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缭子》主张重罚，他在《重刑令》中说人民只有“内畏重刑，则外轻敌”，所以主张将战败、投降、临阵逃脱的将士宣布为“国贼”、“军贼”，不仅处以“身戮家残”之刑，还要削户籍、发祖坟、变卖家属做奴隶。对于不能按时报到和开小差的士卒，以逃亡罪论处。他的《伍制令》所讲的军中什伍连坐法，他的《束伍令》所讲战场上的惩罚条令和“战诛之法”等，都体现了重罚的原则。他说:“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卒之半，其次杀其十三，其下杀其十一。能杀其半者，威加海内;杀十三者，力加诸侯;杀十一者，令行士卒。”认为只有这样，军队才能做到“令如斧钺，制如干将，士卒不用命者，未之有也”《尉缭子》的重刑思想显然与商鞅的刑赏思想如出一辙，而且比商鞅的更为严酷。它反映了古代军队组织中的官兵关系是严重的阶级对立关系。《尉缭子》的以法治军思想已与春秋以前大不相同。前文我们说过，由于《尉缭子》提出“杀之贵大，赏之贵小”这套赏罚原则，取消了旧贵族所享有的厚赏轻罚的特权，体现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进取精神，因而极富时代精神，标明它与旧的“赏功酬劳”原则有了质的不同。

        其四，《尉缭子》一书所保存的其它重要军事条令，有《分塞令》，是营区划分条令,规定各军分塞防守区域及往来通行原则;有《经卒令》，是战斗编队条令，规定各军特有的军旗标志、士卒的行列单位及不同的行队单位佩戴不同徽章等;有《勒卒令》，是统一军中指挥号令金鼓旗铃的条令，规定了金、鼓、旗、铃等指挥工具的作用和用法;有《将令》，规定将军统兵受命于国君，只对国君负责，将军在军中具有无上权威，统一指挥全军;有《踵军令》，是后续部队行动条令。规定后续部队作为接应部队，与大军保持的距离、前进的方向、所应完成的任务以及安全、警戒、处置逃兵的原则;有《兵教》(上、下)，是军事教练条令，规定了军中“分营居阵”的训练方式及训练中的奖惩制度。在兵教方法上，明显地继承了《吴子兵法》的一些原则。《兵教》还提出十二条必胜之道，要人君掌握。对于将士则要求:“为将忘家，跆限忘亲，指敌忘身，必死则生，急胜为下。百人被刃，陷行乱陈;千人被刃，擒敌杀将;万人被刃，横行天下”，希图把军队训练成为无往而不胜的铁军。《尉缭子》所记载的这些军事条令是我们研究先秦军事制度的宝贵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