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西周军事史
作者：中国·高锐
出自————《中国上古军事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第一节西周军事概要
一、西周是周代的前半期，是继商代之后，统治中国二百多年(公元前十一世纪一前七七0年)的一个王朝。
周王朝的世系(先世至西周末)如下:
(一)周先世世系。
二、西周是从商朝的一个方国，不断以政治军事手段扩大自己的势力，进而通过战争推翻商朝统治，并以战争征服商朝势力的反抗，建立和巩固起姬姓王族政权的。在巩固政权后，又以武力向四方各氏族、部落进行征伐,扩大了周朝的统治范围。在其后期,则由于内外交困,国内矛盾激化,引起了“国人”暴动,在不断地内战外战中,西周的统治垮台了。西周从战争中兴,从战争中盛,又从战争中衰亡。东周虽继续了周朝的世统，但中国历史已进入一个新时期(春秋战国时期)。
三、西周是奴隶制极盛的王朝。建立了完备的奴隶主贵族专政的国家政治和军事制度。
四、西周是奴隶制经济高度发展的中国奴隶社会全盛时期。农、工、商业都比商代有了较大发展。特别是青铜器制作技术的提高和普及,使兵器的制造生产发达起来,青铜制的戈、矛、箭镞更加锋利，并开始出现了戟和铜甲胄。兵车和弓箭的制造技艺更复杂了,兵车的种类增多,且已出现了攻城用车。但兵器、兵车的基本形制与商代无重大区别。
五、西周的国防设备方面，比商代有新发展，大体上构成了一个古代的国防体系。
六、西周建立了中国古代奴隶制社会最大的一支国家常备军。在人员分工和组织制度、纪律等方面，突出地体现了奴隶主阶级专政工具的性质。军队的主要兵种是车兵。车战是基本战斗形式，军队的编制和制度，达到了奴隶社会军队正规化的最高水平。
七、西周初期产生了中国古代有名的将领和军事家-姜太公(姜尚),他不仅以“多兵权与奇计”载入史册,而且有《太公兵法》传世。
八、西周的军事思想，从古文献记载和战争实践看，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具有先导意义。为军事天命论的动摇和适合当时历史条件的兵法创作做出了贡献，也为春秋战国时期军事唯物论与辩证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周国的兴起及灭商(殷)战争
一、发迹周原
周人的祖先是一个古老的姬姓氏族部落。夏代时即在今陕、甘、宁交界地区生活，同夏朝有联系。传说周的始祖弃是有邰氏的女子姜原在野外践巨人足迹有孕而生的《史记·周本纪》)。故周人从弃开始当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弃善于经营农业，曾做过夏朝的农官，后被祀为农神后稷。到弃的三世孙公刘时，周人在泾河支流豳(今陕西旬邑)地定居。从此,生产发展很快。到公刘九世孙古公直父时，因受邻近的戎狄游牧部落的逼迫，率族南迁到岐山之南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县东北),这里属于渭河河谷的台地,土地平坦肥沃,气候温和,适宜种植,周人便在此规划田地,营建居邑,设置官吏,发展农业生产,并以“周”地之名名之。从此,便从一个氏族部落一跃成为一个小国家。并渐次进入阶级社会。
在古公亶父之前，周同商朝已有联系。古公澶父时，正值商王武乙在位，商朝武力尚强。古公为了对付西方游牧族部落的侵扰，便臣服于商王。
二、季历伐戎
古公宜父传位于其幼子季历。季历和商朝贵族任姓挚氏通婚，并积极吸收商文化，加速了周国的发展，迅速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古公亶父传位于其幼子季历。季历和商朝贵族任姓挚氏通婚并积极吸收商文化，加速了周国的发展，迅速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商王武乙的末年，季历发动了对戎狄部落的战争。“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取得很大胜利。
商王文丁二年，季历又发动了征伐燕京之戎的战争。这次战争，周师大败。四年，季历对余无之戎举行征伐，把余无部落打败，季历被商王任命为牧师。七年，季历率师打败了戎人始乎部落。十一年，季历征伐戎人翳徒部落，又取得了胜利(《后汉书·西羌传》)
戎人各部落，史书不载其所在地，依据周人当时居地岐山周围地理环境推测，大概是分布在陇山、六盘山山脉与子午岭山脉之间,泾河上、中游地区,即今陕西西北部、北部及甘肃东部(庆阳)地区。这些游牧部落，尚未形成联合的强大势力，而周人也仅是一个从氏族部落转化成为奴隶制方国的地方势力，还不可能建立起常备军队。因此，双方的战争仍具有氏族部落之间战争的特点。军队是临时聚集起来的民众，战争规模比较小，持续时间短，战争形式比较简单。但周族从这些战争中，俘虏到不少异族人，补充了农业奴隶,扩大了生产规模,发展了农业、手工业、畜牧业生产,增强了经济力量，同时，从战争中锻炼出一支有战斗经验的军队。
季历在屡战取胜后，国势强盛起来，成了威胁商朝西方的一个强大方国。商王文丁为抑制周族的势力，便杀了季历。
三、文王伐诸侯
季历死后，子昌继位，就是后来的周文王。文王是个很有才能的有作为的奴隶主阶级的政治家。他继承其祖父的事业，施行仁政，团结奴隶主贵族阶级，加强对奴隶的管理，努力发展生产。同时,积极壮大武力,图谋灭亡商朝。在商王帝乙初年,文王曾一度出兵伐商(《太平御览》卷83),但未能取胜,这使文王认识到周的力量还远不是商的敌手。因此，文王便进而改善其统治政策，发展农业、手工业、畜牧业生产,并发展商业,增强经济势力。同时“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史记·周本纪》),扩大政治影响,吸引人才，团结内部，和睦邻邦，而对商王则采取保持附属国关系的策略，不仅不再轻易对商朝用兵，而且在被商王纣囚禁于里(达七年之久)时,还采取以美女、文马、奇物贿赂纣王的办法,获得释放,并取得纣王的喜悦，得到纣王的赏赐，博得以西伯名义对诸侯的征伐权。这样,周国便在文王长达50年的统治下，逐步创造和准备了灭商的条件。
在商王纣授予周文王以征伐权后,文王便采取“文”“武”两手，展开了扩张势力，削弱商朝的活动。他一方面凭藉善政的影响，调解了虞(今山西平陆北)、芮(今陕西大荔东)两方国之间的矛盾，争取他们成为盟邦，从而使周的势力范围向东沿渭河跨过黄河，进入汾河下游地区，为尔后东伐商都开辟通路。另一方面，借着商王纣赋予的征伐权，以武力征服敌对的方国部落。
文王征伐的第一个目标是威胁周之侧背的犬戎和密须(今甘肃灵台县西)。这两个游牧族部落,常从陇山、六盘山及子午岭之间泾河上游地区，南下侵扰周地。文王在从被囚禁中释放归来后，第一年就对犬戎，第二年对密须，接连发动两次征伐战争，都取得了胜利，从而解除了来自西、西北及北方的威胁，巩固了周原基地。
第三年,文王便转兵东向,利用芮、虞的同盟关系，进军太岳山以东,太行山以西地区,打败了耆国(今山西黎城),把势力扩展到商朝朝歌(今河南淇县)的西北侧背,呈居高临下瞰制之势。商纣的大臣祖伊得悉后,很是恐惧,立即向纣王报告,纣满不在乎,以“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而任其发展。
周文王利用纣王麻痹大意之机，挥师从占据地区越太行、王屋山南下,进入河内平地,攻占邗国(今河南沁阳西北),直逼商都朝歌。大概由于周师孤军深入，且从关中沿渭河东出中原的黄河南岸通路尚有商之强大属国(崇侯虎之国)占据，威胁周军的侧翼及后方。因此，周文王征服邘后，便回师周原，准备伐崇。
崇国是商朝西部一个重要的同姓诸侯国，有相当强大的兵力。纣王囚禁周文王事，是听了崇侯虎的建议的，纣释放文王时，又将情况告诉了文王,因此,文王在征服耆、邗后,便决心集中全力,攻灭崇国。崇国有坚固的城池,文王便使人制作钩梯、临车、冲车等攻城器材,举行攻城战斗。经过激战,终于攻破崇城,灭亡了崇国。崇人伤亡很重，大批人被俘。
文王为巩固胜利，并准备东征纣王，征调大批人力，在丰水西岸修建了新的都城_丰京(今陕西长安城西北)。并于其死前一年从岐下(周原)东移,迁都到丰京,表明其战略重点已放在对东方的商政权了。
周文王经过几十年的励精图治，争取与国，广招贤士，又经过“七年五伐”,把周国的领土扩大了,实力增强了,成了商朝西方各方国、部落的共主,达到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地步,已为大举伐商纣王创造和准备了条件，但文王在死前，仍“率殷之叛国以事纣”(《左传·襄公四年》)，一则继续麻痹商纣王，使其不对自己警戒，再则时机还不成熟，还不好贸然发动伐纣战争。
四、武王伐纣(牧野之战)
正当周文王用文、武两手，扩大势力，“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史记·齐太公世家》时，商朝未帝纣王却一方面沉醉于淫侈享乐生活之中，用奸臣施暴政，一方面大举用兵征讨东方的夷族方国。对来自西周的威胁,虽有觉察,却未采取有效措施,使周文王得以乘机做好了灭商的准备。周文王晚年已看到商朝内部分崩离析，外部诸侯纷纷叛逆，濒临灭亡的境地。而周却已强大起来，内部团结和睦，外部诸侯纷纷来归顺，又有许多商朝的能人来投奔，并且从战争中锻炼壮大了一支武装力量，灭商的条件已具备了。因此，文王临死前,嘱咐他的太子发(武王),加紧完成伐纣灭商的战争准备。
周武王继位后,以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列位于左右，共同继承文王的大业。
太公望,就是吕尚。《史记》说他是禹时四岳(酋长)的后代,本姓姜,夏、商朝时被封于吕,从封姓,故名吕尚。吕尚博学多闻,军事政治知识丰富，深通韬略，曾事纣。因纣无道，弃纣去周。遇文王，相识后，很受欢迎和敬重。文王以其祖父太公当年曾预言过，将来会有个圣人到周来，帮助周振兴。于是便把吕尚作为其祖父预言中的圣人,请到周室,立为师。并因太公很早就盼望圣人的到来,所以给吕尚尊号为“太公望”。太公望为文王师时，年纪已经七十岁了《说苑》),经多见广,自然老谋深算。他“多兵权与奇计”,为文王出谋划策,文王征伐和外交的成功,多是太公的计谋“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史记·齐太公世家》),成为中国历代兵家的宗师。因此，武王继位后，仍以太公为师。
周公姓姬名旦，是武王的弟弟。因后来封为周公，故称之。周公是一个很有德行和才能的政治家，后来成为周朝的摄政和典章制度的制定者，他是武王的得力助手。
召公，名姬奭，是周同姓支族的一个代表人物，因在周文王时即曾食邑于召地，故称召公。
毕公,也是周文王的一个儿子。姓姬名高,因后来封于毕地,故称毕公。
周武王在太公、周公等人辅佐下，精心策划灭商的战略。
当时的战略形势是，周已据有渭河下游的关中地区。该地四面环山,形成天然屏障,称为“四塞之地”。渭河河谷,土地肥沃,气侯温和，经过百年经营，已有了比较发达的经济，建立了比较严密的社会政治制度。经过文王五十年善政统治，政权比较稳固，社会比较安定，关中已成了周巩固的战略根据地。周的内部比较和睦团结。姬姓氏族中已培养出一批能干的军政首脑人物，又吸收了商王朝的一批有才能的人物，且已从战争中建立和锻炼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在周的根据地周围，许多方国部落已被征服或争取过来。从东北的太岳、太行山区,到东南的伏牛山、汉水流域,均已成为周的势力范围，形成对商中心地区的战略半包围形势。从关中通向商都的黄河南北通道，均已打通。
商朝由于纣王的淫虐，当时已处于内部分崩离析的状态。但由于商朝政权已有六百年历史，统治基础比较深厚，商王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兵器装备比较粮良,商朝控制的地区,仍然很大,属下还有许多诸侯态度并不明朗，尚未公开叛商。商朝中心地区，也处于背山、临河的有利地理环境中，从关中通往朝歌的通路，不论黄河南北，均有山河阻隔。商王纣虽极淫虐，但他乃是一个才智过人的国王,自信心很强,在面临周人强大威胁时,并不惊慌,而且在文王伐耆(黎)后,还在黎地以狩猎为名举行过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说明纣王还有相当强大的军事力量。他在王都不仅设有兵器作坊不断制作兵器，且储备有大量兵器。
面对上述战略形势，周武王与师尚父姜太公、周公旦等，进行了仔细判断。他们虽看出了灭商总的战略形势是有利的，但双方力量对比商仍占优势。而各诸侯国对商与周的态度，更具有决定性意义。为此,周武王决定,在正式发动伐纣战争之前,先举行一次大会诸侯的“观兵”行动,以试探商纣的虚实和诸侯的态度,也为尔后正式出师探明道路状况。
武王二年，“东向观兵”出发前,武王先到文王墓前祭祀,又对天祈祷。然后,将文王的木主(写有文王名字的木牌)装在车上,位列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表示是“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又发出通告，告诫臣属要严格按照命令行事，并宣布要按功过进行赏罚。周师集中在岐下。出发时，师尚父姜太公左手执黄钺，右手持白旄,对操舟的水手们发布军令说“苍兕!苍兕!总尔众庶,与尔舟辑,后至者斩!”《史记·齐太公世家》),从命令中看,周军是陆行与乘船两路并进沿河东下的。
这是一次很威武壮观的军事行动。当然会惊动四方诸侯，故当周师顺利进抵孟津时，各方诸侯闻讯赶来同武王会盟，“诸侯不期而会孟津者八百”(《史记·周本记》。孟津距朝歌不足200公里，约三五日行程，完全有可能趁机一举袭取商都朝歌。因此，诸侯们都对武王说“纣可伐矣”,而武王却说“女未知天命,未可也”同上),意思是你们不知道天命,纣的天命未尽,现在还不能伐它。于是遂决定,结束会盟,回师原处。
为什么周武王不乘机袭取朝歌呢?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说:武王在渡黄河时,船到中流,一条白鱼跃入船上,武王俯身捡起来,对鱼祭祷,渡河后,又见到有火光从空中降下来,落到“王屋”上,变成红色的乌鸦,落魄的飞叫,接着,武王以女未知天命”回答了诸侯们的伐纣建议。从现代观点看，这不过是两种偶然出现的自然现象，但古代人非常相信神灵，往往把一些自然现象当做是上天有意识地向人们显示某种吉凶的预兆。周武王是相信天命和神灵的,他把渡河时见到的鱼、火、鸟的景象,作为判断他对商王征伐的吉凶预兆,是完全可能的。《史记》的记述应该是周武王当时拒绝乘机伐纣建议的直接原因，但这还不是根本原因。武王所以不肯乘机袭纣，最根本的是因为周是一个小国，又是商王属下的一个臣邦，周伐商，从力量上说是以小伐大，从隶属关系上说是以下犯上。于力于理，都不利于周，这是笼罩在周武王当时思想上的两个根本顾虑。这在其回师周京后的一系列表现可以证明。由于这两条原因，所以武王在观兵盟津时，本来预计这样一次大的军事行动，会引起商都及附近地区的大动乱，纣王会惊慌失措，会有人从商都逃出来欢迎武王的军队，但这种景象并未出现。这说明商纣的统治还未到崩溃的边缘，周取商而有天下的时机尚未成熟。
“孟津观兵”是周武王的一次战略演习,也是一次战略侦察。通过这次演习，试探了诸侯们的态度，弄清许多诸侯是亲周反商的，察明了从周京通向商都的道路状况和商朝沿途的军事虚实，检验了周军的进军能力，特别是渡河的船只的运载能力，取得了尔后进军的经验。演习后的返回原处，又对商王纣起到了麻痹作用。
周武王虽未利用孟津观兵的机会袭击商都，但他并未放弃灭商的意图。为了实现他父亲的遗志，他回到周京后，几乎昼夜都在谋划伐纣的方略和实际准备。他的谋划始终围绕两个基本点:一个是以下伐上，以属国诸侯伐天下的共主，如何做到名正言顺，取得天下人的支持和承认;一个是以小伐大，以偏处西方的一个小国伐地处“中国”的大国,如何才能做到确有把握取得胜利。这是周灭商前摆在周面前的两个主要问题。为了解答这两个问题，从周文王晚年起，就从思想、舆论和政治军事各方面进行筹谋和准备。周武王所有的计划都是在吕尚和周公旦参与下进行的，吕尚是其主要谋划者。
针对周以下伐上的合理性问题，吕尚等提出了“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和“天命靡常”“惟有道者处之”的观点。并广泛宣传商纣的淫虐暴政已引起了上天的不满，大肆宣传文王的德行,宣传上帝给了文王以“天命”,要他去建立帝王大业,代替商王纣,即“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宣传上帝已命令商侯服于周,，“商之子孙,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还把商汤伐夏桀的历史引为先例，说明周伐商纣同商汤伐夏桀一样是合乎天命，顺乎民意的。这一番思想、舆论工作，既提高了周武王及其臣民们伐纣的勇气和信心，又起到瓦解商纣统治、争取商臣和诸侯归周的作用。
为了解决以小伐大能否取胜问题，周武王和吕尚讨论了用兵的战略战术，特别注意探讨了以小胜大、以寡胜众、以弱胜强的战法，以及深入敌境内遇到各种不利情况的处置方法。同时，强调要有充分的战争准备,要认真选择和任用将士,要讲究“练士”“教战”之道,加强军队的训练,提高军队战斗力。为改变敌大我小的形势，继续加强争取与国，孤立商王的外交活动和离间活动。
在准备伐商的过程中，周武王是兢兢业业、小心谨慎的。他的谋划,只在周公旦、吕尚等几个人中秘密进行。即便这样,当他梦见商王伐他而怀疑密谋被泄漏时，赶紧找周公旦诉说，当接到谍报说纣打算要讨伐他时，更惊慌得不得了，立即找周公旦商量对策(《逸周书·寤儆》，《逸周书·邦谋》),这就证明“孟津观兵”时不乘机伐纣,是害怕商王的力量大。虽然周武王当时还不敢轻视商王,但“孟津观兵”,确是对商朝的一次严重警告,值得纣的警惕。但商王纣却并未认真对待，采取相应防御措施。他也可能有过伐周的打算。但他的注意力却放在威胁其后方的东夷方面，据说他把军队主力都使用去征伐东夷，准备征服东夷后再伐周。为此，他对周没有采取什么行动。他又很迷信天命,总认为他“有命在天”,谁也奈何不得他。周武王对诸侯们说的纣天命未尽不可伐的话，可能也传到他的耳朵里了，使他更加坚信自己有上天保佑，周是属下小邦，不敢对他冒然发动进攻，自然也就放松警戒。在对东夷作战连获胜利后，纣更加骄傲自负,放纵自己,沉溺于淫侈生活。忠于商的大臣们,都感到事态严重,商朝已岌岌可危,冒死进谏,他不仅不采纳,反而杀比干,囚箕子,赶走了微子,迫使他的太师、少师抱着祭器、乐器投奔到周国去了。商朝统治集团内部已空前分裂和混乱，纣已陷入众叛亲离的境地。
商朝内部形势的恶化，促使周武王下决心发动伐纣战争。他找姜太公商量,提出“仁者贤者亡矣,商可伐乎?”太公回答说:“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夏条可结，冬冰可折，时难得而易失”(《古今图书集成·兵略部》)。就是说,当前是伐纣的有利时机,不可让其丧失。于是武王便下定决心，兴师伐纣。
伐纣的战略计划是:联合亲周的诸侯,会师孟津,直取朝歌。进军路线仍是“孟津观兵”时的路线,即沿渭河、黄河东进,孟津渡河会师，尔后东北向商都朝歌进攻。
计划已定，武王遂即派人遍告诸侯:“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史记·周本纪》)。同时,调集兵力计:“戎车(兵车)三百乘,虎贲(近卫军)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组成远征军。
武王在位第三年秋，周师集中于鲜原(岐山前);准备出发。武王召集召公、毕公指示他们主持好周的后方工作。又令人占卜，因卜得的“龟兆不吉”,同时天突然刮起了大风,下起暴雨,武王和“群公”遂恐惧动摇起来。只有姜太公坚持主张按原计划行动，他强行劝告武王，不要动摇伐纣的决心。武王在他的劝告下，重新坚定起来，遂下令进军。同时，派人通知亲周的诸侯，约期在孟津会师。
在准备完毕后，武王亲率周师于武王四年一月三日(癸已)由周邑附近鲜原出发,沿渭河东进,过潼关后,沿黄河东行。由于商王纣没有一点对周的防御设备，因此，周师经过约500公里长途行军后,于一月二十八日(戊午)顺利到达孟津(今河南洛阳东北孟津老城)行军的平均速度约为每日20公里。前来参加会师的有庸、蜀、羌、鬃、微、卢、彭、濮等方国部落。武王在孟津举行了誓师大会，作《太誓》以告全军。誓词中列举了商王纣的罪状:沉溺酒色,听信妇言,疏远宗亲,暴虐百姓,不敬上天,不祭祖宗,兴淫声,乱正声,取悦于宠姬。列举了纣的罪行后接剃结:纣的这些罪行已惹得“皇天震怒”。我现在要和你们一起“共行天罚”。并说:纣有臣亿万,有亿万个心,周虽只有臣三千,却是一条心;商王朝是“离心离德”,周师是“同心同德!”因此,商王纣一定会被打败!武王还以他的梦和占卜，都得到吉兆，以鼓励士气，最后还发出“勖哉夫子”的号召。(《尚书·泰誓》)
孟津会师，“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史记·周本记》),周师兵车共达四千三百多辆,另有渡船四十七舫(双舟)。
孟津誓师后，武王即挥师东向，一月廿九日周及盟军从孟津出发,沿黄河北岸东行,虽遇天雨,仍兼程向朝歌急进。第五天即(二月五日)的凌晨,便进抵牧野(朝歌南七十里)。在武王向朝歌进军中，商王纣很晚才得到报告。他赶忙停止征夷祝捷的歌舞酒筵，急筹对策。由于商朝的军队远在东南战场，来不及调回，纣王只好将商都的奴隶和东夷的战俘匆忙武装起来，临时组成17万大军开向牧野。(注:古书称纣军70万,近世史家多疑此不确,认为似17万之误。)
二月五日凌晨，周师在牧野集结，准备展开战斗。武王左手持黄钺，右手挥白旄，向周师及诸侯联军发布誓词，再次重述纣王的罪行,宣告“恭行天罚”,宣布战斗要求和纪律“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勖哉夫于子….尔所弗勖，其于尔躬有戮。”
周、商双方军队在牧野摆开了阵势。商军虽系仓猝成军，且全系步兵,但人数众多,阵容很盛大，《诗经·大明》中形容商军说“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商军排列在牧野誓师,他们的旌旗象森林一样。周武王在誓师后,便下令师尚父(吕尚)率领精锐的先锋队向商军挑战，武王亲率主力，向商军冲突。商军无斗志，前排“倒戈”投降于周师,后排挥戈从后方攻击,商军大乱。周师以战车、甲士猛烈冲杀,战场上“血流漂杵”(《尚书·武成》)。商朝的十七万大军顿时“瓦解而走”“土崩而下”,彻底崩溃了。纣王见大势已去便逃回朝歌，登上鹿台，自焚身死。
一场大会战，便这样迅速而简单的结束了。
武王驱军进入商都朝歌，受到商朝臣民的欢迎。从此宣告商朝的灭亡，周朝建立。时间约当公元前1066年(按《竹书纪年》推算，当为1027年,此处按《中国历史大事编年》的年代。牧野之战,周师的战法，有两种推测，一种是周师采取正面突击战法，从商军战阵正面打开突破口，锲入其阵内，冲乱其阵势，在商军大批士卒倒戈情况下，一举击溃了商军;另一种认为周师采取的是正面箝制，翼侧迂回战法，从侧后猛攻商军主力，从而击溃了商军，在倒戈士卒配合下，取得了胜利。
按《史记·周本记》载“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帝纣师,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殊玉，自燔于火而死。《逸周书·克殷》云“周车三百五十乘,陈于牧野,帝辛从。武王使尚父与伯夫致师,王既以虎贲、戎车驰商师,商师大崩,商辛奔内，登于廪台之上，屏遮而自燔于火
这两段记载都只说,武王使尚父与百(伯)夫致师(即挑战,类似现代战斗侦察),武王以大卒(虎贲、戎车)驰商(帝纣师。使太公率百夫挑战，并没有说箝制或吸引敌人，也没说正面或阵前致师;武王亲率主力，驰商(帝纣)师，没有说从正面或从侧面或从后面“驰”,而只说“驰”,并不能理解为从侧后“驰”。恰恰应当理解为直驰,即正面驰,也就是正面冲突。
从车战特点推断，一经排列成阵，车阵最宜于正面直接冲突，以其强大的车、马冲击力，直搏敌阵，而不便于行迂回包围因已列成阵，再向翼侧迂回行动，必须变换队形，车队变换队形是很复杂的。而且在敌前变换队形，更非善策。牧野乃一平坦开阔之旷野，两军既已对阵摆开战势，任何一方想从敌前横向运动到对方之侧后，势必使己之翼侧暴露给对方，易受对方反击，更难达到隐蔽突然侧击敌方之目的。而迂回的要求就在于隐蔽突然以击敌，因此,按实战情况推测,周武之主力当系正面“驰”突,而不会是迂回“驰”逐。从《尚书·牧誓》中对战斗行动的规定看,要求每前进“六步七步,乃止齐焉”,是一种正面整齐冲击的动作,而不是一种迂回包围战术所需要的机动动作。因此，周师在牧野的攻击，是正面冲击。
牧野之战，是周灭商战争中的战略决战，是周文王一系列伐商(属国)战争的继续。这是一场两军主力冲突决定战争胜败的会战。这场会战是中国军事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个大规模的会战。这次会战是在双方兵力数量对比悬殊的条件下进行的，特别是进攻的一方的兵力，不足防御一方的三分之一，形成以小攻大，以寡击众，这是不符合一般进攻战的规律的。特别是以堂堂之阵对战，攻者是难有取胜把握的，但牧野之战却以少胜多败、攻胜守败而告终，且以完全彻底的胜败结局出现，这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一个特殊战例。
造成这次会战结局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政治上、战略上已形成了商败周胜的总格局。周从文王五十年的惨淡经营中，从其长期伐商战略逐步取胜中，已逐渐造成了优势于商纣王的政治军事局面，对商纣王已造成战略包围态势。商纣王则以自己的淫虐无道和刚愎自用,在周的“文伐”“武伐”下,陷于政治、军事的孤立地位，战略上已经被击败了。战略上的胜败已定，战役上自难逆转。
就会战本身来看，双方军队的性质不同，组成不同，质量不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周军虽少,但是“吊民伐罪”之师,具有一定进步性、正义性,因而士气高昂,战斗勇敢;商军虽多,但系为无道暴君而战的不义之师,必然士气低落,军无斗志,虽多犹少。周师是精选、精练且久经战斗的组织严密的精锐之师，虽少却坚如磐石;商师则是临时凑集的乌合之众，且多系被强迫驱上战场，虽多亦不过脆如累卵。周师由车兵和甲士组成,商师仅由徒(步)兵组成,战斗力周胜于商。这样两支质量悬殊的军队，预先就决定了会战的命运。
在会战指挥和战法运用上，周师以兵车甲士长途远征，利于速战速决的野战冲突，因而采取牧野会战，合于扬长避短的原则，利于取胜。商师以组成之步兵御敌国门,利于坚守疲敌,相机反攻,但却采取陈师牧野列阵迎敌的战法，恰好犯了以短敌长的错误。周武王伐商始终把商视为强敌，小心谨慎，并保持哀兵姿态，又有姜太公、周公旦等一批大政治家、军事家协助指挥;商纣王却骄傲自大，以卑视态度对待周邦，对周师不加戒备，用兵东夷，不在商都留守一定主力部队，排斥了自己跟前的贤相良将，一意孤行，临战指挥，既无得力谋士，又无能战将领，这样，怎么能驱使一支庞大而无严格组织、训练的军队去战胜一支劲旅呢?
这次会战表现出兵车甲士的突击能力、，对周军的尔后建设有巨大影响。
五、周公东征
牧野之战后，周武王举行了即位仪式，宣告了政权的更替，姬姓的周王从此代替子姓的商王，成为天下的共主。为了统治被占领的商朝畿内地区，武王把商畿分成三部分:邶(北部)、腳(东部)殷(西部),分别封商纣王子武庚于邶,使奉祀祖先,不绝殷后;封管叔(名鲜)治鄺;蔡叔(名度)治殷。而以管叔、蔡叔、霍叔(均为武王之弟)三人同为武庚的傅相,监视武庚,号称三监。武王还下令释放商的囚犯,开仓赈济贫民,对伐纣有功的,论功行赏。在处理了战后事宜后，武王仍回到周的都城一_镐京(今陕西西安附近)。周朝的政治、军事统治中心，便在关中镐京固定下来，并以此称为宗周。
周武王灭商后两年便死了。按照传子制度，由他的儿子成王(名诵)继位。成王年幼,周公旦摄政,代周成王行事。商纣王子武庚及地处东方(今河南东部、山东西部、安徽江苏北部地区)的一些邦国(徐、奄二国及熊盈氏的十七国)趁机叛乱。武王次弟管叔因自己企图继王位，乃对周公旦摄政散布流言，并煽动武王其他弟弟(蔡叔、霍叔等),怂恿武庚及东方诸侯国,公开叛乱。周王朝面临殷商复辟的危险。周公旦面对内外复辟势力的威胁，采取断然措施:兴师东征。
为了组织东征军发动平叛作战，周公旦专门发布了文告，《尚书·大诰》即以此为内容。从《尚书·大诰》中可以看出,当时周朝内部反对武力平叛的人不少，周公在文告中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周武王死后，周国内不平静，殷王遗族知道周内部动乱，瞧不起周，企图复辟，于是发动叛乱，周面临天降大锅。在此危急情况下，他用大龟占卜，得到了上帝的示意:用武力平定叛乱是吉利的。他告诫周人及原属周的诸侯，文王、武王创立的大业，必须继续下去，叛乱必须用武力平定，他已决心用兵东征，卜辞是吉利的。为了执行上帝的旨意,继续文王、武王的大业,希望各诸侯及其臣属们,一起去东征平叛。
借助上帝旨意和文王、武王的余威，经过动员教育，周公把东征大军组织起来了，他亲任统帅。
东征军的兵力，进军路线，史无记载。但知第一步是“伐诛武庚”,而武庚被封在邶,即原商都朝歌以北地区。因此,周公东征仍然走的是武王伐纣的路线,首先将矛头指向邶地。周师一到,“殷大震溃”,武庚被杀死(一说逃走了)。与此同时,周公分兵一路直取管叔封地鄺，也迅速击破了管叔的武装，占领了城邑，管叔也被杀死。周师接着攻克蔡叔封地，捉住了蔡叔，把他囚禁在郭凌。武庚与三叔的叛乱，很快便平息了，东征之战第一步胜利结束。
殷故地既克,周公便计划东伐商、盖。辛公甲提出建议说“大难攻,小易服,不如服众小以劫大”。周公采纳了他的意见,决定先攻九夷。九夷就是淮夷,在淮泗之间(今苏北、皖北地区,亦即前文的徐、熊盈),乃是一些小国。其北邻商、盖(今山东西、南部)。小国易攻,征服了这些小国后,大国(商、盖)就孤立,便于征服了。
周公挥师东南向，进攻九夷诸小国。这些小国的武力不强，自然抵不住周师的攻击。但九夷在长期对抗商军进攻中，也锻炼了自己的战斗力,且地处淮河下游,地势低洼,河湖较多,周师西来的车兵行动不如殷故地方便，人马也会有水土不服的情况。因此，征九夷的作战，并未象预料的那样速战速决。大概经过连续作战，九夷终被征服了“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逸周书·作洛》云“俘囚为奴,十七国之九邑罪重,故囚之”。征服了九夷诸小国后,周公便挥师北上“践奄”。
“奄”,在今山东曲阜。商朝时曾是东方的一个比较强大的诸侯国,周灭商后,奄国的势力没有受到削弱。随殷武庚叛乱后,成为周东方的一个劲敌。但此时周师已占领了奄国西、南两面邻国，奄势已孤。周师挟战胜之余威，进迫奄城，奄君被迫投降了。
奄国投降后，丰国、蒲姑等山东北部诸国也相继投降，周朝统治势力一下子扩大到了渤海黄海边上。周公东征战争历时三年，胜利结束了。
周公东征战争，是武王伐纣战争的继续，也是周王朝巩固新政权反对复辟的一次重大军事行动。这场战争不同于武王伐纣的战争，它牵涉到周王室内部重要成员与外部复辟势力相勾结的问题，既要镇压外部的复辟势力，又要争取和团结内部力量，以战胜叛乱者,而主持讨伐者一周公旦，又处在引起王室内部纷争的当事者的地位。他要指挥好对外征讨，就必须先处理好内部对他摄政的怀疑和诽谤。这是关系到东征战争能不能取胜的根本问题。周公比较妥善地处理了内部问题，保证了东征的胜利。
东征战争在军事上是以强击弱，以大攻小，对方没有形成统一指挥的强大力量，周师是以藉优势兵力逐个击破。在战略步骤上，首先集中兵力打击叛乱的首恶者、策动者,实行“擒贼先擒王”的方针，是符合当时征战性质和战争情势的。在摧破首恶后，采取先攻小,后攻大等方针步骤,也是正确的。在取得连续攻战胜利后,采取以军事胜利相威慑，以政治攻势迫敌投降的方针，也取得了成效。这些应该说是周公东征战争创造的成功经验。
第三节西周的军事制度
一、国家经济政治制度
西周是中国奴隶制社会的全盛时期，也是建立了完备的国家制度的朝代。周朝的国家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主要包括:
(一)井田制:是在夏、商井田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分配上地与剥削奴隶的制度。周代井田制与夏、商代不同处,是以“百亩”为土地分配单位，并且有了相当准确的亩制和比较完整的灌溉及道路系统。而且实行“彻”法,兼用“贡”实物地租“助”劳役地租)法。
(二)分封制:也叫“封建制”,即“封邦建国”制度,由周王(自称天子)把王畿以外的土地分封给奴隶主贵族，让他们各自在其封地建立国家。得到封地建国的贵族称为“侯”,许多侯统称为“诸侯”。因此分封制也称为“分封诸侯”。诸侯受封后,就成了相对独立的侯国的国君。诸侯国除按规定向天子纳贡、朝觐、出兵助征外,一切内政都由诸侯自理。诸侯再将其国土的一部分,以“采地”也称“采邑”)名义分封给“卿大夫”,卿大夫在其封地内收取贡物,作为俸禄,并成为采地的“君”“周爵五等,而士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满为附庸,盖千八百国”(《汉书·地理志》)。周天子所封的诸侯国和诸侯所封的卿大夫，虽然大部分是夏、商两代沿袭下来的方国、部族，但它是由上而下封建的，诸侯和天子的关系,卿大夫和诸侯的关系,具有比夏、商代更严格的臣属关系,而且有了一套“礼”法加以约束。同时,所封的主要诸侯又是周天子的叔伯兄弟和同姓的、姻亲。因而周朝的封建制，在形成统一的国家和集中的王权方面，比商代大进了一步，这是周代政治制度上的一大变革。
(三)宗法制:是起源于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经夏、商两代蜕变发展，到西周形成的一套有完整体系和严格等级的阶级统治制度。宗法制度,就是用“大宗”和“小宗”的层层区别,把奴隶主贵族联系起来。周王自称为“天子”,即上天的儿子,既是政治上的共主，又是天下的大宗。其王位由嫡长子继承，世代保持大宗的地位;嫡长子的兄弟们则受封为诸侯或卿大夫，对周王来说处于小宗的地位。诸侯在他的封国又是大宗，他的君位也是由嫡长子继承;嫡长子的兄弟们被封为卿大夫，成为各封国的小宗。卿大夫在他们本宗族的各个分支中又处于大宗的地位。宗法制度不仅适用于同姓贵族，也适用于受封的异姓贵族，异姓贵族之间是由婚姻关系联系起来的。这样，整个周朝的贵族统治者们，除了层层封建臣属关系外,还全部被宗族关系网联结起来，并用宗法规定了奴隶主贵族大家族的内部、外部关系以确保奴隶主贵族的政治垄断地位。宗法制成为巩固周朝统治的重要支柱。
(四)等级制:就是把全国的人划分成若干等级,并以法律规定各个等级的社会地位。这是奴隶社会阶级差别的法律形式。西周奴隶社会的阶级结构和商代大致相同。奴隶和奴隶主是社会的两个基本阶级。介于两个基本阶级之间的，还有平民阶级。阶级之间本已存在着社会地位的差别，同一阶级内部，也存在着社会、政治、经济地位不同的区别。周代把这种区别划分成严密的等级体系，并对其相互关系，作出了法律的规定。根据古文献记载，周代的社会等级一般分为六等:(1)天子(2)诸侯(3)卿(4)大夫(5)士(6)庶人、工、商。也有划为十几等的,即“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左传·昭公七年》)。这些等级中,士是属于自由平民阶级;士以上属于奴隶主阶级，以“王”为最高等级，士以下为奴隶阶级。庶人、工、商属于生产奴隶,皂、舆、隶、僚、仆、台、圉、牧为宫廷和家用奴隶。等级制度是与宗法制度结合在一起的。由宗法制度规定的各个奴隶制大家族族长的地位，同时构成了王、公卿、大夫的等级阶梯，各级奴隶主贵族都拥有和其地位相应的等级特权，他们又共同构成一个奴隶主贵族的统治集团，行使对平民和奴隶的统治权。在奴隶阶级内部又划分成若干等级，成为贵族统治奴隶的基层组织系统。
(五）设官分职”的官僚制度。西周建立了一套国家政权的行政管理机构“设官分职”,形成一个奴隶制国家行政管理的比较完备的组织体系，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国家官僚制度的典型。
周王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辅佐周王的有三公:太师、太傅、太保,师、保居于统辖诸侯百官以奉侍周王的地位,权力极大,是官僚机构的总管。在周王及师、保之下,设有“六卿”,即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六卿在王室内经常分列于王的左右,协助处理政务,所以又称“三左三右”,太史、太祝、太卜为“三左”,太宰、太宗、太士为“三右”。由于周代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以六“卿”大多和宗教祭祀事务有密切关系。其中太宰是朝廷中的政务总管，《周礼》称之为“天官冢宰”,排在第一位。六卿各有很多僚属，并各有专职。总称“卿事寮”。
六卿之外,还设有“五官”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司徒管理土地和农业生产者;司马管理军赋和军政;司空管理百工职事;三者职位相当,合称“三有司”,司士管版藉爵禄;司寇管刑罚。这两司地位次于前三司。五官下面各有许多僚属，分工专管某些职事。还有本非五官分管范围内的事务，也设有专门官吏，分附五官系统。如管山林川泽的、管市场贸易的、管王及贵族吃、穿、用、娱乐的等。周书总称“百官”,实际上,据《周礼》记载,周官,不算司空系统,即有大小345种职务的官吏。如管王后、世子的饮食“膳夫”一种职务,即有小官吏30、徒120人,计150人。各种官吏又按爵位分为不同的等级，从而构成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
二、军事制度
西周的军事制度是国家制度的组成部分，是奴隶制国家军事制度的典型。
(一)分封限额常备军制度。西周国家的常备军,是按分封制由周天子规定出天子直辖的和诸侯国有的常备军编成限额。天子直辖的常备军有宗周六自,成周八台。前者是宿卫周都镐京的，因位于西部,故又称“西六自”后者是驻守在新筑的洛邑城,用于镇慑集中在该处的殷贵族的,故也称“殷八自”,二者共计十四自。“自字有两种释文:一种认为是“屯”聚军队的意思,相当于古文献中所说的军,编制员额一万多人。一种认为就是“师”字,西周尚无“军”字,故“师”是最大编制单位,其人数也约万人。不论按军或师计算，周王直辖的常备军当为14万左右。这是中国古代史上第一支数量最大的国家常备军。各封建的诸侯国,规定有常备军限额“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周礼·夏官司马》)《周礼》说的军数虽不一定可靠，但西周封建的诸侯国都有一定限额的常备军队是可信的。诸侯国仅在周初武王和周公成王时，即达71国，以后又有增加,准确数字难定,有的古书说1773国。即使仅按71国算，各国只要有三千常备军，全部诸侯国所属军队也有20多万，连同周天子直辖的当不下三、五十万，平时保持这样大量常备军，这在古代社会史上是罕见的。
(二)天子集中统一的军事指挥制度。周朝按分封制建立起的常备军，在军队建设和管理上是分散的，但使用军队用于战争的指挥权却是集中于周天子的手中,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只有周天子有发布征战命令的权力，诸侯除天子有特别命令赋予征伐权的以外，均无权实行征伐战争。天子在战争需要时，有权调动和指挥诸侯的军队从征。诸侯必须服从天子的命令。否则要受到惩罚，直至武力征服。这一制度保证了西周分属各诸侯国的军队的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三)等级兵役制度。周朝严格的等级制度，也施行于兵役制。周王和诸侯的“虎贲”亲兵、警卫兵),是从“王族”或“公族”中征集的,属于贵族子弟兵;车兵(主力部队)称“甲士”是从“国人”平民(自由民)阶层中征集的;步卒(步兵)是从庶人(自由民和农业奴隶)中征集的。徒是由从事其他生产劳动(皂、隶、牧、圉)等级最卑贱的奴隶中征集的，专门从事军事后方勤务及军事工程劳役的。兵役年龄“国中(都城内)自七尺(年二十岁)以及六十;野(城郊区以外的地方相当于农村)自六尺(年十五岁)以及六十有五”,免征的有“国中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周礼·地官司徒·乡大夫》
军士,是军队基层组织(伍、两、卒)的首长。他们是从“士”这个介于贵族与自由民(平民)之间的等级中选拔出来的。
军官，旅以上都是由奴隶主贵族中卿大夫等级中选拔的。《周礼·夏官司马》载“军将皆命卿”“师帅皆中大夫”“旅帅皆下大夫”
这样，按等级划分征集兵卒，任命军官的制度，充分体现了周代奴隶制社会的阶级结构。军队是按阶级等级组织起来的奴隶主贵族专政的武装集团。
(四）因井田而制军赋”的军赋制度“地方一里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方十里;成十为终,终十为同,同方百里;同十为封,封十为畿,畿方千里。有税有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故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备具,是谓乘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万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园囿术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赋六千四百井，戎马四百匹,兵车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谓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万井，定出赋六万四千井，戎马四千匹，兵车千乘此诸侯之大者也。是谓千乘之国。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万井，定出赋六十四万井,戎马四万匹,兵车万乘,故称万乘之主。戎马车徒干戈素具…”《汉书·刑法志》)。这段记载虽是后人计算出来的，但大概可知周朝如何以井田为基本计算单位，规定军赋定额的制度。
16井(一丘)出战马1匹,牛3头;64井(一甸)出战马4匹,兵车1辆,牛12头,甲士3人,卒72人，并自备兵器;万井封区扣除非耕地3600井,按6400井计算军赋，须出兵车百乘(这相当于一个大夫的最大封地)十万井的封地,按6.4万井计算军赋，须出兵车千乘(相当于一个大的诸侯封地);百万井的封地，可出兵车万乘,(相当于天子的京畿地区)。这种按井田数目计算出军赋具体数字可能是后人推算出来的，不一定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但按井田计征军赋应是周朝的制度之一。至于多少井出车一乘，一乘兵车附有多少徒兵，历来说法不一。当代学者多认为西周兵车一乘，有甲士10人,徒兵20人。上述一车卒72人系春秋末及战国时赋制。
(五)军政、军令分司制度。西周的国家行政管理体制中，是将军事建设的“军政”与军事指挥的“军令”,分成两个组织管理系统的。有关军政方面的事务,包括军赋即兵员、车、马的统计、征集;兵器的制作、调配;军士的选拔教养;平时的训练,军事行动的后方勤务、交通道路及军事赏罚等各项事务,统由国家的“五官”即政府机构)分管,即使以军事行政为主管的大司马,如无国王任命,也无权率军出战。而军队作战时，是另有一套指挥组织系统的，即“军令”系统。
军令系统，除了周王亲自率军征战自任统帅外，一般是专门任命将官为总指挥。军事指挥虽然比较简单，但已有了一套协助指挥的“股肱羽翼”,类似后代的“幕僚”和近代的参谋部。《六韬·龙韬》中列了一个“王者帅师”必有的“肱股羽翼”的组成和分工,摘录于下:
腹心(心腹)一人“主(主管)赞(辅助)谋应猝(出谋划策,应付突然事变),揆天消变,总揽计谋,保全民命(揆度天道,通达权变，总揽计划、谋略,以保全百姓生命)。”
谋士五人“主图安危,虑未萌,论行能,明赏罚,授官位,决嫌疑,定可否(即协助图谋安危之策,消除隐患;评定官吏德才,明确应赏应罚,授予官吏爵位;帮助判断嫌疑,决定可否)。
天文三人“主司星历,候风气,推时日,考符验,校灾异,知天心去就之机(即掌管天文、气象的变化,推算变化的时间,考查符验是否相合,校点灾害变异,帮助知晓天意,确定去就的时机)”。
地利三人，“主军行止形势,利害消息,远近险易,水涸山阻,不失地利(即掌管地形侦察、判断，提出利用地利以指导行军、宿营、作战的建议)”。
兵法九人“主讲论异同,行事成败,简练兵器,刺举非法(即负责讲评兵法和作战胜败原因,选练兵器,刺探检举违法者)。
通粮四人“主度饮食,备蓄积,通粮道,致五谷,命三军不困乏(即主管军队的粮食储备、运输、供应，保障三军不致缺食、困乏)”。
奋威四人“主择才力,论兵革,风驰电掣,不知所由。即主管选拔有才力之士，研究兵车战法，保障战车行动如风驰电掣一样迅速猛烈,使敌人不知从何而来)。
伏旗鼓三人，“主伏旗鼓,明耳目,诡符印,谬号令,暗忽往来，出入若神(即负责掌握指挥信号，并发布迷惑欺骗敌人的假号令，保障军队行动神出鬼没)。
股肱四人“主任重持难,修沟堑,治壁垒,以备守御(即由得力的臣子四人，负责处理重大任务和困难处境，指导修筑设防工程，作好防御准备)。”
通才二人“主拾遗补缺,应对宾客,论议谈语,消患解结。”即由博学多能的才士二人,负责提醒遗忘,弥补缺漏;接待宾客,评论言语是非，消除患难怨结。
权士三人“主行奇谲,设殊异,非人所识,行无穷之变。”是负责权谋诡计的。
耳目七人,“主往来,听言视变,览四方之士,军中之情。”是负责侦察情报的。
爪牙五人，“主扬威武,激励三军,使冒难攻锐,无所疑虑。”即负责宣扬军威，鼓励士气的。
羽翼四人，“主扬名誉,震远方,动四境,以弱敌心。”即负责对外宣传和瓦解敌人的。
游士八人“主伺奸候变,开阖人情,观敌之意,以为间谍。”即负责游说邻国，观察邻国情势，伪事敌国，充作间谍的说客。
术士二人，“主为谲诈,依托鬼神,以惑众心。”即运用迷信道术，假借鬼神以欺骗迷惑人心。
方士三人“主百药,以治金疮,以痊万病。”是战时军医。
法算二人，主会计三军营垒粮食,财用出入。”即负责营房分配，粮食发放，财用的收支。
以上所列18种职务的人员，组成了古代军队指挥管理机构。其所包含的事务，大致相当于近代军队的统帅机构中之付官部(处)参谋部(处入军务部(处)军需部(处入军医部(处)军法部(处)等。
《六韬》一书虽非西周时作品,但所述之军队统帅机构,当接近于西周之军制。由此约可看出，西周的军队指挥已不完全是国王一人亲自发号施令了，也可约略窥见周朝的军政与军令已有所分司。
这当是近代国家军政、军令分司制度的最早的雏形。
第四节西周的社会生产和兵器制作
一、西周的社会生产
西周在灭商后，吸收了商代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据《逸周书·世俘》记载,武王曾灭亡了99国,俘虏31万另230人,降服方国部落652个，因而，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奴隶制经济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农业是主要社会生产部门，土地仍是奴隶主贵族的国有制。土地的分配和经营管理，仍然实行商代的井田制，但亩制已更准确，灌溉及道路系统也更完整，耕地分配办法和对奴隶的剥削方法也有了改进。周朝统治者很重视农业，采取了一些发展农业的政策,农业生产工具,虽仍然以木、石、骨、蚌为主要制作材料,但制作的技术水平已大为提高,耕(耜入锄(镈入割(钰)各种农业工具，都有很大改进,且已用金属(青铜)制造农具了(还不普遍)。在耕作制度上,已开始采取休耕制,以提高地力。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农产品产量和品种都增加了。周朝的经济实力大为增强，这就为周朝的军事力量和战争提供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
农业的大发展，使畜牧业在社会经济中的比重下降了，但周朝的奴隶主贵族仍十分重视畜牧业。他们特别重视养马，因为马是军事和贵族生活中十分需要的牲畜，一辆战车就要用四匹马，因此，养马业在西周比较发达。
手工业仍然垄断在周朝贵族手里，周天子和各诸侯国都拥有各种手工业作坊，并有比较细的专业分工，设有各种工官管理。从商朝俘获的各种手工业者都被充分利用着，并世代不得改行，手工业技术水平继续得到提高，青铜冶炼和铸造工艺到西周第三个王(康王)开始，就在继承商代的水平上，创造出了周代的风格与特色。
二、兵器制作
在社会生产特别是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西周的兵器生产比商代又进了一步。青铜兵器中,除了戈、矛大刀、箭外,出现了戟和剑。
戟，是戈与矛两种兵器连结在一起而制作成的一种新兵器。这种新兵器用于格斗，既可以有矛的刺杀效用，又可有戈的钩、啄效用。根据考古发掘周代墓中出土的青铜戟的形制和数量判断，戟的制作工艺还不成熟,用作仪仗的较多(轻薄、成对)，用于实战的数量还不多，似还处于研制过程中。
剑，是一种双刃的刺杀兵器，也可砍杀，属于搏斗用的短兵器。从出土的西周铜剑看，剑的形制还不完备。早期的西周铜剑，剑身比较短,一般长约20-一40厘米,末端尖锐,两边有刃,但剑身中间无脊，缺少剑格和剑首，剑茎很短，也无剑鞘。后来经过不断改进，形制逐渐完备，并成为奴隶主贵族喜欢佩带的一种兵器，实战中主要是用于防身和搏斗。
青铜戈、矛，仍然是周代主要的格斗兵器。戈从夏、商到西周时，已基本定型。戈的援与阑夹角由直角扩大成钝角;戈的胡部已制成弯勾状,并加刃,以增强勾割作用;胡边凿孔名穿,用绳子绑在柄上,为使绑附牢固,穿由1个发展到2个、3个,多到4个。援的锋利度也提高了。矛、西周时(中后期)形制较商代有所改进,刃部比銎部长了,宽度缩小了;刃部由双隅(刃部隆起的脊角)改成三隅和四隅，銎部两侧的铜环取消了。矛柄长度可能已如《周礼·考工记》所记载的二丈(步兵用的称“酋矛”)和二丈四尺(车兵用的称“夷矛”)。改进了的矛,在尖税程度上提高了,刺透力增强了。参看附图)
殳，仍然是格斗兵器的一种。
刀，已淘汰了短刀，继续发展了装柄的大刀，在刀刃上还出现了一种波状刃，这样，格斗兵器的种类便齐全了。
弓矢(箭),在西周仍是主要的远射兵器,矢镞(箭头)的形制基本上是沿袭商代的。只是镞的两翼夹角增大了一些，翼尾或改为平铲状或更加锐利，以扩大创伤面，增强杀伤力。青铜镞虽是大量的，但也还保留有骨镞、角镞(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遗址中，出土铜镞62枚,骨镞、角镞却多达310枚)。骨、角质箭头可能因取材容易，制作工艺简单，而使用效果又还不错，因此仍被生产和使用着(作为训练和狩猎用更节省些)。弓的形制大体也仍沿袭商代的，西周后期可能已逐渐形成了一套制弓的标准规范，成为后来春秋时代制弓工艺发展的基础。弩,可能已出现了,西周时,虽无文献和遗物可资证明，但从春秋时弩已在古兵法中出现，似可推断西周时已使用了弩，只是还不完善不普遍。
兵车,在形制上,西周基本上沿袭商代的。仍然是独辕(斩)、方箱(舆)两轮、四马驾驶。但车子的结构有所改进:一是车辕的曲度加大,辕端抬高,减少了服马的压力,促成前进力的增加;二是车箱加宽,一般在130一160厘米，甲士完全可以在车上自由挥动兵器，有利于甲士在战车行进时灵活刺杀。战车的牢固性也有提高。关键部位上多用金属部件，大多数车子都用铜辖把内固定在毂外侧轴上,内侧以铜轴饰保护毂,减轻了车辆运行时的左右摆动。辕、轭等部位也都以青铜铸件加固或装饰。金文里称这种车为“金车”,文献中叫“戎车”或“攻车”。
西周时期，车子结构和武器配备比较齐全的战车，出土于山东胶县西庵西周车马坑。该车轮径140厘米,轴长304厘米，辕长284厘米。加上服马和骖马，这辆战车长宽各300厘米左右。车箱宽164厘米,进深97厘米,三名甲士成“品”字形站在上面绰绰有余。车箱左右各陈列一组武器，左边有戈、钩戟各一件，箭镞十枚铠甲一领，右边只有戈一柄。结合其他地区出土的与车战有关的武器可知，西周战车上配备的武器依然包括四类:除远射的弓矢外，格斗的长兵器中增加了戟，卫体的短兵器中增加了剑等，并有护体的铠甲、头盔、盾牌等。这些武器装备比文献记载西周时期兵器种类为多。从文献看,车兵的种类增多了,除供进攻用的“轻车”外,还有供防御用的“广车”有围以皮革来遮蔽矢石的“苹车”;有指挥用的“戎车”,有攻城用的临车、冲车;有装器物用的辇。同时,车的部件选材和制作工艺都有提高，尺寸也更科学和精确了。还按照贵族的等级身份，严格区别了车马的佩饰。
防护兵器，有甲胄和盾。甲仍以皮甲为主，从出土文物中已发现西周时也有铜甲。山东廖县西庵出土的西周战车上，发现了一套青铜铸造的铠甲，前胸由三片组成，全形呈兽面状，宽37厘米、高28厘米，后背是两个直径11厘米的圆形甲泡。将胸甲左右两侧的甲片与鼻部折成135度角，形成的总弧度正好合于躯干的弧度，宽度完全适合身体的宽度。在昌平白浮出土过西周的铜胄，以及钉在靴子上保护腿部的小铜甲泡，把这几件西周的护体装备结合在一起，可以获得一套大致完整的青铜甲胄，它们能防护身体的头、胸、下肢等部位,与皮甲、盾结合起来,全身都可得到保护。由于战车上的乘员都是直立在车箱中战斗，不必过多的走动，所以装备的护甲的甲身都是比较长的。同时，各个乘员的职责不同，所披的护甲也有所不同。戎右需要挥臂格斗，所以只在肩部加有披膊;御者的职责是驾车，因此常在两臂上把披膊向下延伸，一直护到腕部，并且还接缀有舌形护手,在颈部加有高高的“盆领”盾牌,车战用的都是形制较大的，多为皮质，上面钉缀有青铜的部件，以加强防护能力。这些部件有的是大小不等的圆泡状，也有的组成图案。例如:琉璃河53号墓出土的一副，由七个部件构成形象狰狞的兽面，既是一种装饰，又可达到威严吓人的效果。至于盾牌的外轮廓，与商代无大差别。殷墟曾发现过长方形盾牌的残痕，下缘平直，上缘作成花形参见杨泓:《中国古代兵器论丛》)。
除了战车上乘员的防护装备外，对驾车的辕马也需加以防护。西周时可能已有了披在马身上的皮革防护装备。
西周的兵器制造业是比较发达的。周王和各国诸侯以至卿大夫,都拥有大小不等的铜器作坊,分布各处,这些大小作坊,除了制作生活、祭祀用品和生产工具外，还都制作兵器。
兵器除用于战争外,还用于狩猎,守卫。因此,兵器也成为交易中的一种商品。《周礼·质人》记载有“质人(市场管理、经纪人)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珍异,凡卖买者质剂焉(由质人制发买卖契券)。”这是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兵器交易。兵器成为商品，有利于兵器生产的发展，但也为奴隶主贵族开辟了一条敛财的新路。因为生产兵器的作坊都掌握在贵族手中，而且“因井田而制军赋”制度规定农户要出兵出车,农户不会造兵器、造战车,当然只有从贵族手里买(以农产品交换)。这是西周兵器工业发展的重要动力。
造船，西周初期为了东出伐商，已经注意了船只的制造，中期以后对南方用兵和商业交通的需要，也促进了长江流域造船业的发展。但船尚未作为战斗工具使用。
第五节西周的国防和筑城
西周自武王伐纣灭商后，开始建立封国，以巩固周王的统治，到周公东征后，总结了商代亡国的教训，吸取夏、商保障国家安全的经验，逐步采取了一系列巩固国家防御的措施，建立起一个初具规模的国防体系。
(一)增筑王都城池,控制强大王师(直辖常备军)于王都。
除加筑原有王都一_丰京、镐京,并以六师军队驻守外,还在洛水流域新筑雒邑等城，并以八师军队驻守之。在东西相距400公里的两都驻兵达十几万之众，这是空前的。这两处驻军既可以分别守卫当时中国的两大战略基地(关中、洛伊),又可以集中用于征战四方。
(二)分封和建立不同等级的诸侯国及其军队，以镇守四方。
在殷商王畿地区，封武王弟康叔建立卫国;在卫国东面原来奄国地方,封周公长子伯禽建立鲁国(国都为今山东曲阜),把被征服的徐夷、淮夷也划归鲁国统治;在卫国的东北部(今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建立齐国(国都为今山东临淄)，封师尚父姜太公为齐侯，统治原薄姑氏的土地和人民。卫、鲁、齐三国都是大国,封地大,允许建立的军队也多(大国三军)。并都封有镇压殷民和邻近小国的大权。这样，就把东方原商朝势力强大地区控制起来了。在卫国的西面封建有晋国(国都为今山西翼城西),是周成王攻灭唐国后,封他的兄弟唐叔虞建立的。晋国附近曾有许多戎狄部落，先后被晋国并灭，晋国成了邻接周京畿地区的一个大国。在卫国北面建立有燕国(今河北北部),国都在蓟(今北京市)。始封人是召公长子。召公是周王的同姓贵族，一说是文王的庶子，曾与周公旦同时辅佐周武王;以这样一个姬姓宗族贵族为燕国之君，对保障周朝东北方的统治权和国家安全，会起很大作用。燕国的统治区又远达中国东北地区,其势力也甚强大,它与齐、鲁、卫、晋遥相呼应,构成犄角之势，使西周的黄河流域中下游东至于海的地区有了稳定可靠的安全保障。
在周朝的东南方，由商朝原来的贵族微子启受封而建立的宋国,都商丘(今河南商丘),统治着商朝早期活动的地区,微子启是在商纣王时因进谏而遭打击的贵族大臣。武王克商时，微子自缚衔璧,让族人抬着棺木,向周军乞降的。后来武庚叛乱时,他也没有参加，因此作为商朝的后裔，被封为宋国之君。宋国的周围周朝还封了许多诸侯国:杞(姒姓,今河南杞县)陈(妫姓,今河南淮阳入蔡(姬姓,今河南上蔡西南)等,与宋国共同守卫着周朝的东南方。遂使在今江苏、安徽北部、中部的淮河流域下游地区的徐夷、淮夷(他们是商朝的敌对者，也是周朝的敌对者)，不能直接威胁周朝的王畿地区。而远在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则有周的同姓诸侯国一吴国(今江苏苏州)。传说是周季历之兄太伯、仲雍带领一部分周人跑到那里，与当地居民相结合而建立的，周朝建立后加以追封，成为诸侯国。在吴国的西部，周还封建了一个宜国，是周成王把西部的虞侯改封到那里的。由此，周的统治已在长江下游江南地区得到了巩固。
周朝在其南方的(长)江、汉(水)地区,早在灭商前就建立了统治势力。这一带的庸、卢、彭、濮等方国、部落,曾参加过武王伐纣战争，周灭商后，在汉水北岸分封了许多同姓诸侯国，称为“汉阳诸姬”,其中以随国(今湖北随县)最大。这样,就在南方建立了屏障。
周朝在其西南方有秦岭、巴山等山脉与四川形成天然阻隔。但蜀(今四川境)人也曾参加过武王伐纣战争。可见周的势力已早及长江上游四川地区了。在关中通往四川的要道一一秦岭西部大散关，还有周朝的一个封国散国。
唯在西北方，与周畿邻近地区属于戎狄部落，周朝没有封建强大的诸侯国加以屏障，后来成为周的外患。
(三)建城设防,构成遍布全国的防御据点
西周在周公东征后，除了建筑洛邑等城外，还在各大小封国、
采邑兴建城池。按传说的封国数目(1773国)估计,全国城池当不下千座。
西周在筑城方面规定了一套按封建等级建城的等级制度，即王城(天子之城十二里(一说九里),诸侯城大国九里(一说七里)，次国七里(一说五里),小国五里(一说三里)。城墙的高度也有等级限制。《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对鲁定公说的话“大夫毋(无)百雉之城”王肃注谓“高丈长丈日堵,三堵日雉。”这就是说,大夫(低于诸侯)不能有周长三百丈,高一丈的城。孔子说的当是西周的制度。可见，西周城的等级规格是很严的。
城墙上筑有女墙,名为陴,也名为堞。城门,王城每旁三门(共十二门),门外有曲城,名闡,就是重门,(后来名瓮城)。曲城上部建有台,名阁。城墙四角筑有高出城墙的屏(城隅),以屏障城墙(后世角楼之前身)。城墙外环以水濠(名池)。城外还利用山川形势筑有城郭(亦名郛),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孟子·公孙丑下》),城与郭长度大概也有一定比例。城内的布局也有规定:城中为王宫(官署),以王宫(官署)为中心，“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王宫(官署)也有等级的规定。城内街道，王城为“九经九纬”(即纵横各九条),经道的宽要能并行九辆车“经涂九轨”)。筑城的材料仍然是土,筑城的方法，仍用板筑。西周在筑城方面不仅规定了制度，而且设有掌管筑城的官吏和工程师，《周礼·夏官司马》所属之“量人”“掌固”,即是这类官职。
除了筑城设防外，西周还在要道上地形险要处，修筑关门，设置关塞,以控制交通,防止外敌突然入侵。《周礼》有“司关”“司险”“掌固”“掌疆”等官吏职责的记载。其中“司险”,“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川林泽之阻而达其道路(熟悉全国山川地形和道路情况),设国之五沟五涂,而树之林以为阻固(筑设国家的五种沟渠和道路,并植树造林以为障碍),皆有守禁,而达其道路(规定有通行规则)。国有故,则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属守之。唯有节者达之(国家有变故,即阻塞道路,禁止通行,只有持有通行证的才准放行)”。
另从“掌固”的职责中可知,在国都的边界上,都有树林和沟作为防护。如果有山有河，就借山河为掩护。边境上有守卫部队防守，日夜要各巡逻三次，以加强警戒。当地居民都要参加守卫。在边境上植树造林，挖沟设障以固边防，乃是中国古代国防的一大发明。
(四)道路设备和烽燧传警系统
西周在交通运输方面大量使用车，军队也以车兵为主力。车对道路的依赖性很大，要求很高，因此，周朝很重视道路的建筑和交通设备。
道路根据宽度和质量分为“五涂”五级)一“径”,即小路;二“畛”,即田间道路;三“涂”,即井田“成”方十里为成)。间宽八尺(今5尺余)深八尺的“洫”水渠)堤上的道路,宽可行单车(“一轨”),四“道”,即间隔更大的地域间,宽平的车道;五“路”,是比道更高级的车道。道路又分为“国涂”“野涂”“国涂”即王城及城郊的道路;“野涂”即远离城郊区的“野地”的道路;还有环城路称“环涂”“国涂”“九轨”即王都城内道路宽可并行九车,每车辙宽为6.6尺,两旁加7寸,合计8尺,即为一轨宽度,按周尺计算，“国涂”道宽为72尺(约当今15米)“环涂七轨”飞约当今12米);“野涂五轨”约当今8.5米)《周礼·冬官考工记·匠人》),这是周王城及畿野的道路规格。诸侯、大夫的都邑之道路规格按等级降低。西周两王都(镐京、洛邑)之间的道路规格是很高的。当是按王都的“国涂”“野涂”标准修筑的。《诗经·大车》中形容两都间道路状况说:“周道为砥,其直为矢”,证明西周在道路修筑上是很讲究的。
在道路上设置食宿庐舍，也由官方筹划和管理。《周礼·地官司徒》记载:“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侯馆;侯馆有积。”这种沿路设置的庐、馆,相当于后世的旅店、兵站,设有专门官吏管理,既保障平时官吏、商贾往来食宿，也保障战时军队行动的休息、宿营。
周朝国家机构中，专门设有道路管理的官吏:“野庐氏掌达国道路,至于四畿”“合方氏掌达天下之道路”“量人,邦国之地与天下之涂数,皆书而藏之”“司险,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川林泽之阻,而达其道路。设国之五沟五涂而树之林,以为阻固”。这样,全国的交通道路均在国家机关的掌握之中，既有管理规划登记和道路建筑的，也有专管交通的，并把平时和战时统一起来，使之成为国防的脉络。
西周在国防上还建设一套烽燧传警的通信系统，即在从王都通向诸侯国都和边境的方向上，利用山头和高岗，设置烽火台，备置燃料火种,派专人守侯,寇至则燃,白天放烟,夜间举火,以传递警报，召集援军。从周幽王数次举烽火召诸侯兵，取悦于“嬖爱褒姒”的事例《史记·周本记》)，证明西周建有烽燧传警系统。这是古代没有远距离快速通信工具时，一种比较快速的远距离警报、号令传递方法。在其后的中国军事史上沿用很久。
总观西周可以算作国防的设备，可以说已有了一个国防体系的雏型。但“国防”一词在周朝还没有出现。因此,周朝的国防体系还只是初具规模,并未脱出夏、商以城邑为守的体制。上引《周礼》的有些规定，未必全是西周的，也未必都按照实行。且分封诸侯国以卫王畿的制度，潜伏着武力割据的危险。而周朝平时的兵力部署重点又偏于镇慑东方原商朝王畿地区，忽略对西北方的设防。使西周后期对外处于不利地位。
第六节西周的军队
西周是奴隶制国家制度完备的时期。西周的军队，也是中国奴隶制时代国家军队体系完备的时期。军队是奴隶主阶级专政的强大工具。
西周的军队，是从一个地方小方国的民兵武装，逐步从战争中发展壮大成为一支强大的国家常备军的。它的发展历史有商代军队创建和发展的类似特点，但它在成为全国常备军之前从战斗中成长的历史比商军为长。如从周季历伐鬼戎算起，到武王伐纣止，周军已有了60~70年的历史了。牧野之战时，周军已成了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正规军队;灭商后,又经过东征平叛战争,周军迅速扩大，到成王时，已成了中国自有军队以来最大的一支常备军队。这支军队装备精良，创立了一套完备的奴隶制军队组织体系。对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军队组织体系，影响很大。
一、军队的编制
西周军队的组织体系，是仿效人体机构而建立的。它最小的组成单位是五人组成的“伍”,据《逸周书·武顺》解:五人为“伍”,是来源于人的一手(足)指(趾)数(“左右手各握五,左右足各履五”)五个手指构成一只手，就成为一个能握物操作的有机肢体。而当时的兵器有五兵(矢、殳、戈酋矛夷矛),恰好需五人各持其一,组成一个长短兵器互用的集体。因此，以五人为最小战斗单位，就像人的一只手(或足),是符合当时技术兵器战斗要求的“左右手各握五,左右足各履五,日四枝,元首日末,五五二十五日元卒”。人有两手、两足合为四肢,再加上头,又是五个部分,故合五“伍”为一个组成单位,取名为“卒”,“一卒居前日开,一卒居后日敦,左右一卒日闾,四卒成卫,日伯”。人在动作时,总是一足在前,一足在后，一手在左,一手在右,能从前后左右护住躯体,因此,合四“卒”为一个单位,名日“伯”,“伍”和“卒”,合称“卒伍”,是西周军队的基层组织，史书常常以“卒伍”代表军队,来源于此。
《周礼》中记载周军组织体系“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周礼·地官司徒》)。又说:“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为师，师帅皆中大夫，五百人为旅,旅帅皆下大夫;百人为卒,卒长皆上士;二十五人为两,两司马皆中士;五人为伍,伍皆有长”《周礼·夏官司马》)。《周礼》所载的这个军队组织体系，经近世史家考证，认为不是西周军队的组织体系，而是春秋后期的军队组织体系，但这个组织体系的基础，即百人以下的卒伍制，史学界却都承认是西周的。
从文献及西周铜器(金文)中,未发现有“军”字,而“自”字作为军队编成单位,则出现很多“宗周六自”“殷周八自”后又有“成周八自”之名,这些“自”字,均被释为“师”,因此断定,西周军队最高编成单位为“师”,师以下到百人的“卒”伯)之间,如何编组的，因资料不足,尚无定论。若以武王伐纣在《牧誓》中所列举的“友邦家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等官职名称来判断,师”以下应为千人编成的单位,再下为百人组成的单位,即《逸周书》所载的伯，《周礼》所记的卒。根据《尚书·泰誓》中“王乃大巡六师”的记载,周军牧野之战时是编成6个师的，而周军当时的兵力数额则是戎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5万人。把这个数额分编成6个师，可以有两个方案:一个是平均分配，一个师戎车50乘,虎贲500人,甲士7500人，这样每辆戎车可配虎贲10人,甲士150人，这种编组方法，既不能保持卒伍的基础，也不便发挥戎车集中突击的威力，且各级编成的人数也不能整齐，与牧野战况也不相符合。第二个编组方案，是将戎车300与虎贲3000编成一个师(每车虎贲10人,与古本《司马法》所载戎车一乘甲士10人相符，唯无步卒20人),成为战车突击部队,而4.5万甲士分编成5个师，每师9000人，师下分成3个单位(或名“正”或名“旅”),每单位3000人,再下分为3个“千”单位(千夫长所属),每个千人，千下为10个百人单位(“伯”“两”),最下层为卒(25人)、伍(5人)。这个方案,只有“千夫长”指挥十个单位,其余为三、四、五单位。一级指挥官指挥的单位多了，是不适合战斗要求的，但古文献既然有千夫长，百夫长的记载，而在两者之间又未见有一编制名称，因此，在百与千之间出现十个单位组成一个指挥建制，并不是不可能的。
以上所说的军队编制是西周在夺取全国政权时的战时编制。在周公东征后，周公摄政创立周朝国家制度时，必然对军队的组织体系加以整顿,把奴隶制的“礼”,推行到军队中,在军队的编制方面，除保留牧野胜利的六师作为宗周的常备军队，另建成周八师，以镇守洛邑，师仍为军队最高编制单位。车兵是基本兵种，以兵车一乘为最小战斗编成单位。兵车一乘的编组，古文献记载有两种方案:一种是“革车一乘,士二人,徒二十人”;一种是“长毂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这两种编制方案,都是古书《司马法》遗文被注春秋左传者引用而保存下来的。经历代学者考证,认为:第一种编组方案是西周的,第二种是春秋时代的。第一种编制中,一乘三十人包括战车(《孙子兵法》称驰车,注家称轻车，战车,攻车)一辆,甲士三人,随车甲士七人,步兵十五人;另有辎重车(辇,后称革车,守车)一辆,役徒五人。单称战车一乘,则有人员二十五人;加上配套的辎重车一辆，则有人员三十人。但这个兵车一乘的编制方案，却与出土文物不一致。宋代及一九四二年出土的西周禹鼎(西周晚期的青铜器)铭文记述了周王派兵讨伐鄂侯的战争。随周王从征的禹，“率公戎车百乘,斯(厮)驭二百,徒千”参战(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一册,第271页)。史学家据此推断，西周兵车一乘的编制,当为甲士三人,斯驭(驭手)二人,徒兵十人,总计十五人。
这样关于兵车一乘的编制就出现了三种方案。
从禹鼎铭文推断出来的车兵编组方案，比文献记述的方案可能更接近西周实际一些，但不论是一乘二十五人还是十五人，车上甲士三人是不会变的,附属于战车的甲士、徒兵(都是步兵)数目是可以增减的，一般说时代越早附属于战车的步兵就应越少。但战车既要步兵协助及卫护，太少了也不行，因此徒兵十人恐怕是最低限度了。由于士和徒的身分是有严格等级(阶级)区别的，而五人为“伍”的伍长应是士(下士)附属于战车的徒兵也要分编成伍,五名徒兵中似应有一名士，这样除了车上的士和任伍长的士外，还有士编在一乘之内，就只能与徒兵一样了，这似乎不合周朝的礼制。上述第一案中(即一乘十士、二十徒兵)乘的编成内，士的数目为十人,如除去车上甲士及伍长外,余士三人,不成建制。或分士二名各长徒兵十人，则余五士编为一伍?依理推之，士与徒在一乘之中应有恰当比例，如车下同是甲士，其数目也应能按伍编组之。第三案中,徒兵十名,似应包括有两名士或有一“什长”指挥之,由于古文献和青铜器铭文的记述都不详细，因此，只能作为推断而已。
关于车兵部队的编制体系，前人多据《左传》有关的注而加以推论,清末黄元同编辑的《军礼司马法考徵》,从《左传》注中搜集出几条有关战车部队编制的材料,分成两种编制,一种是“车战,九乘为小偏,十五乘为大偏,二十九乘为参，八十一乘为专。”另一种是“二十五乘为偏,五十乘为两,百二十乘为伍”黄氏据此与《逸周书·武顺》、《周礼。夏官司马。小司马》所载之两种编制相附会，推演成为车兵的两种编组体系:第一种为“三三相参”即三三制),依《逸周书》伍、卒、伯、佐、右、正、乡、辟制,以百人为一乘(相当于伯),三乘(三百人)为佐,九乘(九百人)为右(即小偏),二十七乘(二千七百人)为正(彼认为左传注引司马法中二十九乘为参,系二十七乘之误),八十乘(八千一百人)为乡。第二种是“五五相伍起数”,为“五五制”,即五五二十五乘为偏,两偏五十乘为“两”,五偏一百二十五乘为“伍”(《左传》注中一百二十乘为伍，黄认为脱一五字)。近世学者虽咸谓《周礼》中之军制系春秋乃至战国制度,但周军既以师为最高编制单位，而又以牧野之战的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作为胜利的荣誉象征，那么三百戎车，三千甲士，这个数字决不会分散于六师之中。我们在叙述牧野之战时，已经推断其是集中于一师之内，在建立全国统治权后，周军是否会在牧野之战的基础上，建成各有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的六个师呢?从当时国力看，这是完全可能的,(按十四师计,不过战车四千二百乘,甲士四万二千人)周宣王派兵伐楚,一次就出车三千(诗。采芑)。从古文献记载的各种车兵编制数额看，一师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也是可行的,师组成三个百车千甲士的“旅”或“专”,旅编成四个二十五乘的“偏”“偏”编成五个五乘的“伍”,乘则按士十人,徒二十人编组,这样一个组织体系，也是适合当时兵器装备和战争特点的。这样一师有兵车三百乘(战车三百辆，辎车三百辆)甲士三千人，徒兵六千人,连同各种指挥、保障机构,当在万人左右。这是我们从各种互相矛盾而又残缺不全的资料中作出的一种比较合理的推断。
上述的军队中车兵与步兵比例，只是根据古文献中某些有关军队总数目的记载推算出来的即使按古《司马法》的遗文中数字恐怕也不是军队的具体编制配额。征诸《左传》有关会战的记述,均不是一车有若干步卒或徒步甲士随伴战斗，就连国王和将帅的车，也没有徒步甲士或步卒伴随，这种情况似乎说明，车兵与步兵并不是按“乘’,混合编组的,而是分别编成车兵部队和步兵(包括徒步甲士)部队的。至于《司马法》中规定的按井田数目征集的车、马、卒数字,当是“军赋”的定额,未必是军队编制的配额。这个古代车兵、步兵编制问题，还值得继续进行考证研究。除了战斗部队编成师外，
周王还组建有警卫部队。
二、军队的等级制度
西周军队内部的等级(阶级)结构，是与西周整个社会的奴隶制等级制度相一致的。从《周礼》的记载中可以看出,旅以上的军官大夫是由贵族等级中人担任的,卒(百夫长入两、伍长,是士的等级(上、中、下士);兵中有甲士、步卒、役徒的区别,步卒是平民;役徒是奴隶。役徒不能充任战士,只能任饲养马匹、炊事、打柴(樵入汲水等战斗保障勤务工作。
在军队中实行爵位制，也是从西周开始的。《国语·楚语上》载:“天子之贵也,唯其以公侯为官正也,而以伯、子、男为师旅”。注云“为师旅即帅师旅”。这虽不是西周的文献材料,但所说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制及其在军队中以伯子男三等爵位者统率师、旅，则当是西周的制度。
为了区别军队中的等级,周军中还规定有一套礼法，《司马法》中有许多规定就是周代奴隶制礼法在军队中的实施。如强调“教民必立贵贱之伦经(必须制定出划分贵贱的法规),使不相凌(不准侵犯)”。强调要“定爵位”,“著功罪”,“从命,为士上赏(军中之士,服从命令的重赏)犯命,为士上戮”(士违犯命令的杀戮)用“赏于朝,戮于市”,以“劝君子,惧小人”。这是“刑不上大夫”在军中的体现,为区别军官和士兵等级,周军对服装、徽章都有明确规定,并要求各级军官、士、卒,各“御其服”,“等其色”,“百官无淫服”(不准穿非规定的衣服)。
三、军队的兵器装备
西周军队的兵器装备,据《周礼》记载,有“五兵、五盾、五车”。五兵,历代注家说法不一。概言之,即矢、戈、殳、矛、戟。车兵,车上三甲士,装备有弓箭(矢入戈、戟、短剑。车箱左面的甲士是车长或主帅,备有弓矢、戈、戟;车箱右面的甲士是格斗的武士,主要装备兵器是戈;车箱中央一人为驾车的御手。车兵穿着的护甲，已有了青铜铸造的甲胄。步卒,按伍配备有步兵五兵,即戈、殳、矛、矢、短剑。根据战斗时“五兵五当,长以卫短,短以救长”的原则,(《司马法·定爵》)使一伍的五个兵，分别装备长短不同的兵器(前短后长)。
五盾，是手持的防护兵器。但盾分哪五种，历代注家都说不清，从《周礼正义》的注中看,大概是按兵种和等级区分的。如车兵盾狭而小,步兵盾狭而长,魁盾供帅用,还有羌盾(大盾之类。另盾有“以缝编版谓之木络,以犀皮作之日犀盾,以木作之日木盾”,故五盾也可能以制作材料不同而有区别。
五车,据《周礼·春官宗伯·车仆》所记,即戎路(王在军中所乘之车)、广车(横陈之车)、阙车(“补阙之车”)苹车(“犹屏也,对敌自蔽隐之车”)轻车(驰敌致师之车”)。这五种车,根据历代学者考据疏证,轻车即攻车,也叫驰车,是车战的主战车,亦即前面讲过的车兵编制内的基本兵车，车的形制已详见本章第四节。阙车实际上也是轻车，不过是用于机动补缺而已。戎路是供将帅用的指挥车，车上装备有旗、鼓等指挥工具。广车是大车，是防御用的守车。苹车可能也是一种守车，或兼作运载器物及救护用。这两种车西周时可能是分开的，后来逐渐合成一种车。此外，还有前面说过的“辇”,据注疏认为是装载兵器、粮秣、工具的辎重车。从兵车的种类上看，西周军队中车兵的分工比较细，可能建有新的专业兵。但从古文献中可以看到，西周的等级(阶级)制也在兵车的装饰和名称上表现出来,因而重形式,有些区分,于实战并无大用。
四、军队的训练
西周军队的训练也建立了一套比较正规的制度，它继承了夏商两代从氏族部落时期沿袭下来的在生产劳动间教民习武的传统,发展成为一种有法令规定的地方民众乡(国中)遂(郊外)军事训练制度,和三年治兵(大演习)制度。即“春菟、夏苗、秋弥、冬狩”的“四时之田”制度(四季以打猎举行军事演习)。但主要的训练对象是士。士是周军的骨干,士在周军中,除了任车兵、甲士外,还任下级军官。伍长,两司马,卒长,都是士。士训练好了,军队也就基本上训练好了。士在西周是一个阶层,包括命士(授有爵禄的),不命之士(庶人在官的),范围广泛,成分复杂,有些士有采地,多数没有。有采地的是命士,有功或功臣之后;有采地的士是小奴隶主。周朝在大司马之下设有“司士”的官吏，负责管理包括士在内的卿大夫士庶子的选拔任用和黜退。周朝设有官学_小学、大学,设有专门官吏师氏、保氏,负责对王、公、卿大夫子弟及元士适子(当然包括选拔来的不命之士)进行“三德《至德、敏德、孝德“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教育。其中,射箭和驾御车的两种技艺,是甲士的最重要的战斗技能，也是军事训练的重点。从古文献记载可知,这两种技艺的训练要求是很高的。射箭有所谓“五射”,其中要求不仅一箭命中靶的，且要穿透靶板;还要能三箭、四箭连发连中。御(驾车)有“五御”“鸣和鸾”“逐水曲”“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其中特别要求驾御马车随水沟岸边弯曲前进而不坠水,在道路交错处能使四马回转协调一致，车身运转自如，若舞之应节要能将车的一侧及时转向目标(狩猎时的禽兽、战斗时的敌人),以便战士射箭和挥戈击敌。战车的进退旋转自如，在战场上是非常重要的，而其驾御四匹马的动作，使之随御者意志协调一致的动作，难度却是很大的。因此，御与射，就是练士的最重要的课目。至于战斗动作(战术)的训练,主要是立、坐、进、退、识别金鼓旗号、变换队形等。士官除了在官学中有教师专门教练外，还能参加四季的狩猎(演习)训练和三年的大校阅。经过训练的士,分配到军队中,自然成了军队的骨干,由士再去训练兵卒,就会造成吴起所说的“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的局面。
五、军队的纪律
西周军队的纪律是建立在奴隶主贵族实行阶级压迫的基础之上的。周官中有专门的执法官(司寇)，而且许多官吏都有杀戮之权,如地官司徒所属的“乡师”,就有在军旅行动时，“戮(杀)其犯命者”之权,连“四时之田四季狩猎)时,都有“戮(杀)其犯命者”的权力,大司马在指挥冬季“大阅”时,可以“诛后至者”,“不用命者斩之”出兵作战时,也要“诛后至者”,大司寇执掌的“五刑”中，“二日军刑,上命纠守气鼓励服从命令的,纠罚失守卒伍的)“士师”掌“五禁之法”,其中有“军禁”,在有军事行动时,士师“帅其属而禁逆军旅(违抗命令)者与犯师禁(乱行列)者而戮之”《周礼·秋官司寇》)所以《司马法》说“有虞氏不赏不罚,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赏而不罚,至教也;殷罚而不赏,至威也;周以赏罚,德衰也”,说明周朝是靠重赏罚来维持军队的纪律，以德感召军民的力量衰微了。动辄以杀人，巩固其统治，正是周朝奴隶主统治阶级残暴专政的表现。
六、军队的战斗行动
以车兵为主兵种的西周军队的战斗方法，自然以发挥战车集中突击威力为基本着眼点。正如《司马法》所说的“凡车以密固”，车战最宜采用密集队形，一则可互相支援掩护，一则可以集整齐的车阵冲压过去,冲破敌人的阵势,打垮敌人。因此,车战攻击的基本方式是正面突击，车兵的基本队形是横队。庞大车队的攻击，必须是宽正面的整齐的横队向前推进，接近敌人时，先放箭，然后以排山倒海之势一齐冲入敌阵，与敌之车兵行错毂格斗。只有把对方的战阵冲乱，才可能以乘偏为单位，在步兵协同下实施机动。防御时，也必须列成密集的横队，抗击敌方的冲击。一旦敌方冲击不成，防者便可立即以原队形转入反攻。《左传》记述的齐鲁长勺之战,便是如此。虽然这不是西周时战例，但去西周不远，车战形式与西周不会有异。从此战看,齐鲁双方在长勺相遇时,各自排成车战阵形,初始还分不出谁是攻方谁是防方，双方都可以主动发起攻击的，由于齐军是战争发动者，他是出兵伐鲁的，战争和战斗的主动权在齐军方面,因此,齐军自然要先发起进攻。然而,鲁军虽在战略上是被攻伐的，在战斗上也是可以先发起攻击的，这是在任何时代的战争中都曾有过的现象。不过古代战车的特点，使作战双方除了守城攻城战外，必须在便于车战的地形上先列成横阵，然后一方攻击，一方抗击(防御),在搏击中决定胜负,这就是古代车战的基本特点。至于步兵在战斗队形中的位置，从《左传》中记述的若干战斗情况来看，基本上是在车兵队形之后的，只有在地形不便车兵行动的情况下，才会使用步兵在前头《周礼·夏官司马·大司马》中在讲到冬季狩猎阵形时,有“险野人为主,易野车为主”,注疏云:“在军行列之时,则车徒异群,故车人有异”),更不可能是一车前后左右环以步兵。这不仪《左传》所有作战记述中无此例,且考之实际,步兵分为一车之前拒、左角、右角的环车队形，根本无法发挥战车的战斗力，故决非古代车战之队形。
军队行军时,是“车徒同群”还“车徒异群”,尚不可考。唯如考虑到行进和战备便利,恐怕还是“车徒异群”的可能性大。而且,战车与辎车可能是分别编队行动的。行军时先头可能已派出有侦察和道路工程保障队伍，保障车辆顺利行进。行军中已注意警戒和联络。行军速度,大体上是日行程三十里(从“三十里为舍”可推知)这大概是由于革车、辎车及徒兵负载重而行走慢的原因。
军队驻止,平时大约集中住在国(京城)都邑。在国、都邑的门外筑有军队的“垒舍”,并在其附近建有“市朝气集会、交易场地)和“军社”军队祭祀土地神的社庙)。《周礼·夏官司马》“量人。掌建国之法….營军之垒舍，量其市朝州涂，军社之所里….注疏谓:军队停住之处皆为垒壁,恐有非常“市朝州涂”有两说,一说是….环绕营区修筑道路;一说‘州’是二千五百人的一师军队;军营以州(师)为单位,各住一处,中间有道路相连通。军队行军中的住宿,也筑“垒舍”,不过除了行军道路上平时建有“路室”“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候馆”可供住宿外,在野外住宿,大约要在划定的营区内,搭起帐幕,围以革车、障碍物等,构成临时“垒舍”。《周礼·天官冢宰》有“幕人、掌帷、幕、幄、帘、绶之事,凡朝见、会同、军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幕、幄、州、绶”。注疏云“帷,在傍施之象土壁也;幕，帷上张之象舍屋也;幄,帷幕之内舍之;帝者在幄幕内之承麈;绶者条也,以此条系连帷幕”。这里说的是国王在出征作战外出时,要由“幕人”负责供应设置帷幕用的材料。这种帷幕就是后来的帐幕和近代的帐蓬,当时军队在行军中住宿虽不会全是帷幕,但将、帅、军吏等都会有帐幕的，至于士卒，大概就地铺以干草或草席，覆以兽皮或毡之类，或就地取材架起简单帐蓬。由于舍营准备很费时间，所以日行程不可能太远。
七、军队的指挥与通信联络
西周军队的指挥与通信联络也在商代军队的传统上有所发展。除了各级将帅军吏直接用口头命令和以身作则的行动指挥外，金鼓旌旗，仍然是军队指挥联络的基本通信工具。音响信号、目视信号，是基本的通信联络方法。《孙子兵法·军争》引《军政》日“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军政》一书,当为西周兵书,说明以金鼓旌旗为指挥通信手段,已是西周乃至以前的事。《周礼·地官司徒》有“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声音，以节声乐，以和军旅,以正田役”“六鼓”雷鼓、灵鼓、路鼓、战鼓、舜鼓、晋鼓,前三种是祭神用的,后一种是和乐用的;藝(音高)鼓是指挥“役事”集体筑城等劳役)用的,只有彭音汾)鼓是用于军队指挥的,这种鼓是一种大鼓,(郑玄注谓:长八尺。恐不确,八尺长鼓在兵车上无法携带)“四金”是:金錞、金镯、金铙、金铎。四金的用途分别是:(以金錞和鼓,以金镯节鼓,以金铙止鼓,以金铎通鼓。”即用金锣(像个碓头样子的金属乐器,上大下小)和鼓作乐;用金镯(像小钟的金属乐器)节制行军时的鼓声;用金铙(像铃而有柄无舌,柄半在上,半在下,执柄摇动)发令止鼓退军;用金铎(大铃)发令使军鼓齐鸣,命令进军。在《周礼·鼓人》中还规定有“凡军旅,夜鼓酱(音奇)。军动则鼓其众”注疏云:“量”是军队夜间警戒守备击的鼓，《司马法》规定有:黄昏击鼓四通,夜半击鼓三通,拂晓击鼓五通,军队行动、战斗时击鼓以鼓动士气。今本《司马法》中有“七鼓”之分,是按兵种和战斗动作规定出不同的击鼓声,即“鼓旌旗,鼓车,鼓马,鼓徒,鼓兵,鼓首,鼓足”,用以指挥军队的进攻行动。春秋庄公十年(公元前684年)齐鲁长勺之战,有“齐人三鼓”,“一鼓作气,再而竭,三而衰”,当是西周时用击鼓指挥军队进攻的继承“鼓之则进”“金之则止”,虽是战国时人尉缭的《勒卒令》中所载,但其起源当在西周以前。从《周礼·夏官司马》“大司马之职”中看到“中春,教振旅，司马以旗致民,平列阵,如战之陈,辨鼓、铎、镯、铙之用”,“以教坐作、进、退、疾、徐、疏、数之节,遂以菟田”。从这段记载和注疏中可知，西周在春菟即春季打猎时训练军队的程序和作战一样，先由大司马在规定的地方树立起大旗，让应征的士卒在旗下如同战阵一样列队，然后使士卒学习识别金、鼓的不同的音响代表的不同号令,即学会随不同的音响坐下、起立、前进、后退、快走、慢走、疏开、靠拢等动作。在训练中，从国王到伍长，使用不同的金、鼓音响器材“王执路鼓,诸候执贲鼓,军将执晋鼓,师帅执提,旅帅执鼙,卒长执铙,两司马执铎,公司马(伍长执镯”。这里与“鼓人”中的区分不完全一致。注疏者认为是“在军兼用也”。又引《司马法》中规定说“十人之长执钲,百人之师执铎,千人之师执鼙,万人之主执大鼓”。记载虽有不一致，但用金鼓传达号令则是相同的。
旗,是周军指挥和联络的主要工具之一，《周礼·春官宗伯》属下有“司常”官吏,是专管旗的。旗,分为“九旗”,各有不同名称和识别的标志，分别用于不同官吏:(1)常(“太常”),画有日、月,属于国王专用“王建大常”);(2)(“大族),画有交龙,属于诸候专用的(“诸侯建旅”);(3)施,不画物象,用一种颜色的帛制成(“通帛为於”,属于孤卿用的“孤卿建施”);(4)物，用不同颜色的帛制成的“杂帛为物”),属于大夫、土用的“大夫、土建物”);(5)旗,画有熊虎(“熊虎为旗”),属于将帅和都行政长官用的(“帅都建旗”);(6)內,画有鸟隼(“鸟隼为游”),属于州里地方官吏用的“州里建的)”(7)施,画有龟蛇“龟蛇为能”),属于县、鄙官吏用的(“县、鄙建”);(8)旅,装饰有全只鸟的五彩羽毛(“全羽为旋”),属于道车(国王平时在国内所乘之车)用的(9)旌，旗杆上装有不同鸟的杂色羽毛“析羽为旌”),属游车(王在国外游行所乘车)载用的。卿大夫、官吏、长官旗上,都要写上官职名号以资识别“凡军事建旌旗”。旌旗除了代表不同指挥职务外，还是指挥军队战斗行动的工具。在秋季狩猎作战训练中,要求军队学会辨别“旗物之用”。这时各级将帅、军吏的车上,都按规定悬挂起旗子“王载大常,诸候载游,军吏载旗,帅都载旒,乡遂载物,郊野载施,百官载的,各书其事与其号焉”。
用旌旗和金鼓指挥军队的方式,在冬季训练(“冬猎”“教大阅”中，可以知其大概:当队伍已按规定集合排列成战阵后，“皆坐”,人员都坐下,各级都把自己的旗子树在各自位置上;举行誓师仪式。然后,由中军击鼙鼓发出开始行动号令,(“中军以鼙令鼓”)鼓人(军、师、旅的将帅)便一齐击鼓三通“鼓人皆三鼓”)军吏们听到鼓声，便以自己所掌握的信号工具发出同一号令一“司马振铎,群吏作旗(举起旗子)”于是“车、徒(车兵、步兵)皆作(起立)鼓行(发出前进鼓声),鸣镯,车、徒皆行(车兵、步兵都前进),及表乃止(到第一个设有表志的地方停止)。三鼓(将帅击三通鼓)、摭铎(用手执柄下掩摇铎使声音沉闷),群吏弊旗(把旗倒下),车徒皆坐。”这就完成了第一段的动作。然后，“又三鼓,振铎,作旗,车徒皆作。鼓进(鼓声催进),鸣镯,车骤徒趋(车兵快行,步兵快步行进)。及表乃止。坐作如初”。到第二个立表处停止，完成了第二段动作。然后又击鼓“车驰徒走,及表乃止”车兵奔驰前进,步兵跑步向前,到第三个立表处停止)。接着“鼓戒三阕,车三发,徒三刺”(鼓急击三阵,车向靶标发射三次箭,步兵向靶行三次击刺。)然后,击鼓,鸣铙,命令后退,于是车徒后退到第二立表处停止,坐下,操演到此结束。接着开始围猎。围猎也用旗、鼓、金指挥,按战阵排列和行动。
《周礼》记载的这套战斗演练和指挥与通信方式，大概就是周军作战行动的基本指挥与通信方式，不过战场上情况和动作比猎场要复杂的多，故指挥与通信方式也要比演习复杂。但使用旌旗、金鼓发放视听信号以指挥和协调动作，是周军乃至整个军队指挥与通信的基本方式，却是无可怀疑的。周代军队在这方面已制定出了一套规则，大致也是可信的。
除了军队集中行动用上述指挥通信方式外，在军队分开行动，距离远,视听信号达不到时,有什么方式保持联系呢?从《左传》中有关记载推测，使用一种轻快的马车传送命令、信息，大概是西周乃至商代军队早已使用的方法，至于派出传达命令的人选，当王、将、帅身边的重要军吏。地图,可能已用于军队作战指挥。《管子·地图》篇已有“凡主兵者,必先审知地图”。《管子》成书虽在春秋战国时，但所反映的用图，在西周时即已存在。出土的西周金文《宜侯矢殷铭文》中即有“王省址王成王伐商图，遂省东国图”的记载。这是远征作战所必需的。
八、军队的后勤
在继承夏、商经验基础上,机构与设施,比较完备,供应保障比较周全，古文献虽对此无专门记载，但从一些间接史料中，可知其大略。国家以赋税制度在征集军队人员、车、马、牛的同时,征缴军队所需的兵器,装具、粮食、饲料等等军需用品,这在本章第三节西周的军事制度因井田而制军赋的军赋制度中，已有所说明。车、马、牛、兵、人,均按井田规定了征集数额，一旦征集成军,在军队内部便建立起后勤组织机构，实施对军队的物质保障。
从《周礼》及其注疏中，从《六韬》的有关章节中，大体可以知道,西周军队编成中设有专门的后勤机构。《六韬·龙韬王翼》所列“将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中,有管理粮秣供应的“通粮”四人;管会计的“法算”二人;负责医药治疗的“方士”二人,至于兵器、工程器材有“简练兵器”的“兵法”九人及管理筑城工程的“股肱”四人,可以兼管。这样当时军队作战行动的后勤诸方面，差不多都有人分工管理了。至于部队携行的物资器材,按战车配有辎重车,据《周礼·地官司徒·乡师之职》所载:“大军旅,会同,正治其徒役,与其輦”郑玄注“董,驾马;辇,人挽行,所以载任器也….”《司马法》载:夏后氏谓辇日余车,殷日胡奴车,周日辎辇。辇,一斧、一斤、一凿、一裡(锹之类挖土器具),一锄。周辇加二版,二筑。又载“夏后氏二十人而辇,殷十八人而辇,周十五人而辇..”疏云“正治其徒役者，谓六军之外，别有民徒使役，皆出于乡….辇不驾牛者，以其牛唯驾大车、柏车等。”可见,在征发兵役时,就同时征发有人挽的辎车，并配带有一套修理作业工具;从《诗经·小雅·无将大军》中，亦可证明西周时有人拉的大车。另征发有牛车(《孙子兵法·作战篇》有“丘牛大车””语),《周礼·地官司徒》在“牛人”职责中，规定有“凡会同军旅行役,共(供)其兵车之牛与其牵傍(牵牛和在旁赶牛的人),以载公任器。”即以牛车随军载运“辎重”。除牛车外，还有一种马拉的“革车”,也负有随军供应的任务。上引《周礼》中的“辇”,郑玄注是马拉的“辇”类车子，《孙子兵法·作战篇》中说的“革车千乘”,古人注释中也认为是装载辎重的重车。
“辎重”在当时包括的内容,除了车辆的修理工具、器材以保障战车和运输车的完整运行外，大量的当是人、马粮秣。人的粮食供应,从《周礼·地官司徒》“廪人”职掌中所说的“凡万民之食,食者人四黼,上也;人三黼,中也;人二關,下也;若食不能人二柚,则令邦移民就谷”。郑玄注云“六斗四升日浦”。此处当为一人一月口粮的上、中、下三种标准。经按现代度量衡换算,大约人日食1.5市斤为上等;日食1市斤为中等;日食0.75市斤为下等。依此推算，当时军队人员的日粮当不下1一1.5市斤;马匹饲料，如按人的3-4倍计,1日份当不下4一5市斤;这样，一辆兵车按甲士3人，马4匹计,日需粮食3一4.5市斤,饲料16一20斤,合计约19一25斤左右。一乘革车如按卒10人,马或牛2匹计,日按粮食10斤(每人一斤),饲料10斤,(草按就地取给)合计约20斤。这样驰车或革车一乘，1日分粮秣重均约2025斤。如载运10日分粮秣,约为200-250斤,1月分(30日分)则约为600-750斤,这恐怕是最低的计算标准了。除了粮秣、修理工具和器材(包括车辆润滑油)外，还需携行补充用的兵器如箭等,造饭用的炊具,如釜(锅)销(有脚的锅)等;汲水用具,樵采(砍柴、割草)工具,野营用的帷幕或睡眠时的铺盖如毡或兽皮之类，以及食盐、医药用品等等，这样一乘辎车的运载量就相当重了。粮秣运载量是可变的，但运载量越少，供给保障时间越短，对军事行动距离和持续时间限制即越大。上述按1月(30日分)计算,恐怕是最大的运载量了。加上士卒个人的携行量(一般是3日分干粮)，则随队的后勤供应，约可维持1个月(30天)左右。
由于队列内的后勤保障能力有限，因此，周代在各级行政区内及国境内主要道路沿线,均有“委积飞粮秣、薪材等物资的储备)，并由“遗人”负责掌管。其中分为“乡里”,“门关”指国门、关门),“郊里”,“野鄙”,“县都”“道路”等不同地方的“委积”,并各有规定的使用范围“道路”委积,每三十里设有住宿的“路室”“路室“有“委积”每五十里有市,市有“侯馆”“侯馆”有“委积”,这两处的“委积”都有供军用的任务。这类似于近代的兵站。同时,还规定由“委人”掌理征收野地的赋贡,收取薪柴干草、果实干菜等,分别供给宾客,羁旅、颁赐、祭祀、军旅之用“军旅,共其委积薪刍凡疏材”,还要供给守卫的兵器“掌九谷之数”的“廪人”,负责粮食供应;“仓人”负责在行军路上委积谷物,并供应“食饮之具”。这种“道路之委积,”和专人负责制,在有军事行动时,不仅要保证军队得到饮食饲料,而且要保障军队的人、畜得到休宿、补充。这样就减轻了军队的携行量。为了保障战地供应需要，国家还组织专门的后方运输队,向前线输送粮秣和军需品,以补充军队的消耗。由此,在军事上便产生了断绝“粮道”与保护“粮道”的斗争。如《六韬·虎韬》“绝道”篇中有“敌人绝我粮道的对策“略地”篇中有对敌人“绝其粮道,围而守之”的战法。此外,还有随军商业管理人员(类似今之工商管理人员)及随军开设的军市。《周礼·地官司徒》载“司市”,负责市场管理(“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凡会同(会盟)师役(出兵作战,工程劳役),司市帅贾师而从,治其市政,掌其买、卖之事”。从此可知,当时随军队征战行动开设有物资买卖市场,并有专门市场管理官员负责管理。这样可以保障军队所需的物资供应得到商业系统的补充。
第七节西周对四方的战争
西周自周公东征胜利后，经过在周公辅佐下的成王三十多年治理，又经过康王二十多年贯彻周公制定的政策，使西周在五十年间呈现出一个“天下安宁”的局面。这是一个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缓和的时期，也是西周的兴盛时期。这时期中除了成王有过一次南征虎方，康王有过二次伐鬼方的战争外，没有其他军事行动。
在成康“天下安宁”期间,周朝四方的戎、狄、蛮、夷诸族,也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周朝与这些非华夏族的矛盾也逐渐增大，从周昭王开始,便逐次爆发了周朝与戎、狄、蛮、夷诸族间的战争,直到西周灭亡。
一、昭王南征战争
立国于汉(水)南的楚国和百濮、群蛮,不时地“陷虐”周王朝的南土。为了解除南疆地区的边患,昭王在成周(洛邑)集结大军,同时命令各诸侯率本国部队从王南征。昭王第一次“伐楚荆”,大军越过汉水，很快就有26个小国臣服，王师凯旋而归。第二次“伐楚荆”，在胜利回师途中发生了不测事件，当大军登上通向汉水北岸的浮桥时,突然“梁败”,由船只联系起来的浮桥倾覆,统帅昭王落水溺死,西周“六师”也丧失殆尽,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是当地人民以胶粘接的船渡周师，船到中流解体，昭王淹死。春秋期间齐桓公伐楚时,就曾以“昭王南征而不复”为口实。
昭王南征战争古文献资料奇缺，故战争情况不详。但昭王以丧师亡身而告终却是事实。这次战争，是周朝建国后第一次大失败，使西周遇到一次严重挫折，国势也因而开始下降。战争的失利似属偶然，但从周朝当时情况推断，也有可引以为鉴的教训。一是周在国势强大后，不再像文王时那样重视从政治上争取团结四方各非华夏族，而是依仗强大军事力量去征服，这就必然激化与各族的矛盾,遭到各族人民的反对,胶船解体也好,浮桥倾覆也好,恐怕都与得不到当地人民拥护支援有关。其次，周师在五十年和平时期，军事上陷入保守状态，满足于周初车战取胜的经验，单纯注重发展车兵，拘守堂堂正正的车战战法和礼仪形式，而对于四方边境的地理环境特点缺乏重视，没有发展出一套适合山林地、江河地作战行动的军事装备和方法，因而一旦离开适宜车战的中原地区而深入山水交错的江河地区，军事行动就必然产生极大的困难。第三，在由长期和平环境转入战争时，必须在军事上谨慎行事，特别是慎重对待敌方，周详了解对方情况，针对双方各方面情况，作好克服各种困难的十分周密的战争准备。而轻敌大意，经常是军事斗争失败的主观因素之一。周军这次失败也必有此因素。第四，在长期和平环境中,周王和他的宰辅们日益被一套“礼乐”形式所迷醉,不重视认真整军经武,自己也不习兵法。一旦有事,却又妄图以统帅自眩,借亲自挂帅出征以抬高自己,而又无真正知兵之将以为“国之辅”,难免会成为“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的国君，也难免会出现丧师亡身的悲惨结局。
二、穆王西征
周昭王南征溺死后,他的儿子姬满即位,是为穆王。穆王时,居处西北方的犬戎，势力又强大起来，在朝见穆王时没有献纳贡品，穆王遂决定西征犬戎。在决定西征前，祭公谋父曾提出不同意出征的意见,主张实行周文王的“耀德不观兵”的政策,即以政治手段求得犬戎的“荒服”只按时来朝拜周王),穆王不采纳祭公的建议,亲自率师出征犬戎。出动兵力和战争经过,均无史料可查,仅知“获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王遂迁戎于太原”(《后汉书·西羌传》)即捕获了五个酋长,得到白鹿、白狼各四(有说是将鹿、狼为名号的戎族迁到太原)。从战果看,这次征伐战争的军事胜利并不大,造成的政治影响也不好，“自始荒服者不至”《史记·周本纪》),边远地区非华夏族不再向周王朝拜了。
周穆王是一个抱有“周行天下”让各处“皆必有车辙马迹”的君王。古代小说《穆天子传》描述穆王周行天下的活动,西出昆仑三千里,到了“西王母之邦”,又折而北行约二千里,到了“飞鸟之所解羽”的“西北大旷原”。从道里推算,已达到中亚地区,穆王所到之处，同当地部落方国首领互赠礼物，起到了交流文化，密切相互关系的作用，小说虽杂以想像和神话，但也不会完全无据，说明穆王时周朝国势还是强大的。穆王周行天下，对了解中国及西域地理社会情况，促进各民族交流和发展相互关系方面，是有益的。但穆王在内政方面,并未在发展社会生产上有所作为,却在“用刑之道”方面花了不少心血,他采纳甫侯的意见,制定《甫刑》,规定了“五刑”三千条，企图以严刑维持周王的统治，然而周朝的国势却已江河日下了。
正当穆王西行之际，东方的夷族，以徐国为首，乘机向周朝进攻。穆王得报后，日夜兼程从西北赶回周京，立即出兵东征，伐徐、伐越，把东方夷族的反抗镇压了下去。关于穆王东征，古史家有认为没有此事的，因史料很缺，已难考证。
三、夷、厉王南征和国人暴动
周穆王在位五十年而亡,他的儿子、孙子共王、懿王、孝王、夷王相继嗣位，周朝国势日趋衰微，外来戎狄侵凌日甚。懿王曾被犬戎入侵赶出了镐京,逃到犬丘(今陕西兴平县)。夷王初年曾力图摆脱困境而主动出击，“命虢公率六师伐太原之戎。”古本《竹书纪年·周纪》)取得一定的胜利。但时隔不久允姓之戎又崛起，不断侵扰周土。
散居在淮河两岸的夷族小邦，被周朝统称作南淮夷或淮夷，是王朝征收“布帛”和“进人”奴隶)的重要地区。确保这些地区的安宁和驯服是周王室的既定方针。众夷族稍示离心倾向，便即遭到镇压。但自懿王周室衰微以后，淮夷便不断起来反抗。夷王时，反抗加剧，夷王曾亲率大军前往讨伐抗命的南淮夷，在噩侯驭方的配合下,先后伐角(今江苏淮阴)津(今江苏宝应)桐(今安徽桐城)等小邦。军事上得手后，夷王曾宴飨噩侯，并赏赐他玉和马匹等。但周王室对淮夷、南淮夷的盘剥有增无减，不堪忍受剥削和奴役的南淮夷，不久又联合起来武装反抗周的统治。
夷王死，厉王立。周朝仍处于西北来的戎族和东南来的淮夷族两面夹击之下，厉王既要对西北加强防御，又要对东南进行征服。厉王初期,俨狁竟突抵京师(豳)附近，大肆虏掠，厉王命武公率军迎战。元士多友奉武公之命，从宗周率兵驰援京师。周王室大军西行,先后在剩、龚、世和杨冢与犷狁交战,共计斩杀356人,俘虏28人,缴获兵车127辆。还解救了为犷狁所掳的旬邑百姓，但这只是缓解了一下局势，并未能阻止犷狁的继续进犯。淮夷诸小邦，在遭受打击后，重新联合抗周，噩侯驭方也参加进来，并成了反周联军的首领。反周联军从东向西一直打到上洛地区(今陕西商县),大大震撼了西周朝野上下。周厉王急忙调军在析谷堵击，并从西向东反击,自己坐镇成周统筹全局。随后又命“西六师”和“成周八师”南下伐灭噩国，擒驭方。这样才暂时把淮夷的反抗镇压了下去。但是夷族众小邦并没有因此而俯首听命，仍在继续对抗，厉王又不得不亲自“征伐南淮夷”,但也并未有多大成果。
厉王是个好利的暴君，他在对外用兵的同时，对内重用“好专利而不知大难”的荣夷公为卿士(相),实行横征暴敛,垄断山林川泽之利，不许其他奴隶主和平民开发利用。引起了奴隶主和平民的不满和怨恨，厉王下令禁止议论，并派卫巫监视国人(京城内居民),有谤者即杀之。于是“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召公谏之,不听,矛盾遂急遽尖锐化。到厉王十六年(公元前842年)西周爆发了国人暴动。参加暴动的有小奴隶主、低级贵族、平民、武人(包括历王的卫队)等。暴动没有遭到王室的武力镇压,厉王吓得逃到彘(今山西霍县)。召公用自己的儿子冒充厉王子静交给国人杀死，掩藏了厉王子静,朝政暂时由诸侯共管,史称“共和行政”。①中国历史有准确纪年是从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开始。
这次国人暴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城市平民暴动，是一次重大的社会革命事件。它对摧毁周厉王的残暴统治，并进而动摇奴隶制度，揭开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序幕，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这
①关于共和,史有两说:《史记·周本纪》:以“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日共和”’,。《史记索隐》引〈古本竹书纪年“共伯干王政”。《吕氏春秋·开春论》“共伯和修其行,好贤仁,而海内皆以来为稽矣。国厉之难,天子旷绝,而天下皆来谓矣”，是又以共和为共伯和年号。古共国在今河南辉县，本书从翦伯赞《中国史纲要》说。
次暴动的顺利成功，说明暴动的组织准备是周密的，是发动与联合了各方面的力量的，特别是把王室的警卫武装争取过来，对暴动的成功具有决定性意义。暴动的行动是突然而果断的，显然与贵族阶级中有人参与指挥有关。但这次暴动也存在不彻底性，它不但没有发展成为一场彻底推翻周王朝统治的革命运动，而且连厉王也未捉住，暴动的果实也被贵族、诸侯所窃夺，这也是由当时历史条件决定的。
四、宣王“中兴”战争
周厉王子姬静被召公隐藏下来，到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后,便被捧出来继位,为宣王,继位后,面临着周朝内外四方“大纵不静”的严重局面。内部贵族间的矛盾,仍然十分尖锐,社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外部四周的一些方国、部族，也乘王室危机加紧对周朝的反抗和进攻。威胁最大的仍是邻近宗周西北方的以彳狁为首的戎狄部族,他们以游牧为主,习武好斗,战力很强,经常对周京畿地区进行掠夺，搅得周人“靡室靡家”、“不遑启居”《诗经·采薇》)。周懿王还被赶出镐京。周朝东南方的淮夷诸小邦，仍继续反抗周朝，不断联合起来向成周发动进攻。
周宣王在国家处于严重危机面前，又鉴于厉王的教训，不得不首先设法稳定内部。《史记》说他在二相(召公、周公)辅佐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他采取了一些缓和内部矛盾的政策，要求贵族们减轻对庶民的压榨，不要淫湎于酒，承认贵族奴隶主们开辟的山林、川泽为己有等。对外,周宣王凭借共和十四年期间,储积起来的力量，依靠军事力量解决与戎、狄、夷诸族之间矛盾的政策，在战略上则采取防御与进攻相结合的方针。
由于{狁逼近西周腹地(约在周宣王五年),占领镐和方,前锋抵达泾阳(今陕西泾阳),主力集结在焦获(泾阳西北),“狄狁孔炽”(《诗经·六月》),构成严重威胁。周宣王不得不首先使用武力解除这一腹心之患。这年六月，他命大臣尹吉甫率师反攻。吉甫是个文武双全的人物，他紧急集结军队，并以十乘战车组成先锋队，先行向焦获前进。吉甫率主力，日行三十里，向前开进。周军以战车的优势,将俨狁击退，并继续向西北推进到太原(约在今甘肃庆阳一带或宁夏固原以东之黄土高原地区)。《诗经·六月》就是描写这次战争的，从诗的内容看，周军并无俘获犷狁的人和牲畜，可见仅是把犷狁迫退了。随后，宣王又派大将南仲率兵前往收复的地方筑城设防(约在泾阳北)。南仲除于朔方筑城外,可能还趁机出击了犷狁的某些部落，《诗·出车》说他“驴狁于襄”攘除了犷狁),“薄伐西戎”(进击犷狁的西戎部落)“执讯获丑,薄言还归”(抓到了俘虏，急忙送回来》狄狁于夷”(犷狁被扫平了)。这样,就暂时解除了犷狁对宗周京城的直接威胁，稳定了国人之心。
周宣王六年，周王利用秦部族与西戎接近的条件，命秦仲伐西戎。①并封秦仲为大夫。秦仲虽久与戎族相处，了解戎族情况，但因秦部族力量有限,敌不过戎族势力,因此,秦仲被西戎杀死。秦仲有五个儿子，周宣王把他们召来，给了他们七千兵，命他们去打西戎。这次把西戎打败了。宣王封秦仲的长子为西陲大夫(号庄公),封地为犬丘、大骆。这样,宗周西方沿渭河上游东来的直接威胁,暂时解除了。秦也就成为保障西周西方安全的重要屏护力量了。
俟后，周宣王又派虢季子白率师伐俨狁。虢季子白指挥的伐犷狁战争，也是当时一次比较大的军事行动。虢季子白率军战“于洛之阳”,初战告捷,斩首五百,俘虏五十人。并命其部将不其追杀犷狁一直到商陶,获胜而还。另从《诗经·采芑》的内容看,周还曾派方叔帅兵征伐过一次犷狁,并取得了胜利。诗中称赞“显允方叔,征伐俨狁,蛮荆来威”,但无更多史料可考。
总之，周宣王即位后，曾经举行过几次伐犷狁、西戎的战争。处于西周西方、北方的戎狄族部落武装，经过数次打击后，不得不有所收敛。从而使周王朝获得一个短期喘息的机会。历史称之为:“宣王中兴”。
①秦仲为秦朝的祖先，周初被作为氏族奴隶的嬴姓氏族的后裔，周孝王时曾封其首领非子于今甘肃天水当时名犬丘的地方，为周的“附庸”，并允其在秦地(今甘肃清水)建邑。
在打退了犷狁的侵略后，周宣王便把注意力转向了南方和东方。
南方的楚国，在周室衰微时期，努力开发江汉地区，生产发达，经济力量增强，便兼并周围的氏族部落，扩大势力范围，并曾联合蛮族诸部落，发动过对西周的进攻。西周穆、厉诸王也曾派兵征讨过，但并未能制止住楚国的扩张。周宣王在对俨狁战争期间,为应付楚及淮夷的威胁，曾把征犷狁的战将兮甲调往成周，主持东方军政事务，并赋予他征收南淮夷贡赋的重任，拥有严刑惩罚和征战的权力。
对俨狁战争结束后，周宣王便把用兵的重点转向了南方和东方。他派征戎回来的元老方叔率师南征楚国。这次征战规模很大，周师出动兵车三千乘，大概把宗周军的主力全部用上了。周大军“旅施央央”,“伐鼓渊渊”,“戎车咩咩”,振旅阗阗,如霆如雷”(《诗·小雅·采芑》)。意即旌旗招展,鼓声冬冬,兵车隆隆,浩浩荡荡，惊天动地，势如雷霆，大军直奔南方。战斗的情况史无可据。作战的结果是楚国被打败了“执讯获丑”,捉到了一些俘虏。周的南方暂时安定下来。周宣王又把用兵的重点转向了东方。东方以徐国为首的淮河下游诸夷族小邦，对周王朝早已是屡服屡叛。宣王为压服淮夷，派遣召虎率师前往征伐。召虎指挥军队打了胜仗，回来后受到周王的赏赐褒彰。但这次征战,并未完全解决问题,后来,以徐国为首的淮夷各小邦，联合起来造反，周宣王调集大军，举行东征。
这次东征，《诗经·常武》有记述。诗中说，周王在太祖庙中命令卿士南仲和大师皇父“整我六师,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国”。整顿好王的六师,保持高度的戒备,去征战徐淮,以施恩惠于南国。并告诫一同前往征伐的尹氏和程伯休父，要告戒师旅，保持好行军行列,沿着淮河岸,去“省此徐土”,巡视遍徐国的领土。不要中途停止;不要骚扰工、农、商各业。这是描述周王颁发出师训令。
其实所谓“省此徐土”不过是美化惩罚行动的巧饰之词。不扰民之类的话，也只是装璜门面而已。下面接着就说了，这次出兵征战的目的是为了“王舒保作”,即保护住周王的福祚。诗歌中描写了周军的进军行动和威势“进厥虎臣,阚如號(音器)虎”,进军的将士,一个个像猛虎一样,像虎啸一样的号叫着“如飞如翰”像鸷隼一样飞鸣着“如江如汉,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绵绵翼翼,不测不克,濯征徐国”,军队像江河洪水一样,滔滔不绝,势不可挡;像山一样,不可动摇,浩浩荡荡的大军“铺敦淮演,仍执丑虏。截彼淮浦,王师之所”,铺天盖地的踏遍了淮河两岸,捉到不少俘虏，“濯征徐国”,把徐国大大洗劫了一番。这首诗把一个凭借大军的威势对一个小方国进行的一场大扫荡,描写的淋漓尽致。经过这样一番洗劫“王犹允塞”,周王的谋划真正实现了“徐方既同”,徐国被征服了“天子之功”,天子的功德无量。从这首诗中看不到徐国军民的抵抗,这当然是诗作者的立场使然。实际上，徐人是并未被征服的。直到春秋战国时代徐国还曾经长期是东方的一个非常活跃且文化发达的方国。
为了巩固南征、东征的胜利,周宣王还仿效他的祖先文、武、成王的封邦建国制度,加封其母舅申伯(本是申国的诸侯)以土地,并派召伯虎率兵去给申伯在谢(今河南南阳西南)筑城，祈求申伯为他守住南方的门户;又派仲山甫去樊(河南济源)筑城,鼓励仲山甫为周王守好东方门户。这说明周宣王虽然在南方、东方的征战中打了胜仗，但他的天下并不安定，他的势力已不能保证周朝统治地区的稳固，只好在成周的南北方筑城设防，以保安全。
周宣王在南方、东方取胜之后，周王的声威重振，周朝虽不如早期，但比起懿王以来，确有中兴的势头。可是周宣王并不满足于已得的胜利,他追慕祖先(先王)的伟业,希图借南征、东征胜利的声威，继续实行军事征服政策。他在晚年，又主动对北方戎狄用兵;宣王三十一年，出兵太原，被太原的戎族武装击败。宣王三十六年，又出兵攻条戎,奔戎(今山西南部),又打了败仗。宣王三十八年,晋国在汾限打败了北戎;戎人则攻灭了姜侯的邑。宣王三十九年，周王出兵与姜氏之戎大战于千亩(一说在今山西介休南，一说在山西安泽北)这场战争的情况无史料可考，但知周师大败，“丧南国之师”迫使周宣王亲自“料民于太原”,即去太原地方核察人口,以便增加征兵名额。说明千亩之战是一个大败仗，周军的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周宣王的战争事业也从此结束了。
综观周宣王一世的战争，虽然打了一些胜仗，抑制了以犷狁为首的戎狄族的武装侵掠，暂时压服了江汉淮地区各邦国的反叛，但并未真正解决周王朝与戎狄、蛮夷族的矛盾，反而加深了仇恨与隔阂。周宣王只凭军事征战去压服对方，不知运用政治手段去争取团结可以争取团结的对象。从周朝当时总的形势看，应当坚持把对外用兵的重点放在北方的戎狄方面，并根据戎狄的特点创造出一套军队兵器装备和战略战术，以求彻底战胜俨狁。对南方对东方，应在必要的军事戒备下，用政治手段去解决与江、汉、徐淮诸邦国的矛盾。但周王及其臣子们，不懂政治斗争策略，一味地用军事求胜。在军事上又完全依仗装备与数量优势压倒对方，战略战术上不求创新，不知根据作战对象的变化而改变战法，特别是千亩之战，以“南国之师”北上与戎狄作战，不研究地理环境和作战对象的变化，不根据不同对象和环境特点采取相应的战法和保障措施，结果遭到全军覆殁。这是周师军事指挥思想上保守主义的表现。从周军统兵将领来看，差不多都是王公贵族或元老重臣。这些人凭世袭制度获得和保持爵位，把持军队的指挥权。高官厚禄，长期养尊处优，按祖传的兵法治军作战，他们不可能有什么新的创造，在弱敌面前还可以凭军队多,声势大,慑服对方;在强敌面前,特别是在游牧民族擅长的机动战面前，就会暴露出他们的笨拙无能。他们可以被御用诗人捧上天，却创造不出什么军事奇迹来，周朝这支有三百多年历史的军队，在这些世袭贵族们的手里，早已丧失了当年伐纣灭殷和东征平叛时那种所向披靡的锐气和战斗力，尽管那时他们也是
一支奴隶主贵族的武装，但却还没有堕落到腐败程度。政治的腐败必然导致军队的腐败。腐败就意味着灭亡。这是一条历史规律。
五、幽王丧国平王东迁
周宣王在位四十六年,死后,子幽王(名宫涅)立。幽王即位第二年关中发生大地震,震灾很严重,同时,又遇到旱灾的袭击(宣王时就曾连年大旱)。周王统治区的人民本来已经因连年战争和奴隶主贵族的压榨而挣扎在死亡线上，又遇到这样的天灾地祸，更加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可是贵族们的淫乐生活却依然如故，国内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化了。与此同时，西北方戎狄族的侵袭，也重新严重起来，出现了诗人惊呼的“日蹙地百里”的危险局面。在此内忧外患交织的危机局势下,幽王又以“善谀好利”的虢石父为卿,引起国人的不满;又宠爱褒姒,废掉申后的太子宜臼,立褒姒为后,褒姒子伯服为太子，于是引发了一场王位继承的斗争。申后的父亲申侯，便联合泖侯、西弗和犬戎,攻宗周,为申后和宜臼争夺继承权。
幽王不仅在内外政策上不得人心，而且他的行为也极为恶劣，他曾为了引逗宠爱的褒姒发笑，随意发烽火警报，调诸侯兵赶赴京城“导演”了一幕“烽火戏诸侯”的闹剧,等到申侯联合犬戎兵临城下时，幽王的烽火警报通信系统便失灵了，诸侯不再被戏弄了。犬戎兵一举冲入镐京，幽王仓慌逃走，被追杀于骊山之下。周王室积聚多年的财宝全被犬戎抢掠一空，宗周被戎人摧毁了，西周灭亡了。
宜臼在晋文戾、郑武公、卫共伯、秦襄公等武装保护下,跑到申国,立为周平王。由于镐京已被摧毁,平王只好东迁到洛邑,史称东周。从此，周朝丧失了控制四方诸侯的力量，中国进入了一个历史大动乱的时期。
西周的瓦解，是直接导源于王室内部的王位争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王室内部丧失继承权的势力与外戚势力相勾结，而又引进外族势力，结成内外联盟，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武装夺回王位继承权的战争。这是奴隶主王族内部的战争，是维护王位世袭制度的战争，性质是反动的。战争不仅瓦解了西周王朝的统治，也给国家社会带来了重大破坏和苦难，特别是为夺回王位继承权不惜勾连西戎，引狼入室，加剧了战争的破坏性和掠夺性。
从西周的整个国家社会的状况来说，西周的瓦解是奴隶主贵族阶级专政腐化，社会内部矛盾斗争尖锐化的必然结果，军事上值得注意的教训是，不能把军事当儿戏。
第八节西周的军事人物和军事思想。
一、军事人物
西周的军事人物,传诸史册的主要有文、武、周公和姜太公(姜尚)。周文王(季历之子,姓姬名昌)武王(文王之子,名姬发)父子是周王朝的开创者，他们是奴隶主阶级的政治家，是受到儒家推崇和宣扬的古代圣杰,是和尧、舜、禹、汤联系在一起的人物,儒家推崇的是他们所谓仁德善政。从军事上看，周文王姬昌以一个小方国的一支有限的武装力量，通过一次次局部的战争的胜利，配合政治谋略，终于造成一个灭商的有利战略形势，准备了推翻商王朝的有利条件。这是他的功绩，也是他的政治、军事才能的表现。文王的战争事迹第二节已经叙述过。首先是他在政治上行仁政，“礼下贤者””流传千古的文王渭水聘子牙的故事,就是其中之一),知人善任,和争取与国,壮大自己力量。军事上善于运用谋略,欺骗和分化敌人,从内部瓦解敌人,配合使用武力。他在使用武力时,善于知彼知己，把握有利时机，果断迅速行动。达成一定目的后，即适可而止,待机再作,不急不躁,逐步发展,长期坚持,忍耐待机。灭商时机不到，虽老死而终不发，创造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坚持持久战略的第一个典范，倘若没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宏邈的战略气概是不行的，没有不急名利、长期忍耐的修养也是做不到的。这是周文王的伟大之处。
武王姬发，既是文王的儿子，也是文王取天下的有力助手，更是文王终生为之奋斗的灭商大业的完成者。姬发在政治上、军事上都继承了文王的传统，他领导的伐纣灭商战争，充分表现了他用兵作战的慎重和决断。第二节中已讲的很详细。他是中国军事史上一个指挥过大规模古代战车会战的统帅。
姜太公姓姜名尚,因周初封于吕,故也称吕尚,字子牙,是周代开国的功臣，是中国古代军事史上最早的军事名将，大军事家，也是历代军界所崇敬的著名兵家。姜尚的身世，古史传说不一:或说是东海上人;或说是河内汲县人(今河南汲县)。或说早年贫困,曾当过屠户，卖过酒;或说是曾在商纣王朝内任过官，因纣王无道而去纣从周文王，又有说是故意在渭水畔钓鱼，为周文王打猎所遇而聘去为师。《孙子兵法·用间》有“周之兴也,吕牙在殷”,《史记·齐太公世家》有“太公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归周西伯”又说“吕尚..以渔钓奸周西伯…周西伯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与语大悦,日:自吾先君太公日‘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号之日太公望。载与俱归,立为师。”又说:吕尚曾协助救出周文王于纣的囚禁中。吕尚曾是商纣王的臣属,在纣王暴虐,大臣纷纷逃离时出走投周,当较可信。《史记》又说，周西伯昌之脱羡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姜尚以“兵权与奇计”帮助周文王以一个小国之君，逐渐从商纣王手里争取到三分之二的势力归服自己，形成伐纣灭商的战略优势，这个功劳是不小的，本领确实是很大的。
文王死前因时机不成熟，未能实现伐纣的战略目的，就把他儿子武王托咐给姜太公。姜太公继续辅佐周武王完成了伐纣灭商的大业。在伐纣的战略计划战争准备、战略时机抉择、战争行动指挥等整个战争领导乃至决战会战的战斗指挥，姜太公都以其卓越的军事天才,发挥了“师尚父”的“辅”的作用,周军的训练大概也为他所指导。
姜太公是古代首先不迷信天命神灵的一个伟大人物。《史记·齐太公世家》说“武王将伐纣，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群公尽惧，唯太公强之劝武王,武王于是遂行。”另据《荀子·儒效》篇说:武王伐纣进军过程中,曾遇到出兵日是“兵忌日”,东行迎着“太岁”星，渡黄河时遇到汜水泛滥，过怀城时城墙崩塌，到共头山时山崩，武王弟霍叔害怕了，赶忙对武王说，出兵三天遇到五场灾，恐怕仗打不胜吧!周公旦(必然也有姜太公)驳斥了霍叔的迷信法说,敦促武王坚信可胜。古书传说牧野之战开始前，也出现过当时人认为不吉祥的现象，武王曾产生疑虑，又是姜太公否定了自然现象是战争胜负的征兆的迷信，坚定了武王的决心，取得了牧野会战的胜利。姜太公亲自率领前锋部队突击纣军，说明他不仅是个战略家而且是个勇敢的战将。牧野会战胜利后，武王采取的争取殷民和殷王族残余势力的政策措施“师尚父谋居多”《史记·齐太公世家》),可见太公还是个政治家。
姜太公因功被武王封于齐国，故又称齐太公。初到齐国时，遇到莱侯来争营丘(今山东临淄),被太公击退,太公乃“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成王时太公被授予“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的征伐权。
《汉书·艺文志》列于道家的著作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班固注日“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说明汉代流传有姜太公的著述。书早已佚失，但从书目中可知多为权谋、兵法内容虽不一定是太公亲著，但有太公的军事思想和谋略及战法当无疑问,现存古兵法《六韬》一书,以太公与文王武王问对的形式记述了治国、治军、用兵作战的比较系统的内容。此书在一九七二年山东临沂汉墓出土竹简中保存有一部残简，说明西汉时以记述太公兵法为内容的《六韬》一书确曾流行过。姜太公的名字在中国社会流传甚广，并被神化成了斩妖驱魔的天神，这却是对这位不信天神的古代大军事家的讽刺!
周公姬旦，是周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是辅佐武王伐纣的谋略家、军事家，又是辅佐成王治理周朝国政制定周朝礼制的大政治家。武王伐纣前的谋略和策划，武王疑虑的解除，周公旦都是主要参与者和释疑者。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周公旦代行天子事,并亲自指挥平定殷人叛乱的东征战争，取得胜利，尔后亲自为周王朝“制礼作乐”,确立奴隶制国家的政治制度,成为中国几千年封建国家制度的典范。周军军事制度的建立，也与周公旦分不开。
西周的军事人物除了上述四人外，见于诗经的尚有周宣王时的尹吉甫、南仲(伐犷狁的主将入仲山甫(东征大将)方叔、皇父、程伯休父(南征主将)等,但他们的身世和军事业迹,史书无记,仅诗歌中有所歌颂，而其所从事的战争，已详于上节。
二、军事思想
西周二百多年间，军事思想大致可分为革新与保守两个演变时期:
第一个时期，即从周文王反殷战争开始到武王伐纣战争时期。这个时期，是西周以一个小方国，图谋并最终推翻天下共主的商王政权，从而建立起一个统治全中国的新王朝时期，这个时期周人军事思想方面是创新的，积极的，进步的，主要进步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军事天命论的动摇。周人与殷人一样，也是相信天命的，但周人又不同于殷人，对天命不象殷人那样坚信不疑，因而在军事思想上，周人虽也相信战争的胜负有上帝和神灵在主宰着，成败决于天命，但却又不象殷人那样笃信天命，特别是在军事行动实践中,敢于逆着不吉祥的天象,按计划行动,并取得了胜利(如武王伐纣出兵时遇天雷雨大风;进军牧野时迎着岁星等，认为不吉之兆，都在姜尚的坚持下不顾天象异常,照样行动,结果大胜)。军事天命论的动摇，意味着军事唯物论的萌芽。
第二、小能胜大，寡可敌众思想的确立。周以小邦要反抗并打倒大国商，力量对比是悬殊的。因此，小能不能胜大，弱能不能胜强，寡能不能敌众，就成了敢不敢与商为敌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周文王、武王在姜尚帮助下，从总结商汤伐桀的经验中，从思想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肯定了小可以胜大，寡可以敌众。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以小制大,以寡胜众的军事思想和“兵法”,为周灭商战争奠定了可胜的思想基础。
第三、“有德不可敌”的思想。这句话是《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楚国子玉引用《军志》中的话。《军志》一书传为周代的兵书,已失传。考之西周的文献,周初确实很重视“德”,而且从殷商兴亡的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认为国王“有德”“无德”是有国无国的根本原因之一(第一位的原因则认为是天命，但天命是保佑有德者的。无德,天就不保佑,而且要降祸于他)“德”在西周既是一个道德概念，也是一个政治概念，有德无德实际上也就是政治好不好，因此，“德”也就是《孙子兵法》中所说的“道”。有德无德,也就是有道无道,也就是政治好不好,政治好,就能胜利,不好,就要失败。这是西周初期的以周公旦、姜太公为代表的一些政治家、军事家们从夏、商两代的兴亡总结出来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适应小邦周战胜大国殷的客观需要的。
第四、注重权谋取胜的思想。周以小邦伐大国，单靠军力对军力强争是斗不赢的，需要有非军事斗争的方法，这就为权谋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动力。《六韬》虽不是姜太公的著作,也非西周时的兵书，但其中许多军事思想也不能排除是西周时产生以至形成的理论“文伐”一章讲的十二种伐法,西周对商纣王大部都用过,其核心是千方百计从敌人内部腐化、离间、瓦解敌人，也就是后世所谓阴谋诡计之类。又如“攻强必养之使强,益之使强;太强必折,太张必缺;攻强以强、离亲以亲,散众以众”《六韬·三疑》)等等,都是权谋思想中比较带有辩证观点的内容。
第五、积善累德,广交盟国,联小攻大的战略思想。这是周文王以小邦伐大国的一项基本战略。从本章第二节所述，文王在死前已通过所谓“厚德广惠，忠信爱人”,(《逸周书·文传》“阴修行善”“积善累德”,争取到“诸侯皆向之”(《史记·周本纪》),许多小邦国部落，团结在周的周围，造成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局面，到武王伐纣时，已有许多邦国诸侯从征。证明这个战略思想是正确的，运用是成功的。
第六、欲取先与的思想“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战国策·魏策》转引《周书》语),这就是周文王在虽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仍“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逸周书·程典》)之策略的指导思想。这个策略思想，后来成为一种颇有影响的战略计谋。
第七、知情而谋,见机而作的思想。《六韬·文韬·发启》中说:“天道无殃,不可先倡。人道无灾,不可先谋,必见天殃,又见人灾，乃可以谋,必见其阳,又见其阴,乃知其心。必见其外,又见其内,乃知其意;必见其疏,又见其亲,乃知其情”。这段话的意思是要图谋敌人,必须知天、地、人之情,知情才可以谋,谋是建立在知情的基础之上,这也就是后来孙子“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之意。知情不仅要知其外表、现象，而且要知其内心、实质。在深知敌情的基础上就要作出谋划“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然后,要善于观察和捕捉时机，时机一到，就应立即坚决果断地采取行动，“时至不疑”“时至不行,反受其殃”“时难得而易失也”(《太公兵法逸文》第五篇)。这个思想就是后来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意思,也是武王伐纣战争所遵循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