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言
作者：修昔底德·古希腊
出自————《战争通史》
一、关于修昔底德的生平
古代希腊历史中，有两次巨大的战争：第一次是公元前500－449年的希波战争 [ 译者注：希波战争在公元前479年基本上结束了，以后希腊人转入进攻阶段，至公元449年希腊与波斯才正式订立和约。 ] ，第二次是公元前431－404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在第一次战争中，希腊人联合起来，英勇地击退了波斯的侵略军队，这是正义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希腊人使小亚细亚的希腊城市脱离了波斯的羁绊，打通了达到黑海沿岸的道路，在那里取得了原料、奴隶和市场，为其高度的文化发展提供了经济的条件，这一时期是希腊奴隶社会欣欣向荣、向上发展的阶段。关于这次战争的史迹，有希罗多德史诗一般的著作《历史》传于后世(他的著作只记载至公元前478年雅典人攻陷塞斯都斯时为止)。第二次战争，即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希腊历史的转折点，希腊奴隶社会开始由繁荣走向衰落。这次战争，无论对雅典或斯巴达任何一方说来，都是非正义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希腊奴隶社会所固有的一切矛盾——奴隶与奴隶主间，自由民各阶层(民主党与贵族党)间，两个同盟集团间，盟主国与同盟国间的一切矛盾——都暴露出来了。关于这次战争的史迹，有杰出的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传于后世(他的著作只记载到公元前411年为止)。
关于修昔底德的生平，除从他本人的著作中所能找到的材料外，我们知道得很少。和他同时代的作家几乎没有人提到过他。公元前一世纪以后，希腊、罗马的作家提到他的也只有一些片断的记载。第一个给他写传记的人马赛林那斯已经是五世纪的人了。近代编纂修昔底德的著作的人，总是把他写的《修昔底德传》放在著作的前面。但是他所根据的材料只是修昔底德本人的著作以及他的前人关于这部著作的注释。因此，他所得的结论大部分出自猜测，有许多是自相矛盾的。另外还有一部传记，我们既不知道作者的姓名，也不知道成书的年代，它所供给我们的材料也不多。
首先谈谈修昔底德的出生年代。关于他出生的年代，我们没有完全可靠的资料。我们推算他出生年代的根据有三：(一)他开始著作本书时的年龄；(二)公元前424年他担任将军职务时的年龄；(三)他的著作终止时的年龄。罗马尼禄皇帝时代一个女作家旁菲拉说，在战争爆发之初，哈兰尼卡斯 [ 注：列斯堡的散文历史编纂家。 ] 年六十五，希罗多德年五十三，修昔底德年四十。 [ 注：奥拉斯·泽力阿斯：《亚狄迦之夜》XV．2引用。 ] 她的推算是根据修昔底德自己的记载。他说，在战争爆发之初，他就已经开始写这部历史， [ 注：第2页。(指本书页数，下同。) ] 当时他的年龄已相当大，能够懂得事物发展的意义了。所以他已是壮年。根据这个推算，他大约出生于公元前472年。 [ 注：阿坡罗多拉斯推算他出生于公元前470年。《牛津古典辞典》推算他出生于公元前460－455年之间。 ] 如果这个推算正确的话，那么他死的时候，一定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但根据他自己的叙述，他回国时似乎还没有达到高龄，马赛林那斯说他死时也不过五十多岁。
他于公元前424年担任将军职务，这是一个可靠的年代。依照雅典法律上的规定，必年满三十者才能担任这个职务。 [ 注：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Ⅳ．3－4，中译本第7页。 ] 根据这一点推算，他的出生最迟应在公元前455年或以前不远，他回国时不过五十多岁，他死时也不到六十岁。
其次关于他的亲属关系。他自己称他是“奥罗拉斯的儿子”。此外，他没有谈到任何其他的事了。普鲁塔克说：“米太雅德的儿子赛蒙的母亲是色雷斯国王奥罗拉斯的女儿赫泽息帕尔，正如阿基拉斯和美兰梯阿斯给米太雅德本人所写的诗歌中所说的一样；史学家修昔底德和赛蒙的家族有亲戚关系，所以他的父亲也名叫奥罗拉斯。奥罗拉斯袭用其祖先的名字，在色雷斯占有金矿。” [ 注：普鲁塔克：《赛蒙传》Ⅳ。 ] 他又说：“他(指修昔底德——笔者)的遗体运回亚狄迦，墓碑在赛蒙的妹妹厄尔品尼克墓的旁边，和赛蒙家族的墓碑在一起。但是修昔底德是阿利摩斯得莫人，而米太雅德的家族是雷克亚底得莫人。”
这种说法是值得怀疑的。单凭修昔底德的父亲的名字和赛蒙的外祖父的名字相同，不能证明他们两人之间一定有亲属的关系。并且修昔底德既当选为将军，他自己又常正式称为“奥罗拉斯的儿子”，他们父子都是雅典的公民，是没有问题的。依照公元前451年公民法的规定，必须是父母双方都是雅典公民，才能够取得公民权。如果他的父亲是色雷斯人，则他不能取得公民权，更不能当选为将军了。
关于修昔底德葬在赛蒙的祖先墓地里的事也是传闻之讹，本文在后面要详细谈到这事。 [ 注：译序第14－15页。 ]
修昔底德自己说到，他在色雷斯占有金矿，对当地的居民有很大的势力，这些金矿当然是在雅典殖民地之内。他怎样取得这些金矿的，我们不知道。马赛林那斯说：这些金矿是因为他和斯加普特－亥尔的一个女继承人结婚而取得的。 [ 注：贝克：《修昔底德》，1．10．4． ] 但是没有其他证据可以充分证实这件事情。
马赛林那斯又说到修昔底德和庇西斯特拉图有亲属关系。 [ 注：贝克：《修昔底德》I．4．4；本书第462页注。 ] 这个推测之产生是因为修昔底德对于希帕库斯被刺的事特别威到兴趣，不惜两次用很大的篇幅来叙述这件事情，同时他说他得到这些消息的来源比别人可靠些。实则这个证据是很不充分的。
他的童年生活，我们一点也不知道。马赛林那斯说到一个故事：修昔底德在童年时代，听到希罗多德在奥林匹亚朗诵他的历史著作的时候，感动流涕。希罗多德看见这个情况时，对修昔底德的父亲说：“奥罗拉斯，你的儿子深受到求知欲的感动。” [ 注：贝克：《修昔底德》I．8．11。 ] 这个故事也很可能是因为修昔底德对于希罗多德的著作很熟悉而想象出来的。实则修昔底德对于希罗多德的著作很熟悉，不一定是因为他在童年时代听到过他的朗诵。如果这个故事是真的话，琉细安说到希罗多德在奥林匹亚的朗诵感动人很深的时候，就不会不说到这段故事的。并且如果承认旁菲拉所说关于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年龄是准确的话，则希罗多德在奥林匹亚朗诵的时候，修昔底德已经不是童年了。
从公元前431年战争爆发时起，到公元前424年他任将军时为止，他在这一段时间内的生活，我们也一点不知道。他自己说，在这些年代中他已经从事于搜集材料，以编写这次战争的历史。在这七年中，他可能全部时间，或者至少一部分时间是住在雅典的。他很清楚地说到，当公元前430年雅典发生瘟疫的时候，他自己得了这种病，他也看见别的人患着这种病时所受的痛苦，而当时这种瘟疫在别的地方似乎很少流行。他又说到，他有机会看到交战双方的行动；又说道，他的著作中所载的演说辞，有些是他亲自听到的，尤其是伯里克利的演说，他一定是多次听到过的。这只有住在雅典才有可能。在这些年代中，他可能有时候住在色雷斯，经营他的金矿。
他当选为将军的任期是公元前424－423年。在此以前，他可能参加过一些海军和陆军的战役，否则他不会一下就取得这样高的位置的；但是他具体参加过那些战役，是很难确定了。将军的选举是在四月或五月中举行的；他的就职是在七月或八月中。在这一段时期内，他一定是在雅典的。
公元前424－423年的冬季，当伯拉西达袭击安菲玻里城的时候，他正指挥七条雅典战舰驻扎在塔索斯。驻守安菲玻里城的雅典将军攸克利求援于他，他驶往援救；他虽然打败了伯拉西达的军队，救了爱昂，但是他终于没有来得及挽救安菲玻里。安菲玻里的失陷，主要是由于攸克利的疏忽，但是他后来并没有受到处罚，而修昔底德却因此遭到放逐。修昔底德本人对于此事没有作任何辩护。马赛林那斯说，修昔底德是由克里昂的建议，以叛逆的罪名而被放逐的。 [ 注：马赛林那斯，46，55。 ] 当时是克里昂最有势力的时候，而且克里昂对安菲玻里的陷落十分愤恨，他提议放逐修昔底德是很有可能的。
从他被放逐到他回国这一段时期内他的生活，我们也完全不知道。唯一可靠的事实是公元前404年以后不久，他回到雅典了；这一点不但他自己的话可以证明，并且他的著作中有许多回国后修订的痕迹，例如他记载了公元前404年雅典及比雷埃夫斯的城墙的被拆毁，这只有他回到雅典后才可以作得到的。此外其他的事情都是由著作中推测得来的。他自己说到，在这段时期中，他有更多的闲暇来编写他的历史著作，他更有机会得到伯罗奔尼撒方面的消息。事实上也是这样的，自从他被放逐以后，他和雅典断绝了联系，他编写历史的材料主要来自伯罗奔尼撤。
马赛林那斯说，修昔底德在被放逐的时期中，一部分时间是住在色雷斯的斯加普特－亥尔编写他的历史著作。 [ 注：马赛林那斯，贝克，I．10．4。 ] 这是可能的，因为尼西阿斯和约订立后，安菲玻里并未交还雅典，他住在那里是安全的；假若他住在雅典势力范围内的一个地方，他随时有被逮捕的危险，因为他的被放逐，不是因为普通的疏忽职务之罪，而是叛逆罪。在这个地方，他可能认识了伯拉西达，因为在他的著作中，他不但对于伯拉西达极其崇拜(其崇拜的程度仅次于伯里克利)，花了很多篇幅来描写他的才能，并且他知道伯拉西达许多内幕的事；如果他和伯拉西达没有交谊，他是不可能知道的。
此外，他一定经常在伯罗奔尼撒各地以及西西里游历，尤其注意视察那些曾经发生过重大战役的地方。雅典和亚哥斯、门丁尼亚以及伊利斯所订条约的内容，可能是他从奥林匹亚石柱上的铭刻抄下来的，现在从地下发掘出来的碑文和他著作中的记载基本上是相同的，只在文字上略加修改而已。关于门丁尼亚之役的材料完全是从伯罗奔尼撒人方面得来的。他一定到过西西里，否则在描述西西里诸战役时，他对于西西里的地形不会如此熟悉；关于雅典人在西西里惨败的情况，他是从雅典的俘虏口中得来的。
他自己说，他过了二十年的流亡生活才回到雅典来。如果真的是二十年的话，他的回国是在公元前403年。波桑尼阿斯说：“奥诺比阿斯对奥罗拉斯的儿子修昔底德作了一件好事，因为他使召回修昔底德的特别命令得到通过”(奥诺比阿斯就是那位守安菲玻里城的攸克利将军的儿子)。 [ 注：波桑尼阿斯，I．23．9。 ] 如果他被放逐的罪名不很严重的话，他应当在公元前404年雅典投降莱山得后的普赦之后就可以回雅典；但是他被放逐的原因是叛逆罪，所以需要一个特别命令。
修昔底德回到雅典之后多久才死呢？死在什么地方？怎样死的？葬在什么地方？关于这些问题，众说纷纭。波桑尼阿斯说：“修昔底德在归国途中遇刺身死。” [ 注：波桑尼阿斯，I．23．9。 ] 这个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因为从他的著作的修改情况来看，他一定是回到雅典，经过一个短时期之后才死的，在上面已经说过，修昔底德提到雅典和比雷埃夫斯城墙的被拆毁。他在晚年至少有一部分时间是住在色雷斯，因为在他的著作中他提到安菲玻里城塞建筑的改变。传说他晚年住在马其顿王阿基拉斯的宫廷里，并且死在马其顿；这是因为他在他的著作中对于阿基拉斯有详细的叙述而引起的推测。但是他既住在安菲玻里附近，这些事情不是一定要住在马其顿宫廷里才能知道的。所以这个传说是不可靠的。
关于修昔底德死亡的地点，马赛林那斯的说法前后也不一致。他时而说，修昔底德死于色雷斯， [ 注：贝克，I．39，8和I．1．9。 ] 又说，他死在他流亡时所居的地方， [ 注：贝克，I．5．6。 ] 意思也是指色雷斯；但是他又说：根据狄狄马斯从琐皮罗斯那里得来的消息，修昔底德从放逐归来后，在雅典遇刺身死。 [ 注：贝克，I．15．6。 ] 至于泰米阿斯说修昔底德死在意大利，并且埋葬在那里的说法，他认为是不正确的。 [ 注：贝克，I．25．6。 ] 普鲁塔克说，修昔底德死于色雷斯的斯加普特－亥尔。大体上说来，修昔底德死于色雷斯一说是比较可靠的。
古代的作家，如波桑尼阿斯、普鲁塔克、马赛林那斯等都说他是遇刺身死的，这个传说大概是因为他的著作突然中止而猜想出来的。
所有古代的作家都没有说到他死亡的确实年代。从他的著作中可以推想他在回雅典之后不久就死亡了。在他的著作中，他所提到公元前404年以后的事情是马其顿王阿基拉斯的改革，阿基拉斯死于公元前399年。修昔底德的死亡可能在公元前399年之后不久，至迟不会过公元前396年，因为那一年以后发生的事情他完全不知道了。例如他提到公元前425年埃特纳火山爆发的时候说，“这是五十年以来第一次火山爆发”，这证明他不知道公元前395年所发生的一次火山爆发。 [ 注：这次火山爆发，见戴奥多鲁斯，XIV．49。 ] 公元前393年雅典人在科浓领导之下，恢复海军势力，重筑雅典城墙的事，他也不知道。如果他出生于公元前455年，而死于公元前399年或396年的话，他的寿年是五十五岁或五十八岁，这和马赛林那斯说他死时年五十多岁的说法是相符合的。
他死后埋葬在什么地方，这也是一个没有弄清的问题。许多古代作家肯定地说他是葬在雅典。普鲁塔克说他葬在赛蒙家族的墓地里，前面已经说到了。波桑尼阿斯也说，他在回雅典途中遇刺，“他的坟墓在离麦利提亚门不远的地方”。 [ 注：波桑尼阿斯，I．23．9。 ] 马赛林那斯也说：“所谓赛蒙家族的墓地是在科伊利的麦利提亚门附近，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坟墓也在那里。” [ 注：贝克，I．30．3。 ] 因此他得出修昔底德和赛蒙有亲属关系的结论。但是史学家希罗多德是死在南意的条立爱，并且葬在那里的，为什么他的坟墓又到了这里呢？在另外一个地方，马赛林那斯又说：“有些人说他死在他流放的地方，他在雅典的坟墓只是一个衣冠墓，”“因为墓上有一个桅杆，这是习惯上那些不幸死于海外，而没有埋葬在雅典的人的衣冠墓的标识。” [ 注：贝克，I．5．6。 ] 后来他在他写的传记上又很具体地谈到修昔底德的坟墓：“依照安替拉斯所说的，他的坟墓在城门附近亚狄迦一个叫做‘圣地’的地方；安替拉斯有丰富的历史知识，而且善于解释历史，所以是一个可信的见证人。他说，‘圣地’上有一个石柱，柱上有这样的铭刻：‘奥罗拉斯的儿子修昔底德，阿利摩斯得莫人。’有些人还在后面加了几个字：‘安葬于此。’但是我们说，这些添加的字样是捏造的和窜改的，因为铭刻上并没有‘安葬’等字样。” [ 注：贝克，I．18．11。 ]
从上面一些引证看来，我们知道，关于修昔底德的葬地的传说是多么纷歧。上述的一个传说说到修昔底德有这样的一个坟墓在雅典，似乎证据很确实，所以有些权威学者也信以为真了。但是仔细研究起来，这个证据是很不可靠的，事实上都出自一个来源，而这个来源是可疑的。这些作家都是从公元前二世纪地理学家波利蒙的著作《雅典卫城的周围》一书中得到他们的资料，马赛林那斯曾两次引用这本书 [ 注：贝克，I．2．4；I．33．5。 ] ：第一次引用这本书作为证据，说明修昔底德的坟墓是在麦利提亚门附近的“圣地”，和赛蒙家族的坟墓在一起；第二次是提到有许多历史上知名的人的名字都叫作修昔底德。所以麦利提亚门附近可能有一个名叫修昔底德的人的坟墓，但不一定是史学家修昔底德的坟墓。不错，雅典有一种风俗，为那些不幸淹死在海中的人所作的衣冠墓上有一个桅杆作为标识，但是这种风俗是修昔底德死后百年才有的，这是波利蒙时代的风俗，而不是修昔底德时代的风俗。所以修昔底德埋葬在雅典的说法是虚构的；他的坟墓究竟在那里，我们一点也不知道。
关于修昔底德的生平，我们所知道的只有上述的一些。关于他的传说大部分是不可靠的。
二、关于修昔底德的著作
修昔底德的著作是世界历史文库中少有的一部著作。但是他死后三百多年中古代作家很少提到过他。公元二世纪中叶的罗马作家琉细安说到，希腊最伟大的雄辩家德谟斯提尼曾经抄写过修昔底德的著作八遍， [ 注：琉细安：《反对无知》。 ] 但是这个传说在德谟斯提尼本人的著作中找不出根据。传说，修昔底德死时，他未完成的遗稿由他的女儿保存，后来交给一个人去编订，有人说是交给色诺芬。三世纪的戴奥真尼·雷欧息阿斯说：“他(指色诺芬——笔者)秘密地取得修昔底德的著作，想自己出版，因为这部著作以前还没有人知道。” [ 注：戴奥真尼，Ⅱ.Ⅴ.13。 ] 人们认为当时代的人，以历史知识和军事知识而论，没有人比色诺芬更适宜于编订修昔底德的著作，因此产生了这个传说。修昔底德的著作写至公元前411年为止，是一部未完的作品。后来有三个作家继续修昔底德的著作：色诺芬继续写到公元前362年止；开俄斯人提奥彭帕斯继续写到公元前394年止，其著作仅有片断遗存至今；雅典人克刺替帕斯继续至公元前394年止。 [ 注：1906年在埃及发现一部希腊史残稿，经专家考订，有人认为是提奥彭帕斯的作品，有人认为是克刺替帕斯的作品，现收录在牛津文献丛书(Oxford text Series)中。 ] 但是这三个人的作品都不能和修昔底德的原著相比。公元前四世纪史学家非利斯都在他的《西西里史》中，不仅模仿修昔底德的风格，并且采用了他的一部分材料。亚里士多德虽然没有提到修昔底德的名字，但是在他的《雅典政制》一书中，他叙述哈摩狄阿斯和阿利斯托斋吞的故事以及“四百人”寡头政治的时候，除有几处略加修改外，几乎完全用了修昔底德的文字。由此看来，修昔底德的著作是存在的，只是没有引起当时的重视。
修昔底德的著作湮没了几百年后，直到罗马共和国末年及帝国初年才又流行起来。共和末年的史学家萨拉斯特模仿修昔底德的作品。公元一世纪的罗马修辞学家昆体良经常称赞修昔底德的文章紧凑、简洁、生动，可见他对于修昔底德的作品是很欣赏的。但是到公元二世纪以后，一般人都不能欣赏修昔底德的作品，而把希罗多德放在他之上，模仿希罗多德的文体和语言成为一时风尚了。
修昔底德的著作，在他死后三百多年湮没无闻，至公元前一世纪曾风行一时，至公元二世纪以后又不为人所注意了，这是什么原因？我们只能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学术风气和修昔底德的著作本身中去寻找原因。
从公元前六世纪起，希腊奴隶社会欣欣向荣。工商业奴隶主阶级一方面与旧贵族作斗争，建立奴隶主民主政治；一方面与自然作斗争，自然哲学发展起来了。马克思曾指出，“希腊的内部极盛时期是伯利克里时代”。 [ 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13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 在这时期里，哲学方面，从恩培多克勒的四元素论和阿拉克萨哥拉的种子论发展到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打击了神创造万物的宗教世界观，使朴素唯物论哲学发展起来了；哲人派思想家教导雅典人对于一切旧的传统观念重新估价，研究思维的法则和表达思维的方式，注意逻辑和修辞，对自然现象作更深刻的研究，否认神的存在，甚至怀疑到奴隶制度的合理性。在文学方面，伟大的悲剧家歌颂民主政治，批判邪恶的神。例如幼里披底在《伊菲庚尼》一剧中，当阿伽门农把自己的女儿作为牺牲，献给神的时候，舞台上的合唱队却唱着：
“可敬的公主，你的灵魂是崇高的，而她们——女神和命运是邪恶。”
他们歌颂人的力量，如在索福克利的《安提峨》一剧中合唱队唱着：
“世界上有许多力量，
但是自然中没有什么比人类更为有力。”
这一切都是奴隶社会上升时期的反映。
修昔底德正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养育出来的，他的思想受当时社会趋势和学术潮流的影响。他把自然哲学家和哲人派思想家的研究方法应用到他的历史著作中。他批判传说和迷信，相信人的力量。他通过伯里克利的口说出：“人是第一重要的，其它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尼西阿斯也这样鼓励他的士兵：“建立城市的是人，而不是那些没有人的城墙和船舰。”当然他们所谓人，只是奴隶除外的自由民而已。在他的整个著作中以及著作里的演说辞中都有严密的逻辑性。在文字风格上，组织严谨，常用一个字代替一句，一句代替一段的意思，所以他的文字有时达到晦涩的程度。起初，有些校勘的人总以为这是由于抄本上的文字有讹误或错乱的缘故。但是后来在埃及发现了公元一世纪的草纸文书，其中保存有修昔底德第四卷的片断，和现在传下来版本上的文字基本上是相同的。 [ 注：格兰狄，前书，第48－50页。 ] 修昔底德的著作是要用脑筋去思索而不是用耳朵去欣赏的。他自己就说过：“我这部历史著作，很可能读起来不能引人入胜，因为书中缺少虚构的故事。”
从公元前四世纪起，直到希腊化时代，希腊世界的社会经济起了重大的变化。作为奴隶主民主政治基础的自由民大都破产，无产者人数增加，他们的出路不是变为奴隶，就是去当雇佣兵。这个变化反映在政治上，就是奴隶主民主政治的衰落，奴隶主贵族政治的抬头，最后走向君主政治的道路；在哲学上，反映在唯物论哲学的衰落，唯心论哲学的抬头，哲学家所考虑的问题，不是怎样和自然作斗争、和反动阶级作斗争的问题，而是怎么维持个人幸福和心灵安宁的问题，这是阶级斗争日趋激烈、奴隶社会日趋没落的一种反映，因此宗教迷信普遍流行，奴隶主追求耳目之娱，不喜欢需要深思熟虑的作品。在文艺方面，缺少和现实作斗争的内容，只利用辞藻的装饰，博学的炫耀，情节的离奇可笑，以满足奴隶主阶级厌恶现实斗争与享乐生活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修昔底德的著作不为人所重视，是不足奇怪的。
罗马共和末年和帝国初年是古代奴隶社会的全盛时期，同时也是阶级斗争最激烈的时期。所以在这个时期中出现了许多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卢克莱茨的《物性论》，无论在哲学上、科学上和文学上都是杰作。西塞罗的演说辞和维吉尔的诗歌，虽然已有偏重辞藻的倾向，但是还是和现实斗争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在这个时期中，修昔底德的著作又风行起来了。但罗马帝国的成立即是奴隶主军事独裁的确立，社会运动暂时处于低潮；在共和末年作为政治斗争有力的工具的雄辩术，至此已无用武之地而趋于衰落。至二世纪时，整个西方奴隶社会开始走向衰亡。在哲学上，为统治阶级服务、只强调服从的斯多噶派哲学流行，为基督教的兴起开辟道路；在文学上，以迷信怪诞为内容，词藻修饰为形式的散文(例如阿普列乌斯的《金驴》)流行。在这个时期，一般人喜欢希罗多德的著作而不喜欢修昔底德的著作也是不足怪的。但是一些比较进步的作家还是受修昔底德的影响的，例如杰出的史学家塔西佗和阿庇安常常模仿修昔底德，杰出的诗人琉细安也常称赞他。
在漫长的中世纪时期中，修昔底德也和其它许多古典时代的希腊罗马作家一样，不为人所知。直到文艺复兴时代，新兴资产阶级的学者为寻找反抗封建主义的精神武器，才恢复了古典希腊罗马哲学、文学、艺术的研究。十七、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学者对于修昔底德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校勘和翻译的工作。
但是资产阶级学者是不可能了解修昔底德的著作的。他们只忙于文字的校勘，“莫须有”事实的考证，文笔优美的欣赏，尤其歪曲修昔底德的著作，以为其臭名远扬的客观主义作宣传，诡称修昔底德“是没有偏见的；如果不是他自己经常提到‘雅典人修昔底德’的话，天真的读者有时会诧异他是那一国的人”。 [ 注：参阅斯密司译本第Ⅰ卷，导言，第18页。 ] 他们的用意很明显，是想引诱读者沉湎于繁琐的考证，文字的欣赏，而忽视修昔底德著作中所反映的奴隶社会中各阶级、阶层间的斗争。真正伟大的历史家，如果依照社会发展的本来面貌叙述历史的话，多少会反映出社会中的阶级斗争。读者从这些历史著作中受到教育，知道过去奴隶主都是被奴隶革命打倒而退出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和奴隶主一样，同是剥削阶级，他们也不会逃脱这个命运。资产阶级及其御用的学者最害怕这一点，所以千方百计地想使读者看不见优秀古典著作中所反映的阶级斗争，妄想使其本阶级永远保存下去。修昔底德热爱自己的祖国和祖国的民主政治；对于国内少数野心家不顾国内遭遇强大敌人的侵扰而去从事西西里远征，他给予沉痛的批判；对于阴谋推翻民主政治的寡头政变，他没有给予同情；对于出卖祖国利益，利用替萨斐尼来讹诈雅典人，又利用雅典人以讹诈替萨斐尼的亚西比德，给予无情的谴责。而资产阶级的御用学者却歪曲修昔底德，说他客观到那种程度，甚至敌我不分。他们目的是很清楚的，是想利用反动的世界主义来消除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以便接受他们的统治。
反动的资产阶级学者是不可能、也不愿意真正了解古典作品的伟大意义。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才能把古典作品放在它应有的地位。修昔底德的著作有较高的科学性和艺术性，而且两者是结合在一起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很重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在他们的著作中曾多次引述过此书， [ 注：例如，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04页注79，第405页注80(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第176，181，183，184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10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都曾引述此书。 ] 并且说，这是“令人感到新鲜”的书。 [ 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O卷第602页，《马克思致费迪南德·拉萨尔》，1861．5．29(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
修昔底德是第一个注意到经济因素对历史发展影响的史学家。在第一卷第一章 [ 注：依照本书的分章，不是传统的章节。 ] 中，他叙述早期希腊的历史时，他说：在早期希腊，尚无定居的人民，只有一系列的移民，人民无积蓄。后来有了积蓄，人民开始过定居生活。商业发展，出现了城市——最初的城市只是一些没有设防的村落而已。航海技术逐渐改进，海上贸易因而发展起来了，海军为保护商业、增加财富的有力工具。他说到过去希腊人有过随身携带武器的风俗，这是古代劫掠到处流行的遗迹，后来“蛮族”中还有这种风俗流行。这意味着各族人民都经历过类似的社会发展阶段。他说，在特洛伊战争时期，希腊人还没有一个共同的名称，只有各部落的名称。共同的名称是后来由于经济的发展，各族采取联合行动之后才产生的。他说到西部希腊有许多部落还没有国王，以及提修斯统一亚狄迦的情况。修昔底德的叙述大体上符合部落发展到部族，氏族社会发展到国家的过程的。
修昔底德是第一个尝试揭露历史事件发展中的真正因果关系的史学家，尽管他的尝试是不会、也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可以看出，他比他同时代的历史学家要高出一头，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把他和希罗多德来比较一下。希罗多德说明希波战争发生的原因是由于：“希腊人从异邦人那里劫走了一个妇女，异邦人从希腊人那里劫走一个妇女，希腊人又从异邦人那里劫走了一个妇女。” [ 注：希罗多德，中译本，第164；167－168页。 ] 很有趣的，阿里斯多芬在《阿卡奈人》一剧中，说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因为一些年轻人喝醉了酒，抢来了麦加拉人西迈塔的妓女。麦加拉人反过来抢劫了阿斯帕西亚的两个妓女。“为了三个娼妇，战火就在全希腊烧起来了。” [ 注：《阿里斯多芬喜剧集》，中译本，第30页。按阿斯帕西亚是伯里克利的情妇。 ] 可是修昔底德不这样简单地把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归之于某种偶然事件上，而力图寻找更为深刻的原因。他说明伯罗奔尼撒战争发生的原因，是由于长期来雅典势力的增长，引起斯巴达的嫉妒以及科林斯和麦加拉的恐惧，而科西拉事件和波提狄亚事件只是战争的借口而已。显然，修昔底德对战争原因的分析，要比希罗多德和阿里斯多芬深刻得多。不过，修昔底德也仍然没有摆脱古代历史学家的共同缺点，就是对命运的信仰，认为人类无力抗拒变化无常的命运。他的历史观的基础是人性不变的观念，他是从心理方面来解释历史事件的。这样他就堕入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泥坑中去了。
又例如特洛伊战争，据荷马说，是因为特洛伊王子帕里斯诱拐了斯巴达国王的王后海伦而引起的。 [ 注：《伊利亚特》，中译本，第51，52页。 ] 但是修昔底德说：“依我看来，阿伽门农一定是当时最有势力的统治者，正因为这个缘故，他才能够召集舰队，进攻特洛伊，而不是因为那些向海伦求婚者对丁达里阿斯宣了誓，必须跟随他的缘故。”他又说到那次战争拖延了十年之久，不是由于希腊军队人数的不够，而是由于经济资源的不足。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他常借伯里克利之口，说明长期战争完全靠有经济的支持。在他的著作中能够反映经济和政治以及军事的关系，这是古代历史著作中少有的。
希罗多德说到波斯侵略军失败的原因是由于神要惩罚薛西斯的骄傲。他利用波斯官吏阿尔塔巴诺斯之口教训薛西斯：“你已经看到，神怎样用雷霆打击那些比一般动物要高大的动物，也不许它们作威作福，可是那些小东西却不会使他发怒。而且你还会看到，他的雷箭怎样总是投掷到最高的建筑物和树木上去；因为不容许过分高大的东西存在，这乃是上天的意旨。” [ 注：希罗多德，Ⅶ，10。中译本，第636页。 ] 修昔底德不是这样借神的干涉来说明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的。他分析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人失败的原因是由于国内党争，削弱了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同时要对付自己的敌人和自己的同盟者。
修昔底德在他的著作中不是单纯地叙述历史事件的经过，而是在他的具体叙述中力图揭露历史事件中的因果关系，这是他对于史学的一个巨大的贡献。
修昔底德生长在希腊奴隶社会正当由繁荣走向衰落的转变时期。当时斯巴达和雅典两集团之间、盟主国与同盟国之间和各阶级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日趋激烈。在他叙述这个时期的历史的时候，这些斗争都多少有所反映。奴隶社会中的基本矛盾是奴隶和奴隶主间的矛盾。奴隶最多的国家是斯巴达，希洛人反抗斯巴达人最为激烈，例如在第三次美塞尼亚战争时，斯巴达人召集所有同盟者向他们进攻，战斗延续了十年之久，后来允许他们安全退出伯罗奔尼撒，战事才告终结。斯巴达人对待希洛人也最为残酷，甚至欺诈地要希洛人自己选出二千有功无罪的人来，后来都被他们屠杀了。他明确地指出，“斯巴达人对希洛人的政策，总是完全以自己的安全为基础的”，即斯巴达的政策是建立在镇压希洛人的基础上的。在战争期间，奴隶的逃亡对其本国的影响很大，例如雅典人占领派娄斯时，希洛人的逃亡使斯巴达政府感到恐慌；斯巴达人在狄西里亚设防，雅典二万奴隶的逃亡，破坏了雅典的经济基础；雅典人进攻开俄斯时，开俄斯的奴隶逃亡，开俄斯人不能支持。这些事情都可以间接说明奴隶劳动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奴隶的逃亡和暴动使奴隶主政权感到岌岌可危，各国的奴隶主不得不联合起来对付，因此在国际条约中有彼此不得收容逃奴、彼此互相援助镇压奴隶暴动的规定。各奴隶主国家间的斗争虽然激烈，但在对付奴隶的意见上是一致的。这是奴隶社会危机加深的象征。
同时，自由民各阶层间的斗争也甚为激烈。几乎所有的希腊国家，内部都分裂为两个党派。伯罗奔尼撒战争可以说是代表工商奴隶主利益的民主党和代表大土地所有者利益的贵族党间的斗争：雅典支持各国的民主党，而斯巴达支持各国的贵族党。科西拉的流血斗争是最典型的。修昔底德对于这个斗争有生动而详细的叙述，并且说到民主党与贵族党的斗争是这个时代的特征。
此外，雅典和它的同盟国间的矛盾也是尖锐的。雅典的经济不仅建筑在对奴隶的残酷剥削上，并且建筑在对同盟国的残酷剥削的基础上，不但雅典人自己知道这一点，他们的敌人——伯罗奔尼撒人也很清楚地知道这一点。雅典一方面力图向外扩张，一方面加强对自己的同胞 [ 注：例如公元前428年首次向自己的公民征收捐税，第194页。 ] 以及同盟国 [ 注：同盟国的贡款初定为每年四百六十他连特(第68页)，至克里昂时加倍(为九百六十或一千四百六十他连特)。此款不能全部收足，乃征收五厘人口税(第517页)。 ] 的剥削。雅典屡次派往小亚细亚征收贡款的将军们常被本地人所杀，可见属民仇恨雅典之深。雅典人妄想以屠杀来防止同盟国的暴动，而同盟国的暴动不是残酷的屠杀所能吓倒的，密提林的代表在奥林匹亚的演说以及后来爱奥尼亚的暴动都可以说明这一点。同盟国的暴动是雅典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伯里克利在作战之初所没有充分估计得到的。
修昔底德在他的著作中，多少能够在客观上反映希腊奴隶社会中各阶级和各阶层间的尖锐矛盾，这是他的著作又一重要的特点。
下面我们来比较一下修昔底德的历史方法和希罗多德的历史方法。希罗多德对于所听到的故事，毫无批判地记载下来。他自己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实有其事，我只是把人们传说的写下来。” [ 注：希罗多德，Ⅳ.195，中译本，第506页。 ] 有时连他自己不相信的故事，他也记录下来了，例如，据说涅乌里司人每人每年都有一次变成狼，这样过了几天之后，再恢复原形。 [ 注：希罗多德，Ⅳ.105，中译本，第472页。 ] 有时候，他把人家捏造的故事当作真实的历史记载下来，例如说波斯王在沙漠中饲养一种比狗小、比狐狸大的蚂蚁，专门用来捕获那些在沙漠中偷金沙的人。 [ 注：希罗多德，Ⅲ.102－105，中译本，第406－407页。 ] 由这些例子看来，希罗多德对于史料可以说是毫无批判地一概接受。
修昔底德对于希罗多德这种方法加以批判。他说到他自己不会“偶然听到一个故事就写下来，甚至也不单凭自己的一般印象作为根据。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亲自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就是这样，真理还是不容易发现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说法，由于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或者由于记忆力的不完全”。他善于分析神话传说，驳斥其中夸张或错误的成分，吸取其中史实的核心。例如，他分析荷马史诗，考证希腊远征军的人数以及战争持久的原因，考证提洛岛为古代爱奥尼亚人赛会之所。他利用碑铭证明希帕库斯不是僭主。他利用提洛岛上坟墓发掘的资料说明古代开利阿人在爱琴海中岛屿上的殖民。这样，他的历史著作就比希罗多德的有高得多的科学性。希罗多德相信神明启示的各种各样的预兆。他相信奇迹、预言、幻象、梦兆、牺牲的占卜等等。他说：“当城市或是民族将要遭到巨大灾祸的时候，上天总是会垂示某种朕兆的。” [ 注：希罗多德，Ⅵ．27，中译本。第578页。 ] 他认为每次预言都是应验的。他把民间传说公元前480年在小亚细亚发生的日蚀(实际上发生于478年)作为薛西斯侵略希腊失败的预兆。 [ 注：希罗多德，Ⅶ．38，中译本，第650页。 ] 希罗多德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朕兆的地方，不下三十五次之多。
修昔底德尽管在某些地方反映了当时的宗教观念和人对超自然的迷信，但他不把自然现象当作灾异看待。尼西阿斯因为月蚀而迟误了撤军的日期，以致全军覆灭，他沉痛地谴责他的愚蠢。希罗多德提到波斯军队将侵略希腊时，提洛岛上发生了一次地震，他认为是上天显示的朕兆。 [ 注：希罗多德，Ⅵ.98，中译本，第609页。 ] 修昔底德却指出其虚妄，说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所发生的一次地震，是希腊人从来没有见过的，如果其它类似的事情发生了，也会同样加以附会的。
他不相信神谶。例如阿波罗的神谶说：“住在皮拉斯基土地上的人，灾祸临头。”他解释这个神谶说：“雅典遭到灾难，不是由于在此地的非法居住，而是由于战争，使人不得不在此地居住，……但是神谶中并没有提到战争。”他说明神谶利用双关语，以适应后来发生的事故来欺骗人民。例如战前有一个神谶说：“‘和多利亚人的战争一旦发生，死亡与之俱来。’有人说，诗句中所用的字眼是‘饥馑’而不是‘死亡’。在目前的情况下(即瘟疫流行，死亡很多的情况之下——笔者)，自然主张‘死亡’的人占优势了；这就是人们使其回忆适合于他们的痛苦遭遇的一个例子。……如果这次战争之后，再有一次和多利亚人的战争，而那次战争的结果引起饥馑的话，那么，很可能人们会采取这诗句的另一个解释了。”他进而揭露有些神谶是因为贿赂而捏造出来的。例如斯巴达人控告国王普雷斯托安那克斯和他的兄弟向特尔斐的女祭司进行贿赂，使她作出神谶，要斯巴达人召他回国。从这一事实，我们可以知道，贵族们是怎样利用神谶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的。
修昔底德不仅否认自然现象为灾异，并且进一步企图以科学方法说明自然现象产生的原因。例如公元前426年地峡区域发生地震，迷信最深的伯罗奔尼撒人以为是凶兆，因而停止进攻亚狄迦；同时，优卑亚和奥彭梯亚的罗克里斯沿岸，海水暴涨，发生水灾，他不但不以之为灾异，并且能够说明“这些事情(指水灾——笔者)是由地震引起的。在地震强烈的地方，海水就被吸引离开海岸，然后更强烈地冲回来，因此产生水灾。如果没有地震的活，我不知道这样的事情怎样能够发生的”。
修昔底德抱着理性主义的态度，不以超自然的力量来解释历史，这在古代历史学家中是很难得的。
修昔底德的著作不但有较强的科学性的内容，而且是用很高的艺术形式表达出来的。它的结构，可以和希罗多德的著作作一个鲜明的对比。希罗多德的《历史》以希波战争为主题，共分九卷。第一卷叙述小亚细亚、米底、波斯、巴比伦的历史；第二卷叙述埃及的历史；第三卷叙述大流士即位时朝代的变更；第四卷叙述西徐亚和利比亚的历史；第五至第九卷，才说到希波战争本身。每说到一个国家，就从它最早的时代说起，说到它被波斯征服时为止，成为许多独立的故事，不但和其它国家的历史没有内在联系，就是一国历史的前后也没有什么联系，只借波斯的征服作为骨架，把这些故事在形式上联系起来。
修昔底德的著作不是这样的。他把继续二十七年之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当作一个整体来叙述，各部分是紧密地互相联系着。全书可以分为五个部分：第一卷是绪论：其中第一章是著者的序言，说明早期希腊的历史及其撰写历史的方法和目的；第二至十一章说明战争的远因和近因。第二卷至第五卷第二章记载最初十年，即阿基达马斯战争的历史，自战争的爆发至尼西阿斯和约为止。第五卷第三章至第七章记载尼西阿斯和约和西西里远征之间五年半的历史，雅典和斯巴达间虽然订立了和约和五十年同盟条约，但矛盾的根源并未消除，战争在有些地区并未停止。第六卷和第七卷记载公元前415－413年间雅典人的西西里远征及其全军覆灭。第八卷记载战争最后阶段(狄西里亚战争和爱奥尼亚战争)最初两年间的历史。这五部分虽可各自独立，但是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个故事，各部分不是单凭时间上的线索联系起来，而是彼此间有内在的联系，所以全部著作是一个完整的艺术品。
在整个著作中也有几个插话，但是这些插话，跟希罗多德著作中的插话大不相同，它和整个著作有密切联系。第一段插话是第一卷第七、八两章，追述雅典势力的扩大；第二段插话是波桑尼阿斯和地米斯托克利的故事。波桑尼阿斯为希腊联军总司令，驻扎在拜占庭，横行霸道，丧失人心，后来被召回国。这是雅典取得海上霸权的一个关键。地米斯托克利鼓励雅典人建设海军，说他们的将来是在海上；他又劝雅典人建筑雅典和比雷埃夫斯的要塞，以及雅典和比雷埃夫斯间的长城。这是雅典和斯巴达互相猜忌的开始。不说明这些事情，无法说明两国冲突的原因。第一卷的主要内容是说明两国发生冲突的原因，所以详述这两个有重大关系的人物的始末，这些事情和本卷中其它事件是有密切关系的。第三段插话是第六卷第五章中哈摩狄阿斯和阿利斯托斋吞的故事。这个故事的目的是说明雅典人民如何仇恨僭主政治，热爱民主政治。西西里远征前，赫尔密石像被破坏，政府中有些人把它当作推翻民主政治、恢复僭主政治阴谋的证据，所以严厉追究这件事情的真相。不说明雅典人民对僭主政治仇恨之深，无法了解当时雅典政府严厉追究这件事情的原因。所以这段插活和整个叙述也是紧密联系着的。
修昔底德著作的艺术性又表现在他叙述的生动性和真实性上。他本人是一个参加实际活动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又在许多地方作过实际调查。无论他叙述一个政治斗争的场面，或者一个战役，他都能使读者如身历其境。例如他叙述科西拉的流血斗争或雅典的重装步兵及民众拆毁寡头政府在比雷埃夫斯所筑的要塞宛如一幅浪漫主义派的图画，表现了各阶层人民在斗争中的紧张状况。又例如他叙述福密俄在科林斯湾两次打败伯罗奔尼撒的海军，读者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雅典人的海军技术远远地超过伯罗奔尼撒人。又例如他描写雅典人和叙拉古人最后在大港中的决战，双方作战的英勇和斗争情绪的起伏，使读者与之共呼吸。接着雅典军队从陆上撤退，最后在阿栖那鲁斯河畔遭到叙拉古人的袭占，战败的惨局使人惊心动魄。修昔底德的叙述总是这样真实，这样生动，以致有人疑心每次战役他都是在场的。实则艺术家的创作虽然包含有自己的亲身经验在内，但他们表现的并不一定事事都是他曾经亲身经历过的。
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修昔底德著作中演说辞的作用。
修昔底德著作中的演说辞约占全部著作四分之一的篇幅。每篇演说辞不仅其本身是一篇文理并茂的艺术品，而且和整个叙述是有机联系着的。他巧妙地通过这些活动家亲口说出的言辞来说明他们行动的动机和背景。例如在战争爆发的前夕，伯里克利对雅典人说明雅典和斯巴达在人力上、财力上和军事上的对比，以及他所采取的战略。这是他的行动纲领。我们读了这篇演说辞之后，对于双方军事行动的意义就有更深刻的了解。又例如密提林代表们在奥林匹亚向伯罗奔尼撒人求援的演说绊，告诉读者雅典人是如何对待他们的同盟国的，以及同盟国暴动的必然性。对于当时形势的概括叙述，不是个别事件所能说明的，必须借当时活动家自己的口才能说得透辟。修昔底德著作中演说辞的作用，正象希腊悲剧中合唱队的作用一样。演员在舞台上表演到情节紧张。达到高潮的时候、或要加强动作的力量或要说明动作的动机的时候，都是借合唱队的歌唱表达出来。这里修昔底德很明显地受悲剧的影响。
这些演说辞， [ 注：参阅格兰狄，前书，第19－23页。 ] 有些可能是他亲自听到的，例如伯里克利的演说辞；有些可能是他听得别人说的，例如第一次斯巴达同盟代表大会中科林斯人、雅典人、阿基达马斯和斯提尼拉斯的演说辞；有些是他根本不可能听到的，例如赫摩克拉底在机拉会议中的演说辞。并且两军对峙，双方的司令官对自己的士兵说话的时候，他们好象是面对面辩论的一样，互相吹嘘自己的优点，攻击对方的弱点。但是这一点无损于其艺术的真实性。他自己也说：“在这部历史著作中，我利用了一些现成的演说辞，有些是正在战争开始之前发表的，有些是在战争时期中发表的。我亲自听到的演说辞中的确实词句，我很难记得了，从各种来源告诉我的人也觉得有同样的困难；所以我的方法是这样的：一方面尽量保持接近实际上所讲的话的大意，同时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每个场合所要求他们说出的话语来。
”
修昔底德的文字简洁、紧凑、直率和生动。他用很少的文字表达意义深长、情感丰沛的内容。无论多么复杂的场面，他好象伟大的画师一样，只用不多的笔墨就把全部紧张的局面表达出来了。我在上面所举的例子，如科西拉的流血斗争、雅典军队在阿栖那鲁斯河畔遭到叙拉古人的屠杀，雅典人在比雷埃夫斯港拆毁寡头党人所建筑的要塞等，都可以说明这一点。
修昔底德和他同时代的乃至比他晚一些年代的文艺家和修辞学家不一样，后者只斤斤于字句的对偶或结构的平衡，以增加文字的优美；而修昔底德是从大处着眼，对复杂的事物作出鲜明的对比，给读者一个难忘的深刻印象。例如伯里克利在战争将爆发之前，把斯巴达的资源和雅典的资源作一个对比；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演说辞中，把雅典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跟斯巴达人的作一个对比；科林斯人在第一次斯巴达同盟代表大会中的演说把斯巴达人的保守性和雅典人的进取心作一个对比。修昔底德在整个著作的叙述中，常巧妙地运用对比的方法给读者以强烈的影响。例如他叙述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葬礼上歌颂雅典的光辉灿烂，接着就是雅典的瘟疫流行，死亡狼藉；他叙述雅典人对弥罗斯人的欺凌屠杀，接着就是雅典人自己在西西里所遭遇的惨局；他叙述雅典西西里远征军在比雷埃夫斯港起程时壮志凌云和军容空前的盛况，接着就是远征军在大港的惨败，从陆地上溃逃，死者来不及安葬。生者无法自存的悲惨下场。这些叙述显示了修昔底德很高的艺术手腕。
修昔底德以较强的科学性与艺术性叙述希腊奴隶社会正在由繁荣将走向衰落的这一段时期的历史，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各集团间以及阶级间的矛盾。其著作不但为以后罗马的一些史学家以及中世纪的史学家所不及，更为许多歪曲历史史实的资产阶级史学家所不及。但他的著作不是没有缺点的。他的缺点首先表现在主题范围的局限性。
公元前五世纪是希腊奴隶社会的全盛时代。当时以奴隶为主体的希腊劳动人民，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其影响远远地超过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本身。修昔底德生长在这个时代，叙述这个时代的历史，但是他把叙述的范围严格地限制在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方面；对于后世影响更大的文化方面，却避而不谈。 [ 注：参阅《大英百科全书》(第14版)修昔底德条。 ] 当时雅典新建筑成的帕特农神庙、雅典卫城正门普洛匹利亚和雅典娜女神雕像都是历史上伟大的艺术作品。但是他提到卫城中储藏的金钱 [ 注：第115页。雅典的金钱是储藏在神庙中的。起初，帕特农仅指神庙西部的储藏室而言，至德谟斯提尼时代，才以帕特农为整个神庙的名称。 ] ，而没有提到帕特农的名字；只因为雅典的经费开支，才提到雅典卫城正门普洛匹利亚的建筑；只因为雅典娜女神雕像上的金叶可以取下来供紧急时的需要，才谈到雅典娜女神的雕像。对于这些伟大建筑和雕刻的形象没有一字说到；对于创造这些建筑和雕刻的伟大艺术家，如牟奈西克利、菲狄亚斯、玻力诺塔斯等，连名字都没有一提。他说到雅典有许多伟大建筑物时，也没有具体地提到这些建筑物。古典时代希腊的戏剧在教育人民，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方面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当时爱斯奇里斯虽然已往西西里去了，但是索福克利和幼里披底的悲剧以及阿里斯多芬的喜剧还不断地在雅典舞台上上演，而且这些戏剧是当时政治斗争的一部分：例如幼里披底的《特洛伊的妇女》，表面上虽然取材于荷马史诗，但实际上是描写雅典人对弥罗斯人的屠杀，其目的是反对西西里远征。又例如阿里斯多芬的《骑士》是攻击克里昂的；《阿卡奈人》是反对战争、主张和平的；《和平》是庆祝尼西阿斯和约的成立的。这些著作和当时的战争都是密切相关的；但是在修昔底德的著作中丝毫没有得到反映。
他提到公元前427年林地尼的代表团来到雅典求援。领导这个代表团的是哥尔基亚。他以后留居在雅典，宣传哲人派的哲学思想和建立了雅典艺术散文的基础，对于当时雅典学术界的影响很大，修昔底德本人也受到他的影响。但是在他的著作中，连哥尔基亚的名字也没有被提到。在雅典发生瘟疫时，苏格拉底年已四十，并且经常和亚西比德在一起，和亚西比德一同参加了第力安的战役。修昔底德也没有提过他的名字。对于希罗多德的著作，他虽然屡次提出批评，但是始终没有提到过希罗多德的名字。但有些关系不很大的事情，如关于哈摩狄阿斯和阿利斯托斋吞的故事，他不惜重复地用很大的篇幅来叙述，何以这些和当时以及后代有如此重大关系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反而只字不提。在这一点上，希罗多德就不同：凡是他所看见和听见的事情，只要和他的叙述稍有关系，就都记载下来；虽然有些记载不尽可靠，但是作为史料的范围则远远超过了修昔底德。
他的著作的另一缺点，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他把历史事件的发展归之于帝王将相的活动。修昔底德生长在公元前五世纪后期，即希腊奴隶社会由繁荣时期即将进入衰落时期的转折点，他本人又属于富裕的奴隶主阶层。他不可能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不能理解人民群众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他对于许多英雄人物，推崇备至，特别对伯里克利。他甚至说，如果伯里克利不死，或者死后他的继承人遵守他的教导，不继续向外扩张的话，雅典是不会战败的。雅典帝国的倾覆，是奴隶社会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不是一二伟大人物所能挽救的。
修昔底德站在奴隶主民主派的立场上，赞成民主政治，反对贵族政治。他的所谓“民主政治”，自然只是对奴隶主的民主，而决没有奴隶的民主，并且就当时号称“最民主的雅典”的政权，也只是操纵在少数最有势力的奴隶主手中。
修昔底德从他自己的阶级利益出发，同情伯里克利派的温和民主党，反对急进民主党。修昔底德的政治态度表现得最明显的，是他对公元前411年温和民主派推翻四百人议事会寡头政治的看法。他说：“真的，在这个新政权的初期，雅典人似乎有了一个比以前较好的政府，最低限度在我的时代是这样的，因为这样使少数的上层阶级和多数的下层阶级有了一个合理的、适当的和解；这个和解首先使雅典在遭受着许多方面的灾难之后，再恢复起来。”这个意见亚里士多德也是赞同的。 [ 注：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ⅩⅩⅩⅢ，中译本，第38－39页。 ] 当时雅典社会，正如柏拉图所说的，“穷人聚在城里，身怀白刃，有的负债累累，有的颠连无告，有的则兼有此两种不幸而充满愤恨，打算对付夺去他们财产的人……他们在打算起义。” [ 注：柏拉图：《共和国》卷四，四二二e－四二三a。 ] 两个这样敌对的阶级，怎么能够有“一个合理的、适当的和解”呢？在这点上，修昔底德和贵族派的政治观点相接近了。
修昔底德把延续二十七年之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当作一个整体来叙述，但是他回到雅典后不久就死去，他来不及把全书作最后的修订，所以他的著作在内容上和形式上是有缺点的。
关于十年战争的叙述(第二卷至第五卷第二章)是他回到雅典后经过修改的，但是还有缺陷。例如关于哈摩狄阿斯和阿利斯托斋吞的故事，他在第一卷第一章中已经说到了；在第六卷第五章中又重复地说到这个故事。自从公元前424年他被放逐后，关于雅典的事情他有许多不清楚了。例如，他谈到公元前423年雅典派遣代表往波斯去商谈，无功而返；公元前424－422年间，雅典和波斯间的外交关系是很重要的，但是他完全没有提到。
第五卷第三章至第七章叙述尼西阿斯和约以后和西西里远征以前一段和平时期的历史，它是十年战争和西西里远征间的桥梁。他强调地指出，这段时间内名义上虽然是和平，实际上战争并未停止，所以以前的战事和以后的战事是一个连续的战争，把这一段时间不包括在战争之内是不妥的。但是他在第五卷第三章中，又写了一篇序言， [ 注：第371页。尼西阿斯和约订立后，一般人以为战争已经结束，所以修昔底德起初也是把十年战争的历史作一个独立的著作，并且可能是公开发表了的。 ] 这很明显地表示他原先是把十年战争的历史当作一独立的著作，后来才又继续写以后的历史的。并且在这几章中所叙述的门丁尼亚战役(第六章)和弥罗斯人的辩论(第七章)几乎成了两个独立的插曲，和以前的十年战争以及后来的西西里远征相并行了。对于门丁尼亚战役，他几乎完全只用斯巴达的材料，站在斯巴达的立场，来叙述这次战役。这可能是由于流亡生活使他不能接触到雅典的材料的缘故。如果他回国后有足够的时间的话，他一定会充分地利用雅典的材料来补充的。
第六至七卷叙述西西里远征军的悲剧，这是他全部著作中最完美的一部分。
第八卷叙述战争的最后阶段，即狄西里亚战争和爱奥尼亚战争。这段历史叙述的不完整是很明显的。他在第二篇序言中说到，他将把“这段历史一直写到斯巴达人和他们的同盟者把雅典帝国毁灭，把长城和比雷埃夫斯占领时为止”，换一句话说，就是他要写到公元前404年为止。但是他的著作最后叙述到公元前411年冬季就突然中断了，显然他的著作是没有完成的。
第八卷不仅在形式上没有完成，而且对内容也没有作最后的修订。例如，在以前诸卷中，他巧妙地利用活动家的言辞说明他们自己的动机。在第八卷中，活动家发表演说的机会是很多的，特别是在雅典寡头政变一段时间内，而且寡头政变的领导人中间，有许多是著名的演说家；但是他完全没有利用直接演说的形式来表达他们的思想。据说，和修昔底德同时代的克刺替配斯说，这是由于当时雅典文风的改变。如果这个解释是真的话，为什么色诺芬在继续修昔底德的著作，写《希腊史》的时候，还是利用了演说辞的形式呢？为什么修昔底德在他的第六卷、第七卷中也还是用了演说辞的形式呢？ [ 注：格兰狄，前书第Ⅰ卷，第528－530页。 ] 很明显地，如果修昔底德有时间作最后的修订的话，他一定也仍然会采取演说辞的形式的。尽管有这些缺点，但是无损于修昔底德的著作是古代历史文献中少有的一部杰作。他把古代希腊一段重要时期内的战争史实生动地刻画出来，传给后世，使后世的人知道在古代奴隶社会中奴隶主国家为着扩张和掠夺而进行战争，必然走向毁灭，正跟现代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到处扩张和掠夺，也必然将走向毁灭。
三、关于中文译本
自十六世纪以来，欧洲各国关于修昔底德著作的校译注释，版本很多。 [ 注：参阅后面附录的修昔底德著作版本目录。 ] 这个译本主要是根据雷克斯·华尔纳(Rex Warner)的译本(企鹅古典丛书，1956年伦敦企鹅出版公司重印本)；同时参考克劳莱(Richard Crawley)的译本(近代丛书，1934年纽约出版)，斯密司(Charles Forster Smith)的译本(罗依伯古典丛书，4卷，1928年伦敦和纽约重印本)和昭伊特(Benjamin Jowett)的译本(2卷，1900年牛津出版)译成的。克劳莱的译本以文字典雅有力著称，1874年由斐坦姆(R．Feetham)修订。斯密司的译本是希腊文和英文对照的，译文最为忠实。华尔纳的译本在用字、造句、分段各方面常与其它译本不同。例如希腊人称波斯人为米底人，因为古希腊人对于波斯人和米底人是分辨不清的；华尔纳的译本则改称波斯人。希腊人称外国人为“蛮族人”，正和我国古书上称“南蛮北狄”一样，有轻视外族人的意思；华尔纳的译本都改称“外国人”。其它译本上所称为拉西德梦人的，华尔纳译本都称为斯巴达人；其它译本上所称为斯巴达人的都是有公民权的统治阶级，庇里奥西人是没有公民权的半自由人；而华尔纳译本称有公民权的斯巴达人为“军官阶级的斯巴达人”，称庇里奥西人为“非军官阶级的斯巴达人”。在这些地方，华尔纳的译本和原文不尽符合，但是颇便于普通的读者的。
我采用华尔纳的译本作为主要根据的原因，不仅是因为它出版的年代比较新，译文比较现代化，而主要是因为它的分章比较明确，便于读者。斯密司和昭伊特的译本都只分为八卷，除在每页边缘上附载传统的章节号码外，卷下不再分章。昭伊特译本于正文之旁，用斜体字加了一些副标题，斯密司的译本连这样的副标题也没有。每卷的篇幅很长，包括的事件很多，阅读时和检查时都很不方便。克劳莱的译本，每卷分为数章(第一卷分为五章，其余各卷，每卷分为三章)；但是每章还是很长，包括的事件还是很多。华尔纳的译本，每卷分为七至十一章，每章包括一两个重大的事件，首尾鲜明，自成段落，每一章几乎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叙述。每读完一章，读者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印象。
华尔纳的译本还有一个特色：修昔底德的文字虽以简练严密著称，但是文字中也还夹杂了一些节外生枝的解释。华尔纳大胆地把这些节外生枝的文字，和正文分开，变为脚注的形式，列在每页正文的下面。他在序文中说，如果修昔底德还活着的话，他本人也一定赞成这个办法的。我们认为这个办法是很好的，可以使原文的意义更加清楚，免得读者浪费精力去思考这些枝节的东西。
这样把原文分裂为小章，又把原文中一部分枝节说明的文字割裂为脚注，附在正文之后，这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可能有人提出异议，说这样作，就是破坏了修昔底德原著的形式。我的回答是这样的：修昔底德的著作分为八卷，也不是修昔底德著作的原来形式，因为马赛林那斯说过， [ 注：马赛林那斯，58。 ] 在古代曾经有一种分为十三卷的修昔底德版本流行。可见分为八卷，也原不是修昔底德自己确定的，而是编订者确定的。只要无损于修昔底德的原意，而有利于现在的读者，这样改编，为什么不可以呢？
经过这样改编之后，华尔纳译本的章节和传统的章节号码就不尽符合了。所以中译本也和华尔纳的译本一样，把传统的章节号码都删去。引用本书时，不用传统的章节号码，而以页码代替；这样，检查时更加方便了。
中译本虽然基本上是以华尔纳的译本为依据，但是有些地方的文字是参考了斯密司、昭伊特和克劳莱等人的译本翻译出来的。
中译本增加了一些附录。卷首增加了两个附录：第一个附录是“修昔底德著作版本目录”，这个目录是根据斯密司译本第一卷第ⅩⅪ页所附的目录译出来的。版本目录是需要的，它不仅可以供读者进一步研究的参考，并且在本书的注释中也常提到这些版本。第二个附录是“注释中所引作家及其作品的简单说明”。英译本的注释引用古今作家，都用缩写，不用全名，有时其著作的名称也省略了。这样，不仅初学者感觉困难，就是一些历史专家有时也要弄错，因为古今有许多名字相同，著作相类似的作家，容易发生紊乱。 [ 注：参阅威廉兹：《史学家世界史》第Ⅰ卷第Ⅴ页。在此地编者举了一个好例子，普通粗心的作者只空泛地说，“根据休谟的记载”，加的斯在1596年陷落，这里所说的休谟究竟指那个休谟呢？有两个休谟的著作都谈过这件事：一个是马丁·休漠的《西班牙人的起源、发展和影响》，另一个是大卫·休谟的《英国史》。古典作家中同名的更多，例如名叫奥尼素的，至少有十三人之多。所以简单地说明所引用的作家及其作品是必要的。 ]
在卷末增加了四个附录：第一个附录是阿基达马斯战争(即十年战争)年表。在修昔底德的著作中，这个战争自成一个独立的单位，叙述比较详细，译者参考《剑桥古代史》第五卷第252页后的年表以及修昔底德本人的著作，制成此表。第二个附录是古代希腊大事年表(公元前500－404年)。修昔底德本人有意识地想继续他的前辈史学家希罗多德的伟大著作，所以修昔底德著作中许多插话和演说辞都经常提到希波战争中的事迹。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的希腊历史是希波战争时期希腊历史的继续和发展。为了明了这两次大战时期中希腊历史发展的全貌，特参考《剑桥古代史》第五卷第486页后的年表及修昔底德的著作，作此表。第三个附录是本书的要目索引。1934年出版的克劳莱译本和1956年出版的华尔纳译本都没有索引。斯密司的译本第四卷后面附有详细的索引，颇嫌过于繁琐。本书的索引基本上是根据1874年出版的克劳莱译本上的索引，参考了斯密司译本上的索引作成的。当然，这个索引是很不完备的。但是对于希腊的奴隶、雇佣军、雅典的税收以及相同的人名和地名是特别注意到了的。第四个附录是译名对照表。各种译本中所用不同的译名也列入表中，以便检查。
本书中所附的地图十四幅和插图二十八幅，都是华尔纳的英译本所没有的。我相信这些地图和插图对于读者了解原著是有帮助的。
关于度量衡制度，华尔纳的译本都收为英美制，没有保留希腊度量衡的名称，本书参考斯密司译本予以恢复，并在脚注中注明折合英里和公里数目。其计算标准如下：
1斯塔狄亚＝606.9英尺＝0.115英里
＝185公尺＝0.185公里。
货币制度在本译本中仍用希腊名称。希腊各国货币的名称虽然相同，但是随着时代、地域的不同，形状、 [ 注：厄基那银币，一面为海龟形象，一面为四方形，分为八个三角形；雅典银币，一面为枭与橄榄及雅典名字的缩写，一面为雅典娜女神头像；科林斯银币，一面为戴盔的雅典娜女神头像，一面为飞马图腾。 ] 成色、价值 [ 注：例如在厄基那，一他连特等于36公斤，在优卑亚等于26公斤。雅典初用厄基那制，梭伦改革时始采用优卑亚制。一腓尼基德拉克玛仅等于雅典德拉克玛的5／6多一点。(《剑桥古代史，卷五，第13页注1》) ] 因之而异，折成现代货币更加困难。斯密司译本的注释均以一他连特折成972美元。 [ 注：以雅典币制为标准，因为雅典制流行最广。美元重1.672公分，成色百分之九十，可以直接换黄金，成为国际货币。但现在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美元贬值，也不能直接兑换黄金了。 ] 《剑桥古代史》的作者估计，一他连特相当于270英镑，其购买力相当于1,200英镑，即其货币价值的4.4倍。 [ 注：《剑桥古代史》第五卷第31页估计伯罗奔尼撒战争最初十年的战费为12,000他连特，相当于3,250,000英镑，其购买力相当于14,400,000英镑。 ] 如采用美元作为单位，一他连特的购买力等于972美元的4.4倍，即相当于4276.8美元。但由于英美货币的不断贬值，这种折算方法当然是很不准确的。如果把它折成实物，可能较为准确些。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一麦斗(medimnus＝52.3公升，一公升相当于一市升)大麦的价格是两个德拉克玛， [ 注：公元前六世纪初，梭伦改革时，一麦斗大麦的价格是1个德拉克玛，公元前五世纪末为2德拉克玛，公元前四世纪初为3德拉克玛。(参阅《剑桥古代史》卷五。第25页) ] 那么，一他连特可买大麦l,569市石。 [ 注：100德拉克玛＝l米那。60米那＝1他连特。 ] 由此可以推知当时一他连特购买力的一斑了。
拙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1960年4月初次出版的。我趁重印的机会，把全书从新校阅了一遍，作了一些修改。在修订本书过程中，同事李长林同志、莫任南同志和侄儿益民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均此表示谢意。由于译者对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学习不够，理论水平很低，同时对外国文字和文学的素养不够，错误之处势所难免，希望读者指正。
谢德风
1977年8月22日
文本整理者景略附注：在本稿末尾，校者谨向在艰难环境中坚持从事“吃力不讨好的”翻译工作，为我辈后人铺路架桥的谢徳风先生致以崇高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