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第四

作者：富勒·英国

出自————《亚历山大的将道》

出自————《战争通史》

　　公元前4世纪的地理

　　今天若是没有精确的地图做为战略家或战术家的指导，则任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都将很难进行。不过这种地图也只是近代才有。为了解亚历山大出发远征时所面临的困难和危险，必须先简略说明当时世界的概况，以及他对战场所可能获得的了解。

　　从地理上来说，在公元前4世纪时人们所想象的世界只不过是世界实际大小的几分之一而已。就历史记录而言，在公元前610年出生的安纳希曼德（Anaximander）是第一个绘制世界地图的希腊人。一个世纪后，这张地图又为第一位希腊历史学家赫卡泰奥斯（Hecataeus）所采用，他也是米利都人，曾经参加过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前494年的爱奥尼亚叛变。在这张地图上，世界被画成一个圆盘形，分为两个半月形的陆地，一个在北面代表欧洲，一个在南面代表亚洲和非洲，它们中间包围着一个内海——地中海。这个世界的中心为博斯普鲁斯海峡，它是欧亚两洲的连接点，环绕着这整个的世界则均为大洋。它从地中海的西端出口处 [ 注：即所谓赫拉克勒斯之柱（Th Pillars of Hercules）。 ] 向北流，然后再转东达到里海 [ 注：当时称为赫卡尼亚（Hyrcanian）海，讨论见后文 ] ，它是当时被认为欧洲最东侧面上的一个海湾。地中海以及黑海（Euxine）和亚速海都被画得很准确。多瑙河（Ister）被认为是从现在法兰西的北部某处，向东南流入黑海中。尼罗河的来源则被认为是印度。印度被画在里海的正南面，尼罗河先向西南流一大段距离，然后才向北急转通过埃及流入地中海。

　　在赫卡泰奥斯之后就有希罗多德（Herodotus），他出生于公元前484年，其地理知识大部分是以广泛的旅行和沿途所搜集的知识为基础，这比起爱奥尼亚的地图家要算是一个极大的进步。希罗多德把一个圆形的世界改成了一个长方形的世界，其较长的一边为自东到西，他把世界分为三大洲——欧洲、亚洲和利比亚（Libya）——他认为利比亚的各方面都为海水所洗刷着，只有苏伊士地岬使其与亚洲连接。此外他又记载到，埃及王尼可（Neco，公元前617-前601）曾派腓尼基人绕着它航行，从红海起到赫拉克勒斯之柱为止。不过他却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因为这个故事中说，当环绕着利比亚航行时，在其西侧面上，太阳会自右手边升起。事实上，这若不是杜撰的，就足以证明这种环绕航行是真的。

　　希罗多德认为欧洲的边界还是不可知的，没有一个人能够确定是否有海洋环绕其北面或东面，至于长度方面毫无疑问的也像其他两个洲一样。他指出琥珀来自欧洲的北部，驳斥一切有关“锡岛”（Cassitendes）的理论，对于黑海以北的地区讲了很多，尤其是锡西厄（Scythia），它位于多瑙河与亚速海之间。在河川之中，他提到了依斯特河（Ister，即多瑙河），布里希尼斯河（Borysthenes，即聂伯河）和塔莱斯河（Tanais，即顿河）。

　　希罗多德要比他以前的地理学家以及以后的多数地理学家都要更进步一点，他正确地指出里海是一个湖而不是一个湾。其西边为高加索，其东面则为广大的平原，居民大部分为马沙吉塔人（Massagatae）。当他在埃及作深入旅行时，发现有一个狭窄的海湾（即红海）从埃勒斯雷海（Erythraean Sea）——即印度洋——深入陆地夹在阿拉伯与埃及之间，其长度为四十个“划船日”。他又说在这个海中，潮汐每天都有一次涨落。照他的说法，阿拉伯为亚洲南面的最后一块有人烟的土地，伊索比亚则为在利比亚的最后一块有人烟的土地。

　　希罗多德对于亚洲的知识仅限于波斯帝国，他在该国西部曾作深入的旅行，尽管印度是很遥远的，他对于该国也曾经做了很多描述。不过他所描述的印度却还是仅限于旁遮普地区，他认为这是东方最远的人类居留地，这以外就是一片沙漠而更无他物，他并不知道还有南面的那个大半岛。希罗多德说那里人口稠密，部落很多，语言复杂，有些是游牧民族，有些则不是。他们拒绝杀生而以植物为食。希罗多德又说有一个国家叫做巴克提卡（Pactyica），用棉花来织布，在印度河（Indus）中也像在尼罗河中一样可以找到鳄鱼，但很奇怪的是他却不曾提到印度的大象。

　　在这里所提到的最后一个地理学家就是亚里士多德，他也是与亚历山大同时代的人。亚里士多德认为地球是不太大的球，位置在宇宙的中央，甚至于比某些星还要小。地球被水所包围，在印度与赫拉克勒斯之柱以外，除了大洋就更无他物。他也知道红海与大洋之间是由一条“狭窄的水道”来沟通着，他又提到两个内海，一为赫卡尼亚海，一为里海，都是与外洋不连接的。除非他是把一个海错成了两个海，否则这两个海就应该是里海及咸海（The Sea of Aral）。他曾经举出来许多的欧洲河流，而在亚洲方面他的观察有如下述：

　　亚洲的多数河流，以及其中最大的河流都是从叫做巴尔拉沙斯（Parnassus，即兴都库什）的山脉上发源的，通常它也被认为是东南方的最高山。因为当你越过了它，即可以看到外面的大洋。从这个山脉中发源的河流很多，其中有巴克特拉斯（Bactrus），即奥萨斯河（Oxus）；恰斯配斯（Choaspes），即卡仑河（Karun）；和阿拉克斯（Araxes），即药杀水（Jaxartes） [ 注：今锡尔河（Syrdarya）。 ] 。从药杀水中又分出了塔莱斯河（即顿河）流入马提斯湖（Lake Maeotis），即亚速海。印度河也是从那里发源的，它是所有河流中最大的一条。从高加索也流出了许多河流，其中有一条即为费希斯河（Phasis），即里昂河（Rion）。高加索也是东北面的最大山脉。

　　当亚历山大出发远征时，以上所述即为当时地理知识的总和。这是一个狭小有限的世界，除了希腊以外，欧洲即更无其他的地区；埃及是属于波斯的，而波斯帝国也就包括整个有人类居住的亚洲在内，再下去就是大洋。据说当亚历山大从印度回到巴比伦时，曾经叹息着说已经没有更多的陆地可供他征服了，这个故事是否真实固不可考，但即便是真的，也毫不足怪，因为他对实际世界的知识当然不会超出同时代地理学家所知道的范围以外。

　　虽然亚历山大的世界只不过是现在大家所知道的一个零头而已，可是其战场却还是很辽阔的。亚历山大的战场从多瑙河以南延伸到印度河的彼岸上，又从锡尔河（Syrdarya）一直延伸到尼罗河。除了巴尔干半岛以外，以现在的地名而言，它包括着土耳其的亚洲部分、叙利亚、巴基斯坦、半个埃及、伊拉克、伊朗、阿富汗、旁遮普、信德（Sind） [ 扫校者注：巴基斯坦南部一历史性地区，位于印度河下游沿岸，史前就有人在此居住，1843年并入英属印度，1947年信德成为巴基斯坦的一部份， ] 、俾路支（Baluchistan）和土耳其斯坦的南部。全部面积约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二，估计约有五千万人口被牵扯在内。

　　这广阔的战场包括了各种不同的地形：肥沃的平原、干燥的沙漠、巨大的山脉和伟大的河流——真是一个复杂而困难的战场。现在的伊朗，即当年波斯帝国的中部与东部，包括高地的大部分，这个高地从印度河以西一直伸展到底格里斯（Tigris）河为止；干燥的高原在克尔曼（Kerman）与伊斯法罕（Isfahan）的海拔为五千英尺，在设拉子（Shiraz）与依兹德（Yezd）为四千英尺，在德黑兰（Tehran）与麦什德（Meshed） [ 扫校者注：即马什哈德（Mashhad）。 ] 三千英尺。在冬季温度有时降到零度及零度之下，在夏季则可以高达华氏39度。不过在历史上，气候却是常有变化的，也许在亚历山大的时代中，这个地区的气候比较温和而土壤也比较肥沃。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在其所著《亚洲的脉息》一书中，曾指出在那些干燥地区中，还可以找到许多的古城废墟。当年亚历山大的军队在克拉提拉斯指挥之下，曾经顺利地通过阿富汗行军而并无特殊的困难。但在今天，克拉提拉斯要想率领着其象队和辎重，从希尔孟德（Helmun）走到拉马希尔（Narmashir），则将是一种奇迹，因为这一百八十英里长的行军中，大部分都是“绝对的沙漠”。

　　有些河川已经干涸，有些则已经改道，其中例如奥萨斯河不仅流入成海，而且还沿着乌斯钵（Uzboi）运河流入里海。当亨廷顿在1903年勘察这个地区时，他发现在比里海现有水位高六百英尺的地方还有搁浅的遗物，所以他认为在二千二百年以前，里海大约要比现在高出一百五十英尺，而且几乎与咸海结合在一起。

　　在旁遮普地区，河流的改道更是频繁，但是到阿拉伯人在公元73年侵入之后，这方面才有了较可靠的记录。从那时起，拜斯河（Bias）已经放弃了其过去的河床，而变成了萨特累季（Sutlej）河的支流；而在印度，基拉姆（Thelum）、杰纳布（Chenab）和拉费（Ravi）等河流也曾一再改变河道和交会地点。从阿卡巴（Akbar）的时代起（1556—1605），印度河的三角洲已经推进了五十余里，海岸线的形状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因为在阿拉伯人尚未侵入印度时的一千年前，也同样会发生这一类的改变。所以在亚历山大时代的河川位置，有许多与今天的已经大不相同，甚至于已经完全不可考了。

　　波斯帝国的组织

　　公元前552年，当安申的王子（Prince of Anshan）居鲁士对米提亚（Media）掀起叛旗时，波斯人几乎还是一个无人知道的民族，他们住在波斯湾以北的地区中。但是在居鲁士和他的儿子冈比西斯（Cambyses）的领导之下，在一代人的时间中将四个大王国——米提亚、吕底亚（Lydia）、巴比伦（Brbylonia）与埃及——合并成一个波斯大帝国，并在以后二百余年间一直都是世界历史的中心。这些征服之所以能如此的迅速，并非仅是完全凭借武力，而且也还有对被征服人民的容忍态度。但是冈比西斯没有子嗣，所以当他公元前552年逝世时，这个尚未完全巩固的帝国，就立即陷入混乱之中。最后，终于由大流士（Darius，公元前521-前486年）控制了局势。他是居鲁士的族人，帕尔提亚和赫卡尼亚总督叙斯塔斯佩斯（Hystaspes，Satrap of Parthas and Hyrcania）的儿子。当巩固了自己的权威之后，大流士就开始拓展其帝国的边疆。公元前515年，大流士把居鲁士沿着兴都库什山脉西坡建立的东疆，推进到了印度河的彼岸上。六年后，在公元前513年，他又把在马尔马拉海上的西疆推进到多瑙河上，于是也拉开了波斯与希腊之间长期斗争的序幕。

　　不过大流士在历史上的地位，并不是一个征服者，而是一个帝国组织者和执政者。照布雷斯特德（Breasted）在《文明的征服》一书中所批评的，他的工作姑且不说是在世界史上，至少在东方古代史上，要算是一个最惊人的成就。罗宾逊（Robinson）也说，大流士的成就对于以后包括罗马帝国在内的所有帝国，都可以算是一个模范。若无他作基础，则亚历山大的征服也将不可能。

　　大流士所统治的帝国，很像不列颠帝国，不仅幅员广大，而且也包括着许多不同的民族，他们之间缺乏共同的种族、语言和宗教。也像不列颠帝国一样，他的问题是三方面的：一、如何赢得和维持其臣民的忠诚；二、如何分授权力而不丧失中央的控制；三、如何使整个帝国得免于内忧和外患。

　　为了达到第一个要求（这也是第二和第三两个要求的基础），大流上很聪明地采取了一种容忍的政策。虽然他是一个绝对专制的国王，他却能承认每一个种族集团的权利和特权，并尊重他们的传统和习俗。在巴比伦他即位为巴比伦国王，在埃及他也承袭了法老（Pharaoh）的尊号，并被当做是阿蒙神（Ammon－Ra）的子孙。在塞浦路斯和腓尼基，当地人则维持着自己的王室，在爱奥尼亚的希腊城市中则维持其原有的暴君。虽然大流士本人是一个祆教徒（Zoroastrian），但他却尊敬臣民所信仰的神明，并且用国库中的钱来为他们修建神庙，其中有一个即为在锡瓦（Siwah）的阿蒙庙。其所加在臣民身上的担负只有两种，一为进贡纳税，另一为战时供给兵力。诚如格雷博士（Dr.G.B.Gray）所指出的，在历史上他是第一个企图把许多不同的种族，纳入一个单独政府的统治之下的人，大流士尊重全体人民的权利与特权，但也使国内各部分都能分担责任。

　　当大流士建立了其统治之后，他就把其帝国分为二十个省区（Satrapies），每一个省区设一个总督（Satrap）。这也不是新发明，在亚述、巴比伦和米提亚的帝国中，都早已采取此种制度，色诺芬曾经提到在居鲁士治下的6个省区，但是大流士却改进了这种制度，而且在此前也从未做如此大规模的实施 [ 注：希罗多德曾经列举出来二十个省区的名称和其应交纳的贡款数量，其总数达14600台仑。大流士又铸造了一种金币和银币，其价值几乎恰好相当于英国的镑和先令。一个台仑的黄金，分为3000个达里克（daric），即相当于3313镑。一个台仑的白银，分为6000个西格劳斯（siglos），即相当于331镑。 ] 。

　　总督或省长一定是出身高贵的人，有时为皇族成员。他们的任期不定，他们有自己的法庭和警卫兵力，并且在自己的省区里是最高的法律权威。他们的职务极为广泛，军政兼管，主要的责任为收集贡款，维持法律和秩序，确保交通，并在战时动员各省的民兵，增援国中的正规陆军。

　　这种制度的弱点就是有野心的总督经常会有独立为王的趋势，这种趋势以后也曾经使亚历山大的征服获得了很大的便利。大流士对于这种离心的倾向采取了下述的预防措施：

　　除了各省的民兵以外，他自己维持着一支常备陆军。在平时它可以监视各省，使这些总督们不敢造反，而在战时则由民兵来当做常备军的后盾。他们的组织为每一万人组成一个师，一个师分为十个营，每营一千人，再以百十为区分，每个单位都有其指挥官。但因为民兵是只在战时才动员，所以他们的组织常常只是一个空架子。

　　常备军中有国王的禁卫军步骑各二千人，还有一个号称“不死军”（Immortals）的步兵师，共一万人。在战时还要加上大量的波斯骑兵。所有这些部队均为波斯人或米提亚人。在战争及行军中，陆军的补给由所经过的各省负责担负，这似乎可以暗示在平时即早已建立了补给仓库。

　　为了对总督作进一步的牵制起见，全国的城市和战略要点都是由波斯兵负责警卫。并且经常有号称“国王的眼睛”（Kiny Eyes）的高级官吏，被派往全国各地去视察并报告总督的行为。除了保证能够培养忠贞的官吏起见，在苏萨（Susa） [ 扫校者注：伊朗西部现存有古代遗址，还是古代埃兰（Elam）王国的首都。 ] 又建立了一个士官学校。色诺芬曾经说过：

　　“因为所有波斯贵族的子弟都必须在国王的宫中接受教育，他们在那里只会学到善事，而不会接触恶事，所以他们是在儿童时期就学会了治理和服从的道理。”

　　这种说法固不无可疑，但这却是一种监视总督与贵族的好方法，因为这些青年可以当做人质，以来保证其父亲的顺从行为。

　　因为这个帝国是如此的巨大，所以部队的运动必须迅速，同时为了刺激贸易起见，大流士把旧有的商道发展成为军路，虽然并无证据证明它们可以与罗马的道路媲美，但至少是可以通行的大道。在河川的渡口上都备有桥梁和徒涉场，每隔四“巴拉尚”（Parasangs） [ 扫校者注：一巴拉尚约3.4英里。 ] 就有一个邮亭驿站，并备有马匹以供驿使之用。希罗多德对于这种驿站制度有下述的描写：

　　任何人的旅行都不可能比这些波斯使者更快。这整个架构都是波斯人的发明，其方法是这样的：沿着道路全线上都设有驿站，一人一马每天规定要跑一定的距离，不受雷雨、冷热、黑夜的影响。这样传送下去，好像希腊人的火炬接力赛跑一样。

　　 这些军用大道又可能分为两部分：西部及东部。西部主要的大动脉为大西路，又称为“皇家大道”（Royal Road），希罗多德对它有很详细的叙述。东部主要的为大东路，克提赛斯（Ctesias）在波斯古史中也有很详细的记载。

　　“皇家大道”连接着萨迪斯（Sardes，即Sart） [ 扫校者注：古吕底亚王国。 ] 与苏萨（Susa，即Shust），共长一千五百英里，平均要走九十天，但是利用驿站制度，帝国的骑兵却只要七天就够了。从萨迪斯起，其西半段大致沿着现有从士麦那（Smyrna）到伊斯康地仑（Iskanderum）湾的铁路线走，经过伊普沙斯（Ipsus，在Ak Shehr的东北），艾克纽姆（Iconium，即科尼埃（Konia），在陶拉斯山（Mt．Taurus）的西里西亚隘口（Cilician Gates），最后到达伊苏斯（Issus，即为亚历山大勒塔（Alexandretta）以北的艾瑟（Aisse））。从伊苏斯起，其东半段在佐格马（Zeugma，即Balkis）渡过幼发拉底（Euphrates）河，再经过卡雷（Carrlae，即Herran）和尼希比斯（Nisibis） [ 注：即今尼西比（Nisibin） ] ，并在尼尼微（Nineve） [ 注：在摩苏尔（Mosul）附近。 ] 越过底格里斯河。此后再达到阿贝拉（Arbila，即Erbil），转向东南而以巴希提格里斯（Pasitigris）河 [ 注：即卡尔黑（Karkheh）河。 ] 边的苏萨为其终点。从伊普沙斯另有一条环绕的路线，取道皮希拉斯（Pessinus）和安卡拉（Ancyra，即Ankara），在卡帕多西亚（Coppadocia）的普提里亚（Pteria）达到了哈里斯（Halys）河 [ 扫校者注：今克泽尔河 ] ，然后渡过该河通到马查卡（Mazaka）及西里西亚隘口。

　　尼尼微是一个道路中心，有一条路向北通到在黑海岸上的特拉皮查斯（Trapezus），另一条向西通到塔普沙卡斯（Thapsacus） [ 扫校者注：今Dibseh。 ] ，从那里它又向南转，通过叙利亚、取道大马士革（Damascus）、提尔（Tyre）、加沙（Gaza），到达埃及的皮鲁苏姆（Pelusium）和孟斐斯（Memphis）。

　　从巴比伦和苏萨，大东路通过埃克巴塔那（Ecbatana）、莱格（Rhagae）及里海隘口（Caspian Gates）到达麦什德，从那里其北支前往巴克特拉和奥萨斯河，其南支则前往希拉特（Herat）。在希拉特，道路又分岔为二，一支向东达到哈里鲁德（Hari－Rud）河以达到喀布尔（Kabul），然后再到印度河上的艾托克（Attock）；另一支往南，通过锡斯坦（Seistan）、坎大哈（Kandahar）及莫拉隘道（Mulla Pass），到达印度河。从坎大哈又有一条路向东南到达古拉德吉尔德（Gulashkird），再前是波斯波利斯和帕沙加达（Pasargadae），从那里又分岔，一条往埃克巴塔那，另一条往苏萨。

　　为了更进一步改善交通起见，大流士又命令希腊人赛拉克斯（Scylax），去发现一条在印度与波斯之间的海路。依照希罗多德的记载，赛拉克斯从巴克提卡（Pactyica）国的卡斯巴塔（Caspatya，地址已不可考）出发，沿着印度河顺流入海，从那里绕过波斯与阿拉伯的海岸，驶入红海，并在苏伊士附近登陆。在这一次著名的航海之后，大流士征服了印度，并利用了那一部分的海洋。他同时还挖掘了一条运河，从尼罗河直达红海，由此在印度与地中海之间也就建立了水上的交通。

　　公元前4世纪的波斯

　　自从大流士死后，波斯帝国就开始衰颓。当他的儿子薛西斯（Xerxes，公元前485-前465）在萨拉米斯和普拉提亚两次战败之后，波斯在欧洲的立足点被迫放弃。在其承继者阿尔塔薛西斯一世（Artaxerxes，公元前464-前424）和大流士二世（公元前424-前405）的时代中，国政操在妇女的手中，以至叛乱常起，在公元前404年失去了埃及。公元前401年，小居鲁士背叛了兄长阿尔塔薛西斯二世（公元前404-前358），虽然他在库那克沙（Cunaxa）被击败，但中央政府与各省间的斗争却已不可避免。在这个阶段中，大流士一世所征服的兴都库什以东和黑海以南的地区也就永远丧失了。阿尔塔薛西斯三世（公元前355-前338）继位，再度征服了埃及，埃及的神庙也受到了极大的侮辱，神庙被当做马厩，圣牛在宴会中被当做了烧烤物。公元前338年，阿尔塔薛西斯三世被其首相巴果斯（Bagaos）所暗杀，后者遂即帝位，称为大流士三世（公元前336-前330）。他是一个性格懦弱的人，根本不足以应付如日东升的马其顿。

　　色诺芬对于波斯的衰颓，曾经作过下述的评论：

　　 “在过去，高贵的成就才是建立名誉的途径，只有为国王冒生命危险，或开疆辟土的人才会被尊敬。但是现在，一切无耻小人都可以获得最高的荣誉，好像只有他们才能为国王赢得利益一样。在这种风气之下，所有的亚洲人都变得寡廉鲜耻和缺乏正义感了。人们通常总是上行下效的。所以终至于法纪荡然无存，盗贼蜂拥四起。不仅是罪犯，无辜的人也一样会被拘捕，并毫无理由地被迫交纳罚金。在这种情形之下，这个国家的内部早已是众叛亲离。所以当任何人对波斯进行战争时，都可以纵横无忌，直抵其心脏地区，其兵力不堪一击，因为他们已经忘记了神意，又对同胞不公正。无论在哪一方面，其心灵都已经大不如前了。”

　　这些话中间固然有许多的事实，但同时也有反波斯的宣传。色诺芬把波斯的陆军，尤其是骑兵，说得一钱不值，认为他们毫无战斗价值。从亚历山大的战斗内容中看来，色诺芬的判断是很荒谬的。不过他的批评中有些也还是正确的：例如他说居鲁士的骑兵本来是装备着短矛，以后改成了标枪，那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他又说波斯人是重量而不重质，想依赖大批没有训练的乌合之众，并雇用外国佣兵来补充其所缺乏的民族精神。柏拉图所说的也大致相同。他说：

　　“就理论上来说，他们的兵力多到了无法计算，但却都是不堪一击的。所以他们只好雇用佣兵和外国人，好像自己没有部队一样。”

　　大流士三世的陆军实际上并不像阿里安和其他史学家所想象的那样巨大，毫无疑问的，历史学家所想象的可能只是纸上的数字，而非实际能够召集到的军队数字。其皇室的陆军似乎仍像过去一样，还是由国王的禁卫军所组成，可能为四千人，另有二万名希腊佣兵和数量不详的骑兵，据塔恩的估计，最多为五万人，不过大流士却从来不曾集中这样大的兵力。所谓一万人的“不死军”似乎已经消失了。

　　所以在公元前33年，环境似乎是对于入侵者有利的，尽管必须经过巨大的距离，始能达到这个帝国的要害，而制海权还是握在波斯人的手中，此外波斯国王手中也拥有极大的财富，可以用来收买敌人的军队。但这个波斯国王是懦弱无能的，他的总督们也不可靠，他的民兵战斗力很低，所以尽管其帝国有着高度的组织，还拥有良好的道路，可是却反而使一个智勇双全的敌人坐收其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