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蒙古国时期的军事制度和军事思想
作者：吴秀永
出自————《中国元代军事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三、蒙古国时期的军事制度和军事思想
为了适应部族兼并战争和对外扩张战争的需要，成吉思汗一直十分重视军事建设。在蒙古国时期，已逐步建立和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具有蒙古军队特色的军事制度和军事思想。
(一)蒙古国的军事制度
蒙古国天下初定，成吉思汗一方面要巩固新兴的政权，肃清各种反对势力，另一方面要继续进行对外扩张战争，实现其争霸世界之目的。为此，成吉思汗建立和健全了一系列加强军队建设的制度。
1、军政合一的管理制度一一千户编组
千户编组即千户制，是蒙古国时期的一项主要军事制度。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建立蒙古国政权以前就开始实行。初期实行的千户制只限于军队，是一种纯粹的军事管理制度。公元1204年，铁木真在消灭克烈部王罕之后，利用与乃蛮决战前夕的战斗间隙，把军马集中在合勒合河旁进行整编。铁木真下令所有军队依十进制组成十户、百户、千产，并委派了各级那颜为各级军事首领一即十户官、百户官、千户官。这就是整编中正式确立的千-户制。它改变了过去部落联盟的松散性，形成了高度集中的军事组织形式。这是铁木真在军事制度上实行的一项重大改革。
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建立大蒙古国后，把在战争中用于军事管理的千户制进一步发展完善和制度化，并扩充为实施军事、政治、经济管理的国家统治体制加以运用，创立了军政合一的千户制。
成吉思汗将全蒙古百姓划分为95千户，然后按照论功行赏的原则，将其分封给开国功臣和贵戚，并任命这些功臣和贵戚为千户那颜(“那颜”，即“官人”、“领主”、“军事领主”之意)，由他们对人民分别进行世袭管领。成吉思汗降旨说:“使为立国效力者，千之以千，委以千户官。”据《史集》和《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当时分封的千户那颜共88人，其中包括78位功臣，10位驸马。因有3位驸马合计领有十千户，故分封人数不足95人。千户制虽然名义上以千户为单位，但实际上各千户的编制户数并不完全一致。在千户之下又分为若千百户，百户之下为十户。这就形成了一个层层隶属、统治严密、指挥灵便的军政组织体系。
蒙古国时期仍处在以征服战争为职业的历史阶段，人民基本上过着军事化生活。一遇战争，有战斗力的人便被“签发”为军，战后又散归草原为民。因此，千户制在其主要职能上，仍然是一种军事管理组织形式。
首先，通过千户编组，确立了自上而下的军事领导指挥系统。千户作为基本军事单位，“自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各有其长。”十夫长称作“牌子头”，蒙古语为“那儿班那颜”，百户长称为“札温那颜”，千户长称为“敏罕那颜”，万户长称为“土绵那颜”。有的在十夫长与百户长之间设五十户长，称为“塔宾那颜”。蒙古大汗亲征，宗王、万户长，千户长等听从大汗的直接指挥。若分军行动，则由大汗指定一名蒙古宗王或万户长、千户长作为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受命指挥军队作战的人，有权节制其他参战军官。对被蒙古征服和招降的汉军武装，成吉思汗授命由左翼蒙古军万户长统管，实际上听命于东道蒙古宗王(成吉思汗诸弟)。窝阔台汗即位后，汉军万户长、千户长、百户长和牌子头，由汉军将领充任。汉军万户之上，还设立统军都元帅。都元帅作为地区最高军事指挥官，其任免由蒙古大汗决定。平时都元帅要经常向大汗报告前线军情和军队分布情况。蒙古大军出征，都元帅要率军参战并接受大汗指定的蒙古宗王、万户长、千户长等前线指挥官的调遣。
其次，通过千户编组，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成吉思汗推行千户制以后，军队便严格按千户形式进行动员和组织。国家依据千户签派军队。成吉思汗规定，蒙古男子凡15岁以上，70岁以下，都要作为士兵服兵役，随时根据命令，自备马匹、兵器、粮草，由本管那颜率领出征。这些被签为兵的人既是牧民，同时又是战士，“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成吉思汗通过千户制，把随时能够动员投入战斗的蒙古族成年男子按十进制编制在十户、百户、千户中，组成了一支以草原各部蒙古人为主体的庞大的蒙古军队。据《金册》、《史集》记载，成吉思汗实行千户编组后，能够动员的蒙古士兵已相当可观。军队“总计十二万九千人”。其中属于成吉思汗统率的中军(怯薛军)和左、右两翼军“为十万一千人”。其余则分给了成吉思汗的子侄、诸弟及母亲。到窝阔台汗时期，原来编制比较混乱的汉军也逐步按千户制统一起来，编组成万户和千户。其万户人数多者达五六万，少者也有二三万。蒙古国后期，按照千户编组的汉军总数已在30万人左右，大大超过了蒙古军。
第三，通过千户编组，强化了军事纪律。千户制把蒙古士兵纳入严密的军事组织之内，受到各级那颜的严格管束。同时，成吉思汗还制定了一系列被称为“札撒”的军事法规，以制约士兵行动，维护军队秩序。其具体规定主要有:“任何人不得离开其所属之千户、百户或十户另投别一单位，亦不得避匿他处。如违此令，擅离者于队前处以极刑，接受其人者，亦严厉惩处之”。每个万户、千户、百户都应随时作好准备，一旦命令下达，必须立刻出征。在作战时，如果一甲中有人逃跑，同甲的其他人将判死刑;如果一甲中有人奋勇前进，其他人不跟进，也要处死;如果一甲中有人被俘、其他人不去救援，这些人亦将被处死。作战时不听从命令者，“虽贵必诛”。这些规定对加强蒙古军队的集中统一，提高战斗力起到了有力的保证作用。
所以，曾在13世纪为蒙古伊儿汗国服务过的波斯人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曾这样生动地描绘过蒙古的千户制:“整个世界上，有什么军队能跟蒙古军相匹敌呢?战争时期，当冲锋陷阵时，他们像受过训练的野兽，去追逐猎物，但在太平无事的日子里，他们又像是绵羊，生产乳汁、羊毛和其他有用之物。在艰难困苦的境地中，他们毫不抱怨和倾轧。他们是农夫式的军队，负担各类赋役，缴纳分摊给的一切东西，无论是忽卜绰儿(意为草原赋课)、杂税、行旅费用，还是供给驿站、马匹和粮食，从无怨言。他们也是服军役的农夫，战争中不管老少贵贱都成为武士、弓手和枪手，按形势所需向前杀敌。无论何时，只要抗敌和平叛的任务一下来，他们便征发需用的种种东西，从十八般武器一直到旗帜、针钉、绳索、马匹及驴、驼等负载的动物;人人必须按所属的十户或百户供应摊派给他的那一份。检阅的那天，他们要摆出军备，如果稍有缺损，负责人要受严惩。哪怕在他们实际投入战斗，还要想方设法向他们征收各种赋税，而他们在家时所担负的劳役，落到他们的妻子和家人身上。因此，倘若有了强制劳动，某人应担负的一份，而他本人又不在，那他的妻子要亲自去，代他履行义务”。“军队的检阅和召集，如此有计划，以致他们废除了花名册，用不着官吏和文书。因为他们把全部人编成十人小队，派其中一人为其余九人之长;又从每十个十夫长中任命一人为‘百夫长’，这一百人均归他指挥。每千人和每万人的情况相同”。“如果要突然召集士兵，就传下命令，叫若干千人在当天或当晚的某个时刻到某地集合。‘他们将丝毫不延误(他们约定的时间)，但也不提前’。总之，他们不早到或晚到片刻。”“组织军队的最好方法确实莫过于此。”
2、组织严密的中央护卫制度斡耳朵怯薛军
斡耳朵怯薛军制是蒙古国时期用以拱卫汗廷，维护政权的一种卫戍制度。在突厥一一蒙古语中，斡耳朵即“大汗宫帐”之意，怯薛即“宠爱”、“恩惠”之意，其职掌为“番值宿卫”。成吉思汗在公元1204年整顿军马时建立了一支有550人的怯薛军，主要承担护卫大汗宫帐的任务。成吉思汗建国后，为有效的控制刚刚统一起来的蒙古各部，确保蒙古汗廷的安全，又进一步扩建了怯薛军队伍，使之发展为一支更为强大的由大汗直接控制的常备武装，怯薛制便由此形成定制。
成吉思汗首先对怯薛军的编成作了规定，他降旨说:“如今天命百姓都属我管，我的护卫、散班等，于各万户千户百户内，选一万人做者”。在扩充后的一万名怯薛军中，包括一千名宿卫，一千名箭简士，八千名散班。成吉思汗将其按照千户制分编为宿卫千户(亦称御帐前首千户)、箭简士千户和散班千户，各设千户长管理。整个怯薛军又统编为万户，纳牙阿被命为万户长。由于怯薛军在担任护卫时，分为四班轮番入值，每番三昼夜护卫大汗，因此也被称为“四怯薛”。各番怯薛当值，都由一名大汗指定的亲信管领合起来称为“四怯薛太官”或“四怯薛长”。这种按千户制和四怯薛两种形式并行的管理体制，大约是以行政管理和职掌管理的不同来分别设置的。
对确定怯薛长职务的人选，成吉思汗十分慎重，令其最亲信的那可儿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赤老温“四杰”家族世袭担任。其中博尔忽家族掌第一怯薛(亦称也可怯薛)，博尔术家族掌第二怯薛，木华黎家族掌第三怯薛，赤老温家族掌第四怯薛。四怯薛长是大汗的亲信内臣，元朝称为“大根脚”出身，放外任即为一品官。
怯薛军中的护卫人员，均称为怯薛歹，复数为怯薛丹。正在执行任务的护卫人员叫怯薛者，从事宫廷服役的怯薛歹称为怯薛执事。成吉思汗明确规定，怯薛歹的来源，主要是由万户、千户、百户和十户那颜以及白身人的儿子有技能、身体健壮者充当，各级那颜人等都必须遵旨将自己的儿子送到成吉思汗跟前效力，不许躲避或以他人代充其役。成吉思汗还规定，上述充当怯薛歹的人除本人编入怯薛军之外，还可根据出身的不同，分别带弟弟及伴当若干人。具体为:千户那颜的儿子许带弟一人，伴当十人百户那颜的儿子许带弟一人，伴当五人;十户那颜及白身人的儿子许带弟一人，伴当三人。
应征充当怯薛军，实际上是各级那颜和自身人对大汗承担的一种特殊兵役。其进入怯薛军人员所需的马匹物质诸项，除以本人所有的财产充用外，并按规定“于本千百户内科敛”供给。充当怯薛歹的人，即可免除其差发杂役。
怯薛军的主要职责，一是保卫大汗的金帐;二是“战时在前为勇士”，充当大汗亲自统率的作战部队三是分管汗廷的各种事务。其具体职责又根据不同分工而各异。宿卫负责值夜班，晚上“卧于斡耳朵之周围”。如遇有人在宫帐周围走动，宿卫便将其逮捕，待明朝审讯。“当门而立之宿卫，见有夜入之人，打割其头，斫落其肩而去”。晚间群臣有急事奏报，需经宿卫通报之后，一同引入帐内奏事。箭筒士、散班负责值日班。其中守门者，“倚门而立”。“出入于斡耳朵之房者”，进行查察。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诸多勤务，举凡宫帐内一切劳役，皆由入值之怯薛歹担任。在大汗外出围猎时，值班怯薛歹也要跟随前往。值日班之箭简士、散班在日落前须将其所司之职移交给值夜班的宿卫，然后出外住宿，次日早饭后再入值。
怯薛军作为护卫汗廷之亲军，享有崇高的地位。成吉思汗规定“我番士(即怯薛歹)在居外之千户官人之上，我番之家人，在居外之百户十户官人之上。我番士虽与居外之千户同等，若与我番士合殴，则罪千户”。他还说:“我由九十五千户贴身近臣中，选来此亲近番士万人。久后坐我位之子孙，及我子孙之子孙，对此番士，如想遗念，勿使怨而善待之”。在怯薛军中，尤以成吉思汗建国前入选为怯薛歹的人最受宠遇，宿卫称老宿卫，箭简士称大箭简士。凡属怯薛军出身的人，在调往外任时，都被破格晋升为文武大官。同时，还与宗室诸王、驸马同享岁赐特典。当然，在赋予怯薛军特权的同时，成吉思汗也给怯薛军规定了严格的纪律。比如对无故旷职不入班的人，第一次笞3下。第二次又不入者，答7下。第三次无事故又不入者，笞37下，并要流放到很远的地方。
《元史·兵志》认为，蒙古国时期怯薛军制度的建立，起到了“制轻重之势”的关键性作用。大汗直接掌握着怯薛军这样一支最强悍的亲信军队，对任何一个在外的诸王和那颜都是一种有力的制约。各级那颜的子弟被征入怯薛军中，实际上等于被控制起来，成了大汗掌握的“质子”，这就使得那颜们不得不效忠大汗。在经历了长期氏族战争之后，建立这样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以维护汗权，对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防止旧贵族复活和发生内战，是十分必要的。同时，怯薛军在成吉思汗建国后进行的掠夺和扩张战争中，也发挥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3、适应实战需要的战备训练制度一一围猎
围猎是蒙古国时期由成吉思汗倡导推行的一种“寓兵法于猎”的军事战备训练制度。蒙古族是一个“且牧且猎”的游牧民族，狩猎是蒙古人民一项重要的生产活动。为了获取更多的猎物，蒙古人在狩猎时常常联合起来，将野兽团团围住再行猎取。这种方式，蒙古人称之为“打围”、“搜狩”或“围猎”。由于围猎既可以锻炼人们骑马追逐的本领，又可以培养人们协同配合的能力，蒙古统治者便把它作为一种军事训练方式，用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成吉思汗非常看重围猎训练，认为这种训练就是一种实战演练，“战争以及战争中的杀戮、清点死者和饶恕残存者，正是按照这种方式进行的”。甚至“每个细节都是吻合的”，因此，通过围猎训练使士兵“熟悉弓马和吃苦耐劳”，了解军事活动的步骤和形式，“是军队将官的正当职司。”
蒙古统治者一般在冬初举行大猎。大猎范围往往达一二百里。先派哨骑前去探查猎物情况，然后组织各路人马，排好队形，形成巨大的包围圈，并逐步向中心推进，将猎物追赶到一起。当包围圈缩小到一定程度时，便用绳索连结起来，上面复以毛毡，由一部分军队围着圈子警戒，防止猎物逃遁。然后蒙古统治者首先入围行猎，接着贵族、将领也带着士兵相继入围射猎。倘若大汗亲自“用鹰围猎”，怯薛军的士兵(宿卫)则紧随其后，与大汗一起行猎。经过几天以后，猎物已被猎取殆尽，统治者便下令将残存者释放以示恩德。彭大雅在《黑鞑事略》中，对这种大型围猎的壮观场面作了生动地描绘:“凡其主打围，必大会众，挑土以为坑，插木以为表，维以毳索系以毡羽，犹汉兔置之智，绵亘一二百里间，风扬羽飞，则兽皆惊骇而不敢奔逸，然后蹙围攫击焉”。除了这种大猎之外，小规模的围猎活动更是经常不断。
围猎作为战备训练制度，对建立和培养军事后备力量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长期战争的消耗，蒙古军队兵源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尽管蒙古统治者划定了成人男子皆服役的范围，但仍然满足不了侵略扩张对士兵数量的需求。为了弥补这一亏空，蒙古统治者将蒙古各部中15岁以下的儿童编成“渐丁军”(蒙古语称为“怯薛都军”，意为“渐长成丁军”)，作为蒙古军队的后备力量。并通过行猎的方式对他们进行弓马训练。据《黑鞑事略》所述，蒙古儿童在“孩提时”，便由母亲用绳子和木板捆束在马上带着进行骑马的启蒙训练。到3岁左右，则将其直接“索维”在马鞍上，手里拿着器械，自己骑着马奔驰。四五岁时便在马上练习弓箭。再大一点，便经常参加狩猎。由于他们“生长于鞍马间，人自习战，旦旦逐猎，乃其生涯”。所以长大以后，都成了蒙古军队能骑善射的“骑军”。
以围猎形式进行军事训练的传统制度，自蒙古国至元朝一直延续下来。忽必烈在陪都上都开平(今内蒙正蓝旗境内)周围建立了三个很大的猎场，每年举行大规模围猎活动，其侍卫亲军及草原上蒙古贵族队伍都要参加这一活动。
4、充足有力的后勤保障制度马政与装备动员
马政:蒙古族地处北方草原，以游牧为业。马不仅是蒙古人生产生活之必需品，也是进行战争的重要工具。因此蒙古无论是统治者还是人民，都十分重视对马的繁养和发展。蒙古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马匹管理保护制度和法规。据《蒙鞑备录》记载，蒙古人只有凭借地饶水丰的条件养马供应战争的义务，而没有随意宰杀马匹的权利。“牧而庖者，以羊为常，牛次之，非大宴不刑马”。即只有在大的祭祀活动(如祭河神)和大汗、贵族的“宴享”时经允许少量地宰杀马匹。
在蒙古军中，专门设置了负责管理战马的官一“兀刺赤”和“阔端赤”。其中“兀刺赤”是分工典车马和牧马的官。蒙古军中所有的马，“多是四五百匹为群队”，每队“有两兀刺赤管”。兀刺赤除了负责饲养、调教马群外，还要在“每周早晚”，“各领其所管之马，环立于主人之宫帐前”，让马队接受贵族和将领检阅。“阔端赤”，则是专门掌管“从马”的官。所谓从马，即骑兵作战时备作轮换的剩余战马。蒙古骑兵出师时，每人都有好几匹战马,每天轮换一匹骑乘，这样既可以使战马不致过分疲劳，也可以使战马受到伤害时能够及时替补。阔端赤的责任，就是要保证战马膘肥体壮，鞍具齐备，始终处于良好的临战状态。为保证和鼓励养马，成吉思汗在他亲颁的“札撒”中，专门规定了对盗马贼的处罚条款:“凡盗人马畜者，被抓获后，除归还原马外，另赔偿同样的马九匹，如不能赔偿，即以其子女作抵，如亦无子女，则偷盗者将被处死”。以人抵马债甚至因盗马而殉命，足见马在蒙古人特别是蒙古统治者心中的崇高价值。
蒙古军队所用战马与普通马区别很大，它不仅要求体壮，同时还必须训练有素。为使更多马能为战争所用，蒙古推行一整套科学的“养马法”。《蒙鞑备录·马政》中说:“其马初生一二年，必须于草地苦骑而教之”。经过三年这样的训练，使马达到“千百成群，寂无嘶鸣。下马不用控系，亦不走逸”，然后才能作为战马使用。在《黑鞑事略马节》中也有这样的记载:“鞑人养马之法，自春初罢兵之后，凡出战好马，并恣其水草，不令骑动，直至西风将至，则取而控之，系于帐房左右，啖以些少水草。经月后，膘落而实，骑之数百里，自然无汗，以可以耐远而出战”。平时对战马的调教，也是很有讲究的。比如兀刺赤在领马饮水时，“其井窟止可饮四五马”，便让马排好队，一个一个按先后顺序饮用，如果有不遵守秩序的马，兀刺赤便“远挥铁挝(类似马鞭)”，于是马望而生畏，“则俯首驻足，无或敢乱，最为整齐”。正因为蒙古人养马得法，才使他们拥有众多优良战马，进而拥有了被西人称为“天下第一骑兵”的强大军队。《元史·兵志》高度评价说蒙古军队“因以弓马之利取天下，古或未之有”。
装备动员:蒙古国时期主要实行武器装备自筹制度。无论是蒙古军还是汉军，只要士兵在被签派服兵役之后，就要自己筹划准备好各种武器装备，其中包括战马、兵器、衣服及其他战时必需品，然后随带着入伍从军。被签为护卫怯薛军的士兵，其马匹和其他装备的筹措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将自己所有家产财物，无论是“父分与的家财”，还是“自置财物”，悉数充作服役期间的自备物资。另一种方法是通过“科敛”，从所在千户百户内的民户中摊派征收，以此作为怯薛士兵及随从者装备的补充。由于武器装备主要靠自筹，士兵所拥有的这些作战器械的数量、品种及好坏程度就难免参差不一致。因此，蒙古统治者还规定了出征前检查军队武器装备情况的制度。据《多桑蒙古史》记载:“汗曾嘱其诸继承人，用兵以前，必须检阅其队伍，审视士卒之兵械。每人除弓、矢、斧外，必须携一鐿，用以砺弩，并携一筛、一锥及针线等物，缺一者罪之。兵械最备者，并持微曲之刀，头戴皮兜，身衣皮甲，甲上覆铁片。”
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仅靠士兵自备鞍马器械应付不了战争的需求，蒙古汗廷则招收一批工匠，制造炮具、弓矢、盔甲等武器装备。据韩儒林先生主编的《元朝史》记述:“蒙古人手工业比较落后，因此蒙古统治阶级在征服战争中，每取一城一池，必要搜罗工匠。按成吉思汗命令，凡进行抵抗的城池，攻陷后一律屠杀，但工匠可以免死。从成吉思汗时代起，就陆续将中原汉地和其他国家掳得的大量工匠带到漠北，让他们集中居住，制作武器和其他手工业品，以满足日益扩大的战争和统治阶级奢侈生活的需要”。同时，蒙古军还通过战争尽可能掳掠敌方马匹和军需物资，实行战地补给，以解决武器装备不足的问题。在征服别国后，各降附国和蒙古政权属下的汉军将领定期输送的军需物资，也是武器装备的重要来源。由汗廷筹集的军需装备和粮草，往往作为出征全军的军需储备，以供不时之需。
(二)成吉思汗的军事思想
蒙古作为一个弱小的游牧民族，在强族如林的环境中奋力抗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以至横扫欧亚，先后征服了40余个部落和国家，最终统一了蒙古草原，建立了显赫一时的强大封建帝国。这一巨大成功，除了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为其提供了条件外，最重要的是作为蒙古军事领导集团核心的成吉思汗有效地运用了暴力征服手段，取得了军事上的绝对优势。特别是他在一生征战、金戈铁马的战争实践中所创造的一系列军事思想，成功地导演了人类战史上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
但遗憾的是，由于当时蒙古尚无文字，成吉思汗没有留下任何军事著作，对于他丰富的军事思想，我们只能从《蒙古秘史》、《元史》、《圣武亲征录》、拉施特哀丁《史集》、《多桑蒙古史》、《黑鞑事略》等史籍中，管窥其概貌。
1、建军思想
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根据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组织和建设军队，是成吉思汗建军思想的一个基本点。在成吉思汗进行的一系列建军活动中，都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
①根据经济基础组建军队这是成吉思汗建军思想的一条基本原则。在成吉思汗从事战争的年代，蒙古社会以游牧和狩猎经济为主，马匹既是蒙古人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又是交通和运载工具。蒙古人在孩提时就被束于马上，游猎于野，因此人人都“精于骑射”。这一特点，虽然从生产力角度考察是十分落后的，但对于处在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来说，无疑具有其他经济所不能比拟的优越性。成吉思汗正是根据这一经济特点所提供的客观物质基础，组建了举世无敌的强大骑兵部队。这支被号称为“天下第一”骑兵部队的组成，相对于其他敌国的步兵而言，无异拥有了一支“机械化”的军队。它不仅充分发挥了战马类似坦克、装甲车般的巨大冲击力和远距离的快速机动能力，同时也充分发挥了出身于牧民、猎民的全军将士善于骑射、吃苦耐劳、机智勇猛、骁勇剽悍、能征善战的顽强战斗作风。成吉思汗还根据处在游牧和狩猎经济下的人民习惯于流动生活的特点，出色地解决了军队的给养，使蒙古不受后勤供给的约束，出征时“只是羊马随行，不用运饷”。“食羊尽，则射兔、鹿、野豕为食，故屯数十万之师，不举烟火”。成吉思汗就是这样，把军事与经济巧妙地结合起来，扬长避短，充分运用游牧、狩猎经济的特点，组织起了所向无敌，“去如电逝，追之不及”的具有高度机动性和战斗力的军队。所以金哀宗曾说:“蒙古所以常取胜者，恃北方之马力，就中国之技巧耳”。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对成吉思汗善于根据游牧经济特点组织军队的建军思想给予的高度概括和评价。
②按照政治需要建设军队军队是武装的政治集团,是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重要工具。任何军队都是根据政治需要而产生，又按照政治的要求来建设的，军队必须从属于政治，服务于政治。这一思想，在成吉思汗的建军实践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首先，成吉思汗善于运用崇高的政治理想来动员和凝聚军队。在成吉思汗时期，蒙古正处在以征服战争为职业的历史阶段。统一蒙古，摆脱异族压迫，称霸世界，建立强大的蒙古帝国，不仅是成吉思汗一生的政治抱负，也是他用以唤起家族成员及全体蒙古人民投入战斗的思想武器。早在蒙古初兴时，成吉思汗就曾勉励蒙古部氏族成员要为“取天下”而共同奋斗。他对自己的弟兄们说:“取了天下呵，各分土地，共享富贵”。在成吉思汗组建武装力量的年代，氏族内部一些人为了私利而互相攻劫，成吉思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引导他们团结一心、共同对敌。他教育军队的士兵对待内部“要像花牛犊似的温顺”，对待敌人“要像狮虎似的凶猛”;他告诫士兵要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他颁行了有关“札撒”，号令全军贯彻。正是由于成吉思汗善于用远大的政治理想来动员民众，凝聚军心，才使他的军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云集了众多的将领和士兵。
其次，成吉思汗善于根据统治的需要来组织军队。在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之后，统治政权的建设和巩固成为他关心的一个主要问题。为此，成吉思汗首先加强了中央护卫制建设，扩充了怯薛军队伍，组成了一支拥有万名怯薛歹的护卫军。他不仅让怯薛军担负汗廷的护卫任务，而且令其负责处理各种日常事务和行政事务，甚至还要参与掌管刑罚。这样使怯薛军就不仅是大汗的一支亲军，而且成为总揽中央日常事务的无所不问的最高机关，在蒙古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成吉思汗为了使新生的政权既有利于统治人民，又能有效地控制军队，他在原有军队编组的基础上又实行了重大改革，建立了军政合一的千户制。他把在战争中有功的军事将领和宗王分封为千户那颜、万户那颜，赋予他们特殊的权力。使他们既是军事将领，又是地方行政长官;既拥有军事指挥权，又拥有对人民的统治权。编组在千户里的人民受到握有军政大权的各级那颜的严格统治，接受军事化管理。他们既是民，又是兵，平时为统治者劳作，提供财富，一旦战争需要，又必须无条件地奔赴战场英勇杀敌。这种为适应统治需要而建立的“农夫式的军队”,充分反映了成吉思汗建军思想所包含的政治特色。
③适应战争特点编制和训练军队考察蒙古军队的编成可以看出,大体有章法，具体无定制。根据不同时期战争的目的、性质和任务组织军队，是成吉思汗建军思想的一大特点。在蒙古建国前后，成吉思汗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统一蒙古草原各部族的战争，作战对象大都是以骑兵为主的游牧部落，因此蒙古军队是单一的骑兵部队。在蒙古建国后的伐金、西征等战争中，成吉思汗的骑兵部队虽然也具有一定的优势，但也常常受挫于中原等地的步兵。因此，成吉思汗在招降到汉军之后，重新将军队编成了以骑兵为主的“蒙古军”和以步兵为主的“汉军”两支主力部队。同时，成吉思汗还吸取在同金作战中，受到金军炮兵施放的“铁火炮”袭击的教训，通过掳掠的金军炮手及工匠编制组建了炮兵。以后，成吉思汗又根据木华黎经略中原，在黄河流域作战“造舟楫，建浮桥，以济师”的经验，编制组建了适应江河作战的水军。成吉思汗还从作战效果出发，来编制军队。比如，他常常将士兵的亲属、乡邻编制在同一基层单位一“十夫队”中，以增强士兵在战斗中互相关切互相援助之“团结力”，“故能收到‘昼战目相识，夜战声相闻’之团结、互信与互助之效果焉”。为了在战争中保存蒙古军的力量，达到“以敌制敌”的目的，成吉思汗将俘虏统一编队，并让他们充作敢死队打头阵，使许多战斗蒙古军未参战就取得了胜利。
成吉思汗为了建立一支武艺高强、能打硬仗的军队，十分重视军队的训练。他根据战争中主要利用骑兵作战的特点，平时通过组织大规模的围猎活动来训练部队。成吉思汗认为，围猎是一种近似实战的模拟训练，作战的步骤甚至“细节”都与围猎相同，“士兵和军人”应当通过围猎“得到教益和训练”。成吉思汗要求“军队的将官们应当很好地教会儿子们射箭、骑马，一对一的格斗，并让他们练习这些事。”由于成吉思汗重视训练部队，使将士都练就了一身硬功夫，掌握了十八般武艺，“战争中不管老少贵贱都成为武士、弓手和枪手”。志费尼描绘训练有素的蒙军说:“他们都是神射手，发矢能击落太空之鹰，黑夜掷矛能抛出海底之鱼。”如此熟练使用手中武器的精兵，不仅能远战，也能近战。这正是成吉思汗百战百胜的奥秘之一。
2、治军思想
谈到治军思想，成吉思汗曾有过这样的总结:我“所以威权日增，如同新月，得天之保佑，地之敬从”，很重要的是我能团结将士、量才用人，“并由次序纪律之维持”。假如我的继承者“能守同一规例”，则能得到长治久安。可见成吉思汗治军是很有章法的。一位史学家评价说:“历史上未曾有过，文献中也未曾记录过，任何王朝的帝王拥有像鞑靼军这样的军队:如此坚韧不拔，对饱暖知恩图报，在顺逆环境中服从其将官，这既不是指望俸禄和采邑，也不是期待军饷和晋级”。军队除了“服从”没有别的“指望”,这足以说明成吉思汗治军之严，效果之好。成吉思汗治军思想非常丰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军队必须“忠汗”、团结这是成吉思汗治军思想的核心。在长期征战中，成吉思汗看到有的部落集团因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而瓦解了，有的部族因没有一个足以统一大家思想的权威而分裂了，有的原来实力雄厚的汗国因将士不听调遣而在战争中败亡了。从这些教训之中，成吉思汗深深领悟到下从上教、部民对大汗忠诚的重要。因此，他注意通过各种方式向军队灌输“忠汗”思想，以使族人、将士、奴隶等对他保持绝对忠诚。首先是进行汗权神授的宣传。他利用蒙古族崇尚宗教的传统，指使鼓励教主们以解释“谶言”的方法，宣传成吉思汗是上天所派，是上天之鞭，命运当兴为汗。这种富于神话色彩的宣传，对于成吉思汗争取部民、维系军队内部统一起了重要作用。其次，是奖赏忠汗的人，贬斥不忠汗的人。成吉思汗曾明确宣布:对本汗不忠诚的人不能做我的朋友。应来聆听我的训示而不去聆听者，“其命运将如一石之坠入深水,一矢之射入芦丛,将亡而不存。此辈不堪典兵也”。在战争中，许多部族、国家的将士投奔成吉思汗。为了不致收罗一些对汗不忠的人，保持蒙古军队的政治素质，成吉思汗规定:虽亲王也不得收容背其首领来投之人。对于杀主求荣者，不但不收留，还要当众杀掉。对于忠诚本族首领的人，即使这人是敌人，成吉思汗也很推崇，要部属向他学习，有的还委以重任，以此教育部属忠于他这个“汗”。蒙古族人、蒙古军队之所以对成吉思汗十分尊崇，紧跟着他南征北伐，东讨西战，令行禁止，在最艰难的时候也不溃散，这显然与成吉思汗睿智善战，卓著武功，在战争实践中给人们心目中树起了信赖有重要关系。
成吉思汗生前最为担心和忧虑的是在他身后生发同室操戈、骨肉相残、使蒙古分裂瓦解的悲剧。为避免发生这种悲剧，他作了大量工作。他不厌其烦地对诸子、诸弟、族人进行苦口婆心地团结战斗的教育。“他习以为常地敦促着去巩固诸子、诸兄弟之内的和睦大厦，增强他们之间的友爱基础;并且时时不断地在他的诸子、诸弟、族人的心胸中撒下团结的种子，在他们脑海里绘出同舟共济的图画。而且他拿譬喻去加牢这座大厦，充实那些基础。”成吉思汗用一支箭容易折断，多支箭不易折断的典故，告诫儿子们:“只要你们兄弟互相帮助，彼此坚决支援，你们的敌人再强大，也战不胜你们。”成吉思汗对破坏军队团结的人，给以严厉制裁。与成吉思汗有“托孤”之交并战功赫赫的蒙力克及其七个儿子，依仗他们家族的功劳和权势而日益飞扬跋扈起来，一直发展到同成吉思汗及其家族争夺统治权。有一次，蒙力克的七个儿子竟然把成吉思汗之弟哈撒儿抓起来吊打，哈撒儿去向成吉思汗告状，成吉思汗没有理睬。蒙力克的儿子铁卜腾格理便肆无忌惮地用宗教迷信离间成吉思汗和哈撒儿之间的关系，还夺去成吉思汗及其弟的百姓。当成吉思汗之弟斡惕赤斤去索要百姓时，又受到蒙力克儿子的打骂侮辱。成吉思汗得知后，把蒙力克的七个儿子叫来，用角力的形式处死了铁卜腾格理。成吉思汗对蒙力克说:“铁卜腾格理打我的兄弟，离间我们兄弟，违反了天意，所以把他的生命取走了。”可见，成吉思汗把军队的团结统一看得何等重要。
②奖惩结合，赏罚分明运用奖赏激励斗志，是成吉思汗治军的一条重要原则。他对战争中有功的将士，不吝给予重赏。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刚刚完成统一蒙古大业，第一件事就是对开国功臣分土授民，论功行赏。他根据在战争中效力大小的原则，分封了蒙力克、博尔术、木华黎等88位功臣为千户那颜、万户那颜，并分别给予各种赏赐。其中被封的术赤台，成吉思汗称他有两大功劳。一是在合兰真沙陀之战时，射中了桑昆，挫败了克烈部，“此乃主儿扯歹(术赤台)不世之大功也。”二是偷袭王罕金帐时，术赤台任先锋，“得天地之赞力”，灭掉了王罕，“此乃主儿扯歹之第二功也。”为此，成吉思汗不仅封他为第六千户，而且把自己的一个妃子赐给了术赤台。所以曾为成吉思汗效忠过的使臣马合木评价说:“成吉思汗对于他想要奖赏的人那样慷慨像凶暴的母老虎抚爱自己虎仔一样。”
成吉思汗对违反军令、军法者严惩不贷，即使是黄金家族成员也“与民同罪”。成吉思汗在颁行的“札撒”大法中规定:作战时不许私自掳掠财物;不许泄漏军机军官不得擅离职守，值班者不得擅离岗位，擅离一次者打三杖，擅离两次者打七杖，擅离三次者打37杖，并将其开除军籍，充军远方;将士饮酒须有节，他说:“醉人聋瞽昏，不能直立，如首之被击者。所有学识艺能，毫无所用，所受者仅耻辱而已。君嗜酒则不能为大事，将嗜酒则不能统士卒，凡有此种嗜好者，莫不能受其害，设人不能禁酒，务求每月仅醉三次，能醉一次更佳，不醉尤佳”。后期，成吉思汗采纳郭宝玉、丘处机等人建议，规定:出军不得妄杀。成吉思汗强调执行军纪必先弄清事实，并经犯律者承认，方可处罚。处罚时，虽宗亲汗戚，功臣宿将，概不阿避。征塔塔儿时，成吉思汗的叔父阿勒坛、答里台和伯父捏太石之子忽察儿违犯军纪，成吉思汗知道后，对阿勒坛等人进行了严厉的训斥，并没收了他们违犯军纪所掳掠的全部财物。为此，引起了阿勒坛等的不满，脱离本部去投王罕。但成吉思汗不因此而姑息迁就违反军纪的人。平塔塔儿后，成吉思汗召集族人开会议定对俘虏的处理政策。成吉思汗的异母弟别勒古台将这决定泄漏给了塔塔儿人。成吉思汗当即宣布:今后族人大议，不许别勒古台参加。由于赏罚严明，使蒙古军队保持了很高的战斗力。曾在成吉思汗手下供过职的商人摩罕默德说:“全军将士，畏之成吉思汗甚于雷电巨火，若令十兵抵当千人之敌，亦均踊跃向前进，毫不踟蹰。”
③因才授职，破格用人这既是成吉思汗治军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他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保证。成吉思汗的用人标准是:“智勇兼备者，使之典兵。活泼跷捷者，使之看守辎重，愚钝之人则付之以鞭，使之看守牲畜。”这是一条任人唯才、因人授任的用人路线。他强调的是将士的特长和才能，而不附加其它任何条件。成吉思汗根据这一用人原则选择各种人才。他规定“什人之长不尽职者去之，即于此什人中选择为长。”他指出“能治家者即能治国，能辖十人者即能辖千人万人，能理己事即能理国事，为国御敌。”他选择人才不问出身，不问等级、资历，只看实际才能。因此在成吉思汗的将领中有出身低微的牧马者巴歹和乞失里黑，有牧羊者迭该，有木匠古出古等。被成吉思汗委以重任的四杰、四狗，大都是来源于不同部族，出身于不同阶级的人。其中四杰中的木华黎是扎刺亦儿部人，四狗中的哲别是泰赤乌部人，忽必来是巴鲁刺思人，速不台是兀良哈部人至于失吉忽秃忽、博尔忽、曲出、阔阔出等则是从敌人营盘里过来的。他们都先后成为成吉思汗的重要将领。他们有的出身于平民，有的出身于奴隶，有的曾是俘虏。如者勒蔑是铁匠的儿子，最初是成吉思汗“门限内的奴隶，门户内的私仆”。木华黎兄弟是成吉思汗的部落奴隶，后成为家庭奴隶。而者别则是成吉思汗的俘虏。在阔亦田之战时，者别曾一箭射中成吉思汗的白口黄战马，并射伤了成吉思汗的脖颈。成吉思汗不记前仇，破格重用，使者别成为蒙古的名将。
④将领关心士卒这是成吉思汗爱兵思想的具体体现。成吉思汗认为:“为将者，必知己之疲，知己之饥渴，而后推之及人。”也就是要通过自己的感受体察士卒的疲困饥渴。他要求将领在行军时，“必知路之远近，以量士马之力”，而“量力”又必须以“弱者”为标准，因为“弱者能之，强者无弗能也”。”这些都是选拔将领的基本条件，不符合这些条件者不得为将。者勒蔑的儿子也孙伯勇猛过人，“终日战而不废、不饮、不食”，但成吉思汗说他“不可使为将”，因为“彼视人犹己，士卒疲矣，饥渴矣，而彼不知也。”所以也孙伯始终未被委任为将。成吉思汗还规定，将领不允许对士卒滥施惩罚。他对怯薛军将领说:“掌管护卫的官人，不得我言语，休将所管的人擅自罚者。”“若不依我言语，将所管的人用条子打的，依旧教条子打他;用拳头打的，依旧用拳头打他。”在战斗中，成吉思汗更强调爱惜士兵的生命，不允许遗弃伤员。如果遗弃了伤员，则一个小队的官兵皆处以死刑。成吉思汗不仅积极倡导关心、爱护士兵，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做表率。战斗中将士受伤，成吉思汗常亲自去看望，有时还“亲付以善药，留处帐中”，待伤愈后才让回去。史称他:“衣人以己衣，乘人以己马”。可见他对部属、士卒是何等关怀。正因为如此，将士们对成吉思汗也倍加尊崇、拥戴和支持。有的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保护成吉思汗，有的主动为成吉思汗出谋划策，出现了像成吉思汗说的“我行是则尽力焉，我有非则谏止焉”，呈现出上下一心，奋勇作战的局面。
3、用兵思想
成吉思汗“仗剑以行”，率军征战40余年，金戈铁马毕其一生，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创造了一系列卓越的战略战术。成吉思汗“用兵如神”的高超艺术，为历代兵家、史家所推崇。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生动地评价道:“说实话，倘若那善于运筹帷幄、料敌如神的亚历山大活在成吉思汗时代，他会在使计用策方面当成吉思汗的学生，而且在攻城略地的种种妙策中，他会发现，最好莫如盲目地跟着成吉思汗走”。明末清初的历史学家顾祖禹说:“吾尝考蒙古之用兵，奇变恍惚，其所出之道，皆师心独往，所向无前。故其武略比往古为最高。”成吉思汗的用兵思想可谓博大精深。其主要内容是他的指挥艺术、战法和战术。
①指挥艺术成吉思汗的作战指挥艺术是很高超的。这首先表现在他战略筹划审慎、周密和富于创造。
正确选择作战对象。作战对象选择得不准，或者过多，就会导致整个战争的失败，无谓地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成吉思汗选择作战对象的一般原则是:先弱后强，先小后大，先近后远，每次打击一个主要敌人，力避多面作战。在统一蒙古的战争中，成吉思汗便开始这样做，结果高原群雄皆被其次第削平。在对外作战中，坚持这一战略原则最明显。他先兵临国力较弱的邻国西夏，迫其请和，尔后进攻国力较强距离较远的金朝;当认识到金朝比西域诸国力量强，难以消灭，便改变战略，由西防南攻变为南防西攻，由近及远逐次攻灭西辽、花剌模、钦察等国，最后“解决”大国金朝。弱敌攻灭了，强敌失去羽翼，由强变弱，易于攻取;小敌攻灭了，大敌失去帮手，力量由大变小，便于击灭近敌消灭了，我势力扩展，远敌由远变近，为下步作战提供了条件。一次战争攻打一个主要敌人，便可在局部形成对敌优势。战争实践表明，成吉思汗这一战略是科学的、正确的。
及时准确地把握战机。成吉思汗对敌发动战争，从不冒然行事，善于根据敌方情况，抓住有利时机出击。一是在敌方内政极端腐败，各种矛盾尖锐，政治、经济相当混乱之时发动攻击，如对西辽、西夏的战争;二是在敌方受到邻国牵制，难以主力或全力应战之时发动攻击，如三次攻金之战;三是在敌方与他国联盟解体，新的联盟尚未建立，孤独无援之时发动攻击，如对塔塔尔部、蔑儿乞部之战;四是当敌方自恃力强、疏于戒备之时发动攻击，如对主儿勤、克烈、乃蛮、花刺子模的战争。敌人内部矛盾尖锐，其力量便受到空耗而易于击败了，敌受第三方牵制，难以全力应付进攻，敌方力量也就由强变弱，利于攻灭了;敌方孤立无援，这是弱敌，自是便于攻取了;强大之敌在骄傲无备的时候，则是弱师，经不起对方的突然袭击。成吉思汗透过敌方外部假象，研究对方的实力，在其实力衰弱之时予以打击，这一思想是很高明的。
打击敌之要害。在对敌作战中，成吉思汗始终把攻击目标放在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和摧毁敌人的经济潜力上，而不在争夺一城一地。凡作战，必千方百计地将敌军引诱到旷野平川，以便发挥骑兵野战的长技而予以歼灭。破城后，城内外居民除留下少数壮丁以补充蒙古军队，留下工匠以为其制造武器装备外，其余多数即予杀掉。敌方的牲畜、粮秣、乳酪，和其它财物、珠宝，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军需之用，军需用不完的，则或者运回本土，或者就地毁掉。成吉思汗在后期虽然规定不许乱杀人，屠杀敌民的情况较前期有所减轻，但是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和摧毁敌人经济的战争原则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成吉思汗的这一手，从政治上来说，是极其残酷的。但是，敌方的人力、物力受到严重打击后，往往在短期内恢复不起来，这对保证当时的军事行动又是有一定作用的。
利用矛盾，各个击破。成吉思汗在战争中善于利用各种矛盾采取交攻结合、各个击破的策略。在成吉思汗为恢复父亲也速该的家业聚集力量的时候，遭到了仇敌蔑儿乞惕部的袭击，并抢走了他的妻子孛儿铁。在这种严重形势下，他机智地利用蔑儿乞惕部曾俘虏奴役过烈惕部酋长王罕和札达兰部酋长札木合的矛盾，联合王罕、札木合，共同出兵击败了他当面的主要敌人蔑儿乞惕部。当铁木真被推举为蒙古部落的合罕，渐渐强盛起来，札木合出于忌恨发动背信弃义的进攻时，成吉思汗及时利用王罕与札木合的矛盾，联合王罕击败了札木合。后来，成吉思汗又乘金国与塔塔儿部之间的战争，联合王罕和金兵击败了世仇塔塔儿部。
在对外战争中，成吉思汗也采用了这种策略。他利用西夏与金朝的矛盾，进攻西夏，西夏求救于金，金不予援救，西夏遂与金绝交，向成吉思汗纳女请和。成吉思汗又利用西夏与金的矛盾进攻金朝，在蒙古征金时，西夏发兵进攻金的西境。成吉思汗又还利用宋金世仇，联宋反金。成吉思汗在临死之前，还嘱咐儿子们对金作战要“假道于宋，兵下唐邓，直捣大梁。”窝阔台汗遵照成吉思汗的遗嘱，联合南宋，消灭了金国。
取用于敌，以战养战。这是成吉思汗解决作战时军队补给问题的一个战略性措施。无论近伐还是远征，蒙古军所带辎重都不多，作战所需的粮秣、乳酪、肉食、乘骑、器具，以及补充兵员，绝大部分取之于敌。西征中，蒙古军伤亡不少，又远离本土几千里，难以从国内补充军需和兵员。成吉思汗每攻一城，便将该城内富户的财物掠来作军需，把工匠技术人员召集起来制造武器装备，将部分丁壮编组成伍，强迫他们去修筑工事，或者作为第一梯队去攻打坚城重堡。蒙古军队连续征战20多年，驰骋欧亚，横扫万里，始终保持着很强的战斗力，很少因人力物力不济而停止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战养战的战略措施。在中外战史上，由于军队补给跟不上而导致作战失利的例子是很多的。军事家们都把军队的补给特别是远征异国时军队补给视为最棘手的问题。蒙古军的远征，无论是持续时间之长，还是离本地之远，行动地域之广，在我国历代战争中都是仅见的，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不多的。但成吉思汗却比较圆满地解决了这支人数众多、离本土数千里远的军队的兵员、粮秣、乳酪、肉食、乘骑、器具等补给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取用于敌、以战养战的军事政策。
②作战方法不固守陈规，根据敌情布署作战方案，敌变我变,灵活机动，是成吉思汗作战方法的基本特点。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详察敌情，不盲目用兵。每次兴师之前，只要时间允许，都要通过种种渠道，详细了解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等情况，据此制定作战方针。部队开进时，必先发精骑，分为若干小分队，在大军的前后左右一二百里远处，侦探敌情和地形，随时上报，为主将选择进军路线、作战场地提供依据。临近敌阵时，成吉思汗常“登高眺远，先相地势，察敌情伪”，一旦发现有机可乘，便发动攻击。由于掌握了敌情，因而在决策上便失误少。
主动进击，先发制人。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御，成吉思汗总是先敌出兵攻其不备。成吉思汗被推为蒙古尼伦部汗后，札木合联合13部击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获悉后，不是消极防御，待敌来攻，而是积极防御，迅速集中军队，迎着札木合联军开进的地方进军，以攻为守。公元1201年，合答斤等部族共推札术合为古儿汗，组成联军进攻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知道后，也是主动率师迎战，击败了札木合联军。成吉思汗一生中亲自指挥了数十次大的战役，绝大多数都是他主动进攻的。
先破面，后取点。在攻占一个中心点之前，先分兵作面上的破坏，然后集中兵力攻击这个中心点。对敌人防守坚固的军事重镇，先以一部屯于城下，围而不攻，以大部分掠城外四周支撑点，使坚城变成无援的孤城，然后集合各路军于城下迫敌求和，如敌不和则一举攻破之。成吉思汗第一次攻金，进围中都，迫金求和，第二次攻金，破中都;西征花刺子模，取其新都撒麻耳干;以及最后一次用兵，攻灭西夏，都是采取的这种战法。
迂回侧击，出奇制胜。遇敌在正面布署重兵，或者凭险固守，难以攻破，便以偏师攻敌正面，吸引敌军注意力;同时利用骑兵快捷机动的条件，派主力作深远迂回，出敌不意，攻其侧背。首次攻金，成吉思汗率军迂回易、涿，派者别自南口反攻居庸关。他在临终时，遗嘱儿子们攻金时要避开金派重兵扼守的天险潼关，从山西临汾迂回到河南邓县，再转锋而北，袭击京都汴梁。这是迂回侧击，攻其无备的两个典型战例。《孙子兵法》说:“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计者也。”成吉思汗正是一位熟谙迂直计的人。
③主要战术成吉思汗在他一生进行的数不清的战斗中，常常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这与他善于根据敌我双方情况，灵活的运用战略战术有至关重要的联系。正如罗马法王使节普拉努卡尔皮尼所说:“蒙古军的胜利，不是以其身体条件，也不是以其兵数之多，从身体条件而言，蒙古人劣于欧洲人，而其人数也不多，结局能取胜，要归功于其优越的战术。”对于成吉思汗的主要战术，他自己在灭乃蛮部的战争中，结合过去作战经验，总结了“进如山桃皮丛，摆如海子样阵，攻如凿穿而战”的三条战术原则。这是成吉思汗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最基本的战略战术。简短的三句话，概括了蒙古军队对敌进攻时的开进、摆阵、攻击的三条原则。三者是缺一不可的完整战术思想体系。
“进如山桃皮丛”，是指大军开进时，“先发精兵，四散而出，登高眺远，深哨一二百里间，掩捕居者行者，以审左右前后之虚实。”(《黑鞑事略》语)侦察、警戒前进，同时采取宽正面、大纵深、多路、多方向隐蔽、神速的联络开进，如同山桃皮丛一样。
“摆如海子样阵”，是对军队的兵力部署与使用、进攻态势和方式而言。《黑鞑事略》说:“其阵利野战，不见利不动，动静之间，知敌强弱，百骑环绕，可裹万众，千骑分张，可盈百里，摧坚陷阵，全借前锋.“凡遇敌阵，则三三五五四五，断不簇聚为敌所包”，“敌分亦分，敌合亦合，故其骑突也，或远或近，或多或少，或聚或散，或出或没，来如天坠，去如电逝。”“自迩而远、俄顷千里”。这清楚的说明，部署和使用兵力时，要选择利于野战之阵地，实施大迂回、大包围(指战略，外线包围)，以少数兵力包围其敌人而不被众多的敌人所包，如同摆大海一样阵势，然后聚聚散散、进进退退、多多少少、远远近近，以“来如天坠，去如电逝”，神速奇袭的动作攻击敌人，以使在动静之间知敌强弱，分人之兵，选准凿穿目标和主突方向。
“攻如凿穿而战”。是说攻打敌阵时，像用凿子穿木一样，对敌进行纵深突击，长驱直入，直逼其中军和首脑统帅部。凿攻时机，应专务敌人乘乱之机，待敌溃乱，从乱疾入。乱敌之法多矣，如《黑鞑事略》所云:“四面八方，响应齐力，一时俱撞”，“或臂团牌，下马步射”，“百计不中，则必驱牛畜，或鞭生马，以生搅敌阵”，“诡弃辎重，故掷黄白”，示之以动、诱之以利、佯北而走、突然逆袭等等，举不胜举，根据敌情、地形、作战对象、作战方式灵活运用。
在成吉思汗西征之前，蒙古族尚无文字。因此成吉思汗不曾熟读兵书战法，也没有军师的指导，他的军事思想，除了学习前人有用的成功经验之外，主要是靠他自己及其部属在战争实践中逐步摸索总结出来的。“十三翼之战”前，成吉思汗在治军和用兵上还明显地暴露出经验不足的弱点。在以后对克烈部的作战中，无论是战略筹划，策略运用，还是战术手段，则显巧妙练达，举止适宜。到征乃蛮时，成吉思汗治军和指挥作战的一套原则、方法便基本形成。之后，随着战争实践的不断增多，经验也更加丰富，其军事思想也日臻完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