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军事与国防大势概述
作者：吴秀永
出自————《中国元代军事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一、元代军事与国防大势概述
(一)元代军事史的源流与分期
五代宋元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继续发展的时期，是中国又一次从封建割据走向全国统一的时期。处在这个时期末端的元王朝，结束了五代以来长达300余年的分裂割据局面，进一步显示了封建大一统的建国规模，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都有所造就。
纵观元王朝的历史，军事斗争贯穿始终。一部元史，实际上也是一部征战史。12世纪后期至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经过约20年的战争统一了蒙古高原。此后，又经过70多年的大规模战争，至13世纪70年代末，蒙古民族终于抚定中原，混一四海，最后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历史重任，建立了“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至辽左，南越海表”的元朝大帝国。成吉思汗及其子孙所以能征服和统治半个世界，强大的军队和杰出的军事才能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元朝统治者以军队为主要力量，以军事斗争为主要形式，演出了一幕幕在中国以至世界古代战争史上罕见的历史活剧。这一时期的军事活动特别是战争实践，创造了一系列卓越的战略战术，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不仅是全部元史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军事发展史上的重要一页，是中华民族一笔珍贵的历史遗产。
元王朝正式建立大元国号，是在世祖至元八年(1271年)。“大元”,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之义。这是以文意建国号之创始。在此以前，中国历代王朝所用国号，如周、秦、汉、唐、宋，都渊源于帝王当初封邑之名。创建大元的蒙古族，没有建立单一的蒙古族政权，而是形成了一个以蒙古贵族为主的、汉族地主阶级和其他民族上层支持合作的政权。它始终处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政权内部矛盾的紧张状态中，没有能够建立起稳定的政治统治。从立大元国号至灭亡，其历史还不足百年。
蒙古族所建立的元王朝，实际上是成吉思汗所创立的蒙古国的延续。建元后的军事斗争和建设，是建元前军事斗争和建设的继承与发展。在元世祖(孛儿只斤忽必烈)之前，已经历了元太祖(孛儿只斤铁木真)、元睿宗(孛儿只斤拖雷)、元定宗(孛儿只斤贵由)、元宪宗(孛儿只斤蒙哥)4位蒙古国大汗和摄政王。从1206年蒙古国的创建到1271年大元国号的建立，共65年。从军事史角度看，元代的主要战争、基本军事制度及军事思想大都发生和形成于这一时期。因此，这一时期在元代军事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不可忽视的价值。把这65年算上，到1368年元室北迁，则元代历史即展延至162年。
自铁木真1189年称汗至1206年建立蒙古国，这17年间的主要事件，是成吉思汗为统一蒙古大草原所进行的部族兼并之战。这一时期是蒙古军队、军制、军事思想的萌芽初创时期，也是蒙古部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后进行军事实践活动的最初阶段。倘若以此作为发端，则元代军事史纵跨近180年。
蒙古民族有着自己悠久的历史、特殊的传统和优良的素质。蒙古统治者没有像前朝女真和后来的满清那样更多地接受汉族文化，接受中国封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有一定限度，而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本民族的传统和特色。建元后，在军事斗争、国防建设以及军事思想上，虽然吸收了不少汉族的先进成份，但基本沿袭了自己的传统，这使得元代军事史具有鲜明的蒙古民族特色。一部元代军事史，深深打下上述历史沿革和民族传统的印记。
元代军事史，依上所述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铁木真称汗至蒙古建国。对铁木真称汗的时间，有1179年、1183-1184年间、1189年之不同考证。本书从蒙古人撒囊彻辰的《蒙古源流》记载取1189年称汗说。
铁木真称汗，不仅使他从一个贫困潦倒的贵族后裔一跃成为部族的领袖人物，同时，也标志着蒙古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军事力量登上了群雄争霸的大舞台。当时蒙古部的周邻，是一些强大的游牧部落。如东邻的塔塔儿(又称鞑靼)，西面的克烈，克烈部牧地以西的乃蛮，蒙古牧地以北的蔑儿乞等。这些强大部落或部落联盟，其社会发展程度和军事实力大都强于蒙古部。在蒙古部族内部，还有主儿勤(主儿乞)、泰赤乌、札答兰等不服之部落。在如此众多的强劲周邻的包围中，铁木真率蒙古部经数十次大小战斗，历经挫折、失败，终于走向胜利，镇服了各个部族，统一了大草原。在激烈的军事斗争中，铁木真不断收编被降服的部族以充实自己的军事力量，并将起初的十三翼军按照十进制整编为组织严密的新蒙古军，组建了怯薛军，奠定了蒙、元军制和以骑兵为主的战法的基础。在部族兼并战争中，铁木真锻炼了自己指挥作战和内政外交的能力，培养了一批忠勇的战将。蒙军擅长的政治宣传攻势、使用间谍之法，在这一时期也已初见成效。蒙古军队在初创时期，即显示出其独特的优势和强大的战斗力。
第二个时期:蒙古建国至建元。蒙古建国后，赫然面对的政权和军事力量，有汉族的南宋，女真族的金朝，党项族的西夏，畏兀儿族的高昌，契丹族的西辽等。统一的蒙古汗国的建立，把蒙古的历史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军事实力的增强，军制和法典的进一步完善，疆域的扩张，都使这个汗国的奴隶制统治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在这个时期，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窝阔台汗、蒙哥汗，不断对南方和西方用兵。对南方的战争，主要是灭夏、灭金、灭宋三大战争，都是在中国大陆进行的;对西方的战争，则从中国大陆远进至中欧。
统一蒙古的战争结束后，新生的蒙古国其疆域东自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南达阴山山脉，北连贝加尔湖，面积约200多万平方公里。但此时的蒙古人尚没有明确的国家主权与领土观念。通过以后与汉族、女真族的争战，在传统的物权观念之外，才逐步形成疆域主权意识。汉族帝王以华夏为天下，统治华夏即享有天下。而蒙古大汗以天下为天下，“自东至西，上天皆以付我”。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对外域扩张侵略的雄心霸气，是中国历代帝王无法比拟的。蒙古国西征，始于1219年，止于1264年，持续40余载，前后三次。第一次是成吉思汗征花刺子模，5年之间横扫亚欧，前锋直到东欧和伊朗北部;第二次是拔都等率军征伐匈牙利和波兰，击败斡罗斯(俄罗斯);第三次是旭烈兀破灭木刺夷、报达(今巴格达)，占领西南亚。三次西征的胜利，使蒙古分别建立了窝阔台汗、察合台汗、钦察汗、伊儿汗四大汗国。西征作战中，蒙军无后方依托的远程机动作战能力得到了惊人的体现，骑兵战术发展至高峰时期。成吉思汗祖孙三代，所向披靡，灭国数十，拓域万里，雄跨两洲，使中国统一后的疆域较之汉唐盛世更加辽阔。
自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年)始，到宋理宗宝庆二年(1227年)西夏国灭亡，蒙古国六次征讨西夏，前后历23年。在对西夏作战中，蒙军逐渐掌握了攻打城池的作战经验。蒙古侵金，始于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年)，至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灭金，前后23年。在侵金、灭金战争中，蒙军多次与金军进行十几万、几十万人的大会战，大兵团作战的组织指挥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灭金后，蒙古即展开了灭宋战争。自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大军南征，到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年)灭宋，窝阔台、蒙哥、忽必烈三位大汗前征后伐，历时44年，终于实现了成吉思汗的宏愿，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
第三个时期：建元至元王朝覆亡。元王朝建立后，在保存蒙古军队建设原有制度和传统的基础上，采用了一些宋朝的政治军事制度，但军事思想没有进一步的发展。只是在火器的制造、水军的编练和国土防卫上，采取了不少新的措施。军事斗争已无进步意义，军队的战斗力逐渐走向衰落。这个时期的战争，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元初的夺位靖乱。忽必烈与其弟阿里不哥的争夺汗位之战，持续了5年之久，终以阿里不哥的归降而告终。而后是延续30多年的平定蒙古宗王海都、笃哇等人的叛乱。二是征伐高丽、日本、安南、缅国、占城、爪哇的对外征服扩张战争，大都以失败告终。三是镇压各地人民起义的战争。政治是军事之母，政治的腐败必然导致军事的衰落。战争的结果是元军彻底败于农民起义军，元朝灭亡，明朝建立。至此，成吉思汗创建的蒙古军队走完了自己由崛起而兴盛而衰亡的历史道路，以此构成整个元代军事史的“三部曲”。
(二)蒙古军事力量的崛起和壮大
1、蒙古民族的形成
中国北方的游牧人群，在春秋以前被中原人统称为北狄。蒙古部族的兴起是比较晚的。唐朝统治时期，汉族文献始有蒙古部落的活动记载。《新唐书》、《旧唐书》中的“蒙兀部”、“蒙兀室韦”，宋、辽、金时期汉文史籍中的“蒙兀”、“朦古”、“萌古”、“盲骨子”、“忙豁勒”等等，都是现今蒙古二字的译音异文。蒙古的含意早期考证以“萌古”为据，意为“孱弱”和“淳朴”;后来的考证认为，蒙古是永恒部族的意思。唐末战乱迭起，北方各族由于失掉中央统治的控御，也进入了相互征杀兼并的时代。亚洲中部，北自西伯利亚，东迄白令海峡，西至伏尔加河，南到高丽，包括今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北部的广大地域，成了征杀驰骋的广阔战场。蒙古部族正是在这种掠地争势、分化组合中获得发展的机遇。
蒙古族早期没有自己的文字。根据传说、记忆和后来文献记载，蒙古族与契丹、鲜卑、乌桓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属东胡的后裔。而在蒙古的历史传说中，他们的祖先巴塔赤汗，是由一只受天命的苍色狼和一只白色的鹿所生。巴塔赤汗以后历代祖先的谱系，成为蒙古各部族由来和血缘关系的依据。蒙古族的发祥繁衍之地，在不儿罕山地区(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大肯特山地区)。这里是斡难河(鄂嫩河)、怯绿连河(克鲁仑河)、土兀刺河(土拉河)的发源地，即“三河源头”。对蒙古各部族的考证是件异常复杂的工作，至今难以定论，有三十六种、七十二种、上百种等说，其中难免有重复和错讹。从主干上考证，蒙古氏族部落组织后来形成了血缘关系不同的两大支:尼伦(尼鲁温)和迭儿列斤。而尼伦这一大支系的诸部落，是血统纯正的蒙古族。铁木真(成吉思汗)即生于尼伦一支中的孛儿只斤部落。
从民族学角度看，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之前，历史上还未形成蒙古这样一个民族共同体。公元9世纪以来，大批蒙古先民来到蒙古高原时，是属于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大大小小的众多氏族部落。随着生产力的缓慢发展，私有制的逐步确立，部落组织血缘关系的纽带已渐松散，部落间为争夺牧场、牛羊、奴隶展开了残酷的混战，氏族的界限被进一步打破。而成吉思汗的统一战争又加速了部落之间的交融。蒙古国建立后，原各氏族部落的人通过千户制被统一组织起来，原来的氏族部落组织彻底瓦解。蒙古高原成为民族的共同地域，以游牧经济为主的共同经济开始形成，尼伦、迭儿列斤部落方言成为蒙古语的基础，共同的民族心理素质也已产生。从此，以成吉思汗出生地蒙古乞颜一孛儿只斤部为核心，蒙古高原诸部被凝聚起来，成吉思汗所统辖地域概称为蒙古地区，地区内的人民自称为蒙古人。蒙古民族作为一个整体，走进了世界民族和中华民族的大家庭。
2、蒙古军队的创立与建设
蒙古民族在战乱中形成，一支骁勇善战的蒙古军队也随之建立并迅速壮大起来。蒙古民族崛起的历史，即是一部以兵立国、以战强军的历史。
12世纪，由于中原经济文化的影响，蒙古部族的社会生产力有了新的发展，在狩猎和部落战争中开始使用铁制兵器。远战则以弓矢，近战则以刀矛，用火药之力抛射石木的臼炮也逐步用于战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蒙古各部贫富分化日益明显，出现了部落贵族、牧民、奴隶等阶层。为满足对财物、牧场、奴隶的占有，贵族之间进行着无休止的争斗。当时的部落，实际上就是一个军事组织。部落贵族通过向普通牧民征发赋税、徭役、兵役、从事掠夺战争来壮大军事力量，捍卫部族利益，稳固和扩大统治范围。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就无法在“天下扰攘，群雄争逐”的蒙古高原生存。
铁木真初称汗时，兵马不足3万，组织松散，力量弱小，只得与当时势力强大的克烈部联盟。联盟破裂后，铁木真击败克烈部王罕的战役，是蒙古部族崛起的关键性一仗，在蒙古军事史上具有重大意义。铁木真在初战时几乎全军覆灭，而后从绝境中奋起，反败为胜。这是铁木真一生中最艰苦的战斗。失败使他彻底丢掉了幻想和依赖，胜利则使他毅然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接着，在迎战另一个强大部族乃蛮的进攻之前，铁木真整编了所率兵马，健全了军政合一的统帅部，依十进制组编军士，组建了由最高统帅直接指挥的护卫军(即怯薛军)。这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整编，从此蒙古部族有了一支可称之为军队的武装力量。至战胜乃蛮部、建立蒙古国，其兵力已发展到10万多人。铁木真在长期的部落兼并战争中，逐步壮大了自己的军事力量。他严格治军，广纳将才，完善军制，改进武器，加强训练，很快使初建的蒙古军队成为一支组织严密、纪律严格、训练有素、士气旺盛、战斗力很强的武装力量。蒙古族人世代游牧，自幼精骑善射，生于战乱，长于厮杀，一旦被“大略深沉、用兵如神”的领袖团结组织起来，即显示出难与匹敌的巨大力量。这个民族，人皆可以为兵，招之即来，聚则善战;这支军队“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元史·兵志一》)，军在马上，马赖草原，补给因地制宜，机动迅猛快捷;这些骠悍的骑士，冲击则勇往直前，浴血则在所不辞。凡与之交战的军队，无不闻风丧胆;“上帝之鞭”挥处，无不所向披靡。
蒙古军队的缔造者成吉思汗，治军十分严明，尤其重视建立法制和严格的纪律秩序。蒙古国初建时，蒙古还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凡发命令，遣使往来，止是刻以记之”(《蒙鞑备录》)。据《史集》记载，早在铁木真战胜克烈部王罕后，即“制定了优良而稳定的札撒”。“札撒”，意为命令、法规，这还只是口头上比较系统的军令。待畏兀儿字蒙古语创立后，首先用其将习惯法整理为成文法典，把“札撒”、“训言”书写于纸卷，名为《大札撒》，传示族人。此后，凡遇有重要国事军机，都要集合诸王“敬谨读之”。《大札撒》现已失传，从各种史籍中保存的一部分条款看，这个法典主要是明确肯定大汗的统治权和贵族的特权，维护社会秩序，强化作战纪律。蒙古国军政一体、兵民一体，治国即治军，严明军纪也是严明国法。这个法典规定，对于杀人、盗窃、通奸者，处以死刑;对于在战斗中拾得友军武器、财物不归还者，也要处以死刑。在平时，成吉思汗要求诸将和士兵必须时刻保持战备状态，在军令传达后不能率全体士兵出征者，要同他的妻子一并处死。他要求“士卒处人民中，必须温静如犊;然在战时击敌，应为饿鹘之搏猎物”。他要求将领必须身先士卒，行军需先后照顾，作战必上第一线冲锋陷阵，并要时时“爱惜士马之力”。有战，则以战训士卒;无战，则以围猎习战斗。“不与人战时，应与动物战”。蒙军每次出征作战前，将领都要检阅队伍，查看士兵所带器物。每人除了弓、矢、斧外，必须携带打磨铁器的工具，以厉兵刃，还要带上一筛、一锥及针线，缺一物者治罪。在战斗开始前，将领们还常向部队规定一些战场纪律，严格规定将领不得擅离岗位，士兵不得私自脱离战场，不得遗弃伤员，不得私掠财物，不得后退求生，不许泄露军机等，违者以军杖重打，或充军流放。对于严格治军，不仅成吉思汗贯彻戎马一生，他的后代子孙也无不效仿。蒙军常以收降敌军来扩充自己，所统辖的部队成分也很复杂，但由于治军严格，使得军队得以保持有效的指挥和统一的动作，不论是敌方归降的士兵还是其他部族的人员，一旦进入蒙古军队，各种恶习都被严明的纪律所限制，战斗能力即被激发出来”。
蒙古军队能够迅速发展壮大，成吉思汗善于用人将将是一个重要因素。早在铁木真战胜克烈部的关键性战役中，他的周围已经有了一些文韬武略俱备的中原人、汉北的契丹人和女真人，由他们组成参谋部和战斗核心。建国后，更加重视广纳贤士、网罗人才。如耶律楚材，为契丹族人，他的祖父、父亲都是金朝的官员。他通晓儒学、哲学、天文历法和医学。成吉思汗遇到这个人才后，对儿子窝阔台说;“此人天赐我家，尔后军国庶政，当悉委之”。当时西夏人常八斤对耶律楚材说，蒙古是尚武之国，“而明公欲以文进，不亦左乎?”耶律楚材说:“治弓尚必弓匠，岂治天下不用天下匠耶。”成吉思汗闻知后，非常高兴，对他愈加看重。耶律楚材后来辅佐太祖、太宗近30年，对蒙古国的政治、军事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成吉思汗对其诸将也善于量才而用。“智勇兼备者，使之典兵活泼跷捷者，使之看守辎重;愚钝之人，则付之以鞭，使之看守牲畜。”广纳良才，知人善任，使成吉思汗麾下成长和聚集了大批良臣名将。如并称为四杰的木华黎、博尔术、博尔忽、赤老温;英勇善战的速不台、者别、兀良合台、怯的不花等等，可谓人才济济，良将辈出。蒙古军队初建时，由于部族经济文化落后，因此，军队的建设缺乏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但蒙军善于学习吸取其他民族的先进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个弱点。每次破城掠地后，蒙军都要对被征服者进行大肆屠杀，但能工巧匠、有一技之长的人则往往幸免。这类人才被大批集中收编到蒙古军队中来服役，担负了制造改进武器装备、管理使用工程机械等任务。这些来自各地特别是中原的人才，把当时各民族的先进技术带到了蒙古草原，有力地推动了蒙古军队武器装备的改善和作战能力的提高。
蒙古军队从统帅到士兵，都没有文化能力，无法用文字整理、总结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至建元后也没有设立专门的武学。但这并没有影响蒙古族统帅和将领充分展示自己的谋略天才，发挥驾驭和指导战争的非凡能力。运用谋略、分化瓦解敌军，早在铁木真击败强大的克烈部战役中就已运用得相当成功。此后在与夏、金、宋等国的作战中，也出色地利用了各种矛盾，纵横捭阖于诸国之间，进而各个击破。中国自古宗教自由，从无宗教战争，成吉思汗对此深有领悟。在历次战争中，竭力避免宗教纷争，不因本民族崇尚佛教而歧视、禁止其他宗教。征灭花剌子模、报达等国时，就依靠这种宽容的宗教政策赢得人心，争得政治上的主动，保证了军事斗争的胜利。有时，如进攻合失合儿，只是利用了当地教徒受别种宗教歧视和压迫的矛盾，大力宣传宗教自由，即不战而克人之城。蒙军围绕骑兵机动性强的优势，在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战法。其最大特色是积极进攻，实施大纵深、大范围的迂回包围，在以迅速灵活的机动集中优势兵力与决战方面，始终掌握战略战役的主动权。蒙古军队历经百战，战略战役上的防御作战绝无仅有，有的只是进攻再进攻。而大迂回、大包围的攻势战法，屡屡演出上佳之作。如成吉思汗攻略燕京，窝阔台汗假道灭金，蒙哥汗远征大理、交趾为灭宋作战略准备，以及西征花刺子模等，都充分显示了蒙军大规模机动作战的胆略和气魄。蒙古军队所以能在短时期内征服半个大陆，除了当时亚洲、东欧的封建国家正处于分裂、衰落阶段，军力削弱之外，在战争指导、战略战术上高出一筹，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蒙古的军事教育，来自严酷的战争实践。他们没有形成专门的武学，那些不成文的军事思想、战略战术，是在实战中摸索出来，并以言传身教的方式发扬下去的。成吉思汗及其主要将领，身边都编有亲兵。这些人都是经过严格考察挑选来的“精锐之士”，许多本是将门虎子。这些亲兵随主帅出征，在战争中学习战法，积累指挥作战的经验。他们一旦担任重要职务，即可胜任统兵打仗之责，且能很好地领会和贯彻主帅的作战意图，灵活运用战略战术。这种“亲兵储将”的教育训练方法，实际上起到了军事学校的作用。
(三)连绵百年的征服战争
蒙古民族及其军事力量的迅速崛起，正处于以掠夺战争为正当事业的社会发展时期。蒙古建国后，从进攻西夏开始，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开始了一系列的对外征服战争。
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年)，蒙古始伐西夏。嘉定二年(1209年)，西夏纳女求和。同年，今新疆东部的畏兀儿慑于蒙古军威而降蒙。
嘉定四年(1211年)，蒙古发兵侵金，在野狐岭、会河堡之战中破金军30万。嘉定六年(1213年)，包围金中都燕京，占领金河北、河东州郡，金朝被迫于次年迁都开封。
嘉定十一年(1218年)蒙古灭西辽。翌年至嘉定十七年(1224年)，成吉思汗率军西侵，征灭花刺子模，兵马东逾印度河，西南至底格里斯河下游，并侵入东欧，掠占斡罗斯东部和南部。
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成吉思汗最后一次用兵西夏。第二年，蒙古灭西夏。成吉思汗在这次战役中病死，幼子拖雷监国。
绍定二年(1229年)，成吉思汗三子窝阔台继大汗位。同年，蒙古一支军队侵入西南亚。绍定四年(1231年)，蒙大举侵金。次年，拖雷军于三峰山歼金军15万。蒙军进攻金南京未克。蒙古约宋联合攻金。
绍定六年(1233年)，蒙古军破汴京，金哀宗奔蔡州。南宋大将孟珙率军2万与蒙古大将塔察儿会师。蒙、宋军围攻蔡州，次年破城，金亡。
端平二年(1235年)，蒙古大举南侵。一路进攻四川，攻占了成都。另一路进攻襄阳，翌年攻下襄阳。后成都、襄阳等地均被宋收复，蒙军未长期占领。
端平二年(1235年)至淳祐元年(1241年)，拔都率军西侵，征服斡罗斯、波兰、匈牙利等国。蒙军前锋部队曾到达威尼斯(今意大利境)。在斡罗斯，蒙军曾受当地人民的英勇抵抗，基辅城保卫战即十分悲壮。入侵西南亚的蒙军，侵掠今伊朗及小亚细亚大部地区至淳祐三年(1243年)。
拖雷子蒙哥继大汗位后，于淳祐十二年(1252年)遣旭烈兀率军西侵。翌年，忽必烈率军征侵吐蕃、大理。宝祐五年(1257年)，蒙将兀良合台率军入交趾，对南宋形成战略包围。同年，蒙古三路大军侵宋。蒙哥领兵围四川合州，遇坚决抵抗。经半年的攻防战，蒙哥未能攻克合州，死于军中。旭烈兀的西征军攻灭了木刺夷、报达，并进入阿刺伯半岛。蒙哥死后即停止了继续进军。
景定元年(1260年)忽必烈继大汗位。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年)，蒙古诸宗王争位之战略定，即开始侵宋。蒙军将攻击重点集中于长江、汉水之间的军事重镇襄阳和樊城。宋军顽强坚守,攻防之战历时6年。咸淳七年(1271年)，忽必烈改定国号为“元”。
至元十年(1273年)，元军使用威力大、射程远的“回回炮”攻破樊城，再下襄阳。至元十一年(1274年)，忽必烈命伯颜为帅，发兵20万攻南宋，次年在丁家洲大败宋军13万。至元十三年(1276年)，伯颜攻入临安，俘宋恭帝及全太后、谢太后，南宋亡。
南宋亡后，宋臣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继续率军与元军作战，图谋复宋。至元十五年(1278年)，元军南下追击作战。文天祥被俘不屈，遭杀害。陆秀夫、张世杰亦战死。
自成吉思汗至忽必烈，蒙古除征伐西方、侵掠中原外，在东北方，还侵占辽东，征服高丽。元世祖至元十一年(1274年)、至元十八年(1281年)两次遣舟师东侵日本。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连续侵犯安南。至元十四年(1227年)、至元二十年(1283年)、元成宗大德三年(1299年)几度用兵缅国。至元十九年(1282年)、至元二十九年还曾越洋远征占城、爪哇。这些侵略战争，都以失败告终。
连绵百年的征服战争，使元朝的版图较之前朝大大扩展。东北的辽阳行省，领土至库页岛、鄂霍次克海;北部的岭北行省，领土已远跨北极圈，顶端至拉普帖夫海;西部的察合台后王封地，远至原苏联、阿富汗境内的阿母河流域;南部云南行省，领土至今泰国境内西南则到西藏;东面则濒东海(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横跨欧亚两洲，建立起“世界上规模空前的宏伟帝国”。
(四)元代的国防建设
元帝国建立以后，蒙古统治者为维护对广大疆域的辖治，保持大一统的局面，遵循“兵力富，而国势强，兵力耗，而国势衰”的立国统治思想(《元史·兵志一》)，在国防策略上，既沿袭了成吉思汗时期的做法，又“尊用汉法”，融蒙古游牧民族攻击性国防和汉民族强边固国的特点于一体。蒙古国没有固定的疆域防守，自称“行国”，而视别国为“居国”。成吉思汗的策略，在于强化战争机器，对内以军事统治防止分裂割据，对外以攻击态势进行军事征服，威慑与之对立的政权和军事力量，通过不断发动征服战争，巩固和扩大本国利益，以征战卫国。但蒙古国“武功迭兴、文治多缺”。忽必烈深感此弊，在汉族谋臣策士刘秉中、姚枢、许衡、郝经等人的参与下，改革蒙古旧章，推行汉法，建立了元代大一统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制度。
蒙古国时期的军政制度没有严格的区分，官制也很简单，大体上分为掌握军事的万户统帅与行政长官达鲁花赤两种，另设有辅佐大汗的宰相，称大必阁。忽必烈建元后，注重强化中央集权，以宋代官制为基础，建立了新的中央官制和地方官制。中央以中书省总揽行政，以枢密院总揽军事，以御史台总揽监察，形成三权鼎立的中枢。并改变了以往征服各地后对宗王进行分封的做法，将封地建国改为赐田，使拥有封地的贵族成为一般地主。这样不仅削弱了其政治权势，也解除了其兵权，使全国的武装力量统一由中央率领，以避免出现独立王国和国中之国。
元朝的军队，按任务区分为宿卫和镇戍两大类。宿卫军即怯薛军和侍卫亲军，是中央卫戍部队。怯薛军负责皇宫的防卫，一般不外出作战。亲军作为皇帝掌握的常备精锐部队。镇戍军是由枢密院调遣的军队。元制将人分四等:蒙古人为最高一等，其次是色目人(来自天山南北及葱岭以西的人)，再次是汉人(黄河流域的汉人和女真人等)，最低下是南人(南宋灭亡后才归附的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人)。遍驻全国的镇戍军队，大致与这四个等级相应，分为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和新附军。蒙古军是元军的主力部队。全国统一后，一部分留下镇戍中原，大部分回到蒙古草原，遇有战事，仍传檄集合，很快可拉出来作战。探马赤军原是蒙军的一支精锐的骑兵部队，随着征服民族的增加，军中各民族成份也增多。汉军是元朝规模庞大的一支军队，成吉思汗始建，到忽必烈时期已发展到30万人以上。新附军亦数量可观，曾有“兵率百万”之说，多用于对外战争;不参战的部队用于屯田和工役造作。
蒙古国时期的军队军种单一，但已有了骑兵、步兵、炮兵、工兵等兵种的初级区分。建元后，元军有了陆军和水军的区别，兵种的区别也更加明确。陆军中主要是骑兵和步兵。蒙古军、探马赤军以骑兵为主，汉军和新附军以步兵为主。专业性的部队，有制造和使用火器的军匠组成的炮军或炮手军，由善射者集中组织起来的弩军，还有负责土木工程的工兵。忽必烈在灭宋过程中，把汉军、新附军中习水的兵士编练成水军。随着造船业和航海技术的发展，元朝的水军有了相当大的规模，一次作战可集中使用千艘舰船，并已具备远航南洋、直至波斯湾、地中海、非洲北岸的能力。元朝水军主要分布在江南及沿海地区，扼守江海防。元朝政府还专门设置了炮手元帅府、水军元帅府、水军万户府等机构。元军沿用了成吉思汗的十进位编制法。万户(十个千夫队组成)是元军的最高编制单位，以千夫队(十个百夫队组成)为重要战术单位，以十夫队(十人组成)为最基层的战斗单位。元朝的兵力动员，主要是依靠军户制，“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无众寡尽签为兵”凡属军户，都抽出一名成年男丁当兵，而且马匹、兵器和日常所需生活费用都需自备。这不仅保证了兵员补充，而且由于军费中很大一部分由军户承担，使国家得以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又不致负担过重。
元朝的疆域，可分为四大汗国与元朝本部两个范围。四大汗国中，钦察汗国(即金帐汗)，领有咸海以西及以后拔都西侵所得之地;窝阔台汗国，领有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西北境至原苏联境内巴勒哈什湖一带地察合台汗国，领有伊犁河以西之地伊儿汗国，领有今高加索山和今里海以南地。四大汗国曾是蒙古政权统一管辖的藩属，后来则各自为政，逐步脱离了元朝中央政府。元朝本部分为三个区一为腹地，即京师之地。二为岭北，即外蒙古，为蒙古族发祥之地。三为中国本部地方，设有十个行省。元王朝在国土防卫上，采取“宿卫诸军在内，而镇戍诸军在外，内外相维，以制轻重之势”的战略布局(《元史·兵志二》)。其防御重点在北方，在东北、西北地区更是重兵把守，形成了一条从西南斜向东北的屏蔽中原的防线。这条防线，东以和林为支撑，西以巴尔库山、博格多山为依托，中央以北山和戈壁为天然屏障。在防线后的中央纵深地带，配备了战略机动兵力，以中原为后盾对防线进行支援。忽必烈迁都北京后，将元朝统治中心由岭北转移至腹地，此举在国防上意义重大。以北京为核心，凭借太行、燕山山脉和黄河防线，内可控扼华北，经略中原，雄视东北平原和蒙古高原，又可凭险据守，防范北方入侵之敌，并可据此向南拓展疆域。元军的宿卫军，部署在京师及周围地区，将统治中心捍卫森严，扼燕山，锁太行，北接朔漠，南控江淮。镇戍诸军则以重兵镇戍全国各战略要地，控扼边陲。北方各地，由蒙古军、探马赤军镇戍，“屯河洛、山东，据天下腹心”。汉军、新附军则主要镇戍淮河、长江以南，“以居南海”。在扬州、长沙等战略重地，部署了部分蒙古军和探马赤军。这种“内外相维”的布势，在疆域广阔，民族众多，各种矛盾尖锐，反叛势力、各地起义连绵不绝的情况下，确实起到了战略上的“制轻重之势”的作用。在长达40余年的靖海都、笃哇等宗王叛乱的作战中，元军屯兵要地，依托中原，尽兵力布势和山河地理之得，始终掌握了战争主动权，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忽必烈之后的各代皇帝，不断对防卫部署进行调整，以防患周边藩国的独立，镇压人民起义。
元朝的国防策略，少有稳固的周边防卫，多是主动攻击、征服邻国，因而带有政治强权和军事强权的性质。元朝在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上是颇为活跃的一个时期。当时中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济文化，声誉远播欧、亚、非三洲，引起了西方人对中国文明的向往，各国使节、商人、旅行家、传教士络绎不绝地来到中国。元朝政府出于对经济和军事上的考虑，采取了保护商道和开发海、陆交通的政策。经敦煌、哈密、吉木萨尔、土库曼到克里木半岛的钦察道，经敦煌、罗布泊、天山南路、大不里士到土耳其的波斯道，是元朝自东亚到西亚的主要陆路交通，在商业与军事上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元朝政府经常与邻国互遣使者，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加强友好往来，但更多的还是自视为统治者，要求各邻国对自己称臣纳贡。一方面与邻国贵族通婚，一方面对邻国贵族封王授爵，扶持傀儡政权。当时的高丽、安南、交趾、缅国等国的王位，都由元朝政府授封。通过这些措施，元朝不仅将许多邻国控制起来作为附属国，而且使这些国家成为自己的军事联盟，使其军队成为自己的仆从军。在对外侵略和镇压国内武装起义的战争中，元朝政府常征发邻国军队参与作战，或是将一些邻国和地区作为向外扩张的军事基地。元朝政府采取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开放与军事上的强权、震慑政策，使周边国家在政治上被迫臣服，在经济、文化上不得不与之保持密切交往，而在军事上却不敢轻举妄动。这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稳固周边，防止外患的作用，使元朝免受外敌边患的侵扰。
元中央政府与各汗国的关系，则是以安抚笼络为主，对诸王的分裂反叛行动，则施以坚决的军事弹压。忽必烈与其弟旭烈兀统治的伊尔汗国，始终保持了密切的关系，双方从未发生过战争，使臣长期往来不绝，伊尔汗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等各方面，一直都在元朝的制约和影响之下。特别是对西北的察合台汗国，元朝政府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进行了长期的经营，使其保持了对王朝的依赖。元朝中央政府控制了各汗国，不仅维护了蒙古族的传统权力，也有效地巩固了东北、西北部边防的稳定，对保护中西陆路交通和元朝势力范围继续向西亚发展，亦起了很大作用。元朝后期，内乱四起，镇压烽起云涌的农民暴动牵扯了元王朝的精力和兵力，朝廷无暇顾及对外军事征服和对各汗国的控驭，各附属邻国和各汗国逐渐摆脱了元朝中央政府的辖制。
曾盛极天下的大元帝国，潜伏的深刻危机在其后期逐步显露出来。武宗以后的元朝皇帝个个穷奢极欲。到仁宗即位时，政治、经济、军事上的腐败己日趋严重。最高统治层奢侈成风，仁宗即位不久便支出费用2000万锭，大都用来赏赐蒙古贵族。而当时北方作战急需军饷六七百万锭，却因国库空虚，政府无力支付。朝廷为弥补亏空，进而加重税收，滥发纸币。据《新元史》记载:“元中叶以后，课税收入视世祖时增二十余倍”，给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军队的腐化衰败也日益加重。许多将领“兵权在握，乘势营私，掳掠百姓”。许多镇戍军官勾结当地富豪夺民田宅、居室，为害滋甚。人民的土地，或被蒙古游牧贵族占领，或被僧侣占领，或被武人占领。军队也成为奴役、压榨人民的势力。由于元朝军队中一直存有民族歧视，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和新附军有着明显的等级差别。组织作战行动时，常使各军混合调用，而不论兵力强弱，任务轻重，均以蒙古军为主力，指挥大权掌握在蒙古族将领手里。长期以民族等级编组军队，必然造成民族隔阂，使军队走向分裂。在元朝后期的反元武装起义中，就有不少是不堪蒙古军歧视的新附军的队伍。其他民族的将领、士卒也常倒戈起义，汇入反元斗争的行列。元朝的政权和国防，是建立在强大的军事征服和军队武威之上的，一旦军队涣散、削弱，整个帝国便失去了支柱。而军队的腐化和涣散，又成为元王朝动荡不安的催化剂。可谓兴之于兵，亡之于兵。
随着统治集团的全面腐败，元朝军力与国防无可救药地衰落下去。雄极一时的大元帝国终未能实现太平永固的梦想，同历朝历代一样，从强国之路走向亡国之途。虚弱不堪的元王朝，最终被朱元璋率领的农民军所埋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