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文公利用城濮战胜受命为伯之机，在半年之内，三会诸侯，两定国君(卫、曹),用兵卫、许,晋国的霸主地位树立起来了。

        晋文公在位不过九年，竟使晋国从一个二等国一跃而成为诸侯之伯的头等强国。他的成功，客观条件是，晋在献公廿六年的经营中,已初具大国规模,献公末年，“晋强,西有河西,与秦接境,北边翟，东至河内”(《史记·晋世家》),东西约四百公里的大国。晋国军事力量也发展到相当水平。献公十六年时，晋国军队已由一军扩大为二军。晋惠公六年晋在韩原大战失败后,就实行“作爰田”“作州兵”两大政策，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武力的增长，到晋文公即位时，晋国已可轻易地扩大军队为三军了。晋国地处一个有利的地理环境和战略地位。它据有黄河中游地区,北有吕梁山、东有王屋、太行山、南有崤山、西北有黄龙山，中有汾河下游平原，东南出中原，西出关中,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所谓“表里山河”,“若其不捷”“必无害也”(《左传·僖公廿八年》)。从当时中国战略形势说,齐桓公死后，楚国势倾中国，中原诸侯无伯，急需有一个能接替齐桓公的人物出面领导中原诸侯以抗御楚国。这个客观形势，给了晋文公以创造历史的机会。晋文公的主观条件,具备了成为一个“明君”的素质。他因君位继承问题，被迫流亡外国十九年，走遍当时的主要诸侯国,备尝艰险,尽知民情,广交朋友,深知诸侯国情,阅历丰富,有政治斗争经验,有知人之明,团结了一批智能之士,决断力强,而又善于听取谋士的意见，处事比较公正。晋文公凭藉主客观条件，利用当时的形势，一即位就采取了一套团结内部，调动全国积极性，发展生产,壮大国力的政策，《国语·晋语》中所说的“公属百官，赋职任功”,授予百官以职事,特别注重任用有功之人“举善援能，官方定物,正名育类”,使上下官吏,名实相符,各尽其能“昭旧族，爱亲戚,明贤良,尊贵崇,赏功劳,事考老,礼宾旅,友故旧”,使贵族集团团结起来;严格实行按等级分配制度“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以利于调动各阶层的积极性。推行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弃责(债)薄饮,施舍分寡。救乏振滞,匡困资无,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懋稿劝分,省用足财,利器明德,以厚民性”《国语·晋语》。即免除旧债,减轻征敛，救济贫困;方便商业,勉励农业;节省开支,积储财力;改良器具;发展教育，淳厚民风等等。这些对内政策，总的来说是维护奴隶主贵族阶级的利益，有利于加强和巩固贵族统治的。同时，它对晋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也是有利的。这些政策措施虽未必能全部实行，但它为晋文公对外争霸扩张政策的推行，创造和准备了物质与精神条件，则是可以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