会下令进行和谈，而您的宝贝朋友亚历山大要是摆脱了他的监护人，也一定会签署那些文件的。就是那些贵族们把库图佐夫强加给沙皇。可库图佐夫做了些什么？在博罗迪诺，他冒着全军覆灭的危险，导致了莫斯科被焚毁。当我们撤退的时候，他除了对付没有生命的部队，除了对付那些能走动的幽灵外已经没有什么军队可以同他打仗了，他还企望什么呢？他和维特根斯泰因对海军上将的被击溃采取了默许的态度。

　　“其他所有的俄国将军都超过那个老不死的库图佐夫。托利至少挽救了军队：他没有背对着首都进行决战。甚至那个犯了那么多的错误，以至不在海军上将和库图佐夫手下听令的维特根斯泰因，也远比库图佐夫强。要是那不勒斯国王没有给我捣蛋，要是他管理好那些将军们，在一开始就和前卫部队呆在一起，鼓励那些有点儿惊慌的年轻部下，那么如今形势将是另外一个样子。很快俄国人将要停下来。哥萨克人一看见我军露出牙齿就会远远躲开。假使俄国人在冬季不肯缔结和约，而波兰人还继续支持我的话，那您在明年七月份就将看到俄国人会交什么好运。

　　“事事都与我作对，引导我失败。华沙没有好好地为我服务。普拉特神父害怕了：他的表现就像一个爱管闲事的人，而不是一个堂堂的主人。他在客厅里和报纸上高谈阔论。他只照顾他自己的利益。而在政务上呢？他一事无成。他没有唤起波兰人的热情，没有进行征兵。我曾指望得到大量的资源，可我没有获得一点儿援助。巴萨诺公爵在波兰就像他在土耳其和瑞典时一样常把事情弄糟。我对塔列朗发脾气是不对的。是公爵夫人 [ 编者注：皇帝这儿指的是巴萨诺公爵夫人。正如后来的事件证明了的，她当时确实尽了一切努力来阻止塔列朗被指派为驻华沙的大使。 ] 的闺房阴谋使我迁怒于他，而现在我的事情已经被弄糟了。巴萨诺公爵本来应该对波兰给予更多的明确指示。事实上，作为个人来说，波兰人在我们的军队里是建立了丰功伟绩的。但是他们为他们自己的国家却没有做一点儿事。每一个人都在我面前赞扬普拉特神父，说他有智慧，但他实际上是一个糊涂虫。”

　　另一次，皇帝对我说到了沙皇亚历山大：

　　“他是一个明智的皇帝，而且满怀着美好的愿望。他比他的所有大臣都能干。假如他对自己的能力有更大的信心，他将比他所有的将军们还要强。确实，他只需要果敢，就能变得非常有本事。但是他不是自己家里的主人。他的家庭及其成员的无数细小的问题不断地妨碍着他，拖累着他。尽管他对军队有着极浓厚的兴趣，他探讨各种问题并且给予诸多关照，在这一点上，也许更甚于我，但他还是被人蒙骗了。辽阔的疆域、顽固的习惯势力、贵族们反对招募新兵以及司令官们对军队发饷和补充军粮漠不关心等等，所有这一切合起来就使得俄军不能达到编制的定额。他们担心在决战的日子到来时，还只有不足一半的军队在备战。因而俄国人不停地工作了三年来使军队满员。您一定以为俄军比过去强大多了。我总认为您过高地估计了他们，可您从来不相信我的话。

　　“格日阿次克的那个哥萨克人说俄国的将军们都贪图安逸，不知道怎么打好仗。他说对了。人们必须公正地评价哥萨克人。在这场战役中是他们赢得了所有的胜利。他们肯定是世界上最好的轻骑兵部队。如果俄国士兵也有什么杰出的人物领导的话，那支部队也许能大有作为呢。”

　　皇帝好几次和我讨论到了为了实现和平，我们得要作出一些什么牺牲，以及俄国人也许会代表奥尔登堡公爵提出一些什么样的要求。

　　“他们将要恢复公爵的权力，”他说，“因为皇太后的关系，沙皇对那个事情一直耿耿于怀。”

　　既然皇帝问到我，我就向他说了自己的看法。很难设想俄国不会利用这个机会要求我们从但泽，从那些我们用来作为反对他们的其他的北方基地撤走。我说，要是我们将被迫放弃涅曼河的话，正如我所预料的，我们还不如主动放弃它。他们提出的条件一定还包括要我们放弃在奥得河上的防御工事。我讲到这里时，皇帝愤怒地喊道，要是那样的话，他就失去了迄今为止法国得到的针对英国的全部优势，因为问题的关键还是迫使英国人缔结和约，不是这样就不能得到长久的和平。我回答说我们有可能保持各港口和沿海的海关机构，而不必把它们建成法国的要塞。

　　“俄国人呢？”他问道，“他们将对英国采取什么态度？”

　　“对这个问题陛下比我更清楚。”我回答说，“我可以肯定地说，您不能再说服他们仍然采取和过去一样的政策了。我相信沙皇不会再仇视英国了。”

　　“这么说，和平是不可能的了。”皇帝厉声回答说，“如果不能实现全面的和平，我们就不要再欺骗自己了。”

　　后来话题转到了法国的形势和欧洲的不稳定状态。我把这种状态归因于侵略行为。我向皇帝建议说，只有确立更克制、更温和的政权体系才能使我们的盟国依附我们。我向皇帝指出从哥达公爵到奥地利皇帝，所有的欧洲政府都对我们的向外扩张政策感到惊恐。他们认为这种扩张是走向全球帝国的第一步。而我们与英国的战争在他们看来只是一个借口。

　　皇帝全神贯注地听着我的话，拿我说的“温和”开玩笑，并向我重复了他那样做的意图和动机。他试图向我证明他采取那些措施时，根本没有考虑到它们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是别人曲解了他。他只是一心一意反对英国，既然他们的商业散布到了各地，他就不得不追击他们到各地。他说那样做是英国人的诡计，是他所说的fides ponica(阴谋)。英国人不断迫使他扩大他采取行动的范围。皇帝说，只要同英国人的斗争还在继续，他就非常需要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因为英国政府总是在煽动欧洲起来反对他。

　　我说这些频繁的土地兼并以及盟国的变化给法国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妨碍了人民对他的忠诚。我告诉皇帝说，人民并没把这种事情看成是一种优势，而是感到不安，对未来感到焦虑。我还说，这些权力的奇怪的扩张，对稳定人民的情绪是有害的。事实上，它妨碍了一个社会制度应获得的人们对它的神圣感情——对国家的信心。甚至连那些奉承他的人也认为，即使皇帝的天才可能使得这些新的国家机构能够在他有生之年存在下去，也不会在皇帝死后继续延续。虽然人们不敢把这些想法告诉他，但是他们是这样想的。这种观点由于受到压制而更顽强地为人们所坚持。人们感觉到皇帝正在给自己的儿子制造巨大的困难。他正在事先武装整个欧洲来反对罗马王，甚至反对他的家族。一个新朝代在建立时，就让人们增长要去改变它的期望，那真是不幸之至啊！皇帝现时建立的统治和进行的事业，将来没有谁能够担负得起。那些不同的民族永远也不会变成法国人。莱因兰人民就很难说服他们自己，他们已经变成了法国人。

　　皇帝以十分坦率的态度承认我的话是有道理的，可是，他也进行了一些反驳：

　　“我将要确立制度以强化我已经建立起来的政府机构。人人都能够预言我可能要作出何种牺牲——那是愉快地作出的牺牲，来使欧洲各国获得安全。那些制度是使全体人民获得持久和平的保证，也是法国和德国获得国内繁荣的保证，正如英国人现在所享受到的一样。”“德国人民是很好的人民，”皇帝接着又说，“对他们所作出的牺牲我是一定要报答的。我并不特别留恋汉堡和其他地方。我不是那种坚持一孔之见、冥顽不化、胸怀狭隘的人。只要英国人下决心缔结和约并同意把上帝从来不是专门为他们创造的权力也让与别人，一切都是好解决的。可是，要是我们不能付给英国人赔款，他们就绝不会和我们缔结和约，因为他们的内阁政府要对人民负责，要安抚人民。要他们走这决定性的一步，同法国讲和，除非他们能对全国说：‘为了如此这般的理由，我们作出了一定的牺牲，但这儿是他们给我们的补偿和我们争取到的有利条款。’他们的国家与内阁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而困难的关系，所以英国内阁和我之间的关系就更困难了。假使没有和英国人讲和，那么一切‘和约’只不过是停战而已。英国人要价太高，他们不会轻易作出让步。他们知道得很清楚，我将利用和平环境来建立一支海军——在和平的环境里，我将不会允许有人再次剥夺我们的商业资本。他们知道我所掌握的海军会给他们造成多么大的危害。假如他们肯定我只能再活三、四年，他们明天就会答应讲和，因此困难就在于我要建立海军，而建立一支海军需要有好几年的时间。”

　　皇帝进一步说，他比任何人都更迫切需要和平，渴望获得和平。他说，谁能够怀疑这一点呢？他过露营生活并不是为了消遣。正是英国人，是他们不愿缔结和约。皇帝说，由于他们害怕未来，因而不可能作出这种决断。英国的内阁里有一些聪明人，可是他们无法预见他说过的任何一种主要想法。皇帝很了解法国的政府机构是不完善的。他毫不隐晦地说，只有实现了和平，他才能全面调整他的政府机构。当和平能够巩固他的胜利成果时，谁又会怀疑他渴望和平的真诚愿望呢？在这些政府机构当中，他最重视元老院——如果元老院能够得到人民的拥护，并能影响社会舆论，而对它应该拥有的独立性又一点不感兴趣的话。皇帝告诉我说，他将把元老院升为贵族院。

　　皇帝说这次战役的失败把一切事情都弄糟了。欧洲需要一个缓冲国。它是防止北方入侵的前哨阵地，还能对其他权力野心施加温和的影响。欧洲的倒霉就是由于波旁王朝的软弱，听任了波兰被瓜分。奥国皇帝和普鲁士国王充分认识到了过去所犯的错误。这次他们公然地投入了远征俄罗斯的战争，那只是因为他们是同波兰这个屏障的建立有着最大利害关系的民族。奥地利人期望通过重新安排实现领土再分配。那样将给他们的贸易提供必要的出海口。普鲁士国王也由于想到那个新的国家也许会置于他的统治之下而自我陶醉。

　　皇帝进一步说，在战役开始以前，当奥地利想从中调停时，俄国人保持沉默，从而使弗朗西斯皇帝十分怀疑沙皇亚历山大的野心。弗朗西斯在德累斯顿时曾几次谈到这个问题。俄国政府是用两只手一起抢劫的。他们抢朋友的东西就像抢他们的敌人一样心安理得。在他们眼里什么都是钱。提尔西特会议后，俄国通过牺牲自己的盟国普鲁士而大捞了一笔好处。对奥战争后，他们获得了加利西亚部分领土。没有什么顾虑能够阻止沙皇去吞并他人的领土。

　　谈到沙皇，皇帝回忆说，具有温和态度和绅士风度的亚历山大比俄国人作为偶像崇拜的野心勃勃的叶卡捷琳娜为俄国争得了更多的利益。对首都在彼得堡的俄国来说，攫取芬兰远比占领无人居住的克里米亚和叶卡捷琳娜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去的所有其他地方都重要得多。

　　皇帝回忆说，奥地利人要求恢复波兰，可他们又决心保留加利西亚的部分领土。他说，在签订维也纳和约后，他们很愿意放弃数百万加利西亚人而得到伊利里亚的部分领土，不管有多大，哪怕是莱茵河地区的零碎的领土也行。因此，不管他们什么时候希望得到 [ 编者注：1812年3月14日巴黎条约许诺：作为恢复波兰时对加利西亚的补偿，奥地利可以得到部分伊利里亚领土。 ] ，这种协议都是可以达成的。为此皇帝的岳父在德累斯顿曾敦促过他——他上那儿去也许就是希望能了结这个事情。然而，皇帝当时还想弄清楚立陶宛人的态度，并想亲眼看看波兰人是否有能力使自己的国家成为独立的国家并且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项政策的结果是他还没有让全体波兰人获得自由，而以后的事件证明他是对的。他不久将会看到，作为一个国家，波兰能否像个独立的人那样配得上独立国家的称号，因为勇敢的精神可以在逆境中得到锻炼。皇帝打算在华沙谈谈他的印象。他将把他所有的不幸以及波兰的危险处境告诉那里的人民，但是他也希望他们能作为一个国家来支持他。

　　我向皇帝指出，他抱怨波兰人不团结、缺乏热情，但是站在波兰人一边，人们肯定要把这些弊病归咎于他给了他们一个很不可靠的将来。实际上，我们要求他们作出的牺牲是没有止境的。不幸的大公国在很长一段时期给我们提供了各种物资后，现在已经精疲力竭了。就是那些最富有的人也不再拥有一分钱的储蓄。我提醒皇帝说，我一贯赞赏这个恢复波兰的计划，因为那样将可以建立起一个缓冲国。如同我曾有幸在一次谈话中告诉他的一样，我相信基于这种动机去同俄国人作战是正义的。可是，这些年来，像其他许多人一样，甚至像某些波兰人一样……我从他对波兰的态度，从他所采取的措施，看出那只不过是想通过恢复波兰来达到别的目的罢了。事实上，波兰已经变成了我们的一块军事和政治的垫脚石。

　　我半开玩笑地说，陛下同我谈到的有关在德累斯顿同弗朗西斯皇帝的会谈，他如何拖延把伊利里亚让给奥地利，有关巴萨诺先生和梅特涅先生之间的全部斗争使我明白了，皇帝只是想根据形势的需要，对奥地利继续保留着给予或者拒绝的权力。我说，皇帝总是想利用波兰人，用希望去激励他们，可是又从不作出明确的保证，以免限制他的新计划，妨碍他的事业适应将来的形势。我说，波兰一旦恢复，波兰人在用部队支持我们的西班牙战争这个问题上，一定不会表现出多少热情。事实上，这是非常清楚的，如果他真正愿意按照广大欧洲人民的愿望建立一个缓冲国的话，他就会立刻为了波兰的利益补偿奥地利的损失并且宣布波兰的恢复。

　　皇帝微笑着回答说：

　　“您的推断和英国人一样。”接着他又严厉地说道，“如果俄国人不让出立陶宛，我将如何与他们讲和？我不能为了这个目标终生进行战争呀。我当然想恢复波兰，但那不是其国王在俄国人面前发抖的波兰，也不是两年后就会把自己置于俄国人保护之下的波兰。要是它在选举出来的国王统治下，那这个国家就没法存在下去。它和其他欧洲国家一定不会协调。要是它在一个世袭的国王的统治下，那些列强会因为妒忌它而再次瓜分它。举例来说，您以为那些立陶宛人会乖乖地服从波尼亚托夫斯基吗？彼得堡朝廷的条件和一个大帝国的君主的保护，远比在华沙的提兹基维茨夫人 [ 编者注：康斯坦斯·波尼亚托夫斯卡是斯康尼斯拉斯国王的侄女。 ] 的小朝廷更能适合他们。

　　“波兰一定得再加上一些边远的省份以便使它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它一定得拥有但泽和一条海岸线，那样它的产品就会有一个出海口。而且它还一定得要有一个外国国王，因为一个波兰人当国王会引起很多人的嫉妒。事先任命这样一个国王将会使波兰人的热情冷却下来，他们一点也不清楚他们自己究竟需要什么。恰尔托雷斯基家族、波尼亚托夫斯基家族、波托茨基家族和其他一大群人都在觊觎着王位。缪拉本来是适合的人选，但他几乎没有理性！热罗姆，我曾想到过他。可是除了虚荣心他没有别的品质。在他那儿，我看到的除了过失，没长处。他不愿在达武的统率下而离开了军队，好像他并没有把他获得的王冠归功于奥尔施泰特战役 [ 译者注：达武元帅在奥尔施泰特战役中立下过显赫的战功，被封为奥尔施泰特公爵。 ] 。他经过大公国时的表现是可叹的。我的家人从不给我撑腰。他们一个个都充满野心，就像他们会说，‘主啊！我的父亲……’一样不足为奇。”

　　忽然间，皇帝问我说：

　　“要是您，您会选谁做国王呢？”

　　我回答说，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因而不打算随随便便地回答他。

　　皇帝笑了，他说这种选择是十分困难的。

　　我想我当时给他的回答甚至比他的话更肯定。我说让陛下朝廷里的随便哪一个人去戴那顶王冠，只能在欧洲引起新的忧虑。我说在当前的政局里，不要说那样去做，就是抱有那种希望也是非常困难的。在任何情况下，他家庭的任何一位成员登上波兰的王位，都将成为法国跟英国讲和的障碍，尽管建立这样一个缓冲国是符合英国的利益的。

　　“在这一点上，您是对的。”皇帝说道。

　　话题逐渐转到了过去的事件，转到了普鲁士与提尔西特和约。我对皇帝说，在我看来，我们不该摧残普鲁士，而是应当建设它，甚至是以恢复波兰王国的名义去做这件事——如果他认为重建那个政权具有积极作用的话。我说，他把位于欧洲中部一个如此有用的缓冲国给破坏了。要是我处在他的地位上，我将宽宏大量地对待普鲁士人，并且在没有俄国人干涉的情况下大大扩充他们的力量，以便让他们真心实意地成为我们的盟国。——这是使普鲁士波兰化的必然结果。

　　“普鲁士人的政策总是那么邪恶。”皇帝说道，“他们对每一个人都是那么不诚实，而且他们又是那么笨拙，以至没有哪一个政府真正对他们感兴趣。我曾经犹豫过一下，我是否应该宣布剥夺勃兰登堡王族的统治权。但是我过去曾重用过普鲁士人，因此我还是要给他们留一些情面。当时亚历山大对那个家族的命运非常感兴趣。我只好按照他的要求作出了让步。我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因为我给那个国王留下了太多的权力，因而让他总是念念不忘他已失去的权力。”

　　如果皇帝坚持要剥夺勃兰登堡家族的权力，我说，要是由于信不过而要改换某个王族，无疑还不如干脆兼并这个国家，把它攫为己有，假如它对皇帝来说是不可缺少的话。皇帝回答说要使沙皇亚历山大同意这种观点是困难的，虽然他更多地是为了国王个人的缘故，而不是为了那个国家。而当时皇帝的主要目标是对英国实行封锁。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作出了让步。皇帝还一再抱怨他的兄弟们。我指出，一个人当了国王，那是很难不要求完全独立的。更重要的是，拒绝皇帝的各种要求，常常是出于树立他们自己在国内的权威的需要。看到我的坦诚并没有使皇帝感到不快，我继续说，皇帝的意图确实是建立起王国，但事实上，他只是给他的国王们以扩大了的县长的职权，而不是独立的国家。因此，他们只不过相当于总督而已。他们的头衔和他们所占有的地位和拥有的职权是不相称的。皇帝微笑了，看来他并不反对我的观点。

　　也许这样的谈话并没有惹恼他。在旅行途中，他五、六次回到这个话题上。皇帝要求我不要老是重复同样的观点。他总是试图使我同意他的看法。他的努力中包含有耐心和细心。他侃侃而谈，旁证侧引，好像我是一个被说服后将会对他有用的外国要人。虽然他的雄辩在一、两个问题上说服了我，但在主要问题上，我仍坚持自己的看法。我注意到，在他不愿作出解释的问题上，他总是轻描淡写地滑过去。要是我再次提起，他就会说：

　　“您看问题就像一个孩子，您不懂。”

　　当我的意见和他的看法矛盾很大时，他还会说：

　　“您对政治根本不懂。”

　　皇帝常常不同意我叙述的某些问题。当我直接批评他对战争的雄心和激情时，他总是微笑，说些逗趣的话，并试图拧我的耳朵——但我那厚厚的毛皮帽子使他很难达到目的。他还会在我的脖子上友好地轻轻拍几下，然后幽默地说：

　　“他们错了！我并不是野心勃勃的人。长夜、疲劳、战争——我无法应付那一切。我老了，我像每一个人一样喜欢自己的床，喜欢休息。然而，我需要完成自己的工作。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选择，统治或者服从。所有那些同法国打交道的政府对法国所采取的态度向我表明，法兰西不能依靠别人，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即我们自己的军事力量。因此，我不能不使它力量强大，并且始终保持庞大的武装部队。当奥地利人对英国的命运放心不下，迫使我离开布伦港，进行奥斯特里茨战役时，我并没有找碴儿和他们争吵。当普鲁士人迫使我在耶拿战役中打垮他们时，我并没有恐吓他们。总之，他们所吹嘘的力量究竟在哪里呢？只有天晓得！要是欧洲的军事力量不去保卫他们的商业，那就是一钱不值的东西。哥达公爵的护照在巴黎就好像在魏玛一样受到尊重，可是奥地利人要是没有得到圣詹姆斯朝廷的同意，他们连一条载运匈牙利酒的三桅小帆船也没法驶出海。

　　“我比其他的统治者有更大的远见。”皇帝说，“我想利用现在的机会去一举结束英国和大陆之间的由来已久的争吵。同样的机会以后是不会再出现的。今天看来似乎只是触犯我的东西，不久将会触犯其他的统治者。人们的思想情绪和习惯都是同我作对的。欧洲的各国政府都被他们的偏见和私心蒙住了眼睛。要是实现了不公正的和平，几年后，这些国家及其统治者将会意识到他们究竟需要什么。现在能够看清形势的只有我一个人，因为其他人都决心睁眼不看事实。英国的力量，当前只是依赖于他们对别国的垄断地位，而且也只是靠着这种垄断才得以维持下去。为什么只有他们能够谋取其他成百万人也可以获得的利益呢？他们靠他们的海关，靠他们的商业过活。他们的居民用不完他们得到的税收。这些都证明他们剥夺了本来属于别人的东西。为什么该别人消费的东西要被伦敦剥夺去呢？

　　“如果我如此软弱，以至于为了不公正的和平而在一些问题上作出让步，四年后，大陆上的人们一定会指责我。那时将没有机会再改变命运了。我们的所有财富将付诸东流，毁于一旦。英国人会利用停战的机会来喘一口气并充实他们的国库。那时要是我们对英国商人的吃喝感到不满而稍稍有所表示的话，他们就会把我们的财富统统抢走。然后就是再有十年的战争、困难和不幸，再加上三、四年的联盟的建立和破裂，也无法实现我们今天已经达到的目标。今天人们会不存偏见地评价罗马人和迦太基人。我相信，我们的后代将是赞成法国人的。不管世人怎么说，法国人现在正为了欧洲人民的利益而战斗。因此，全大陆都应当同法国站在一边。法国正为各国最神圣的利益而拼杀，而英国人只是保护他们自己的特权而已。”

　　后来回到这个话题时，皇帝对我说，他越是研究英国政府，越是感到它的天赋的精力。它具有一切可能的优势成为寡头政治集团。它的财富和影响都是巨大的。它统治国家有着公众舆论的支持。这个舆论是它通过许多途径建立起来的。皇帝还认为，英国政府甚至还从自己的对立面去获得力量——按照皇帝的说法，这个对立面正一天天衰弱下去，因而它只不过是显示英国力量的一种陪衬而已。皇帝还说同英国敌对的国家还将进一步被削弱下去，因为开始走上自己一生旅途的人，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总是要依附强者，而强者往往是幸运的。皇帝还具有这样一种观点，如果战争继续进行下去，由于利率的下降，英国将在两年内破产；可是如果实现了和平的话，这种破产就需要十年的时间，除非世界上发生巨大变化，产生出新的条件。这些条件能为英国的商业提供巨大的市场。

　　“在英国的事务中，”他说，“一切都依靠一种虚构的因素。他们的事业都建立在自信心上面，因为他们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依靠。我承认他们的政府有些比较可取的政策。在英国，全体人民的利益和国家利益是联系在一起的。能够联系当代和过去的租借制，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使人们不得不对未来充满信心。通过把每个人的利益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他们的政府得到了某种比事实上的保障更好的东西，而他们是缺少那种保障的。通过使人人都关心个人利益，英国政府为自己建立了一种非常广泛的社会基础。”

　　皇帝强调说：

　　“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坚韧不拔地去斗争的原因。不要多久，英国内阁将不能这么容易地发出贷款，或者至少不能维持这么大的数量了。他们也不能够再像过去一样提供补助金 [ 译者注：指英国政府资助反法联盟的津贴。 ] 了。这种补助金在欧洲有着很大的影响。因为除了法国，欧洲各国已经没有什么钱了，只有在伦敦和巴黎还有一些现金和存款。现在，英国正经历着一场危机。他们的商业被破坏了。毫无疑问，由于俄国人向他们开放了港口，英国因经济萧条而造成的崩溃被延缓了；但是既然他们还在实行邪恶的政策，那么崩溃的时间也只是推迟而已。不错，英国人还有雄厚的资源。但是，他们干一切事业都只依仗信心，因而一件最无足轻重的事情也可能使他们气馁，使他们遭到危险，甚至破坏他们的整个体系。尽管在他们中间有一些非常能干的人和真诚爱国的臣民，但那也无济于事。”

　　皇帝一再回到有关英国的话题。这个问题在他的心目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一次，在我们的谈话中，他对我说：

　　“欧洲人都看不见他们的真正危险。他们对什么都不予关心，只关心由于海洋上的争斗而使他们感觉到的不便。人们也许会认为，欧洲的全部政治和一切利益还抵不上一桶糖的价格。真是可怜极了。然而这就是事情的真相。人们只会向法国提抗议。他们眼里只看到法国军队，其他一概看不见——似乎英国人没有出现在他们的周围。其实英国人的威胁性大得很。海姑兰岛 [ Franc注：亦译作“赫尔戈兰岛”、“黑格兰岛”，位于德国近海湾的咽喉位置，1890年前由英国保护。 ] 、直布罗陀、塔里海角、马耳他岛，那儿不都有英国人的堡垒吗？这些堡垒对各国商业的威胁难道不是远远大于但泽对俄国商业的威胁吗？要是我还给欧洲人民一个统治者的话，他们便一定会统统倒进英国人的怀抱。第二天，他们就会拱手把科孚岛送给英国人。对了，还有马得拉群岛。正像他们已经把好望角送出去一样。从马耳他的礁石上，英国人已经控制了土耳其，接着就是黑海和俄国。在直布罗陀，他掌握了地中海的出口。要是他们得到了科孚岛，他们将有了进入希腊的立足点，而且他们将成为亚得里亚海湾的主人。

　　“形势是一目了然的：奥地利人一点也不比俄国人更清楚威胁着他们的危险。对法国的嫉妒已经超出了常理。他们拒绝预见未来。但是，我却看到欧洲各国政府明天将会把英国要求的霸权地位送给它。当所有的贸易保护都掌握在伦敦政府的手上时，当人们吃不到自己的糖而不得不去买他们的糖时，当人们只能穿他们制造的长筒袜和布料时，彼得堡、维也纳、柏林才会了解到这个事实：英国人垄断了一切。即使到了那时，他们还会装聋作哑，因为他们害怕承认我曾经维护过他们全体的利益。这个事实对那些友好的人们是最清楚不过的，但是这些友好人士在哪儿呢？欧洲政治的盲目性真是可怜啊。”

　　这种谈话趋势引导我们在另一次谈话中讨论了英国人为了他们的贸易已经获得的市场、正在寻求的市场和将要获得的市场。我们从西班牙殖民地谈到了半岛战争。皇帝对我说：

　　“在开始远征俄罗斯以前就结束西班牙战争无疑会更好一些，尽管有很多问题还是值得商讨的。西班牙战争现在只不过是一场游击战争。到英国人被赶出半岛的那一天，战争早把一切都毁灭了。那儿只会留下一些造反者的尸体。人们休想在一、两个月里把那些东西清除干净。

　　“既然新政权的反对者都是来自下层社会，那就只有时间和上层阶级的行动——在一个强大和谨慎的政府的帮助下，这个政府有宪兵和部分法国军队作后盾，才能平息那个风暴。当人们看到我们带去的是比他们那古老的习俗和统治国家的宗教法庭更明智的法律，更解放、更符合时代要求，连我们自己也在使用的法典时，他们的仇恨将会消失。现在，西班牙正在战斗，那是由于当地人以为我们要把他们变成法国人。只要我们向他们说明：‘你们继续作为西班牙人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那么一切就都会平静下来。要不是我们在俄国遭受的灾难，法国军队在某些省里只需要占领少数几个要塞的日子一定临近了。要是农民在他们的乡村周围不再看见法国军队，要是他们只是由他们自己的总督来统治，由西班牙警察来管理，那么信心就会建立起来，而那将导致一个广泛的和平与和解。”

　　按照皇帝的看法，英国军队的出现是在西班牙实现和平的最大障碍。但是他宁愿让他们进入那个国家而不愿意他们时时刻刻威胁着布列塔尼、意大利或者别的什么地方。事实上，那些沿海地区都是很容易被入侵的。像现在这样，皇帝知道怎样对付英国人。可要是他们没有被拖在西班牙，皇帝将被迫处处设防，随时准备对付他们。那样一来，他将要使用更多的部队，将会更加焦虑，因为英国人有可能给他造成比现在大得多的危害。

　　“要是有三万英军在比利时登陆，”他对我说，“或者在加莱登陆，在三百个村庄征集补给，如果他们打算进占和烧毁科兰古庄园，他们给我造成的损失将远远大于迫使我们在西班牙保留一支军队。但那时您一定会叫得更凶了，我的好总管！您一定会比埋怨我想建立一个全球帝国更加起劲地喊叫起来。现在英国人正在听我的调动。英国内阁就是拿了我的钱，也不会比这做得更好了。您一定要记住，不要同别人说我向您谈的这些想法。因为要是他们掌握了这个情报，调遣军队进攻我的海岸线，一会儿在这里，一会儿在那里——当我们的部队一集中去打击他们，他们就逃上船去威胁别的地方——那形势就不堪设想了。”

　　“其实，”他接着说，“西班牙战役使我付出的代价并不比其他战役多，也不会比在其他地方为了对付英国人而被迫采取防卫措施所花的钱多。只要还没有与英国政府媾和，那么从西班牙当前的情况和对英战争的一般情况来看，我们在那儿实际上是为两场战争付出了代价。鉴于西班牙有着漫长的海岸线，以及当前那儿的形势，我们必须仅仅是把英国人置于严密的监视下，除非他们向内地进军，或者出现了对我们极其有利的作战机会。否则，我军不宜轻易发起进攻。因为，要是我们迫使他们在某处登船逃走，他们一定会在别的地方再登陆。他们总是确信能够找到同情者的。

　　“留在西班牙照看他们自己的那些元帅和将军们，他们本来可以干得更好一些，可是他们总是不能齐心。在军事行动中，他们从来没有相互配合过。他们互相嫌恶达到了这样的程度，要是某人的作战行动会给别人带来荣誉，他就会非常失望。因此，除了控制那个国家并试图稳定那儿的民众外，他们啥事也做不成。直到有一天我本人给那儿的事务注入一些活力，那儿的事务才会有起色。苏尔特是有能力的，但没有人执行他的命令。每一个将军都想独自干，以便在他们自己的那个省当上总督。关于威灵顿，”皇帝接着说，“他是我的将军们遭遇到的一个比他们中的一些人要厉害的对手。更重要的是他们犯了幼稚的错误。马尔蒙在讨论战争时，显示了他确实具有判断力和严密的逻辑思维。但在实战中，他甚至缺乏一般的指挥能力。我军在那场战争中暂时失利，使伦敦欣喜若狂。实际上，雅典挫折时大局几乎没有多大影响，而且也没有任何重要性。我什么时候高兴都能改变那儿的局势。”

　　“当前的事件，”他说，“使威灵顿博得了名声；但是在战争中，人们一天就可以丢掉他们几年里建立起来的功业。至于说到战争已经把西班牙的殖民地变成了英国的商业市场，我承认那是不幸的，因为再过两年，那些市场将可能抵消对欧洲大陆的出口。”

　　皇帝从这些殖民地的母国看到了那些分散的殖民地的重要发展 [ 编者注：墨西哥于1810年9月宣布独立，委内瑞拉、新格拉那达、智利和阿根廷在1810年成1811年全都或多或少地反抗了西班牙的统治。巴拉圭于1811年宣布自己的独立。 ] ，这种发展将改变世界政治，还将增加美国的力量，不用十年功夫就会威胁到英国的权力。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种补偿。皇帝毫不怀疑墨西哥以及西班牙拥有的所有主要的殖民地是能够独立的。这些殖民地在某种形式的政府机构的管理下还将会组成一、两个国家。这些政府机构将迫使他们的国家按照他们的利益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同盟军。”

　　“那样就会开始一个新的纪元。”皇帝说，“这个新纪元将引导所有其他的殖民地走上独立的道路。”

　　对将要引起这个变化的形势的发展，皇帝认为那是本世纪最重要的事件，因为它将改变商业利益分配的不平衡，随之也必将导致各国政策的改变。皇帝说：

　　“所有的殖民地都将效法美利坚合众国。人们对于等待从五千英里以外的地方发出的命令已经感到厌烦了。人们讨厌去服从在他们看来是外国的政府。殖民地的利益全都给外国政府得去了，而本地人只能处于从属的地位。当殖民地意识到自己强大到可以进行抵抗的时候，就要摆脱那些建立了这些殖民地的人给设置的颈箍。国家就是人们所居住的地方。人们不要多久就会忘记他们或者他们的父亲原先出生在别的国土上。雄心能够实现私心所开始要求的东西。人们都想要自立于自己的土地上。这样一来，颈箍就被抛掉了。”

　　我对皇帝说，西班牙的抵抗运动在一般群众中影响颇大。我说他对西班牙人树立的榜样不予重视是一个错误。我提醒他回想一下沙皇亚历山大曾经说过的一段话。那段话给我印象很深。我从俄国回来后曾向皇帝复述过：

　　“你们打败了西班牙军队，但你们没有征服那个国家。那里将会出现另外的军队。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西班牙人的斗争正在给各国树立一个光辉的榜样。他们正在教育各国的君主们，在正义的事业中，通过坚韧不拔的斗争，人们能够成就什么样的业绩。”

　　皇帝用“北方预言家的格言”来打趣沙皇这段话。然而，他还是说道：

　　“尽管他犯了许多错误，或者说，他让他的将军们犯了许多错误，可沙皇亚历山大还是所有的统治者中唯一能对他的地位及重大事件显示出良好判断力和作出正确估量的人。他的聪慧超过人们的想象。他的不幸在于他的谋臣很不得力。”

　　话题转回到西班牙后，皇帝说道：

　　“做一个事后诸葛亮是很容易的。像英雄一样被人吹捧也不难。可是真正的英雄行为，事实上出自于平凡的事业。当人们仇视法国，把荣誉归于西班牙人时，他们的‘英雄行为’只是出自于半野蛮人的野蛮条件，出自于我们的将军们的错误所助长了的迷信，出自于懒惰，而绝不是出自于英雄主义。西班牙农民宁愿过走私者或强盗的危险生活，也不愿做一个耕耘土地的劳动者。现在他们抓住这个动乱的机会开始过那种流浪的走私犯的日子。那种日子非常适合他们的口味，并把他们从极端贫困中解救出来，那同爱国主义是毫不相干的。”

　　皇帝举例支持他的断言。他说五万西班牙军队在比他们少得多的军队面前屡吃败仗，就是因为他们总是希望获得战利品，因而把军队置于危险的境地。皇帝说：

　　“罗马人和斯巴达人的目标不同。他们以另一种动机面对死亡。他们父辈的土地对他们来说关系重大。但是，可怜的西班牙人只要受到战利品的引诱就盲动。似乎一切都比他们自己村里的生活要好得多。尽管他们认为自己是在自卫也能取得某些战果，然而他们要达到的目标绝不是值得称道的。把他们的行为夸张地称作‘英雄行为’，这不是别的，而只是一种偏见。今天的西班牙人好像还是生活在古罗马时代。他们像野蛮人一样，痛恨外国人——或者说是任何他们所不熟悉的人。他们仇视一切打算把他们带出野蛮时代的行动。在分享欧洲文明方面，西班牙农民甚至连俄国人还不如。”

　　皇帝继续说道：“这不假，西班牙波旁家族同取代了路易十六的法兰西帝国相邻，在我看来是一个不愉快的事情。为此，我与塔列朗商量过，就像我们经常讨论那些广泛的世界政治一样。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认为那件事与当前的事务并没有直接关系。因为在我看来，愚顽不化的西班牙国王实际上被‘和平亲王’戈多伊控制着，一定不会让他的国家做出让我焦虑的事情，那是很清楚的。因此，我从来没有打算利用西班牙来对付英国。国王的软弱，加上他的宠臣戈多伊的利益，是如此地适合我的政策，以至我没有任何必要作出别的安排。我想，国王的宠臣一定不希望同法国搞在一起，以免落得一个不好的名声。某一天，无疑是由于我的外交代表们的某个建议或者什么笨拙的行为伤害了西班牙人，他们自尊的嘟囔声才唤醒了国王，使他赞成号召人们起来反对我以维护西班牙人的尊严。我认为，那是他出卖了他自己。傻瓜！当时，在一片反对他的吼声中，他对我们的善意消失了。他想通过唤起西班牙对法国的不满来拯救自己。就在他想拯救自己的同时，他却丢掉了整个国家。缪拉继他之后试图拯救国王的宠臣，结果也惹恼了西班牙人，因为马德里的造反者只仇恨和反对戈多伊。由于缪拉试图救他，西班牙人才把我们当成了敌人。这种愚笨的做法使全体西班牙人有理由相信，灾难将不声不响地降临到我们头上，因为我们是戈多伊的同党，或者他是我们的同党。”

　　皇帝又讨论了戈多伊针对西班牙人民的那篇傲慢的宣言——1806年10月3日的宣言 [ 编者注：在这个宣言中，“和平亲王”戈多伊号召西班牙人武装起来，可是，却没有告诉人们，是什么敌人在威胁着他们。戈多伊的宣言直到耶拿战役后的10月15日才在马德里公诸于众。——见格朗德梅松《西班牙和拿破仑》。 ] 。皇帝说：

　　“宠臣的行为甚至在耶拿战役以前就有点儿可疑。假如我的大使是个能干的人，并且把在西班牙发生的事随时通报我，那我就会更怀疑他了。我当时惊奇地发现，他是西班牙内阁中一个我不习惯的对手。我只是对他提高了警惕而已。西班牙政策的改变甚至使我希望解决好我们同普鲁士人之间出现的分歧，尽管我应该尽快接受普鲁士人由于判断失误而对我们作出的挑战。我看到有的西班牙人对我们怀有不满情绪，但我想那只不过是他们的虚荣心受到了伤害，以后，我可以对他们进行抚慰。而且我承认我还远远没有想到宠臣会向我们宣战。我当时还想，人们应该好好劝一劝他。”

　　皇帝说，耶拿战役后，他收到宣战的声明，感到很惊奇。可那个宣言却没有使他片刻疑惑过。他继续说道：

　　“这个新出现的敌人的动机瞒不过我，但他不知道我的态度。尽管我刚刚取得的成功能像我所希望的那样使我处于有利的地位，尽管我们的策略比戈多伊的要巧妙得多，有一阵子，我还是想亲自要求他向我作出解释，以便消除误会。可是，我最终还是下定决心，要抓住这个时机对他进行一次突然的打击以报此仇；或者，至少要使西班牙王室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即它在将来再也不能给我找麻烦了。”

　　“这种做法打开了我的眼界。”皇帝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要是在耶拿战役前，‘和平亲王’的这种做法有可能使我添几根白发。好在那是发生在我控制了局势之后。我曾认为西班牙人在欧洲政治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而我的大使是一个容易受他们骗的人。可是，那种忧虑并没有持续多久。戈多伊在显示他的精力时要比他全部的弱点以及那公开的丑闻对西班牙来说更为致命。多年来，他是跟国王盖玉玺的。他不曾好好想一想，当一个处于像他那样地位的人举剑同一个国君决斗时，他将不是征服敌人就是死于对手。因为国王们能够宽恕他们互相间所造成的伤害，可他们不会也不应该对他们的臣民给予同样的赦免。戈多伊应该懂得，像他这样在国内没有基础的人，在失败后是不可能得到宽恕的。不管是于情理或是于政策都不能允许放过他。他想牺牲西班牙人以继续保持他的宠臣地位，而西班牙人牺牲他们自己以向他和他们误以为是他的支持者的那些人复仇。在革命时期，谣言和仇恨很能够打动人。一旦有人放了第一枪，就不再有解释的余地了。激情沸腾了，闹纠纷的双方开始了互相屠杀。”

　　(皇帝这时回顾了有关密谋的故事：法国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导致了波旁家族离开半岛，并且使约瑟夫·波拿巴在西班牙登上王位。皇帝争论的是他过去从来没有希望于1808年在巴荣纳和好争吵的波旁家族——理查四世、玛丽·路易斯及他们的儿子费迪南——发生联系，因而也没有强迫他们放弃他们的权力。)

　　“……在那个事件里，我有三条路可走。我选择了一条符合我们的利益同时又是为了西班牙安宁的路线。其他嘛，第二条路线必将使我成为罪犯的同谋；那最后一条势必让西班牙蒙受耻辱。这个国家当时正在试图摆脱那臭名昭著的旧王朝。此外，我别无选择。正是基于这些考虑，我决定不把那些王侯们送回西班牙。我的利益不让我这样做。要是费迪南回国，他不久将耗尽他的国家的热情；要是他的父母亲回去，一定会使他非常难堪，不用半年时间，他就会向我求援。但是C-和M- [ 编者注：原稿中只出现这两个大写字母。把他们读成香巴尼和马雷是保险的，前者当时是内政大臣，而后者是国务秘书。 ] 则认为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绝不能放过这个大好时机。我们只有当机立断方能一举改变西班牙的局势。因为波旁家族在巴荣纳已把他们自己搞得声名狼藉——甚至在那些最忠实于他们的西班牙人的眼里也是如此。当时缪拉也跟我讲了一些童话。而正是那些东西造成了我的失误。我当时想减少那个国家的不幸。我弄错了。要是我按照自己的本能去做，就应该把他们送回去。今天，西班牙也就成为我的天下了。

　　“我被欺骗了——或者应该说事件的进程使一切人类的预见都落了空。人们会想到缪拉除了做蠢事竟一事无成吗？人们会想到杜邦将军竟是一个胆小鬼吗？(1808年7月22日杜邦在拜兰投降了敌人。)西班牙人总有一天会后悔他们失去了我给他们的宪法。这个宪法将给那个国家带来新的生活。是杜邦的贪婪，是他那什么都想要，什么都想有的欲望使他终于失去了他用非法手段得来的全部财富。他的行为引起了西班牙人的反抗。

　　“在拜兰投降破坏了我的一切计划。为了挽救他那些装战利品的车辆，杜邦让他的士兵和他的同胞蒙受了投降的耻辱。那次投降败坏了法军在西班牙人民中的威信，证实了法军抢劫教堂、亵渎圣物的行为，而那些行为又是得到了他们的将军的默许的，因为那样做才能掩盖他们自己的掠夺罪行。当杜邦规定士兵们的行李都必须一一经过检查，而他自己的车辆却通行无阻时，他就把自己的耻辱永远写进了历史。这就是我们历史中的“科戴因岔口” [ 译者注：意大利亚平宁山脉南部狭小的通道，位于从卡普亚到贝尼文特的大道上。公元前321年意大利中部的古老民族在此大败罗马军团。 ] 。被截获的赃物成了起义的信号。那些带头造反的魁首把我们当成了杜邦之流。于是，他们煽动迷信的人们起来向我们复仇。”

　　当话题回到西班牙的一般事务时，皇帝说那些聪明的人，那些对他有所了解的人绝不会相信他会阴谋剥夺那个国家的主权。

　　“我不会用凡夫俗子的观点来看待这些事务。”皇帝接着说，“我非常了解我们的力量，因此绝不会屈尊去搞那一套阴谋。那样做，跟我的性格是格格不入的。我更坦率地说吧，有人说我计划我的政策就像洪水计划它的河道一样。或许这是一个更合理的责难。您在彼得堡的时候，一定从俄国驻马德里的使节，即去过巴荣纳的车尔尼舍夫那儿听到过造反的具体情况吧。长期以来一直拒绝承认约瑟夫国王的沙皇亚历山大也清醒地认识到我同那些阴谋是毫不相干的。”

　　皇帝谈到塔列朗先生：

　　“他自吹他不赞成对西班牙用兵。他说他之所以反对入侵那个国家是因为他预计到了西班牙战争中的对手。的确，事情发生后，他没有催促我动手。我自己也远远没有料到后来发生的事件及其结果。但是没有谁比塔列朗更清楚地认识到同西班牙、葡萄牙合作，甚至派军队部分地占领那两个国家是迫使英国政府媾和的唯一手段。他的这种观点非常鲜明。因而，当迪罗克同伊斯基耶多在枫丹白露宫谈判和签署条约时，条约的内容正是塔列朗所要达到的目标。尽管塔列朗当时没有担任职务，但他是谈判的灵魂。这种迫使英国求和的方法——实现和平及保证撤出那些国家，对他来说是绝对必要的。

　　“当里斯本朝廷离开葡萄牙逃往巴西，因而迫使我们改变全盘计划时，他投入了巨大的精力来对当时的形势施加影响。是他把伊斯基耶多送到了马德里。当国王的代理人到达马德里的时候，要不是他对那次成功的旅行很有兴趣，我一定会认为他对西班牙国王的处境深感忧虑。

　　“塔列朗后来意识到他曾想依赖那些条约的运气和影响是错误的。我在没有他的情况下做好了一切。他知道自己也干了蠢事。作为一个聪明人，他别无所求，只是想在公众面前证明，作为参与者，他的主张都是正确的，他曾经是一个热心的西班牙战争的反对者。

　　“他忘记了他过去也曾设想过废黜西班牙的波旁王室，就像我们曾经在伊特鲁利亚做过的那样。为此，我并没有责备他。他有着很强的判断力。他是我所有大臣中最能干的一个。塔列朗在政务方面见识广博。他是一个很好的政治家。因此，当波旁王朝不能够再回到巴黎和那不勒斯的时候，他也不能允许波旁家族返回马德里。只是他认为时间也许能带来那种变化而不必诉诸武力。法兰西的利益，甚至西班牙的利益(如果能正确理解的话)都引导形势向那个方向转化。在那个问题上，一切都是会变的，变化之大是人们无法预料的，如同在更广泛的政治问题上一样。事实就是如此。

　　“塔列朗看到并且向我指出一切有头脑的人都在思考，而且政策也需要我们去考虑的问题。那就是：在当时那样困难的形势下，在那样一场欧洲战争当中，难道法国人能冒险让一个敌对的王朝处于自己的侧后吗？塔列朗作为那些为我的帝国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人们中的一个，他对西班牙王室的存在非常关心。他很聪明，很有远见，因而凡是有助于维护法国安宁的事，他不会不提出建议。他之所以站在反对那场战争的人们一边，那是因为他没有像他自己所希望的那样当上掌有全权的大臣。他忘记了法国士兵正在西班牙流血。像一个坏公民一样，当他看见我们遇到困难时，他就开始大声地四处游说、诋毁政府的决策。你和他相处就像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你需要永远获得成功。我知道他是怎样变的——而我也让他感到我有了这种想法——他的转变始于杜邦的失败。他像个胆小鬼，当他认为我倒霉时就向我扔石头。

　　“塔列朗负责的外交部执行过我们反对波旁王室的政策。有许多政策，甚至是在他的提议下制订出来的。就是他不断向我游说：彻底消除波旁王室的政治影响是如何如何必要。就是他说服我把当甘公爵逮捕起来。我原先对当甘公爵并没有什么想法。还是警察局长谢尔和英国的德雷克的阴谋(在慕尼黑)使我们的警察把注意力放到了公爵的身上。当时，我根本不把呆在莱茵河那边的当甘公爵放在眼里。因此，对于他，我压根就没有什么既定的目的。那时不是蒙塞，就是谢尔告诉我说，公爵经常到斯特拉斯堡来。事先我并不知道这一点。贝尔蒂埃和康巴塞雷斯都不相信他是由于巴登朝廷的缘故而被捕。可塔列朗坚持要那么干。缪拉和富歇也不例外 [ 编者注：1802年3月9日在一次政务会上，出席的有三位执政官，还有首席大法官、塔列朗和富歇。“对立两派的各自的代表是塔列朗先生和康巴塞雷斯先生。塔列朗先生主张对亲王持最严峻的态度。”——见帕斯基埃的《回忆录》。 ] 。

　　“当受到革命者的欺骗和怂恿，被富歇和罗德雷弄得惊慌失措的缪拉一听到当甘公爵回到巴黎，却没有听说他被处以死刑时，他觉得他自己和我都危在旦夕了。要是相信了他的话，人们一定会认为我们的政府受到了威胁，连巴黎的司令官也自身难保。缪拉在战场上不愧为一员骁将，可是他没有头脑。他只喜欢那些阴谋家，而且总是被他们欺骗。所有那些参加过革命的人——将军们和有着共和思想的人，对我执掌大权是不安的。而那些还在玩弄愚蠢诡计的保王党人也散布了一些荒谬绝伦的谣言，说是我将出家去当修道士，我的宝座不稳云云。要是您听了缪拉、富歇和其他一些人的话，就一定会认为公众的舆论正在摆脱我的控制，在那动荡的局势里，没有哪个集团会支持我。那些脆弱的保王党团体把我只当成一个过渡性的人物。他们甚至认为在法国没有哪个集团能够获胜，全国都必将起来反对我。革命者害怕我，但他们更怕波旁王朝。他们吓唬缪拉，让他做出荒唐可笑的事来。

　　“我当时在他们心目中是无足轻重的。我保护他们，那是因为一视同仁地保护每一个人乃是政府的责任。我比其他人站得更高一些，并且无意超乎寻常地去从那些党派中获得支持。但我觉得法兰西需要我们这样一个政府。它代表了法国人民作出牺牲所换来的成果和赢得的光荣。——这个政府要彻底地让全体国民对自己的利益建立起信心和安全感。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能担负重任的人。我将通过我的个性去掌握这些伟大的命运。我没有那么蠢，会去为别人火中取栗。当时我认为我是唯一能够不辜负法国人民的人。我读过历史。当时我并不急于让法国去怜悯那些妄想卷土重来的王党逃亡者。我将要提拔和鼓动那些对旧王朝没有感恩思想的人，直到我把大权掌握到手的那一天。

　　“根据这种思想，我为重建君主政权而作好一切准备。这是唯一适合法国国情的政治形式，也是唯一能够使欧洲各君主国平静下来的政治形式。人们需要我。经验告诉我，我那时的方针没有错。说到当甘公爵，当我派出奥德内尔去逮捕他时，我并不认为他是一个重要人物。我还以为他们一定也能抓住迪穆里埃。他对我来说有着更重要的利害关系，因为他向一个主要的阴谋集团提供了支持。后来我执行了我自己的权力，因为那位波旁王室的亲王(当甘公爵)正在策划阴谋反对我。另外还有乔治·卡杜达尔和其他一些人。所有这些阴谋都是互有联系的。

　　“他们在我的边境以外十五英里的地方抓到了当甘。同时，那些由他的家族雇佣，被他和在斯图加特的英国大臣遥控的刺客也在法国被当场抓获。当时那些刺客手中还握着匕首。对这些情况，您应当是知道的。科兰古，当时为了我们越界的行动，您不是奉命去调解我们和巴登大公国之间的龃龉吗？”

　　我说：“是的。”我还说，某些仁慈的人们甚至把当甘公爵的被捕也归罪于我。

　　“那是胡诌。”皇帝回答道，“那一次，宪兵队长甚至告发过您，说您秘密给亲王报过信，说奥德内尔将军打算抓他，他才开枪拒捕，打伤了奥德内尔，几乎要了他的命。我对那些鬼话一句也不信。”

　　皇帝说，当他下令把亲王押解到巴黎时，他还没有确定如何处置亲王。然而受到那些革命者催促的缪拉给皇帝留下了这样的印象：要是他不杀一儆百，那么一切都会丧失掉。皇帝当时并没有下达明确的指示，只是下令军事法庭审判当甘公爵。他回忆说，在他看来，那只不过是合法的预防措施。公爵那时要求见他，甚至写信请求被接见，可是皇帝只是在判决被执行以后才知道这一情况。

　　皇帝继续说道：

　　“那全是缪拉的草率，因此警察没有时间去审问当甘，因而我们也就无从得知一些有关密谋方面的重要情报。贝尔蒂埃和康巴塞雷斯坚决反对逮捕当甘公爵，尤其不同意把他押解到巴黎。他们认为，倘若当甘到了巴黎，形势将使我处于尴尬的境地而难以处置他。因为面对国民，我的意向必须是无可指责的。他们的共同看法是，我应该显示出严厉的态度。可同时，他们又太富于同情心了。比他们更有政治头脑的塔列朗是非常赞成逮捕当甘公爵的。亲王的死在人民中并没有引起重视。我们看到的是那些妄图刺杀法国第一执政的阴谋分子因此落得了同样的下场，除此以外没有别的。

　　“对于这整个事件，尽管在巴黎流传着一些流言飞语，然而假如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我还会那样去做的。

　　 [ 编者注：人们知道，在拿破仑的遗嘱(1821年4月15日)里，他也保留着这样的陈述：“我下令把当甘公爵逮捕了，并给他判了刑，因为这是为了法兰西人民的安全，为了他们的荣誉而必须采取的措施……如果有类似的情况发生，我将再做一遍。”——蒙托隆在引用了这一段话后，又写道：“这一段话是在他听了一篇英国的评论文章(这篇文章对维琴察公爵和罗维戈公爵进行了粗暴的攻击)后写在该文两行字之间的空白处的。”——见蒙托隆的《囚禁生涯》。 ]

　　“如果缪拉让我知道了当甘公爵的要求，我很可能还是会对他表示怜悯的。要是我收到他的信，当甘公爵肯定死不了，尽管法律对他的判决是具有强制性的。没有谁让他在我们的边境上策划阴谋，并让他雇佣了六十个暴徒来暗杀我。推翻波旁王朝的不是我。他们真正要责怪的不是别人而正是他们自己。我掌握政权后，没有把他们赶走，没有虐待他们的朋友。恰恰相反，我发给他们退休金，给他们的佣人支付工资。他们对我的好意的报答竟是雇佣刺客行刺我。常言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可是我还是常常否决人们向我提出的这类建议。在一百万人中，我能比那些阴谋家更准确地认出谁是刺客。但那样做有失我的身份。要是我知道有危及他们生命的阴谋的话，我一定会事先警告他们。我对波利尼亚克和里维埃都是宽大的，因为他们天生就是阴谋分子。此外处死几个纯粹的刺客就足以使公众的复仇情绪得以满足。

　　“波旁家族被驱逐不能怨我，甚至也不能怨那些革命的领袖们。科布伦兹要对国王的死负责。在这一点上，档案馆有文件为证，勿庸置疑。这些文件还揭露了那些人和逃往国外的首要分子勾结的阴谋。毫无疑问，判处国王死刑是极大的犯罪。那个不幸的事件同我毫无关系。为此，波旁家族没有理由谋杀我。如果我不登上皇位，别人也会登上的，因为国民无论如何不会再需要他们了。”

　　皇帝又谈到了塔列朗。

　　“他是您的朋友。”他告诉我说，“他是一个天生的阴谋家，而且极不道德，可是他非常机智，肯定是我所有大臣中最能干的一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和他的关系都很冷淡。现在我不再生他的气了。要是他愿意的话，他还可以继续当大臣。这次战役开始前我曾想送他到华沙去。他在那儿一定会对我大有用处的。但是他在财政上搞的诡计和巴萨诺夫人的闺房阴谋使得我的想法落了空。公爵夫人看到他的丈夫进入政界有可能使他由国务秘书调到外交部——他们夫妇俩不顾一切地争取的那个位置——她便千方百计地把塔列朗先生挤掉。公爵夫人开始同她的一位朋友进行密谋。他们竟然成功地让我把怨恨转移到了塔列朗先生身上。当时我差点要把他逮捕起来。后来我从警察那儿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可是太晚了。”

　　皇帝说：

　　“就是这一密谋导致了普拉特神父的任命。萨瓦里和迪罗克替他说了许多好话。马雷也是一样。他认为神父是一个奇才，因为他能说会道，能为报纸写文章。结果，对他的任命使我的战役归于失败。……要是塔列朗在华沙，他通过提兹基维茨夫人的沙龙，一定比性情烦躁、喜欢空谈以及一直与波兰有交往的马雷和普拉特神父做得更多。就是由于他们，使我在俄罗斯战役中没能得到一点儿本来可以利用的资源——这个战役实质上是为了波兰。”

　　在另一次谈话中，皇帝向我重复了他对塔列朗先生的看法。他说，塔列朗长期以来渴望成为伟人，结果却使他丢了自己的大臣职务。他想获取高位，成为一位亲王，首先他想当帝国大宰相。可是皇帝从来没有过那种打算。一来是因为外交部不能同时有两位大臣，二来是因为那样做完全不合巴萨诺公爵的口味。马雷已习惯于他自己的一套工作方式，而且工作做得不错。

　　“他了解我。这是极少数人才有的殊荣。”皇帝说，“塔列朗总是追悔自己不该丢掉大臣职务，因为对他来说那是赚钱的部门。他和他身边那些人是少不了钱的。只要他同意和他的夫人分道扬镳，我愿意让他回到外交部去。外交使团跟像他夫人那样的人打交道是不合适的。我不希望我的事务被她拿去拍卖。”

　　“我知道塔列朗先生绝不会不信任他妻子，或者说动摇了对她的信念。因此我说，如果要他离开夫人再进入政界，他一定会被弄得声名狼藉。故此，这个条件使他重返外交部成为不可能——那是很不幸的，因为选择他担任外交大臣将使得整个内阁都显得温和，而且在人们的眼里那是一个走向和平的步骤。当此时机，这样安排将会使欧洲和法国的公众舆论满意，因而是完全必要的。”

　　我说，我不理解，既然塔列朗夫人在她丈夫家里尽主人之谊，并且被朝廷几次录用过，那么排斥她有何意义呢？

　　对此，皇帝的答复是，塔列朗将不得不改变他过去的某些交往；此外，他还将不得不摆脱他的某人和他的某人(？)。皇帝告诉我说，我完全不知道在她那幢房子里搞些什么活动。当塔列朗还是外交大臣时，那个沙龙就是一个拍卖场所。他的那些所谓的朋友只是一些掮客。而皇帝不想让那种丑闻再重演了。更有甚者，塔列朗曾经断言，皇帝不能没有他。因此，他会被任命为帝国大宰相。他将领导一切。皇帝说，要是那样安排的话，那外交大臣就只不过是一般事务的管理人员。——而塔列朗或许忘记了皇帝不愿意在一个他统治的国家里存在两个权威。……

　　我向皇帝指出，在过去的两、三年里，在我看来，公众对他的敬意并没有随着他的权势的扩大而增长；相反，随着他的权势的扩大，威信倒是下降了。我对巴萨诺先生的高贵品质给予了赞扬。这似乎使皇帝感到高兴。可是，我又指出，公众对他的大臣们责怪最多的是他们支持了俄罗斯战役，没有反对陛下的狂热的战争欲望，而不是关于土耳其的和平与俄、瑞结盟。因为大家都知道皇帝只是在单枪匹马地进行统治，而他的大臣们既无本领又无习惯去解决那些无法解决的问题，去处置成百万人的事务，或者通过代理人去做好那些事情。巴萨诺先生靠着他个人的信心，在他管辖的部门有足够的办法去处理各种事务。由于我对皇帝的论断表示了怀疑，他暴躁地回答我说：

　　“凡是我告诉您的，您就应该相信。”

　　我们到了一个驿站，谈话因而中断了。晚饭已经预定好。皇帝似乎对我很不高兴。他累了。他想刮胡子，可是鲁斯坦没有赶到。这更增加了他不愉快的心情。像往常一样，他躺倒在一个长沙发上。那种沙发在波兰是很常见的。皇帝在沙发上休息了一个小时。晚饭使他往日的好心情又得到了恢复。那一晚，我们受到了盛情款待。这是因为看在我的名份上？还是那位任期将满的站长不够谨慎？我也弄不清楚。事实是我们被安置在一所很漂亮的房子里，美美地吃了一顿佳肴，而驿站长要是知道了我们中有一位是皇帝，他一定会更加无微不至地照顾我们的。

　　每天早上八、九点钟，若在驿站可以买到咖啡，皇帝就喝下一杯牛奶咖啡。有时候，皇帝还在雪橇上睡觉。晚上，五到九点钟之间，那位信使通常会在某个约定的驿站为我们准备好了晚饭。那样，我们就可以休息一个小时。有时，要是饭菜准备晚了，我们就休息一个半小时，遇到这种情况，翁索维茨先生和信使就有时间吃晚饭了。有时候，皇帝也要梳妆打扮一番，洗洗脸，然后在一个长沙发上躺一会儿——自从我们离开了马车，他就不能再在路途上睡觉了。我经常利用他躺一会儿的工夫匆忙地把我们的谈话或者至少是那些在我看来有趣味的事情记下来。

　　12月10日天亮前两个小时，我们到达了普乌土斯克。我免除了我们那位可敬的驿站长的劳务。皇帝适当地给了他奖赏。改换马匹时，怕冷的皇帝走进当地驿站长的房子里。当时那位站长不在家。他的年轻的妻子赶紧生火，准备咖啡。因为我们在夜里吃尽了寒冷的苦头，应我们的要求，她还煮了汤。一位穿着单薄的波兰姑娘拨弄着火，并尽力把火吹旺。可是那堆冒烟的湿柴把她熏得眼泪直流。皇帝问这个可怜的姑娘挣多少钱。可她挣的钱是那么少，皇帝评论说其总数还不够买一件他穿的那种毛衣。皇帝吩咐我给了她几枚法国金币，并告诉她说那是送给她当嫁妆的。可怜的姑娘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想，也许直到我们离开以后，她才真实地感受到她的小小的运气和快乐。

　　皇帝评论说，在那些下层阶级中，只要拿出很少一点钱，就有可能使许多人幸福。

　　“科兰古，”他说道，“我渴望实现全面和平。我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实现了和平，我们就可以得到休息，可以去做一些好事。每年我都要用四个月的时间到国内外去旅行。我将骑马经过那些距离不远的驿站。我将看到我们美丽的法兰西的村舍小屋。我想去访问那些交通不便的县。我要筑路、修渠，帮助发展商业和鼓励发展工业。在法国，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有一些县，一切工作都得从头做起。我已经在许多工作上进行了改革。通过内政部，我收集了非常珍贵的情报资料。在未来的十年里，像今天遭到人们仇视一样，我将受到人们诚心诚意的爱戴。在一些海港，奸商不择手段，牟取暴利，对别人的损失全然不顾，达到了侵犯他人权利的地步。不管怎样，我已经在法国建立了工业。再有几年的顽强工作和露营生活，马赛和波尔多将赚到大量的钱。那是现在无法想象的。”

　　汤和咖啡过了很久还没送来。由于天冷，皇帝的手脚都麻木了，现在被火慢慢烤热。他很快就睡着了。我抓紧这个机会记笔记。皇帝醒来后，吞下那做得很拙劣的饭菜。我们又爬进了雪橇。

　　尽管雪深没膝，皇帝还是视察了西尔罗克和普拉哥的防务。我们尽量把身上的雪刷干净以后才钻进我们的“罐笼”——我们的雪橇恰像一只古老的箱子。天气格外寒冷，到处都是很深的积雪。我们很高兴能找到这样一种方便的交通工具，因此直到进入华沙大门以前，皇帝的虚荣心都没有表现出来。在到达维斯杜拉河大桥时，我忍不住要对这位王上之王的简陋的车厢作一点描述。这是一只年代已久的车厢，过去曾经被漆成红色，装在一个小雪橇上。它有四个窗子——玻璃嵌在虫蛀过的框格里，但窗子总是关不紧，榫头的四分之三已经腐朽、损坏，因此四面八方都有裂缝，风雪就从这些缝隙中吹进车里。我不得不把我们“住所”里的雪不断往外扫，以免我们座位上的积雪融化而把衣服浸湿。

　　十四、从华沙到德累斯顿

　　尽管遇到这样一些令人烦恼的事情，皇帝还是始终保持着非常愉快的心情。看来，他很高兴自己来到了华沙。他十分好奇地四处张望，看他是否会被人认出来。我想，要是有人猜到了他的身份，他也不会感到不快的。我们步行进城，直到走过了一个主要广场才上了那辆可怜的雪橇。天寒地冻，北风刺骨，人们一般都呆在家里，很少有人上街。皇帝那镶金边的绿天鹅绒斗篷也只是引起了几个过路穷人的注意。但他们急于回到家里的火炉边，而不想去弄明白这些旅行者的姓名和身份。不过，皇帝的服装还是吸引了他们的视线。他们回过头来瞧我们，脚步却没有停下来。要认出皇帝是不容易的，因为皮毛帽子把他的半个脸都给遮住了。

　　十一点钟，我们在萨克森旅馆 [ 编者注：科兰古在这儿弄错了。尚布雷、布尔格思，波托茨卡伯爵来人和普拉特都一致说皇帝是住在安格莱特旅馆，而不是住在萨克森旅馆。尽管普拉特神父的敌意和欺诈常常使得他的叙述令人难以相信，可是，当他对皇帝的住所进行描述时，他却无需编造：“他住在一间屋顶很低的冰冷刺骨的房间里。百叶窗半关闭着，以免让人认出他来。一位可怜的波兰女侍跪在地上使劲吹着火，可是那些湿柴总是燃不起来。送进烟囱里去的湿气比给房间带来的热量还要多。”——见普拉特的《1812年华沙大公国使团纪实》。 ] 下榻。阿穆德鲁也是不久前才到达那儿。一住下，我立刻以维琴察公爵的名义向邮政部长预订到格罗高去的马匹。我总是以一个高贵旅行者的身份行事。而皇帝用的是雷尼瓦尔这个名字，职务是我的秘书。

　　我把皇帝安置在院子尽头一楼的一个房间里，让人给他生了一堆火后，就径直前往法国大使的住宅。那儿离旅馆不远，就是萨克森宫。我刚一走进房子就遇见了卢米尼先生。他原来在彼得堡同我共过事，现在是公使馆的秘书。我很高兴能在这儿再见到他。他向大使报告了我的到来。大使见到我真是吃惊不小，尤其是对我的穿戴 [ 编者注：普拉特先生在他的《大使馆纪实》里对12月10日的这次会见作了一番漫画式的描述.“我房间的门蓦地被推开了。一个高个头的人高视阔步地走了进来。我们大使馆的一位秘书跟在他后面。‘我们走吧，来，跟我走！’这个幽灵说道。他的头上裹着有细毛的围巾。他的脸深深地埋在大皮毛帽子里，叫你看不见。他的步伐受到了里子衬了毛皮的长筒马靴的阻碍，真是鬼一般的模样。” ] 表示惊奇。当我告诉他，皇帝此刻就在萨克森旅馆，并要在那儿召见他，他更是惊愕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皇帝！”他一再惊奇地重复道。

　　当他多少回到现实中来时，就问：

　　“他怎么能上这儿来，阁下？皇帝他好吗？”

　　这就是普拉特先生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皇帝是回巴黎路过这儿。我们在斯莫尔冈离开军队。此刻军队一定已经进入维尔纳的阵地了。”

　　“皇帝住在这儿一定比住在旅馆更舒适一些。”

　　“他希望不要张扬出去，而且我们立刻就要出发。”

　　“你们不吃点什么吗？阁下，比方说喝碗汤。”

　　“我和皇帝已经在旅馆吃过午饭，但你们还是送一瓶勃艮第去吧。陛下喜欢那种酒。一路上，他都没能买到。即使只有一杯，他也是会高兴的。”

　　“皇帝的身体好吗？军队的情况怎么样？”

　　“军队的情况很糟，被痛苦、饥饿和寒冷拖垮了。只有禁卫军看上去还像一支部队的样子。”

　　“可是巴萨诺先生在信中只谈到了胜利，……”

　　“事实上，我们在各处都打败了俄国人。就是在渡过别列津纳河的时候，我们也还捉了一千六百名俘虏。那是我亲自数的。”

　　“巴萨诺先生说是六千。”

　　“事实是我们打败了俄国人，他们本来是应该打垮我们的。”

　　“为什么会得出我们抓了六千俘虏这个数字呢？——面对这样严重的形势，他至少也应该了解事实真相。为什么向一个大使通报情况竟像是写给《箴言报》的编辑的信呢？”

　　“俘虏的数字是小事，因为我们就是抓了也无法留着他们。”

　　“那是什么原因呢？”

　　“当我们自己的士兵饿死在路边的时候，我们拿什么养活俘虏呢？”

　　“我们是不是遭受到惨重的损失？”

　　“太惨重了。”我叹了一口气，“这些灾难性的后果是对那些推动这场战争的人们的报应。多么愚蠢啊！”

　　“不是每个人都推动了这场战争，并不是每个人都向皇帝隐瞒了事实真相。但那又怎么样呢？阁下，您可以证明您当初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谁不知道您当初尽了最大的努力来防止这场战争呢？至于我嘛，我在向皇帝报告形势和波兰的状况时是不怕惹他生气的。我不断地给巴萨诺公爵写信，可他的复信全是胜利的消息。那些消息在这儿是骗不了人的。这个国家完了。它已经垮掉了。”

　　大使去换衣服。我们的谈话就此中断。我回到了皇帝那儿。皇帝对普拉特先生十分不满，因而也就更急于想见到他，急于想发泄自己的愤怒。自从离开西尔罗克后，接见大使的时间越是临近，皇帝就变得越是激动。他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他曾经说过的那些话。为此，他拒绝到他的大使公寓里去。我曾建议说，在那儿接见他希望见到的那些波兰政府官员，肯定要更加舒适和方便一些。

　　“我不愿意和一个我打算要免除职务的人呆在一起。”他说道，“我有许多理由要责备他。”

　　我将要省去皇帝在那些谈话中说过的话，因为在他发脾气的时候，他是常常重复那些话的。他责备普拉特先生平庸、愚笨，对我们的追随者的热情作了错误的指导等等。

　　“他的懒惰毁了我的一切计划。”皇帝说道，“他无非是一个饶舌的人。我经常想，要是塔列朗在这儿就好了。”

　　皇帝话音刚落，大使就来到了。皇帝冷冷地迎接了他。普拉特先生急忙走上前来，向陛下问好。他话里充满了真诚的关切，但看来这并没有得到皇帝的赏识。皇帝宁愿听到另一个人批评、责怪和表示不满，却不能忍受一个他怨恨的人的这种诚挚的关心。普拉特先生察觉到了这种气氛，顿时也变得冷淡和沉默了。这样的开端清楚地告诉我，帮大使一把的方法就是离开他，不要充当旁观者，好让大使有机会同皇帝个别谈一谈。我转身离开房间，可是皇帝吩咐我留下来。他是想让普拉特先生感到难堪。我当即解释说，为了继续旅行，还有一些命令需要下达，而且我还得给他再多买一件斗篷。这样，皇帝才让我离开了他们。临走时，他又吩咐我派人去请斯坦尼斯拉斯·波托茨基伯爵和财政大臣来。他叫我为启程做好一切准备，并且要快去快回。

　　我在街上给皇帝买了一件斗篷。夜里，他曾饱受严寒的折磨。我不得不把自己的斗篷的一半盖在他身上。为此，我几乎被冻僵了。

　　我赶紧准备好了晚饭，然后回到了与皇帝相邻的房间，并派出一位信使去维尔纳。一名骑兵传令兵先于我们出发，赶往波兹南。由于我们这两个房间之间的门没能关得很严，皇帝在以前同我谈话时责备大使的话现在又传到了我的耳朵里。他下结论说，普拉特先生的语言、行动，他的一切都不像是法国人。皇帝责备他曾为一个战役拟定计划，说他对军事一窍不通，怎能干一个军人的事呢。他应该只搞政治，只去念弥撒。他荣幸地代表法国被派到华沙，却没能在经济上做出一点成绩，甚至没有为他自己制定一个财政计划。——哪怕单是这个计划也能使皇帝认为大使履行了他应该履行的责任。事实上，他除了出差错，一无所成。

　　普拉特先生试图为自己辩护。他坚决声明他的忠心、他的热情。他后悔他犯下的任何错误。他期望能做得更好一些。他为波兰辩护，解释波兰为何没能实现皇帝所提出的那些要求。他列举了波兰已经作出的牺牲。他说，波兰派往前线的兵员就高达八万名。他宣称，在波兰，人人都破产了，整个国家也找不到一枚五先令的银币。他说要是过去的一切都做好了的话，波兰将会给前线以财政援助。

　　普拉特先生越是为自己辩护，皇帝就越是生气。他责备说失败就是由于他忽视征兵所造成的，并说从大使自己的话里也能清楚地知道他是在企求名望。像他那样的一个聪明人应该明白，必须让波兰人懂得只有把一场长期的斗争压缩成一个速战速决的战斗才是对他们有利的。

　　皇帝把我唤进去。看来，他对大使厌烦得要死。他的手势，他耸肩膀的姿势，都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情绪。我也为大使的处境感到难堪。普拉特先生处于极度痛苦的屈辱之中。我觉得我向他们两人表示善意的方式就是暂时出去一下。但我又很快地回来了，通知陛下说晚餐已经准备好。可是皇帝又开始了他的怒斥。他一会儿感情激动，一会儿又表示轻蔑。忽然他看到壁炉上有一张卡片，话还没讲完，便把卡片拿了过去，在上面写了几个字交给我。

　　 [ 编者注：根据后来披露的材料，那张纸条是给马雷的一个命令，叫他立刻派人替换普拉特先生。后者当时目睹了这个场面。后来，得到大使信任的维特罗尔这样写道：“当主教正在发表他那不合时宜的意见时，波拿巴拿起一支铅笔，好像是在写什么紧急指示。他写道：‘给我把这个卑贱粗鲁的家伙换下来。’然后把纸条交给科兰古先生。御厩大臣离开了房间，好像是去执行命令。不久，他送走了主教。我不知道这样做用的是什么借口。”——见维特罗尔的《回忆录》。 ]

　　这当儿，普拉特先生试图说几句话为自己申辩。他痛苦地对法国当局抱怨了几句，还埋怨了一些将军。在我看来，从某些方面来说，他的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大使对军方的这种批评更激怒了皇帝。他不能同意神父对施瓦岑贝格亲王指挥的战役进行批评。说到波兰大公国部队的战术，皇帝厉声告诉普拉特说，他不能允许一个神父在军事问题上说三道四。其实，在那一点上，陛下并没有比大使显示出更高明的地方。

　　皇帝谈到了大公国的防务。大使坚持说这个国家失去了保护，正处在危险中。陛下认为要是征募了新兵那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皇帝争论说波兰军队应该驻守在维尔纳，施瓦岑贝格应该执行他的命令。他指望依靠新征集的兵员和用总动员的方式来守住和保卫大公国。他甚至希望利用一支波兰哥萨克部队来掩护他的军营。其实，由于缺少经费，那支部队甚至从来没有能在兵站集结过。可皇帝还是不知疲倦地谈论着。

　　这时，谈话气氛开始有所缓和，大使不再是一个讨厌的人物了。爱好纸上谈兵的普拉特先生用一种独断的口气拒绝了皇帝那种主人般的只许俯首听命、不许反驳的主张。在我看来，普拉特先生的有些话是有道理的。当时，大使在这次私人交谈中甚至似乎有些过于放肆。他幻想我们没有组织完善、装备精良的部队也能获得安全。他声称要是没有钱，波兰的一个人、一匹马都别想获得等等。

　　“那么波兰人想要什么？”皇帝厉声问道，“就是为了他们，我们才去打仗的。就是为了他们，我才慷慨给予钱财。要是他们不打算为他们自己的事业干一场的话，那就没有必要唤起公众的热情去恢复他们的独立了。”

　　“他们想当普鲁士人。”大使回答道。

　　“为什么不当俄国人呢？”皇帝愤怒地说。

　　陛下转身背对着普拉特先生，要他半小时后和被召见的波兰大臣们一起来。

　　普拉特先生走后，皇帝又一次长时间地、激动地抱怨神父，说他害怕俄国人，说他在整个战役期间，都在恐吓而不是安慰波兰人，说他破坏了自己对波兰的全盘计划。

　　“执行我给您的命令吧。”他厉声地对我说道。他指的是当着普拉特先生的面写好并交给我的那张卡片。卡片上这样写着：“告知马雷，由于害怕俄国人，主教已经惊慌失措。我要免去他的职务，让别人负责这儿的工作。”

　　我当时把卡片揣进口袋，在皇帝身旁走来走去，既没有回答他，也没有执行他的命令。

　　我注意到皇帝已经不吭声了，便提醒他晚饭已经准备好多时，都要凉了。但他对此不大在意，再次指示我去执行命令。过了一会儿，我向他指出这种人事更动会给波兰的议会造成极坏的影响。

　　“正如陛下所想的，”我说，“如果普拉特先生支持过议会的成员，在此困难时刻，他们将更加离不开他。没有什么比让他离开这儿更有害于他们了。他会将功补过的，而且发展的形势也会激起他的热情。他将会比一个新来者做得更好。假使你免了他的职，他将会说他是为了保护大公国的利益才受到这种处分。那样势必造成很坏的影响。”

　　当时皇帝列举了巴萨诺公爵给普拉特先生的有关征募新兵的另外一些命令。他谈到了大使和大公国对贷款的处置，最后，他说道：

　　“您到波兹南后再给马雷写信吧。现在咱们吃饭，好让我有时间接见大臣们，然后就启程。”

　　为了防止皇帝回到他原来作出的决定，我就当着他的面把卡片丢进火里。他想着心事，急于见到大臣们，然后上路。虽然我们在普乌土斯克侥幸买到的咖啡不足以垫肚子，可是皇帝在餐桌旁并没有呆多久。

　　“我心里头有事，”皇帝说道，“而且我也气饱了。那个神父太气人了。他是个多么不知羞耻的人啊！他埋怨每一个人，批评一切。他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让他有资格埋怨别人呢？我的战役就是输在他的手上。

　　皇帝接见了华沙驻军司令中将泰里斯伯爵。伯爵赞扬了大使在危机时刻的作为。对此，皇帝没有表示意见。

　　皇帝亲切接见了普拉特先生陪同来的大公国的大臣。这些绅士们谈到了陛下经历的危险，说他们很高兴看见他身体这么健康，光是他的到来对他们来说就意味着是好日子将会来临等等。皇帝不屑于谈起他所冒的风险。他安详地谈笑着那些懒惰的君主。他说，他自己却是越吃苦越发胖。他告诉他们说军队从数量上说仍然很强大，有十五万多人。皇帝说，俄国人不能守住自己的阵地，并且在各个方面都受到沉重的打击，即使在我军渡过别列津纳河时也不例外。那些俄国人已不再是艾劳战役和弗里德兰战役时的俄国人了。不用三个月的时间，他将有一支如同战役开始时那样强大的军队。他的军械库早已装满了武器。他拥有装备部队和建立一支精锐军队的一切条件。在他的杜伊勒里宫的书房里，他可以让维也纳政府和柏林政府服从自己的意志。“我在杜伊勒里宫的皇位上，比在我的大军里对欧洲更有影响。”他还说，法军在马伦哥战役和埃斯林战役曾经险些就被打败了。可是再坚持两个小时，奥地利人就只好低头认输，俯首称臣了。

　　 [ 编者注：波托茨卡伯爵夫人记叙了拿破仑和波托茨基的这次会见。她最后这样写道：“这位非凡的人对那些听他说话的人们施展的魅力是如此强烈，以致使我的那位离开我们时还十分悲观的公公，回来时就已经是满怀信心了。”——见波托茨卡的《回忆录》。 ]

　　我走进另一个房间，去看看是否一切都准备就绪。雪橇被人拉到了门口。然后我给旅馆老板付了房钱，下达了几项命令，并且记下我刚刚听到的奇怪的谈话。晚饭后，皇帝在梳洗时，我已草草记下了我与大使的谈话以及他与皇帝的对话。当我停下笔，注意听他们的谈话时，就听到皇帝在隔壁说他失败的原因是恶劣的气候。他承认他在莫斯科停留的时间可能太长了。由于当时把洛里斯托纳派到俄国的总部去了，他满心希望能够缔结和约。他说维尔纳一定可以守住。然而他还是承认了俄国人在战役中显示了他们的力量，沙皇亚历山大受到了俄国人民的爱戴。他说火烧莫斯科打乱了他的计划。他强调说那是俄国人自己烧掉了他们的首都。他说我军必须显示出坚强的决心，即使是最严重的挫折也可能导致令人震惊的成功。他热切地谈到要征召新兵，特别是征召必不可少的波兰哥萨克人。

　　大臣们强调了他们国家的贫困。皇帝对此似乎并不怎么注意。普拉特先生热情地支持他们向皇帝要求贷款。皇帝同意从库尔兰征收的税款中和铸造铜币时，给他们提供几百万元。他最后说，近期内将有一个外交使团从维也纳来。然后，他开始谈到这次旅行。此时，我也走进了房间。大臣们都劝皇帝趁现在沿途正在准备驿马之机，多休息几个钟头。他们询问皇帝是否打算走经过格罗高的西里西亚大道。

　　“是的，经过普鲁士。”皇帝回答说。

　　尽管这段经过普鲁士境内的路途并不长，可是皇帝还是很担心。他先问过我，然后告诉他们，说我已经下达了准备驿马的命令，而他准备马上就出发。皇帝非常有礼貌地送走了大臣们。普拉特先生和大臣们一起再次向他表示忠诚，好像他忘记了晚饭前受到的那一通训斥。

　　12月10日晚上七点，我们又爬上了雪橇。当时，皇帝再次发泄了对普拉特先生的怨恨。他非常痛心地说当此俄国大军压境之时，神父却表现出恐惧心理。他的行为给波兰人民树立了一个坏榜样。陛下说大使的态度和风度同他所受到的教育很不相称，同他那些各种各样的伙伴很不相称，特别是和他所选择的宗教事业很不相称。皇帝断定说，普拉特先生断送了他的波兰和破坏了他的战役。陛下说他错误地相信了那些流言飞语，而没有派塔列朗出使波兰。1807年4、5月间，塔列朗曾在芬肯施泰因曾非常出色地为皇帝服务。

　　我们旅行的最困难的路程肯定已经过了。可在经过格罗高后我们还得经过普鲁士的一条狭长地带。在那一段路程旅行比在其他所有地段更使皇帝担心。我们全速前进，可是我们的雪橇车辕断了，不得不在库特诺停下来修理，因而耗费了我们两个多小时。

　　那个地方的副职长官认出了皇帝。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了我们最好的接待。他的妻子和妹妹——两个俏丽的波兰姑娘——十分激动地看到陛下去他们家做客。她们极为欣喜地看见皇帝身体很健康。在波兰，我们还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富于表情的面孔。皇帝对他们的热情接待表示了感谢。可是我们十分忙，没有时间同女士们或者那位地方长官聊一聊。皇帝开始口授给巴萨诺公爵和给华沙的命令。他指示他的大臣们要抓紧征兵和武装大公国。他告诉马雷他在那些问题上已经答应了波兰人的要求，并命令马雷再派人去给维也纳和施瓦岑贝格亲王送信。他给正打算去华沙的洛里斯托纳下达了命令，要他留在华沙，负责统率波兰全国的军队，并要武装起莫德林和西尔罗克的群众。对曾在华沙见过面的泰利斯将军，皇帝重申了曾写给他的书面命令，由他负责指挥全城的军队，并且组织和武装国民卫队。

　　皇帝对我写字的速度越来越不耐烦。他不知道我的手指头已经冻僵了。当我把他口授的话起草成正式命令时，皇帝决定自己动手。可是，他的手指也是僵硬的，写出的字迹难以辨认。写了两封信后，他不得不再口授一次，由我记下来。晚饭中断了我们的工作。我把皇帝亲手写的两封历史性的信件珍藏起来了。在他吃饭时，我派走了信使。这时雪橇修好了。皇帝一吃过饭就要出发。我只来得及拿到一块面包。那就是我在路途上吃的晚餐了。皇帝对他在库特诺受到的款待格外感动。他指示我到达巴黎后告诉迪罗克，派人给那位副职长官的妻子送一件礼物。

　　从华沙到库特诺的途中，皇帝曾谈到了英国。他说要迫使英国讲和是很困难的，除非某种经济危机或者国内的纠纷才能使它的内阁向我们低头。当时，他似乎后悔他曾有过恢复波兰的想法，以致使他和俄国的关系出现了空前未有的麻烦。他承认俄国在大陆封锁制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鲁缅佐夫意识到这个联盟对我来说具有何等的重要性。”他继续说道，“他不是一个天才，但他是一个具有良好判断能力的人。他对提尔西特会议后发展了的欧洲形势有透彻的理解，恰如我们在埃尔富特时看到的一样。他还如此充分地了解到在法、英关系上，我们可以从联盟中获得的利益。因此，在法军渡过涅曼河以前，他一直不相信我们的敌意。他总是怀疑我真会有入侵俄国的计划。他认为我的目标是让他们对我们造成的既成事实视而不见。而我的敌对的示威行动不过是迫使俄国不要承认中立国，并且由于我停止威胁而使他们自我庆幸。

　　“我不能够允许对虚假的中立国的承认，”皇帝接着说，“因为这给英国人提供了一种逃避大陆封锁制度的方法。我本来可以对此不予注意。要是我当时能说服沙皇组织一次对印度的远征，我们就有可能达成谅解。由于不列颠内阁下了全部赌注同我干，因此在那个问题上，我们如能同俄国携起手来跟英国作斗争，那就是警告伦敦政府的最好方法。英国全国人民就会起来迫使政府签订和约。可是埃尔富特会议后，我对这个前景产生了怀疑。从我的方面来说，西班牙的事务或多或少地破坏了我的计划。亚历山大和鲁缅佐夫并不像我所期望的那样去瓜分土耳其。这样一来，我在提尔西特制定的全盘计划就不得不改变了。那时我想，我可能不得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那些事情。我们一定能通过这种或那种方法跳出常规，找到某种途径去迫使英国人缔结和约。我要建立一个强大的缓冲国来削弱俄国。这样就可以通过渐渐削弱这个仍然有可能成为英国盟国的唯一强大的国家，来使英国失去任何建立新联盟的希望。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业。”

　　皇帝告诉我说，他很早就知道俄国人对君士坦丁堡垂涎三尺。皇帝说，要是他能够说服俄国人允许一个法国军团经过他们的国家去远征印度的话，他将提供一支强大的部队。可是不知他从何处得知，或者是沙皇和鲁缅佐夫通过什么方式告诉了他，这个问题是难以谈判成功的。

　　皇帝表示他曾计划过一次海上远征(独立于陆地战役之外的战役)。他从海军方面了解到一切必要的情况。在他看来最主要的障碍就是舰船不可能载运足够供二万五千至三万名士兵使用的淡水。此外没有什么困难是不可克服的。他打算首先占领苏拉特——马拉他海岸的几处立足点。那儿的人民世代与英国人为敌。他们随时准备拿起武器反对英国人。法国远征军将拥有三万人马的兵力。他们将只在一个港口——毛里求斯停泊，以补充淡水和食物，留下伤病员。这些伤病员将由二至三千名黑人顶替。为此，我们将付给当地的殖民者现金。

　　法兰西、皇后和罗马王是我们每天的话题。在谈到他自己多么高兴再见到他们并表示对他们的思恋时，陛下是从不知疲倦的。他不断地赞扬皇后。在谈到他们的家庭生活时，他非常坦率，充满了柔情蜜意。这常常使我听得入了迷。他还满腔热情地谈到了法国和法国人民。这对付出了如此沉重代价的人们来说确实是一种慰藉。

　　“我知道我的名声比我本人还要坏得多，”皇帝笑着对我说，“因为我已经注意到法国人总是准备服从别人。他们缺乏严肃性。因此，那种看法对他们影响很深。人们认为我严厉，甚至是严酷！那很好！这种看法就能使我免于真正变得严酷！我的坚定被视为铁石心肠。而我国不久前才发生过大革命。我们在动乱中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缺乏道德和宗教的观念。我们的国家现在能有这样好的秩序，部分地还要感谢人们对我的这种印象呢。因此我不抱怨我的这种名声。相信我，科兰古，我也是人！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也有一颗温柔的心——但这是一颗帝王之心。一位公爵夫人的眼泪丝毫不能打动我。可是，人民的忧伤却深深地感动了我。我需要看到他们幸福。如果我能再活十年，那么到处都会丰衣足食，法兰西人民将会获得幸福。难道您不认为我乐于施舍欢愉吗？看到一张张幸福的脸，对我来说也是幸福的。可是，我不得不使自己抵御这种天生的倾向，以免让少数人捞到好处。约瑟芬就不止一次地给我上过课。她总是向我要这要那。她甚至用眼泪使我给予了我本来不应该给予她的东西。”

　　皇帝常常问我，我在见到自己亲爱的人儿时是否也会欣喜若狂呢？陛下这种真实感情中善良和天性的表现大大振奋了我的精神。这是我所不敢企望的。我真希望全欧洲的人民都能听到他的话，而且每一个人都重复这些话。我确信在这次谈话中，我没有听漏一个音节，而且我也多么愿意高兴地听到这些音节能无限延长啊。

　　皇帝最盼望的是遇见信使，以便得到最近从法国寄出的信件。从斯莫尔冈出发后，我们还没有收到过第一批信件。因此，他催促我们快马加鞭，日夜兼程。后来一直到波兹南，我们才终于踏上了部队曾向哥尼斯堡进军的那条大道。

　　路上，皇帝又谈到了他的内阁。他赞扬大宰相康巴塞雷斯是一个精明慎重的行政官和伟大的律师。他那公正的态度、非常明晰的判断能力对于制定民法典中的好几项条款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时，那些条款都是一些最感困难的问题。关于国王的死，皇帝说：“只是因为胆怯，康巴塞雷斯才没有投国王的‘无罪’票 [ 编者注：在国民公会上，康巴塞雷斯在路易十六是否有罪的问题上投的是肯定票。可是在是否判处死刑的问题上，他投票赞成缓期执行，直到实现停战。 ] 。”他说，康巴塞雷斯远不是一个革命者。他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而且他从来不滥用这种信誉。他总是最好地使用人们给予他的信任。他所获得的声誉是最公正的。

　　皇帝说罗维戈公爵是一个完全忠实于他的人，是一个有着坚强性格和独立精神的人。他善良、温厚、亲切。倘若皇帝不阻止他的话，他一定会被人欺骗的。可是他太自私。这使得陛下常常生气。尽管皇帝已给了他大笔钱，还由于他被擢升为大臣，他的财产的价值达到五、六百万法郎，可他还是不断地要钱，所以皇帝决定剥夺他的赌博垄断权。至于其他方面，社会舆论对他是不公正的。人们攻击他，说处死当甘公爵时他也在场。皇帝说：

　　“当时萨瓦里接到了去行刑的命令。他是宪兵队的指挥官。亲临那样的场合是他的责任。换了其他人，也会像他一样去执行命令的。作为警务大臣，他比富歇要好得多，更不必说作为一名审判长了。现在，嘲笑萨瓦里成了一件很时髦的事情。确实，一名堂堂的少将、一位警务大臣，居然被一个从精神病院逃出来的疯子在床上抓获，并被送进监狱。那真是荒谬的事情。这样的事情理所当然会在巴黎引起人们的嘲笑。对那些执掌大权的人们来说，丑闻比错误更致命。”

　　话题后来转到了奥特朗托公爵(富歇)，皇帝说：

　　“那个人只是一个阴谋家。他绝顶聪明，而且也很能写。他是一个贼。凡是他能伸手的地方，他都偷。他一定已经拥有成百万元价值的财产。他是一个大革命家，一个热血男子。他认为通过帮助那些被害者的亲属而且使自己成为圣日尔曼区的保护者，他就能够将功补过，或者不管怎样，让人们忘记他的过去。他的为人使你只能雇佣他，因为他仍旧是许多革命者的领导人。此外，他非常能干，可是我不再信任他了。”

　　加埃塔公爵是话题中另一个人物。陛下说，他是一个优秀的金融家，是一个聪明而诚实的人。公爵为皇帝提供了巨大的服务。

　　皇帝下一个提到了巴尔贝—马尔布瓦先生。他说，此人表面上是一个公谊会教徒，并且装得很老实，其实是一个阴谋分子。

　　“我被他欺骗了很长时间。”他说道，“由于他宣称他严格地按原则办事，对任何人和任何事都会严肃地加以评判，这使得我认为他绝不会放纵自己。可是他对一切都不满，憎恶并贬低权力。实际上，他是毫无原则的人。他心中充满了嫉妒，光会吹毛求疵，没有一点能力。我原以为他是一个人才，在一段时间里我曾对他寄予很大的信任。我发现这个错误时，已经太晚了。为此，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的宫廷账簿是保险的。在那儿不会出差错。他不得不以公正的态度来完成他的新工作。他的为人是众所周知的。”

　　我说，根据我的观察，他很善良，而且人们说他的诚实是无可怀疑的。

　　“啊，他真是够诚实的。”皇帝回答道，“至于说到善良，那不过是他演的戏，其实他是一个流氓。”

　　关于丰塔内先生，皇帝说，

　　“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谄媚者，但他才华出众。他满腔热情地为我服务，而且暂时还很胜任公共教育工作。大革命把我们变成了十足的希腊人和罗马人。我们必须对我们的儿童进行君主政体的教育。这同丰塔内的观点是一致的。或者说，他至少是这么宣称的。如果我允许，他会在那个方向走得更远。他是一个有才华的人，可是他心胸太狭隘了。要是我没有制止他，他一定会拿路易十五的风格来教育我们。他以为那样做会讨我的喜欢。可是我制止了他。有一天，我对他说：‘丰塔内先生，至少您得把共和国这几个字母给我们留下吧 [ 编者注：1806年，当时主持立法机关的丰塔内在《法兰西信使报》上登载了一篇他写的关于一本支持君主专制政体的书的出版预告。这儿应用的就是拿破仑当时对那件事的反应。 ] ！’那句话就把他引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了。

　　“我并不讨厌精力旺盛的人。我知道该怎样去使用和指导他们。此外，我不能做任何反对要求平等权力的事。现在的年轻人都像其他国民一样，信奉平等权力。你有天才，我就抬举你，你有功绩，我就保护你；这是大家都公认的。这样做于我也有利。丰塔内一定为我培养了一些侯爵。可是他们今天唯一的位置只是在喜剧舞台上，尽管现在有鉴赏力的人已经扬言要把他们从舞台上撵下来。莫莱下台以后，弗勒里就不行了。我需要的是议员、县长、政府官员、工程师、教授。因此，我们教育的范围必须扩大，以适应那些满脑子都是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观念的年轻人。使那些具有生命力的传统的东西转变为替君主制政治服务，这是一个重要的任务，因为那些东西毕竟成为历史了。我首先要把注意力放在教育方面。倘若和约签订了，我首先关心的也就是这件事，因为教育是未来的保证。我认为一切教育都要公有化，甚至我的儿子也要接受部分公共教育。在这一方面，我有一个庞大的计划。”

　　使我感到非常可惜的是这次谈话由于我们在清晨(12月12日)到达波兹南的萨克森旅馆而中断了。

　　“去把我的信件拿来给我。”这是皇帝到达后的第一句话。

　　根据我的命令，邮局负责人把过路的两批给皇帝的信件留了下来 [ 编者注：在波兹南，皇帝回到了法国和大军团通信的线路上。皇帝是在马里亚姆波列离开那条路线的。 ] 。皇帝是那样急不可待，当时要是他手里有一把剑，他一定会把邮箱劈开的。我用冻得麻木的手费劲地为他开暗码锁。后来，我好不容易才打开了邮箱，把皇后的信递给了皇帝。另外有一封是孟德斯鸠夫人的信。随信寄来的还有一份关于罗马王的报告。这是自从我们离开维尔纳后第一次得到法国方面的消息。由于运气不佳，在那座城市和马里亚姆波列之间我们没有遇到过一个信使。一路上，皇帝从来没有停止过考虑。由于军队方面的信息完全断绝，那会在法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因此人们可以想象出他是多么急切地阅读大宰相和其他大臣们寄来的信件。皇帝急切地等着我撕开信封。他先把所有的信件细看了一遍，好让自己对这些信的内容有个总的概念。然后，他安下心来精读那些他认为是最重要的信件。我荣幸地被吩咐为他朗读了皇后和孟德斯鸠夫人的信。

　　“我不是娶了一个很出色的妻子吗？”他说道。

　　皇后跟他谈的所有关于他儿子的事情都使陛下十分开心。这些事情也得到了家庭女教师的证实。尽管皇帝一直考虑着国家大事，可是此刻，他确实是一个好丈夫，而且是世界上最好的丈夫和最慈爱的父亲。看到皇帝此时此地的表情，我真是由衷地感到喜悦。他的愉快，他的幸福，他那热情洋溢、容光焕发的形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陛下还叫我给他读大宰相、警务大臣和陆军大臣的信件。后来，当皇帝仔细阅读那些信件的时候，我才利用一点空余时间为下一步旅行作安排。我们的马车一直没能赶上我们。因为当我们坐上雪橇时，皇帝没有让我来得及把钱交给他们就出发了。

　　当时我的现款已经用完，因此我从主管信使的一位长官那儿拿了一笔钱。我派人通知格罗高的驻军司令，我们将要到达那儿，让他打开城门等候我们并准备好晚饭。动身前，我利用了剩下来的两小时整理笔记，并记下离开华沙后，我们最后一次谈话的一些有意义的情节。

　　皇帝休息了一个小时。吃完午餐，我们又上路了。此后，我们常遇到信使。离法国越近，我们收到信件的次数就越频繁。有时我们在一天里就可以收到法国在前后三、四天写来的信。每一封信件都给皇帝带来新的喜悦。除了那些装在邮袋里的信(保密信件)，他让我读了他的大部分信件。只有一次，他拿了几封保密信让我念，当时他是这样说的：

　　“胡说八道！多么愚蠢啊！诚然，对人类的恶意我并不赞赏，但是正如人们所说的，我主张报仇，而且急于报仇！”

　　皇帝的意见非常有道理。从我们拿到的信来看，有的信确实是轻率和冒昧地提出了这样一种想法：即皇帝既不是恶意的人，也不是复仇心强的人。这种想法是荒谬的。因为在一定的条件下，皇帝可能会变得十分严峻。到达巴黎后，我就见到了两个发表这种意见的人。他们从来就不曾经受过一点儿波折和烦恼，其中一人还在宫廷供职。

　　皇帝对巴黎和法国的形势非常满意。人们都非常习惯于看到他克服困难，获得胜利，甚至从一些看来显然对他不利的事件中找出某些有利的因素。对于长时间听不到前线的消息，人们也只是抱怨一下。公众的信心几乎没有动摇过。与前线中断联系并没有产生出皇帝曾预料的那种严重影响。

　　“事实上，”皇帝说，“这种安全感是可叹的，因为到时候，军队的公告一发布，人们的自信心就会全毁了 [ 编者注：皇帝12月6日在莫罗地赫诺签署的二十九号通报从斯莫尔冈直接送往巴黎。1812年12月16日这个通报登在《公报》上。 ] 。某种程度的动摇比现在这种局面还要好一些。因为那样的话，人民对坏消息就不会完全没有思想准备。”

　　我们谈到了陆军大臣(克拉克)。皇帝称他是一个典型的朝臣，是他所遇到的最自负的人。

　　“如果大家都相信克拉克的祖父是诞生于诺亚方舟，那就是他的最大的幸福。他为人诚实，能力一般，没有什么个性。他如此热衷于自吹，以致于人们对他的话绝不会轻易相信。他还不了解我。”皇帝说道，“他以为我是路易十五那样的人，因此他想争取我，和我保持一致。假如我纳了妾的话，那他一定是她们最忠实的仆人。他认为马莱事件是个庞大的阴谋集团。这个集团下面还有许多支派。他主张逮捕大批的雅各宾分子，甚至包括某些社会名流。但是，我认为帕斯基埃和萨瓦里是对的。据他们判断，那个狂妄的企图只是在少数几个白痴中间策划过。在这个事件中，不逮捕任何知名人士的政策是很正确的，因为残酷行为只会激起公愤。如果还有什么犯罪集团逍遥法外的话，他们也将逃脱不了警察的追捕。让我们的政府背叛性地毫无根据地进行怀疑是不恰当的。在欧洲人的眼里也像在法国人的眼里一样，把那个阴谋集团当成一个疯子的反常行为比当成一个庞大的可怕的集团来对待更为合理。在这件事情上，萨瓦里很好地预见到了我的愿望。”

　　那天晚上，当我们到达格罗高时，驻军司令官吃惊地发现他要接待的御厩总管正是皇帝本人而不是我。陛下亲切地问到了这个地区的情况和国家的形势。他忙于发布各种命令，几乎没有时间吃晚饭。他急于早一点赶回法国，因此我们很快又上路了。驻军司令官给我们提供了一辆马车。皇帝乐意地接受了，因为他在雪橇上没法伸直手脚躺一躺，已经感到非常疲劳了。正如我确信的那样，这辆马车没法在积雪中快速行驶。我采取的预防措施是让我们原先那架可靠的雪橇跟在马车后面。这样做果然不错，由于乘马车的速度还比不上步行，因此在离开格罗高不久，我们就又重新回到了那不大舒服的雪橇里。尽管我们在这个朴实无华的交通工具里冻得半死，我们最好还是不要离开它。皇帝无法入睡，便又谈起了军队。由于我们迅速驰骋，此刻我们同大军团已经断绝了联系，皇帝希望取道萨克森。他不想穿越普鲁士国土。这引起了我们下面的谈话。

　　“假如我们被人阻拦，科兰古，他们将会怎样对待我们？您认为我会被人认出来吗？那样人们不就知道了我在这儿吗？您在德国是颇有名气的，科兰古。您会说德语。您保护了他们的邮政局长，并把我的全部宪兵拉去护卫他们。他们绝不会抓您或者虐待您的。”

　　“我并不认为他们对我还有感激的念头，因为那些保护也没有使他们避免遭受抢劫的命运。”

　　“嗯！他们本来会遭受二十四小时的苦难，但您把他们的马匹都还给了他们。贝尔蒂埃总是说您代表了他们的利益。您曾经到过西里西亚吗？”

　　“没有，这还是第一次。”

　　“那么您在这一带并不出名？”

　　“是的，陛下。”

　　“我直到天黑城门关闭后才到达格罗高。除非当地的那位驻军司令或者信使在我们的车子前边议论过，否则任何人都不可能知道我目前到了普鲁士。”

　　“是的，而且没有人会想到皇帝会乘这样糟糕的交通工具旅行。至于我嘛，还没有重要到会让普鲁士人不惜损害自己的名誉来拦劫我。陛下的旅行是这么迅速，在路上也没有谁能够知道这一切。我们的某种计划也一定能在施加到我们头上的暴力到来以前就制定好。即使一个对我们怨恨很深而又有决心的人想要抓住我们，也非得要三、四个亲戚帮忙不可。”

　　“万一普鲁士人阻拦我们，他们将会怎么处置我们呢？”

　　“假如这是出于一个明确的计划而他们又不知道如何处置，也许他们会杀死我们，因此我们必须不顾一切地进行自卫。我们一定会走运的。我们一共有四个人。”

　　“可是如果他们把您活捉了去，他们会怎么对待您呢？我的好公爵。”皇帝开玩笑地说道。

　　“倘若他们把我抓住，那一定是因为我的‘秘书’的缘故。在那种情况下，我将会倒霉的。”

　　“假使我们被人阻拦，”皇帝活泼地回答说，“我们将会被当成战俘，就像弗朗西斯一世一样。普鲁士人将会要求法国把他们原先付出的数百万元金额还给他们，甚至还会多要几百万元。”

　　“如果他们胆敢对我们进行那种打击的话，陛下，我们不会像您所说的那么便宜就能脱身的。”

　　“您是对的。他们太怕我了，他们一定会扣押我。”

　　“那很可能。”

　　“由于怕我逃走，或者怕受到可怕的报复，普鲁士人一定会把我送往英国。”

　　“完全可能！”

　　“科兰古，您能想象您会在伦敦一个主要广场上的铁笼子里抛头露面吗？”

　　“假使那意味着分担您的命运，陛下，我是毫无怨言的。”

　　“这不是怨言问题，而是某种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您会被他们关进笼子里，像一个可怜的黑人一样身上涂满蜜糖让苍蝇叮爬。”皇帝笑着回答道。

　　他为自己把人关在笼子里这种奇想而大笑起来，笑了足有一刻钟。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皇帝笑得这么开心。他那愉快的心情也感染了我。我们都笑得前俯后仰，好久都说不出一句话来。当时我们找不到别的有趣的话题。

　　皇帝知道他离开部队的消息尚不为人所知。而即使普鲁士人知道了，他们也不敢对他采取任何行动，因为目前普鲁士军队还编在法军部队里。而且，法军还是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强大。基于这些想法，皇帝已大大减少了忧虑。

　　“可是对他们来说，进行暗杀和打一次伏击会容易得多。”陛下说道。

　　于是，他表示愿意经过普鲁士的领土。这块领土将给他留下紧张而有趣的回忆。

　　担心遇到意外的想法仍然困扰着皇帝。他问我，我们的手枪是不是准备好了？同时，他试了试他自己的手枪是否得心应手。还是在波兹南的时候我就检查过这些武器。这样，我们下定了决心，一旦有人敢于阻拦我们，就立即向他开火。那天晚上，倘若有一个好奇者在我们的门口探头探脑，他准会倒霉。由于替换驿马，我们的谈话中断了。从格罗高出发时，皇帝曾希望信使在我们前面不要远于一个小时的路程。加之信使行驶得比我们还慢，他在我们前面并不远，所以我们到达驿站时，驿马还没有准备好。皇帝不问这些情由，一心只想着驿站耽搁了他的时间。陛下习惯于别人对他唯命是从。他不理解准备驿马非得要用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那是预先通知前方驿站的信使所需的时间。

　　我们当时停留在一个普鲁士的驿站上。我把在那儿的耽搁归因于普鲁士站长的拖拉习惯。而在皇帝看来，他是故意拖延时间。我很满意自己能够了解这种拖拉的真正原因，而没有去引起那个漠不关心的站长的注意。我也没有去催促正在给马钉防滑铁的马夫。他正按照他们的习惯，尽量慢吞吞地干活，以便让马有时间吃饱草料。我冷得瑟瑟发抖，在马厩和皇帝坐着的雪橇之间踱来踱去。为了消磨时间，皇帝要了些茶喝。那种茶在德国的任何驿站都会有的。两杯茶下肚，皇帝稍感暖和了些，但却缓和不了他那不耐烦的情绪。这种情绪还在不断加剧。他问我，我们的护卫队是否还跟着我们。从格罗高出发时，我们带出来的六名宪兵现在只剩下两个了。他们坐在雪橇的后部，早已冻得半死。我们在驿站等候了一小时，终于又上路了。

　　我们在旅途中度过了最痛苦的一夜。因换了一辆雪橇，我们都冻僵了。直到三十六个小时以后，我才恢复过来。我们的车子重新上路时，皇帝笑着对我说；“我想，囚笼剧的第一场现在开始了。他们怎么会用了两个钟头来给四匹马，或者六匹马钉防滑铁呢？那些马都拴在马厩里吗？”

　　倒霉的运气妨碍了我们的速度。我们的雪橇又坏了。旅行的速度因而大大下降。然而，我们还是到达了班兹诺 [ 编者注：在西里西亚的博伯尔河畔。他们是12月13日早晨到达那里的。所有这些描述给我们提供了至今尚不为人所知的皇帝旅行的细节。 ] 。我们不得不在那儿停下来找人修车，并利用这一停留的机会吃早饭。皇帝同一个旅店老板攀谈起来。老板是个可敬的德国人。我充当他们的翻译。陛下询问了他的国家的状况、税收的情况、政府机关的情况，以及人们对战争的看法。旅店老板把我们当成了普通旅行者。他以最率直的态度回答了皇帝提出的所有问题。他的回答越是不能取悦于陛下，皇帝就越是兴致勃勃地提出问题。他还微笑着对我说：

　　“他是对的：他的常识比许多政治家还多。他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阿谀奉承者。”

　　这个旅馆老板的诚挚和善意使皇帝非常愉快。一位冲进皇帝房间的卖玻璃珠子的妇女，主动同我们搭讪。尽管她不知道我们的身份，可是她那易于信任别人的天性使她愿意把所有存货用赊账的方式卖给皇帝。她没有收到钱，甚至也没有说明她为什么这样信任我们。这种行为使皇帝感到十分有趣。他买下了一些项链和首饰等。他还对我说：

　　“我将把这些东西作为旅行的纪念品送给玛丽·路易斯。科兰古，我们应该平分这些珠宝。这样做才是公平的。您必须送一些给您的心上人。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您这样长时间地同他的国君促膝谈心。这次旅行将会给您的家庭留下一个历史性的记忆。皇帝也将永远不会忘记您给予他的关心。”

　　陛下是如此好意，竟把他买的珠宝分了一半给我，并指示我把另一半包好准备送给皇后。然后，他躺在一张硬板床上，吩咐我说，等雪橇一修好就立即叫醒他。皇帝休息时，我就去督促修理雪橇，并且埋头在笔记本上记下自从离开波兹南后发生的事情。

　　皇帝所说的话，都表现出他心里还在惦记着军队。他坚信这支军队一定能在维尔纳挽回颓势、东山再起。他的观点还是没有变。他做出的所有的安排和计划都是基于这种臆断。

　　“我回到巴黎。这件事本身就能抵消我们所受到的灾难在欧洲造成的不良影响。”他说道。

　　这种考虑给了他极大的安慰，并使得我们的旅行有了快乐的气氛。我们越是接近他日夜盼望的法国，皇帝就越是显得轻松和愉快。

　　“施瓦岑贝格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他说，“他将使他的军队处于戒备状态。他不会在命运女神刚刚抛弃我们时就变成叛徒。普鲁士人在这方面也会仿效奥地利人。我将在人们知道我们的灾难并敢于背叛我以前就回到杜伊勒里宫。现在我的步兵超过了十万人。那是一支纪律严明，在具有战争经验的军官指挥下的大军。我有钱有武器来训练杰出的军官。不用三个月，我将有一支五十万人的军队出现在莱茵河上。骑兵将需要更多时间来组建。可是在杜伊勒里宫的国库里，我有足够的资金来办好这一切事情。”

　　我们越向前行驶，雪就下得越大。连续刮了几天几夜的暴风雪，使所有的地段都堆起了很厚的积雪。道路变得越来越难以行走了。我们的雪橇行驶得越来越慢，就连我们那坚毅的撒克逊车夫和马匹也对付不了这样的道路。

　　皇帝常常说起他回到法国将要产生的影响。

　　“国民们需要我。”他说，“假如他们能效忠于我，那么，不久一切就都会改观。”

　　从巴黎来的消息没有使他忘记军队。他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坚信维尔纳一定能坚守住。当时，我大声地反驳说，我们的部队将要继续撤退，至少一直要退至维斯杜拉河。我的话并没有引起皇帝的不快。

　　“您总是只看到事情的阴暗面；您的胆子也太小了。”这就是皇帝的评论。

　　我在波兰大公国看到的情况使我毫不怀疑维尔纳是非放弃不可的。

　　“如果没有波兰哥萨克部队的话，您的部队就无法获得休息。”我对皇帝说道。

　　他同意：由于缺少骑兵，我军的形势会变得更恶劣一些。

　　然而，皇帝不承认法军必然会撤出维尔纳。他列举了他的军力，从施瓦岑贝格亲王的军团到托兰托公爵的部队。毫无疑问，从数字上看，他认为只要每一个人都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他的军队要阻止俄军的前进是绰绰有余的。他认为士兵们一旦获得了维尔纳仓库里的食品，部队里的沮丧情绪就会减少。他还试图说服自己，波兰已经征召了新兵，或者至少在此刻——当我们向巴黎进发的路上，他们正在招募新兵。听了他的话，人们准会认为我们无需再做别的事情，只要把新兵开到前线就万事大吉了。皇帝不但不承认有撤出立陶宛的必要性，他还拒绝承认我军几乎无法克服的现实困难，是由于俄军的逼近，以及波兰人会由于害怕遭到俄军的入侵而停止征兵。

　　皇帝就这样带着满脑子的幻想返回他的首都。他也绝不因为我不赞成他的想法而迁怒于我。我们的谈话自然又回到了军队、政治、政府机关、我们所熟悉的人以及各种各样的制度。他谈到他将如何改善这一切，以及怎样教育好他的儿子等等。他再次问我谁可以胜任教育罗马王。他说法国虽不乏能人，但当他需要像这样挑选一个人才的时候，他发现优秀的人物却少得可怜。

　　“科兰古，您举出一个人的名字总不会困难吧？——从所有我们讨论过的人当中选择一下。”他说道，“丰塔内虽然太书生气，但既然他是大学的头头，那么选择他应该是叫人放心的。由于他正在精力充沛地指导国民教育，那就更是如此了。尽管他有善于雄辩的天赋，可是他不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不具备一个政治家所必须具有的掌握政治和领导政府机关的才能。此外，他把我捧得那么高，因而舆论会说我任用自己最死心蹋地的阿谀奉承者来当我儿子的教师。”

　　皇帝叫我帮他找一名家庭教师。他想到了所有在政府里和在宫廷里任职的人，甚至还考虑过那些没有什么名气的人。从他谈到的几个人来看，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坚信了一种看法，即总的来说，皇帝对别人是不大瞧得起的。可是，在我看来，凡是涉及到那些曾真正损害过他的人，他都是没有任何怨恨的。本来他有理由对那些人臭骂一顿，可他只是满足于草草了结对他们的议论，此外就不多置一词了。他似乎非常赞赏早年良好教育培养出来的高尚精神和荣誉感。

　　“这种高尚精神和荣誉感克服了人们本质中最邪恶的东西。”我已经是不止一次地听到他这么说了。“那些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是不文明的。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利己主义使你难于对他们寄予信任。为自我是他们唯一的准则。他们还缺乏一种自我克制的精神。这样他们就容易干出无法无天的事情来。”

　　他列举了几个他曾赋予重任的高贵人士的名字。他说他今后不再信任他们了。他们一旦看到有利可图，就会在有机会的时候背叛皇帝，尽管他们的一切都是他给的。按照皇帝的意思，誓言的约束力、行使职责时的忠诚、受人雇佣的服务态度和荣誉感都使人不可能背叛他为之服务的主人。可这一切都被那些人视为粪土：在他们的身上毫无信仰和感情可言。他继续说道：

　　“要是爱国主义精神同他们的个人利益不相符合的话，那么爱国主义对他们来说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有的人遇到稍不如意的事情，譬如他们要为那些恰好是他们亲戚的流氓谋取一官半职而遭到拒绝后，他们就会转过来反对我；要是我制止他们侵吞公款或者公开抢劫，他们有的人甚至会准备策划阴谋暗算我。

　　在这一点上，皇帝提到了某些著名人士的名字，因而我不敢在这儿披露。我不愿意败坏这些将会载入史册的人们的名誉。皇帝接着说：

　　“不过，这些人都是些英雄。”

　　他总结这些想法时说，有人埋怨他没有尽可能地满足他们的愿望。皇帝说，那种指责是毫无根据的。对于那些提供了良好服务的人们，他是从不拒绝提拔的。皇帝主张把所有这类问题留待将来去解决，因为时间是一切事物的试金石。

　　“到那时，”皇帝说道，“孩子们将在和平与安定的环境里接受良好的教育并开始他们新的生活道路。他们不必再亲自去积累财富了。我会根据他们父辈的良好服务来给他们以丰厚的报酬。”

　　在这一次谈话中皇帝谈到了他一生中的各种事件。回忆他青年时代的某些事件是陛下的一种乐趣——他在军事院校的成功和他的家庭情况。在科西嘉，尽管他的家庭属于名门，可是，命运之神极少顾盼这个家庭。他谈到了他的各种风流韵事。他说某些名嫒淑女对他比对那些当时较他更为引人注目的同事给予更多的青睐。皇帝说道：

　　“尽管当时，我还没有远大的目标，我的愿望只是要成为一位将军。可是通过研究历史，我很快就感觉到我能够像历史中那些最高统治者一样成就伟大的事业。我的全部身心都凝聚到了伟大的战争艺术上，并且在我认为是自己的命运所系的与战争有关的各个领域里增长知识。没有多久，我就发现我打算学到的知识以及我当时需要达到的目标，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并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因此，我加倍用功。那时在别人看来很难办到的事情，对我来说却是简单的。”

　　他那如此认真的本性，以及通过热爱自己的职业而表现出来的富有思想的气质超过了旁人。当时这位未来的皇帝从各个领域中去努力获取知识，以发展他头脑中已经萌发的思想。他主要是通过同他的那些高级军官以及他认为有着某些智力优势的同僚们的交谈来增长知识。后来，大革命轰轰烈烈地爆发了。革命的思想像在其他许多人头脑里一样也开始在他的头脑里沸腾起来了。他服役的那个军团由于其成分和教育特别容易接受新的思想和见解。尽管他谴责过大革命中的一些过激行为，批评过大革命的错误，譬如像他那样年纪的人所无法接受的某些残酷做法，但他还是满腔热情地目睹了大革命。

　　虽然他当时并没什么经验，可是在他看来，朝廷用人不当，背信弃义，而更重要的是，朝廷软弱无能。拿破仑不是一个共和主义者。他需要的是立宪君主政体。尽管路易和他的朝廷并没有表现出诚意，可要是国王希望得到保护，他是会挺身去保卫国王的。甚至像许多那些狂热的保王党人一样，这位年轻的科西嘉人希望朝廷能够按照军功的大小来提升军人，而不是按阶级的贵贱，不是看你是不是什么大官的亲戚、朋友或者得到某位小姐的青睐来获得升赏。他很不理解那些亲王和贵族们怎么会流亡到国外，而把国王留在危险的国内。他非常厌恶那些“难民”。他们在欧洲各国流浪，到处去表现他们的无能和荒淫，而不是在法国把那些动摇者集合到他们身边，组成一个党派，然后身先士卒地进行斗争。

　　皇帝说，倘若他们那时在法国举起他们的旗帜，并且由一位深谋远虑的将领来指挥部队，他是会参加那支部队的。他继续说道：

　　“法国永远也不会原谅胆怯。当人们怀有崇高的动机在国内战斗时，他们却逃离危险，到外国人那儿去乞求救兵以反对自己的祖国。那就是胆怯。家丑不可外扬嘛。”

　　他对国王的死总是感到遗憾。那时，他把自己的全部关心都集中在国王身上。当国王的生命受到威胁时，他一定会因为能够保卫国王而感到愉快的。

　　皇帝说道，“他的死在我看来是国家的耻辱。虽然事情发生了，但法国对那个罪行没有责任，因为是科布兰兹杀害了他。至于说到对国王的审判，”他接着说：

　　“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害怕而不是仇恨或者恶意导致了对他的死刑宣判。我在圣·丹尼斯的做法 [ 编者注：1805年，拿破仑修复了王宫。在大革命中，人们曾破坏了王陵。被人抢走了铅板屋顶的教堂当成一个面粉仓库。 ] 以及我打算在马德琳做的事情，将证明我一直认为国王的死是一种罪过。我本人在登上皇位以前就是这么认为的。加冕后，我已经毫不含糊地表示了我主张禁止继续革命活动。欧洲的君主们都感谢我挡住了威胁到他们宝座的革命精神的洪流。为了防止那种罪恶再度发生，最好不要唤起人们回忆那骚乱的年代里的种种暴行。应该让人民忘记过去。如果一定要记住的话，目的也只是为了防止革命重演。我不是国民公会的拥护者；要是有谁能解释当时那些邪恶的原因，那他一定也不是国民公会的成员。那些议员们当时被一时的狂怒冲昏了头脑。尽管如此，法国的大革命是旧王朝自己引起来的。假如严格地追究我们过去不幸的根源，责任就在亲王们和宫廷大臣们的身上。就是他们导致了革命的爆发。蒙莫朗西家族、拉梅特家族、德·艾吉庸家族、塔列朗家族、拉法叶特家族、罗什福科尔家族，还有国王的兄弟以及许多其他人，他们都是真正的罪人。”

　　皇帝继续说道：

　　“这些人应该在国王的周围献出自己的生命，而不是去攻击国王。总之，贵族们应该战死，而不是避祸于国外，那样只不过是在伪装忠诚的幌子下逃离危险的一种方便做法而已。至于说到另外一些人，那些称作革命者的人，他们属于下层阶级。他们当然想提高自己的地位，改善他们当时所处的环境。其实在导致国王的死这个问题上，那些在国外策划阴谋的人比国民公会做得更多。公正地说，你无法弄清谁应该对国王的死负责。当时有两百万人在国民公会的会场外狂呼乱嚷。他们的罪责要大于那些在巴黎雅各宾党人刺刀旁投票的议员们。现在人们认为，对积案的处理是我们的事。我的政府也按照这样的原则去办，即对在政府成立以前发生的那些事情，我们总要提供额外的服务。这样做是为了平息人们的反抗情绪，消除仇恨和镇压报复行为。如今旧时代的那些最大的贵族、流亡者的领袖，那些在大革命时期家破人亡的人们也同奥特朗托公爵同餐共饮。他们甚至跟他以及梅兰建立了友好的关系，更不用说其他的那些革命者了。我的政府引导了这种阶级调和。尽管这个制度还并不完善，但是它维持了当前的政局，并使旧王族人员能够获得一般人民群众所获得的利益。

　　“我计划建立一个纪念碑。这个纪念碑不会损害任何活着的人，却给死者以名誉，让他们这些名字永远活在我们的孩子的心中，使孩子们记住我们所经历的那个不幸的年代。这样他们将知道国王是不能够被杀死的。君主国是不能像死人一样被埋葬的。”

　　皇帝然后询问我是否也赞成一种普遍的观点，即在马德琳建立一座“光荣祠”。他告诉我说：

　　“您是第一个知道我那个计划的人。为了法国人的不朽的光荣，我已经建立了很多纪念性建筑物，因而不再需要搞马德琳计划那类东西了。我不是信异教的国君。我已经拿出了足够的事实来证明这一点。法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位国王——即使是他们中最虔诚的人也没有像我一样为宗教事业做了那么多事情。重建教会要归功于我。只有像具有我这样权力与意志的人才能实现这一点。尽管在政治上，我同罗马教皇总是不能达成一致，但从宗教的观点出发，我崇拜他，敬仰他的人格。我有许多伟大的计划。如果给我一年的和平时间，那么我的计划将震惊……。它会让那些只会按照自己的一套办法行事，不愿听到别人提到他祖宗的暴发户大吃一惊。通过我计划兴建的那个纪念碑，除了现代法国的荣耀，我还将再现古代法国的光荣。——法国的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它的科学和艺术，在欧洲是最古老的。我还要介绍当时最著名的人物。一句话，我将重提法国历史上的国王和皇帝。法国的全部杰出的人物，不管他们是什么阶层，什么职业，什么年龄，全都属于今天美丽的法兰西。他们将同我们的儿童一起生活，一起谈话，引起他们的羡慕，就像他们羡幕世界上其他的名人一样。

　　“我不需要别人对我搞偶像崇拜，甚至也不要搞我的户外雕塑。德农要在旺多姆广场的一个圆柱上为我竖一尊雕像。他也没有请示过我，因此我很生气。是的，尽管那个计划已对外作了宣传，要改变是不容易的了，但我很可能要改变那个决定。我死后，他们尽可为所欲为。如果法国按照我的愿望，达到了它光荣和繁荣的顶点，它可以发布命令建立一尊雕像来纪念我。如果我在完成自己的事业时屈从了自己的命运，那么最好不要留下什么东西来给后人批评。我不需要谄媚式的效忠，也不愿像路易十五那样，成为一座受到公众嘲弄的塑像 [ 编者注：据说路易十五的骑马雕像的柱脚是用美女肖像装饰的。她们代表着基本七德，因而人们讽刺说：“美德步行，邪恶骑马。” ] 。一个国家，就像历史本身一样，除了成功，别的一切都是无足轻重的。”

　　皇帝继续说，在一个基督教的国家里建立一座“光荣祠”是不恰当的。由于他在事业上超过了所有的将军们和政治家，而且身为皇帝，人们不会不说，而且还可能会为这种说法辩护，即他建立一座为他自己歌功颂德的神庙——借口纪念“光荣时代”，其实他自己才是真正被崇拜的对象。皇帝重复说“光荣时代”是全体法国人世袭的财产，而他在任何时候都要使这种记忆永远流传下去。他已经建立了并且还将建立更多的公共事业。就是在这些事业里溶进了他不朽的声望。如果他事先宣布要建立一个在大革命中的受难者——特别是那些最著名的人物——的纪念碑的计划，那么他一定会唤起人们对往事不愉快的回忆，会得罪许多人。正是这些人在大革命结束后，为法国提供了优质服务。人们永远不会忘记，法国胜利地抵抗了全欧洲的进攻。这些荣誉都应归功于他们。法国民法典的建立和它的优秀的政府机构的组织也有他们一份功绩。

　　“法国经历的恐怖时代也是由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显示了力量。”皇帝说，“伤害了这些人的感情，同样也就伤害了他们的家庭和亲属的自尊心，最终必将伤害全民族的感情。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都会从人们的记忆中悄悄地隐没的。能够顺应时事，顺应潮流，这是一种伟大的艺术。在马德琳的纪念碑将需要几年的工夫才能建成，因此我有时间做好准备，以便在举行落成典礼时，我既要达到我的目的，又不会伤害任何人。从现在起，我们将获得和平环境。我们的国内形势将允许我完善我们的制度。我计划的伟大变化和将要付诸实施的计划会分散公众对纪念碑的注意力。元老院将要变成贵族院，但它必须真正具有民族的精神。所有事情都是如此巧妙地结合和混合在一起，因而没有人会感到他的感情受到伤害。”

　　皇帝是用下述的方式解决贵族问题的。他把那些古老家族的贵族拉过来为新政府服务。因而那些曾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姓氏也同那些与我们的现代光荣紧紧相连的人名并排地出现在我们的队伍中。他们在一起同甘苦共患难——这样他们也就不会再成为那些参加过多次战役的老军人的嫉妒对象了。皇帝的目的就是要让老贵族家族中的年轻一代能同当代的荣耀和伟大的运动一致起来。他通过追求个人功名的方式使新、老贵族联合起来了。皇帝还设法用合法的方式来恢复老贵族中的一些人在革命的年代里损失的财产。要是内伊富起来，而蒙莫朗西家族中的人变得穷困了，那是违反他的愿望的。假如康巴塞雷斯的一个侄儿从他伯父那儿继承了爵位和财产，他就把马车轮子上的污泥溅到达盖瑟或者莫莱家族的贵族身上，那也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然而，他要为那些有权成为贵族而又没有足够财产来保持其地位的人积累起财富是需要时间的。皇帝谈到了老贵族，也谈到了新贵族。他说所有的显要人物都应允许成为贵族。为此目的，他就得要保留他的“特别财物署” [ 编者注：“特别财物署”是元老院于1810年10月30日建立的。它集中从战争和商业中获得的各种金银财宝。皇帝用其收益实现他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需要。或者作为对那些在行政上、军事上为国家提供了良好服务的人们的奖励和报酬。 ] ，并且用它每年的收入增加资金，因为他无意让政府负担贵族院的费用。贵族们在贵族院之外是不能有特权的，即使是那些地位很高的显贵也不能给他们以任何特权。他们的社会荣誉不过是一个头衔，此外并不意味着有别的好处。这样做就绝不会冒犯法国人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否则，贵族思想就会激怒社会舆论，公众的仇恨情绪就会像洪流一样把他们冲倒。那他们连头衔都会保不住。晋升的大门对各行各业的人都是敞开的。只要他建立了功绩，不论他的出身和社会地位如何，都有着同样的机会。皇帝这样做了，国民对他建立的等级制度就不会怎么见怪。建立这种社会荣誉无疑是需要的。他的做法并没有给他制造更多的敌人。

　　皇帝给任何一个士兵提供了成为男爵、公爵，成为将军甚至元帅的机会，为每一个农民、学校校长、律师或者市长的儿子提供了成为国家议员、大臣的机会。因此，这种贵族制度是不会再伤害任何人的感情的。因为这种制度对大家都适用，因而是公正的。

　　皇帝的意愿是，召集起所有这些重要的知名人士以便使法国人民——他曾第一个宣称他们是一个伟大的民族——由于他们中最杰出的人物被选出而感到自豪和荣耀。这些杰出的人物有足够的力量来使法国独立。要是这些贵族都缺少要求独立这个第一要素的话，那么普通人民群众的安全就更没有保障了。因为像在法国这样的国家里，人们的社会地位是由财产的多少来决定的。

　　皇帝又继续说道，许多人因为他有着坚强的意志而认为他是一个粗暴、专横的人。还在国务会议上讨论民法典的时候，他曾经是与会者当中最温和的人。正是因为有了他，法国人民才有了今天的民法典。这部法典是法国永恒的光荣，是其他民族嫉妒的原因，是子孙后代羡慕和赞赏的对象。他本来可以把一切都留给旧制度或者革命党人，从而使法国处于混乱之中。他本来也可以随心所欲地统治这个国家。而现在，事实上，没有人否认他是用法制治国。他说：

　　“对那些把我的坚定的意志认为是专制主义的人们，这是最有说服力的回答。”

　　皇帝引用了几桩撤除国家政府官员和地方长官职务的例子。他们就是因为利用了政府盲目的热情和判断失误来任意决定和错误处置事情而受到惩处。他再一次说道，他的政府的原则，他本人和他的国务会议的意愿就是在正当的范围内扶助弱者去对抗强者。这种原则的必然结果就是让人们敢于反对那些拥有权势和利用高压手段对他人巧取豪夺的权贵。作为一个主要的原则，皇帝告诫他的大臣们要谨慎小心、奉公守法，防止触犯刑律，以免遭到法律的制裁。那些处于能够观察和评判政府这种位置上的人们清楚地知道，皇帝具有坚强意志力的名声要大于他严酷的名声。他接着说：

　　“一切事情都证明了这一点。有人说我专权，那好，对此，任何部门的任何个人有抱怨的理由吗？法国的监狱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空过。再者，在五十封群众的批评信中，有四十五封是针对地方行政长官的。人们没有正当的理由，会去抱怨地方长官吗？法国政府是强大的。我的政权是稳定的。政府官员们是通情达理的。而我绝不会放松统治。对人民来说，我管理得越严越好。当这种制度在探究一个人人都必须遵守的准则时，我的谨慎给每一个政府官员做出了榜样，因此官员们都忠于职守。全体人民和各种形式的财产都一视同仁地受到保护。过去，路上从来都是不安全的。由于我的管理，今天，法国人不知道争吵、仇恨和党派为何物。我从来不希望自己附属于任何人。我从来不从社会舆论或者任何阶级中去寻求援助。我只依靠自己，依靠我不断为法国的利益而建立的功业，依靠我的制度，依靠我的政府在精神上对人民施加的影响。

　　“不管是当第一执政还是当皇帝，我一直是人民的国王。我的统治完全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我绝不允许自己由于外国的叫嚷或者为了某些人的私利就离开正路。这一点在全法国是尽人皆知的，因而法国人民热爱我。我说的法国人民指的是全民族，因为我从来没有对某个阶级表示过过分的偏爱。我指的人民不是某些人所理解的‘人民’——下层社会中的渣滓。我也从不会偏袒地主，因为前者的愚昧和苦难使他们很容易引起骚乱。后者的主张同样具有反叛性质，因此他们都变成了当权者的危险。要是他们敢于继续造反，他们将是任何政权的敌人。在无政府主义泛滥的圣日尔曼区的每一个沙龙里，他们不是老在宣传连他们自己都不敢参加的造反吗？现在的情况和联盟时是一样的。那时旺代的领袖们为他们自己的特权比为国王的利益战斗得更凶猛一些。不幸的人民总是容易受骗的。小地主比那些大地主更加赞成把那场战争打下去。贵族完全应该站在法国政府一边，但那是同过去完全不同的立场。旧制度已经变成了同新制度水火不相容的制度了。

　　“把自己的命运交到圣日尔曼集团手里的国王真是可悲。尽管我们消灭大革命的过火行动，可那个集团的本性是不会变的。一般来说人民群众是有怜悯心的，可圣日尔曼集团却没有一点怜悯心。他们妄图夺回权势，幻想权力应该属于他们。在他们眼里，国王要经过他们挑选，人民是他们的奴隶。国王必须在他们的许可下行使职权，而且还必须要为他们的利益服务。人民则只能俯首帖耳地受其统治。旧时代如果能够复辟，那么这就是那些封建领主们能够允许国王的全部活动范围了。有一段时间，那个集团认为我是它的解放者，并且打算吸收我。由于找不到更理想的人，我在他们眼里还是可以接受的。还有就是他们希望我的儿子将会比我更容易驾驭。由于他们不敢再造反，后来就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向政府投降了。那件事和我并没有什么关系。那些古老贵族的后代长大后将会吸收新的思想。他们将会看到我提供给他们的现代的东西比他们的父辈妄图保有的那些东西要好得多。那些小地主也将发现投降政府对他们更为有利。而我的制度将解决剩下的问题。他们中有的人看出我想要做各阶级的保护人，便又躲起来了。他们终将会出来的，因为最重要的是他们也喜欢权力和宫廷。如果他们再执迷不悟，那后悔可就来不及了。当这些人几乎要同像拉法叶特和特雷西这样没头脑的人采取联合行动时，当后者大喊大叫地抗议专制主义时，他们就不想一想，他们能够提抗议，能够搞阴谋活动，能够自由自在地批评政府，这些事实本身不是正好证明，在法国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专制主义吗？”

　　他继续说道：

　　“建立荣誉军团是我最得意的措施。这全得归功于可怜的莫罗和他的梦想。这是当代最伟大的想法之一。这种想法像适合人民的需要一样，非常适合皇权的需要。它在政府和军队、在元帅和平民、在公爵和农民之间建立了光荣的博爱。

　　“我是唯一活着的真正了解法国、了解人民的需要和欧洲社会的人。在旧王朝里有许多很好的东西。今天，那些东西需要的只是加以改造，以适应新的形势。那些认为他们自己有权插入人民和皇帝之间的人，其危害性不亚于雅各宾党人。雅各宾党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或者想使当权者分裂。可是其作用最终等于零。他们希望我们的习惯和弱点也像他们一样。要是我当初接受了他们的信条，那我就会建立一个类似美利坚合众国那样的国家。然而我对法兰西非常了解。我知道那样做是行不通的。五人执政期间的教训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有的人，比如像没有什么固定观点的拉纳，他们就只愿意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朋友能享有自由，而那些持不同观点的人就不能有半点自由。执政官或者议长的安全当时仰仗卫队的忠诚。可是，执政官的卫队是一帮贪得无厌的家伙。他们是政府的累赘，更是人民的累赘。我认为那种统治方式是不行的。依靠同党的支持，不顾一切地变为一个专制君主，那种政权也是叫我反感的。我当上第一执政不久，就摆脱了那些束缚。我非常注意卫队中的那些贪污、偷盗行为。不过，我还是不可能了解他们的全部秘密。由于他们的存在已不再有任何价值，我就把那些阻碍我、妄图把我同那些明显忠诚的人们隔开的卫队头目撤了职。胡闹！他们还以为像他们那样干就可以控制法国呢。”

　　话题又回到了元老院。皇帝说元老院没有别的作用。尽管它也克服过一些较大的困难，但它不过是拿着火把和灯笼把国家往错误的道路上引导。如果时机成熟，元老院中的大多数人都会效法弗罗肖。假使巴萨诺公爵受到信任的话，弗罗肖是会喜欢皇帝的。可他还是几乎毫无异议地让出他的一个房间作为马莱和拉奥里政府的会议室。弗罗肖所企望的就是保留他的塞纳郡郡守职务。(自从大革命以来，人们已经对政府的不断更替习以为常。这种弊病只有时间才能治愈。)

　　“弗罗肖今天所有的一切无不是靠了我才得到的。不仅如此，他还宣誓过效忠于我。假如他相信我已经死了，他还是会背叛我的儿子和他自己的誓言的。事后，他还自以为是一个诚实的人。要是他答应过给你一亿法郎，他一定会在约定的那一天把钱交给你。他不会自食其言。可在关键时刻，他还是毫不犹豫地背叛了他的誓言。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里产生出来的人和思想。谁还能让你信得过呢？”

　　我在谈话中说到了在法国引起人民不满的各种事情，特别是征兵。连年不断的战争已经把所有那些适合服兵役的青年人一扫而光了。皇帝回答说：

　　“我承认，征兵是一个压在人民头上的沉重负担。由于形势所迫，我频繁地下达了征兵令。但是，那是全国性的，对谁都一样，既不允许搞特权也不允许有例外。当和平到来时，征兵甚至会受到群众的欢迎，因为法国人喜欢军事生活。而且，晋升的大门对那些有能力和勇敢的人始终是敞开着的。因而很多年轻人都能获得光荣的经历。在这一点上就像在许多事情上一样，平等的原则给了政府以力量，并保证了征兵工作的顺利进行。如果我同意免除某人的当兵义务，如果谁有特权逃避兵役，那么人们就都会拒绝上前线。

　　“导致法国大革命的平等思想今天是我们政府力量的组成部分。因为没有谁期望获得或者怀疑别人会获得优待，还因为偏袒他人无利可图，所以我们的政府得到了人民的信任。公众对政府的秉公办事所寄予的信任，给了政府与其权力相称的威信。这就是我成功的秘密所在。有人说我好战，可是我对各部队都一视同仁，下的命令都差不多。我对谁都不偏袒。军人们立了战功，我一样给予奖励，因此人人都服从军令。我用自己的正义感来取得人民的高度信任，来鼓舞人民，让他们相信我对任何人的利益的关心不会超过对其邻居的关心。这就是如何统治法国的最大的秘诀。我的全部力量也就在这里。”

　　皇帝对法国人爱挑剔毛病的本性做了一番评论。他说：

　　“社交聚会往往总是同政府处于敌对状态。人们批评一切，而从来不说一句好话。尽管社交界的男女一般都是朝臣，坦率地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拍马屁的人，可是在他们的谈话中，他们还是对当权的政府表示不友好。我把某些人流放到国外去了。要不是我及时地这样做，使他们的阴谋破产的话，他们就会在半个月后被逮捕。谁知我的行为引起了某些人的大喊大叫。他们因此说我是暴君。我之所以被他们这样称呼，那是因为我不允许几个密谋者和傻瓜被人当成阴谋家。他们的密谋叫我好笑。如果放逐他们就意味着我办事严厉，那我完全可以等到事情变得严重时再动手惩处他们。其实按照我个人的愿望，我是想成为一个坚强的人，而不是苛刻的人。在旧王朝统治时期，凡尔赛人谁也不愿意服从王室的命令。这种特权损害了王室的威信。情妇们和宠臣们全都在策划阴谋，把谁扶上去当大臣，把谁从大臣的位置上搞下来，因为他们知道国王软弱无能。这就是反对国王权威的真正的阴谋。要我宽恕某位堕落的将军或者大臣，而不考虑他们的叛逆行为，这将会引起人民流血或者导致亡国。那样做不是让我损害自己的名誉吗？过去要是某人有一定的名望，其背后又有几位政府官员撑着，就是进行抢劫都不会被判罪。那时候，整个宫廷，甚至包括王族在内都对做生意有兴趣，或者直接从承包人手上获取津贴。人们想方设法去捞钱。当时巴黎的街道肮脏不堪，照明设备不全。那是因为亲王们，尤其是阿图瓦伯爵和当时最大的贵族从城市卫生和照明设备的承包商那儿拿过钱。我这么说是有证据的。”

　　他继续说道：

　　“像那样的滥用职权，在我的政府里还是闻所未闻的。据我所知，现在也没有小费这种东西。人们都获得了优厚的薪金，而且都是固定收入。人们知道我对骗子是毫不留情的，更不用说对那些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经商的官员了。从来没有哪一个财政部这样廉洁。政府树立典型是完全必要的。那些工作懈怠、玩忽职守的人即使与某个要人有联系，我也会对他们作严肃处理，绝不去考虑那些关系。我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因此我就向自己的目标坚定地前进，对各个派系的叫嚷根本不予理睬。

　　“在法国，是谁吵嚷不休呢？几个社交场所里的男女，几个忘记了他们现在的地位或者财富完全是靠了我的忘恩负义之徒，还有那些我从流放地召回来并恢复了他们的财产的先生们。要不是我，他们是永远也不能重新获得那些财产的。此外还有几个不能在礼拜天洒圣水的不知名的小贵族，几个因为没有机会做投机生意而一时陷入困境的自私的店铺老板，还有某些军队承包商——名符其实的吸血鬼。我已经叫他们把不义之财吐了出来。就是这些人大叫大嚷反对我。法国的绝大部分人是公正的：国民看到了我正在为他们的名誉、幸福和未来而奋斗。

　　“我本人又贪图什么呢？尽管我的家庭是不幸的，但我出身于一个高贵的阶级。现在我登上了世界上最伟大的皇位。我给全欧洲颁布法律，给那些为法国提供了良好服务的人们以财富。我提供成百万法郎，却从不染指国家的税收。在我的钱袋里，在‘特别产业’中，我可以拥有任何一个人可能拥有的金钱和财富，可是我自己是不需要这些钱的。在私产方面，没有谁比我占有的更少。

　　“在我的统治下，使法国繁荣昌盛起来，这就是我追求的目标，是我的雄心，是我的全部关切所在。我在法国重建了秩序，管理了财政金融，偿还了国家的债款。我现在变得太胖太劳累了，因而需要休息，而且也喜欢休息。由于不停的运动和军事行动，我已经感到了极度的疲劳。像所有的人一样，我的身体条件影响了我的精神状态。大家都热衷于相信，您也告诉我这一点：说我好战喜功，说我想建立一个您所谓的全球帝国。但是这种全球帝国只是一个梦想。我已经醒悟过来了。如果说，有一段时间，我曾被那种战争激情冲昏了头脑的话，那么像所有的激情一样，它只是在很短一段时间里迷惑过我。”

　　我们的话题又回到了英国。

　　“要是能有三、四年停战时间的话，”皇帝说道，“欧洲很快就会感觉到英国商业的空前势力以及令人难以忍受的垄断贸易的桎梏。用不了多久，我们将会看到德国人会请求恢复今天遭到人们反对的大陆封锁制度。他们还会要求对那个敌视各国工业的英国政府进行复仇——对那个不牺牲别人的利益就无法生存，而只能偿还债务的利息、提供补助金的商业巨人复仇。这个巨人依靠它的垄断地位来弥补它付出的代价。但是到那时候，就太晚了。欧洲将永远不能处于像今天这样有利的局面。和平的日子只能让人们忍受更多的痛苦。在那样的和平环境里，人们积累的资本将处于危险中。为了避免丧失所有那些资金，我们将不得不把自己交由痛苦的命运去主宰。现在我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有利时机。我明智地而又富有远见地制定政策。如果我不那样做，我将会受到子孙后代和历史的谴责。”

　　皇帝滔滔不绝地坚持说，由于最近美国参加了我们反对英国的行列 [ 编者注：1812年6月18日美国向英国宣战。这场战争的原因是英国内阁拒绝废除英国枢密院的敕令。那个敕令认为所有中立国的船舶没有获得伦敦或者马耳他的许可，就不能自出航行。 ] ，从而增加了我方的优势。他肯定地说，在真刀真枪的战斗中，英国将处于劣势。他说这个事件是美国政治上获得解放并发展成为强大力量的转折点。他谈到英美双方进攻和防御的战术，以及英国人可能要作出的努力。但是他总结说：“美国人可能会由于疏忽而吃一些败仗，但是那只能动员起美国人民，使他们的民族精神变得更为坚强。”

　　皇帝说：

　　“英国人如果接受了美国提出的条件就会完蛋。由强有力的人们组成的美国政府将会不断地增长力量。这次战争将使美国能够组织和保持一支较强大的军队，并且获得大量的装备来组织民兵。要是美国人聪明的话，他们就要建筑城堡，甚至在某些重要的地点建立坚固的要塞。将来，这些堡垒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好处。美国人的抗英战争将加强我们法国的阵营。以后，那个国家将成为英国最强大的对手。不出三十年，它的威力就会叫英国人发抖。”

　　在这次谈话中，我只记下了比较重要的部分，而省去了很多不太重要的情节。

　　我们的谈话一直谈到哥利兹。在那个镇上，我派阿穆德鲁先去德累斯顿，把我们将要抵达的消息告诉法国派驻那儿的大臣塞拉男爵。我还告诉他说皇帝将要在大臣家里用晚饭和睡一觉，并叫大臣转告萨克森国王，说陛下将要秘密地拜访他。山谷里积雪很深，我们的速度减慢了许多。我们终于到达了包岑的驿站。为了换上新马，我们等了很久。我不得不从雪橇上走下来，只身去了解迟缓的原因。这次偶然的耽搁是由于驿站长的拖拉习惯造成的。当时普遍的习惯是，在旅行者到了之后才给马钉防滑铁。我催促驿站长也是白搭。我们无事可做，只有耐着性子等待和活动活动四肢取暖。皇帝趁机睡了大约四十五分钟。我赶紧把刚才同陛下有趣的谈话记了下来。

　　十五、从德累斯顿到巴黎

　　我们直到午夜才到达德累斯顿(12月13—14日)。车夫说他知道法国大臣的住址。可是，我们在城里兜了好多圈子，找了很久也没能找到他的公寓。最后，我终于不耐烦了，命令车夫把车停下来，找人问一问。然而人们都进入了梦乡。到处都是漆黑一片。我们又走了很长一段路才看到一个透出灯光的窗户。车夫敲了门，又按了电铃，等了好久，一个戴着睡帽的人才把头从窗户探出来，问我们有什么事。当他听说我们是请他告诉我们法国大臣的住址时，那个医生(我后来知道的)把窗子重重地一关。他一定是这样想，他没有义务在如此寒冷的天气里同健康人交谈吧。因此，我们不得不在城里又转悠了一阵，盼望能找到一个警察。幸运的是，我们遇到了一位萨克森人。他比那位医生要有礼貌得多。他领我们到了塞拉先生的房门口。我们一进他家，便发现一切都是现成的，好像他是在等我们似的。

　　皇帝刚坐下就开始了工作。他向我口授给那不勒斯国王和纳夏泰尔亲王的信件、几个给华沙和给维尔纳的命令。口授完毕后，就让我们去处理送信的事宜。皇帝吃了晚饭就上床睡觉。他交代说，若是萨克森国王来了，就要我唤醒他——国王不想再麻烦陛下到宫里去进行会见。皇帝休息后，塞拉先生便帮助我把信件发送出去了。

　　萨克森国王是在凌晨三点时分，在罗斯伯爵和马科里尼先生的陪同下驾到的。皇帝睡了约莫一个小时。国王坚持要皇帝就在床上谈话。因此，我有幸立刻把国王带进了皇帝的房间。两位国君在一起交谈了四十五分钟。

　　我们经过萨克森继续旅行的指示已经发出去了。由于我们原来的雪橇已不适合进一步的旅行 [ 编者注：1813年当我重返德累斯顿时，我听说一个英国人已把那架雪橇当成历史文物买去了。联军占领该城时，人们都争先恐后地去观看这架雪橇。——摘自科兰古的笔记。 ] ，国王便把他那辆的马车厢借给了皇帝。当我陪同国王去看过他的车子后，皇帝告诉我说，他一定要在五点钟启程，并吩咐我在四点半钟叫醒他，以便在上车前有时间签署他的信件。按照皇帝的命令，我写信给他派驻魏玛的大臣圣埃尼昂男爵，指示他在埃尔富特准备好马车待用。

　　从王宫里要来的马拉着我们经过了两个驿站。在莱比锡附近，我们超过了先前派出去以我的名义预订马匹的信使，所以我们不得不在那座城镇停了下来，以便让他们再赶到我们前边去。夜幕降临。当人们正在准备晚饭时，皇帝怀着好奇心在广场上和城外的花园里踱来踱去。我们在户外呆了两个小时。莱比锡的天气远没有波兰那么寒冷。

　　在旅行途中，我又让皇帝谈到沙皇亚历山大、埃尔富特会议、阿布朗泰斯公爵，谈到贵族阶级以及人们对贵族的敌意。我记下来的这些只是他在几次谈话中反复说过的话。他赞扬了达律伯爵。

　　“他工作起来就像一头牛。”他说道，“他是一个有着特殊才干的人，是我最好的行政官。他从来不曾向我要过任何东西。他以其机敏和审慎的作风，以他个人的榜样力量去治理普鲁士并将其制服了。在那个敌对的国度里，他只依靠自己的薪金生活，没有像别人那样趁机大发横财，而他本来是有权要求获得那些财物的。对他廉洁奉公的品德，我留意给予他报酬。”

　　皇帝的话题回到了提尔西特会议。谈话中，皇帝发现沙皇亚历山大是一个充满不现实思想的理想家，他没有多少经验，常常被美妙的幻想所驱使。正当他的国家和人民需要一个有经验的继承人来统治时，他那把他和他妻子隔离开的情绪 [ 编者注：讽刺亚历山大追求玛丽雅·安托夫娜·纳里斯金。根据尼古拉·米海洛维奇大公的叙述，这个事件从1804年持续到1818年。 ] 却总是使他脑子里充满幻想。这种幻想使他曾经同意了这样一种看法，即由选举出来的、对皇权有功的人来充当国君。通常的世袭制势必就完了。而那些无能的、没有接受过训练的人便可登上王位。总之，他让那些性情善良的人代替那些贵族子弟。他顶多只能算是一个好心人，而不是一个好君主。从他没有子女这一点来看，沙皇是一个缺少责任心的人。由于他爱按自己的喜好行事，这种责任心在他眼里就成了一个负担。很明显，他的理想是：“君主国应为人民而建立，为人民而统治。”

　　“那也是我的座右铭，”皇帝接着说，他详细地讲述了这个原则，好像我对此存有疑问似的。“沙皇身居皇位却没有去享乐。在我看来，他似乎对国君的权力和帝王的生活感到厌倦。沙皇把为人民谋幸福视为神圣的职责。他认为他的这个艰巨的责任是上帝赋予他的。亚历山大是一个信奉宗教的人。他的思想太自由了。他对俄国人民太民主了。他将会为这种政策付出沉重的代价。那个国家需要一只强有力的手来统治。其实，他更适合于巴黎人。他只是法国人所喜爱的那种国王。他对女人的调情和男人的奉承也会装出不快(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懂得如何掩饰自己的感情)。他那优雅的姿态和谦恭有礼的态度是令人愉快的。法国人喜欢阿谀奉承。沙皇不喜欢我的严肃态度。我的坚定意志常常使他厌烦。

　　“我们在提尔西特的会谈和他同您的关系以及在埃尔富特发生的事情集中在一块，形成了沙皇的观点。他是聪明的；没有什么能够躲过他的观察。他的记性也挺好。自从提尔西特会议以后，已经发生的几个事件再加上他的思考，给他提供了他先前所缺乏的经验。亚历山大到埃尔富特来的时候，已经同在提尔西特时判若两人。在埃尔富特，我注意到他的对抗性的和异常顽固的态度。他想要同我平起平坐地处理事务。事实上，当时的形势对他是有利的，而且他也利用了对他的有利形势。他本来可以争得更多的东西。幸运的是他的注意力光集中在别国对俄国想要获得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的反应上面，而没有坚持要我们从奥得河上的堡垒区以及部分普鲁士的领土上撤走。更幸运的是，奥地利人对我们只表示出不快和不信任的情绪。要是奥地利人派到埃尔富特去的人能够公开表明他的朝廷所持的观点，以及对普鲁士的某种兴趣，那一定会给亚历山大留下一些印象。这样，我就一定会被置于非常困难的地位。可是普鲁士人甚至只派去了一个无能之辈。没有谁利用这个机会来为自己从中渔利。

　　“不管怎么样，当时我作好了一切应变的准备。我军权在握。在西班牙的法军就是损失了四分之三，我也能在任何人企图阻止我之前一举粉碎奥地利。那时俄国军队还没有从失败中恢复过来，还没有力量进行战争。要是有人迫使我离开西班牙，尽管那是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因为当时我们在那儿遭受了几次失败，特别是英国军队还在西班牙战场上，其实那倒未必不是给我做了一件好事。由于受到奥地利人的威胁，我本来将不得不从大部分普鲁士领土撤出来。为了税收，我只保留奥得河上的堡垒。要是那样安排，形势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现在也不会在这儿了。为了建立一个缓冲国，另一种联合将是必要的。随着普鲁士的解放、恢复和重建，所有的政治联合都一定要变更。那样一来，或许事情还会更好一些，对我们更有利一些。我将不得不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西班牙战事上。我将劝俄国人留在联盟，继续实行针对英国的大陆封锁制度。

　　“因此，有些最无足轻重的小事也能够改变世界的命运，正如我们的敌人所犯的错误常常比他们的将军的天才能更好地为他们的目的服务，并引起我们更大的失误一样。我错就错在没有在维帖布斯克停止进军，以便组织好波兰。还有就是进入莫斯科一周后没有离开那座城市。我所遭受的失败完全是由于以上的原因。我当时还认为俄国人也渴望和平，我能够迫使俄国人媾和。我被人欺骗了。我也欺骗了自己。马雷和普拉特神父没有好好利用波兰。我盼望看见它武装起来。谁知它却在睡觉。在用人方面，我一生中不可能做出更糟的事情了。我也不可能信任一个更无能的人了。我被普拉特的聪明蒙蔽了。他懂得如何争论，怎样拍马。可是在需要行动的时候，他就不知所措了。我的哪怕最不重要的秘书也会比他强一些。

　　“在旧王朝里像他那样的人也比他有用一些。然而他们在军队或者宫廷里都不会受欢迎。还是看看纳博纳先生吧！从来没有哪一位长官能像他一样唤起士兵们的热情。他不顾自己的年龄，像一个青年人一样忍受了各种艰难困苦。他完全是由一种荣誉感驱使着。你们这些来自旧军队的人不喜欢这些新的皈依者。总而言之，你们不喜欢逃亡国外的人。不管是在朝廷或者是在军队，我常常听到人们发牢骚。要忍受人们的愤怒非得要有较大的勇气不可。像一匹被糟糕的骑手惹恼了的马一样，他们甚至会暴跳起来，但那是不会持续很久的。”

　　就某些人来说，我认为皇帝所说的这种意见是有根据的。陛下在说到他们的德行时几乎没有任何褒奖之辞。对纳博纳先生却恰恰相反。皇帝对他真是大加赞赏。

　　“这对您也是适用的，科兰古。”他说道，“尽管您像其他人一样是出身行伍的军官，尽管您是一个军人，您是靠自己的辛劳和功绩获得了现在的地位，就像我所有的将军们一样。可是您的出身和您的贵族身份引起了别人的嫉妒。我不得不维护您，而且不止一次地袒护您。您是人们忌恨的目标。我常常收到他们控告您的书信。在莫罗被审判以后，您还不断地去看他，甚至在莱茵军团 [ 编者注：作为第二枪骑兵师的上校，科兰古在莫罗的统帅下指挥了1800年的莱茵河战役。 ] 以后的年代里您也不例外。他们试图使我不再信任您。其买那不过是一个借口罢了。在那些狂热的人们的眼里，您的真正缺点就是您的贵族出身。我没有上他们的当。那时许多诚实的人都具有这种偏见。把您弄倒以后，他们就会攻击迪罗克和洛里斯托纳。今天那些以获得爵位为荣的人正是不久前起劲地攻击爵位的人。只有朱诺一个人没有这个弱点。他一直认为他自己应该获得高于侯爵的爵位。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比博沃更伟大的贵族。可是，拉纳、贝西埃尔和勒费弗尔却沉溺于愤懑之中。要是我为一个出身贵族的人做了一点儿微不足道的事，或者如果有谁要求获得并不超过当年他父亲争得的权利时，他们就同我谈话，似乎我是在做着违反我个人利益的事情。然而，我识破了他们。幸好，我从来没有一个宠臣。但是，如果我看中了某一位杰出的人物，如果我对某个出身贵族的人表示信任，那一定会把某些人气疯的。因此我采取措施统一全体人民的利益，让所有的阶级和拥有不同财产的人参加到我们的队伍中来。时间将会涤荡那些嫉妒的心灵。”

　　皇帝称赞了许多人，特别是贝西埃尔元帅。皇帝信赖他指挥的部队。陛下还赞扬了他的诚实与正直，以及他有效地统率了禁卫军。

　　“我是迫不得已才从拉纳手上把禁卫军的指挥权接过来的。”陛下说道，“他热切盼望为自己积累财富，因此上了几个恶棍的当，听了他们的建议。要不是我把他从那个岗位上调离，他一定会毁了自己的。”皇帝重复说，“过去没有谁，现在也没有人 [ 编者注：拉纳死于1809年5月31日。根据科兰古的笔记，皇帝这儿用的现在时是人们在抄原稿时出的差错。 ] 比拉纳更依恋我了。他不止一次地在危险的战场上挺身而出指挥战斗，以此证明他对我的爱忱。他爱我就像一个人爱他的情妇一样。他想要占有我，或者至少要影响我，以便得到他所需要的东西。我常常拒绝他的要求，因为他那些要求对阴谋家有利。他终于发脾气了。他天生爱动感情。当时，他真是无所不能的。在那种情况下，他不止一次地给我捣蛋。如果他是和一位与我的性格不同的君主打交道，如果那是一位比我还要谦恭的君主，那么拉纳的这种捣乱就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皇帝谈到了几桩使他当时禁止拉纳在杜伊勒里宫露面的事实后，又继续说道：

　　“那位元帅有一种叛逆的天性和爱吹毛求疵的脾气。这种性格使他失去了判断力。这种性格还超过了他对部属的情感。他是轻率的和好走极端的人。为了证实这种说法，皇帝提到了一个人，提到了拉纳元帅在最后一次对奥战争前不久当着那人吹嘘过他对沙皇亚历山大说的话。在埃尔富特会谈时，皇帝曾安排拉纳去陪同沙皇。当他同那位君主同坐一辆马车旅行的时候，拉纳告诉沙皇说拿破仑皇帝企图欺骗俄国人，说拿破仑的野心是没有止境的，说为了实现眼前的目标，法国皇帝不惜诉诸战争等等。拉纳还吹嘘说他透露了许多内部情况，引用了一些事实来开导沙皇。正如他自己说的，以免亚历山大受皇帝的欺骗。

　　“有人秘密地向我反映了这个情况。”陛下说道，“这件事正好解释了亚历山大在埃尔富特时的行动和他为什么对我们持怀疑态度。我没有对拉纳元帅提起过这件事。要是那样做，就会使向我汇报的人受到迫害，而且我也不可能获得他更多的效劳。我没有办法来改变拉纳元帅。要是他发觉他被揭露了，就一定会变成我的势不两立的死敌。反之，他却表现得像一个忠诚的人。此外，在战场上，他曾用自己的身体掩护过我。他牺牲得很英勇。可是那次他的表现简直像一个叛徒，因为我命令他去陪伴沙皇只不过是一种礼仪。他既没有权力发表自己的观点，也无权对我或我的事务妄加评论。他没有能够抵御住亚历山大对他的假惺惺的恭维和所谓的信任，而且他也没有忘记他对我的宿怨。——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引起了他那么大的怨恨——他急躁的情绪就如同在战场上一样。在后来的几年里，他变得令人羡慕地冷静了。而且，他是一位有冒险精神的指挥官，因此他变成一位杰出的元帅。他是我最好的将军中的一个。在战场上，他可是一个最有能力的将军呢。”

　　皇帝接着又说：

　　“科兰古，人们责备我说，对于像他们那样的人没有给予更多的尊重。难道我错了吗？假使我盼望他们比实际上更好一些，难道我就应该原谅他们的错误，忘记他们的过失吗？”

　　我们又一次回到了莱比锡的那家小旅馆。我们回来时，人们把火炉子烧得很旺，好让我们取暖。我们的晚餐还没有准备好。我在靠近火炉的地方把两张椅子并在一起，让皇帝在上面躺下。我自己却利用这个机会继续记完我的笔记。晚饭终于准备好了。陛下急于上路，他尽可能快地用完他的晚饭。

　　当皇帝正要下楼的时候，一位自称是住在这家旅馆的法军参谋军官的年轻人走了过来。他向皇帝作自我介绍，并说有要事向陛下汇报。他说，他奉总参谋部的命令出来执行一项秘密使命。当有陌生人同皇帝讲话的时候，我总是习惯地紧挨皇帝站着。那时，我正好站在他和那位军官之间。后者正急于贴近我们。当时一群人出于好奇正在围观萨克森国王的那架华丽的雪橇。皇帝赶紧朝他的雪橇走去，一时没有注意到那位年轻人。后来，与其说是被他的固执态度，倒不如说是被他的神态打动了，陛下停了下来。我们猜测他可能是一个间谍，或者更糟——只是伪装成一个军官罢了。皇帝立刻打发他走开。整个事情和这个军官的出现引起了我的怀疑。当我们驰离城市后，我回头向后面那辆马车望去，因为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正跟踪着我们。事实上，他真的就在后面的马车上，坐在我们的信使身边。他告诉信使说他是奉命来陪同我们的。我立刻命令他下车。费了很大的劲，他才执行了这个命令。

　　过了卢岑后的一段路，地上积雪不厚，所以我们的滑橇被拉坏了。离开奥尔施泰特以后，我们不得不放弃了国王那架漂亮的雪橇。12月15日天亮时，我们乘坐信使的敞篷四轮马车进入了维根诺夫。我们在驿站换马时，那位认识我的驿站长走过来和我聊天。我相信他一定认出了皇帝，可他却没有暗示这一点。陛下在马车里喝完了咖啡。

　　在埃尔富特的驿站，我们见到了圣埃尼昂男爵。皇帝同他共进早餐，谈论了有关的事务，并对他和本地的司令官下达了一些命令。一个小时后，我们又上路了，乘坐的是圣埃尼昂先生派人改装过的一辆顶篷可开合的四轮马车。这一下，皇帝就有可能舒舒服服地躺下了。陛下很喜欢这辆车子。他多次说到这是一辆很好的马车。在这一次长途旅行的最后阶段，他高兴的是长达三个月的行军生活快结束了，而不仅仅是他有了一张舒适的床。皇帝让我打发走了自从离开德累斯顿以后一直坐在我们身后的那位萨克森宪兵，另外找了一名法国人坐在那个位置上。

　　我们到达爱森纳赫时，马匹还没有准备好，尽管驿站接到命令已经两个多小时了。过了大约半个小时，由于旅途劳顿，皇帝从马车上下来，走进驿站烤火取暖，并同站长的妻子——一位很漂亮的年轻女人——攀谈了起来。她丈夫几次深深向我们鞠躬，却没有赶紧去工作，好让我们尽快上路。听站长说，从居民那儿征用的马匹还没有送来，因此我向他一再重复的要求不是为别的，而是Cleich(立刻行动)。天黑以后，我们将会进入山谷和森林里的崎岖的隘路。我离开了皇帝，亲自去过问一切。

　　我所了解到的全部情况就是马匹会送来的，但现在还没有来。我脑子里出现了这样一种念头。人们知道了这个旅行者正是皇帝本人，因此他们故意耽误我们的时间，以便在天黑后对我们进行伏击。使我更感惊疑的是，我知道过去这家驿站能够很好地供应驿马。可是如今在事先接到我们要到来的通知后，竟然还要去征用老百姓的马。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一路上没有遇到过其他旅行者，因而我急于想找一个人问一问，看这个驿站是否真的没有马匹。我走进院子，一边同一位车夫谈话，一边用眼睛搜索院子里的马厩。我问他驿站长是不是没有马匹。马夫偷偷地用手指了指大门紧闭的马棚。我轻轻地用手敞着门，用德语叫道：Mach auf(开门)，由于人们把我的声音错当成了他们一个伙伴的声音，一个马夫立刻就开了门。我发现他们正在喂十匹膘肥体壮的马匹。毫无疑问，他们在等待另外的时机。

　　马夫一看到我在马厩出现，立刻全都跑了过来。我命令他们立刻给马戴上马具，并将马套上我们的马车。听了这个命令，他们都试图溜走。我拦住了他们中的三个人，并把站在拱道下面的宪兵叫出来去捉拿其他的人。驿站长听到一个马车夫的叫喊声，立刻赶了出来，不允许我们使用他的马匹。听了他的话，一场更大的骚乱随之发生了。当我看到什么理由也不能说动他，而他的马车夫们又不敢违抗他时，我就抓着他的衣领强迫他走进马棚的一个角落，下令他立即把马给套好。可是他还是拒不服从。我看到我们争吵的声音引来了一小群围观的群众，那个宪兵也正在艰难地拦阻那些设法逃走的马夫，于是便拔出剑来指着驿站长的脸说，要是有谁敢从外面进来制造什么骚乱，或者不在五分钟内给我把马套好，我就要他的命。我的宝剑使他意识到，我是说得到做得到的。驿站长和他的马夫们都是言辞说服不了的。此刻马匹在一眨眼工夫里就套上了挽具。驿站长的一个朋友——他自称是公爵的顾问——来到了现场，并且从一开始就想干涉我们的行动。我只是简单地叫他不要多管闲事，他就不声不响地走开了。驿站长的妻子走了出来。她立刻就看到了他们的马匹被牵了出来。当她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后，就哭着向皇帝跑去，用结结巴巴的法语诉说她的丈夫受到了虐待。皇帝在最后一匹马被牵过院子的时候朝马车走去。我同驿站长跟在他们的后面。皇帝把驿站长的爱妻交还给他，并对他们说，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旅行者是错误的。

　　皇帝并不知道该怎样对待驿站长的行为。时间上的延误使他大为吃惊。那天晚上(12月15—16日)，一整夜我们都十分警觉。我想我看到了东方的曙光，从来没有如此惊喜过，因为皇帝所处的环境从来没有像那天晚上一样使我担忧。北风寒冷刺骨。我们不顾威斯特伐利亚道路的艰难，迅速地前进。路上，笨拙的车夫竟然把车上的辕杆弄断了。我们用两条皮带就成功地把辕杆修好，总共用去不到半个小时。皇帝在哈瑙停了下来，派人去召见比斯赫普亲王的大臣阿尔比尼先生。皇帝一边吃早餐一边同他谈话。这位绅士刚看到陛下，特别是看到他乘坐这样一辆简朴的马车时，惊讶得目瞪口呆。

　　在离莱茵河只有一里格的地方，我们遇到了阿纳托尔·孟德斯鸠先生。我是在莫罗地赫诺派他出来的。此刻，他正从巴黎返回前线。他在巴黎只匆匆地停留了几个小时。他从前线带回的消息是为政府公报作准备的。现在他带来了皇后的信件。我想，皇后一定是怀着惊喜交加的心情在等候着皇帝吧，因此她才决定让阿纳托尔马不停蹄地连夜赶回来。陛下向他询问了皇后和他儿子的情况，然后又打发他带着我们的消息立刻返回巴黎。可是，我们在莱茵河的堤岸上又遇着了他。冰雪融化，河中漂浮着冰块。人们不得不乘船渡过河去。因此，我们又相遇了。

　　我们过了河。当陛下的马车渡河和登岸时，皇帝步行向驿站走去。我从没见过皇帝的心情有这么轻松过。当他再次踏上法国的领土的时候，他把自己的疲倦忘到脑后去了。他甚至一时忘记了他在事业上受到的挫折。陛下一走进驿站，驿站长就认出了他。当人们给马匹上挽具时，皇帝派人叫来了马歇尔·瓦尔米，并开始同他交谈。后者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怎么会在这儿见到陛下呢？还不到七点钟，我们就又上路了。我们经过古比宁时派出的法加尔德，在格罗高又同我们会合了。他一直给我们做着信使的工作 [ 编者注：这儿使用“信使”这个词不是很准确的。在使用“公共马车”的年代里，这是指那些先于马车出发，在驿站准备替换的马匹和为旅行者准备膳宿的人。 ] 。离开德累斯顿后，阿穆德鲁也加入了我们的旅行。进入了法国后，他们仍继续履行他们的职责。

　　从巴黎新传来的消息又引起了关于马莱事件的对话。皇帝的一些意见在我看来是值得记下来的。皇帝说道：

　　“你们看，革命和改朝换代的顽固习惯是怎样破坏了人们对建立秩序和社会稳定的观念。在重建社会秩序方面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当有人宣布我死了，那些军官和士兵们，没有一个人想到我的儿子。甚至连弗罗肖也没有想到过罗马王。在他看来，重新进行一场革命比维护已经建立的秩序还要简单一些。可是我到达巴黎后，每个人都一定会向我表白一番他们的忠心。要是我允许弗罗肖也来谒见我的话，他也会同其他人一样自我吹嘘一通。忠诚，对一名地方长官来说比对一名士兵更加重要，更加神圣；士兵们只要无条件地执行命令，而不需要问为什么。然而地方长官犯错误就是一个严重的事件，因为他们是人民的榜样。人们是多么愚昧啊，甚至当事关他们自己的利益的时候！……法兰西还需要我再为它干十年。如果我不久就死去，法国一定又会陷入混乱。如果我的儿子垮台了，则法国的一切王朝都难以长久。我知道我过去所做的一切都还是不够的。”

　　“我们的制度和机构都还不健全。”我说道，“一切国力都必须用于维护国家和人民的生存。”

　　皇帝活泼地打断我的话说：

　　“您要一个贵族、一个贵族社会来适应我们今天的时代吗？但是国民的浮躁和将军们的要求将使您的那些新制度没有整整十年的时间是建立不起来的。要是我的司令官中多几个有才能的人物的话，他们一定会像恺撒的代理官员们一样，私下把整个世界瓜分掉。可是，现在谁也没有如此的才能来完成这样大的一场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尽管我会死去，可您还是会活下去的……要是发生政变的话，那么危险就在于我们统治的脆弱和那些想要占有所有土地和全部财富的将军们的阴谋。假如您没有果断地采取措施来减少禁卫军的数量，您的那一套也将是行不通的。您看到我本人都不会把禁卫军的权力统统交给一个指挥官。要把禁卫军牢牢掌握在手中。这颇要有非常坚强的意志力。

　　“马莱是一个狂人。要是他认为那时停止警察的活动，蒙蔽几个高级官员和一个郡守三个小时——与此同时，法国的二十万大军正驻守在国外而他自己在政府部门或者在郡里却没有一个同谋——就能推翻一个政府，他不是疯子又是什么呢？他是那种想通过名扬天下来自寻死路的人。他的行为已经多少证实了我过去还比较模糊的感觉——对人类不能太信任。旧王朝的人是难驾驭的。他们爱搞派别活动。头脑发热时还敢于起来造反。一般来说，他们是不允许部下造反的。他们也忠实于自己的誓言。君主政体的观念和世袭制要求维持事物的现状——可未来的一代人对这些是不熟悉的。甚至当代人也已经对此感到生疏了。他们早已忘记了大革命所带来的不幸。

　　“克拉克会夸耀他的忠诚、他的行为以及他发布的命令。那些命令可能还是事后下达的。可是事件发生时，他甚至没有穿上他的靴子就赶到最近的兵营去稳定军心。……他到处会见雅各宾党人。我们很快就会清楚，他和萨瓦里，到底谁是对的。为了确保解决问题，我甚至没有撤换警务大臣，因为他比任何人都能更好地医治政变的创伤。这种创伤是由于他缺乏远见造成的。

　　“萨瓦里害怕失去他的地位和薪俸。其实，他可以不再需要那个地位了，因为我给了他足够的钱。他至少有五、六百万法郎。不管他是在做副官还是做内阁大臣，他都总是向我要钱。这使我很反感。不光是他一个人这样做，内伊、乌迪诺或者其他许多人在战役开始或者战役结束时没有一个不跟我要钱的。然而，萨瓦里是不幸的。他有几个孩子和一个挥金如土的老婆。不管怎样，我还是要公正地说，他是满腔热情地为我服务的。他相貌很英俊。这在巴黎是必不可少的。我很讨厌他同马雷争吵不休。他总是同巴萨诺公爵过不去，总是互相嫉妒。萨瓦里认为我更袒护马雷一些。您知道是谁挑起他们的不和吗？”

　　“我一点也不知道。”

　　“可能是他们的妻子。她们总是唯恐天下不乱。在这个问题上，我的其他大臣们从来没有给我添过麻烦。他们都能够互相理解，不会用他们的小心眼或者不和来打搅我。有时候，我想过劝康巴塞雷斯结婚。可是，该说的说了，该做的做了，但最后我觉得那是一件讨厌的事情。女人都有她们的要求。在宫廷里，官员们的妻子总是叫人心烦。你不知道如何安置她们。有外国女士在场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去安排她们的位置。

　　“可怜的萨瓦里受到了巴黎记者的虐待。人人都在嘲笑他。当一个警务大臣最倒霉的时候，当他的位置由别人取而代之的时候，那就是阴谋家们最得意的时候。萨瓦里的失败看来是注定的了。人们似乎都以首先攻击了他为荣耀。”

　　“陛下，这就是您为何支持他和一直任用他的一个原因吧。因为正如您说的，现在他将比任何人都干得好。假如事实上没有阴谋集团，假如马莱在这个愚蠢的行动中只是唯一的一个策划者，那就证明萨瓦里的判断是正确的。”

　　“您说对了，可是我很难相信这一点。萨瓦里可能被那些阴谋家们欺骗了，或许这些事情已被帕斯基埃掌握了。他是一个很不错的侦察员。我们很快就会知道这一切的。告诉我，还要多久，我们才能到达巴黎？”

　　“四十四个小时，陛下。”

　　“我说是三十六个小时。”

　　为此，皇帝叫我点燃了蜡烛。然后，他开始利用地图和旅行手册来计算我们到达巴黎所需的时间。经过几分钟的争论——仿佛我有能力延长或缩短我们的旅程似的——他拧了一下我的耳朵，开玩笑地说他被迫在他的计算结果里加进了八小时。然后，他又花了两个小时重新算了一遍。每一站路，每一小时里的每一刻钟，甚至每一分钟他都计算到了。我们不可避免的停站和逗留，我们休息的时间全都被缩短了。路途上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和耽搁也被削减到了最低限度。皇帝又开始谈他见到皇后和他的儿子时的欢乐心情。一时间，他忘记了马莱，忘记了警察，也忘记了他遇到的一切麻烦。天亮时，他的表情告诉我，他已经梦见了杜伊勒里宫，而我却盼望他能够安全地抵达目的地。他看来是那么愉快，那么满怀信心，以至我在他的影响下也感到这一段路程是我们此次旅行最令人愉快的时刻。

　　第二天(12月17日)，皇帝在凡尔登用过晚饭后，便重新坐进了埃尔富特的那辆马车。但是，我们不得不在一天里停下来两次给车轴上油。我们就趁这个机会吃饭。自从离开德累斯顿以后，皇帝除了谈巴黎、谈皇后见到他后会如何如何吃惊，人们会如何感到意外等等，别的什么都不谈。过了法兰克福，他就开始计算他将要到达巴黎的时间。每经过一个驿站，都使他更加肯定，我们如果不被耽误，就能在午夜前赶回首都。

　　他越是频繁地遇到信使，就越是渴望了解那儿的具体情况：巴黎公众的舆论，人们对我军从莫斯科撤退以及同前线大军团中断联系的反应等等。这些情况比预想的更令人满意一些。可是，他对公报将会造成的影响还是非常关心。使他感到惊奇的是，他在这方面竟没有获得一点消息。特别是在先于我们出发的孟德斯鸠先生重新与我们会合后，他变得更加焦急了。从私人信件上看，法国的每一个家庭都非常注意俄国的事件同自己的利害关系，以至无心顾及其他公共事物。人们都相信那边不会再发生战事了，俄军已经不堪一战。这种想法使得那些不安的情绪有所缓和。我们的灾难完全被人们忽视了。正如我们后来得知的，当时不可能发布那个对我方的失败进行了悲剧性描述的著名的公报。直到12月16日政府才发布了那个公报，比皇帝预计的要迟了两天。

　　这一拖延使皇帝很生气。他本来希望公报在他到达巴黎前几天就能发布的。他旅行的速度比他预想的要快得多。虽然皇帝生性镇定、冷漠，可是他还是被多种多样的心情激动着。他既有懊悔，又有希望。在他的前头有着幸福，在他的后面又留下了苦难，因而他无法掩饰他的感情。在谈了好一阵子心事后，他第三次把话题转回到了我们在爱森纳赫的历险。他不理解那位驿站长的行为。那位先生在事先就得到了通知，而且他也知道马匹是为一个尊贵的客人预备的。在那样一个地方，又是在那样一个时候，他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令人怀疑的。皇帝命令我写信给圣埃尼昂男爵，指示他对驿站长的行为和动机进行调查，以掌握准确的情报。皇帝要求他尽快准备好他的调查报告，如有必要就向那个政府提出控告。

　　“这是一个人的事情，”皇帝说道，“因此我不希望那个驿站长现在就被逮捕，也不愿意他被解雇。但是如能了解到在那件事的背后是否有阴谋就好了。”

　　我们的话题又转到了一般的问题上。皇帝对我谈到那不勒斯国王的计划(建立意大利联邦)。这给我一个机会谈到罗马和教皇。我对教皇的被捕 [ 编者注：1809年7月6日庇护七世在罗马被逮捕。在萨沃纳，他被囚禁了三年。1812年6月，他又被押送到枫丹白露。 ] 提出了异议。我说，尽管基督教世界不能再拔出剑来支持罗马教廷，但那件事在各处都造成了很坏的影响。皇帝承认那是一个令人不愉快的事件。他说道：

　　“在把教皇暂时从罗马弄出去这件事情上，我原来的想法是让他离开那些给他出坏主意的人。现在看来也许我把他留在那儿更好一些。我的政府在意大利强大得很。每一个神父都不会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可是，意大利人这么些年来能过上平静的日子，我还要将其归功于那个事件呢。因为，英国人没有停止过在那儿投资。他们希望至少能策动一个局部性的暴动。可是他们已经失败了。哪怕是最缺乏自信的人，只要他们是公正的，那他们在我和教皇的争论中都不会发现政治分歧以外的东西。教会感谢我在法国重新建立起了正统的宗教，也许还感谢我让宗教继续在欧洲存在呢。——我肯定像查理五世一样是一个好的罗马天主教徒。查理也把教皇给抓走了，可他并没有变成异教徒。

　　“当我恢复宗教的时候，假如我听取了几位智者的建议，就不会让自己再依靠罗马了。他们给我提供两种选择。一种是，我本来可以像历代沙皇那样干，另外设立最高一级的主教，我自己充当教会的首脑，或者至少充当教会的保护者，就像普鲁士国王成为新教的保护者一样(既然没有人再去向神父作忏悔，那么现在人人都是新教徒了)。另一种选择是建立一个常务委员会或者主教委员会来管理宗教——事实上就是法国的天主教会。这样做不会改变惯例，因而也不会得罪虔诚的教徒，因为他们了解我和罗马教皇斗争的实质。”

　　皇帝接着说：

　　“现在，让教皇住在法国是必要的，而且还要把那些红衣主教也弄出来，以便让罗马教廷枢机主教团只受一个人的影响。这个优先权理应属于法国。法国天主教徒的人数最多。教皇只有在法国才能置身于他的教徒中。否则，教皇死后，他的继任人本应是聪明与温和的，可接替他的却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主张教皇绝对权力主义的奥地利人或者意大利人——这是必然会出现的情况。那我们如何是好？”

　　皇帝说：

　　“……教会势力是一股永远不会平静的力量。它如果不支持你就会反对你。它从不免费为你服务。你也不可能受到它的恩惠。因此你必须成为它的主人……在它能够成为政府的附庸以前，你得先让它成为政府的朋友。为了保证这一点，你一定要把教会的权力明确地加以限定。有我在，教会的过分要求都别想实现。但是，在我身后，他们就能够引起骚乱。上帝给了我力量来从事伟大的事业。上帝也让我喜欢他们。我绝不能让他们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教会的权力就是使我们能进入天国——在我们年迈的时候，来安慰我们和我们的妇女。——它还必须把这个世界的权力交给我们：Roi dans le temple，sujet à la porte。”(教皇是“教会中的国王，教会外的臣民。”)

　　有关军队和波兰问题，给我们的交谈提供了无穷的话题。两名军队的传令军官，带着我们离开大军团后六十个小时里所发生的事情的消息，相继地追上了我们。那不勒斯国王和贝尔蒂埃元帅报告说军队还在继续溃散。酷寒迫使许多人，甚至许多禁卫军官兵离开了他们的团旗。除了这些，他们没有提供别的情况来让我们了解事态进一步的发展——甚至无法预见后来的情况 [ 编者注：在进行这次谈话的时候，最后的灾难正在不断地降临到法军头上。正如科兰古记下来的，12月5日，当皇帝从斯莫尔冈出发的时候，温度还在下降。两天以后，气温下降到华氏零下三十四度。于是那不勒斯国王在维尔纳想尽办法御寒，并且让部队都这样做。12月10日法军在慌乱中撤出维尔纳。缪拉和将军们骑马先走了。在城的那一边两英里远的地方，大炮和补给车辆被遗弃。在一个大广场上，尽管敌人毫无准备，也没有人停下来给这些军用物资放一把火，只有宝贵的资金被人放在马背上救了出来。12月12日科夫诺被抢劫。14日，也就是在拿破仑到达巴黎前四天，大军团的所有残余部队渡过了涅曼河进入东普鲁士。被指定为那不勒斯国王副帅的贝尔蒂埃因劳累和懊丧而病倒。军团还在继续溃散。1813年1月16日在波兹南，缪拉不辞而别，化装溜回那不勒斯去了。当拿破仑的命令花了很多时间传达到部队后，欧仁亲王把前一年六月入侵俄国时六十万大军的残余部队集结了起来。在这些幸存者当中，成建制的禁卫军到达巴黎时，只剩下一千人了。 ] 。皇帝清楚地意识到他离开大军团一定会使混乱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这件事对禁卫军的影响一定会比对其他各军团的影响更大。可是，由于维尔纳是人们争取到达的目的地，那么他们是分散到达那儿还是集体到达那儿，这对皇帝来说关系就不大了。在维尔纳，由于粮食和衣物只供给那些站在军旗下的军人，因而他坚信，法军必定会在那里重新集结起来。这两封信使他比过去更坚信，我军一定可以守住维尔纳。我与他争论，提出不同的看法也纯属徒劳。他嘲笑我是“杞人忧天”。

　　“您总是爱用最悲观的眼光来看待一切事物。”他说。

　　看来，除了事件的悲惨结局，别的什么都不能使皇帝醒悟过来。当时，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充满希望。回到法国在他看来是他重新获得好运的开始。他预感到他又将吉星高照，一定能够控制局势的发展。此刻他不能再像四十个小时以前同我一样正视我们面临的灾难了。

　　在通向哈维尔的路上，我们赶上了一位侍从官法加尔德。他还没走过玛尔斯—勒—图尔。在圣—让，离驿站还有五百码的地方，我们马车的前轴木断裂了。我和皇帝登上了一直跟在我们后面的信使的那辆敞篷单马双轮轻便车。我们不得不丢下了沉重的斗篷，因为轻便马车里没有多余的地方来置放它们。自离开富耳达后，我们明显地感觉到气温的巨大变化。就是在这松软的道路上我们驰进了莫城。只有阿穆德鲁还同我们在一起。尽管我们像被魔鬼追赶一样狂奔，他还是生气勃勃地骑马赶在我们的前头，为我们预订马匹。

　　到了美因兹的时候，皇帝被人们认出来了。马车夫告诉大家，皇帝就坐在他的车上。可是驿站长们只有亲眼看见了陛下才会相信这话是真的。而车夫们就像重赏之下的勇夫，赶马拉着我们的马车飞跑。我们每到达一个驿站，当人们听我们的车夫说他拉的不仅是御厩大臣，还有皇帝本人时——正如我们的信使先前所宣称的——我无法表达出车夫和驿站长当时那种急于在皇帝面前一显身手的心情。从梅斯开始，我们好像进入了春天，皑皑的白雪被讨厌的泥泞代替了。莫城的驿站长把他的四轮轻便马车给了我们。就是这辆门窗修得很好的马车一直把我们送到了杜伊勒里宫。自从离开克拉耶后，可怜的阿穆德鲁不断地在马背上摇晃着，他与其说是累垮了，不如说是困极了。我不得不时时给他鼓劲。他一听到我的声音，就振作起来，以新的精力战胜睡魔。最后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他骑马驰入了皇宫大院，把我们送进了皇宫。

　　马车夫没有得到我们的吩咐，在骑警还没有来得及喝问的时候，就将我们的马车夫速驰过了凯旋门 [ 编者注：皇帝的马车在凯旋门有优先行驶权。 ] 。

　　“这是一个好兆头。”皇帝对我说。

　　1812年12月18日午夜前一刻钟，皇帝安然无恙地结束了这次旅行，在杜伊勒里宫的大门口下了车。我敞开大衣露出制服上的铜钮扣。卫兵把我们当成了传令军官，放我们进去了。就这样，我们通过了俯瞰皇帝花园的长廊的大门。已经上床的门房听到敲门声，只穿了一件衬衫，拿着一盏灯来看是谁深夜来访。我们的脸在他看来好像很古怪，于是他就唤来了他的妻子。在我说服他们打开门以前，我不得不一再重复了我的名字。那个女人费了好大的劲——把灯一直举到了我的脸上——他们两人才认出了我是谁。在门房去呼唤一个男仆时，他的夫人开了锁。皇后刚刚就寝。我叫人领我去她的女侍的房间。按照我们的习惯，我要先让人去给皇后通报说，皇帝随后就到。在这一段时间里，门房和其他一些人正在从头到脚地打量着皇帝。“皇帝在这儿！”他们中的一个人叫道。他们一个个兴高采烈，喜不自禁，欢乐之情，无法形容。

　　就在我走进女侍们的房间里时，两名女侍正从皇后的卧室出来。我两个星期没有刮过的长胡子，我的衣服的模样，我的翻毛靴子——我想这一切正如使门房感到奇怪一样，也使女侍们感到惊诧。因此我不得不一再重复皇帝已经回来这个好消息才没有使她们把我当成鬼怪而逃之夭夭。最后，皇帝的名字使她们消除了疑虑，而且也帮助她们认出了我，于是一位女侍去向皇后通报我们的到来。这时，皇帝已经不能掩饰他那不耐烦的心情了。他快步地走过来说。“晚安，科兰古。您也需要休息了。”然后便走进皇后的房间，从而结束了我护送皇帝旅行的艰巨的使命。

　　按照皇帝曾经对我的指示，我立刻去大宰相的住处。亲王做梦也没有想到他通过日夜邮局送出的快信这么快就到达了目的地。要不是我乘坐邮政马车，要是没有一位穿着宫廷制服的男仆陪同我，而马车夫的制服又成为我的通行证的话——那么在大宰相的官邸我一定又会遇到不少麻烦。我会因为这副怪异的相貌而耽搁很多时间。宫廷男仆多少成了我身份的证明人。因为亲王的侍从们反复打量我，不知道如何对待我这个怪物。没有谁认出我，或者愿意进去通告一声。银行家诺贝尔先生和其他在亲王会客室里的人，面对我这个幽灵，一个个好像变成了石头，呆呆地站着，眼睁睁地望着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谁也不知道对我的到来应说一点什么，也弄不懂我这个模样为什么会跟那已经通报的姓名这么不协调。我的装束和胡子给他们留下了第一个印象后，他们心中都同时涌出了同样的问题。

　　“皇帝在哪儿？”“情况怎么样？他出了什么事？”

　　这就是大家目瞪口呆的时候提出来的问题。当时那个可怕的公报已经发布了。那天早晨人们都是怀着惆怅、阴郁的心情睁开眼睛的。没有谁知道皇帝回到了巴黎。为什么御厩大臣在这儿？他为什么离开了皇帝？漫长的时间，苍白的灯光，扑朔迷离的夜晚，令人痛苦的消息，以及人们在等待着的什么——所有这一切使他们沉痛、悲哀和怀着一种不祥的预感。当我站在那儿等候男仆到亲王的书房中去报告我的到来时，客厅里的人们正是处于这样的心理状态。那个哑剧真是妙不可言。所有的人都瞪着我。他们屏住呼吸，相对无语。每一个人都试图从我的眼神中了解到他们希望知道的东西——他们的表情流露出更多的是恐惧而不是希望。我跟诺贝尔先生说了几句话，当他第一阵惊讶过去之后，他呼喊道：

　　“皇帝？阁下……？”

　　他的问题没有提完，大家又在一种沮丧的气氛中重复了那些问题：

　　“皇帝呢？他在哪儿？”

　　“在巴黎。”我回答道。

　　听到这句话，人们的脸上立即放出了光彩。我走进内室去见亲王。他也是用同样的惊呼迎接了我。我没让他说完就使他消除了疑虑。我向他转达了皇帝的命令，责成他在黎明时用放礼炮的形式宣布皇帝的归来。跟他谈了几分钟后，我建议皇帝接见大臣和宫廷官员应安排在上午十一点钟进行。……

　　我回到自己的住处后，立刻派人将我的一封书信在早晨八点钟交给梅雷夫人以及各位公主，通知她们皇帝已经归来。然后，我给宫廷大臣和所有的皇室人员书写命令……

　　12月19日早晨，皇帝命令我在巴萨诺公爵不在巴黎时代理外交大臣之职，并叫我把部分维尔纳信件及最近同奥地利和普鲁士签订的协议给他拿去。我一连辛劳了十四个昼夜，竭尽全力保持警惕，连打个盹的机会也没有。在这种情势下作这样的旅行，责任感和沮丧的情绪都在压迫着我。此外，更重要的是，皇帝对我的细心和忠诚如此信任，促使我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到皇帝的安全方面，唯恐发生意外。这一切活动导致了我精神上极度的疲倦。我十分需要休息了。因而我恳请皇帝解除我的这一任务，而把它交给贝纳尔蒂埃先生去完成。陛下同意了我的请求。

　　中午十一点钟，我来到了杜伊勒里宫参加皇帝陛下的接见。大臣们和许多皇室官员们(特别是侍从官)都到场了。他们团团围住我，向我提了许多问题，好像我是一个宠臣，是一个有影响的人——我曾同皇帝单独相处十四个昼夜，在那些日子里曾同他促膝谈心。

　　那个令人震惊的通报登载在12月16日的公报上。我们在路上最后获得的急件报告了这一情况。公告产生了如此强烈的影响，甚至连那些最下等的仆人都深受震动。人们都急于想从我的表情里了解到他们亲人的讯息。然而，他们却一无所获。没有人敢开口问我一声。因为公报送到巴黎时，前线军人们的信件却是杳无踪迹。我满意地使许多人放了心。唉，还有许多人，我却使他们更悲哀了。——在马洛雅罗斯拉韦次战役之后，军队的组织已经涣散，队伍拉得很长，以至总参谋长都无法知道许多军官，甚至高级军官的下落。他们没有马骑，由于饥饿，不得不跟着成群结队的散兵游勇沿着行军纵队的两侧寻觅粮食。他们一会儿往队伍前方走，一会儿往后走。哪怕是最顽强的人也被那残酷的折磨征服了。渡过别列津纳河以前，你就是有满手的金子，也换不来一片面包干……

　　在结束关于俄罗斯战役和皇帝的旅行的叙述前，我回到了会议厅。曾经单独陪伴过我们的侍从鲁斯坦正在睡觉。他被禁止在和别人交谈时随便发表见解。皇帝也像公报披露了事实真相那样坦率地谈到了我们的失败。可是我们还没有得到部队到达维尔纳的消息。因此，他也像别人一样对我军后来所遭遇到的最大的灾难一无所知。经过这次旅行，皇帝感到腿有点儿胀。他的眼睛是肿的。由于冻伤，他的皮肤呈黑红色。除此以外，他还是显得很健康。他非常高兴能够回到巴黎，因而不需要再故作镇静，而且也毫无萎靡不振的模样。他整天整天地工作，甚至常常工作到深夜。他发布命令，指导、监督、检查政府各个部门的工作，希望它们按照他的意志把一切办好。在我看来，皇帝对公告发布以后的社会舆论和公众的精神状态是很满意的。他的回来解除了人们最大的忧虑，平息了人们的恐惧心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不能擦干那些失去了亲人的家属们的眼泪。

　　皇帝向大臣们谈到了他的不幸。他停留在莫斯科所犯的错误。他认为，这样的错误，任何一个外国人都是很可能犯的。

　　“多呆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结果使我的胜利成果付诸东流。”他说道，“要办好世界上的每一件事情，关键在于正确掌握时机。这就是成功的秘诀。”

　　在接见德克雷和塞萨克先生的时候，皇帝的第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啊，先生们，好运气使我眼花缭乱。我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而没有按照我的既定计划行事。塞萨克先生，我告诉您，我到达了莫斯科，并想在那儿签订和约，可在那儿停留得太久了。我想在一年里赢得只有两次战役才能赢得的胜利。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不过，我有办法弥补这一错误造成的损失。”

　　从一开始，巴黎的局势就使皇帝很受鼓舞。他的归来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皇帝本人也同样感觉到了这一点。回到巴黎两天后，他对我军的损失可能会引起的严重后果放心了。维尔纳的失守也没有改变他的乐观看法。

　　“那个可怕的公告有它的影响。”皇帝对我说，“可是我看，我回来所带来的喜悦比我们的灾难所引起的痛苦要大得多。公告给人民更多的是忧伤，而不是气馁。人们的这种心理状态将会影响维尔纳政府；不用三个月，我将东山再起，那时整个局势就会改观。”

　　如果说我把同皇帝长时间促膝谈心中的许多内容从本书中省略掉了的话，但我至少可以保证这些已经披露的谈话是准确的，因为我记下的大部分内容都是他的原话。我的良知和记性从来没有欺骗过我。长期以来，我已经习惯于把我的想法坦率地告诉皇帝，从不怕得罪他。而且，我还要说，在整个旅途中，我们之所以能够推心置腹地交谈，那要归功于他常常要求我秉公直言，而他从不计较我说了些什么。尤其是，他用自己坦率的谈话和对我的信任来鼓励我。他向我证明了我已经相信的一个事实：皇帝并不总是尊重事实，然而他尊重那些按事实说话的人。

　　在别的场合下，要是谈话触及到了他不愿意讨论的问题，不管怎样，他会突然中断谈话。倘若是在家里，他会离开我或者打发我离开，要不就是让你去执行一个与谈话主题毫不相干的命令。也有的时候，他会说：“你对那件事情一点也不懂。”

　　与此相反，在雪橇里，他总是鼓励我讲心里话。他不感到刺伤自尊心吗？——他对此总要戏谑一番。更重要的是，他表现出需要放下心中的包袱。如果某个话题使他很不愉快，他会暂时改变话题，但是，在当天或者第二天，你一定会又回到那个问题上去的。我敢断言，在旅途中，皇帝始终善意地听我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没有发过脾气。从他那开诚布公的谈话看，我再一次说，我相信，皇帝对于自己并不宠爱的人是可以给予信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