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的将道·第十

作者：富勒·英国

出自————《亚历山大的将道》

出自————《战争通史》

　　天才

　　虽然在战争中没有两个战役或会战是完全相同的，而所有将领的才能也各有不同，但是有一个因素使古今的“名将”（Great Captains）形成了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他们的天才。又因为天才是无定形的，所以要想测知其深度和度量其高度，唯一的办法就只有将他们进行比较。作如此复杂的比较研究，这种任务当然超越了本书的范围之外。那也许需要写一部专著才行。但是对于这种将道的主要因素，却还是有略加分析之必要，因为使军队获得了灵魂，并使那个时代的世界大感震惊的因素，就是亚历山大的天才。

　　拿破仑为古今名将中的一个杰出人物，毫无疑问的，他也有那种作为将道主要因素的天才。当他在圣赫勒拿岛上对蒙托隆（Montholon）伯爵谈话时，拿破仑曾经说过下面一段名言：

　　将领的个性（Préence）是不可缺少的，他就是头脑，他也就是全军。高卢人不是被罗马兵团所征服的，而是被凯撒所征服的。使罗马感到战栗的并不是迦太基的军队，而是汉尼拔。侵入印度的不是马其顿的方阵，而是亚历山大。达到威悉（Weser）河和莱茵河的不是法兰西的陆军，而是蒂雷纳（Turenne）。在七年战争中，普鲁士面对着欧洲三大强国而仍能自保，这不应归功于普鲁士的军人，而应归功于腓特烈大帝。

　　杰克逊（Jackson）是一位英国将官，他在1804年曾出版过一本奇书，叫《对于军队组织、纪律、经济的综合研究》，他对于战争中精神因素的分析，要比克劳塞维茨高明得多。在这本书中他曾有下述的论断：

　　在不同时代中曾经震惊世界的征服者及名将当中，亚历山大大帝和瑞典的查理十二世要算是最特殊的，他们要算是最具英雄气质和最非凡的人物。一支由亚历山大或查理所率领的军队，其性质都会发生变化，这支军队会分享他们的精神，对于危险会丧失感觉，且变得异常英勇。

　　此外，杰克逊又指出，古往今来企图推动军队来达成他们的任务的方式不外两种：一种是依赖严刑峻罚，使部下畏威；另一种就是依赖“慈爱的印象”，而使部下怀德。可是他又补充说：

　　经过了无数次的试验，发现一位指挥官仅凭纯粹的恩威，是不足以使部下在各种不同的战争环境中都能踊跃卖命的。畏惧与爱戴只是一种掩护，在它们的后面还应有天才的精神，而那却是深不可测的。因为不管一个指挥官是宽厚还是严厉，除非因为某种神秘的原因，而使他成为敬服的对象，否则他在部下的心目中就不会产生一种伟大的印象。所以，使部队发生感应的，只有凭借指挥官的一种超级和不可测度的天才。指挥官的性格像一面镜子一样站在部队的前面，当它明亮且不透光时，才能产生反射作用，反之若是镜面模糊或透光，那么就不能产生这种作用了。所以一位指挥官也是一面镜子，要想能够激发军队的斗志，则他本身必须是不可测度的，但除非他能具有特异的天才，否则也就可以为人所测度。一位特异天才不知道自己的力量究竟有多深多大，所以旁人也就无法知道和衡量，所以它能吸引部下的注意，使他们在实际或理想上获得一种保护，令他们对恐惧产生一种安全感。

　　杰克逊对于天才的重要性是如此推崇，他在其著作中的最后两页中，曾经有过下面一段分析：

　　一种智勇兼备的天才，经由将领的性格中表现出来，而使全军的行动都受到感召和激发……它使部下具有一种优越感，使每个人感觉到他在精神上是与指挥官成为一体了。这种精神上的优势不久也会变成一种现实。所以在战争中能够保证成功者，不是战斗计划枯燥的机械化智慧，而是领袖的活跃主动精神。……所应注意的，在世界各国中对于战争艺术有修养的优秀军官为数颇多，但是真正的军事天才却非常稀少。这不是任何人力所能培养出来的，谁也不能拟定一套制造天才的计划。战争中的天才，也像一位天才诗人一样，他是独来独在的，他是生来就如此，学问对于他只能起到促进作用。……这种不知道畏惧、不怕危难的精神才是一个军人的灵魂。军人把他的眼睛固定在胜利之上，这是一种热烈的意志而不是理智。这也就形成了所谓天才——一种至高无上的天才。

　　我为什么在这里大量引述杰克逊的话，其原因是在我所知道的军事作家当中，对于名将天才所做的分析，能够这样具有真知灼见的，杰克逊要算是独一无二的。他的分析可以解释为什么亚历山大能够为人所不能为，他的成就是当时其他的人所梦想不到的。神话中的英雄也没有一个能与他相比。

　　战略家

　　“战略”（Strategy）一字的原文为“Stategos”，意思即为将军的艺术。在18世纪，才开始加入在军事用语之中，以表示在有限战争的时代中，那些流行的运动、前进及背进等理论。今天，在多数的词典中，它的定义都是一种设计和指导军事行动的科学或艺术。拿破仑战争与20世纪的战争完全不同，其简单的程度还是使它与亚历山大的战争有相当相似之处。在拿破仑战争之后，克劳塞维茨对于战略曾经拟定了一个定义如下：

　　战略就是要使用战斗以达到战争的目标，所以它要对全部军事行动给予一个目标；而这个目标又必须与战争的目标符合；换言之，战略形成战争的计划，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要连起一连串的行动以导致最后的结果。也就是说，它拟定个别战役的计划，并管制在每个战役中所要打的战斗。

　　克劳塞维茨又补充说，在它的最高点上，战略是接近政治科学的边缘……或者也可以说二者变成了一体。

　　亚历山大也像克劳塞维茨一样，深知用战斗以在战争中达到目标的道理。但是他在所谓“目标”的定义方面，却有完全不同的观念——那也就是指战争的目标或目的而言。在克劳塞维茨的时代中，20世纪的民主观念还不曾入主人类的心灵，在这种观念中，战争的目的不仅是在军事上，而且还要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社会上来歼灭敌人。对于克劳塞维茨而言，战争是军事力量之间的冲突，这种力量保护着双方的平民人口，每一方面都有一个政治目的，当哪一边获得了决定性胜利之后，失败的方面也就自动求和，于是胜利者的政治目的就可以用一个谈判而成的条约来达到。但是亚历山大的目的却不是要迫使大流士接受某种条件，而是要夺取他的帝国，假如征服对于他是有利的，则他不仅应击败波斯陆军，更需在波斯人的心目中获得承认。和谈的问题是不在考虑之列的，所以在伊苏斯会战之后，大流士的求和行动只能是徒劳而已，因为亚历山大的目的是征服，并且只希望消耗最小的力量和使波斯帝国本身受到最小的损失和破坏，所以他的政策限制和调节了他的战略。

　　根据波利比乌斯 [ 阿修比注：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古希腊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前203年—前120年），其著作《通史》流传至今。 ] 的记载，有一位叫做伊修斯（Isius）的演说家对于马其顿的菲利普五世 [ 阿修比注：公元前221-前179年，第一次和第二次马其顿战争中的马其顿国王，他在西诺塞法拉（Synoscephalae）战役惨败给罗马执政官弗拉米尼乌斯。马其顿的霸权从此瓦解。 ] 曾经发表过一篇演讲词。他说菲利普避免与他的敌人作正面的战斗，而把他的时间用在烧抢城市的工作上。他又补充说：

　　可是马其顿过去的国王们却从不采取这种计划，其行动却正好相反：因为他们总是彼此野战，但却很少去毁灭城市。亚历山大在亚洲对大流士的战争，以及其继承者之间的争斗，都足以明确显示出这个事实。……他们宁愿彼此公开地会战，并尽量用武力来打倒对方，但是他们却不去毁灭城市，因为他们在战胜后可以顺利地接收它们，而受到其人民的敬服。但是假如一个人放弃了战争的本身，而去毁灭战争的目标，则似乎是一种疯狂的行为，而且更是最野蛮的疯狂。

　　因为亚历山大的目的是征服，而不是报复或破坏，所以依照贾斯丁的说法，当他前进追击敌人的时候，他尽量告诫士兵不要骚扰亚洲的地方百姓，他告诉他们说这都是他们自己的财产，应该爱护而不应去毁坏它。威尔肯也指出，亚历山大对于军队的恩赏非常优厚，这也许就是作为禁止他们抢劫的补偿。从政治性的理由上来看，亚历山大认为这是有必要的。他的战略目标是想赢得伟大的会战，政策目标却又是要安抚而不是触怒敌人，所以也就限制了他所要打的会战次数。在萨拉米斯会战之后，提米斯托克里斯（Themistocles）曾经向雅典提出下述的建议，在观念上与亚历山大的政策颇为接近：“我自己亲眼看过，也曾经听到许多人说过，有许多已被敌人击败的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中被迫再作困兽之斗，结果反而转败为胜了。”在留克特拉之战以后，菲拉的伊阿宋（Jason of Phrae）也曾对底比斯人做同样的忠告：“这是值得你们思考的，敌人若是被迫放弃生存的希望，则必将作困兽之斗；而天道却很有意思，它似乎总是欢喜使小的变大，大的变小。”

　　因为亚历山大希望尽可能达到不流血而征服的目的，所以他对于波斯军队与波斯人民之间，划了一条极明显的界线：击败军队为战略目标，而赢得人民则为政治目标。前者是完成后者的手段，因为只要波斯的野战军还存在时，就绝无把握足以使其人民愿意接受他。亚历山大深知“战争仅为政治关系的一部分，所以它本身绝不是一个独立的东西。”

　　塔克提卡斯也曾说过：“假如在变成一个城市的主人后，若采取暴虐和野蛮的态度，将会使其他城市变得具有敌意，于是战争的前途会变得日益困难，而胜利也更难以获得，因为人们若害怕投降后所遭遇到的厄运，则他们也就会变得更为勇敢，只能准备背水一战了。”

　　在说明了其战略定义后，克劳塞维茨就进一步列举出比较重要的战略原则，这也是值得加以引述的，因为亚历山大在前而克劳塞维茨在后，亚历山大当然不可能知道这些原则，而亚历山大的事迹却也许使这位日耳曼的军事理论家获得了一些有益的启示。

　　克劳塞维茨说，在战争中有三个主要的目标：

　　（a）征服及毁灭敌方的军事力量。

　　（b）占有侵略的物质因素，以及敌军的其他生存资源。

　　（c）争取公众意见。

　　第一个目标不必再作说明，只要想想格拉尼卡斯、伊苏斯、阿贝拉和吉达斯浦四大会战就够了。

　　第二个目标也同样不需要说明，因为一旦亚历山大已经夺获波斯在苏萨和波斯波利斯的国库财富后，他也就使大流士不再拥有最重要的工具能招募新的兵力了。此外也使大流士不能用贿赂的方法在敌人的后方制造叛乱。在亚历山大的时代中，所谓主要的物质因素不是“主要的城镇、兵工厂和伟大的要塞”，而是黄金与白银。

　　依照克劳塞维茨的说法，必须先获得伟大的胜利，及占领敌方的首都，然后才能获得公众意见的拥护。虽然在18世纪和19世纪中，占领了敌人的首都，通常足以使战争告一段落 [ 注：1870年，巴黎被占领，虽不曾使法国立即投降，但是1940年时却立即发生了效力 ] ，但在古代，除了罗马以外，严格的说来其他国家并无首都存在 [ 注：在坎尼会战之后，汉尼拔若能占领罗马，则他也许就能使第二次迦太基战争立即结束 ] ，而只有城市国家与皇宫所在地而已，例如巴比伦、苏萨和波斯波利斯 [ 注：公元前480年，薛西斯曾经占领雅典，并不曾使战争结束；同样的，亚历山大虽曾占领巴比伦、苏萨和波斯波利斯，结果也是一样 ] 。除了两个城市国家之间的战争以外，占领了城市或皇宫都不能使战争告一段落，所以诚如本书中所一再指出的，亚历山大因而采取了一种向敌方民间渗透的方法。

　　克劳塞维茨接着又列举了五个战略原则：

　　第一点，也是克劳塞维茨认为最重要的，就是“用我们所可能集中的一切力量”。

　　第二点就是“集中我们的力量……在准备做决定性打击的点上，甚至不惜在其他点上甘冒不利的危险，以求在决定点上确保战果，在那一点上的成功，即足以抵消在所有其他次要点上的失败”。

　　第三个原则就是“不要丧失时机……迅速的行动可以使敌方的许多行动尚在萌芽时即被打消，并也能使公众意志变得对我方有利”。

　　第四点为奇袭，“……它是最强有力的制胜因素”。

　　最后第五点是“应倾全力来扩大我们已经获得的成功，追击失败的敌人为获得胜果的唯一手段”。

　　在我们已经对亚历山大的将道作了完整的记录后，我们准备将这些原则放在下一节中加以详细地讨论，所以在此处只需概括地指明亚历山大也像克劳塞维茨一样的重视这些原则。

　　不管是整个或是部分的战争，在所有的战略问题中一定有两个主要的战略因素——建立安全的基地及交通线。前者好比一座房屋的基础，它们必须相当的坚固，才能承受建筑物的重量；后者好像是“脚手架”（Scaffolding），它们使建筑工人可以与地基保持接触，并且逐步把泥水匠所需要的物资供给他们使用。假如基础下沉了，则建筑物也会随之而倒塌，同样的若是“脚手架”倒了，则必须将其重建，然后才能再继续进行工作。

　　假如把一个战争或战役来与建筑物相比较，则基地（即其起点）的重要性也就马上可以显示出来。任何其他将军也许都不比亚历山大对此能有更深刻的认识。首先，他发动了多瑙河战役和毁灭了底比斯城，以建立一个安稳的国内基地，那也就是他最初的或主要的基地。多瑙河战役是一种战略性的行动，其目的是建立一条安全的北疆；毁灭底比斯是一种政治行动，其目的是建立一条安稳的国内战线。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前者使在希腊以内的反马其顿党派，不能再利用马其顿的边患以来作反叛的行动；后者用暴力的行动，使希腊境内的反对分子有所畏惧，不敢轻举妄动，这样也就使色雷斯人和伊利里亚人不能再奢望趁着希腊内部的叛乱而有犯边的企图。这两个行动的成功，使亚历山大在世之时，马其顿基地的安全都能确保无恙。其次，亚历山大又在爱琴海的东岸上建立了作战基地，在他尚未继续东进前，亚历山大在格拉尼卡斯的胜利即足以确保这个基地的安全。但这却不足以确保其作战基地与国内基地之间的海上联系，因为制海权还是在敌人的手中。所以当在哈里斯河以西已经不再有军队能阻止其前进时，亚历山大的战略目标就以打击敌人的海军基地为主，其最重要目标就在腓尼基和塞浦路斯两个地区中。

　　在围攻提尔之前，亚历山大在对诸将的训话中就曾明确地说明其战略思想。因为他心中顾虑到其国内基地的安全，所以亚历山大曾经说过，“我害怕假如我们向巴比伦前进追击大流士，则波斯人就会再度企图征服滨海地区，并把战争带入希腊境内”。提尔人虽然表示愿意对他不存敌视的态度，但这还是不够，他对于提尔与埃及还有占领的必要，因为必须如此，希腊和本上才可以无后顾之忧。亚历山大同时也看出，当腓尼基的城市受到威胁时，腓尼基舰队投效他的可能性也就更大，于是就足以使他获得海上的“绝对主权”了。所以亚历山大的战略目标还不仅是使敌人丧失海权，而且同时还想自己赢得制海权，并因而控制东地中海，以一劳永逸地使国内基地和在亚细亚所征服的地区都能获得安全的保障。必须等到这些目的达到了之后，亚历山大才认为他可以自由地继续对大流士进行陆上作战。

　　同样的，以后当亚历山大赢得了阿贝拉会战时，他又暂时放弃了对敌人的追击，而先去打击敌方军事权力的“物质”基础。亚历山大首先占领巴比伦，其次又夺取了在苏萨和波斯波利斯的财富。有了这些财富之后，就真是胜敌而益强了。由此又可以认清亚历山大的战略是以增强自己的权力为目的，其手段并不是毁灭敌方权力的基础，而是接收它们。在波斯舰队已经落入亚历山大的掌握后，接着波斯的财富也同样的落入他的手中。亚历山大已经变成了亚洲的大财主，而大流士却已经破产了。

　　在大流上死后，亚历山大的第一个行动又不是立即追击那个篡位自立的比沙斯，而是先征服在艾尔布尔兹山地中的部落民族，以确保后方的安全。在这些工作完成之后，亚历山大才出发追击比沙斯，但当他一听到沙提巴尔查尼斯叛变的消息后，他又立即暂停这个追逐，准备先重建其在后方地区中的权威。在索格地亚那，亚历山大也采取了同样的战略。在比沙斯被捕后，亚历山大突然发现自己居于一种极困难的窘境。希皮塔米尼斯的叛乱不仅威胁了他在马拉康达的基地，而且也夺去了居鲁波里斯与贾克沙尔提斯河的七个边境要塞。亚历山大夹在两处“森林火灾”之间——那么应该先扑灭哪一方面呢？他是否应转身先扑灭希皮塔米尼斯呢？他是这次叛乱的祸首？不，亚历山大必须首先巩固作战基地，换言之，即应重占居鲁波里斯等据点，并击败锡西厄人。等到后方已经安稳后，亚历山大才可以自由地去解决希皮塔米尼斯。以后，亚历山大还是采取同样的基本战略。当他占领了在史瓦特河谷中的部落民族城市后，他并不立刻进攻他们在阿尔拉斯的坚强要塞，反而先向南进入白沙瓦河谷，以建立一个稳固的作战基地，以便在对阿尔拉斯作战时交通线可以不受阻碍。不久以后，当亚历山大尚未进攻波鲁斯以前，又一次先在塔克西拉建立了前进的基地。

　　值得一提的是亚历山大用来巩固比较重要基地的手段，都是政治性重于军事性的。它们的行政体系都曾经加以慎重的组织，重建其和平条件，刺激贸易发展，所留下来的驻兵都是警察兵力和殖民者，而不是占领军。当亚历山大征服的地区逐渐扩大时，他的帝国也逐渐成形，他一面进行战争，一面也赢得和平，并且利用交通体系将其全部合为一体 [ 注：在西班牙内战中，佛朗哥也曾采取同样的手段，每逢克服了一个地区后，就立即使其恢复和平的情况 ] 。

　　在今大，战略与交通——道路、铁路、河川、运河、海洋和空中——具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在一个没有地图的世界中，一切的交通都只限于少数的商队路线和无数的小径时，其战略问题实在是很难以想象的。在希腊除了重要都市附近外，根本就没有正式的道路，亚历山大与其继承人的朝代中，都不曾有过建筑道路的记录 [ 注：从很早的时候起，罗马人就深知道路的重要。但其最早的一条大路也还是到公元前312年才修建的，即为在罗马与卡普亚（Capua）之间的阿庇亚大道（Via Appia），不过照本书第四章中的记载，从大流士一世的时代起，在波斯帝国中即已有某些主要道路存在，可能从爱琴海上的以弗所起，经过萨迪斯、巴比伦、埃克巴塔那和巴克特拉，有一条大路一直可以通到塔克西拉。这一条大路即为亚历山大的交通轴线——一种古代的西伯利亚铁路 ] 。

　　除了这一条大路和一些支道以外，亚历山大还有海运之便，在战争开始时，安提帕特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使达达尼尔的交通线不被切断。在提尔被攻陷后，对于爱琴海的威胁也消除了，这个责任又改由费罗克尼斯（Philoxenes）来担负。依照普鲁塔克的记载，费罗克尼斯的官衔为“小亚细亚海岸线总督”，实际上，比较合适的头衔应为基地指挥官。费罗克尼斯的司令部设在以弗所，就是主要交通线的西端顶点，他在那里集中补给品和从马其顿及希腊派来的补充人员，并将他们转送给亚历山大。当苏萨被占领后，亚历山大又指派米尼斯（Menes）指挥腓尼基与西方之间的海上交通，当塞萨利部队服役期满之后，他又命令从海上把他们由叙利亚运往欧波亚。最后到其统治将终时，亚历山大又在忙于开辟帕塔拉 [ 注：在印度河上 ] 与巴比伦 [ 注：幼发拉底河上 ] 之间的海上交通线，以便帮助他控制印度。

　　从西至东，以主要大道为枢轴，亚历山大将其陆上交通分成几个区，每一个区由一位军官负责指挥。最西面的一个区包括小亚细亚在内，由安提哥那负责，其司令部设立在佛里几亚的西莱拉。在其东面的一个区，可能是到米西德或希拉特为止，首先由帕尔米尼奥指挥，以后又改为克林德，司令部设在埃克巴塔那。再往东可能就是巴克特里亚地区，更往东去即为印度地区，不过对于这两个地区却已经没有什么记载了。

　　虽然我们对亚历山大的交通组织已经无法得知其详情，但是从其补充和补给可以源源送达这一点上看来，可以想见它是有高度组织的。亚历山大沿着主要的大道设立了许多仓库，其间的距离都是一天的行军里程。此外，亚历山大对于波斯的驿站制度不仅继续使用，并且还进行了改良。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当亚历山大在撒马尔罕（Samarkand）时，有人从海边把希腊的水果送到了御营之中——这中间的距离在3000里以上。很巧合的，这些水果也正是克里塔斯送命的间接原因，因为亚历山大看到这些水果真是美丽而新鲜，就请克里塔斯等人来与他共进晚餐，结果在酒醉之后，酿成了亲手杀死其救命恩人的悲剧。

　　在所有的亚洲战役中，亚历山大只有一次与国内基地丧失了联系，那是在伊苏斯会战前的二十四小时。亚历山大的补给体系遭到破坏，也只有一次记录，就是在他越过格德罗西亚（Gedrosia）的行军途中。由此可以说明其大本营中的参谋业务实在是非常优秀。

　　亚历山大虽然缺乏地图，但其情报工作却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对于他所想征服的国家，亚历山大总是事先获取一切有关的情报，在他的行动中从来没有盲目的冒险。亚历山大也像拿破仑与威灵顿一样，只要可能的话，他总是亲自去观察一切，若从他的行动上来看，他一定也会同意拿破仑的说法：“一位将军若通过他人的眼睛来看事情，则他对于军队的指挥也就绝不会非常理想。”实际上威灵顿的话也好像就是在说亚历山大一样：“我能成功的真正原因，就是因为我总是在场。我亲眼看见一切，并亲自做一切的事情。”假如这不可能——这也是经常的事情，亚历山大总是能站在敌人的立场上来考虑一切，从敌人的眼中去看情况，并推测敌人的意图。虽然亚历山大是历史上著名的勇将之一，但是他却从不作盲目的投机，其一切冒险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战术家

　　作为是一个战术家，亚历山大最大的资本就是他从父亲手中所继承得来的军队。若没有这支兵力，则他虽有天才，还是无法完成其征服的伟业——这种工具恰好配合了他的战术。详细的内容己见本书第二章，在这里只准备对其组织略加探讨，因为亚历山大是以此种组织为基础来发展其战术的。

　　在巨著《战争论》的第一页中，克劳塞维茨曾经说了一句非常简单而又深奥的话，那就是：“战争者无他，不过就是一种大规模的决斗而已。”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很像两个角力家（Wrestlers）之间的搏斗，实际上两个拳师（Puglists）之间的搏斗似乎是一种更适当的比喻。假如是如此，我们若从两个徒手者之间的最简单战斗形式中来观察战术的要点，那么它们就是：思考、防护、运动和打击。

　　在双方尚未开始搏斗前，每个人都应考虑什么才是击倒对方的最好方法，虽然在战斗的过程中，他可能会被迫改变方法，但他应该永远不放弃他的目标。在开始时，他应采取守势，直到他把对方的本领摸清楚为止。其次，他在守势的掩护下，改向前进，最后移动他的脚步，仍在守势掩护之下，采取攻势而企图将敌击倒。用军事的术语来说，这四个主要的战术因素即为：一、目标或目的；二、安全；三、机动；四、攻势。

　　假如两位拳师都是精通武艺的，他又应该认清下述三种因素的价值。他们必须节约体力，以避免过早感到力尽；他们应集中力量来打击所选定的决定点，对手的左右腭，或是太阳穴；而在整个搏斗中，又必须随时奇袭敌人——换言之，乘其不备，出其不意，使其防不胜防。用军事术语来说，这三个因素为：一、力量的经济（节约）；二、力量的集中；三、奇袭。

　　以上述的粗浅分析为基础，现在就可以来考虑亚历山大的战术组织了。它分为三个部分，不仅是像惯例一样，总是一个方阵，再在侧面上加上两支负责掩护的骑兵兵力；方阵好比是拳师的躯干，两侧的骑兵好比是拳师的臂膀，这两条战斗的“臂膀”比躯干具有更多的机动性，可以用来防御或打击敌人，其中右臂又比较强而有力，因为亚历山大总是决定把他的打击力量集中在这一方面。他的军队强大而灵活，而在亚历山大这样一个高明的领袖手中，它也可以像拳师一样的搏斗——不管它是有意的、偶然的，还是试验出来的，那都无关大雅。

　　唯一值得注意之点，是在当时的城市之间的战争中，打击主力几乎完全是步兵，可是亚历山大却决定以骑兵为打击主力，这不仅是因为骑兵要比步兵具有更大的机动性，而且较易于迅速打击在决定点上，而且在古今的历史上，骑兵的冲锋也都多少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恐怖效力。步兵通常总是害怕骑兵的践踏——所以骑马的警察要比徒步的警察更为有效。换言之，只要骑兵能够冲锋，则两个动物——人与马——联合起来所产生的精神效力，再加上机动性，就自然是任何步兵所无法抗衡的。

　　在多数的军事教科书中，尤其是所谓“野战教范”（Frield ServiceRegulations）中，通常总是列举出一套所谓“战争原则”的东西。克劳塞维茨所列举的五条已见前述。此外对于这些所谓的原则也还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实际上这不过是几颗钉子，用来悬挂我们的战术思想，它们也并非绝对性的，偶然也可以完全弃之不顾。但是从军事史的研究上看来，要想舍弃它们必须先经过深思熟虑然后方可实施。它们应该是一种主要的“指南”，而并非“原则”，照这样看来，最简单和最有用的观念，就是从上述的七种战术因素所引申出来的——目标、安全、机动、攻势、节约、集中和奇袭。此外它们对于战略（在计划中的动作）和战术（在行动中的动作）也都同样的适用，这两个名词之间并无严格的分界，因为其内容是互相流通，共同组成一种战争的艺术。诚如柯齐格鲁上尉（Capt．Cochegrue）所说的话：“在伟大的战斗中，他总是想尽量打击人家而使自己不受打击，这也就是战争中所必须解决的唯一问题。”若能对亚历山大的军事行动加以分析，以研究他对于上述七大原则是如何运用的，那肯定是非常有意义的。下面我们将逐个分析这七大原则。

　　目标维持的原则

　　“征服本身并无意义，一个人应从其成功中来获得利润。”

—— 拿破仑

　　第一个值得我们注意之点，就是亚历山大的一切战术行动，都是毫无例外地与每个战役的战略目标具有臣属的关系。举例来说，当他刚刚继承马其顿王位时，希腊内部正在酝酿着叛乱，因为他已经计划对波斯发动战争，所以战略目标就是用最快的速度和使用和平的手段来建立权威。亚历山大用像闪电一样快的速度来进行工作，所以只要一显示其战争力量，即足以兵不血刃就达到他的目的。不久以后，当底比斯再度反叛时，因为亚历山大的目的还是一样，所以他首先劝他们作有条件的投降，但当他们拒绝投降时，亚历山大就决心毁灭底比斯城，以对其他同盟国产生杀鸡儆猴的效果。这样只牺牲了一个城市就达到了他的目的。在伊苏斯会战胜利之后，亚历山大放弃了追击而先去围攻提尔城，这也是为了维持其战略目标，也就是消灭敌人的制海权。在阿贝拉会战之后，亚历山大又牺牲了追击，以求先占领巴比伦、苏萨与波斯波利斯，因为储存在这些城市中的财富才是波斯政治及军事权力的基础。可以说，在亚历山大所有的战役中都是这样的，其战略是用来支持政治目标的，而战术目标又是用来支持战略目标的，这样一连串运用的结果，即为有系统和有条理的征服。

　　在四大会战中的每一个会战中，亚历山大的目的都是在一个安全的基础上，发动突击并歼灭敌人的抵抗力。他的基础就是他的战斗序列，除了在吉达斯浦会战中以外，这一点是从来不会改变的。亚历山大的方阵就是他的胸部，他的左翼是他的左臂，是用来防御的；右翼是他的右臂，是用来进攻以突破敌人的正面，并扰乱其组织的。突破以进入敌阵就是他的战术手段，在其所有的伟大会战中，他都是坚持这种观念。在格拉尼卡斯会战中，他亲率禁卫骑兵以突破波斯的骑兵；在伊苏斯会战中，他突破了波斯的步兵；而在阿贝拉会战中，他又是从波斯军正面上的一个空隙中进入敌阵。只有在吉达斯浦会战中——这也是他最精彩的一次会战，亚历山大是用方阵来做决定性的打击的，因为其骑兵无法对抗印度的战象。

　　在战斗的狂热中，亚历山大从来不曾忘记他的战术目标。在格拉尼卡斯会战中，当他一旦突破进入敌阵后，就立即转向希腊雇佣步兵；在伊苏斯会战中也是一样的；在阿贝拉会战中，亚历山大首先援救正受到重压的右翼，然后又去援救其左翼，那里正受到马查斯的压迫，换言之，那里就是胜负尚未决定之点。在提尔、加沙和阿尔拉斯的围攻中，亚历山大都是在下定决心后，即坚持其战术目标不变。但他并不是一个头脑僵化的将军。在多瑙河战役中，亚历山大原先决定攻占普斯岛，以后当他发现其成本过大和困难太多时，他就决定放弃，改而采取较有利的作战计划。在波斯门时他也是这样。而在对马里人的战役中，亚历山大本来仅用骑兵攻击扼守拉费河对岸的印度人，以后发现他们准备顽抗，于是就立即摆脱他们，改用骑兵将其包围，以等候步兵赶上来做决定性的攻击。虽然他似乎总是企图做不可能的事情，但他却实际上也在力图避免一切明显不利的行动。

　　安全的原则

　　“整个战争的艺术就是首先建立了一个合理而周密的防御，然后继之以迅速而大胆的攻击。”

—— 拿破仑

　　关于亚历山大在休息时，在行军时，或在会战时，所采取的一切安全措施，很可惜已经很少有记录可考了。我们所看到的记录就只有他使其营地要塞化，命令挖掘战壕，和沿着行军路线布置哨兵。亚历山大在艾尔布尔兹山地中的行动即为一例。阿里安对于这次行动的记载中说，每当亚历山大认为沿路有危险时，他就在侧面上派驻哨兵，以保护行军纵队免受山地人的袭击。此外，亚历山大也经常采取夜间行动以隐藏意图或奇袭敌人，在阿贝拉和吉达斯浦两次会战前，以及在波斯波利斯战役中，都曾有过这一类的例证。缺乏此类资料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亚历山大与凯撒不同，他并不是一位堑壕将军，同时其战役的战术条件也不要求他采取此种措施，因为波斯人很少采取攻势，而那些部落民族也不喜欢做夜间攻击。

　　在会战中，其军队的安全受到其组织的保障，再配合其惯用的斜行序列方式，从而使其中央的方阵只要能维持完整，则敌人是不可能进入的；其机动的两翼，包括步兵与骑兵，也具有自卫能力，能够随情况的变化而进攻或退守。虽然在以前不曾听见有人说过预备队，但在伊苏斯会战中，据说亚历山大曾经把希腊佣兵保留当做预备队；而在阿贝拉，因为马其顿的正面在两翼上都要比波斯军队短，为了使侧面免受侧击或背面的攻击时，亚历山大又在第一线后面构成了一个第二方阵来作为预备队，当第一线的两翼向后缩回时，于是就能构成一个中空方阵，这样也就可以提供四周性的防御。不过最奇怪的，却是在伊苏斯或阿贝拉会战中，亚历山大对于其方阵存在的一个最大的危险却并不曾设法加以补救。这个危险就是因为亚历山大采取斜进的方式，而且其右翼是迅速的进攻，所以其方阵就易于分裂成两半，在这两次会战中都是如此。为了补救这个缺陷，只要把方阵中的一个团撤出，将其置于中央的后方即可，等到方阵本身出现了空洞时，这个团即可以填入而使其保持完整。

　　在亚历山大所使用的各种保护性工具中，最有趣的即为他把弹射机当做野战炮兵使用。虽然早就已经有了这种攻城的兵器，可是在亚历山大进行伊利里亚战役之前，从来不曾有人将它们当做野战兵器使用。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使用弹射机来掩护渡河。以后亚历山大在药杀水河上对付锡西厄人时，也曾使用同样的办法。此外在掩护对阿尔拉斯的突击时，这种方法也曾经产生过相当的效力，这种例证还有很多，不胜列举。无论亚历山大走到哪里，其野战炮兵就跟着他走到哪里，而在他去世之后，在其继承者的手中，野战炮兵也就变成了所有一切组织良好陆军中的一个公认的兵种了。直到火炮发明时为止，世界上的炮兵都是由弹射机所组成的。亚历山大在历史上也是第一个使用野战炮兵的人。

　　机动的原则

　　“在战争中，也像在力学中一样，速度是重量与力量之间的最大因素。”

—— 拿破仑

　　除了拿破仑以外，可能没有第二位将军能够赶得上亚历山大，如此充分地了解机动在战争中的价值。从他一生事业的开始到结束时为止，速度支配了其一切的行动。结果是他所能运用的时间总是比较多，因此在任何指定阶段中，其成就也成比例的要比对方多得多。

　　在其第一次战役，亚历山大前进的速度使敌人完全瘫痪，因为他们已经来不及集结兵力；当亚历山大向西里西亚隘口前进时，虽然据守隘路的艾尔沙米斯已获得报告，但却被他的行军速度所吓倒，只好自动放弃隘路逃走。不管是在平原上对付一个有组织的敌军，或是在山地中对付部落民族，速度的利益即为一连串的奇袭，使亚历山大能用极少的兵力完成重大的任务。假如他的速度减低了，则也许增加兵力都不能获得同样的战果。

　　在历史上亚历山大是第一位懂得下述道理的将军：一个伟大会战的成果必须要在追击中去获取。在阿贝拉会战中，当他使左翼方面的安全获得了保证后，亚历山大马上率领禁卫骑兵去追击大流士。尽管他们已经是人瘦马倦，但亚历山大仍然一直挺进到阿贝拉为止，这里距离战场的东面已经有三十里了。当亚历山大在波斯隘口击败了阿里奥巴尔扎尼斯后，尽管已经经过了最疲劳的夜行军和战斗，他还是一直向八十里到一百里以外的波斯波利斯挺进，并于次日拂晓时达到了目的地。此外在波斯的炎热夏季中，在一个大部分缺水的区域中，亚历山大曾对大流士做过七天的连续追击，平均每天的速度为三十英里或三十六英里。诚如塔恩所说的；亚历山大曾经教西方人学会一个教训，那是其后辈所永远不应忘记的，“在战争中距离已不再是一个不能克服的因素”。同时亚历山大又使西方人了解分成两部分行军的利益：一部分为轻装的精兵，另一部分为速度较缓的部队和附属人员。

　　这样的高速运动偶尔会使亚历山大遭遇困难，那也是无可讳言的。在其伊利里亚战役中，格劳卡斯曾经威胁他的后方，在伊苏斯他曾丧失了交通线并受到奇袭。但是在其十二年的战役中，这种例外却非常稀少，通常的战例却足以证明，那个比敌人行动快一倍的人，作战时间也就可以比敌人多一倍，换言之，也就使敌人的作战时间减少了一半。这几乎成为一条规律。在赢得时间的本领上，亚历山大是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攻势的原则

　　“简言之，我的想法与腓特烈相似，一个人必须经常先下手攻击。”

—— 拿破仑

　　为什么所有的名将都具有攻势的心灵，其理由不仅是因为会战就是战争的战术目标，而且也诚如老毛奇在《对大军指挥官的训令》中所指示的：“攻势知道它所要求的是什么，而守势却经常处于不安的情况中。”换言之，用攻势行动要比守势行动更易于发挥主动精神，它不仅使一位将军能够发展其计划，选定其攻击点，并奇袭对方，而且也更能刺激部队的精神。诚如腓特烈所说的，“征服就是前进”。虽然拿破仑在莱比锡（1813年10月）、拉罗蒂埃（La Rothiere，1814年2月）和阿尔西（Arcis，1814年3月）都曾经被迫采取守势，但他从来不曾一开始就决心打一个防御战。亚历山大也是如此，其一切的攻势战斗都是马到成功的。

　　值得注意的是亚历山大曾经累次变化战术，以击倒对方。对于他相当熟悉的敌人——希腊的佣兵或波斯的骑兵——亚历山大固然是战无不胜的，但是对于其完全不了解的对手，例如锡西厄人、印度山地人或是拥有战象的波鲁斯等，他也同样能够应付自如。在许多次战斗中，从亚历山大能用闪电一样的速度以使自己的行动与新环境相适应的能力上，就可以显示出其战术天才。亚历山大从来不照抄过去的成功，所以他能够累次地获得成功，这也是一个主要原因。 [ 注：孙子说：“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 ]

　　虽然在大会战中，亚历山大总是依赖禁卫骑兵来当做主要的攻势兵器，但是除非他能确定他们的突击是具有决定性时，否则他从不轻易使用。在格拉尼卡斯，因为波斯骑兵的部署错误，所以当其对波斯左翼的佯攻一开始生效时，他就立即冲锋，于是在其余的部队尚未渡河前，会战实际上即己确定胜负了。在伊苏斯会战中，亚历山大首先控制其突击兵力，等到其右侧面上的敌军已经肃清之后，才开始向波斯步兵做正面的冲锋。在阿贝拉，亚历山大首先利用其右侧卫来作一个拉长时间的防御战，这样引诱敌人上当，以为决定性的骑兵冲锋创造有利的机会。等到这个机会来到后，他像闪电一样的抓住了主动权，冲入了波斯正面上的空隙。这种在时机上的配合可以说是尽善尽美，诚如拿破仑所说：“一个会战的命运决定于顷刻之间……当决定性的时机来到了，精神的火花点着了，于是极少量的预备兵力即足以决定胜负。”拿破仑又说：“在会战中，在某一个刹那之间，只要极小的行动即能具有决定性而获得胜利；只要一滴水即足以使船翻过来。”在亚历山大右翼中的最后预备队即为禁卫骑兵，其突击是具有决定性的，但在吉达斯浦会战中，这个突击却是由方阵步兵来担负的。

　　经济与集中的原则

　　“战争的艺术就是要使一个劣势的军队，在其攻击或被攻的点上，能够保持着兵力的优势。”

—— 拿破仑

　　这两个原则彼此间是具有密切的关系，其应用大致说来是受兵力纵深的支配。今天，这个纵深可以达到许多英里，使大量的部队都变成了预备队，因此会战通常都是时间很长的，而应由预备队来决定胜负，所以，兵力的节约（经济）——即预备队的合理使用——是非常重要的。但当所有的部队都集中在战斗正面上，而后方并无预备队时，则所谓兵力的经济就只能限于手中现有的部队；而在亚历山大的时代中，那又是仅限于骑兵与轻步兵，因为一旦交战后，重步兵即不可能作任何的灵活运用。在阿贝拉会战中，亚历山大对其右侧卫兵力的运用即可当做一个极好的例证，可以用来说明这种有限形式的兵力节约：亚历山大巧妙的把轻骑兵一个中队又一个中队地投入到战斗中，以引诱敌人把左翼方面的骑兵主力全数投入，这样才造成那个送命的空隙，而使他们自寻毁灭。在吉达斯浦会战中，也可以找到另一个同样显著的例证：因为大象阻止了亚历山大做其惯例性的骑兵冲锋，所以他才被迫改用方阵去突破敌人的正面。但为了保障其前进的安全起见，又必须先牵制全部的印度骑兵，使其不能从侧面或后方攻击其方阵。在完成这个任务时，亚历山大对于自己的骑兵又曾作最经济巧妙的利用。

　　当克劳塞维茨在说“最大量的部队应尽可能用在决定点上”时，他心中所想的都是拿破仑战争中的战例，当时两军的纵深已经相当可观了。但在古代的会战中，纵深是很少超过100步的，通常即为一个方阵的纵深，那是如此的单薄，只要正面一被突破，通常即变成了碎片，所有的人员也就会转身逃跑了。不过要想突破一个正面，则还是要像拿破仑的时代中一样（今天也还是一样的）必须把优势的兵力用在决定点上——不过这种优势又是质重于量的。亚历山大的办法就是利用优秀的禁卫骑兵，再加上其斜行的前进序列，这种前进的方式使攻势的右翼自动针对着敌方正面上预定进入之点，而他的中央和左翼虽是缩回的，但与敌人的中央和右翼却也还是足够接近的。假如敌人企图压倒亚历山大的左翼，则他必须要使用骑兵，于是也就减少了可以用来阻止亚历山大右翼的骑兵实力。反之，假如他集中骑兵对抗亚历山大的右翼，于是他的右翼就有受到塞萨利骑兵冲击的危险、而他们的数量像禁卫骑兵一样的多，只不过素质稍逊而已。

　　唯一逃避这种矛盾难题的途径就是争取主动，先下手发动攻击。大流士在阿贝拉会战中就是这样的，但他还是被亚历山大运用节约原则所挫败。与主动相配合的，亚历山大的斜行前进序列也使他能集中优势的兵力在决定点上，同时在其发动打击之前，其全军的其余部分实际上都是被控制作为预备队的，这是完全符合节约的原则的。首先是突击，然后再继之以全面的攻击，这也是在1917年康布雷（Cambrai）会战中，由于战车的出现而重新恢复的一种新战术，在第二次大战中，许多战车攻势也都是如此的。

　　奇袭的原则

　　“战争的艺术无他，不过就是扩大对我们有利机会的艺术而已。”

—— 拿破仑

　　依照克劳塞维茨的说法，“奇袭是一切军事行动的基础，毫无例外。”在将军所能运用的一切手段中，这是最足以获得精神或物质优势的。他又说：“若无奇袭，则在决定点上的优势也就是不可以想象的。”但决定点（Decisive Point）又在哪里呢？

　　在整个战争史中，决定点的位置一直都没有变：这就是指挥在其计划中所表达出来的意志，加上其部队在行动中所表达出来的意志。所有的“决定点”（Points of decision）都应与这个最后目标有关，因为它们不过是走向它的踏脚石而已。所以“应在何处去寻找决定点”的问题是不会发生的；而问题却是“如何才能违反敌人的意志，以形成最好的力量优势？”

　　对于这个问题又有两种答案：一、做某些敌人不能预防的事情；二、做某些敌人所不曾预料到的事情。第一种行动是在敌人睁开眼睛的条件下来奇袭他，第二种行动是在敌人闭着眼睛的条件下来奇袭他。在格拉尼卡斯、伊苏斯和阿贝拉三次大会战中，波斯人所受到的都是第一种奇袭，因为他们对于亚历山大的伟大骑兵冲锋毫无对抗的准备。至于在波斯隘口和在吉达斯浦会战中，阿里奥巴尔扎尼斯与波鲁斯却是闭着眼睛的受害者。虽然波斯隘口之战是一种迅速的应急行动，而吉达斯浦会战则是一种有计划的作战，但其基础却是一个共同的因素，那就是使敌人的注意力和意志固定在某一个方向上，然后再从其他的方向上来加以奇袭。在所有这些奇袭行动中，不管其路线为直接和有形的，或为间接和无形的，亚历山大都是首先粉碎敌人的计划，以瘫痪敌人的意志。但必须记住的是在亚历山大那个时代中的战争，一个指挥官的意志要比现在更足以代表其个人的本钱。在今天有参谋部及各级指挥官来分担统帅的责任，在亚历山大的时代中则不是如此。

　　在亚历山大的小战中，更是充满了奇袭的意味，这也是意料中的事，因为这些部落民族虽然擅长狙击与诡计，但因为他们缺乏纪律和害怕权威，却使他们最易于受到奇袭。亚历山大使用巧计来引诱提伯里安人接受会战；出其不意地渡过多瑙河以使盖塔人受到奇袭：用一种会操式的表演使格劳卡斯放松戒备；用出其不意的夜间攻击以来俘获皮仑；趁他们在村落中熟睡时奇袭乌克西亚人；从意想不到的点上，夺回居鲁波利斯；用诱敌之计使锡西厄人进入会战；攀登最险陡的岩壁，以攻占索格地亚岩基；用诈败来引诱艾沙西尼亚人出战；出乎意料之外地越过一个无水的沙漠，来打击马里人。此外，只要可能的话亚历山大总是趁冬季攻击山地部落，因为大雪足以把他们留在村落之中。这些奇袭行动所能产生的兵力节约作用非常的巨大，若非如此，亚历山大的兵力早就不够用了。

　　领袖

　　现代的会战是如此巨大，如此复杂，如此必须依赖预备队的运用，所以一位统帅已经不再能亲率军队直接参加战斗，他只能从组织极为宏大的总部中去指导战争，这个总部也许位于战线的后方一百里以外。因此对于人员的领导，势必要托付给那些低级的军官。

　　在古代的会战中，将军与尉官是立于一线之上的，所以统帅的个人领导也就非常重要。当亚历山大在战场上的时候，他对于他的军队在思想与战斗上都同样是头脑。在战斗中，他毫无疑问的是能够以身作则的，他的英勇超出了常人的水准之上；在行军时他也与士卒同甘苦，在围城战中他也和部下一同工作。只要他出现时士兵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使他们产生一种神秘的信念，并且使他们相信他是无所不敢和无所不能的。诚如德尔斐的女巫所说的，他是“无敌的”。在以前各章中有许多例证，在这里，我们所要讨论的就只是限于他如何获得军官的忠诚和士兵的爱戴——这不过是其领导能力之一方面而已。

　　马其顿的军队不易领导，尤其是因为在菲利普的领导下，马其顿军队已经赢得了威望，于是使军官们依照年龄分成了两大类：年长的为菲利普时代的宿将，也分享了他的成功；年少的都是亚历山大儿时的伙伴，在战争开始时尚无赫赫的战功。这样就产生了帕尔米尼奥派和亚历山大派。前者为头脑硬化的菲利普主义者，后者则为思想开明的亚历山大主义者。这些人像赫菲斯提翁、尼尔巧斯、托勒密等，都是亚历山大的童年游伴。因为受了马其顿王国宪法的影响，要想消灭妒忌心是很困难的，这个王国还是属于一种部落民族的典型。国王只是马其顿各部落的世袭军事领袖。他受到武装人民（陆军）大会的承认，但是他的权力却受到其他“酋长”的限制，那些人都是贵族的领袖，也都是他的亲友。依照马其顿的习惯，重罪 [ 注：例如暗杀或谋反等 ] 的审判权不是操在国王和其内阁手中，而是应交给军队公审的，例如费罗塔斯的案件。所以亚历山大虽然是一位专制帝王，但却并不能为所欲为。

　　尽管他的权力受到这种限制，亚历山大对于部下却是信任的，他很少对任何人存有疑忌的心理。在埃及时，就有人告诉他费罗塔斯有谋叛的阴谋，因为他们之间有长久的友谊，所以亚历山大根本不相信这是可能的。当厄菲阿尔忒斯（Ephialtes）和希沙斯（Qissus）来告诉他，哈尔巴拉斯已经贪污了5000台仑，他把他们两人下狱，因为他不相信儿时的朋友哈尔巴拉斯会对他不忠。亚历山大对于一切部下都非常的宽厚，不惜以高官厚爵来奖赏他们，所以他的母亲认为他太善良，已经使他的将军与他自己居于平等的地位了。但是无论在什么时候，亚历山大却还是他们的主人。在印度有一次克拉提拉斯与赫菲斯提翁发生了争吵。亚历山大首先公开地把赫菲斯提翁痛骂了一顿，说他是蠢蛋，不知道若无自己的宠信，则他将是一钱不值。接着又秘密地把克拉提拉斯痛斥了一顿。“然后再把他们叫在一起，给他们讲和，要他们宣誓言归于好。他说他爱他们有过于其他一切的人；但他若听到他们之间再有吵架的事情发生，那他就会将他们一同处死，或至少是将那个开始吵闹的人处死。” [ 注：见普鲁塔克的记载。 ]

　　这绝不是一种空言的威胁，因为任何有损其权威的行为都是亚历山大绝不能忍受的。普鲁塔克曾经说过：“有一次，亚历山大的一位挚友，一个叫做米南德尔（Menander）的人，奉命指挥一个留守部队，但米南德尔却不愿意留在那里，于是亚历山大就立刻下令将他处死。”在亚历山大统治晚期，有一次在巴比伦，当安提帕特的儿子卡桑德（Cassander）看见波斯人向亚历山大顿首时，不禁出声大笑，于是亚历山大勃然大怒，用双手将卡桑德的头发抓起，将他的头在墙上猛撞。

　　据说，卡桑德经过了这次教训，对亚历山大产生了一种极大的恐怖心理，许多年后，当卡桑德已是马其顿的国王和希腊的主人，有一次他在德尔斐神庙中瞻仰那些神像，突然间他好像看到了亚历山大的一个影子，于是他立即浑身发抖，历久不能恢复。 [ 注：见普鲁塔克的记载。卡桑德也并非常人，他曾经重建底比斯城，又建立了卡桑德里亚（Cassandreia）和提萨隆尼加（Thessalonica，即今之萨罗尼卡），他曾经杀死亚历山大的母亲和遗孀，并且在亚里士多德学派中有许多朋友。 ]

　　不管是战场上或是在军营中，群臣诸将都受到亚历山大的支配。由于亚历山大的性格与天才，他赢得了马其顿人的信仰与爱戴，其中有许多也都是非常杰出的人才，像卡桑德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应当知道马其顿人本是一种半野蛮的民族，国王中有不少人都是丧命在匕首之下，可是尽管亚历山大的亲波斯政策曾经使菲利普的旧人们深感不满，但他却能贯彻其征服事业，而并未受到影响。

　　对于他的部下，亚历山大不仅是他们的国王，而且也是他们的战友。他们对于他的爱戴与依赖可以从阿里安的记载中发现。在突击马里卫城时，亚历山大负了重伤，他的英勇加上其部下的犹豫不前，使他的部下有了一种愤怒和愧疚的自责。所以他们才对不幸的马里人与阿克德拉卡人玉石不分地加以屠杀。当营中谣传说亚历山大已经伤重殒命时，他们立即感到极端恐惧与失望。周围到处分布着好战的民族，若没有他的领导，则他们如何能希望返回故土呢？接着又有流传说亚历山大还活着，可是他们已经是如此沮丧，以至于都不敢相信。所以一等伤势许可后，亚历山大就命令士兵把他抬到一艘船上，向两岸营地之间驶去。但是他的部下还不相信他是活着的，一直等到他把手举起来与他们打招呼后，他们才开始欢声雷动。亚历山大被抬上岸并送上他的马背，等到他在御营之前下马时，他的部下看见他还能走路，于是大家都一拥上前，有的人摸他的身体，有的人摸他的脚，有的人仅只摸到了他的衣服，更有人只能到附近去看他一眼。他们都为亚历山大祝福，也有些人向他献花。

　　他们之所以对亚历山大是如此爱戴，这不仅仅只是崇拜英雄而己，更因为他经常关心他们的福利与幸福，而且也了解如何打动他们的心弦。在会战之前，亚历山大会骑马走到行列之中，高声喊叫他们的姓名，不仅是将领们，而且还有那些在过去立有战功的士兵。这个时候呼唤勇士的姓名，也就会使一切听到这种呼唤的人都有触电之感。在会战之后，亚历山大对于负伤的人予以最好的照料，这也足以赢得一切人员的爱戴。亚历山大还会把所有死者的遗体集中在一起，然后举行一种备极哀荣的军事丧礼，全军都要盛装参加。他会亲自为这些死者祈祷，对于他们的英勇事迹总是颂扬备至，他的措辞极为得体，使得大家极为感动。在长期停顿或大捷之后，亚历山大又会举行运动大会或其他的庆祝节目，使军人的活力有所发泄，并庆祝他们的伟大成功。

　　使他的部下最感动的，就是亚历山大对他们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的仁慈，例如在攻克了哈里卡纳苏斯后，他就把那些新婚的人在冬季时送回去与眷属团聚；当他把塞萨利人从埃克巴塔那送回国去的时候，他也给予他们以极好的照料；在阿皮士的大团结之后，他不仅对于遣返的老兵们给予极优厚的犒赏，而且也命令那些遗属们也应享受其亡父的分内赏金。

　　 亚历山大从不要求部下做他自己所不愿意做的事情。当他出发向印度行军前，他发现军中的辎重中塞满了私人的赃物，于是他命令首先将自己车辆内不必要的物件焚毁，然后才要求其将领。同时亚历山大总是把部下的需要放在自己的前面。在通过吉德罗西亚的行军中，他为了以身作则起见，也亲自率领步兵，当他感觉口渴时，某些轻步兵在一个水穴发现有一点水，就赶紧用一个头盔装着，将其献与国王。亚历山大接受之后，首先向那些献水的人致谢，然后在其全部人员的眼前，将水倒在地上。这一个行动使全军都为之感动，这无异于每个人都饮了亚历山大所倒出来的水一样。这不仅表示他有惊人的忍耐力，而且可以说明他是如何善于争取人心。 [ 注：见阿里安的记载。 ]

　　像这一类的小事都足以使部下与亚历山大自己之间产生一种无形和不会破裂的精神联系。亚历山大把他的大无畏精神灌注在他们的身上，在他的领导之下，他们不惜涉险犯难，向天涯海角勇敢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