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从万历到崇祯–衰败时期
作者：毛佩奇 王莉
出自————《中国明代军事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六、从万历到崇祯–衰败时期
(一)萨尔浒之战
萨尔浒之战是明廷与新兴的后金政权的第一次大规模交锋。这场为期四天的战争中，后金在努尔哈赤的率领下，以6万人对付明军10万人的主动进攻，各个击破。明军三路丧师，损失惨重。这一仗奠定了明清辽东战场的基调，明取守势，后金取攻势，这是明清间最为关键的一仗。
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起兵，偷袭抚顺成功，辽东巡抚李维翰所率的1万援兵也被击败。七月，努尔哈赤率兵攻清河，守军1万，城破俱被杀。明廷举朝震动。辽东是京师的屏障，辽东不安则京师动。为此，明廷决定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以图彻底解决后金问题。
明廷的战前准备进行了近10个月。首先，增调人马，辽东兵力号称8万，但精壮能战者只有1万余人，又分散于各地戍守，明廷无兵可用，乃征调福建、浙江、四川、山东、山西、陕西、甘肃等军队赴辽。到万历四十七年二月，集结了主客官军88000余名，其中的13000人来自朝鲜。其次，进行了物质上的准备，加派辽饷，每亩3.5厘，共实派额银200余万两。
明军的战略部署是分兵合进，目标是后金的根据地赫图阿拉。四路进兵，从四面包围之，具体布置如下:东南路，总兵官刘鋌率军出宽奠，会合朝鲜军13000人，从东南向赫图阿拉挺进。南路，辽东总兵李如柏率军由清河出鸦鹘关，从南面进攻赫图阿拉。西路，山海关总兵杜松率军由沈阳出抚顺关，沿浑河从西面向赫图阿拉进发。北路，总兵马林率军由靖安堡趋开原、铁岭，从北面进攻赫图阿拉。经略杨镐为四路军总指挥，坐镇沈阳。
后金方面，努尔哈赤通过侦察，尽悉明军进攻方略。连明军邸报，也用重金雇人抄来。努尔哈赤知己知彼，确定作战方略:”明使我先见南路有兵者，诱我兵而南也。其由抚顺所西来者，必大兵也。急宜拒战，破此，则他路兵不足患矣。”(《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六)并概括为”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正月，诸路军既集，朝廷恐大军屯集时间过长，耗费粮饷，要求速战。决策人物大学士方从哲、兵部赵兴邦皆不知边计，发红旗催战，杨镐不得已，于二月十一日誓师辽阳，约定二十一日，四路大军出师。二十一日赶上大雪迷路，推迟到二十五日。刘鋌、杜松老将，久历战阵，知敌未可乘，劝杨镐慎重行事。杨镐不听，悬一剑于军门，威胁诸将再不听令将以军法从事，刘鋌等不敢再争。大军在不明敌情、不谙地势的情况下盲目出征。
努尔哈赤只以500名守军阻南路，集中全部兵力，迎击西路杜松所率3万明军。
明军杜松一路，出沈阳，从抚顺关出塞，道路平坦。三月初一日，出抚顺，沿浑河岸前进，第二天到达萨尔浒。得知后金正派兵构筑界凡城，以阻挡明军东进。杜松乃留下两万人驻守萨尔浒，自领1万人攻打界凡。这时，努尔哈赤率领的后金军队已到达界凡之东，抓住了各个击破的战机，决定”先破萨尔浒所驻兵，此兵破，则界凡之众，自丧胆矣”《汰祖高皇帝实录》卷六)。努尔哈赤派代善、皇太极带领二旗截击杜松，自己率六旗直攻萨尔浒，明军遭到数倍于自己的后金军的突袭，很快被全歼。努尔哈赤歼灭萨尔浒明军后，迅速挥师界凡，与代善、皇太极军会合。杜松万人陷入后金军6万人的重围。明军死者遍野、血流成河，杜松阵亡，西路军全军覆没。杜松在陕西久经战阵，是一员勇将。此次先行，期以头功。他还随身带着锁链，准备亲缚努尔哈赤。说明他对敌情不明，轻敌妄动，终致覆亡。
马林所率北路明军，出三岔口，三月二日进至富勒哈山的尚间崖(萨尔浒西北30余里)，闻杜松败报，军中震动。大军驻尚间崖，派监军潘宗颜率部分明军驻于斐芬山，游击龚念遂率部分明军驻于斡辉鄂模，相距数里，成犄角之势。马林无将才，行前，潘宗颜上书杨镐称:”马林庸懦，不堪一面之寄，乞易别帅，而以林遥作后应。”杨镐不听。强敌当前，马林将本已不多的明军分作三处，又重蹈杜松军被各个击破的覆辙。马林夜闻杜松败报，天明，已见后金军迎面扑来，后金先破龚念遂部，继破尚间崖的明军大本营，再破潘宗颜。龚、潘战死，马林于混战中率残兵逃回开原，北路明军覆没。刘蜓率东南路明军二十五日出宽奠，在崎岖的山路中跋涉，行动迟缓。
三月四日，才过董鄂河，到达阿布达里冈，距赫图阿拉尚有50里，姜弘立率领的朝鲜军到达富察，距刘鋌军10里。此时，西北两路军已覆亡，但刘鋌未得任何消息。努尔哈赤留4000人在赫图阿拉防备李如柏的南路军，自己坐镇。命代善、皇太极率主力赶赴东南对付刘鋌军。后金诈为杜松军，邀刘鋌速来合战。刘鋌中计，挥师速进，登阿布达里冈制高点。后金军拿着杜松军的旗帜先登，刘鋌不知，军士闯入敌阵。后金军由上而下，进攻明军，明军阵乱，刘鋌战死，东南路军朝鲜裨将金应河拒山为营，以火铳拒战，忽遇大风，火铳无法发射，后金兵乃冲入营中，金应河持大弓射敌，力尽身死。朝鲜主将姜宏立率军降。
刘鋌在朝鲜抗倭战场及播州之役屡立战功，与杜松齐名，为明军宿将。
此次出兵，杨镐本意是虚张声势以应付朝廷之催促，希望在近塞小胜以塞责。而刘杜俱宿将，有犁扫王庭之志，遂率军深入，遇伏尽没。
李如柏南路军行动迟缓，刚到虎拦路，杨镐接到明军三路丧师之报，急令李如柏退师，李如柏军撤退途中，遇后金哨兵20余人，后金兵见明军阵乱，登山鸣锣，佯作攻击状，明军如惊弓之鸟，自相践踏，”死者千余”。
萨尔浒之役，明军三路丧师，阵亡45000余将士，损失马匹4万，辎重器械无数，明军惨败，明廷对后金的政策由进攻转为防御，后金力量猛增，由防御转为进攻。
这是一个以少胜多，速战速决的著名战例。
(二)熊廷弼经略辽东萨尔浒败报入京，举朝震动，感到辽东事态严重。杨镐、李如柏被逮下狱。明廷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
熊廷弼(1569-1625年)，字飞白，江夏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曾巡按辽东，主张防边以守为上，缮垣建堡，推行屯田，在辽东数年，杜馈遗，核军实，按劾将吏，不事姑息，风纪大振。万历四十七年，杨镐既败，努尔哈赤乘胜向开原、铁岭进军，二城相继失陷。沈阳孤立，辽东危势日甚。熊廷弼受命后，于万历四十七年八月，抵达辽阳，明军新败，士气低落，畏敌如虎，百姓也纷纷南逃，沈阳几成空城，数百里无人迹，令佥事韩原善往抚沈阳，韩吓得不敢前往。改派佥事阎鸣泰，至虎皮驿，恸哭而返。熊廷弼乃亲自前往，自虎皮驿抵沈阳，复乘雪夜赴抚顺，招抚流民，督军士造战车，治火器，浚濠缮城，分布兵马。经过几个月的经营，人心渐固。熊廷弼经略辽东的主导思想，是以防御为主，经过十个多月的经营，辽阳的”颓城如新，丧胆之人复定。至奉集、沈阳二空城，今且俨然重镇矣”《明史·熊廷弼传》)。
熊廷弼经略辽东初见成效时被罢官。熊廷弼性刚负气，不徇私，得罪了一些朝臣。朝中党争愈演愈烈，浙党给事中姚宗文因怨恨熊廷弼不替他说话，遂联络同党，在朝中攻击熊廷弼出关逾年，漫无定划，军马不训练，将帅不部署，人心不亲附。御史熊三元甚至声称不罢熊廷弼，”辽必不保”，朝廷罢免了熊廷弼，以袁应泰为辽东经略。
袁应泰为文官，不知兵。认为熊廷弼执法过严，凡事宽容。招抚了大批蒙古降人，居于辽沈二城。天启元年(1621年)，努尔哈赤倾国而来，进取辽沈。三月，进抵沈阳城下，沈阳是明辽东重镇，总兵贺世贤、尤世功驻守，但贺世贤勇而无谋，出城迎战阵亡，尤世功援之，亦战亡。城内蒙古降民为后金内应，号称”坚城”的沈阳遂陷。三月十八日，后金在稍稍休整后进攻辽阳，辽阳为明辽东首府，明朝统治东北的中心，辽东经略驻节城中，辽阳恃沈阳、奉集堡、虎皮驿为藩屏，精锐明军分驻三城，三城既失，辽阳不保，城中1万明军经过三天激战，终因寡不敌众，城破，袁应泰自杀。后金兵乘机进占了辽东大小70余城，迁都辽阳。
明廷闻讯，京师戒严，城门昼闭，又议起用熊廷弼。天启元年七月，明廷又一次任命熊廷弼为辽东经略，以王化贞为巡抚，驻广宁。明廷对辽东是以进攻为主还是以防御为主的这一重大战略决策问题久未能决。辽东经、抚二人，一个主战，一个主守。经抚不和，成为必然，熊廷弼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驻山海关。熊廷弼主张以守御为主，他一受命，便提出三方部署之策:广宁用骑兵到垒河上，天津、登莱各置舟师，乘虚入攻，牵制后金，乘机复辽阳。又请求增调20万大军以备守御。王化贞主战，他认为登莱、天津兵均可不必设，入卫兵亦不必调，盲目相信蒙古虎墩兔许诺出兵40万，又相信已降后金的明将李永芳会为内应。王化贞好大喜攻，一切士马、甲仗、粮草、营垒均不问，专以大话蛊惑朝廷。二人各持己见，势同水火。这时，王化贞部将毛文龙收复了镇江(丹东)，王化贞以为奇功，奏捷京师，朝中亦相信辽东可指日而复。
王化贞引朝中兵部尚书张鹤鸣为援，其奏请无不应允，许其不受熊廷弼节制。熊廷弼所奏请之事则横生事端。熊廷弼虽为经略，手中只有5000兵马，屯于右屯。王化贞在广宁拥兵14万，大权在握，轻视强敌，以为自己挥师6万，联合李永芳及蒙古军，既可收复失地。
在明廷经抚相争，疆场之策久不能定之时，后金则积极积蓄力量，准备进兵。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二十日，后金军5万渡河，直逼西平堡。熊廷弼出关后，议以重兵内护广宁，外扼镇武、闾阳。令刘渠以2万守镇武，祁秉忠以万人守闾阳，又令罗一贯以3000人守西平，令三处互相应援。后金兵发动进攻时，明廷正议罢熊廷弼，专用王化贞。闻西平堡大敌当前，乃罢此议。王化贞信军中心腹骁将孙得功之计，尽调广宁兵趋西平堡，命孙得功、祖大寿等会合祁秉忠迎击后金兵。熊廷弼亦命刘渠撤营，全力赴援。二十二日，双方战于平阳桥。两军刚一交锋，孙得功及参将鲍承先等先奔，镇武、闾阳兵大溃，刘渠、祁秉忠于沙岭阵亡。西平堡守将罗一贯待援不至，与参将黑云鹤亦战死。孙得功久有降清之志，他率先逃回广宁，扬言后金兵已追至城下，满城混乱，百姓争相逃出城。王化贞不辨真伪，仓皇西逃。孙得功命部下封府库，坐待后金兵。其实，后金兵当时正驻扎在沙岭，王化贞逃出广宁之后二日，孙得功才引后金兵进入广宁。
王化贞在凌河见到熊廷弼，大哭。熊廷弼嘲笑其”六万众一举荡平，竟何如?”《明史。熊廷弼传》)王化贞很惭愧，议守宁远及前屯，熊廷弼不同意，认为为时已晚，只有护溃民入关而已。他以自己的5000兵援王化贞殿后，尽焚积聚的粮草，于二十六日入关。
熊廷弼第二次经略辽东，因有王化贞及朝中权贵掣肘，防御部署未能尽行。大敌当前，他与巡抚王化贞争持不下，负气拖延出关，出关后不到重镇广宁，仅驻右屯。广宁败后，竟主张弃宁远、前屯等关外之地，退守关内，对辽东战场形势的急剧逆转，负有一定的责任。而志大才疏的王化贞误国误己，更是罪责难逃，广宁败后，二人均下狱。专权的魏忠贤一手遮天，向熊廷弼索赂不成，遂力主速斩熊廷弼，天启五年(1625年)十月，熊廷弼被斩，传首九边。王化贞拖至崇祯五年(1632年)才被处死。
熊廷弼是一个优秀的将领，因明廷愚蠢腐败的党争而难以展布才华，并最终被腐朽的政治拖入死胡同。
(三)袁崇焕与宁远保卫战
袁崇焕(1584-1630年)，字元素，广东东莞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
广宁之役，明军溃败，朝中官僚纷纷主张退保山海关。袁崇焕当时任兵部主事。他单骑出关，察看敌情。还朝后说:”给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辽东”。朝中官僚已被后金吓破了胆，闻其豪言，欣然许其出关，命其为关外监军。发饷20万两，令其召募人马。王在晋接替熊廷弼为辽东经略，很倚重袁崇焕。令其出关驻中前所，理前屯卫事。后又赴前屯安置流民。袁崇焕受命，”即夜行荆棘虎豹中，以四鼓入城，将士莫不壮其胆”(《明史·袁崇焕传》)。袁崇焕与经略王在晋在辽东防御策略上有很大分歧。王在晋素无远略，主张于山海关外八里铺筑城防守。袁崇焕不同意这种消极的防御之策。二人争持不下，上报朝廷。首辅叶向高犹豫不决。但大学士孙承宗支持袁崇焕，愿亲自出关考察敌情。于是孙承宗被任命为辽东经略，王在晋被调任南京兵部尚书。
袁崇焕主张守宁远，孙承宗遂命袁崇焕与总兵满桂负责宁远守御。袁崇焕在宁远用了两年的时间，修筑城墙，激励士卒，宁远成为关外重镇，商旅云集，流移者复业，远近视宁远为乐土。
天启五年夏，孙承宗与袁崇焕决定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修筑城廓，收复失地200里，宁远城成为内地。孙承宗与袁崇焕在关外四年，修复大城9座、营堡45个，练兵11万，立车营12、水营5、火营2、前锋后劲营8座。选甲胄、器械、弓矢、炮石、渠答、卤楣之具数百万。拓地400百里，开屯5000顷，岁入银15万两。
天启五年十月，局势发生了急剧逆转。孙承宗辞职还乡，高第代其为辽东经略，高第到任后，尽反孙承宗之所为。他认为关外不足守，尽撤锦州、右屯守备，移将士于关内。袁崇焕力争，言兵法有进无退，二城已复，安可轻撤，锦、右为防敌前沿，二城一失，宁远、前屯震动，关门亦失保障。高第坚持己见，还想撤宁、前二城的防御。袁崇焕愤然称:“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明史·袁崇焕传》)高第便撤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备，尽驱兵入关，委弃米粟十万，兵民死亡载道，哭声震天，关外兵剩下袁崇焕坚守宁远孤城。
努尔哈赤得知高第已将关外守军撤入关内，乘机出兵。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后金军13万大举西渡辽河，二十三日抵达宁远，将宁远城团团围住。袁崇焕刺血为书，与将士誓死守城，尽焚城外民居，将军民迁入城内。坚壁清野，以待来犯之敌。城内由同知程维模负责稽查奸细，以防沈阳城的悲剧重演。传檄前屯守将赵率教，山海关守将杨麒，宁远城有士卒逃至，可尽行斩杀，士卒知逃无生路，守心益坚。二十四日，后金大军发起攻击，袁崇焕在这场战争中首次使用西洋巨炮轰击敌营,一炮歼敌数百。努尔哈赤指挥后金兵死战，定要拿下此城，矢石不退，戴楣穴城，将宁远城凿开高两丈多的缺口三四处，城上守军以火毽、火把焚之，引燃其循牌，挖城的兵士被烧死，乃稍退却，努尔哈赤认为宁远城小势孤，志在必得，但三天急攻，伤亡众多，只得撤围。途中尽焚宁远东觉华岛上积储，退回沈阳。朝中闻宁远被围，兵部尚书王永光集众臣议战守之策，人言纷纷，均无良计，高第与总兵杨麒拥兵山海关，坐视不救。朝廷上下均以为宁远必不保，袁崇焕的捷报入京，举朝震惊，立即升袁崇焕为右佥都御史。
后金兴兵以来，所向无不摧破，明朝诸将无人敢议战守。袁崇焕始议战守。三月，复设辽东巡抚，以袁崇焕担任。宁远之役，是明对后金作战以来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努尔哈赤自兴兵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唯宁远一城，攻之未下，遂愧恨而归，不久病死。亦有记载称其于宁远城下被炮击中，身负重伤，回沈阳后伤重而死。
袁崇焕在宁远之役后，为争取时间，在山海关外400里的锦州、中左、大凌河三城构筑防线，派人向后金议和。
后金方面，努尔哈赤刚刚死去，皇子们发生皇位之争。皇太极继位，正值盛年，有意继承父志，入主中原。但当时后金新占辽沈地区，统治并未稳固，皇太极又要进行政治改革，加强皇权，又要解决东部蒙古、西部朝鲜问题，以避免自己三面受敌，遂与袁崇焕不断书信往还。但双方提出的条件差距极大，都无议和诚意，仅以此作为缓兵之计。
皇太极利用这段时间，先解决朝鲜问题。袁崇焕则趁后金大军出征之时，抢修锦州、中左、大凌三城。
天启七年(1627年)，皇太极出兵征服了朝鲜，回师沈阳后，得知袁崇焕正在关外筑城，决定抢在辽西要塞完工之前向明军发起进攻。他亲率八旗大军，于五月六日从沈阳出发，到广宁后，分三路进军，迅速攻占了大小凌河、右屯卫等城堡。五月十一日，大军进抵锦州城下，四面合围。赵率教率3万人守锦州，后金军全力攻城西一隅。赵率教命全城兵士尽趋西城防御。城上明军火炮齐发，矢石如雨，顶住了后金军连续14天的进攻，后金军损失惨重。袁崇焕在宁远，认为宁远兵不可轻动，选精骑4000，命尤世禄、祖大寿率领，绕出敌后，增援锦州。另遣水师东出，牵制后金军，尚未成行，后金军已分兵于二十八日来攻宁远。袁崇焕与中官应坤、副使毕自肃在城内拒守。列营濠内，用巨炮击敌。令满桂、尤世禄、祖大寿到阵城外迎敌。激战中，双方伤亡均很大，满桂身负重伤。贝勒济尔哈朗、萨哈廉、瓦克达俱受伤。后金军遂弃宁远不攻，全力攻锦州。皇太极亲自督战，但锦州城守御工事已竣工，城池坚固，将士一心，久攻不下。后金兵不耐酷热，士气低落。六月五日，皇太极不得不饮恨撤围。这场战役，被称为宁锦大捷。事后，朝中专权的魏忠贤因不喜欢袁崇焕命其党羽论袁崇焕不救锦州之罪。袁崇焕只得乞休还乡。宁锦守将俱加官进爵。魏忠贤之孙竟也因”功”封伯。袁崇焕仅进官一级。
(四)松锦决战
崇祯初，袁崇焕被召还，督师蓟辽。袁崇焕一上任，认为驻守皮岛的毛文龙跋扈，曾认魏忠贤为父，名列阉党，决心除去毛文龙。崇祯二年(1629年)他以阅兵为名，杀掉毛文龙。实际上，毛文龙坚持抗后金的立场，不断骚扰金的后方，成为后金的隐忧。袁崇焕此举，失之轻率。皮岛人心涣散，一些将领孔有德、尚可喜等均投向后金。
袁崇焕上任，曾许诺崇祯五年即可收复辽东。实际上他深知明兵力不敌，辽东难复，徒以甘言取悦求胜心切的崇祯帝罢了。他认为可以利用议和来履行这一诺言，诱使后金退出辽东地区。皇太极的军事力量正处于上升时期，志在中原，仅假意应付袁崇焕，暗中积极备战。袁崇焕则不顾崇祯帝及廷臣的反对，积极议和。
崇祯二年十月，皇太极绕开防守坚固的宁锦防线，取道蒙古，从山海关以西南下，山海关总兵赵率教驰援，战死于遵化城下。后金军直驱京师。袁崇焕率兵千里赴援，十一月抵蓟州。但后金又绕开蓟州西进，连下三河、香河诸城，此次进攻，皇太极一直避开袁崇焕防区，从蓟辽总理刘策防区进抵京畿。京师纷传袁崇焕积极议和，欲引敌作城下之盟。皇太极感到有机可乘，利用这种舆论，巧设反间计，利用一个被俘的太监，让他”偶然”听到了后金将领关于袁崇焕与皇太极有密约的”机密”，又让他”成功”地逃回了京城，报告给皇帝。崇祯帝是个疑心极重的人，这种”蒋干盗书”的伎俩并不新鲜，但崇祯信之不疑，结果当然是袁崇焕下狱被杀。十二月，皇太极见此番用兵以试探明廷实力的目的已达到，遂主动撤兵，沿途攻下遵化、永平、滦州、迁安等城，派兵驻守，余部退回沈阳。
孙承宗接替了袁崇焕之职，很快收复了遵化等四城，并率兵出关，重筑大凌河城。崇祯四年(1631年)，皇太极出兵围困大凌河4个月，守将祖大寿力尽投降。孙承宗遭弹劾归乡。
崇祯七年(1634年)皇太极绕过明军在关外的防线锦州、松山、杏山、山海关一带，绕道蒙古，远袭宣府、大同，饱掠而归。
崇祯八年(1635年)，多尔衮征服了漠南蒙古，获元朝的传国玉玺，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于沈阳登基称帝，改元崇德元年，国号大清。这一年，清兵从独石口入关，在畿内略城略地，一个多月后退回。崇祯十一年，清兵第四次进入畿内，并攻入河北、山东，达6个月之久。明军除卢象升部于河北巨鹿庄与清兵激战，全军覆没。其他州县，不堪一击。
经过数次试探，皇太极发现明王朝大厦将倾，取而代之的时机已到，遂决心正面进攻明王朝的辽东防线。
锦州是明朝的关外重镇。自袁崇焕坚守宁远以来，这里一直重兵防守。
明清间十多年对峙。崇祯四年，大凌河明朝据点被拔除后，锦州就完全暴露在敌军面前，成为明王朝在关外的前沿阵地。锦州南十多里是松山城，松山西南十多里处为杏山城，杏山西南约20里处是塔山城，塔山西南数十里处是明朝关外的另一重镇宁远。因此，松山、杏山和塔山三城是锦州的坚强后卫，又是宁远的藩屏。清兵欲从正面入关，必须突破宁锦防线。
对于如何攻取锦州城，努尔哈赤与皇太极均有过失败的教训。这次，皇太极决计改变策略，改强攻为长期围困。崇祯十三年(1640年)三月，皇太极派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多罗贝勒多铎为左右翼元帅，驻军义州，开始实施围困计划。清兵在义州修城筑屋，开垦屯田，为持久计，并派兵扫清锦州城外据点。清兵三个月一更班，轮番戍守。第二年三月，清军逼近到锦州城外火力不及之处扎营，围绕锦州城外四面各设八营，绕营挖一深壕，沿壕设垛口，每两旗间挖一道长壕，临城的一边设哨兵监视锦州城。
清军还下大气力改善武器装备，赶造红夷大炮60门，招募善架登城云梯者千人，买蒙古良马万匹。
经长期围困，守卫锦州外城的蒙古兵支撑不住，2000余人降清。外城虽破，守将祖大寿率明军仍坚守内城。祖大寿于大凌河战斗中曾降清，后诈称回锦州搬取家小，入城不出，仍为明廷守锦州。
崇祯十四年五月，祖大寿已被困5个月，声援断绝。一士卒溜出城外送信，称城内粮食足以支持半年，但缺少薪木，并传出祖大寿之计，命援军以车营逼之，不要轻战。
总督洪承畴集兵数万，只待朝廷令下赴援。但朝中是战是守，计议不定。兵部尚书陈新甲主战，要求洪承畴兵分四路，一路出兵塔山，趋大胜堡，攻清营之西北一路出兵杏山，抄锦、昌，攻其北;一路出兵松山，渡小凌河，攻其东;正兵出松山，攻其南，洪承畴统八镇兵，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朴、密云总兵唐通、蓟州总兵白广恩、玉田总兵曹变蛟、山海关总兵马科、前屯卫总兵王廷臣、宁远总兵吴三桂。八镇兵计大军13万。洪承畴认为，八镇兵中，仅白广恩、马科、吴三桂敢战，而将三镇兵分三路，势分力单，主张”且战且守”，明军”久持松、杏，转饷锦州，守御颇坚，未易撼动。若彼再越今秋，师老财匮，即朝鲜亦穷矣，此可守而后可战之说也”，但陈新甲仍持前说，命职方郎中张若麒到洪承畴行营催战。张若麒是一个躁率喜事的人，不懂军事，认为锦州之围可立解。陈新甲又荐前绥德知县马绍愉知兵，命为职方主事，出关赞画。张、马二人称边兵可战，不接受洪承畴持久之计，日日催促洪承畴进兵。崇祯帝亦下密诏，命洪承畴出兵解围。
七月，洪承畴被逼无奈，把粮草屯于杏山与塔山之间的笔架山，自己率6万人先行。诸军随后，到松山集结。洪承畴将骑兵环列于松山三面，步兵结营于乳峰山与松山之间。明军军势甚锐，在八月初进行的乳峰山争夺战中，屡败清兵。夺占了两红旗及镶蓝旗的阵地。祖大寿亦分步卒分三道突围，冲破了二道防线，至第三道防线遇阻退回。清兵遂坚壁不出，向沈阳求援。皇太极急派沈阳军马西赴锦州，自己先率3000骑兵赴援，昼夜奔驰6天，于八月十九日抵达靠近松山的戚家堡，指挥清军赶挖战壕三重，深8尺，广丈余，围困松山明军。
松山处锦州、杏山之间，为宁远锦州咽喉之地，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因此成为明清双方的必争之地。松山被围，松杏间通道被切断，松山粮饷仅足三日，诸将惧，议回宁远就食。张若麒亦主此说。诸将各怀去志。洪承畴不主张退兵，要求将帅明告士卒:战亦死，逃亦死，战或可死中求生。决定明日决战。总兵王朴畏敌如虎，不敢应战，乘夜先遁，诸军动摇，唐通、马科、吴三桂、白广恩亦相继逃跑，马步兵自相践踏，弓甲遍野，遥见火光，始知敌营在前，又退回。清军早已设下埋伏，于各路截杀，吴三桂、王朴率残部逃到宁远。这次战役，清军歼灭明军53700余人。
洪承畴与总兵曹变蛟、王廷臣及巡抚丘仰民率残兵1万余，退守松山孤城。夜里，洪承畴留兵1/3守城，2/3决围冲向敌阵，双方战于尖山石灰窑。清兵被击退，但明军屯于海岸，潮涨，尽被海水淹没，来得及逃跑的仅200余人。唯独总兵白广恩回到松山参加防御，张若麒、马绍愉搭附海船逃回宁远，并上书称洪承畴失计，以逃脱罪责。
这次战役，洪承畴初不欲战，陈新甲趋之战，冒险轻进，已伏败迹，既战，洪承畴则欲力战，张若麒、马绍愉又主退师就饷，视兵事如儿戏，终招败绩。
皇太极对松山仍采取围而不攻之策。洪承畴五次突围，均被堵回。第二年二月，城内粮尽，副将夏成德降清，于二月十八日夜引清兵入城。曹变蛟、丘仰民等被俘，不屈被杀，洪承畴亦被擒，在皇太极的亲自劝说下，投降。松山既降，锦州军心瓦解，被围一年多，”城内粮尽，人相食，战守计穷”《东华录·崇德七》)。守将祖大寿降。四月九日，清军攻陷塔山，城内守军7000，或被杀，或自焚，无降者，马绍愉则趁乱逃出塔山城。二十一日，杏山明军降。至此，明朝关外四城尽失，明廷经此次战役，元气大伤，败局已定。
(五)杨嗣昌与十面张网
杨嗣昌(1588-1641年)，字文弱，武陵人，陕西三边总督杨鹤之子，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崇祯初年曾任永平、山海诸处巡抚。崇祯七年，以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大、山西军务。他”博涉文籍，工笔札，有口辨”(《明史·杨嗣昌传》)，深得事君之道。崇祯九年秋，兵部尚书张凤翼卒，崇祯皇帝决定起用在家为父母服丧的杨嗣昌。崇祯十年三月，杨嗣昌抵京上任为兵部尚书，崇祯帝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杨嗣昌一上任，抛出了精心策划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之策，以对付日益壮大的农民起义军。
崇祯年间，明王朝内忧外患，兵员、财力处处捉襟见肘，杨嗣昌制定的战略部署，是以”安内方可攘外”为基础的，他认为农民起义军是腹心之患，清兵的军事进攻为肩臂之患。应集中力量对付农民军。为此，他十面张网，进行了全面围剿农民军的战略部署:陕西、河南、湖广、凤阳这四个农民起义军活动的主要地区为四正，四处地方巡抚”分剿而专防”，以剿为主，以防为辅。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六处巡抚”分防而协剿”,即堵击起义军进入自己辖区，必要时也参加协剿，以上谓之十面之网。以陕西三边总督统率西北边兵，同中原地区五省军务总理统辖的机动兵力为主力，”随贼所向,专征讨”《明史·杨嗣昌传》)。十面之网部署周密，滴水不漏。
为实施这一部署，杨嗣昌在十个防区增兵增饷，他建议共增兵20万，具体方案是:凤阳和泗州祖陵官兵5000，承天祖陵官兵5000，坚守不动。陕西三边总督官兵3万，总理军门官兵3万，为机动兵力，追剿义军。凤阳、陕西二巡抚各官兵1万;湖广、河南二巡抚各官兵15000。
增饷280万，措饷之策”日因粮，日溢地，日事例，日驿递”。因粮就是加派，计加派1929000余两，是为剿饷。溢地，就是将农民新开垦的田地计亩征税。执行时，户部尚书程国祥竟援引唐例，向城市居民征收门面税，每户税银一钱，额定406000两。事例，富民输资为监生，期限为一年。驿递，就是将以前裁省之银20万两充饷。
关于用人，杨嗣昌大力推荐两广总督熊文灿。熊文灿为贵州永宁卫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曾于福建巡抚任上招抚海盗郑芝龙。总督两广军务后，又平定海盗刘香，得到朝廷赏识。熊文灿并无多大真才实干，惟好大言自夸。他久官两广，这里物产丰盈，又是对外贸易的港口，他经常罗织奇珍异宝进献朝中权贵，以图保住两广总督这个肥缺。崇祯帝生性多疑，曾派宦官赴广西采办药材为名，暗查熊文灿，熊文灿自然了解崇祯的用意，他以赀财厚结这个宦官，留饮10日，宾主尽欢。席间谈起中原战局，久不能定。熊文灿仗酒狂言:”诸臣误国，若文灿往，讵令鼠辈至是哉?”(《明史·熊文灿传》宦官大喜，告以此行实情，并称一定向皇帝推荐其担任平寇重任。熊文灿一听此言，酒醒一半，后悔失言，以平寇尚有五难四不可搪塞，宦官哪里听得进去，还朝后，立即向崇祯推荐。杨嗣昌向来善于迎合帝意。闻知，即上书推荐熊文灿堪任五省军务总理，以替代才能平庸的王家祯。
崇祯十年十月，杨嗣昌认为部署已定，请皇帝正式下达围剿令。杨嗣昌决心下三个月的死功夫，了此10年不结之局。
此时战局为:洪承畴部明军专门对付活动于陕西等地的李自成部;熊文灿部专门对付活动于河南、湖广、江北一带的张献忠、罗汝才、马守应等部。西北地区洪承畴、孙传庭所部边军是明军主力，人数多，素称敢战，在三个月的期限压力下，积极行动，李自成部处于不利形势，在甘肃河州、洮州打了败仗，人马损失很大，不得已兵分几路，隐蔽行进。李自成率300人行至甘肃礼县北马坞，被明军发现，追兵相距仅四五十里，处境极为不利，但明军在马坞驻扎了一夜，天明起程，追击方向错误，李自成脱险进入川陕交界与部将李过、刘体纯会合。五月，李自成入川，洪承畴紧追不舍，七月，双方在四川广元县交战。八月初五日再次于南江县交战，十六日在陕西城固县，又被追击，接连败北，只剩一千四五百人，避入附近山区。
崇祯十年、十一年，在河南、湖广、江北一带活动的义军有15家之称。
除八大王张献忠、曹操罗汝才、老回回马守应外，还有闯塌天刘国能、混十万马进忠、射塌天李万庆、过天星惠登相、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蔺养成等，实际数目不止于此。他们时分时合，在明军的追剿下，连遭败绩。崇祯十年八月，张献忠在河南南阳地区被左良玉击败，负了伤，退到麻城，同闯塌天刘国能部汇合。十二月，总理熊文灿派人到营中招降，张献忠部接受。
杨嗣昌主剿，熊文灿主抚。崇祯十一年，活动于湖南、湖广地区的各支义军绝大部分受抚，杨嗣昌的十面张网暂时奏效。但”三月平贼”的计划却无法兑现。
副总兵杨德政认为”流寇”之所以难平，是因为他们流动性极强。提出加强地方武装，杨嗣昌很赞赏这一方案，提议先在畿辅、山东、河南、山西实行，然后推广。规定每府练民兵1000，州700，县500。加征练饷以实施这个方案，计年征练饷730多万两。这样，原来声称只征一年的剿饷不仅没有停止征收，又增练饷。
崇祯十二年四月，杨嗣昌认为”抚局”并不可靠，决计先下手为强，秘密调集大批军队向郧阳、襄阳地区集中，企图趁义军不备，一举全歼。在杨嗣昌调兵遣将、筹措兵饷的忙乱之中，张献忠已于五月重新起义，并带动了各支受抚义军再起，攻下房县县城。
总理熊文灿见主抚不成，恐朝廷治罪，急令左良玉进剿，左良玉迫于无奈，率兵进山，粮饷不济，人困马乏，赶至房县，陷入张献忠的重围，大败而归，损失了1万余人。崇祯大怒，将熊文灿革职，十面之网被义军攻得七零八落。杨嗣昌离京抵襄阳，就任督师，指挥追剿。崇祯十四年，杨嗣昌的襄阳大本营被攻破，襄王被杀。李自成部攻入洛阳，福王被杀。杨嗣昌眼见自己督师以来，疲于奔命，碌碌无功，两藩被杀，自己肯定无望逃脱惩罚。惊惧不食，郁郁而死。
(六)李自成
大约在崇祯三年,陕西一场罕见的灾荒使本已失业的驿卒李自成(1606-1645年)更加走投无路，他参加了近几年来势力越来越大的农民起义军。他勇而有谋，人称”闯将”，领导着一支叫”八队”的队伍，转战陕西、山西战场，崭露头角。在河南，李自成部与其他义军配合，攻克修城，兵锋直逼怀庆府城，明廷急调昌平镇副总兵左良玉赶来，义军转入山西，并于十二月攻克辽州(左权)。宣大总督张宗衡、总兵尤世禄率兵来攻，义军据守孤城，进行了两天的顽强抵抗，击伤尤世禄。为避免坐困城中，李自成率部突围，损失了1300余人。
崇祯五年底到六年冬，明廷对活动于山西、河北等地的义军进行军事围剿。李自成率部流动作战，在晋、冀、豫接界地区不断转移。崇祯六年十一月，气温突然下降，李自成等部乘明军不备，从山西垣曲等地驰马越过封冻的黄河，进入河南渑池县境。不久，各支义军就驰骋于广大的中原战场，足迹遍及湖广、安徽、四川等地。
明廷见义军已进入中原腹心之地，命陈奇瑜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军务崇祯七年春，陈奇瑜调集各路官军从河南陕州(陕县)南下湖广均县、竹山一带，进剿农民军，李自成、张献忠等部退入陕西，陈奇瑜尾随而来，打算一举全歼。义军走到汉中栈道地区时，被困于山谷中，正赶上阴雨连绵70余日，义军弓甲发霉锈蚀，衣粮匮乏，陷入绝境，向明军诈降。陈奇瑜在崇祯帝的支持下准其投降。义军出山，得到了明军的衣粮器械，稍事喘息，起兵脱险。分兵进攻西安附近地区，并进入甘肃，进攻庆阳、巩昌、平凉一带。崇祯帝气急败坏，将陈奇瑜下狱问罪，总督一职由洪承畴接任。又新设总理一职，由湖广巡抚卢象升担任，负责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等处军务。洪承畴专剿西北，卢象升督剿东南。此番明廷动作很大，还立下六个月”完局”的期限。
李自成部已发展为三四万人，与蝎子块、过天星、满天星、混天星等部转战陕西战场，与洪承畴所部明军周旋，占领了米脂、绥德李自成的家乡地区。他们曾打算进入山西，但天暖，黄河未结冰，山西巡抚吴牲加强了黄河渡口的防御，李自成乃改变计划，转向甘肃、宁夏战区。
崇祯十年九月，李自成、过天星等十几支义军联合攻取汉中地区。在攻取汉中府的战斗中，被明将曹变蛟的援军击败。李自成遂率部南下四川，一个月的时间，攻克州县38座。十一月初二日，义军各部汇集成都城下，明军调集六七万援军围困义军，义军冲出重围，折回陕甘及中原战场。
崇祯十年，明廷鉴于日益高涨的农民战争局势，起用杨嗣昌为兵部尚书，统筹军务。杨嗣昌一上任，便提出四正六隅十面网的战略布置，企图将农民军一网打尽。在此后大约两年的时期内，大部分农民军接受了招安，李自成处境艰难，在陕西三边官军的重兵追剿下，连遭挫折，兵力锐减，转入深山密林。
崇祯十二年，势力强大的张献忠部再度起义，义军势力又盛。十三年，李自成率军进入河南，十四年正月十九日，李自成开始围攻洛阳城。洛阳是明神宗爱子福王朱常洵的藩邸。福王财物堆积如山，地方官曾要求福王拿出一部分钱财资助军饷，福王爱财如命，一毛不拔，守城军士毫无斗志，二十日，总兵王绍禹的部卒起义，大开城门迎接义军。福王被抓获。开仓济贫，饥民应者如流水，日夜不绝。李自成命洛阳投降的明官吏邵时昌募人守城，自己率兵移攻开封。二月，洛阳城被河南巡抚李仙凤攻破，李自成攻开封的战事亦进展不利。李自成以为开封官军已驰赴洛阳，城守单薄。他率军强行军三昼夜，立即攻城。但封在开封的周王与其他藩王稍有不同，他愿拿出部分银两犒赏军士，募人守城。李自成在城下受挫，还被明军射伤左眼，他见援洛阳的开封军兼程赶回，听说左良玉的军队也将赴援开封，主动撤围。崇祯十四年七月，罗汝才部因与张献忠不合，转而与李自成联营，李自成势力更为壮大，成为主要的一支农民军。联营后，李自成率部进入湖北，准备攻取承天。陕西三边总督傅宗龙恐祖陵被占，率总兵贺人龙、副总兵李国奇赶往承天。李自成与罗汝才见明军守军密集，及时改变计划，返回河南。傅宗龙带领官军尾随而来，李自成在项城附近设下埋伏，派一部分部队渡颍河，制造义师已移军汝宁的假象，官军中计，放松警惕，在孟家庄扎营休息。义军伏兵从林中突然发起进攻，官军仓促应战，未等摸着头脑，总兵贺人龙、李国奇率先逃跑，傅宗龙被丢在义军重围之中，数日后，被义军捉获处死。数万明军的追击行动以惨败告终。李自成在这次阻击战中获得了大量的衣甲器械，又收降了部分陕西明军。十二月下旬，义军第二次进攻开封，以火药炸城，开封城池坚固，炸城义军反为所伤，不得不再次撤围。
崇祯十五年二月，李自成将左良玉部围困在河南郾城，新上任的陕西三边总督汪乔年率2万骑兵来援。汪乔年驻在襄城，大军在襄城东40里扎营。李自成侦知，撤出围郾城的部队，迎击汪乔年部。二月十三日，初战告捷。总兵张国钦被击毙。总兵贺人龙、郑嘉栋等部不战而逃，退回陕西。左良玉见义军撤围，乘机溜走，避开义军，将汪乔年部甩给义军，汪乔年欲与左良玉前后夹击义军的计划告吹，李自成攻克襄城，汪乔年被捉处死。接着在三至五月间扫平开封外围郡县，五月初二日，三攻开封。明军在总督丁启睿、保定总督杨文岳的率领下，集兵18万，前来应援。义军集兵10万，李自成在这次战役中被各部义军推选为”奉天倡义营文武大元帅”。李自成指挥义军先于朱仙镇打败援军，左良玉率先脱逃，丁启睿、杨文岳以追回左良玉为名，随后而去。义军大获全胜，得降卒数万。
打败援军后，义军吸取前两次攻城不下的教训，决定采取长期围困的战略。这次一围就是四个月，城内官绅拚命抵抗，矢尽粮绝，甚至出现人相食的现象，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拒不投降，竟愚蠢地决开黄河大堤，引水灌城，周王同官绅乘预先备好的船只逃命。城内外百姓被淹死无数，义军也有万余人被水冲没。李自成从开封撤师后，十月，在河南陕县与新上任的陕西总督孙传庭接火。李自成军误中孙传庭军埋伏，大败，罗汝才部危急中赶来相助，趁明军忙于抢夺战利品之机，发起反攻，反败为胜。
活动于大别山脉的革左五营北上同罗汝才、李自成部联营，义军开始走向联合。此时黄河以南的河南境内只剩汝宁一处军事重镇，诸部决定先取汝宁，荡平河南。保定总督杨文岳负隅顽抗，义军用门板遮挡矢石，搭云梯攻城，一举攻克，杨文岳及崇王朱由樓都做了俘虏，被李自成处死。义军控制了河南大部分地区后，便改变了流动作战、对攻取的城池弃而不守的策略，逐步变为”守土不流”。
义军面临的局势，一是陕西三边的孙传庭部，一是屯驻于襄阳一带的左良玉部。李自成认为孙传庭新败，还来不及腾出手夹击农民军，河南连年饥荒，军粮也成了问题。基于这种考虑，他决定向湖广富庶地区进军，主攻左良玉部。
崇祯十五年闰十一月，李自成等主力义军40万向襄阳进军，左部20万大军守襄阳、樊城，毫无斗志，闻义军将至，预先强征商船将辎重运走，待李自成大军来到，未及接战，拔营先遁，义军顺利进入襄阳、荆州，李自成分兵取附近州县。乘势攻下承天。承天是嘉靖皇帝的祖封之地，李自成将其改名扬武州,将嘉靖的父亲兴献陵寝享殿拆毁，并挖掘了献陵。从心理上、政治上予明朝统治者以沉重打击。
此后，义军又东进取汉川县，逼武昌，左良玉在义军攻下汉川后，立即从武昌逃到九江。义军攻克汉阳府，获船四五千艘，随即进攻武昌，但因不习水战，进展不利，弃而不攻，返回襄阳，在襄阳，李自成发布了《剿兵安民檄》，表明李自成已逐步确立了领袖地位。并申明军纪，提出义军宗旨是”剿兵安民”。
崇祯十六年初,义军统一领导已成必然。李自成用暴力手段除去不肯听命的将领罗汝才、贺一龙，义军在经过短暂的混乱之后，承认了李自成的领袖地位。崇祯十六年春，义军改襄阳为襄京，建立了中央及地方机构。李自成为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公文用千支纪年，设丞相，以牛金星担任。设六政府，相当于六部，各设侍郎一人。地方政权道设防御使，府设府尹，县设县令等。占领区除部署军队驻守，还设地方武装，由都尉、掌旅、部总、哨总等军事官员管理。李自成对军制也进行了改革。义军被分为主攻战的五营和驻守重镇的地方军，军事将领的称谓也逐步正规化。同时，义军还极为重视恢复农业生产，宣布”不催科”，”三年免征”，并保护耕牛，还在有条件的地方实行屯田，以保证军粮的供给。
崇祯十六年八月，明王朝打出了最后一张王牌，迫令孙传庭率陕西官军出潼关，主动进攻河南、湖广的义军。明辽东战事频仍，大批明军用在辽东战场与清军对峙，已成死牌。左良玉兵多跋扈，不肯用命。唯孙传庭部号称勇敢，崇祯将希望寄托在孙传庭身上。李自成得知孙传庭已出关，亲统大军来河南决战。河南近几年来天灾人祸，赤地千里，粮草不易就地解决，遂诱敌深入，从潼关到郏县，义军占领的郡邑均主动放弃，并派出小股游兵，佯败诱敌。陕西官军没打什么硬仗，一路进抵郏县。九月十四日，双方接战，义军受挫，但局势也对孙传庭越来越不利。大军孤军深入，补给困难，人马饥疲。李自成派大将刘宗敏率1万骑兵由小道抄至官军后方，在汝州切断明军饷道。孙传庭率精锐的陕西兵回撤，企图打通饷道。命河南总兵陈永福留守军营。河南兵见陕西兵撤回取粮，将自己留在前线，人心不平，临阵脱逃，陈永福阻止不住，也随队伍北撤。义军乘势进攻，官军大败，死者4万余人。孙传庭率残部4万人据守潼关。喘息未定，义军已追击而至。李自成决心击败孙传庭，攻取西安。
他进行了全面的战略部署:李自成率主力同刘宗敏一道，由洛阳西取潼关，然后向西边挺进。另以袁宗第、白鸠鹤、刘体纯率右营10万兵马为偏师，从河南邓县地区出发，取道陕西商洛地区，同主力会师西安。
孙传庭为迎战义军，也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以总兵白广恩扎营关城外通洛川，总兵高杰部扎营南门外西山头，自己率兵守城。义军先攻高杰部，高杰不战而走。接着白广恩部也被击败，士卒家眷在城内，溃逃的士卒蜂拥入城，救妻护子，再夺门而出，一片混乱。义军尾随而至，顺利占领潼关。孙传庭于乱军中被杀。潼关是西安的门户，潼关一下，西安垂手可得。十月十一日，义军进抵西安城下。由于孙传庭主力被歼，西安守军单弱，只有5000川兵。天气寒冷，士兵衣单，官员们请求封在西安的秦王拿出一些钱给士卒添置棉衣，秦王不肯，士卒更无斗志，义军一到，即开门迎降。袁宗第部沿途亦攻城略地，顺利抵西安与主力会师。
占领西安后，李自成立即部署扫除明政府在西北的各个军事据点。具体部署如下:李自成率李过的后营和刘芳亮的左营，向北追击高杰部，夺取陕北;田见秀率部南下汉中，追击总兵商汝利部，打通南下四川之路。刘宗敏、贺锦、袁宗第等向西追击白广恩部。向北追击高杰的李自成进展顺利，高杰原为李自成的部将，降明后屡次与义军为敌，此次面对李自成大军，自知不敌，逃入山西，又折向江苏。义军在陕北，只在榆林打了一场硬仗。榆林是明九边重镇，义军经三天强攻，拿下榆林。汉中战场亦进展顺利，沿途州县望风归附，西路军至固原，白广恩降。李自成亲自宴请白广恩，相谈甚欢。左光先闻讯，也欲归降。陈永福欲降，但因在开封射中李自成左眼，犹豫不决。李自成派人送信，折箭为誓，表示既往不咎，其他将吏”争降恐后”。宁夏一接到义军的檄文，巡抚李虞夔及庆王束手无策，决计归降，即以投降的明总兵牛成虎镇守宁夏。贺锦继续西征甘肃，兰州、甘州、肃州相继投降。贺锦在甘肃各地派设官员后进军西宁，西宁土司祁廷谏等忠于明王朝，伪降，将锦诱入伏中，贺锦中计被杀。其部众在辛思忠的率领下攻克西宁，活捉祁廷谏。李自成命辛思忠留镇西宁，另派兵平定了青海地区。
崇祯十七年春，左良玉见李自成全力经营陕西，乃谋夺湖广，李自成派袁宗第率兵驰赴襄阳，迎击左良玉。
至此，李自成已占领了湖北省北部，河南省大部以及西北数省，确立了军事上的绝对优势。为扩大政治影响，李自成在西安建国，改西安为西京，国号大顺，改元永昌。大封功臣，增设六部及地方官员。军制也在襄阳政权时期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整。
在完成了政治上的建设和军事上休整后，李自成制订了进军北京推翻明王朝的宏伟计划，并在军事上进行了周密部署。大军分两路向北京进发，一路由李自成、刘宗敏率领，在占领平阳后攻取太原、宁武、大同、阳和、宣化、居庸关，进抵京师。另一路由刘芳亮率大顺军左营，渡黄河后入山西，沿黄河北岸进军，取河南卫辉、彰德府及北直隶大名府，经邯郸、邢台、保定，会师京城。也借以阻厄明君臣通过运河南逃之路。
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率主力从西安出发，顺利进军，平阳降，太原降，进军途中唯一次战役是宁武之战，明总兵周遇吉兵败身亡。
刘芳亮所部南线大军于二月间于浦坂渡过黄河，沿黄河北岸向东进军。
二月下旬，进抵河南怀庆地区，明副将陈德(陈永福之子)降，接着兵不血刃占领了山西长治这一古来兵家必争之地。彰德府(河南安阳)、广平府(邯郸地区)、邢台、河间等地均望风而降。三月二十一日，义军进军保定，署府事同知邵宗玄、知府何复顽强抵抗，义军全力攻城，“代帝亲征”的大学士李建泰躲在该城，无心抵抗，城下，投降。
三月十五日，李自成部大顺军进抵居庸关，守将唐通降，京师门户不攻自破。十七日，先头部队到达北京城下，开始攻城。十九日，大顺军占领了北京，崇祯帝自缢，明朝灭亡。
李自成在北京期间，采取措施稳定人心及社会秩序，并及时向占领区派驻官员、军队。接管和清理了明廷各衙门，对投降的二三千名明朝官僚或录用，或惩办。经济上继续坚持”三年免征”的赋税政策，军费来源主要是没收明内廷及官方财物，并对明宗室及官僚实行追赃助饷。
明廷覆亡前，崇祯命吴三桂放弃宁远，率军进京守御。但宁远进京，路途遥远，吴三桂行动迟缓，三月，辽军4万及八九万汉民才陆续进关。李自成进京后，派降将唐通前往召抚，吴三桂与山海关总兵高第表示投降。吴三桂还率军进京，准备朝见新主人。但行至途中，听说其留在北京的家人受到大顺军的侵犯，一说是爱妾陈圆圆被刘宗敏夺去，”冲冠一怒为红颜”;一说是刘宗敏逮其父吴襄，追赃20万。吴三桂个人利益受到损害，政治态度骤变，反攻山海关，唐通无备，败退下来，山海关被夺占。唐通派人向北京告急。四月十三日，李自成、刘宗敏亲率大军从北京出发，还带上被俘的崇祯的三个儿子、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前来招降吴三桂。但吴三桂主意已定，暗中与清军勾结，共同对付大顺军。李自成对此显然估计不足，大顺军全力进攻吴三桂军，清军在吴三桂支撑不住的时刻突然出现在阵前，大顺军猝不及防，败下阵来，退回北京。李自成考虑大顺军分散在各地，短期内无法到来救援北京，北京的军队新败之余，对付新联合起来的清大军，力量明显不足，他决定在北京行登基典礼后主动撤出北京，返回西安。
从北京撤出后，大顺军的势力一蹶不振，在清兵的进攻下，地盘越来越小。十二月二十二日，清军逼进潼关，经过13天激战，大顺军失掉了潼关，李自成遂放弃西安，率部分部队向河南、湖广转移，人马大约13万。大顺军占领区的明降官降将纷纷叛乱，大顺地方政权纷纷瓦解。清军尾随而来，大顺军连战不利。五月初，李自成行至湖北通山县境九宫山下，突然遭到当地地主武装的袭击。当时，跟随在他身边的只有义子张鼐和28名战士，众寡不敌，全部被杀。此后，余部义军开始了联明抗清的新时期。
(七)张献忠
张献忠(1606-1646年)，陕西延安人，一说属军籍延安卫柳树涧人。
出生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少年时粗通文墨，青年时期曾当过延安府的捕役，郁郁不得志。崇祯三年(1630年)参加了农民起义军，自号”西营八大王”。起义初期，他率自己的人马随各部义军转战陕、甘、宁及中原、湖广、安徽战场。崇祯十年，明廷以杨嗣昌为兵部尚书，增兵筹饷，张十面之网，围剿农民军。起义遭受严重挫折，张献忠部在河南南阳地区被官军击败，负伤。崇祯十一年三月，在湖北谷城接受招安，被明廷授予副总兵。他率部扎营于谷城外的白沙洲，领取明军饷，但未接受改编军队，也未放下武器，在白沙洲屯田练兵，赶造军械战船，积蓄力量。崇祯十二年五月，他率部再度起义，进占谷城，西进房县，与受抚的另一支义军罗汝才部会合，攻取房县。
总理熊文灿急令总兵左良玉率兵进剿，左良玉被逼无奈，只得冒险从襄阳起程，此处山深路险，粮饷难运，士兵饥肠辘辘，直入张献忠、罗汝才在播箕寨两山间设下的埋伏圈，一战被歼万余人。左良玉逃到房县，只剩1000人马，崇祯接闻败报，大怒，将主抚的熊文灿下狱，命杨嗣昌兼任督师，亲临前线。张献忠面对明廷重兵压境，有意避开与杨嗣昌正面交锋，进入深山，转移至川陕交界地区，杨嗣昌追击而至，在下一步的战略部署上，与左良玉发生了分歧。杨嗣昌认为张献忠会入陕，命左良玉在陕西兴安等地布下重兵。而左良玉认为张献忠会入川，拒不执行杨嗣昌的命令，拉起队伍进入四川。崇祯十三年二月初七日，张献忠与官军在玛瑙山发生了一场遭遇战。左良玉兵分三路，击鼓为号，向据守山上的义军发起进攻。义军惨败，损失了3500余人，老营也被劫，张献忠妻妾七人被俘，军师潘独鳌也被擒，十反王杨友贤降。三月初九日，张献忠又在韩溪寺被陕西官军贺人龙、李国奇击败，损失1300人，部将左营一条龙(薛成龙)、右营顺天王(贺国现)率两千多人投降。次日，在官军的追击下，义军又有600余人被杀，前营二只虎率1000多人投降。三月十五日，义军在木瓜溪又败，伤亡1200多人。义军再起，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连遭挫折。明军事集团内部的矛盾，为张献忠提供了改善困境的有利时机。杨嗣昌与左良玉积怨很深，杨嗣昌身为督师，但指挥不动左良玉。左良玉擅自下四川，取得了玛瑙山战役的胜利，从此不把杨嗣昌放在眼里。杨嗣昌见张献忠屡败，檄令左良玉乘胜追击，左良玉按兵不动。杨嗣昌指挥不灵，奏请崇祯撤换左良玉，推荐贺人龙代替左良玉。崇祯应允后，杨嗣昌又改变主意。劝朝廷收回成命，维持现状。搞得左良玉、贺人龙深恨杨嗣昌。
张献忠利用明军的矛盾，从山中小路转移至湖北兴山、房县地区。崇祯十三年七月十九日，张献忠、罗汝才两部会合，鉴于明军兵力集中于湖广，乃决计进兵四川。
崇祯十三年九月，张献忠、罗汝才部入川，”以走致敌”，在四川腹地千里转战，使官军疲于奔命，川抚被论罪弃市，陕督也被革职。义军的战歌生动地反映了官军的尴尬狼狈处境:”前有邵巡抚，常来团转舞后有廖参军，不战随我行;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天路”。
崇祯十四年正月十三日，四川战场协调各路军队的总兵猛如虎在开县黄侯城追上了义军。官军士疲马乏，猛如虎认为机不可失，迫令官军接战，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艰苦。张献忠观察到官军无后续部队，人数不多，乃挥众全力拚杀，官军抵挡不住，参将刘士杰被杀、猛如虎脱逃，其子、侄自刎。左良玉部坐守郧阳地区，对杨嗣昌的九次檄文均置之不理，径自回到陕西。张献忠部顺利出川，出现在湖广战场。张献忠探得襄阳守军单弱，决计偷袭，率部昼夜兼程300里，突抵襄阳城下，命部卒扮成官军，拿着缴获的杨嗣昌调兵文书混入城内，乘夜放火，城内乱作一团。天明，义军主力一举攻克襄阳，襄王被杀。从监狱中救出了玛瑙山之战中被俘的张献忠妻妾及军师。杨嗣昌绝望之中死于湖北沙市。
崇祯十四年七月，张献忠、罗汝才联军分裂，罗汝才转而同李自成联合。张献忠势单力孤，八月间，在河南信阳与左良玉大战，被击败。此后，张献忠战于安徽一带，与革左五营时分时合，互相呼应。革左五营向河南移动，与李自成联营后，张献忠难以独立在安徽活动，崇祯十六年初进入湖北。五月二十九日，进攻武昌府城，守城军士开门迎降。楚王朱华奎被俘，张献忠命人将其扔到河里淹死。
张献忠在武昌正式建立大西政权，沿袭明代官制，中央设置六部五府，还任命了21个州县官员。张献忠还在武昌开科取士，吸收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张献忠在武昌停留了两个月后，向南移动，进入湖南境内。八月初五日，张献忠率20万大军围攻岳州(岳阳)，打开了入湘门户，继续南下，进占长沙、衡州，并以此为中心，向周围郡县发展。几个月的时间，已基本取得了湖南全境，并向江西发展，占领了袁州、吉安两府。张献忠则坐镇长沙、衡州，建设地方政权，并发布文告，宣布钱粮三年免征。
崇祯十六年十一月，张献忠鉴于李自成部已歼灭孙传庭部，席卷西北，并着手全国统一大业，而二人关系日渐僵化，张献忠不愿接受李自成的管辖，谋求独立发展。四川向来为割剧的理想地区，张献忠几次入川，对这一地区情况很熟。1644年春，大西军溯江而上，水陆并发，越下牢，渡三峡，如蹈无人之境。六月，克涪州(今涪陵)，分兵两路进取重庆，用炸药炸开了通远门附近的城墙，一举攻克，稍事休整后，留下少部分军队镇守，其余大军水陆两路向成都进发。八月初五日，抵成都，初九日，攻克，蜀王及妃子投井死，驻守成都的明巡抚投水死。张献忠随即派兵收取四川各府州及土司，在很短的时间内，四川大部分地区归属大西政权管辖了。
张献忠占领成都后，正式建立大西政权。称帝，年号大顺，以成都为西京，以蜀王府为皇宫。政权建设上，大西政权设立各级官职，开科取士，延揽人才，设丞相、六部尚书等。高级官员中，用了不少川籍人士。
大西政权在军队建设上，军队分为48营，以孙可望为监军节制文武平东将军，刘文秀为挂先锋印抚南将军，李定国为安西将军，艾能奇为定北将军。大西军还组织了地方武装-里兵，按里佥派百姓充任。
大西军在四川的活动被许多明清文人笔记描绘成”屠蜀”。虽为夸张、诋毁之词，但大西政权在政策上确实存在过严倾向，树敌过多。制定严格的户籍制度，对成都居民严加盘查。几十万大军及各级政权的经济负担,完全依靠没收和打粮,致使地主官僚顽强抵抗大西政权。1645年春以后，地方叛乱不断，重庆被明总兵曾英攻占。川南郡县渐次失守，川西的松潘副将朱化龙”敛兵自守”，割据一方。严峻的形势逼使张献忠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政策，他在大慈寺将各地方郡县送来的生员一齐杀掉，甚至命令大西军”除城尽剿”，派军队到所属州县捕杀百姓。成都的百姓则几乎被杀绝。
1645年以后，南明弘光政权覆亡，李自成已死，大顺政权崩溃，张献忠面临的敌人，不仅仅是残余的明军，更主要的军事压力来自清军，他拒绝了清廷的威胁利诱。
清顺治二年(1645年)十一月，多尔衮任命驻防西安的何洛会为定西大将军，加派左翼固山额真巴颜，右翼固山额真墨尔根、侍卫李国翰前往陕西，合兵进取四川。顺治三年正月，又增派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同多罗衍禧郡王罗洛宏、多罗贝勒尼堪等率兵前往四川。大兵压境的危急关头，大西军内部发生了刘进忠叛乱事件。刘进忠先是投降重庆的明将曾英，又向豪格投降，接引豪格入川。八月，张献忠下令焚烧成都城，打算率军出川。行至西充县境时，被清兵追上，大西军对清兵的到来一无所知，清军近在眼前，张献忠才相信，未作任何战斗准备，仅带少数随从出营观察，双方隔水相望，张献忠被射中左胸，坠马而死，清军乘势发起冲锋，大西军猝不及防，大败，数万名将士战死。余众在孙可望、刘文秀、李定国、艾能奇的率领下南撤，在云南建立了四将军政权，并最终走上联明抗清之路(有关内容参考顾诚先生《明末农民战争史》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