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制军队的纪律，是维护奴隶主贵族阶级对军队控制的手段。它的目的是保证军队绝对忠于奴隶主最高代表国王(君主),成为维护奴隶主阶级统治权的驯顺工具。它同时，又是维护军队内部贵族阶级(卿、大夫、将帅)对士卒特别是役徒(奴隶)统治的手段。它的基本特点是:没有公开的统一的纪律，唯将帅意志是断;严格的阶级区别“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以残暴的杀戮为维持纪律的基本手段。

        春秋初期，周王的权威影响尚在，各国军队的纪律基本上是周朝军队纪律的继承。春秋中期开始，周天子的权威扫地，诸侯国各行其事，周礼法统不断被贵族之间争权夺位所破坏，为夺君权，二君争战，臣杀君，子杀父的事件不断发生，军队也随之逐渐变成了不同贵族家族的夺权工具，出现了一国多军的现象。贵族们为了相互间争权、争功、争名利，带头破坏军队纪律，造成战争失利的恶果,但却受不到惩罚。如晋军在晋灵公六年(公元前615年)与秦军河曲之战,赵盾为晋中军帅,统率晋中、上下三军,赵盾之昆弟(从父弟)赵穿为晋卿,又是晋君的女婿，“有宠而弱,不在(不知)军事，好勇而狂”,随军出征,未得授将、佐,对上军佐臾骈瞧不起。晋帅赵盾决定对秦军采取“深垒固军以待之”即固守疲敌,以待敌敝而退时击之)的作战方针，秦军则通过由晋奔秦的士会得知赵穿的特点,便以“掩晋上军”(突然袭击后即撤回挑逗之。赵穿果然不顾军令自行追击秦军,追之不及,返回大怒,不经批准,便又率他自己所属部卒出击秦军。中军帅赵盾听到赵穿自行出击时，不仅不令其撤回,反而怕赵穿被俘,赶急令全军出战,接应赵穿。晋、秦两军未经交战便各自撤退。当夜，秦派使者到晋军约明日交战，晋上军佐臾骈发现使者神色失常，判断秦军当夜必撤退，建议晋军当夜进至秦军退路上的黄河渡口，截击秦军。赵穿和另一将领当军门大叫不同意,出言:战场上死的伤的还未收容,丢弃不管,是不仁惠的;不按与对方约定的交战日期而迫人于险阻之地，是不勇敢的行为。赵盾于是不听臾骈的建议而接受赵穿的呼号，按兵不动。秦军果然当夜退走，后又侵占晋之瑕。这样一个高级将领竟可以不按统帅意图，擅自行动,破坏作战计划,不仅未受到任何处罚,反而受到重用(后八年,赵穿成为杀晋灵公、迎立晋景公的干将)。晋景公三年(公元前597年)，晋楚必之战，晋中军帅荀林父率军救郑，抵黄河北岸，郑降楚。林父决意不渡河,待楚军退走后,再伐郑,迫降。而中军佐(副帅)先穀不同意,竟自行率其所属,渡过河去。司马韩厥以“失属亡师,为罪已重”说荀林父,林父怕先穀一军渡河被击败,自己要承担责任,便只好采纳韩厥建议,下令全军渡河。过河后,楚晋两军对峙于黄河南岸管(今郑州)敖(今广武山)地区,晋军虽渡河,晋帅仍欲不战而和。楚军虽无真和意,但也不放弃求和,故晋、楚两军使臣往来议和。当晋帅使士会答复楚军使拟与楚和时，晋中军佐先觳又当面否定晋有和意，公然对抗统帅意旨，直接向楚宣战。晋军两个求公、卿位未得的将领(魏犨、赵旃),请去向楚挑战遭拒绝,改以使楚求和和“召盟”为名,获准后,便各率自己的私卒去楚营挑战,以致在晋军无备的情况下，触发了会战，迫使晋军元帅仓皇下令渡河后退，弄得晋军狼狈争渡，大量溺死，晋军打了个大败仗。而战后，只是中军帅荀林父向晋君请死被赦，其他公然违犯军令的将领，均未追究。晋军在这样一场大会战中，出现的高级将领带头破坏军纪现象,受不到制裁和纠正,其影响是很大的。晋悼公十五年(公元前559年),晋以诸侯之师伐秦,过泾水至械林后,战争尚无结果。晋中军帅荀偃决心继续进攻，遂下令说:明晨鸡叫就驾车，填井平灶，唯我的“马首是瞻”继续前进。而晋下军帅栾魇却说“晋国从来没有下过这样的命令。我的马首欲东”晋国在东方,返马回国)。竟然不顾元帅命令，率领他的下军向东撤退。中军元帅荀偃不仅未能制止下军的行动,反而收回成命,还自我检讨说“吾令实过,悔之何及，多遗秦禽”。并下令全军撤退。落得晋国人讽刺晋军此战为“迁延之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