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战争勤务或调动军队的实用艺术
作者：[瑞士] A.H.若米尼 著
出自————《战争艺术概论》
出自————《西方军事著作》
第六章战争勤务或调动军队的实用艺术
第四十一节战争勤务概念
战争勤务仅仅是一门细节问题的科学呢?或者相反，是一门构成战争艺术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普通科学呢?或者是一个功用术语，用以泛指司令部工作的各个不同领城，即泛指把战争艺术的思辨计谋应用于实际作战的各种手段呢?
有些人确信，既然有关战争的一切都已经有了定规，因而无需多加探究;若想再去寻找新的定义，则实属多余。在这些人看来，上述问题不免提得离奇。至于我本人，我坚信，精确的定义会使概念清晰。不过应当承认，解决这些似乎很简单的问题，对我来说确也相当困难。
在本书的前几版中，我曾仿效许多军事家，把战争勤务列入司令部工作的具体执行的细节问题范畴。这些细节问题又形成野战勤务细则及若千军需官专用守则的主要内容。这种看法是出自当时流行的某些偏见的结果。众所周知，战争勤务(logistics)这一术语源于军需官(major general des logis)(由德语”Quartiermeister”转译而来)。而军需官(Quartiermeister}是一种军官的职务名称，其过去的职责是安排军队舍营或野营，指导纵队行军和安排其就地驻防。可见，战争勤务的全部内容仅此而已,也不过就是平常的设营术罢了。但是后来按新方式作战不再有野营时，军队的运动便变得更加复杂，司令部的权力和职责也更加扩大。参谋长开始要负责把最高统帅的意图传达到战场上最远的各点，并为其收集各种资料，以便确定作战行动。由于参谋长参与所有计谋的策划,并负传达、解释和监督其执行的重任，因此，他的职责必然会直接关系到一个战局中的全部作战行动。
自此以后，参谋长的科学也就理所当然地包括战争艺术的各个不同部分了。所以，如果把这门科学真的要叫做“战争勤务学”的话，那么即使把卡尔大公的两部著作，以及吉布尔、拉罗什。埃蒙、博斯马尔和泰尔涅侯爵等人的所有长篇论著都汇集起来，也未必能为象战争勤务学这样一门不完整的课程勾画出一幅草图来，因为“战争勤务学”实在可说是所有军事科学的一门应用科学。
从上所述，显然可以得出结论，过去的老“战争勤务学”已经无法反映司令部科学的全部内容至于这一部门的现今职能，假使有人愿为其撰写一本能充分反映其目的的守则，那么还有待很好地组织编排，有的职能可以作为理论主体，有的职能则可作为细则条文。政府应当主动颁布那些已经完全成熟的细则。这些细则除了应规定参谋长和参谋的权力和职责之外，还应当明确指出履行上述职责的最适宜的方法。
当年，奥军司令部曾有一类细则性守则。但由于那部细则有些陈旧，因而更多地适用于一些旧方法，而不适应新的体系。此外，这也是我所能够接触到的所有这类著作中唯一的一部著作。我并不怀疑，还会有其他一些著作，秘密的或公开的，但我应当坦率承认我对此事的愚昧无知。象格里毛尔和梯埃博这些将领曾经出版过参谋手册，法兰西新皇家军团也印过若千单项守则，但没有一本令人满意的全面性守则。我听说布尔图林将军计划不久要出版一本守则，这是他在担任军需总监时为军官们编写的。我只是希望他能更快地实现这个计划,因为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还有很多东西值得探讨,而他肯定能发表真知灼见。
如果承认老的战争勤务学只是解决行军器材的一门细节性科学，如果证实当今参谋部的职能包括最高的战略计谋，那么也应当承认，战争勤务学不过是参谋学中的一小部分而已，或者说，应当使它得到新的发展，使它成为一门新的科学:不仅包含参谋学，而且.还包括司令官的领导艺术。
为了说得格外透彻，我们不妨把战争勤务学可能包括的主要内容,即所有关于军队运动,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事项,罗列如下:
1、预先为动用军队,即为开战准备一切必需的物质器材。拟定各种程序、指示和行军路线，以便集结军队，尔后投入战斗。
2、为总司令拟制各种行动命令,并为预料或预定的战斗拟定各种攻击方案。
3、与工兵首长和炮兵首长,对于为设置仓库和便于军队作战应予加强的各种要点，协调一切隐蔽措施。
4、组织和指挥各种侦察，通过这种侦察和间谍手段获取有关敌人配置和运动的尽可能准确的情报。
5、采取一切措施,按总司令命令规定,精确协调一切运动。协调各纵队的行军，使其并然有序，协调一致;保障为此准备好一切常用器材，以便既可方便、又可确保行军。规定行军停止时的方式和时间。
6、正确编组,并巧妙指挥前哨、后卫,以及负有掩护侧翼或其他使命的独立支队。供应它们为执行使命所需的一切物质器材。
7、给各部队首长及其司令部下达训令和指示，指出接敌时部队应按纵队配置的不同方法，指出必须展开成战斗队形时应根据地形条件和交战之敌的特点采取的最适当的方法①。
8、给前哨和其他独立支队指示万一他们遭到优势敌军攻击时的集结地点,而这些地点是慎重选定的;还要让他们了解,必要时他们可望得到何种支援。
9、组织并监督军需库、弹药库、粮秣库和野战医院在纵队中及在后面的移动，不要使其妨碍军队的行动，但又要保持较近的距离;要采取措施确保它们在行进中，在正常停留时以及在车煲(由辎重车构成的堡垒)内的秩序和安全。
①我这里指的是总的训令和指示，而不是为每天的运动重复的训令和指示，否则就可能行不通了。
10、组织用于补充消耗的给养和弹药的输送车辆连续到达目的地。保障集中国家和军队的一切输送工具，并调整其使用方法。
11、领导设立营寨，并为保障营寨内的安全、秩序、警卫，而对营寨内的值勒作出规定。
12、建立和组织军队的作战线、兵站线以及派出的各独立支队与兵站线的交通联络。任命能胜任军队后方的组织和指挥工作的军官;在后方负责支队和辎重的安全;给它们下达必要的指示，同时对军队和基地之间的交通工具做好保养维修工作。
13、在兵站线上组织康复队及轻伤人员和残废人员收容所,建立移动医院、缝纫工场;关心他们的安全。
14、精确记下在翼侧或后方派出的支队;关心它们的命运，使其完成任务后能立即归队;必要时，可给他们规定活动中心，可将其编为战略预备队。
15、组建补充营或补充连，以便集中掉队人员和往返于军队与作战基地之间的小分队。
16、围城时，组织各部队在堑壕里的值勤制度，并监督其执行;根据工兵指挥官的意见给部队指派应予实施的一切作业，并确定这些部队在出击和强攻时的任务。
17、退却时,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以维持秩序;布置后备部队，以支援和接替后卫;指派精明的参谋查明后卫为赢得时间可能成功地进行抵御的一切地点;严格维持秩序，采取预防措施，确保安全。
18、宿营时，划定各军驻防范围，给每个军指示紧急集合的地点，规定警戒措施，并监督其认真执行各种细则。
对于上述这许多项目，本来还可以补充很多细节，但是仅此
已足以使人惊奇地认识到，所有这些项目既可以说是属于总司令的职责,也可以说是属于司令部的职资,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一条真理。但毫无疑问，总可令之所以要有一个司令部，就是为了协助他去执行具体事务，以便他能集中精力考虑作战的最高指挥工作。因此，他们各自的职权便必然是统-一致的。如果他们的这种职权在行动上缺乏一致性，那么军队将会遭到不幸!这类现象常常发生。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将领们也是人，他们免不了也有一般人的缺点;其次由于在军队内部，要与参谋长进行竞争的利害和图谋几乎司空见惯①。
若要指望从我们的《概论》中全部解决几乎包罗万象的司令部这门科学的所有问题，那是难以办到的。首先，因为每个国家对这一机构赋予的权限范围不一，因而各国军队都要有各自不同的规定说明;其次，这些具体细则中的许多内容都散见于上面已经提到过的著作以及下列著作，如:拉勒芒上校的《略论战争辅助行动》，泰蒂尔涅侯爵的论著，以及卡尔大公的处女作《高级战争艺术原理》等。
下面，我就上述列举的一系列职责中的前几项谈谈自己的想法。
一、创令部为准备开始战局而应采取的措施中要包括一切有利于完成初期作战计划的措施。自然，应通过对各种勤务的检查，确保一切装备处于完好状态。应当检查和补充马匹、车辆或弹药箱、挽具、马具和靴鞋。总之，凡需移动的舟桥设备、工程器材箱、火炮、攻城器材，以及救护车等，一切物质器材装备，都必须经过检查，都必须保持完好状态。
如果战局是在大河地区展开，那就应当预先准备炮艇和便桥，然后把所有的船只都调到将要使用的地点和岸边。训练有素的军官应当对那些最便于上船和登陆的地点作好侦察，选定最有把握能使首次抵达彼岸一举成功的登陆点。
①炮兵，工兵和行政长官，都认为他们是与总门令共事，们不是与参谋长共事。决不应该妨碍这些长官与总司令的直接联系，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总司令应当在参谋长出席的情况下与他们一微工作，也应把与他们来往的书信交鑫谋长办理，否财将会造成混乱。
司令部应为各军开往集结地点准备一切必需的行军路线，同时要特别隐蔽行动，以免敌人察觉我军作战意图和有关行动。
如果嘉进攻战，在作战基地附近设置桥头堡或营垒时，那就应与工兵指挥官共同确定需在作战基地附近构筑的工事。
如果是防御战，则应在第一道防线和第二作战基地之间构筑此类工事。
二、拟订行军和攻击的部署，无疑是战争勤务学的一项主要内容;这种部署由司令官确定，并由司令部传达各军。一位将领是否具有第一流的素质，除了看他能否构思完美的作战计划以外，无疑还要看他能否清晰地表达他的构思，以利于命令的执行。如果司令官是一位伟大的统帅，那么尽管上述工作实质上属参谋长的工作范围，但归根结蒂，制订这些部署的功劳仍应该归于指挥官。反之，参谋长在他的职责范围内有权对部署作出补充，并使他的想法与负有全责的司令官的意图协调一致。
关于战争勤务的这一重要问题，我本人就遇到过两种截然相反的方法。第一种方法可以称为老派,便是每天就军队运动发布总的部署，其内容琐碎，故意搬弄经院式的玄虚哲学，而这些细则通常是下达给各部队富有经验的指挥官，因而显得更不适宜，因为这样做实际上是把他们当作刚从学校毕业的初级军官一样随意摆布。
另一种方法是拿破仑的方法，他给他的元帅们只发布一道局部性命令，即给他们每个人下达的命令只涉及与其有关的个别部分，最多也只限于让他们了解将与之共同作战的左右邻各军的有关情况，但从不告诉他们全军的整体作战行动。
①我认为，在先于瓦格拉姆槽渡密珊河时，和在1813年第二次战局之韧，拿蔽仑一反常规，下达了一道总的命令。
我有理由认为，他之所以常常如此行动是为他那层出不穷的作战计谋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同时也是出于担心他的总命令落入敌人之手会使敌军挫败他的计划。
对于作战方案严守秘密也许是十分有利的，腓特烈大帝就曾不无理由地说过，要是他的睡帽知道他脑袋里的秘密，那他马上就把这顶睡帽扔进火里去。这样的保密在腓特烈时代还是行得通的，因为那时他的全体军队都在他周围和他一起宿背;可是，在拿破仑实施的那种机动规模下，以及在采取今日进行战争的方式时，要是将军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四周的情况，那又如何指望他们能协同作战呢?
这两种方法中，我认为第二种方法比较合适。不过，还可以采用另一种折衷的方法，即介于那种拿破仑的极度简贼和那种空谈琐事之间的第三种方法。这后者便是诸如巴克莱、克莱斯特、维特根施泰因这样一些经验丰富的将军们常常接到的指令。这些指令规定他们抵达阵地后，应当怎样以排为单位分散部队，又应当怎样重新集合等等。这些指令在敌人面前总是难以执行。因而这类幼稚的做法就更加令人啼笑皆非了①。我的看法是，只需要给将军们下达与他们指挥的军有关的局部性命令，再附上用密码编写的几行文字说明，简要地指示他们作战全局和他们应参与的部分。在没有密码的情况下，应当派一位理解力强、表达准确的军官口头传达命令。这样就不必担心会泄露秘密，而协同作战的全局也将得到保障。
无论如何，确定部署本身总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尽管部署的确定往往不能对人们必然期待的内容都规定得一清二楚。每个人都是根据自己的观点、性格、能力去制订自己的指令的。认真阅读军队司令官给其部下下达的各种部署，是了解司令官业绩的再好不过的途径;这也是人们可望看到的一部极好的传记。
①也许有人会资备我，说我不让总参谋部的长官们热惹我在前而列举的关于可令部重要职责的具体细节，但这种责备是不公正的，这些细则确实属于司令部的职责范周，但这不等于说，总参谋长不能把执行作务资托给独立运动作战的各军的代表，领导全体军队，密切注视护送总同令部的作战部队的移动情况，这些工作就已够总参谋长忙的了。由此可见，这里并不存在任何矛盾。
但是，该回到正题上来，让我们讨论关于行军这一条吧。
三、当军队完成集结，并可采取任何行动以后，军队必须尽可能准确地，而且是全建制地实施运动，在运动的同时要采取侦察及隐蔽的各种常用猎施。
不管是退却还是进攻，行军不外乎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敌人的可见范围之外实施，另一种是在敌人面前实施。在最近的一些战局中,行军已有了很大变化。过去，双方军队不面对面地停下来对峙几天，几乎是不会开始交锋的。那时候，攻方在工兵部队援助下先要为各纵队构筑若干条平行的通道。现在，两军相遇，每每利用原有道路，迅速展开格斗。但是，当军队行军时，主要的问题是让工兵部队紧跟在前卫之后，以便多开辟通路，扫除障碍，必要时在小溪上架桥，并保障全军各部队之间频繁的交通联络。
在采用现今的行军方法时，时间和距离的计算变得格外复杂。同一支军队的诸纵队各须越过不同的空间，因此在确定它们开始运动的时间和它们的任务时，必须考虑到:
1)它们应当经过的距离;
2)每一纵队携带的物资数量;
3)当地地形条件的难度;
4)敌人可能设置的障碍物及我军对此的适应情况;
5)隐蔽行军或暴露行军的重要性。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对构成军队侧翼之大兵团，或对不在司令部所在之纵队行进的兵团，下达运动命令的最可靠、最简便的方法便是把决定一切细节问题的权力交给指挥各兵团的有经验的将领，并注意培养他们办事准确无误的山惯。同时，只告诉他们应该设法到达的地点和目的，选择的道路，以及进入预定阵地的时间也就足够了。当然，还应当让他们知道有哪些军跟随行进或在左右侧道路上伴随他们行进，以便他们能调整自己的运动。最后，还应当告诉他们可能出现敌人的有关情况，并在他们被迫撤退的条件下指定退却方向①。
如果每天学究式地给这些军长们下达命令，给他们规定种种细则，如编组纵队的方法，在阵地上如何展开等，这种做法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当然，必须掌握部队按照既定细则和惯用方法行军的情况。但应当允许各军的指挥官有组织运动的自由，只要他们能按规定的时间抵达规定的地点即可。只有在他们出现差错或图谋不轨等失职情况时，总部方可将他们清洗出军队。但如果全军要在同一条道路上实施退却，总部就应当精确地制定出各部队出发和休息的时间表来。
每个纵队无疑都应当有自己的精干的前卫和侧卫，以便根据要求小心行军。即使是在第二线行军，也务必从师里抽调几名工兵，携带工具，走在纵队先头，以便排除沿途可能遇到的各种障碍物。每一个辎重纵列都应临时配属若干名这样的工兵。同样,携带一些架设小型便桥所需的支架等轻便器材也总是大有用处的。
四、一支军队运动时，前面应有总前卫，或者如现代休系中常见的那样，中央及两翼各有独立的前卫。比较常见的是，预备队和中央部队往往随大本营行进;一般说，若有总前卫，则总前卫很可能也在这条路线上行进。因此，有一半的军队都将集中在中央一路上。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措施，防止道路堵塞，就显得格外重婴。但往往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当主要突击指向某一翼侧时，预备队和大本营，有时甚至连总前卫都可能转向这一冀侧。在此情况下，上述关于中央路线移动的一切规律同样也适用于这一翼侧的移动。
有一点很重要，即在前卫应有总参谋部派出的经验丰富的参谋;这些参谋应能对敌人的运动作出准确判断，并及时报告总司令，以便他定下决心，同时还应能有助于前卫指挥官考虑这方面的问题。总前卫，不言而喻，其编成应包括这样一些部队:携有各种武器的轻装部队、作为主力的精锐部队、少量摧长徒步作战的龙骑兵、骑兵炮兵，以及携带用于渡过小河的轻便支架和浮舟的架桥兵、工兵等。配备若干名狙击手、优秀射手也是必要的。前卫还必须有一名测地军官，以便对道路两旁约半古法里(合二公里)范围内的地形进行草测。最后，还必须增加一些进行侦察的非正规骑兵，这样做不仅是因为可节约精锐的骑兵部队，而且还因为非正规骑兵比较适宜于执行这类勤务。
①拿破仑是从来不指示退却路线的，因为他认为任何时候都不应预先设想失败的可能性。事实上，在许多行军中，预想失败确无禅益，但许多时候却也是十分必娶的。
五、随着军队的前进或远离基地，根据良好的战争勤务准则,必须组织作战线和兵站线。兵站线是军队与其基地之间的联络桥梁。司令部应把这些兵站分成若千个区，区中心设在最大的城市，因为大城市能保证军队的营房和各类军需品的供应。如果有要塞，区中心最好设在要塞里。
兵站和兵站之间以相隔五至十古法里(二十至四十公里〉为宜，当然要根据沿途城市位置的实际情况而定，但若平均每七至八古法里(二十八至三十二公里)设一兵站，则在一百古法里(四百公里)的路线上将有十五个兵站，并可组成三至四个兵站旅。每个兵站旅要指派一名指挥官，要配备一支由正规军或康复队组成的部队，以便调节用房，保卫地方政府(如果政府尚在的话)。这些部队还应负责保护邮政联络和必要的护送。指挥官要确保道路和桥梁完好无损。
在每个兵站都应尽可能配一些小仓库和一个拥有部分车辆的车场，或者至少在兵站旅的要点必须做到这一点。
对地方师的指挥应当委派能力强、有预见的将军担任。因为军队交通线的安全常常依赖于他们的活动状况①。
①有人会反对说，在民族战争中这样的兵站尼建立不起来的。我认为恰恰相反，且然会有风险,但正因为这样它们才非大规模建立不可。巴约纳-马德里之间的兵站线抗击牌击队的攻击达四年之久，尽管有些输重被抢走，可这条补给线还一度延伸到了加的斯。
这些师甚至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改编成战略预备队，正如我在第二十三节中已经提及的那样。几个精锐的营，在往返于军队和基地之间的某些小分队的支援下，就足以维持和保护军队的交通线了。
六、至于总参谋部为把部队的行军队形展开成各种战斗队形而应采取的，一半属于战争勤务性质，一半属于战术性质的各种措施，是很值得认真研究的。我们已经提及的三部著作，在相当程度上深化了这一课题，我就没有必要再在艰难的土地上步他们的后尘了。但探讨这些问题，只能在涉及构成这些著作优点的细节中方叮深入。阐述这些细节早已超越本书的范围。何况在泰尔涅侯爵和他的评论员科赫上校的两卷本著作中已经列举了军队运动或不同编队方法的各种勤务规定之后，人们还能再说些什么呢?如果这许多方法很难在敌人面前付诸实施的话，至少也应当承认，这些规定对于超出能力范围之外实施的准备性运动总还是有益的。有了泰尔涅的那本好教材，吉贝尔的文章以及卡尔大公的第一部著作(《高级战争艺术原理》)，我们就可以容易地学会战争勤务学的一切内容了。对此，本书只字不提当然不行，其实根据计划稍加援引也就够了。
在结束这一有趣的课题之前，我想先举几个极好的战例阐述战争勤务学的重要性。其一是法军于1806年在格拉平原的奇妙的集结。其二是1815年战局的初期。
这两个战例都说明拿破仑善于把原来分散在各地的纵队很快集中到作战地幅的决定点匕，其精确程度令人吃惊。他就是靠这种指挥保证战局胜利的。决定点的选择是巧妙的计谋，而各种运动的计算，则是拿破仑办公室所进行的勤务工作的结果。长期以来，人们总以为这些如此精确，如此明白的指令多出自精明强千的战争勤务学家贝蒂埃之手。但我有无数理由确信，这种推断是错误的。皇帝本人便是他白己的真正的参谋长。他常常手拿着一只沿直线放大一比七至八古法里(二十八至三十二公里)比例的
圆规(由于道路弯曲，这个比例实际上至少是一比九至十古法里)，依在地图上，有时甚至卧在地图上，用各色图钉标出自己各军的阵地和敌人的假想阵地。他果断地发布调动军队的指令。对此，人们常会困惑不解，难以置信。他迅速地用圆规在地图上计量距离，而且一眼就能判断出每个军必须行军的天数，以便能在规定的日期内抵达他所希望到达的地点。然后，他一边移动那些图钉，把它们插到新的地方，一边计算着需要给每个纵队规定的行军速度，安排他们的出发时间，接着便开始口述指令。单就此而论，也足能使他扬名四海了。
就这样，内伊从康斯坦茨湖边前出，拉纳从上施瓦本前出，苏尔特和达武从巴伐利亚和帕拉蒂纳特前出，贝尔纳多特和奥热罗从弗兰肯前出，皇帝禁卫军从巴黎前出,他们从扎耳费尔德、格拉和普劳恩之间的三条平行道路几乎同时到达了战线，而当时不论在拿破仑军队内，或者在德国都还没有人能对这些表面上如此复杂的军队调动捉摸出什么名堂来①。
又如，1815年，当布吕歇尔还安然地在桑布尔河和莱茵河之间野营，惠灵顿勋爵还在布鲁塞尔举办或参加节日舞会，两人都在期待着进攻法国的信号的时候，人们以为尚在巴黎忙于应付政治上盛大礼仪的拿破仑，实际上却早已率领他刚在首都重建起来的禁卫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沙勒罗瓦和布吕歇尔的营地，而且他的各路纵队，以罕见的准确性从四而八方汇集到波蒙平原，并于6月14日全部抵达桑布尔河岸(拿破仑本人是6月12日离开巴黎的)。
在这两次战役中,计谋是以巧妙的战略计算为基础的。当然，这两次战役的实施也是战争勤务的一项杰作。为了使人正确评价这类措施的优越之处，我再举两个相反的例子，说明由于战争勤务工作的失误，几乎造成灾难性败局。1809年，拿破仑因奥国的军备武装咄咄逼人而从西班牙匆匆回园，他深信将与这个强国开战。他给正在巴伐利亚的贝蒂埃下达了一项十分棘手的使命:要把分散在布劳瑙到斯特拉斯堡和埃尔富特各地的军队集中起来。于是，达武从埃尔富特，乌迪诺从法兰克福回来了;马塞纳正在去西斑牙途中，也经斯特拉斯堡返回乌耳姆。萨克森人、巴伐利亚人和符腾堡人都各自离开了他们的家乡。由于这些军彼此相隔遥远，因此早已聚集的奥地利人就有可能十分容易地突破这张军事(蜘蛛)网，消灭或驱散这些衣衫褴褛的部队。拿薇仑对此十分担忧，便命令贝蒂埃，如果在他抵达之前，战争尚未开始的话，就把军队集中在雷根斯堡;否则就把军队集中到乌耳姆附近。
①与前面所举的例子一样，对于一小部分能够理解复杂调动原因的军官来说，我认为则是例外。
下达这个可选择的命令，其原因是不难理解的。如果战争已经爆发，选择雷根斯堡作为集结地点显然离奥国边境太近了，因为这样一来，各军都只能孤立地向二十万敌军发起进攻。要是确定乌耳姆为集结地点，法军可以较早地集中，或者说敌人至少要多走五、六天的路程方能到达那里，这一点对于双方各自的位置都是至关重要的。
这是常人都能懂得的道理。可是，在贝蒂埃抵达慕尼黑后几天才开始敌对行动的情况下，这位杰出过人的总参谋长却如此天真，依然要不走样地执行他所受领的命令，而不考虑命令的明显意图。他不仅固执地要把军队集中到雷根斯堡，甚至还要达武重新返回该城去，而达武早认为应该离开安贝格使军队转往因戈尔施塔特方向。
幸好，拿破仑在二十四小时内从电报上获悉敌人渡过因河的消息，便象闪电般地出现在阿本斯贝格;当时达武的部队已遭包围，而法军已被十八万奥军分割。众所周知，拿破仑奇迹般地把他的军团集结起来，只用了五天时间，就在阿本斯贝格、齐格堡、兴茨胡特、埃克缪尔和雷根斯堡赢得了一系列辉煌的胜利，从而纠正了他那位可悲的参谋长在战争勤务工作中所犯的错误。
在结束这些引证之前，我还想叙述一下在瓦格拉姆附近渡过多瑙河前后发生的某些重大事件。为从匈牙利来的意大利总督的军团、从施蒂里亚来的马尔蒙军团，以及从林茨来的贝尔纳多特军团规定的到洛鲍岛上的指定地点集结而采取的措施并不比著名的三十一条皇帝法令(或赦令)更新奇。这个法令安排了军队在拥有五百门大炮的十四万奥地利人当面渡河和在恩策尔斯多尔夫平原编队的细节问题;这情形仿佛让军队去接受军事检阅一般。所有这些部队于7月4日傍晚集结该岛，瞬间就在宽七十都阿斯(约一百三十六米)的多瑙河的一条支流上架起了三座桥梁;当时黑夜沉沉，风雨交加。十五万人就在威武的敌人面前通过，并于中午前在离桥一古法里(四公里)的平原匕编队;其实他们是以交换正面来掩护这几座桥梁的。这一切都是在非常短暂的时限内完成的，这段时间即使用于进行一次已经重复过几遍的机动演练也是不够的。诚然，敌人只是很一般地阻挡了一下这次的渡河，但这一点拿破仑并不清楚，所以这些命令的价值决不会因此而显得稍微逊色的。
但是，出现了一件异乎寻常的怪事，参谋长在分发十份这道著名的命令的副本时,竟完全没有发现,由于文本的错误把中间的桥梁分给了达武的部队，可是达武应当组成的是右翼;把右边那座桥粱分给了本来应当居中央的乌迪诺。结果，这两个军夜间就交叉上了。若不是由于各团和各团团长的机智，真可能出现一场可怕的混乱。由于敌人没有行动，法军只有几个支队跟随别的军走散了。更令人吃惊的是，在发生这样的混乱之后，贝蒂埃竟荣获了瓦格拉姆亲王的封号。这可说是对他的莫大的讽刺。
拿破仑自己在口述命令时显然没有发现这一错误，但是，一位参谋长，既分发这道命令的二十个副本，又负责监督部队的编组难道他也不应该发现这一错误吗?
还有一个例子也是相当典型的，那是关于莱比锡之战。从中也可以看出，良好的战争勤务措施该有多么重要。拿破仑在接受这次交战时，其背后有象菜比锡那样的隘路，还有森林和花园覆盖及小溪纵横的大片田野;他应架设许多小桥，开辟通往这些小桥的通路，并竖立路标。虽然这样仍不能避免一场决战的失利,但可能拯救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可能避免损失在退却时由于秩序混乱走投无路而不得不丢弃的大炮和弹药车。炸毁林登瑙桥梁本身是难以想象的，但这同样是司令部不可饶恕的疏忽的结果;由于贝蒂埃采取的组织方式和处理方式不当，使司令部在军队里已名存实亡。此外，应当承认，拿破仑虽然非常精通组织入侵时的战争勤务工作，但他从不考虑一旦失利时的预防措施。而一旦真的失利，则每个人都会把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好象皇帝自己应能预见到一切，并安排好一切。
我讲的这些内容，足够人们据此判断出良好的战争勤务可能对军事行动产生的全部影响。
为了补充我在编写本节中原想表达的内容，我还得再提一提侦察问题。一般说有两类侦察。第一类侦察是纯属测地和统计方面的，其目的是:获取有关某个国家及其地形、天然障碍、道路、隘路、柝梁等的基本情况，了解它的各种资源和财政状况。当今，由于地理学、地形学和统计学都已有了长足的进步，因此，这一类侦察就不如过去那么重要了;不过，只要欧洲的地理测绘一天未完成，这一类侦察就仍然有用;然而这样的测绘恐怕是永远不会完成的。有关这类侦察方面的问题，已经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指导性著作，我建议读者可去参阅。
第二类侦察是要查明敌人的行动情况。这类侦察往往要派一支稍强的部队去执行。如果敌人已在当面编队，则应当由主将或参谋长亲自前往进行侦察;要是敌人还在行军之中，则可派几个骑兵师去突破敌军周围所设的哨幕。
关于这种作战行动，许多基础著作中都讲得相当透彻，尤其是拉勒芒上校的著作和野战勤务条令等。同时，我认为有必要在下一节中谈谈有关查明敌人行动情况的各种方法问题。
第四十二节侦察和及时查明敌人移动情况的其他方法
战争中实施巧妙机动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无疑是在下达命令之前，必须切实掌握敌人行动的情报。事实上，如果不了解敌人在干什么，又何以确定自己应该干什么呢?固然，掌握敌情至关重要,而要真正做到,虽不说绝无可能,但也谈何容易。单就这一个因原也足以证明,战争理论和实践之间确实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有些将领虽然学识渊博，但他们既不具备军事天才，又缺乏从指挥作战的长期实践和丰富经验中养成的眼力，他们往往会犯误错,究其原因盖出于此。当在地理图上或在预想的地形图上可以同时部署交战双方兵力时，对一个军校毕业生来说，如果要拟制一份迂回包围敌人翼侧，或威胁敌军交通线的作战方案，那总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当他与之较量的是一个精明、积极和勇敢的对手，其行动诡诈莫测，那么他就会进退维谷，仓皇失措。一个缺乏军事原则造诣的普通将领，其庸碌面目至此便会暴露无遗了。
我从长期的军事生涯中，通过无数实例得出一条灼见在一位善于准确把握敌情的军官和另一位通晓理论的军官中，如果要我来选择将才的话，那我宁取前者而舍弃后者。因为，创立军事学说固然决非易事，但学习现成的理论却并无多大困难。
有四种可判断敌军行动的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建立一个完善的花费巨大的间谍网。第二种方法是由精干的军官和轻装部队进行侦察。第三种方法是通过审讯战俘获取情报。第四种方法是根据两个不同的基地进行最大可能的推测，关于这个想法我将在后面述及。最后，还有第五种方法，那就是信号法;虽然这种方法主要用来发现敌人，而不是为了弄清他们的意图，但仍然可以列入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些方法的范畴。
①有些慈善家可能认为从事间谈活动是亵渎宗教行为，但我请大家不要心记，这星所说的是值察军队的行动，而不是特务告密等一类活动。
看来，真要详细掌握敌军的内部情报，最可靠的方法莫过于间谍活动。因为侦察工.作做得再好，也提供不了防线那边的详情细节。这并不是说侦察工作没有什么用处，相反，凡是有利于了解敌情的一切手段都是应当采用的;而是说不能完全依赖侦察的结果。处理审讯战俘的关系也是如此，战俘的供述有时是有用处的，但如果过分相信他们，那就非常危险了。无论如何，一个精干的司令部总是善于挑选几名有才学的军官，去专门执行审讯俘虏的任务，并通过有的放矢的提问，从俘虏的回答中去发现一切重要材料。
在敌人作战线上活动的游击队似乎也能了解有关敌人的某些情况，但几乎很难保持与他们的联系，因而也就难以从他们那里获得情报。在一个广阔的基地上设立的间谍网倒总能奏效。然而，一个间谍要想打入敌军主将的办公室,以便窃取敌方组织战役的秘密，可就不那么容易了。所以，间谍的活动常常只限于他自己亲眼看到的，或者从别人的言谈间听到的敌军行动中猎取情报。而且，即使有关敌人行动的情报已经到手，也仍然无法断定敌军实施行动中间又会发生什么变化，也不知道敌人预定的最终目的。举例来说，有人获悉，某军已经越过耶拿，正向魏玛挺进;而另一个军离开格拉之后，折向瑙姆堡去了。但他们下一步的去向以及他们的行动计划又是什么呢?对这些问题郎使是最老练的间谍恐怕也难以搞清。
以前，军队都是安訾扎寨，儿乎全部都集中在一处，那时敌情报告一般比较可靠，因为侦察部队可以运动到肉眼能够看到敌营的距离内，间谍则可报告敌营内部的一切活动情况。可是，现在兵团的组织不同了，他们或者住进了营房，或者分散在野外露营;这样，侦察工作变得复杂多了，困难多了，结果几乎很难取得成效。
如果敌军由一位君主或某个统帅亲自字领，他左右总有大队兵马机预条队相随，此时间谍活动反倒容易见效。比如，亚历山大一世和拿破仑两位皇帝就属于这种情形。只要掌握了他们的行军路线和行动方向，即使对其他行动的细节不甚滑楚，大体也能判浙出他们的意图所在了。
为了弥补上述各种侦察方法之不足，一位精明的将领应能深入进行种种假设，并事先设想好解决的办法。我可以相当满意地说，我个人经常使用这个办法，而且我在应用过程中很少失误。遗憾的是命运始终没有让我登上独当一面的主帅地位，但我也总算出任过率领将近十万大军的参谋长。除此而外，我也曾多次应召参与当时一些大国君主的军事会议，研究欧洲联军主力的行动方向问题。我在进行假设和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的方法过程中只出现过两三次差错。我深信，任何一个经过深思熟虑提出来的问题，只要进行正确的判断，几乎都是容易解决的。然而我已经说过，我始终认为一支军队可能实施的行动，如果只是在其中央或作战正面两翼之一端，则其假设的可能也不过是三、四种。由此可见，一个将领只要真正能够洞察这些道理，并把握住正确的作战原则，那他总是能够预先估计到各种可能的情况，并从中采取一种对策。我可以在这里列举几个我亲身经历过的例子。
1806年，当法国还没有作出与普鲁士开战的决心时，我就写了一个备忘录，分析了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以及战争开始后可能出现的几次战役。
我作了以下三种假设。
第一种假设:普鲁十:人东易北河北岸等待拿破仑来犯，并组织防御直至奥得河，以等候俄奥两凤来援。
第二种假设:反之，普鲁士人将向萨勒河畔挺进，以波希米亚的边境线作为左翼，守住弗兰肯山地中的通道。
第三种假设:普鲁士人一面在美因兹大道上等待法国人，一面很不明智地挺进到埃尔富特。
我认为，再没有别的假设可言了。要不就是那些普鲁士人实在太卤莽，以致明明兵力不足，还要分兵把守威骞尔和美因兹两地。这样的失误太不应该，因为自从七年战争以来，在该区第一条大路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法国兵。
上述三种假设提出以后,也许有人会问,拿破仑究竟会采取哪一个最好的主意。这不是很容易得出以下结论的吗?即:“法军主力既已在巴伐利亚集结，自然应当穿过格拉和霍夫去攻击普鲁士人的左翼，因为不管普鲁士人采取何种措施，那里将是整个战局的症结所在。”
如果普军前出到埃尔富特，法军只要攻击格拉，那么普军的退却路线就会被切断，并遭到沿下易北河通往北海方向的追击。如果普鲁士军队依托萨勒河，那么法军从霍夫和格拉攻击他们的左翼，就能对他们实施局部压迫，并在莱比锡一柏林通道上截击他们。最后，若普鲁士军队驻止在易北河彼岸，法军仍应在格拉和霍夫这个方向上寻找他们。
既然三者的利益都是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了解对方行动的细节还有什么意义呢?因此，出于对这些剖析的正确性坚信不移，我毫不动摇地在战争开始前一个月宣称，拿破仑将在那里组织战役。如果普魯上人真的渡过萨勒河，那就在耶拿和瑙姆堡两地开始交战。
在我如此精确地预见到这一切的同时，不伦瑞克公爵和他的顾问们作出了怎样的推测呢?为此大家应当拜读一下斯-冯弗和吕尔.冯.利林施特恩诸先生的著作(《作战计划》和《一个目击者的报告》)。
我提请回忆起这个我已不止一次援引过的情况，完全不是出自某种虚荣心理，因为我还可以举出其他同类性质的事例来。我不过是想说明，战争中常常可以根据经过深思熟恩提出来的问题采取行动，而不必在敌人活动的些细节上面过分纠缠。如果克劳塞维茨将军也象我那样，经常提出问题并设法解决问题，他就不会那么强烈地去怀疑建立在原则基础上的军事理论的有效性了，因为只有理论方能对类似的解决办法起指导作用。他那三大本论述战争的著作明显表明，在1806年不伦瑞克公爵所处的那种境遇下,他要采取的一个必须采取的决心该多么困难!犹豫不决，这是疑惑成性的智者的固有特性。
让我们再回到原先的主题上。我应当承认，在现代许多国家的军队里，对于间谍活动是极不重视的。1813年，由于施瓦岑贝恪亲王的司令部没有间谍活动经费，致使亚历山大皇帝不得不为这个司令部支付派遣去路沙提亚探听拿破仑去向所佑的经费而动用他的私人金库。乌耳姆的马克将军和1806年的不伦瑞克公爵也都不比施瓦岑贝格亲工懂得更多些。法国的将军们，由于在西班牙物色不到间谍分子，缺乏发生在他们周围的事态的情报，结果付出了相当高昂的代价。
在通过轻装小部队获取情报方面，俄国军队胜过任何其他国家的军队;它们主要依靠哥萨克人和游击队的机智。这在历史上是不乏例证的。
在德累斯顿交战之后，库达舍夫公爵远征瑞典公国时，他的队伍泅渡易北河，从法军的纵队中间穿过，一直进抵维滕堡;这类行军称得上是一个历史纪念碑。切尔内绍夫、本肯多夫、达维多夫和谢斯拉温等将军的游击队所侦察到的情报在这方面都曾有过重大贡献。人们还记得,哥萨克在夏龙附近截获了拿破仑发给玛丽一路易丝女皇的一份电报，曾使各聚国了解到法国皇帝将凭借路林和阿尔萨斯的要塞地带集中全部兵力进攻对方交通线的方案。这份珍贵的情报促使布吕歇尔和施比岑贝格两支军队决定公合起来，可是在这之前任何战略角度的好心规劝，除在莱比锡或布里亚纳，都无法使他们两人合作共事。
同样，大家也都知道，多克托罗夫将军根据谢斯拉温的份报告才幸免拿破仑将其歼灭于博罗夫斯克的危险。当时拿破仑节着自己所有的部队刚离开贷斯科，开始了他的退却。起初，有人还不相信这份报告。这触怒了谢斯拉温。于是，他潜入法军营地，抓获了一名军官和几名禁卫军士兵，用以证明自己的情报确凿无误。这份报告使库图佐夫定下了向马洛亚罗斯拉韦茨进军的决心，堵住了拿破仑通往卡卢加的大道。否则他将会在那里得到更多的资源，也可能避免他在克拉斯诺耶和别列津纳遭到的惨败，这样虽不能挽回败局，至少也不会造成如此重大的灾难。
这样的例子虽不多见，却足以使人得出一种认识，有能干的军官领导的优秀游击队是可以创造出奇迹的。
为了得出结论，我想把本节概括成以下儿条真理:
1、一位将领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掌握敌情这件大事，为此他应当动用一切手段，包括:组织侦察，派遣间谍，组织由能千的军官领导的轻装部队，规定各种信号以及派遣训练有素的军官到前卫去审讯俘虏。
2、由侦察得来的情报都要积累起来，尽管这些情报并不完善，甚至矛盾百出，但真情实况往往就是从这些相互矛盾的情报中寻觅出来的。
3、然而，在考虑(拟订)自身的作战计划时，对于运用上述手段获取的情报不能持完全相信的态度，更不能过分依赖它们。
4、在缺乏可靠而精确的侦察材料的情况下，一位能干的将领是从不轻举妄动的。一般说，他在开始行动之前，总要根据敌我双方情况的可能性假设提出两三个实施方案;这种实施方案应以一定的原则为基础。
我可以保证，做到了这几项就不致发生常见的那些足以使人感到仓惶惊恐、举止失措的意外情况了。只要军队将领不是一位完全无能的指挥官，那他总能从敌人将要采取的行动中作出某些相近的假设，并为实施其中一个假设而预先采取相应的对策①。
①我希望，人们不要因为我想婴证明战争中似乎永选不会发生偏离一切预见的事件而赏备我。其实，只按举出克雷獒纳、贝尔戈普拾姆、抵赫基尔希等地发生的突然袭击就足以反驳我了。我只想说明，这些事件部少总会接近某种曾经颜见的，并且也是适用的假设，因而是可以用同样的对能加以补救的。
我不想过多地重复，但从这些严密进行推理，圆满得到解决的假设中可以看出军事天才所具有的真正本领。尽管这种天才的数量总是十分有限的，但是这个强有力的手段却被忽视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
作为对这一节的补充，我还要说一说利用信号的问题。
有好几种传递信号的方法，其中自然当推电报为首。1809年，拿破仑之所以能在雷根斯堡大获奇胜，就是因为他在他的大本营和法兰西之间建立起了一条电报线路。当奥军在布劳瑙附近渡过因河，准备入侵巴伐利亚，突破他的营地时，拿破仑尚在巴黎。事过二十四小时，当他获悉远离二百五十古法里(一千公里)以外发生的情况之后，他立即跳上马车。八天之后，他便在雷根斯堡城下的两次交战中赢得了胜利。如果没有电报，这次战局肯定败北。这个例子足以证明电报的重要作用。
有人还想出一种轻便式电报机。据我所知，这个想法最初是由一个俄国商人从中国引进后提出来的。这种电报机是通过骑着马的士兵，走上高地，进行操作的，能在几分钟内把中军的命令传达给作战线的两翼，同时也可以把两翼的报告发送到大本营。人们又进行过无数次试验，但这个方案后来被放弃了，其原因不详。事实上，这种通讯方式，内容只能非常简短，而且碰上有雾的天气往往就不大可靠。可是，由于这种报告的文字可以厌缩到二十个句子左右，这就比较容易拟出约定的信号。所以我觉得，这种方法不应该忽视，何况还可以派军官去递送报告的副本，或者让他们口头传达受领的命令。采用这种方法，总是能达到快速传送命令的。
1794年，在弗勒吕斯交战中，进行了另一种试验。茹尔当将军利用气球进行侦察，从气球上传递奥军行动的情报。我不知道这次试验是否成功，但后来这种方法也没有重新为人使用。我对当时流行的气球能夺取性利的说法表示很怀疑。要使气球随时准备好，一旦需要时能马.升空，这可能导很难的。此外，要从天空中观察地面上发生的情况也不容易,而且.观察者要悬在水空中，随着不定的风向进行胃险。因而，这一办法没有得到推广。如果把气球升到不太高的空中，气球上载一名善于判断敌人行动的军宜，并编排好一定数最所需要的信号，那也许在一定条件下能从气球上获得某些有用的情报。但是,往往由于火炮的烟雾弥漫，加之从高空中看，地面上运动的纵队犹如小人国里的矮子，很难识别它们是属于哪一方的部队，这就常常使情报不太可靠。例如，在滑铁卢会战中，气球侦察就难以判断从圣朗贝尔过来的究竟是格鲁希还是布吕歇尔。不过在两军较少混杂，标记分明的情况下，这个方法看来还是可用的。一个确有把握的例于，就是我本人在莱比锡交战时，曾在高奇的钟楼上亲眼见到了从这种观察中所得到的利益，我曾把施瓦岑贝格亲王的副官领到这座钟楼上去看过，他也不能否认，正是我的情报和请求才使亲王采取了从普莱瑟河和埃尔斯特河之间的险道中撒出去的决心。当然，站在钟楼上比起蹲在脆弱的气球吊舱里要舒坦自然得多，但并不是到处都我得到能从上面俯瞰整个战场的钟楼，而钟楼又是不能任意搬动的。最后，也只有格林和加尔涅尔才能告诉我们，怎样从五百至六百占法里垂直的高空看清地面的物体。
还有一种比较可靠的信号便是在一个地区的高地上燃起大堆的烽火。在发明电报之前，运用这种办法的优点是能迅速地把敌人入侵的消息从国境线的一端传向另一端。瑞士人用这种办法号召民兵拿起武器。冬天，有时也利用烽火向军队驻地发出警报，紧急召集队伍。另外，还有的地方规定好两三种烟火燃烧的不同信号，以表示从哪个方向来犯的敌人对军队驻地的威胁最大，并指出我军各兵团应在何地集结等等。在沿海地带同样也可使用这种办法发出敌人登陆的信号。
最后,还有一种信号,即作战时通过军乐队的乐器向部队发山信号。因为这个问题与本题没有直接关系，我只是简单地说明这种方法在俄国军队里，比在其他国家的军队里更为完善。可是，一方面我完全承认，掌握这种可靠的方法，对于使军队主力能根据指挥官突然采取的决定自发地同时运动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由我还不得不说，这个问题恐怕一时还难以解决。在整个战线上，随着攻击部队的推进，除了发出整齐划一的“乌拉”声以外，乐器信号恐怕只能适用于那些狙击兵，而对于别的则无济于事。何况，这种自发的划一的“乌拉”声，我在亲身经历的十三次战役中只看到两次。这种叫喊声与其说是上级命令的必然结果，还不如说是部队上阵的一种激情的进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