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战略定义和基本原理（中）
作者：[瑞士] A.H.若米尼 著
出自————《战争艺术概论》
出自————《西方军事著作》
第二十一节作战地区和作战线
所谓作战地区，就是一支军队在战争区单独作战或联合作战时，为达到一定目的而必须通过的一部分地区。例如，在1796年战局的总计划中，意大利是右翼军团的作战地区，巴伐利亚是中央军团(莱茵-摩泽尔军团)的作战地区，而弗兰肯则是左翼军团(桑布尔河-马斯河军团)的作战地区。
一个作战地区，因受地形影响或受道路数量所限，有时只能为该地区军队提供一条作战线。但是这种情况很少。通常一个作战区有数条作战线，其数量是根据统帅的计划和可用的交通干线的数量决定的。
但是，决不应由此得出结论说，每条道路本身就是一条作战线。当然,根据战事的变化，最初并未占领的每条良好道路，也可能暂时成为一条作战线。然而，由于这种道路只能供侦察支队使用，其位置在主要作战地带以外的方向上,因此,如果与真正的作战线混为一谈，那就是荒谬的。此外,若有三至四条彼此相距一至两日行程的良好道路都通向同一个作战正面时，这些道路并不能构成三条不同的作战线。因为可以称为作战线的，必须是这样的一个空间，可使一支军队的中央和两翼都能在该空间有一个吁从每翼移动一至两日行程的范围，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在这个空间里，至少要有三至四条通向作战正面的道路。
由此可见，直到现在，人们不但经常把“作战地区”和“作战线”混为一谈，把它们互相代替使用，而且还经常把“作战线”、“战略线”和“临时交通线”也混为一谈，也把它们互相代替使用。
因此，我认为，“作战地区”这个术语应用于表示整个战争区的大部分地区。“作战线”这个术语是应用于表示军队在这个大部分地区中沿数条或一条道路(路线)遂行作战任务的那一部分地区，而“战略线”则可能用于表示连接战争区各个决定点相互之间及连接各个决定点与军队作战正面之间的几条重要线。根据同样的理由，一支军队为了到达一个决定点，或者为了实施一次坚决机动，而脱离主要作战线时所使用的路线，也可以称为“战略线”。最后，“交通线”这个术语，是用于袭示配置在作战地区内各部队之间的通行道路①。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些思想，我们再举一个战例。1813年当奥地利参加了反拿破仑的大联盟之后，就有三支联军分别以萨克森、巴代利亚和意大利为入侵目标。于是，萨克森这个位于德累斯顿、马格德堡和布雷斯劳之间的国家，便成了主力部队的作战地区。在这一作战地区一共有三条作战线通向作战目标-一菜比锡。第一条作战线，即波希米亚军团的作战线，是从埃尔茨山脉(克鲁什内山脉)，经德累斯顿和克姆尼茨到莱比锡。第二条作战线，即西里西亚军团的作战线，是从布雷斯劳，经德累斯顿或维滕堡，到菜比锡。最后，第三条作战线，即瑞典亲王军团的作战线，是从柏林起，经德绍，到莱比锡。在这三个军团中，每个军团都沿二至三条相互平行、彼此相距不远的道路行进。但是，决不能说每个军团有三条作战线。
我希望这个战例足以证明，“作战线”一词不是指战争区内的每条道路，而是完全指统帅计划中所包括的，其全部军队在战争区内的所经之地。这就是主要作战线，即军队主力经过的路线;在这些路线上应该建立兵站，设立梯次弹药库和给养库;必要时，这些路线还可用作退却路线。
①这个定义与我开始所说的略有不同，这是为了满尼全面的要求。在本节和下面几节中，我还可能对这一定义阿作发展。
在明确了这些区别之后，我们唯一还需说明的问题，就是关于这些具体“线”的科学概念，因为确定这些线的选择、设置和方向时所依据的打算，可能是战争计划的最主要部分。
为了能够仅用一个词就可把这些具体“线”同与之有关的战争艺术各部分区别开来，我从前把前者称为“区域线”(或“地区线”)，把后者称为“机动线”。照我的意见，这曾是一种好办法，能够用一个技术术语来表达统帅为自己选择这些线所可能想象出的各种不同的战略概念;他选择这些线的要求是要能够最灵活，最符合原则，最可保证取得巨大的胜利。实际上，由于这些概念可以被看作某些相互有别的机动，所以“机动线”这一词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有很多军人不想深入理解这一典型术语的真正含义，而轻率地用那种平庸的道理来说什么线不可能是机动。所以，为了避免把这一现有名词同真正的作战线混淆不清，我除在第二十二节里将要谈到短时间机动中采用的临时战略线时使用这一名词而外，以后就不再使用这一名词了。
选择和调整作战线的战略理由
如果说作战地区的选择所涉及的问题是很有限的(因为每个战区通常不过只有二至三个作战地区，而且这些作战地区的利益往往决定于地形条件),那么作战线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作战线可分为各种不同的类型,其划分根据是:与敌人阵地的关系;与战略棋盘内交通线的关系;与最高统帅所计划实施的机动的关系。根据这些关系，可以决定各种作战线的名称。
“单一作战线”，即在边境的一个方向上作战，而不从其编成内往外派出大独立部队的一支军队的作战线。
“双重作战线”，形成这种作战线的有两种情况两支相互独立的军队在同一个边境上作战;沿之行进的部队，分成两个几乎相等的部分，由一个指挥官指挥，但却相互距离很远，长时间地独立作战①。
“内作战线”，是一支或两支军队在对抗几女敌军时所采取的路线，其构成与方向的选择，应保障能在敌人集中主力对我采取行动之前，迅速调动和集中全部兵力对付敌人②。
“外作战线”可造成相反的结果。凡是一支军队同时向敌军两翼或多部分作战，其所采取的作战线，均属此种性质。
“向心作战线”是这样一些线，它们从彼此相距很远的各个不同点出发，然后集中于基地前面或后面的同一个点上。
“离心作战线”是这样一些线，沿着它们行动的军队，开始是从一个点出发,然后分开几个部分,分别向不同的目标前进。
“深入作战线”，即由基地出发、延仲距离较大的作战线。
“辅助作战线”，我将用这个术语来表示彼此可以相互支援的两支军队之间的相互关系。例如,桑布尔河-马斯河军团在1796年曾是莱茵军团的辅助作战线。1812年巴格拉季昂军团曾是巴克莱军团的辅助作战线。
①这一定义曾受到过批评，而且它的确可能引起误解，所以我应对其加以解释。首先不应忘记，这里所谈的是关于“机动线”的问题，即机动问趣。而不是关于大路{长路线)向厕。其次，应该注意到，沿着二或三条道路前进、能在四十八小时内集中起来的一支军队，决不是沿着二条机动作战线作战，当莫罗和茹尔当各事七万人分别单独进入德回时，他们正好构成了双重作战线。但是，当法军只有一个支队由下菜茵向美因河行进，而另有五至六个军由上莱茵向乌耳姆行进时，法军就未构成我所说的双近作战线(这是我为表示一种机动所用的术语)。同样，当拿破仑为触班贝格远征格拉而集中七个军盾，也只构成了一条包括辅助支队的总作战线，因为当时真蒂埃仪率一个军向卡塞尔行进，其月的是占领黑森，保降主力侧寞行动。这条区城线包括了两个地域，但是并未在两个地城作战。
②有些德国作者说，我把中心阵地同作战线混为一谈。但是，他们是惜误的。当一支军队要问阴个故军集团作战时，这支军队可能有一个中心阵地，但仍不可能有几条内作战线，因为中心阵地和内作战载是两个很不相向的东西。又有人说，我本来可以很好地使用作战半径这个词来说明我想用双重作战线来说明的内容，等等。这一反对的意见，只有在战区垒圆形时才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每个半径都是线，所以我认为这一切都不过是些文学争论而已。
“偶然作战线”,这是由于战局发生变化,必须改变原定作战计划，变换新的作战方向时所必需采取的新作战线。这种作战线是很少的，但却是很重要的。只有知识渊博、心底活跃的天才，才能正确使用这种作战线。
最后，还有两种作战线，即临时作战线和最后作战线。前者所表示的线，可供一支军队完成最初决战行动，以便初战获胜后再选择一条更重要、更直的作战线。但是，滑来这些线既属于偶然性的战略线，又属于作战线。
前面列举的这些定义表明，我的思想与前人的思想有着很大的不同。实际上，在此以前，这些线一直是被认为仅与物资有关。劳埃德和比洛都是只从与军队兵站和仓库的关系方面来评价这些线。比洛甚至认为，当军队驻在兵站附近的营地时，就不会再有作战线。下面举一个例子，就足以驳倒这种奇谈怪论。我们假定，有两支军队都驻在营地，一支驻在上莱茵，另一支驻在杜塞尔多夫前面的营地，或驻在这条边界上的任何一点。我们再假定，它们的仓库都紧靠莱芮河的后面，毫无疑问，这肯定是一道他们所能设想的最可靠、最有利和最接近的阵地。这两支军队可能受领进攻任务，也可能受领防御任务，所以它们无疑也将有由计划规定的各种作战行动所决定的作战线:
1、这两支军队的地城防线,是以它们所在的点为基点，一直延伸至它们所应防守的第二线。因此，假使敌人试图在分割这两支军队的地区进行固守，那么这两条线就可能被敌人切断。梅拉斯在亚历山大里亚即使有可用一年之久的弹药，也可能被切断与其在明乔河之线的基地的联系，假使一旦取胜的敌军占领波河一线。①
①当时人们认为这可能有争议，我却不认为如此。榔拉斯得不到增援部队，被挤在博尔米达河、塔纳罗河和波河之间地区，只能始强得到几个密使或信使，因而在无援的情况下，只有突围，或者投降。
2、假使敌人集中力量逐次压制这两支军队,那么这两支军队的作战线就可能成为双重作战线对单一作战线。假使敌人在一个能够更迅速地集中其全部主力的方向上，也组成两个军，分成两部分，那么就可能形成双重外线对双重内线。
假使比洛能够说，在本国作战的军队不如在敌国作战的军队更加依赖其最初的作战线，那么他就正确得多了。这样之所以正确，是因为在本土作战的军队，可以在一切方向上拥有为确定作战线所需要的优势和依托点。当然，在本土作战的军队也可能失去这些优势和依托点，尽管它不象在敌国作战会遇到那么大的危险。但是，这决不意味着，这支军队就没有任何作战线。
由此可见,比洛的依据是不精确的。这必然会反映到他的著作中所列举的一些往往是错误的原理。我们想就此课题来确定一些我们认为完全符合战争一般原则的原理。这些原理不容许有丝毫的任意性。我们为了用一些具有充分说服力的事实来证明它们的正确性，不妨在此再重复一下在前面对十八世纪最后几次战争中作战线所作过的分析。但是，这仅限于法国大革命的战争(关于七年战争的作战线，读者可参阅《论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第十四章)。这一切都将对我们在此所要谈及的重要的那一节给予补充;按照我的意见，那一节是战略计谋的首要基础。
评法国大革命战争时期的作战线
在这场胜利希望千变万化的可怕斗争开始时，只有普鲁士和奥地利是法国主要的敌人。战争区仅延伸至在意大利驻有相互监视的部队的地区,因为意大利距离作战目标太远。战区由于扩展至胡宁格到敦刻尔克的这个空间，便分成了三个主要地区右面地区包括从胡宁格至朗道的莱茵河一线，并从该线延至摩泽尔河;中央地区位于摩泽尔河至马斯河之间;左面地区包括日韦至敦刻尔克之间的边境阵区。
当法国1792年4月宣战时，它的意图是预防敌军会合。法国当时有一支为数十万人的军队，配置在上述三个地区，而奥军在比利时只有为数不超过三万五千人的兵力。所以要谈阻止法军夺取该省的理由，是无法理解的，因为在该省不可能对法军进行抵抗。从宣战到联军集结整整经历了四个月的时间。有人说，对比利时的入侵可能妨碍了对香槟的入段，因为那时普鲁士国王可能对法国的力量作出正确判断，从而可能不会牺牲自己的军队，去实现一种次要的目的，即强加与法国一个政府形式。这种说法也许并不真实。假使对香槟的这次入侵没有造成世人所期望的后果，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次入侵未能改变欧洲的面目呢?当普军于7月底到达科布伦茨的时候，法军当然已不可能进行入侵战争，于是这一作用就落到了联军的肩上。至于他们是怎么做的，那是众所周知的。
法军在我们已说过的那个边境地区部署的兵力当时已增至十一万五千人。他们分成为五个军，配置在长达一百四十古法里(约五百六十公里)的正而上,不可能进行有效的抵抗。要知道,只要对其中央进攻,并阻止其会合,就足以使其受挫。全国意见都同意这种纯军事性的见解,但国家提出的目标却是纯政治性的。要达到这一目标,只有采取勇敢速战的办法。在摩泽尔河和马斯河之间的区域线,是一条中间线,其设防不如该边境上的其他地段，但有个优越的要塞卢森堡，可供盟国军队用作基地，可见这个基地的选择是很巧妙的。然而我们可以看出,后来并未按照原企图执行。
不论从其家族的关系考虑，或者从其领地在战争一且失利可能遇到的危险考虑，维也纳官廷与这次战争有着最大的利害关系。然而由于一些令人不易理解的用意，主要任务却落到了普鲁士人的肩上。奥地利当局仅派三十个营的兵力支援入侵。有四万五千人配置在布里慈高、莱茵地区和佛兰德，用于进行监视。那么奥地利后来所展开的重兵究竟隐蔽在哪里呢?不保障入侵军的翼侧，奥地利政府又能赋予这些重兵以何种最有利的使命呢?顺便提一下，奥地利本身花费了很大代价的这一惊人的体系，不也能说明普鲁士人不久后所定下的决心吗?他们的决心是完全退出在他们本应登台时所不幸放弃的舞台。
假使对这些从战争艺术观点来看颇为奇怪的看法也很关注的话，那么这只是因为这种意见与一个军的存在有密切关系;面向摩泽尔河配置，扼守梅斯营垒的吕克涅尔的这个军，其所应掩护的不是布里兹高，而是普军翼侧。然而必须承认，普军在其行动中，并没有为保障胜利面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积极性。它在康斯营地虚度了八天时间。假使这支军队能在伊菜特赶在迪穆里耶前面，或能更奋战把迪穆里耶从那里赶走，那么这支军队就能夺取优势，集巾兵力迎战数个独立军，并将其各个击破，阻止其会合。我认为，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腓特烈定会承认迪穆里耶的话是正确的(迪穆里耶曾对格朗-普莱说过，如果他遇到的对手是国王，他就可能被远远逐过夏龙)。
在这一战局中，奥地利证明，他们仍严格坚持虚伪的道恩和拉西体系一为了保存一切而掩护一切。他们认为，在摩泽尔河和萨尔河完全没有防卫的时候，应在布里兹高控制两万人。这种思想表明，他们由于害怕失去某个乡村，而按自己的体系派出了许多大规模的独立支队，以致削弱了军队的力量。他们忘记了胜利总是属于具有更多营数的一方，因而他们认为，为了占领边境，防止入侵，必须在边境全线陈兵;正因为如此，就使敌人得以在全线越境。
关于这一战局的利益，我不拟在此多说。我只拟指出，迪穆里耶为了把战争区从中央转移到总战场的极左翼而停止对联军军队的追击，这是没有允分根据的。顺便指出，他从正们对在蒙斯的萨克森-特申公爵的军队进行攻击，没有给这次进攻提出深远的目标;如果他率主力顺马斯河而下，直指那慕尔，他就可能把敌军迢退到北海、纽波特或奥斯坦德，然后比在热马普交战更容易地将其全歼。
1793年战局还可提供说明错误作战方向的影响的另一战例。奥军获胜，并收回比利时，这是因为迪穆里耶未能将其作战正面成功地延伸至鹿特丹。在此之前，只能称赞联军的行动。由于想收回几个富饶的省份，所以认为必须善于针对迪穆里耶的宽大正面的极右翼采取攻势。但是，当他们把法军逼退至瓦朗谢讷，造成法军瓦解，指挥混乱，无力进行抵抗时，为何奥军要在几个要塞前面停留六个月之久，从面使公安委员会得以有时间组织新军呢?如果想起法国的悲惨处境和当皮埃尔将军的军队的混乱状况，难道对联军进攻佛兰德要塞的行动能够理解吗?
当国家的全部命运都决定于首都的时候，入侵战争特别有利。假使国家是由强有力的帝王掌管，即使在一般战争中，大本营也是帝国最重要的要点。而在弱君管辖的国家和共和国中，当为信仰而战时，首都更往往是国家威力的中心①。
假使有人对这一真理发生疑问的话，那么我们所列举的战例就可能给予回答。在法国，巴黎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其人民有三分之二都愤起反对压迫他们的政府。假使在法军于法马尔失败后，能留下荷兰和汉诺威的军队监视法军残余部队，而以英军和大部奥军同普军及在上莱茵无用的军队一起指向马斯河、萨尔河和摩泽尔河，那么十二万人的大军就一定能在作战中于翼侧拥有两个军拖护其入侵路线。我甚至认为，可以不改变作战方向，不冒大的危险，而赋予荷兰和汉诺威的军队监视莫伯日和瓦朗谢讷要塞的任务，以便以主力追击当皮埃尔残部。但是，在取得几个胜利之后，二十万人只忙于围攻，一寸土地也不布占。在他们对法国造成入侵威胁的时刻，他们自己却分成十五或十六个军占领防御阵地，去掩护自己的边境!而当瓦朗谢讷和美因兹被攻占时，他们没有以全力对康布雷营垒作战，而是采取离心攻击，方面指向敦刻尔克，另一方面指向朗道。
①联盟国攻陷巴黎决定了拿假仑的命运，但是这一情况并不能驳倒我的论断。当时拿破仑没有足够的军队，怎要对付整个欧洲，而且法国本国人民也和他分道扬油。假使他能拥有五万多老氏，那么，他的大本营就可能实际上是他的首都。
还有一个不能不令人感到惊讶的情况，就是在战局之初，最大的努力是用于总战场的右翼作战，而后来最大的力量又转而用于极左翼作战。当联军在佛兰德行动时，驻菜芮地区的大量部队丝毫没有援助它们，而当这些部队开始进攻时，联军又在桑布尔河无所作为。难道这些错误行动不类似1761年苏比兹和布罗格里的行动及法军在对腓特烈进行的七年战争巾的行动吗?
1794年完全改变了双方原来的角色。法军出艰巨的防御态势转入胜利进攻。这一战局的计划，无疑是侧订和确定得很巧妙的。不过当将其说成是一种新的进行战争的体系，那就夸大了这些计划的优点。为了证实我的这一论断，我们不妨看看双方军队在这一战局和1757年战局中的态势，并将其加以对比。我们可以看出，这两个战局的计划几乎是相同的，作战方向是完全一样的。法年有四个军，编为无识别结果而普王有四个师，在山地出口处也编为两个军团。法军的两个军团，就象腓特烈和施威林元帅在1757年将其部队指向布拉格那样，于1794年的布鲁塞尔采取了向心攻击。在这两个战局的计划之间，其唯一的区别就在于，1794军不太分散的奥军在佛兰德的阵地，比1757年在波希米亚的布朗阵地较短。但是，这一差别当然不利于1794年的计划。在反对法军的这一战局中，由于法军的配置而向北海，这就不利于对奥军右翼实施迂回。皮歇格吕企图迁回奥军右翼，不得不由北海岸与敌军主力之间通过，这是一个最危险最错误的方向，是一个仅适用于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方向。这一行动与贝尼格森在下维斯瓦河地域采取的行动完全-样。他也在1807年几乎使俄军遇到了很大的危险。向波罗的海败退的普军，其交通线被切断以后所遭到的命运，也可证明这一真理。
假使科布尔格亲王能象我们现代这样行动，那么他就有可能迫使那位在茹尔当可给予协助之前一个月采取这一大胆机动的皮歇格吕感到后悔。担任进攻任务的奥地利大军位于朗德勒西要塞前面的中央。它的兵力有一百零六个步兵营和一百五十个骑兵连。其右翼为克菜尔法待军，负责掩护佛兰德;左翼为考尼茨军，负责掩护沙勒罗瓦。朗德勒西之战的胜利，打开了这个要塞的大门，在沙皮伊将军的文件中发现了向佛兰德进攻的计划，所以就向克菜尔法特派出了十二个营。当得知法军的胜利时，过了很长的时间约克公爵的军才去支援他。但是，此时因往外地派兵已遭削弱并已减低入侵速度的奥军余部究竟在朗德勒西城下做了些什么呢?难道科布尔格亲王在让法军得以各个击破他的各支大部队，并在比利时巩固后，没有丧失其中央阵地的全部优势吗?他的军队问沙勒罗瓦给考尼茨亲王派出一部兵力，并在卡托留下一个师后，最后才向前运动。假使奥军主力从一开始就不分散兵力，而向图尔宽进发，那么他就有可能在该地集中一百个步兵营和一百四十个骑兵连。这样,被切断与边境联系,并被夹在北海和两个敌军要塞之间的皮歇格吕将军的著名进攻可能会出现种什么结局呢?
法军的入侵计划不仅具有一切外作战线的严重缺陷，而且也未得到很好的执行。向库尔特莱的进攻是4月26日开始的，而茹尔当是仅在一个月后，即在6月3日才到达沙勒罗瓦的。对于奥军来说，是一个可以利用其中央配置的多好的良机!我认为，假使普军机动其右翼，而奥军机动其左翼，即普奥两军都能在马斯河地域行动的话，那么就可能出现完全相反的情况。实际上，面对分散的法军中央配置的联军主力，一定能够阻止法军各部队的会合。很有可能，在正规交战中，对沿着绵亘战线配置的敌军中央攻击也是危险的，因为敌军可利用其翼侧和各预备队同时行动，但是对延伸长达一百三十古法里(约五百二十公里)的作战线发动攻击，却又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1795年普鲁士和西班牙退出了联盟。莱茵河地域的战争区缩小,于是意大利为法军开辟了新的光荣的战场。法军在此战局的作战线还是双重作战线:法军企图同时通过杜塞尔多夫和曼海姆行动;克莱尔法特将军比其前任明智,他将其主力逐次转移至上述两点，并在曼海姆附近及美因兹附近的筑垒阵地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以致迫使桑布尔河-马斯河军团转移至莱茵河左岸，以掩护摩泽尔河，而皮歇格吕将军则被迫返回朗道。
1796年，菜茵河地区作战线的方向同1757年在波希米亚和1794年在佛兰德的作战线一-样。但是也和在1795年一样，其结果是完全不同的。菜茵军团及桑布尔河-马斯河军团由基地的两边前出，沿向心方向指向多瑙河。它们如同在1794年一样，构成了两道外作战线。卡尔大公比科布尔格巧妙，他利用内作战线，比法军提前靠近集结。尔后他趁拉图尔军有多瑙河掩护之机，经数日行程追过莫罗，并以全力向茹尔当右翼攻击，结果击败了茹尔当。维尔茨堡之战决定了德国的命运，迫使展开在极长正面上的莫罗军队退却。
此时，波拿巴在意大利开始了他非凡的业绩。他的决心是要孤立皮埃蒙特军队与奥地利军队;经米列季莫之战，他实现了这一决心，迫使皮埃蒙特军队和奥地利军队各沿一条外战略线行动，尔后将其在蒙多维和罗迪逐次各个击破。这时，敌方有一支大军为解救被他围攻的曼图亚而集结于蒂罗尔。但是,这支大军以二个军被湖所隔在运动中犯了错误。而法国将军的行动则比闪电还快，他撤出围攻，放弃其他一切，而率大部兵力指向刚从布雷西亚隘路走出的敌军第一纵队，将其就地击破，并赶进山里。然后，又将来到同一地点的敌军第二纵队击破，并迫使其为恢复与右翼的交通联络而向蒂罗尔退却，对乌尔姆泽来说，这些教训都已忘到九霄云外，他想掩护罗韦雷托和维琴察附近的两条线。而波拿巴在将其第一军击破，并迫使其退向拉维斯后，便转而向右，从布伦塔河谷前出至敌军左翼，迫使这支名牌军队的余部向曼图亚逃生，最后又在该地投降。
1799年又恢复了敌对行动。法军虽因1796年错误选择两条外作战线而尝到恶果，但在这一战局中却又在莱茵河和多瑙河地域选择了三条外作战线。左路军团监视下菜茵地区;中路军团向多瑙河挺进;同前两军团同样强大的第了军团，负责占领可以侧防意大利和施瓦本的瑞士。这三个军团只有在离开其作战基地八十古法里(约三二十公里)的地方，即在因河河谷才能会合!卡尔大公的力量与此旗鼓相当，但他将其全部兵力集中用于对付敌军中央，将敌军儿破于施托卡赫，迫使赫尔维蒂军队放弃格里宗和东瑞士。
而联军也犯了与其敌人相同的错误。他们没有继续争夺后来为之付出了很高代价的中央地带，而是在瑞士和下菜茵组织双重作战线。当他们的莱茵军团在曼海姆作乐之时，他们的瑙瑞士军团却被击破于苏黎世。
本来,法军应在阿迪杰河实施最强大的突击,敌人的那支太弱的军队一定会在那里受到重创，但是法军却在意大利向那不勒斯反复采取行动,有三万二千人在那里延误了战机。当这个那不勒斯军团回师北上时，又犯了一个错误，即在与莫罗的行动方向相反的战略方向上行动。苏沃洛夫灵活地利用对其形成的中央位置，直指这些军团的第一个军团，并将其击破于远离其他军队数古法里之地。
1800年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拿破仑从埃及回帅，于是这一战局中便出现了新的作战线:十五万大军由瑞士两翼通过，一边指向多瑙河，另一边指向波河。这一巧妙的运动保障了夺取大片领土。直至那时，近代史上还没有过这样的作战线。两支法军构成两条可以相互密切支援的内作战线。而奥军则相反，被迫外线作战，致使交通线不能相互支援。预备军团以巧妙的行军，切断了敌人与其作战线的交通联系，而自己却保持了与本国边境联系的一切交通线，保持了与构成其辅助线的莱茵军团联系的一切交通线。
附图II第3图证明了这个真理，显示了双方的态势。A和AA分别标志预备军团和菜茵军团的作战线;B和BB分别标志梅拉斯军团和克赖军团的作战线;CCCC分别标志圣贝尔纳、辛普朗、圣哥达、斯普吕根各个山口;D表示预备军团的两条作战线;E表示梅拉斯的两条退却线;LG表示在马伦戈发生冲突的地点;HJK表示保持退却线的法军各师。从本图可以看出，梅拉斯被切断了与其基地的联系,而法军统帅却恰恰与此相反,他没冒任何风险,因为他一直保持了与其边境和辅助作战线之间的所有交通线。
根据对这些值得回忆的事件的分析，和我们刚刚对这些事件所作的概述，足以令人相信，在作战中选择机动线是非常重要的。的确，如能正确地选择作战线，就可以于失利后恢复态势，剥夺敬人入侵的成果，扩大自己的战果，并攻占敌方领土。
把这些最著名战局的计谋与战果加以比较后，我们还可以看出,凡是导致胜利的一切作战线,都是与我们多次提及的基本原理密切有关的，因为单一作战线和内作战线所追求的目的，是通过战略运动，把比敌人强大的兵力-大量的师，在要点投入战斗。同样我们还可以看出，一切导致失败的作战线，都是违反这些原理的，因为作战线过多，势必要以劣势和孤立的部队对抗优势之敌，结果必被敌人击破。
作战线的规律
我认为，根据我所阐明的一切事件，尤其根据1805年本章首次发表后不久所发生的事件，关于作战线的问题，可以归纳出以下几条规律:
1、假使战争艺术就是要把最大可能的兵力用到战区的决定点上,那么作战线的选择,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主要方法，就是一个良好作战计划的重要基础中。拿破仑以其1805年为向多瑙佛特①我认为，还需要再次强调，我从不允许有可能贸光制订出整个战局计划。对作进军和1806年为向格拉进军的部队所规定的方向就证明了这条规律。他这种巧妙的机动对每个军人来说，都应该最认真地加以深刻思考。
战计划只能望娜为一个初步设热，这种设想只能指出作战日标、一般行动计划和第一个战役计划。而其他计划自然要根据第一个战役的战果和第一个战役所创遣的新的可能性米决定。
2、作战线方向的选择，不仅决定于我们将在下面谈及的战区的地理形势,而且还决定于敌军在这一战略棋盘上的兵力配瓷。然而，作战线的方向只能指向敌军中央或其两翼之一。除非在兵力上占无限的优势，才可以同时对敌军的正面和两翼采取行动。否则，在任何情况下，假使对敌军正面和翼侧同时采取行动，那都是犯了极大的错误①。
一般说来，可以确定这样一条原则:假使敌人犯错，兵力分散，正面过宽，那么机动线的最佳方向就是指向敌军配置中心。但在其他情况下，只要有选择的自由，作战线的方向就应该指向敌军的一个翼侧，进而指向敌军防线的和作战正面的背后。
这样的方向之所以有利，不仅在于对敌侧翼冲击时只需与部分敌军交战，而且更在于敌军防御正面会受到从背后攻破的威胁。例如，莱茵军团于1800年进抵黑森林防线左翼边缘后，迫使该防线敌军几乎不战而退，并在多瑙河右岸与敌军进行了两次交战。虽然这两次交战远无决定意义，但由于作战线的方向选择得当，这两次交战的结果使进入了施瓦本和巴伐利亚。指挥预备军团通过圣贝尔纳山口和米兰指向敌极右翼，尔后又指向梅拉斯后方的行军，其所获得的战果更加辉煌。这些战果早为众所周知，不需在此重复。
这种机动与我们在阿尔卑斯山地图(见附图II第3图)上所显示的是完全相似的。诚然，这种机动与之极其对立的，是那种有点过于固执的体系，这种体系要求要有与敌基地平行的基地,要有构成直角的双重作战线，并且其顶点是指向敌军战略正面的中央。但是，关于这种体系，我们为证明我们提出的原理的优点已说得够多了。其实，如果所说的是指向敌军中央的行动，那么我们也决不反对采用比洛的直角体系;我们只是希望不要重视比洛的评论者们就这种体系提出的过高要求，只是希望比洛认为所必需的双重作战线能象我们在下面所看到的，是一种内作战线。
①一支军队是否处于劣势，不能仅视其士兵的精确数额是多少,而统帅的才能,军队的土气和固有的长处，也都应该计算在内。至于优势，尽曾数量对比也是优势中的重要因素，但它将永远是相对的。
3、然而决不应认为,在敌人作战正面的一翼取胜,即可毫无危险地向敌人后方猛冲，因为进攻部队在采取此种行动时，其交通线也可能被敌人切断。为了避免这种危险起见，必须正确选择作战线的方向，以使军队能在自己的后面保持一条安全退却线，或者必要时能从作战正面的另一面控制一条可向自己的基地速退的退却线，其方法是改变作战线(见第12条规律)。
这种行动方向的选择十分重要，它已成为一个总司令所应具备的最重要的才能之一。为了使得更便于理解这一问题，让我列举以下两个战例。
例如，假如拿破仑1800年在翻过圣贝尔纳山口之后，经过都灵，直接向阿斯蒂或亚历山大里亚进军，并在马伦戈交战，即在交战之前，不能预先保障在自己的背后有伦巴第和波河左岸可以利用，那么他自己的退却线就可能比梅拉斯更加严重地被全面切断。当时,他由于从圣贝尔纳山口方面控制了卡札尔和帕维亚尽管这是些次要据点，而从亚平宁山脉方面又挖制了萨沃纳和坦达，所以便有充分的可能退向瓦尔和瓦菜。
同样的情况，假如在1806年战局(见附图I)中，他从格拉直指莱比锡，在莱比锡等候由魏玛回师的普军交战，那么，他就可能象不伦瑞克公爵被切断向易北河基地的退路一样，被切断向莱茵河基地的退路。但是，他在魏玛方向从格拉挥师向西，在通向萨尔费尔德、施莱茨和霍夫的三条路前展开了自己的作战平面;这三条路是他当时的交通线，他对这些路组织了非常严密的掩护。所以，在紧要关头，假如普军向格拉和拜罗伊特之间挺进，想切断他的退路，那么除了从萨克森经卡塞尔通往科布伦茨、科隆(科伦)甚至威塞尔的十条路而外，普军还可能为他开放一条很好的天然通路，即莱比锡通往法兰克福的那条漂亮的公路。为解明这种意见的重要性，我们已说得够多了。下面我们书归正传，继续谈我们所归纳的规律问题。
4、为了便于巧妙实施机动，必须避免使两支相互完全独立的部队在同一条边境线上作战。只有大规模联合作战时,或者两支独立的大部队不可能在一个作战地区作战，并且不会形成危险大于益处的拥挤时，才可以使两支独立部队在一条边境线上作战。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最好还是应使这两支部队同归一个指挥官指挥，其司令部最好应设在主要部队。
5、从上述原理通常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使用同样的兵力在同一条边境线作战时，单一作战线总比双作战线更为有利。
6、不过，可能有时非采取双作战线不可，其原因有二:第一，由于战争区特点的需要第二，由于敌人自己也有一条作战线，而我军被迫必须以一定兵力分别迎击敌人集聚的每支部队。
7、在这种情况下,内线或中央线总比两条外线有利,因为采取内线作战的军队可把它的每一个部分都用于实施总计划，同时还可先敌集结自已的主力，以顺利解决战局任务。
一支军队，如果它的作战线能提供这些益处，它甚至可能以思考周密的战略运动，连续击败逐次遭到突击的敌军各部，为了保证这一运动的成功,应留下一个监视军,专门对付我军仅拟钳制的敌军部队;这个监视军必须坚决避免同敌人发生激战，尽量迟滞敌军前进，然后利用崎岖的地形退向己方主力部队。
8、假使我军的兵力处于明显优势,即使分兵两路,也无各个受挫的危险，那么也可采用两条作战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全部兵力都挤在一点，那就错了，因为那样会使在兵力对比上的优势化为乌有，并使部队丧失部分行动的叮能性。不过在决定采用两条作战线时，总应考虑到，对将根据地形条件和敌我双方部署情况起主要作用的一线部队，必须给予相应的加强。
①当有的都队离主力仅有儿登夜行程，将别是又不用在整个战局中独立作战时，我们应使用中央战略阵地，而不使用作战线。
9、近代战争的主要事件证明还有两条规律是正确的。第一条规律,当两支军队相互支援采取内线作战时,如果在一定距离上.面对的敌军都占数量上的优势，那么就必须防止敌人把这两支军队紧挤在一个狭窄的空间歼灭掉。众所周知，拿破仑在著名的菜比锡会战①中即曾遭此不幸。第二条规律，采用内线作战时，决不可使其延伸过远，否则就有让敌人对我留下担任监视任务的非主力部队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危险。不过，假如我军所追求的主要目的对于决定整个战争的命运具有决定意义，那么也可延仲过长;此时，对在次点上将发生的情况，可以置之度外。
10、由于同样的理由，两条向心作战线，总比两条离心作战线更为有利。向心作战线更适合于战略的原则，而且具有可以掩护交通线和供应线的优点。不过为了避免危险起见，沿作战线行动的两支军队，在尚未会合之前，应力避单独与敌军集中的部队遭遇。
11、有时仍可采用离心作战线，其时机是:在一次战斗胜利之后;由于我之一次战略行动，使敌军中心被突破，兵力被分割。此时，必然应使已方军队采取离心行动，以完成对被击败之敌的分割。不过,尽管沿离心方向行动,我军各部仍应采取内线作战，即各部应尽最相互靠近，以便能先敌会合。
12、有时，一支军队可能在会战中途被迫改变作战线，即采用我们所说的临时作战线。这是一个最微妙、最重要的机动;它可能使得获得巨大的成功，但也可能由于考虑不周和缺乏艺术而导致严重的失败，因为只有当必须使一支军队脱离困境时，才可采用此种临时作战线。我们在《论大规模军事行动》第十章中，曾举过一个这样改变作战线的战例，那是由腓特烈在解除了奥尔米茨之围以后而实施的。
①上次在莱比锡费面的行动中，拿被仑只在纵深内有一条作战线，而他的各支部队只构筑中央战略阵地，但是，这个例子不仅适用于这种阵地，而且也适用于作牌线。这也尼一条原则。
拿破仑多次计划过此种行动，因为在他每次冒险入侵别国时，他总是要准备好一个此类计划，以防突然事变。在奥斯特利茨战役期间，他决定在作战失利时，将其作战线经波希米亚指向帕绍或雷根斯堡，以代替原指向维也纳的作战线，因为前者能提供一个新的、资源丰富的国家，而后者只能提供一些遭到破坏的地形，而且卡尔大公可能毫不费力地先抵该地。
1814年他开始实施了一次更大胆的机动，然而在当时起码是地形条件对这次机动有利。这次机动的特点是，以阿尔萨斯、洛林森林地带为基地，向联军开放一条通往巴黎之路。如果莫蒂埃和马尔蒙能同他会合,他能有超过五万人的部队,那么这一计划便可能导致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后果,一定能巩固他辉煌的军事业绩。
13、我们在上文(第2条规律)已经说过，国家的边境地势和战场的地形性质，也可能甚至对作战线的方向和利弊都有巨大的影响。对敌方构成突出角的中心位置，如波希米亚和瑞士(见附图II第2图和第3图)最为有利，因为这种位置能很自然地使我军采用内线作战，便于从背后攻击敌军。这个突出角的两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必须使用一切工程技术器材，并结合天然障碍，来使两边不能为敌人突破。
当没有这种中心位置时，也可用机动线的相对方向来代替这种中心位置。见下图所示:CD军运动到AB军正面的右翼，而HI军则运动到FG军的左翼位置。于是，对AB和FG两条外线的顶端便形成了两条内线，即CK和IK。利用CK和IK的会合兵力，就可以将AB和FG两条外线上的散军各个击破。这种计谋可以说明1796、1800和1809年采用的作战线所取得的战果。
14、作战基地的一般形势也影响到作战线方向的选择。作战线的方向自然应根据双方作战基地的各自的位置选定。只要回顾一下前面我们关于作战基地所说的一切,对此就很容易理解。事实
上，第十八节第1插图可以说明，如果我军作战基地对敌军作战基地垂直延伸，即同敌军作战线平行，那是最为有利的，因为这样我军就容易在指向敌人基地的点上夺取这些作战线，从而切断敌军与其基地的联系。
不过，假使我军的行动不指向这个决定点，选不好作战线的方向，那么垂直基地的一切优势都可能化为乌有。很显然，可占领AC和CD双重基地的E军。若以左翼指向F点，而不把其侧翼向GH延伸，则可能丧失其CD基地的全部战略优势。
由此可见，选定作战线方向的伟大艺术就在于，把作战线同作战基地及同军队行动的关系结合起来，以便一方面能夺取敌人的交通线。另一方面又能使自己的交通线不为敌人所切断。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同时又是一个最难解决的战略问题。
15、除此情况以外，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也对作战线方向的选择有重大影响。当战局中的主要行动是在未受损失而人数众多的敌军面前要渡过一条大河时，就是这种情况。显而易见，在此种情况下，对于作战线的选择，不仅仅是决定于统帅的意志，也不仅仅是决定于对敌人防线某一部分的进攻能得到多大利益，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最主要的是要考虑，在什么地方能最安全地渡河，以及在什么地方能够找到必需的渡河器材。1795年，茹尔当在杜塞尔多夫地域渡过了莱茵河，1831年，帕斯克维奇在奥谢茨克附近渡过了维斯瓦河。他们在这两地渡河，都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即都考虑到，一支没有足够船只的军队，必须从下游调用大量商船;法军调用的商船是在荷兰购买的，而俄军调用的商船则是在托伦和但泽购买的。在这两次渡河中，普鲁土的中立地区都为这些船只溯河而上提供了方便，否则，敌方是可能在那里设置障碍的。这种方便似乎能带来无限的利益，以致诱使法军于1795年和1796年发动了两次入侵。结果，这两次入侵都失败了，因为由此形成的双重作战线，使敌人得以将法军各个击破。帕斯克维奇更加深思熟虑，而且机智灵活，他仅用一支辅助部队渡过上维斯瓦河，而且是在主力部队已经到达沃维奇之后实施的。
当有足够的军用舟桥时，部队在渡河中受千变万化情况的影响就比较少。然而，仍需根据地形条件和敌人的位置来选择渡河点，以便得到最能取胜的机会。拿破仑和莫罗关于1800年渡莱茵河的争论，我已在《法国大革命战争史》第8卷中谈过，那是这一战略战术问题所说明的各种不同计谋中的一个特例。
所选定的渡河地点，对部队渡河后头几天的行动方向也有影响，因为至少在获得胜利之前，必须保护渡过的桥梁，以防敌人破坏。然而，不论在什么情况下，这种选择的基础总是要正确运用原则。归根结底，所选择的主要渡河点，总是或在敌军的中央，或在敌军的一翼。
一支集中的军队，在敌军延伸较长的一条警戒线前面，从一个中心点强渡过河之后，可能要沿两条离心作战线行动，以便分割敌入警戒线的部队，使其无法集中，因而也就不能破坏我军的桥梁了。
假使河流很短，便于敌军保持集中，而我军渡河之后能占领一条与河流垂直的战略正面，那么最好在一翼渡河，以使所有敌军都能远离开我军渡河桥梁的方向。此外，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关于渡河问题的第三十七节详加分析。
16、对于作战线的问题,还有另一方面不可忽视。必须看到，在本国境内的作战线，和在敌国境内的作战线，其利弊可能有很大的差别。敌国的自然环境对这种利弊也有影响。假使我们设想
有一支军队越过了阿尔卑斯山或菜茵河，推备在意大利或德国境内作战，那么这支军队首先所面临的都是些次等国家。即使这些次等小国的首领结成联盟，但是它们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和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利益，也还会有冲突。这种冲突会使它们的力量远不如一个大国那样充实可靠。反之，假使一支德国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或莱茵河入侵法国，那么它所采取的作战线要比法军入侵意大利时的作战线远为危险和暴露，因为德军所要与之作战的是行动和意志统一的整个法国的力量①。
一支取守势的军队，当它的作战线设在本国境内时，可以利用一切有利因素,如当地居民、政权、产品、要塞、公私商店、兵工厂等。但在异国作战时，通常是不可能有这些因素可利用，因为在敌国不易找到反对敌军的势力，甚至敌军还可以利用其社会上与我方敌对的分子来对我军造成不利。
我已经说过，国家的自然环境对作战线的利弊也有影响。的确，除上述外，毫无疑问,当作战线经过一个富饶肥沃、工业发达的地区，总要比经过一个沙漠贫瘠地区更为有利，特别是当进攻者与之作战的，并不是该地区的所有人民时，更是如此。在这种丰富多产和工业发达的居民地区，入侵军可以得到所需要的一切，而在另一种地区，入侵军却只能见到茅舍草棚，只有马才能找到饲料，至于其他物品，则都得自己携带，因此，在那里必然会对战争增加许多困难，必然会使迅速勇敢的作战行动变得更少，更为危险。对施瓦本的优美和伦巴第的富饶均极熟悉的法军，在1808年险些儿舞身于普乌尔图斯克的沃泥之中，而在1812年却真的覆没于立陶宛的森林沼泽地带了。
17.还有一条关于作战线的规律颇为许多作者所重视。这条规律用几何公式表述时，似乎非常可靠，但实际上却是空想的。按照这样规律，必须在设置每条作战线的所有国家里，把与这条作战线相等距离上的敌人全部肃清。否则，这些敌人就可能威胁我们的退路。这种思想可用以下几何公式表述“可保障作战行动安全的唯一条件是，把敌人逐出一个半圆之外，而该半圆的中心即最中心的目标，该半圆的半径等于作战线的长度。”
①读者懂得，我在此所说的，是在两个内部安定的强国之间进行的战争中的一般利弊。可于深别战争中的利弊，那是例外。
然后,为了证明这个有些不太明确的定理,又有人指出，凡以直径为对应边的各个圆周角，都是直角。这就是比洛对作战线所要求的九十度的这个角，也就是被认为似乎是唯一合理的体系一著名的楔子形战略布势(caput-porci)①。由此有人又好心地得出结论说，凡不愿用三角学作战者，均属无知。
这条规律受到这样热烈的支持，在纸面上好象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却一再为军事事件所推翻。事实上，一个国家的自然环境，山川形势，两军的士气，人民的精神，领导者的能力和精力，凡此种种，不论用角，用直径,或用圆周,都是无法估计的。当然，在退却线翼侧决不允许能严重威胁退却部队的大量敌军存在。但是，如果过分重视这条被说得神乎其神的规律，那就意味着让自己的军队在敌国境内连一步也不能前进。此外，人们摒弃这一规律，其更重要的原因是，不论是在近代战争中，或是在欧根，萨瓦亲王和马尔波罗的战争中，没有一次战役不证明这些虚构的数学规律是无根据的,无用的。难道1800年当菲森、萨尔尼茨和整个蒂罗尔都还处于奥地利当局统治时，莫罗将军不是在维也纳的城下吗?难道当都灵、热那亚和滕达山口为梅拉斯的军队占领时，拿破仑不是在皮亚琴察吗?最后，我还要提一个问题，就是当欧根.萨瓦亲王的军队让法军留在离它的基地仅几公里远的明乔河上，而经过斯特拉德拉和阿斯蒂去援助都灵时，它究竟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几何图形呢?
我认为，这三个事件足以说明，不论在象拿破仑和腓特烈那样的天才面前，或是在象苏沃洛夫、马塞纳等人那样的伟大性格面前，儿何圆规都会黯然失色的。
①Dcaput-porci-拉丁语“猪头”。郎模于形布势。一泽者
然而,希望大家不要以为,我这样就想贬低那些精通能教我们计算一切(直至天体运动)的这些科学的军官们的功绩。恰恰相反，我对他们总怀着深深的敬意。根据个人的经验，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他们的科学对于构筑和攻击要塞或背垒，以及对于绘平面图和制图也都是必需的;此外，的确还有利于实际运用的各种计算。但是,这对一切战略和大战术问题却帮助很小,因为在战略和大战术的所有问题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由静力学定律促进的精神激动。甚至连厄克里德的那些令人敬重的门生，虽然他们最具有指挥军队的才能，但为了赢得光荣和胜利，也不得不丢掉他们的一些三角学。至少拿破仑就是这样做的，他所指挥的一些最辉煌的战役，显然与其说是属于准确的科学范畴，倒不如说是属于诗的范畴。这个原因很简单，它就在于，战争是以激情演出的活剧，而绝对不是一种数学行动。
大家会原谅我这些离题的话。有人用空洞的公式米攻击我，我自然就要进行辩护。我对我的批评者的唯一恳求，就是恳求他们对我能象我对他们一样公正。他们要使战争过于有条不紊，过于审慎，而我却要使战争生动、勇敢、激烈，有时甚至鲁莽(Suum cuique)②。
但是，我决不想否认根据这些拘泥的规则提出的一切谨慎措施，因为任何时候都不应全盘否认这些措施。不过，要使自己按照几何规律作战，这就可能意味着给最伟大统帅的天才套上枷锁，意味着听从过分的学究气左右。从我这方面来说，我将永远反对这种理论，同时也反对一切无知的辩解。
①可能有人提出异议说，特别是战略，在其所有问题上都要使用线。这是不错的。但是，对于要知道一条线能否灌向有利的一点或酒向导致陷入绝境的一点，以及对于要计算出我军所在位置至要到达的那个点之间的最短距离，却不需娶任何几何学，因为要达到这样的目的，甚至有一张站路图也比圆规有益.我认识一位将军,他几乎是拉普拉斯的竞争者,但是我怎么也未能使他明白,为什么这一条战略线比另一条战路箴更为可取，为什么马斯河上的战略线是打开荷兰的锁钥，特别是当这些地方是由陆军勘守时。
②suun cuique-拉丁文，孤注一掷之意-译者。
对内线的评论和反对者的意见
请读者原谅，我为了在此就本章课题所进行的论战补充几句话，不得不暂时转移一下你们的注意力。我本来有些犹豫。曾考虑到，把这些评论放在本书末尾是否比较适宜。但鉴于这些评论有益于解释上述理论，所以认为在此发表还是可以的。
在批评我的人当中，他们的指责是很少一致的。有的仅就几个词句和定义进行争辩，有的竟对一些他们自己根本没有理解的观点进行指责。此外还有一种人，他们往往利用某些重要的事件来反驳我的基本原则，但是，他们却没有考虑到当时的条件是否和他们所设想的一致，而这些条件恰恰可以决定使用什么原则来作战最为适当;他们也没有想到，即使他们提出的办法是正确的，但也是一次偶然的例外。他们仍然不能推翻根据多世纪经验归纳出来的、以自然法则为基础的规则。
在这些军事作家当中，有些人为了反对我的内线或中心线作战的原理，就引用联军以相反体系①在莱比锡取胜的著名机动作为依据。从表面上来看,这一令人难忘的事件似乎足以动摇人们对基本原理的信念。但是，他们所列举的不过是历史上极为罕见的一个战例，而且显然不能由此得出与那些以千百个其他战例为依据的基本原理相违背的结论来。然而，我们却很容易证明，这些事实不仅不能提供任何可以用于反对我们这些原则的论振，反而
①我第一次提出这些准则已经过去三十三年了。但最近在纳瓦拉刚刚发生的事作迂明，我提出的这些准则是多么正确,而他们所依锯的那些简单的原则又悬往往多么尤足轻重。庸卡洛斯的军队本来受到三支相当分散的大部队的威胁，但由于对其中心位暨利用得当，终获企生。当这些永恒不变的原则导敏埃文斯覆灭时，那些无知的人又大碱大叫，说这是背叛。假使近十年来在西班牙更选的将军们有时能够考虑到原则的使用条件，那么就不会进此灾难。但是，对那些不断宣称自己为不可战胜者来说，读书和思考却是庸俗低级的事情。
能证明我们这些原则是完全立于不败之地的。实际上，批评我的人是忘记了，我曾经主张，当兵力具有相当大优势时，采取双作战线是最为有利，尤其是沿向心方向行动，使我军兵力能在决定性时机，集中用于对敌人实施一次联合突击，更是如此。要知道，在施瓦岑贝格、布吕歇尔、絮埃德亲王和贝尼格森诸军队的这次运动中，人们可以重新见到的恰恰是处于优势的情况，这一情况当然有利于我们所采取的体系。至于较弱的一方军队，它要符合本章所说的原则，就应该集中全力攻击敌军一翼，而不是攻击敌军中央。因此，他们用于反对我的这些事件更有利于说明我提出的原理是正确的。
此外，如果说拿破仑在德累斯顿和奥得河之问所占的中心位置对他变成了灾难，那么实际上应该归咎于库尔姆、卡茨巴赫和登涅维茨的失败，即应该完全归咎于执行上由于完全违反正确体系所造成的错误。我所主张的，是对于最重要的点，应以大部兵力实施进攻，而对次要的点，则应凭险，即依托坚固工事或江河进行防守，直至决战已经过去，或敌军主力已被击败为止。此后才有可能把兵力指向敌人其他受威胁的点上。至于认为辅助部队一旦脱离主力部队就会面临受到决定性失败的威胁，那是对我提出的休系未能很好的理解，这也就是1813年所发生的情况。
的确，假使在德累斯顿获胜的拿破仑，能向波希米亚穷追那些帝王们的军队，那么他就可能避免库尔姆的惨败，甚至或者可以威胁布拉格，并可能突破联军的战线。他犯了一个大错，就是未能对联军退却造成严重障碍。除此以外，他还犯了一个更加严重的错误，那就是他未能亲率主力在决战点上参战。的确,在卡茨巴赫之战中，他的部将没有执行他的命令;如果按照他的命令规定，那就应该等待布吕歇尔的冒险运动对他的军队造成有利时机时，再对其发动攻击;然而麦克唐纳的行动却与此相反,他以一些独立部队渡过因雨不断涨水的支流，去迎击联军。
假定麦克唐纳能执行给他规定的任务，而拿破仑又能充分利用他在德累斯顿的胜利战果，那么大家一定会同意这种看法:拿破仑的作战计划一定能获得辉煌胜利，因为他的行动计划的基础是内战略线和内战略阵地，是采取双向心半径形式的作战线。只要对他1798年的意大利战局和1814年的法国战局详加研究，就可断定，采取他的计划会获得多大的战果。
为了证明，根据拿破仑在萨克森作战的遭退来对中央作战线进行评价是不正确的起见，还必须对这些论述再补充一个也是重要的情况他的作战正面的右翼和后方，均因波希米亚边境的地理形势而被敌人所包抄。这是很少见的情况!然而，具有这类缺点的中心位置，决不能与没有此类缺点的中心位置相提并论。当拿破仑在意大利、波兰、普鲁士和法国境内采用这种体系时，他从来不会让他在翼侧和后方的部队受到敌人的突击。虽然在1807年奥地利能从远处对他造成威胁，但当时奥地利同他保持和睦关系，而且已被解除武装。
在判断一种作战体系是否正确时,必须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交战双方的利弊条件应当一样，而1813年不论在地理位置上，或者在双方部队的情况上，都不一样。这一事实可以姑且不论，但它可以证明对我进行严房批评的人是多么轻率。当时，拿破仑的部将由于对这条基本原理的运用采取了最简单化的态度，以致不仅没有象过去那样认真研究战斗，反而轻率从事。然而严厉批评我的人却引证拿破仑部将在卡茨巴赫和登涅维茨所造成的这些失败战例作为推翻这个基本原理的依据，难道这不是荒谬的吗?事实上，假使一支军队将其各部力量投向其他点，受到削弱，犯了错误，不满足于起监视军的作用，而硬要进行致命的斗争，那么自我吹嘘中心位置体系又会有什么优越性呢0?这样一来，正确运用原理的可能是敌人，而不是采取内线作战的部队。此外，继莱比锡会战之后的会战很快证实了这些有争议的原理的正确性。拿破仑在香槟的防御战，从布里安会战至巴黎会战，都完全可以证明集中主力于中心作战线这一原理的正确性。
①我很清楚，比一般失利有更大危险的战斗，往往是不可能回港的。假使变克唐纳能较好地理解了东戳仑的守则，他也可能同布吕歇尔交战，而不是去回避战斗。《见《章破仑的政治和军事生涯》第四卷，证明文件)
尽管如此，这两次著名会战的经验表明，出现了一个用那些以理论为基础的简单论点很难解决的战略问题。这就是说，当兵力过分强大时，是否内线作战的体系就失去了它的优越性。我由于象孟德斯鸠一样深信，即使是最伟大的行动，也会由于为保障其胜利所进行的准备工作规模巨大而遭失败，所以我对这一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我深信，假如一支十万人的部队能占领一个中心位置来对各为三万至三万五千人的三支孤立部队作战，那么一定会比一支四十万人的部队来对各为十三万五千人的三支部队作战，更有把握地将敌人各个击破。其主要理由如下:
1、如果注意到，要想在会战日把如此大量的部队同时投入战斗,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有困难,那就会感到，以一支十三至十四万人的部队，可以比较更容易地对抗在兵力上更为强大的敌军。
2、假使这支部队被逐出战场，那它至少还会有十万人的兵力，足可保证有秩序的撤退，并可避免过大损失、而与另两支孤立(辅助)部队中的一支部队会合。
3、居于中心位置的,人数多达四十万人的一支军队,其所需要的给养、弹药、马匹和其他一切物质器材都要增加。结果，便会使部队的机动性大为减低，而难以由战区的这一部分转移到另一部分。至于由于天然环境的限制，不能从这个地区获得足以保障如此众多的部队的给养问题，那就更不用提了。
4、最后,很显然,居于中心位置的军队，其应该用以对敌军两外线作战的两支部队均需各有八至九万人，因为它们按命令各应迟滞十三万五千敌军的行动。所以,假使监视军愚蠢酣战，就有可能失利,其结果所造成的危害将远超过主力部队所取得的胜利。
尽管有这些疑问和不太充分的理由，但是一旦我来指挥军队时，只要面临我所提出的最有利时机，我就一定毫不动摇地让我的军队占领内线位置;而假使出现任何其他情况时，我将根据上述原理命令军队指向敌军作战正面的一翼，而任凭敌军去按照相反的原理行动。我坚信已由欧根，萨瓦、马尔波罗、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的战争所证实的我的信念，我深信这些信念一定能够实现。
因为我已开始为我认为是无比正确的原理辩护，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对那些虽很闻名，但却狂热和不公正的作家向我提出的一些更无根据的异议，作些回答。
首先要回答的，是巴伐利亚上校克西兰德的意见。这位作家在自己的战略教程中，往往错误地解释我认为是基础的原理。他很博学，但在最近出版的一本小册子里和一个期刊上承认，他对我的著作的评价是不公正的和具有讽刺意味的。他甚至承认，早在发表我的答复之前，他已认识到自已的错误。然而，这并没有妨碍他在第二版中重复自己的攻击。
由于他这样真诚地认错，我认为就没有必要再重复我对这一问题的意见。但是，鉴于他的著作会以真正科学传统的表面形式诱人，所以我为了战争艺术的利益，还应坚持就他对我的指责发表我的意见;他指责我，说我曾费尽心机拼姿出来一套离心体系，但最终又回到了向心体系。
我重申，这种矛盾是完全不存在的，把它加在我身上是轻率的,我认为至少是不合乎逻辑的。我从来不曾绝对主张一种向心的作战体系，或是离心的作战体系。我的全部著作都是为了证明,战略原理是永远不变的，并且为了说明，所有作战，若想合乎艺术取胜，就必须运用这些基本原理。不论离心的作战或是向心的作战，都可能是非常的好，也可能是非常的坏，这完全要看当时敌我双方所处的情况而定。例如，当主力由中心位置前出，准备沿分散方向行动，以期分割并各个歼灭两支采取外线作战的敌军时，我军采取离心体系作战就是好的。腓特烈就采取了这种机动，从而于1767年战局末在罗斯巴赫和莱顿(利萨)取得了非常辉煌的胜利。拿破仑所有的作战几乎都是采取这种体系，他最喜欢的机动，就是精确计算行程，把人数众多的土力部队集中于中心位置，以便在突破或迁回敌人的战略正面后，分兵采取离心方向对敌人实施追击。这种机动的目的就是分割被击败的敌军①。
反之。向心作战体系也是好的，不过这要在下述两种情况下:a.作战的目的,是企图在敌人到达之前，把分散成几部的我军，先行集中于某点;b.我军分兵两路，以同一点为进攻目标，而且外在环境特别有利，不会被更集中的敌军察觉并各个击破。
但人们还可提出一套与此相反的体系,当然,共结果也将完全相反。由此便可确信，原理是绝对不可违反的，但也是不可与作战体系混为一谈的。事实上，在上述两种如此有利的情况下，采取向心作战，会取得胜利，但如果敌我双方所处相互位置完全不同，也采取这种向心作战，那就是很有害的。举例来说，假使我方有两支军队，从相距很远的两点，向敌人作向心运动，而敌人的兵力是处于内线，彼此相距又很近，那么这一运动的结果可能使敌人先我会合，而我方两支军队的运动必遭失败。莫罗和茹尔当1796年在对卡尔大公的作战中，就发生了这种情况。甚至当从一点前出，或从比杜塞尔多夫与斯特拉斯堡之间的距离近得多的两个点前出，都可能遭此危险。乌尔姆泽和克瓦斯达诺维奇的向心运动的纵队,曾力图沿加尔达湖两岸向明乔河运动,其结局如何呢?难道由于拿破仑和格鲁希向布鲁塞尔的运动所造成的大祸已被遗忘了吗?他们两支部队由桑布菜夫前出，向该城作向心运动，前者途经卡特尔布拉，后者途经瓦夫勒;而布吕歇尔和惠火顿处于战略内线作战，比他们先行集中。结果，滑铁卢一役惨败。这向全世界表明，对不可违反的战争原理，如有违反，必受惩罚。
①克西兰被在认真考虑拿破仑的那些最佳会战时，对于向心运动和离心达动之可以轮流采用，已不再感到惊奇。例如1809年拿破仑于雷根斯堡会战中曾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数次交替采用这两种不同的体系。
这些事件比世界上的所有说理都能证明，任何作战体系，其所以好，只是因为它符合战争原理。我并未曾宣称这些原理是由我个人所创造出来的，因为它们本来都是永远存在着的公理。恺撤、西庇阿和古罗马执政官尼禄①都与马尔波罗及欧根，萨瓦同样地(如果不说是更好地)应用了这些原理。不过，我相信，我是第一个人在一本著作中证明了这些原理的存在;指出了应用这些原理的一切主要益处，并从证明中引出了具体应用这些原理的原则。所有在军事问题上的有识之士，都会明白，对于这些原则必须遵守。我同意，一种教条形式，对于教授们来说，可能更为适用。但是，我却怀疑，不知对青年军官来说，这种教条形式能否象《论大规模军事行动》中所采用的历史形式那样清楚易懂和富有教益。
有些批评我的人，就我针对面积而采用的“作战线”这个术语，甚至也提出指责，并且断言说，真正的作战线就是河流。这种论断起码是十分奇怪的。任何人都不会认为，多瑙河和菜茵河是军队可以在上面行动的作战线，这些河流至多可以作为补给线，用于缓和运输,但是决不能用于军队机动,除非最高统帅能创造奇迹，使自己的军队能在水上行走。我的批评者可能说，他所说的是谷地，而不只是河流本身。那我就要对他指出，河流和谷地乃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概念，谷地也是面，而决不是线。
由此可见，不论就其地理含义来看，或者就其在教学法理论上的含义来看，这样的定义都是非常不确切的。但是，假使我们容忍这种说法，那么我们就应该能够看到，这条可以用作一支军队作战线的河流应该始终顺着这支部队运动的方向流去。然而事实上却几乎总是相反。大部分河流可作为防线比较有利，但不能用作作战线。莱芮河不论对法同或德国来说，都是一个障碍。下多瑙河对土耳其和俄国是个障碍。埃布罗河是西班牙的障碍。
①这位执政官在意大利予汉尼拔势力以致命打击的卓越战略运动，可以和近代战争史上,最辉煌的战例相提并论而毫无逊色。
罗讷河对从意大利进攻法国的军队是个障碍。而易北河、奥得河和维斯瓦河，则对由西向东或由东向西运动的军队来说，都是障碍。
至于道路，其说法也并不正确，因为决不可以说，通过施瓦本的一百条道路就是一百条作战线。毫无疑问，没有道路，也不会有作战线，但是道路本身却并不就是作战线。
关于作战线这一节，我谈的可能多了一点，因为我认为，这是战略运动的基石，这对于在战争艺术中，要使人不相信诡辩，是很重要的。读者们可以就此论战,发表意见。至于我，我是从内心里真诚地想促进科学进步。此外，我还想可以说句大话，即我对此已做出了贡献，但这决不是出于自尊心的缘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