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逊先派军对一座蜀营作试探性进攻，没能成功，但他从中找出了利用火攻这一正确的进攻方法，于是命将士各持茅草一把，抵进蜀营实行火攻。蜀营本皆设在草树丛生的山间，极易起火，突遭火攻，蜀军顿时大乱。陆逊乘势指挥各军全线发动反攻，连破蜀营40余座，阵斩蜀将张南、冯习及蛮王沙摩柯等。刘备率军退上马鞍山(在今湖北宜昌北)，陈兵自守。陆逊督率诸军四面围攻，蜀军土崩瓦解，死者数以万计。刘备乘夜逃出重围，多亏沿途驿站蜀人焚烧溃兵丢弃的铠具断道阻挡追军，才得以逃至白帝城(今四川奉节东)。此役，蜀军出动军队大约五六万人，大部分被消灭，所携带的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也损失殆尽，江北黄权所率军队由于水路被陆逊派军截断，被迫投降曹魏，入武陵招降蛮族的马良也死于吴军的进攻之下。夷陵之战遂以陆逊大败刘备而结束。

        吴蜀争夺荆州之战，蜀国先败于江陵，再败于夷陵，是彻底失败的一方。蜀汉的失败，是因它在政治策略和用兵谋略上的失误所造成的。在政治策略上，结好孙权共抗曹操本是刘备创业之初即定下的基本国策，这是基于当时曹操力量强大、孙刘两家力量弱小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的正确国策。但关羽及刘备在这一问题上都有重大失误。关羽身为荆州主将，不仅没能主动执行这一国策，消融孙刘两家之间潜在的矛盾以保相安无事，反而在孙权主动请与他结亲表示友好时，痛骂来使，辱及孙权，后在北征樊城时，也没能与孙权联络通气，而且强取孙权的湘东存粮，任意恶化双方关系而毫无顾忌，终于使双方潜在的矛盾迅速激化，促使孙权立即实施谋取荆州的计划，断送了刘备攻取益州、汉中之后出现的大好局面。刘备在丢掉荆州后，也将传统国策置于脑后，急于恢复失去的优势地位，忿而用兵，结果大败于夷陵，损失惨重。设若刘备能从大局出发，乘孙权求和之机，暂与其修好，待局面稳定后再谋他途，虽不一定能恢复到据有荆州时那样的优势局面，但也断然不会招致夷陵之败而大伤元气。正因为联孙抗曹是蜀汉迫于当时形势必须要执行的策略，因此尽管蜀汉两次大败于吴，并被对方夺去荆州，具有政治眼光的蜀相诸葛亮还是在夷陵败后的第二年即派尚书邓芝出使吴国，主动与吴释嫌修好。在用兵谋略上，关羽主动进攻樊城、襄阳并没有错，因为“江陵去襄阳步道五百，势同唇齿，无襄阳则江陵受敌。”但由于关羽“刚而自矜”,他的准备工作却没有做好。比如在对孙权的关系上，北攻樊城之前，关羽如果能顺水推舟，利用孙权主动修好之机使用怀柔政策暂与其相安一时，便会为自己解除后顾之忧，也很可能迟滞延缓孙权对江陵的袭击。而关羽却不是这样，他既要远离江陵去攻魏，又同时任意恶化与孙权的关系，甘心将自己置于腹背受敌的境地，丝毫不懂打一拉一的常见用兵谋略，实在是太“刚而自矜”了。这实际上和没能实行联孙抗曹的政治策略是同一个问题。又如他在江陵留守人选的确定上，糜芳、傅士仁是“素皆嫌(关)羽轻己”的人，但关羽却将镇守江陵，公安的重任交给他们。试观关羽，首先不惜与孙权交恶，甘愿两面作战，其次既考虑到孙权有可能袭取荆州也留有重兵防守，却留下很不得力的糜、傅二人担任主将。此外当二人因军粮供应不利遭关羽责备心生疑惧时，又没能及时预见到二人有可能因惧怕而生二心，未作任何调整或采取预防措施。由于关羽用兵上的上述致命问题，终致授人以隙，自取败亡。这都可以从关羽的“刚而自矜”、骄傲轻敌上找到原因。也还是因为关羽的“刚而自矜”，吕蒙、陆逊的骄兵之计大获成功，当陆逊卑辞示意，别有用心地捧誉他时，他却信以为真，以为陆逊有“谦下自托”之意，遂抽调江陵守军助攻樊城，酿成大败。至于刘备，虽是一时人杰，具有卓越的政治才能，但对行兵作战却并不精通。夷陵之战，可能是因为极力反对伐吴的缘故，颇富韬略的诸葛亮和久经战阵的名将赵云都没有随刘备出征。这更使刘备在用兵谋略上出现问题时不易修正和补救。刘备在夷陵之战中，一是舍弃敌军所惧怕的“水陆俱进”而“舍舟就步”，使自己大军困于山林之中;二是从巫峡建平到夷道络绎结营达七百余里，都是十分拙劣的作法。因而陆逊见刘备“舍舟就步”则以为破敌时机已到魏文帝得知刘备如此扎营则惊呼:“备不晓兵，岂有七百里营可以拒敌者乎..此兵忌也。孙权上事(喻报捷)今至矣。”此外，用兵贵在多变，而刘备在大军顿于夷道、猇亭一线达半年之久，对方又坚守不出实行战略防御的情况下，既没有相应调整部署，也没能预见到对方针对己方安营弱点实行火攻的可能而加以防范，被动地困在数百里山地间一无所为。因而以对方大举反攻时，蜀军惊惶失措，顷刻土崩瓦解。从夷陵之战看，刘备不是一个合格的军事统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