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的治道·第九

作者：富勒·英国

出自————《亚历山大的将道》

出自————《战争通史》

　　统帅

　　因为战争，除了纯粹的土匪行为外，都是一种政治行动，也是一种政策工具，所以“治道”（Statesmanship）与“将道”（Generalship）关系极为密切。虽然通常指导战争的责任是由一个政府与其统帅来分任，在近代又加上了一个总参谋部，但是对亚历山大而言，这些责任却是合而为一的，因为他一身兼任马其顿国王和希腊同盟的盟主，所以他一个人握有完全的政治性和军事性权威。亚历山大可以拟订自己的政策，并根据它来发展其战略。假如在战争的指导中，若不能那样地发挥他作为政治家的天才，则无论在任何环境中，他的将道都不会有那样伟大的成就。所以在这一章和下一章中，我们将分别以治道与将道为题，其目的就是想对以上四章（第五、六、七、八）中的记载，加以简明的综述与评论。

　　亚历山大出生在一个革命的时代，当时旧有的城市国家已经开始衰颓，某些历史上的大思想家也都在尝试开出理想的政治药方，试图使这种制度起死回生。亚历山大受这些政治名医中，最负盛名的一位的教育（即亚里士多德），同时又在父王菲利普的现实化军事学校中受过训练。在那个时代，菲利普的将才也是盖世无双的。可是当亚历山大年仅20岁，一位刺客的匕首把他送上了御座时，亚历山大立即走上了自己所选择的道路，并且开始发展一种大战略（Grand Strategy）——那也是国家学（Statecraft）与战争学（Warcraft）的结晶。这种大战略超越了其师傅的教诲，使其父王的伟大成就也显得黯然无光，并使文明的世界换了一个新的政治轴心，这更是那些哲学家所未能想象得到的。

　　从亚里士多德和自己的父亲身上，亚历山大学到了两个具有无穷价值的教训。第一个是完全错误的，那就是亚里士多德把人类分为主人和奴隶的思想，并假定所有的人除了希腊人以外，都是属于后一类的。第二个是绝对正确的，那就是菲利普认清了在战争中，军事力量并非一位将军的唯一兵器，甚至也不是最有效的。

　　虽然亚历山大对于敌人也会过分野蛮，但他从来不曾犯下轻视敌人的错误。亚历山大承认他们也是人类，尽管在文化方面是不同的，但他们也像希腊人与马其顿人一样，具有同样的美德和恶行。假如不想只是获得暂时性的成功，就必须要有此种认识。虽然亚历山大一定明了其父王惯于运用的“马基雅维利式”手段，也能够获得很高的回报，但是他更认清了这是一种不安全的投资，因为这些手段虽能获得胜利，但在敌人的心灵中却会产生恶劣的印象，他们会感觉到他们的失败不是战败，所以对于胜利者也绝不会心悦诚服。此外，在喀罗尼亚战役 [ 阿修比注：公元前338年，菲利普率马其顿军与希腊联军进行的会战，此战奠定了马其顿在希腊的霸权。可参见本书第一章。此处是强调菲利普的政治策略的效果。 ] 之后，亚历山大自己在雅典所受到的欢迎，也使他产生了一种不可磨灭的印象，在这个时候，他一定充分认清了其父对雅典的宽大态度所产生的效果是任何残酷或阴险的手段都不能比拟的。

　　当亚历山大刚刚即位时，所面对的情况非常危险，但他却能应付自如，加上他对于科林斯同盟的态度，凡此种种都足以证明，亚历山大虽然是年轻而又缺乏经验，但他却已经具有一个老政治家的本领。虽然毁灭底比斯的行动似乎是与上述的理论有一点矛盾，但是因为底比斯人在留克特拉会战 [ 阿修比注：公元前371年8月，伊巴密浓达率底比斯军采取斜切战斗队形大破斯巴达军，迫使伯罗奔尼撒同盟解体，斯巴达从此一蹶不振。底比斯在接下来的10多年里掌握希腊的霸权。本书第一章有提到。 ] 后，曾经毁灭了好几个希腊城市国家，所以也有一些人认为亚历山大的暴行是一种公正的报应。尽管雅典人是与底比斯人同谋的，但亚历山大对于雅典的待遇却完全不同，这可以表示出他在外交手段上的机智，尽管他本性是很急躁的，但却有着特殊的自制能力。一定有许多的马其顿人都曾劝亚历山大采取较强硬无情的行动路线，但他深知雅典所代表的即为希腊精神的精华，所以保存它的文化要比屈辱它更有价值。在亚历山大一生当中，尽管雅典曾经数次阴谋推翻他，但是他对雅典却始终采取安抚政策，因为只有雅典才是其伟大成就的王冕。

　　甚至在即位的初期，亚历山大就已经把他父王一生的最高成就——希腊同盟，只当做一种暂时性的方便工具而已。这种同盟，正像现代的国际联盟组织一样，是用一种人为的亲善来包装私利的外衣，理论上是政治性的平等，实质上却是勾心斗角。可是作为一种政策工具，亚历山大也像同盟的创立者菲利普一样了解其价值。这个同盟使亚历山大获得了一种似是而非的合法地位，若是没有它的掩护，则希腊人也就没有理由承认亚历山大是他们的最高代表人。虽然作为一个政治家，亚历山大非常了解一个复仇战争对于激发群众的感情具有极广泛的心理效果，但他也具有极敏锐的眼光，绝不会相信任何有永久性政治价值的东西能够建立在仇恨的基础之上。尽管如此，亚历山大还是一直忠于同盟的原则，直到其统治的末期，他才在不使会员国太丧失面子的情况下，利用其个人的“神化”，而使这个同盟变得有名无实了。

　　当亚历山大越过达达尼尔海峡时，其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固然无法猜度，但是在他的大本营中包括有历史、地理、动物、植物、矿物以及其他各种科学专家，由此即可以推断其志不小。亚历山大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解放在小亚细亚的那些旧有的希腊城市，因为自从居鲁士的时代起，它们就已经被波斯人征服了。但是解放的本身也不过是一种政治目标而已，一旦达到了以后，又必然会产生某些战略后果。从亚历山大以后的行动来看，即可显示出亚历山大对此有着很深的认识。面对着波斯的财富及海军优势，除非爱琴海的两侧都是稳握在希腊人的手中，否则希腊本土也就永远不会有安全的保障。解放是不够的，除非那些被解放的城市能够保障东爱琴海海岸线的安全，否则这种成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又因为这些城市本身并无力量能够完成这种任务，于是它们本身的安全又必须要加以保护，那么唯一实际可行的方法就是向东推进爱琴海上的疆界，使其达到哈里斯河为止。所以，从战役开始时起，复仇的思想目标就早已为安全的战略目标所取代了。结果亚历山大一步步向东发展，一直到整个波斯帝国被征服之后，其安全才算是有了保障。

　　因为决定目标的因素就是安全，它吸引着亚历山大走向了比斯河上，同时也告诉他必须使用政治手段，否则就不可能达到目标。虽然他是一个马其顿人，是用解放者的身份前往那些亚洲的希腊城市，但是这些处于亚洲的希腊城市的公民其实是受到波斯人的优待的，所以对于统治者的改变是否对他们有利，不免会感到怀疑。在格拉尼卡斯会战中大获全胜后，亚历山大以自由的同盟国来看待这些城市，欢迎他们重建其原有的民主政治，免除那些城市的纳贡负担，到处重建旧有的希腊神庙，并用各种方法来表达他对于希腊传统的尊敬。所以这些希腊人不仅把亚历山大当做一个解放者来看待，更感觉到他好像是一位慈父，把他们当做是他失去己久的孩子来看待。

　　这种安抚政策很明显是经过长期的思考而做出的，它证明亚历山大认清了许多政治家所完全忘记了的一条真理：平民的善意为军事权力的精神基础。 [ 作者注：拿破仑对于这一点也所见相同。在圣赫勒拿岛上，他曾经说过：“我对于亚历山大特别羡慕的地方，不是他的那些战役，而是他的政治意识，他具有一种能赢得人民好感的能力。他杀帕尔米尼奥是一点都没有错的，因为那是一位头脑硬化的人，认为不应该舍弃希腊的风俗习惯。亚历山大去祭拜阿蒙神是一种极伟大的政治行动，因此他也就征服了埃及。” ] 基于这一条真理，所以在战争中有两条战线，一条是外在的战线，或是物质的战线，这也就是将军的领域；另一条是内在的战线，或是心理的战线，这也就是政治家的领域。在前一条战线上是用兵器来进行战斗的，而在后一条战线上，所用的却是思想，这也就是要靠政治家对于敌国人民所采取的政策来施行。假如政治家的政策是想使敌国人民脱离原有政府的控制，换言之，也就是动摇他们的忠心，就可以逐渐破坏敌方军事权力的精神基础了 [ 作者注：波兰的毕苏斯基元帅 （Marshal Pilsudski）也认为这个内在战线，在所有的战线中算是最危险的一个 ] 。

　　这种观念的战略重要性是绝不可以低估的，因为若不建立一个内在的战线，则亚历山大仅凭其所能运用的有限资源，绝不可能征服波斯的军事力量，因为波斯的军事力量与其广大的帝国领土具有密切的关系。若是没有友好的敌国人口，那么亚历山大对于所占领的一切城市和省区都必须留下驻兵，对于每一里的交通线也都必须加以保护，那么在他尚未到达敌人的帝国中心以前，其战斗兵力早就消耗殆尽了。

　　这种安抚政策又不仅限于希腊人的亚洲城市。在吕底亚，因为沙尔提斯的波斯守将米特里尼斯不战即向他投降，所以亚历山大给予他极光荣的待遇，并且准许沙尔提斯人和其他的吕底亚人恢复旧有的法律，而这些法律曾被居鲁士取消。

　　在沙尔提斯，亚历山大在另一个附带问题上也显示出政治家的智慧。当他前进时为了逐渐在他的后方建立和平与安定的秩序，所以没有将波斯的原有行政体系毁灭。当亚历山大在格拉尼卡斯会战中获得了胜利之后，他就命令卡拉斯为赫勒斯滂—佛里几亚省区总督，即表示他是有意维持这种制度。可是在沙尔提斯，亚历山大却又对新任命的总督在权力上加以严格的限制，以确保其行政体系的安全。亚历山大不让总督们再控制财政、税务和军事等权力。这是早就应该进行的改革。总督制度的最大毛病就是权力过于集中，这种改革可以算是对症下药。为了进一步提高保险系数，亚历山大又在这个帝国中的一切重要要塞，例如沙尔提斯、提尔、加沙、皮鲁苏姆、孟斐斯和巴比伦等，又都另外设立了马其顿人的军事指挥部，并直接向亚历山大本人负责。

　　但是应该注意亚历山大并没有采取一种刻板不变的行政制度。他对于每一个城市、地区或省份都是根据当地的情况，来采取相应的解决办法。在卡利亚，亚历山大指派一位亚洲妇人艾达来做总督，在她死了之后，才改用马其顿人做总督。在腓尼基，除了提尔以外，他都维持旧有的“城市国王”不变。在埃及他却废除了波斯人的总督制，改组了全部的行政体系，并指派一位埃及人为行政首长。这种彻底的改革是有理由的，因为他在埃及不仅被承认为王，而且也更被认为是神权的代表，所以势必不能再继续使用波斯的旧制，否则会影响他的尊严。简言之，作为是一个行政家，亚历山大除了恢复旧制以外，在时间许可的限度内，他也尽量做改革的试验，但对于任何经不起实际考验的制度，他却从不坚持。

　　亚洲的主人

　　在伊苏斯会战胜利后，亚历山大的政策又开始进入第二阶段，虽然在亚历山大里亚隘路中，几乎被迫居于一种不利的地位，但大流士却不能扩张这种优势，反而在以后的会战中可耻地逃走了，这更令亚历山大感觉到今后不用再害怕大流士了。同时，在亚历山大围攻提尔城之前，曾向其部将和同盟者致词，从讲词中可以看到他正确地料到当大流士战败之后，会导致腓尼基和塞浦路斯的舰队撤出爱琴海，于是斯巴达王艾吉斯就丧失了波斯的海军支援。因为这样可以增强其国内基地的安全，所以伊苏斯这一战也解除了亚历山大对希腊同盟内部动乱的顾虑。不管他今后对其采取何种政策，他相信安提帕特都有能力将其贯彻。伊苏斯会战之后，当大流士第一次要求亚历山大释放其母亲、妻子和儿女时，他在回答中第一次以“亚洲主人”（Lord of Asia）自居，这可以表示虽还距离整个亚洲很远，但他却自信这一次胜利已经为他打开了亚洲的门户，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必将使其权威日益增大，超过其作为同盟盟主和马其顿国王的地位，最后令他变成一位真正的大帝。

　　在孟斐斯，亚历山大的加冕和他的“神化”又使他向这个目标更迈进了一步。虽然从他部下的眼中看来，这个加冕典礼只不过是表示埃及人对他的屈服而已，但亚历山大这个人却具有一种神秘的灵感，他会意味到另一种更深入的意义。所以他宁愿越过几百里远的利比亚沙漠，向那位已经收认他为义子的天神去祈祷问卜。几个月以后，亚历山大又在阿贝拉对大流士赢得了第二次的伟大胜利，并占领了巴比伦。亚历山大在巴比伦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在巴比伦人的心目中，将自己变成一位替他们的神灵复仇的人 [ 作者注：作为一种政治工具，多神教要比一神教更为有利。因为后者只承认一个神，而否认其他所有一切的神，所以是一种不宽容而具有侵略性的宗教。前者却容许教徒可用自己的神去附会敌人的神，最后就能使双方的神灵缔结同盟共存共荣。因为如此，所以在提尔、孟斐斯和巴比伦，亚历山大都可以很自然去向当地的神灵牺牲上祭，这的确是一种巨大的政治利益。假如他是一位基督徒或回教徒，则他也许就必须为毁灭偶像而侮辱那些异教徒了。对于亚历山大而言，一个思想性的宗教战争简直是渎神的 ] 。

　　在巴比伦亚历山大彻底改变了他的政策。他以前所征服的地区，都可称之为波斯帝国的“属地”，也就是说，在底格里斯河以西的地区中，当地人民都不是伊朗人，所以亚历山大可以自居于解放者的角色。但是到了底格里斯河以东，亚历山大就进入了伊朗人的故乡，在这个地区中的人民是效忠于波斯王室的，所以对于他们而言，解放的观念也就变得毫无意义。这种心理战争，在过去虽然曾经获得极大的政治效果，现在却已经不灵了。所以亚历山大现在所遭遇到的，不是一个柔软的内在战线，而是一个坚硬的内在战线。亚历山大距离自己的基地已经有一千五百英里了，虽然他那时还不知道，但为了征服整个的波斯大帝国，他还要再继续前进两千英里。在以前，亚历山大的安抚政策和解放政策足以使后方安定，所以其相当小型的军队始终可以保持完整，而不至于要分散兵力。现在这些地区中的人口是效忠于大流士的，是无法渗透的，那么又应采取何种对策呢？假如亚历山大在底格里斯河以东吃了一次败仗，则他整个后方 [ 注：现有组织还是很松散的。 ] 就可能会发生全面的叛变。假如这些伊朗人的省区表示出敌意，则亚历山大势必要留下强大的驻军以供镇压之用，那么所剩下的兵力也许就不足以在会战中保证胜利。那么他又应该怎么办呢？

　　亚历山大的办法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他不能赢得人民，于是就决定设法争取他们的领导人物。亚历山大不采用收买政策——这是波斯人惯用的老办法——这并不是因为他缺少金钱，不能使用这种政策，而是他感觉到这种手段是不光荣的。作为马其顿的国王，而又是阿蒙所选定的神意代表人，他是从来不用这种手段来争取他的敌人的。亚历山大的办法是不专用马其顿人，而愿意与其敌人共治天下，让他们分享他的权力。亚历山大既然对当地人民没有号召力，于是就改以其总督们为争取的对象。因为亚历山大自己是每战每胜，而大流士则不仅每战必败，而且每次都舍弃其臣下先行逃走，其畏怯的态度与亚历山大的神勇无敌，恰好形成一个对比，所以那些波斯的达官贵人们都起了弃暗投明的念头。亚历山大这种招贤下士的办法，恰好迎合了那些人的私利，所以也就非常的有效。

　　那么亚历山大又从何处开始推行新政策呢？马查斯本是叙利亚的前任总督，在阿贝拉会战中曾经指挥波斯军的右翼，充分地表现出他的才能，战败后藏在巴比伦避难，当亚历山大来到时，他出来欢迎这个胜利者。若从亚里士多德的眼中来看，马查斯只能算是一个野蛮人，他只配当奴隶。但是自从亚历山大在埃及与哲学家沙蒙做了一次著名的谈话后，亚历山大的学问又已经有了新的进步。他认为勇敢实为最高的美德，所以他就请马查斯出任巴比伦的总督，而这个人在几个星期前，还是他的死敌。

　　这真可以算是一种天才的决定，在古今战史上也是绝无仅有。收买和起用降将的例子固然很多，但胜利者这样立即重用失败者，却是很少见的。这至少在理论上是说明了在胜利后就不再分彼此，亚历山大是愿意与双方的优秀人才共治天下的。这种平等政策开始代替了旧有的解放政策。以后当亚历山大前进时，凡是任何的总督若肯照马查斯的先例不战迎降的话，他就一定能够保持着职位。至少在短时间之内，他是不会为马其顿人所取而代之的 [ 作者注：有些学者认为亚历山大是想用通婚混血的手段，以泯除波斯人与希腊人之间的差异。但亚历山大应该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波斯人的数量对希腊人几乎是二十比一。所以这种两族通婚的政策并不是为了要想混血，而是表示两族中的优秀分子（最高贵的和最好的）是彼此立于平等的地位 ] 。

　　为了减少新政策中所含有的内在危险性，亚历山大还是采用在吕底亚所用过的老办法，取消波斯总督的军权，将其交给马其顿人接掌。直到他征服了索格地亚那为止，亚历山大都还是继续任命波斯人为总督，此后他才又改用马其顿人。这种措施的理由极为明显：这种办法的战略价值已经不存在了，亚历山大正拟侵入印度，在那里根本上没有波斯总督可以争取，所以他不是指派马其顿人为总督，就是修改其政策而与印度“土王”缔结同盟，最显著的就是塔克西里斯与波鲁斯。当亚历山大从印度回到巴比伦时，他发现有几个波斯籍总督趁他不在时滥用权力，于是就立即加以撤换。在亚历山大逝世的时候，留下来的波斯总督只有三位了。虽然这似乎足以证明，从行政的观点上来看，用波斯人的政策并不能算太成功，但就战略的观点上来看，这却是一种颇为有效的临时性措施。它使亚历山大直到进入印度时为止，都能尽可能保持兵力的完整，正好像解放政策在他到达底格里斯河以前，能发生同等的功效一样。当亚历山大渡过了印度河后，毫无疑问的是愈向东走就愈困难，他逐渐把兵力用在占领城塞和保护交通线之用，等到他到达比斯河上时，已经感到兵力太少而无法再东进了。若非亚历山大过去曾经采取解放政策及平等政策，则这样的情况一定早就已经发生了。由此就更足以反证这两种政策的明智。

　　大流士死后，战争的性质为之一变。直到这时为止，亚历山大还只是一个外来的征服者；现在凭着征服的权利，他已经变成“大王”（Great king），虽然因为明显的理由，他始终不曾采取此种尊号，但他心中早已承认伊朗人是他的臣民而不再是他的敌人了。亚历山大知道一个国家不可能永远受到外国军队的征服，这也就是其伟大观念的由来。亚历山大的帝国不是希腊的，不是马其顿的，不是亚洲的，而是亚历山大的。在这个观念中已经不再有亚里士多德思想的遗迹，也早已超出了伊索克拉底的想象之外，伊索克拉底从来未曾想过亚洲人会与希腊人立于平等的地位共治天下。亚历山大突破了希腊世界的基本观念，而建立了一个新的世界观。

　　自从大流士死后，亚历山大的平等政策又作了进一步的推广。以前平等政策还只限于总督制度的维持和任用波斯人为官吏而已，现在为了表示尊敬新臣民起见，亚历山大又采用了波斯宫廷的朝仪，并采用波斯人的衣饰。这种创举使许多菲利普手下的老兵都大为愤怒。他们对亚历山大的兼并亚洲行动固然理解，但看到他以平等地位来对待波斯人的时候，却不免感到不平。这样就使费罗塔斯、帕尔米尼奥、克里塔斯以及卡里希尼斯等人都先后死于非命。若是换了一个意志没有那么坚定的领袖，则毫无疑问这些措施就会半途而废了。这些人只知道盲目地仇恨亚洲人，而不知道专凭希腊人或马其顿人，根本不足补充军队中的缺额，更不必谈担负补给行政的任务，以及驻防和维持交通线了，换言之，不利用亚洲人的力量，则亚历山大的征服成果也就无法维持。这些人是属于旧世界的，所以也就不应责备他们不了解新世界的观念，这是只有先知先觉的亚历山大才能了解的。

　　在大流士死后不久，亚历山大就已经开始招募一种混合兵力——即包括亚洲人在内的兵力。在亚历山大的新政策中还有另外两个强有力的工具，就是他所建筑的城塞和他所创立的金融制度。亚历山大认清了在帝国之内，贸易是一种最有力量的融合工具，因为它可以使各色人等彼此互相发生接触。在交换商品时，同时也交换了思想。城市又是贸易的中心，因为在波斯帝国的东半部中城市很少，所以必须弥补这种缺陷。因此，亚历山大在交通（贸易）要道上建立了许多新城，都一律定名为“亚历山大”城。除了埃及的亚历山大港（这个港城也是被设计用来当做一个商业中心的）和亚历山大瑞塔以外，其余所有的新城都位于底格里斯河以东。塔恩称亚历山大是古今历史上最伟大的城市建立者，有许多他建立的城市到现在还存在。

　　亚历山大还建立了许多殖民地，这些殖民地与“希腊化”（Hellenization）运动并无直接关系，而只是其继承者统治下的副产品。虽然亚历山大的军事性殖民地（Military Settlements）的设计，主要的是为了战略目标而不是贸易目标，但其中有许多殖民地也都发展为城市。它们也构成亚历山大伟大混合殖民制度中的一部分，通常都是由佣兵来驻防，而这些殖民地也吸收流亡者和失业者。自从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来，流亡者和失业者对于希腊都是一个难题，但亚历山大却部分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根据史塔波的记载，亚历山大在巴克特里亚和索格地亚那一共建立了八个这样的殖民地；贾斯丁则说是十二个。波利比亚斯说，绕着艾克巴塔纳的肥沃平原，曾经建立了一圈希腊城市（实际上即为军事殖民地），以保护皇家牧场不受野蛮民族的侵略；而寇修斯也说在海尔卡尼亚与巴克特里亚之间的奥萨斯河上，亚历山大也建立了六个殖民地。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的殖民地，最著名的是坎大哈（Kandahar），但有些是无名称的，或是其地点已不可考。

　　为了想发展贸易，亚历山大又在印度与波斯之间建立海上交通，并命令在巴比伦与帕塔拉之间建立巨大的港口与船坞。他也使底格里斯河的航行更为畅通，并改善了克拉左米拉 [ 阿修比注：Clazomenae，吕底亚地区城市，位于今士麦那附近 ] 和厄立特里亚（Erythrae） [ 阿修比注：该城市位置现已不可考，不等同于今厄立特里亚国家（1993年独立）。Erythrae意为红色的，在希罗多德著作中Erythrae Sea意为红海，即今天的印度洋。又因为当时阿拉伯海地区尚不在亚历山大控制范围内，所以大约应该在伊朗沿岸。 ] 的港口，还在波斯湾海岸上建立了一个“新腓尼基”城（New Phoenicia）。

　　为了便于商品的交换，亚历山大对金融财政也作了革命性的改革。他在征服过程中获得了大约20万台仑的金银，但大部分都还没有铸成钱，因为东方的传统政策偏好囤积贵重金属以准备应付未来的需要。但亚历山大的天才却告诉他，假若能把这些金银铸成钱币，让它们去流通，就可以产生巨大的财富，于是未来的问题也自可解决而不必去担心了。在他夺取了波斯波利斯所囤积的大量金银后，就开始着手建立一个财政行政体系，并命令他的财政大臣哈尔巴拉斯为其首长。亚历山大颁布命令把金银条改铸为钱币，向各省区流通，并逐渐把用实物纳税的办法改变成用钱币纳税。亚历山大又建立了统一的币制，使贸易流通更加便利。

　　此外，因为国家的财产也就是国王的私产，所以亚历山大又用私人赠予的方式，从而使大量的金钱流出。他把2000台仑赠给了塞萨利人和其他的同盟国；用20000台仑来为军人们偿债，赐与将领们15000台仑；在苏萨举行大规模集体结婚典礼时，对于八十位波斯贵妇和一万名平民女子，都曾赠与丰厚的嫁妆。亚历山大又给亚里士多德800台仑的研究费，对于赫菲斯提翁给了10000台仑的治丧费。莱特教授（Prof．Wright）说：“亚历山大对于古代世界的最大贡献，就是建立了一个流畅的货币制度，结果使贸易大为发展，使希腊文明有了物质的繁荣，这是希腊人过去所从未享受过的。”

　　假如贾斯丁的估计是正确的，则在亚历山大逝世时，其府库中的储金就已经减到了50000台仑，若是把七年来的赋税和其所接收的200000台仑合并在一起计算，那么在他统治的七年当中，亚历山大实际上应该已发行了总值250000台仑的货币。

　　在亚历山大死后，他的货币经济仍继续对埃及与希腊发生明显的影响。在亚历山大的继承者统治下，到处都设立了银行。这是一个极大的进步，诚如卡里（M．Cary）所说，这将地区经济推进到了世界经济的高度。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其《国富论》一书中，对于银行在贸易上的影响，曾经举出非常显著的例证，这似乎是值得一提的。亚当·斯密说：“自从设立了银行后，格拉斯哥（Glasgow）城的贸易在十五年之内增加了一倍。自从在艾丁堡（Edinburgh）建立了两所公立银行后，苏格兰的贸易差不多增加了四倍以上。”

　　亚历山大把波斯的藏金拿出来流通，对于希腊世界的影响，又可以用另外一个例证来说明，这就是克莱武 [ 阿修比注：Robert Clive（1725～1774）以微弱的兵力在普拉西会战中奇迹般地击败法国人支持的印度土王，奠定了英国在印度和孟加拉的统治。可参见作者所著《西洋世界军事史》。 ] 对于印度财富的解冻。其效力也是迅速且惊人的。在1757年以前，英国的棉纺机还是几乎像印度一样的原始。可是突然一切都改变了。1760年飞梭出现了，1764年有了哈格里费斯（Hargreave）热纺纱机，1768年又有了卡特莱特（Cartwright）的动力织布机。但是亚当斯（Brosks Adms）却说：“虽然这些机器可以供时代加速运动的发泄，但它们本身却并不能产生加速度。发明本身还是消极的，有许多重要的发明都曾冬眠达几个世纪之久，必须等累积了足够的力量，才能使它们发动。这种力量就应用金钱的形式来表现，但不是囤积的，而是流动的。” [ 注：见其所著《文明法则与衰颓》一书 ]

　　在亚历山大的战争中，过去东西间的旧有障碍被取消了，在以后一代人的时间中，有成千上万的希腊贸易商和艺术家进入了新世界，到那些新的希腊城市中去寻找他们的财富和新生活，这些城市像雨后春笋一样的从地面上钻了出来。这样，两个原先分立的圆圈逐渐合而为一，而变成了一个单一的经济圈。当西地中海被吸入了东方的伟大革命轨道之内以后，终于建立了一个世界商业体系，把全部的古代世界都包括在内，从西班牙到印度，经由中亚细亚再到中国。这种发展一直到罗马帝国时期才完成，但其基础却还是亚历山大对印度的征服。 [ 注：见威尔肯所著的《亚历山大传》 ]

　　人类的协调者

　　虽然亚历山大对于波斯帝国的征服，新建的城市与经济改革，曾导致希腊王国的兴起，再经过罗马帝国对于它们的吸收，终于奠定了欧洲文化与文明的基础，但其平等政策的其余部分则只是昙花一现而已。必须要有相当长的时间，而且还要有几乎像他一样能干的继承人，这种政策才能开花结果。民族的精神太强烈了，不能容许这种平等意识在亚历山大一生短促的时间中生根长大。在其统治的末期，亚历山大似乎已经对此有所察觉。亚历山大发现除非他的混合帝国在他本身以外还能有一个较永久性的焦点，否则在他死亡之后，这个帝国也将会瓦解。当亚历山大逝世的时候，他并没有指定一个继承人，也许他那时还处于鼎盛时期，自以为还有充分的时间，能够亲自为帝国建立较永久的基础。

　　有许多史学家部分的或全部的相信狄奥多拉斯的下述说法：在派克拉提拉斯率领10000名退役老兵返回马其顿时，亚历山大本来准备出发征服迦大基和地中海盆地，以统一当时的整个世界。塔恩却否定了这种说法，认为那个计划是后人伪造的。因为在亚历山大逝世时，他对于波斯帝国都还不曾完成完全的征服工作——从比斯尼亚（Bithynia）到里海之间的地区尚未驯服，并又已经恢复了独立——假如他还想去实现狄奥多拉斯的计划，那亚历山大简直是太不懂治道了。此外，亚历山大对于旁遮普地区的控制只是有名无实的，而且他也知道在比斯河以东还有人口稠密的土地存在。假如他还想征服更多的地方，则他必然会先东后西。所以塔恩认为这种说亚历山大的目标是支配全世界的说法，其实是后人所杜撰的，假如当时他还有更进一步的计划，那么应该就只是征服里海及阿拉伯海地区，并统一其帝国而已。

　　亚历山大的个人地位异常复杂。在马其顿他是专制帝王而非立宪制度的国王；在埃及他是专制帝王和天神；在亚洲他是皇帝而非天神；在希腊他是天神而非皇帝；在印度他则是一个封建君主。在亚历山大的统治下，小亚细亚的希腊城市是自由同盟者；在腓尼基的那些城市国王则是对其臣服的同盟者；在塞萨利，亚历山大的同盟领袖的地位又不过是一种终身性的任命而已。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复杂关系，但上述种种即足以证明要想巩固整个帝国，需要的还不仅是马其顿与波斯两个民族的合作而已。这两个民族的融合已经是一种极困难的工作，可是就算这个目的能够达到，但也还是不能将所有的民族合为一体，因为从根本上缺乏一种共同的观念，来作为吸引所有各地区民族的磁石。

　　亚历山大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与最原始的基督教会后来所面临的问题并无二致。其中心思想是建立一个统一化的社会，使所有人在精神方面都是处于兄弟的关系上。他对艾皮斯 [ 阿修比注：Apis是孟斐斯的圣牛，详见本书第五章。 ] 所做的祈祷即代表这种思想。第一点他认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第二点他觉得他自己有一种神意的使命，要使这个世上一切的人类都能和平共荣，共享太平之福。这当然是一个梦想，但这个梦想却比他一切的征服都更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