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晚清时期的战争和军事思想
作者：杨东梁 张浩 著
出自————《中国清代军事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四、晚清时期的战争和军事思想
所谓晚清时期,在这里指的是从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起直到清朝灭亡为止的一段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清朝统治已腐朽不堪，随着殖民势力的入侵，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中国人民与封建主义的矛盾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晚清时期的军事斗争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矛盾中进行的，它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战争范畴。
单就中国方面来说，这些战争的性质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战争;另一类是中国人民反抗清朝统治的革命战争。在民族战争中，除收复新疆战争取得完全胜利外，其他基本上都失败了，中法战争甚至出现了“不败而败”的局面。这表明腐朽的清王朝根本担当不起保卫祖国独立的重责，它只会使中国堕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在反封建战争中，太平天国、捻军以及各少数民族的反清战争都先后失败了，以“扶清灭洋”为号召的义和团运动也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了，这表明旧式农民革命战争已无力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辛亥革命战争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战争，它最终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战争的胜利果实最终为帝国主义扶植下的封建车阀所窃取，中国在半殖民地深渊中愈陷愈深。实践证明资产阶级革命战争也不可能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
晚清的战争虽然没有最终完成时代提出的历史使命，但却充分暴露了封建主义腐朽反动、帝国主义残暴虚弱的本质，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战斗精神。尤为重要的是，晚清战争促使了中国军事由旧传统向近代化的转变，在晚清军事组织和军事思想中出现的新内容正是这种转变的反映。
(一)鸦片战争
十八世纪下半叶，清王朝告别了“康乾盛世”，开始走向衰落。与此同时，以英国为代表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完成了产业革命，纷纷以武力为后盾向海外殖民扩张，寻找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中国成了他们垂涎已久的一块肥肉。英国资产阶级为牟取高额利润开始向中国非法偷运鸦片。嘉庆五年(1800年)后，鸦片大量输入中国，至道光十八年(1838年)鸦片年输入量猛增至四万余箱。鸦片大量输入不仅损害了中国人的身心健康，腐蚀了官僚体系，而且造成了白银外流、银贵钱贱、国库空虚等严重经济后果。有鉴于此，道光帝决定严禁鸦片流入，任命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驰往广州查禁鸦片。林则徐到广州后，领导了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并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了二万余箱鸦片。
虎门销烟后，英国政府决定用炮舰政策迫使清王朝屈服。道光二十年(1840年)正月，英政府正式任命海军少将乔治懿律和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并以懿律为“东方远征军”最高司令。英军作战计划是:封锁珠江口，北上切断台湾和厦门间运输，占领舟山群岛，封锁钱塘江口、长江口和黄河口，然后前往渤海湾与清政府谈判。如果清政府拒绝，或者谈判破裂，英军就采取军事行动“一直等到中国全权代表签下足称满意的协定，并由皇帝诏准协定的时候为止”
1、英军首次北犯
五月下旬，英军到达中国海面，侵华海军以驻印度海军司令伯麦为首，由16艘军舰、4艘武装轮船和20余艘运输船组成;侵华陆军由布尔利上校率领，共4000人，兵源来自英国和印度。
对英军来犯，清政府虽持“战”的态度，但由于其骄妄无知，盲目轻敌，没有具体、明确的军事措施，只有一套“先威后德”、“大张挞伐”、“聚而歼旃”、“沿海一体严密防范”等对付“夷狄”的空洞对策。东南沿海各省除林则徐在广东、邓廷桢在福建认真守战外，其余各省督抚昧于外情，困于兵备废弛，在军事上没有做切实准备。
六月二日(6月30日)，英军4艘军舰、1艘武装轮船封锁珠江口，懿律与义律率其余舰船北犯。两天后抵厦门，击毁厦门炮台，留军舰、运输船各一封锁厦门港，大队继续沿海北上。六日(7月4日)，英舰闯入定海水域，定海知县姚怀祥拒绝了英军要其限日交出定海及所属炮台的无理要求，自率兵千余守城，另由水师总兵张朝发率城外各营及水师在港口防堵。七日(7月5日)下午，英舰发动炮击，清军由于船小炮少，交战不久，水师损失严重，张朝发受伤后即率部向镇海方向退却，英军随即登陆，于八日(7月6日)凌晨攻破东门，守城兵勇溃散，姚怀祥投水自杀，定海失陷。三十日(7月28日)，布尔利统领一部分英军守定海、封锁甬江口，懿律与义律率8艘舰船北驶，七月十二日(8月9日)抵达大沽口。
此时，道光帝的战争决心发生动摇，谕令直隶总督琦善与英军谈判。八月，琦善向英方保证，一定重治林则徐等人“办理不善”之罪，对英方所提无理要求则含糊其词地表示“定能代申冤抑”。竭力劝说侵略军南返。由于冬季将近，英军供给和兵力都有很多困难，加上军中疫病流行，战斗力大大减弱，懿律遂在谈判未获任何结果的情况下于二十日(9月15日)启碇南返。
2、虎门战役
英舰南撤，道光帝认为这是清廷外交的胜利，立即将林则徐、邓廷桢等革职查办，派琦善为钦差大臣兼署两广总督前往广州与英方继续谈判。琦善到达广州后撤除了珠江口附近防务，遣散水勇乡勇，自动破坏广州防备。在谈判中英方坚持要清政府割让香港，偿还烟价等无理条件，道光帝闻听后十分恼怒，下令琦善及沿海督抚严密防范，并调兵遣将准备再战。
十月，英军为压迫清政府就范先后强占了虎门要塞区的沙角、大角炮台以及香港。十二月，义律讹称与琦善订立了《川鼻草约》，宣称清政府已将香港割让予英国。
大角、沙角炮台失守后道光帝对英国的态度又从“和”转向“战”，他立即下诏对英宣战，任命御前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调集各省军队17000人开往广东。不久，又将琦善革职锁拿至京。至此，中英谈判破裂，双方进入战争状态。
义律获悉清军调兵备战后决定先发制人进攻虎门。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二月，英军攻占上横玛炮台、南山炮台，清守将关天培等阵亡。随后，侵略军溯江而上，毁坏巩固炮台，连占乌涌、猎德炮台，据大黄洛、二沙尾两要隘，逼近广州。
3、广州战役
三月，奕山及各省军队17000余人先后齐集广州。四月初一日(5月21日)，清军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对英军发动夜袭。奕山令都司胡俸伸、守备孙应照等率军1700名于傍晚时分潜出城外，伏于西炮台、东炮台、城西北之泥城三处。三更时分，清军发起攻击，但英军早有觉察和准备，这次夜袭战果不大，没有击沉一艘敌舰。翌日黎明，英军乘顺风反攻，占领了泥城，大批军需物资落入了英军之手。四月四日(5月24日)下午，左右两翼英军共2754人乘胜进攻广州城。右翼纵队由新到任的陆军司令卧乌古统带，担负从陆路进攻广州城的任务左翼纵队负责在商馆区及城南省河两岸活动，以牵制清军，配合右翼主力部队。右翼纵队未遭任何抵抗就顺利占领了紧靠城南的商馆区;左翼纵队则从城南省河迂回，溯珠江北支流绕到城西北登岸，翌日凌晨，英军全部上岸，直扑北门外各炮台。北门外炮台共有6座，由4000余名清军防守。五日(5月25日)上午八时，英军炮兵炮击最西端的拱极、保极炮台，接着步兵开始进攻，城北各炮台清军稍作抵抗后即奔逃入城，英军占领城北高地，居高临下，俯瞰广州全城。奕山等清方高级将领乱成一团，急忙在城上高悬白旗,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向英军乞和。七日(5月27日)，双方订立了《广州和约》，规定清军退驻离广州60英里以外的地方，并交出赎城费600万元，款项交清后英军退出虎门。
清军节节败退的同时，广州城郊的人民群众却自动武装起来，不断打击侵略者，其中以广州北郊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最为有名。四月九日(5月9日)，英军闯入三元里肆虐，当地人民奋起反击，打死敌人数名，英军仓皇逃走。事后，在一些爱国士绅和有功名的知识分子领导下，三元里附近103乡村民联合起来约定共同抗击英国侵略者。四月十日(5月10日)凌晨，卧乌古亲率600多名英军向三元里进犯，被义勇诱至牛栏冈附近后遭到伏击，处境十分狼狈。不久，大雨倾盆而下，英军火药尽湿，枪打不响，被迫后撤，义军乘势追击，毙伤敌人40多名。被围英军在两个水兵连增援之下才得以撤回四方炮台。三元里一带人民迅速将四方炮台层层包围。十一日(5月11日)，英国侵略者以进攻广州城相威胁，迫使奕山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面诱骗威胁群众，解散了义军。十八日(5月18日)，英军全部撤至珠江口外。
4、闽浙战役
当英国政府获悉《川鼻草约》的内容后，责备义律在已经获胜的情况下“同意了极其不够的条件”，遂将其召回，改派璞鼎查为全权代表来主持和扩大侵华战争。璞鼎查到达澳门后即准备战事。七月，他会同海军司令巴加和陆军司令卧乌古率10艘军舰，4艘轮船，21艘运输船，2500名陆军驶离香港，开始第二次北犯。
十日(8月26日)，英舰闯入厦门海域。时，福建水师提督窦振彪正带水师出巡外洋，闽浙总督颜伯焘指挥清军抗击来敌。英军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集中七八艘舰船的二三百门火炮对清军炮台逐一猛轰，清副将凌志、总兵江继芸等力战身死，清军随即溃散，鼓浪屿、白石头、屿仔尾等炮台先后陷落。英军登陆后，炮轰厦门城，守城清军向虎山退却。傍晚，厦门陷落，颜伯焘等退守同安。二十日(9月5日)，英舰驶往舟山。
此时，清廷已改派江苏巡抚裕谦接替伊里布为钦差大臣，驰赴镇海，办理浙江军务。裕谦赴任后加强了定海防务，使守军总数增至5000余人。定海三总兵分段防御:郑国鸿率部防守竹山，王锡朋率部防守晓峰岭，葛云飞率部防守土城。八月九日(9月23日)英舰7艘、轮船4艘装载陆军2100余人到达定海附近洋面。十五日(9月29日)，英军在距城南道头港最近的大小五奎山上构筑了炮兵阵地。十七日(10月1日)，英舰在炮兵配合下闯入定海城南海域，随后，英军左翼部队在道头港以西至竹山一带登陆，进攻竹山和晓峰岭;右翼部队在道头以东至东岳附近登陆进攻土城。王锡朋、郑国鸿、葛云飞进行了顽强抵抗，相继阵亡，清军不敌，伤亡甚众。英军乘势包围定海城，以云梯入城，定海再次陷落。
英军攻占定海后，由于物资匮乏，急于谋窥镇海、宁波。镇海东濒甬江，北临大海，甬江口西岸之招宝山与东岸之金鸡山夹江对峙，形势险要。裕谦在此也加强了防备，以浙江提督余步云率千余兵守招宝山，总兵谢朝恩率千余兵守金鸡山。八月二十六日(10月10日)英军在军舰掩护下分三路进兵镇海，中路军在金鸡山东北部登岸，左路军绕攻金鸡山侧后，清军腹背受敌，英勇抗击，总兵谢朝恩阵亡，金鸡山为英军所占。右路军在招宝山西北面登岸。余步云闻风逃往宁波，英军占领招宝山炮台后居高临下俯击县城，步兵则实施攻城战。裕谦见大势已去，投水自尽，镇海陷落。二十九日(10月13日)，英军进犯宁波，余步云所率2000清兵临阵脱逃，退往上虞。英军入宁波城后掠获大批物资，又四出骚扰余姚、慈溪、奉化一带，遭到当地反英武装组织“黑水党”的袭击。
九月，清政府为挽回在浙江的败势，任命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奕经为扬威将军，侍郎文蔚、副都统特依顺为参赞大臣，从江苏、安徽、江西、湖北、四川、陕西、甘肃等地调集军队，开赴浙江。奕经一路游山玩水，故意迁延，丝毫不以战事为重，迟至道光二十一年(1842年)正月才到达绍兴。时，各省援兵已陆续到齐，共11000余人，另有水勇、乡勇2万余人，奕经、文蔚等商量攻战事宜，决定从水陆两路反攻宁波、镇海、定海三城。
在慈溪西南大隐山集结的2400名清军负责反攻宁波，由总兵段永福指挥。正月二十九日(3月10日)夜，都司李燕标率先锋部队400余人在内应配合下冲入宁波南门，途中遭英军阻击而溃退。段永福则率主力赶到西门，爬城而入，由于英军早有准备，清军进攻受阻，被迫撤退。反攻宁波失败。同一天夜,集结在慈溪西门外大宝山的1900余名清兵在副将朱贵指挥下反攻镇海。都司刘天保率前锋数百人在内应配合下进攻西门，英军拼命抵抗，清军三次冲锋未能得手。这时天色渐明，朱贵所率主力尚未赶到，刘天保担心被围，即行撤退。反攻镇海失败。由水路反攻定海的计划由于风潮不顺推迟至三月四日(4月14日)才在郑国鸿之子郑歇臣指挥下实施，但英军早有准备，清军几乎全覆。反攻定海失败。
清军三城反攻战失败后，英军对驻扎在慈溪一带的清军主力也发起了反扑，结果，清军大败，慈溪陷落，奕经等仓皇逃回杭州。
5、长江下游战役
广东、浙江两次反攻的失败，使道光帝在对英态度上由忽战忽和变为一味乞和。他派盛京将军耆英为钦差大臣，会同已被革职的伊里布赴浙江前线办理乞和事宜。但英国政府仍决定增派陆海军，希图通过决定性战役尽快结束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一项满足其侵略要求的条约，因而璞鼎查对清廷的议和活动未予理睬。当时，英军的战略部署是沿长江西进，控制大运河，夺取南京，截断清廷的物资银财运输线，压迫清政府投降。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三月，援军到齐，英军共拥有军舰25艘，轮船14艘，步兵10000余人。四月四日(5月13日)，英军向长江口进犯。八日(5月17日)，进攻钱塘江口的乍浦，清6000守军英勇抵抗，乍浦当天沦陷。英军在乍浦休整10天,将该城焚掠一空,然后进入长江攻打吴淞口。吴淞位于宝山县境黄浦江与长江汇合处，是长江的第一道门户，江南提督陈化成率2400名清军驻守于此。当时清廷虽一再谕令加强长江口的防御，但两江总督牛鉴盲目轻敌，以为英军不过是虚声恫吓而已，因而该地区的防务是空虚的。五月八日(6月16日)，英军进犯吴淞口，以3艘重型军舰从正面攻打西炮台，以4艘轻型军舰入黄浦江进攻吴淞镇炮台和东炮台，威胁清军侧后，掩护登陆部队从吴淞镇附近登陆。战斗打响后，双方争战极为激烈，年过七旬的陈化成在西炮台亲自操炮，与士卒一道战斗。不久，英军突破西炮台登陆，由吴淞镇登陆之敌也从侧后袭击西炮台，陈化成腹背受敌，兀自率百余名亲兵坚守炮台，最后全部阵亡。吴淞东岸的东炮台也为英军所占，宝山陷落。十一日(6月19日)，英军水陆两路向上海进犯，由于清军先已撤离，侵略军不费一枪一炮便侵占了上海，英军大肆抢掠后退出上海，集中于吴淞口。二十八日(7月6日)，璞鼎查等率11艘军舰、9艘武装轮船、10000余名陆军驶离吴淞口，溯江而上。
吴淞口失陷后，道光帝只是催促耆英等加紧议和，清政府仍将沿海地区防务重点放在天津地区，对长江下游并不重视，防守长江要隘及江宁府(府治在今南京)的兵力只有七八千人。
英军沿江西进后，福山、鹅鼻咀、圈山等江险处炮台守军稍事抵抗即弃阵而走。六月十日(7月17日)英舰闯入镇江水域，封锁瓜洲运河北口，阻断漕运。英军兵临城下后，清军在城西南高地上驻有四川提督齐慎、湖北提督刘允孝所率赣鄂兵2000余名。副都统海龄弃城西北金山、城东北北固山、焦山、象山等制高点，将2000名旗绿营兵收缩于城内。十四日(7月21日)，担任主攻的英军右翼部队在金山附近顺利登陆后分一部进攻城郊西南的清军，另一部沿城直攻西门，经过激战，齐慎、刘允孝不支，率部退往新丰(今江苏丹阳)。担任牵制任务的英军左翼部队则在镇江东北北固山登陆，直逼城下，上午十时许，英军破北门。中午，英右翼部队用火药炸开西门后蜂拥而入。守城清军与侵略者展开了肉搏战、巷战，海龄督战到最后时刻自杀殉国，镇江失守。此后，英军继续西进，七月四日(8月9日)抵达江宁江面，两天后耆英自无锡赶至，开始与英方和谈。二十四日(8月29日)，清政府与英方签订了外国侵略者强加于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一《江宁条约》(即《南京条约》)。条约规定:清廷向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割让香港;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关税需同英方商定等。后来又规定英国在华拥有“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签约后，英军撤往舟山，鸦片战争结束。
鸦片战争是中国封建军事力量与西方资本主义先进军事力量的第一次较量。在这场战争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第一次用战争破坏、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军事制度。此后，中国的封建军事制度开始向近代军事制度转变，鸦片战争也是清朝军事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二)太平天国、捻军农民革命战争，其他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反清战争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和外国对华侵略掠夺激起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不屈斗争。咸丰(18511861年)、同治(1862-1874年)年间发生的太平天国、捻军、天地会农民革命战争以及各少数民族的反清战争，把这一时期的中国人民反抗斗争推向了高潮。
1、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战争
(1)金田起义及转战广西
鸦片战争后十年间，各地掀起的反抗斗争以广西、广东、湖南三省声势最盛，而清朝统治力量最薄弱的广西则成了三省反抗力量的汇合点。到了咸丰初年，“拜上帝会”把分散的人民反抗斗争汇集成一股起义的洪流。
自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始，“拜上帝会”的创始人洪秀全、冯云山等利用基督教一些教义和仪式宣传天主救世及平均平等思想，在两广地区发展会众。五六年后，“拜上帝会”在广西紫荆山区汉、壮、瑶等族农民及矿工、手工业者中发展最速，并形成了以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为首的领导核心。道光三十年(1850年)，洪秀全下令各地会众到桂平县北五十里的金田村“团营”(集中结营组军)，至年底，“团营”之众已达二万余人，均编入军事组织。“拜上帝会”力量的壮大逐渐引起了广西地方当局的注意，他们不断派兵搜剿，屡为“拜上帝会”击退。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日)，“拜上帝会”会众在金田村正式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气势磅确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拉开了序幕。
金田起义后，太平军迅速夺占了大湟江口(今江口镇)，不久，罗大纲、苏三娘等率2000余天地会部众来投，声势更壮。清钦差大臣李星沅急令广西提督向荣率1万余人赴桂平围剿，结果在大湟江口为太平军击败。由于清军陆续进围，太平军转进武宣东乡扎营。咸丰元年二月二十一日(1851年3月23日)洪秀全在东乡登极，自称“天王”，封杨秀清为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同主军务。
四月十二日(5月12日)，李星沅病死武宣，清廷派大学士赛尚阿为钦差大臣赴广西督办军务，命广州副都统乌兰泰为帮办，并调蒙古都统巴清德等协同指挥军队，围攻太平军。太平军遂突围北上入象州境，八月，在平南官村大败清军向荣部，九月二十五日(11月17日)一举攻克永安州(今广西蒙山县)城。在永安停留的半年中，洪秀全颁行天历，制订制度，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西王以下各王俱受东王节制，杨秀清实际上掌握了太平天国军政大权。此时进围永安的清军总数已达4万，太平军被迫再次突围，继续北上，兵临桂林城下，围城月余未能得手，于是撤围向北挺进。咸丰二年(1852年)四月，太平军占全州，攻城时冯云山受伤。十八日(6月5日)，分水陆两路沿湘江北进。二十三日(6月10日)，在全州以北十里之蓑衣渡遭湖南永州(今零陵)知州江忠源部伏击，激战两昼夜，辎重尽失，伤亡较大，冯云山因伤势恶化于此役中去世。
(2)东取金陵
撤离全州后，太平军出广西入湖南，于四月二十五日(6月12日)攻克道州。在道州休整的一个多月中天国领导者统一了认识，决定进军湖广，东取金陵(今江苏南京)。遂弃道州，向东北方向前进。七月，占郴州(今郴县)。随后洪秀全、杨秀清命西王萧朝贵率军2000直逼防备空虚的长沙城。七且二十九日(9月12日)萧朝贵在攻城中不幸中炮牺牲。洪秀全、杨秀清闻讯后率全军赶赴长沙增援，挖地道攻城，日久未下。此时，外围清军已达五六万人，形势日趋不利。十月十九日(11月30日)太平军主动撤围北上，克益阳，轻取岳州，获得大批军火、船只，并组建水营，军队发展到10余万人，其后从岳州水陆并进直取湖北省城。十一月，占汉阳、汉口。十二月四日(1853年1月12日)，以地雷轰塌武昌城墙，进占全城，清湖北巡抚常大淳败死。
太平军攻克武昌后，清军以撒大网的方式进行四面防堵，但其重点放在河南、直隶，显然，清廷对太平军的战略意图并不清楚。
咸丰三年正月初二日(1853年2月9日)，洪秀全、杨秀清等率10余万之众，万余艘船只从武汉出发，水陆并进，浩浩荡荡顺江东下。沿途克九江、安庆、池州(今贵池)、铜陵、芜湖、太平(今当涂)、和州(今和县)等地。三十日(3月9日)，胡以晃、李开芳、林凤祥率陆师进占雨花台，直薄南京城，进攻城南聚宝门(今中华门)。同时，太平军水师分泊大胜关至草鞋峡一带江面，占领浦口，包围金陵，进攻城北的仪凤门。二月十日(3月19日)，太平军用“穴地攻城”法，轰塌仪凤门城墙，数百名天国将士冲入北城，在小营一带杀死两江总督陆建瀛。此时，南城清军闻北城已破，纷纷溃逃，林凤祥、赖汉英率数千太平军乘势攻破聚宝门、水西门、汉西门。翌日黎明，太平军主力入城，杀清江宁将军祥厚，南京全克。二十日(3月29日)，天王洪秀全进入南京，改南京为天京，定为都城，正式建立起与清王朝南北对峙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政权。
定都天京后，太平军加强了城防部署，又攻占镇江、扬州，使之与天京成犄角之势。几乎同时，清军向荣部17000余人已移营至天京城东孝陵卫，建立了“江南大营”，清军琦善部17000余人随之在扬州地区建立了“江北大营”，迫使太平军中止夺取苏杭财富之地的战略计划。当时，摆在太平天国面前的有三大军事任务:解除近在咫尺的江南、江北大营的威胁;出兵西征夺取饷源，扩大上游地区控制范围;北捣北京推翻清王朝。太平天国领导者们最后决定固守天京，同时分兵北伐、西征，三大军事任务概不偏废，从而陷入三面作战的境地，使太平军在多个遥远的战略方向和漫长的战线上分兵与强敌作战，给清军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
(3)偏师北伐
咸丰三年(1853年)四月，林凤祥、李开芳率军2万余人从浦口出师北伐，以“师行间道，疾趋燕都，无贪攻城夺地靡时日”为目的。北伐军经皖北上，一个月中连破滁州(今滁县)、临淮关、凤阳、怀远、蒙城、亳州(今亳县)等地。五月，入河南，破归德城(今商丘)，北上刘家口，拟渡黄河,取道山东。因山东曹县地方官姚景荣早已将船只收归北岸，尽行烧毁，使北伐军北渡之计被迫中断。继又沿河西进，经睢州(今睢县)、杞县、陈留，十二日(6月18日)进逼开封，围城不下，乃绕道经中牟、郑州、荥阳，在汜水、巩县之间夺得一批民船，渡过了黄河。
北渡黄河后，北伐军占领温县，随即于六月二日(7月7日)进围怀庆府(今沁阳)。清政府赶忙派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为钦差大臣，调集北方军队2万人防堵。北伐军围城近两月，未能克城，被迫撤围，绕道济源进入山西，连下垣曲、绛县、曲沃，进至平阳(今临汾)、洪洞一带。清军再次厚集兵力妄图把北伐军消灭于晋南地区，北伐军遂转而向东，复入河南。八月，击溃纳尔经额军万余人，克临铭关，兵入直隶。九月，占深州(今深县)。
清廷大惊，咸丰帝马上将纳尔经额革职，以胜保为钦差大臣，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会同进剿。
北伐军在深州稍事休整后，继续东进，连破献县、沧州、青县、静海前锋直抵杨柳青，进逼天津。时天津防备空虚，城内团练决运河堤岸，引水环城。不久，胜保、僧格林沁先后率部赶至，北伐军进攻受阻，退守静海、独流，由林凤祥、李开芳分别率部固守，同时向天京求援。北伐军将士忍受着严寒和饥饿，抗击三四万清军和团练的围攻。咸丰四年(1854年)二月，杨秀清派夏官又副丞相曾立昌、夏官副丞相陈仕保、冬官副丞相许宗扬等率领北伐援军7500人从安庆赴敌。三月，援军在山东临清遭清军阻击失利，随即南撤，途中伤亡极大，余部纷纷溃散。北援军事行动失败。
四月，北伐军因粮尽弹缺，后援无望突围南走，退至东光县连镇，遭清军僧格林沁部包围。为吸引清军，李开芳率600骑于五月二日(5月28日)突围南下，袭占山东高唐州，清胜保军尾随而至，北伐军被分割在两地，处境更为困难。留守连镇的六七千北伐军坚持至咸丰五年(1855年)二月，终因粮尽失守，太平军大部阵亡，林凤祥受伤被俘，在北京就义。连镇陷落后，李开芳率部突围至茌平县冯官屯，清军引运河水灌冯官屯，北伐军屡次突围都未能成功。五月，李开芳被俘，被押至北京就义。至此，北伐军经过两年多奋战，终于全军覆没。
(4)曲折的西征
东征苏浙财富区的战略计划阻于江南大营后，太平天国决定西征，以夺取皖赣，进图湘鄂，获得饷械之源，扩大上游地区控制范围，屏蔽天京。咸丰三年(1853年)四月，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率战船千余艘、步军二三万自天京溯江西征，一路攻占安徽和州、太平、池州、安庆。围攻南昌时，江西巡抚张芾、湖北按察使江忠源指挥清军在城内负隅顽抗，太平军围城二月不下，遂撤围转而克九江。八月，天京派石达开至安庆主持西征事宜。此后，西征军分为两支，一支由胡以晃、曾天养率领经略皖北，克集贤关、桐城、舒城等地，十二月，破皖省临时省会庐州(今合肥)，清新任安徽巡抚江忠源投水自尽。另一支由韦俊、石祥祯率领，西取湖北，破田家镇(今广济西北)、克蕲州、黄州(今黄冈)，九月，再克汉口、汉阳，不久，因兵力不足退守黄州。咸丰四年(1854年)正月，曾天养率部来援，西征军大败清军于黄州，湖广总督吴文镕自杀。十九日(2月16)，西征军三克汉口、汉阳，围攻武昌。同时，西征军又兵分两路，北路军万余人由曾天养率领转战鄂北，南路军2万余人由石祥祯、林绍璋指挥进军湖南。三月，杨秀清以扬州危急，调石达开回天京，由秦日纲主持西征事务。
挺进湖南的西征军遭遇了曾国藩湘军的抵抗。开始，太平军连连告捷,占领岳州、湘阴、靖港、湘潭等地，准备围攻长沙。四月，大败曾国藩水师于靖港，但林绍璋部在湘潭为湘军大败，损失惨重，西征军被迫放弃钳制长沙消灭湘军的计划。七月，湘军进入岳州，太平军退守城陵矶，十六日(8月9日)，在城陵矶重创湘军水师。闰七月初，太平军撤往武汉。八月，湘军攻陷武昌、汉阳，并焚毁了汉水上大批太平军船只。随后，湘军由武昌东下，进攻田家镇，重创太平军水师。太平军被迫退驻宿松、太湖。十一月，湘军进逼九江，曾国藩亲抵城外指挥攻城。太平天国再以石达开为西征军统帅，自安庆率援军到达湖口布置军事，由林启容守九江，黄文金据湖口，石达开、罗大纲驻梅家洲。是月中旬，湘军水陆师完成了对九江、湖口的包围，湘军水师分泊鄱阳湖口内外江面，以舢板等轻舟驶入湖内，欲图消灭太平军水营，切断太平军九江、湖口之外援。结果，太平军将计就计，在湖口连结垒卡，断其出路，使敌军笨重船只留于长江，湘军水师遂被分割为二。太平军趁机反攻，在湖口、九江两次痛歼湘军水师，夺获曾国藩座船，曾国藩狼狈逃往南昌。此后太平军西征不利的形势开始扭转。
湖口大捷后，石达开派秦日纲、陈玉成率部西进武汉，吸引湘军从九江回援。咸丰五年(1855年)二月，太平军三克武汉，随即挥师鄂北。曾国藩被迫命罗泽南部6000余人从江西进援湖北。石达开见湘军主力未被调动，遂亲率西征主力入江西，逼南昌。十一月，曾国藩急调围困九江之师回援南昌，被敌人围困几近两年的九江终于解围。至咸丰六年(1856年)二月，江西十三府中的七府一州五十余县都为太平军所克，曾国藩困守的南昌城指日可下。三月，洪秀全、杨秀清命石达开率部回援天京，江西军务改由卫天侯黄玉昆主持。此后，太平军西征军事行动基本停止。
(5)一破江北、江南大营
太平军分师北伐西征后，天京附近兵力大为减弱，经常受到清军江北、江南大营的威胁。西征战场转败为胜后，天京当局从上游抽调大军东援。咸丰六年(1856年)正月，燕王秦日纲奉命自上游赴援陷于清军重围的镇江，太平军年轻小将陈玉成驾一小舟，穿过清军封锁线，入城与守将吴如孝取得联系。二月，吴如孝、秦日纲内外夹击，大败清军。太平军乘胜渡江，破江北大营统帅托明阿军，克扬州、浦口，江北大营溃散。然后，太平军回师镇江，进攻江南大营。五月，秦日纲部、石达开部及天京城内太平军向江南大营发起总攻，清军大败，向荣率残部逃至丹阳毙命。摧毁江南大营后，杨秀清命韦昌辉主持江西军政，石达开前往湖北，解武汉之围。
(6)破江北、江南大营及三河镇大捷
咸丰六年(1856年)，“天京事变”发生，杨秀清、韦昌辉死于内讧。十月底，洪秀全召石达开回京提理政务，但天王对他心有疑忌，多方牵制。咸丰七年(1857年)五月，石达开率部愤而出走，从天京上游带走数万人开始独立行动。石达开出走进一步削弱了天国军事实力。此后，石达开先在江西、浙江、福建等省活动，屡遭不利。咸丰九年(1859年)后又转战湖广、西南一带。由于没有建立根据地,孤军作战,战斗力日益削弱。同治二年(1863年)，石达开在四川大渡河紫打地(今安顺场)陷入清军包围，全军覆没，石达开自投敌营，于成都就义。
天京内讧之后，太平天国军事形势急转直下。东线，清军重陷镇江、瓜洲，江北、江南大营复建，再次威胁天京。西线，韦俊在湘军猛攻下放弃武汉，湖北尽失。湘军又攻占湖口、九江，林启荣部全部牺牲，江西动摇。同时，天国内部一时“朝中无将，国中无人”。军心涣散，人各一心，洪秀全只得提拔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等一批年轻将领，恢复了五军主将制。此时，西线湘军已危及安庆，天京之围也日趋严重。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李秀成、陈玉成等将领在安徽枞阳镇(今桐城县东南)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采取联合作战方针，会攻江北大营。会后，陈玉成率部东征，七月，克庐州，留吴如孝就地活动，自率主力进军乌衣镇，与李秀成部会师，大败江北大营德兴阿部，随后进军浦口、江浦，再次摧毁江北大营，恢复了天京与江北的联系。
正当太平军主力进攻江北大营时，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命李续宾部进援安徽，先后攻占太湖、潜山、桐城、舒城等地。九月底，李续宾率6000精兵进抵庐州咽喉三河镇外围。十月二日(11月7日)，陈玉成率部自六合赶至，扎营于三河镇南金牛镇一带。九日(11月14日)，李秀成率部自扬州赶来，驻于白石山。这样，三河附近太平军人数已达十余万。十日(11月15日)深夜，李续宾派兵偷袭金牛镇，被陈玉成诱入包围圈。当时正值大雾迷漫，湘军莫辨敌我，乱成一团，全部遭歼。随后，陈玉成与李秀成率部进击湘军大营，全歼敌军，李续宾自杀。太平军乘胜复占安徽大部，减轻了安庆之围的压力，天京上游局势得到暂时控制。
咸丰九年(1859年)三月，鉴于天京仍受江南大营威胁，太平天国领导者决定由陈玉成部在皖北佯动，掩护江南之战由李秀成、李世贤等部攻打湖州、杭州，迫使江南大营驰救，然后乘隙蹈虚，回攻江南大营。翌年二月，李秀成奇袭杭州成功，江南大营统帅和春先后派出一万余人奔援杭州，李秀成立即星夜回师天京。闰三月十二日(5月2日)，李秀成部、陈玉成部、李世贤部、杨辅清部、刘官芳部五路太平军齐集天京外围，对江南大营发起总攻，经过激战，彻底摧毁江南大营，和春、张国墚等率残部逃往镇江、丹阳。接着，太平军东征苏常，四五月间连克丹阳、常州、无锡、苏州、嘉兴、太仓、嘉定、常熟、青浦、松江等地，占领了长江三角洲大部地区。此后，太平军逼近上海，在松江、青浦等地击退了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组建的军队一一洋枪队的进攻。七月，李秀成率部攻上海，遭英法联军炮击被迫撤退。
(7)安庆会战及经营江浙
江南大营覆灭后，清朝绿营部队几乎全部崩溃，只好依赖湘军来支撑危局，曾国藩受命出任两江总督、督办江南军务，他在战略上坚持先攻安庆，后图下游的计划，加紧围攻安庆。
八月，陈玉成到苏州与李秀成会商，决定依原定计划分南北两路西进武汉，实施“攻鄂救皖”战略，解除安庆之围。十六日(9月30日)陈玉成率军自天京北渡，九月，进驻桐城。咸丰十一年(1861年)春，占霍山，克英山。二月，占领黄州(今黄冈)，逼近武汉。十二日(3月22日)陈玉成在黄州府会见了英国参赞巴夏礼，巴夏礼借口维护英国商业利益，危言耸听地“劝告”陈玉成不要进攻武汉。陈玉成轻信上当，留赖文光部驻守黄州，他本人率军转向鄂北。三月中旬，陈玉成见南路大军迟迟不来，遂率部东下，直接驰援安庆。南路李秀成只一意经营江浙，对救援安庆抱消极态度。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李秀成部自天京出发，经皖南，遭湘军阻截失利，遂改道浙江转入江西。咸丰十一年(1861年)底入鄂，连克通城、通山、兴国(今阳新县)、大冶，前锋攻占武昌县(今鄂城)。英国驻汉口领事金执尔面见李秀成，进行阻挠和恐吓。此时，李秀成得悉陈玉成早已回师安庆，遂撤出湖北，折入江西。太平军“攻鄂救皖”计划告败。
四月，曾国藩自祁门移营至长江边上的东流，就近指挥湘军围攻安庆，湘军主力几乎全部投入此役。此时，陈玉成军已在集贤关附近逼攻围城湘军，干王洪仁玎等也自天京率援军会合吴如孝部，进驻桐城新安渡至练潭一带，双方开始了对安庆的争夺战。经过一个多月激战，太平军未能得手，陈玉成布在集贤关的营垒又被攻破。八月一日(9月5日)，湘军轰塌北城城墙攻入城内，安庆失守。陈玉成退往庐州。此后，陈玉成为扩马招兵又派陈得才、赖文光等率军3万与捻军配合远征河南、陕西。清军多隆阿、袁甲三部趁机扑向庐州。同治元年(1862年)四月，陈玉成放弃孤立无援的庐州，北走寿州，被当地团练首领苗沛霖诱捕，解送胜保军营，后在河南延津遇害。
安庆失守后，天京上游屏障尽失，皖北根据地不复存在，天京局势日益危殆。而李秀成无意挽救西线，反率军由江西入浙，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底全占浙境。浙江和苏南成为太平天国最后两三年中的主要根据地。随后，李秀成又率部进攻上海，遭英法联军、华尔常胜军及李鸿章淮军反攻，多次失利。
(8)天京保卫战
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清廷授曾国藩协办大学士，统辖苏、赣、皖、浙四省军务。曾国藩立即筹划以东征金陵为主要目标的全盘军事行动。四月，湘军曾国荃部、曾贞干部及彭玉麟部水师共五万人先后抵达天京城下。曾国藩另派左宗棠率楚军入浙，李鸿章率淮军入上海，进攻苏浙太平军。
湘军进抵天京城下后，洪秀全严令李秀成自上海前线回援。八月，李秀成督率太平军“十三王”共10余万人回救天京，猛攻围城湘军。湘军“缩营自保”，凭借深沟高垒，坚守顽抗，太平军未能击破湘军营垒。十月五日(11月26日)，李秀成撤军入天京，“十三王”救天京失败。其后，洪秀全又命李秀成率部北征湖北，冀图诱使围城湘军回援江北。曾国藩一面指示曾国荃坚守大营，一面纷调援军入皖，阻挡李秀成部西进。同治二年(1863年)四月，李秀成连攻庐州、舒城、六安不下，旋即东返。这时，太平军常熟守将骆国忠已举城降清，淮军、“常胜军”从上海西进，攻陷了太仓、昆山，准备围攻苏州，苏浙动摇。在天京方向，曾国荃所统围城之师已增至3万余人，洪秀全急令李秀成速回天京。五月，李秀成部在江浦渡江返京时遭湘军截击，损失2万余人。
当湘军在天京城外加紧攻城时，英法侵略军、“常胜军”和淮军先后于是年下半年攻占了江阴、无锡、苏州。同治三年(1864年)四月，常州、金坛、丹阳又先后陷落，太平天国苏南各城尽失。在浙江战场，英法侵略军早在同治元年(1862年)四月就攻占了宁波，浙江太平军进行了英勇抗击，相继在慈溪击毙“常胜军”统领华尔，在绍兴打死“常捷军”统领勒伯勒东及继任者塔提夫。但这些局部战斗的胜利并不能挽回整个战场的被动局面，在外国侵略军和左宗棠部湘军的进攻下，浙江各地相继陷落。同治三年二月，嘉兴、杭州又失，太平军余部转移至湖州。至此，天京东南屏障尽失，已成孤城。城外防御工事也被湘军破坏殆尽。李秀成建议“让城别走”，另谋发展，遭到天王拒绝。
同治三年正月廿一日(1864年2月28日)，湘军攻占紫金山巅的天保城。廿四日，湘军进至太平门、神策门外。四月廿七日(6月1日)，洪秀全病逝，长子洪天贵福继位为幼天王，太平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卫城战。六月十六日(7月19日)，太平门城墙被轰倒，清军蜂拥而入，天京陷落。李秀成突围至天京东南方山附近被俘，送往湘军大营，写完供词后遭处决。十月，幼天王、洪仁玎在江西被俘遇害。
天京失陷标志着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战争的失败。此后，长江以南的太平军余部转战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等省，一直坚持到同治五年(1866年)才被镇压下去。长江以北的太平军后来与捻军合编，继续抗清。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战争虽然失败了，但它历时十四载，纵横十八省，沉重打击了清朝封建统治和外来侵略势力，把中国农民革命战争推向了高峰，对晚清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2、捻军农民革命战争
嘉庆(1796-1820年间，在安徽、河南、山东、江苏、湖北等省活跃着一个民间秘密组织，称为“捻党”。当太平天国起义波及这些地区后，各地捻党纷纷起义，被称为“捻军”。咸丰五年(1855，捻军首领在亳州雉河集会盟，推张洛行为盟主。其后，捻军转战淮北，牵制了大量清军。“天京事变”后，太平军元气大伤，捻军在淮北亦连连受挫，两大支起义军遂走上了联合的道路。
(1)挫败僧格林沁和曾国藩的围剿
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太平军陈玉成、李秀成部解桐城之围后，与捻军在霍丘、六安交界处会师，经过协商，捻军以“听封不听调”为条件接受太平天国的领导和封号，张洛行被封为沃王。随后，双方在淮河南北多次联合作战。庐州失守后，清廷派僧格林沁在皖北剿捻。同治二年(1863年)正月，捻军主要根据地雉河集被僧军攻破，不久，张乐行被俘牺牲。捻军张宗禹、任化邦等部突围以后，转战于河南、山东一带。同治三年(1864年)三月，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统率的西北太平军在河南西南部与捻军张宗禹、陈大喜、任化邦等部会师，合众至数十万，驰救天京，沿途遭清军阻截，处境不利。天京陷落后，士气大挫，十月，兵败霍山黑石渡，扶王陈得才自杀。当此危难之际，太平军及捻军余部在鄂、豫边境进行改编，沿用太平天国的年号和封号，以遵王赖文光为最高统帅，张宗禹为梁王，任化邦为鲁王。整编后，赖文光根据捻军多骑兵及北方平原作战的特点，决定易步为骑，扩大骑兵;在战略战术上以骑兵奔袭的运动战为主，发展快速流动、声东击西、盘旋打圈、设伏圈歼等灵活战术，战斗力大大提高。先后在河南邓州(今邓县)、鲁山等地大败僧格林沁军。
同治四年(1865年)正月后，捻军引诱僧军奔驰、盘旋在几千里的大平原上，由豫入鲁、由鲁转苏、由苏入鲁，僧军被拖得精疲力竭，“将士死亡者数百，军中多怨言”，四月，僧军追至曹州府(今菏泽县)西北之高楼寨遭捻军主力伏击，大败。僧格林沁星夜突围至曹州府西北十五里的吴家店时，被捻军包围，身受八伤而毙命。此役，捻军全歼僧军，清军骑兵精锐损失殆尽。
僧格林沁军覆后，清廷在京畿附近加强了防务，命两江总督曾国藩携钦差大臣关防节制山东、河南、直隶三省旗绿各营及地方文武员弁，督师北剿捻军。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曾国藩自南京沿运河北上，他针对捻军易于流动的特点，采取以静制动、画河圈围等战略，自己坐镇徐州，负责捻军经常出没的皖豫鲁苏四省十三府州攻剿事宜，四省分别以临淮、周家口、济宁、徐州为大本营，其他地区由各省巡抚专责。但捻军依然驰骋于四省之间。同治五年(1866年)夏，曾国藩集10万之众在黄河南、沙河贾鲁河东、运河西、淮水北之间沿岸设防，并以游击之师追踪捻军。八月，赖文光部与张宗禹部在河南禹州、许州一带会师后一举突破了清军沙河、贾鲁河防线，重入河南。曾国藩剿捻之策破产。
(2)东捻军的失败
十一月，清廷改任李鸿章为钦差大臣，节制湘淮各军，专办剿捻。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此时，捻军由于长期流动作战，没有根据地也没有支援，处境日益艰难，遂在河南许州(今许昌)分军两支。一支由遵王赖文光、鲁王任化邦率领，留在中原地区活动，是为东捻军;另一支由梁王张宗禹、幼沃王张禹爵率领，挺进陕甘，联络西北回民起义军，是为西捻军。捻军一分为二，不仅分散了兵力，也使清军获得了各个击破的机会。
许州分军后，东捻军欲图入运河东部富裕地区，因数次抢渡运河不成又折入湖北，李鸿章遂集军于河南、湖北，实行多面围困，“扼地兜剿”策略。东捻军英勇作战，连克云梦、应城，在罗家渠、杨家河两败敌军主力，生擒淮军悍将郭松林、击毙淮军总兵张树珊。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捻军在尹瀣河(今永隆河)遭鲍超部湘军攻击，损失惨重。此后，东捻军屡渡汉水不成，被迫放弃入川进陕与西捻军会合的计划，转而进军山东就粮。五月，东捻军顺利突破清军运河防线进入胶东半岛，兵锋指向烟台。
李鸿章立即移营山东，再次实施“扼地兜剿”方针。以胶莱河为第一道防线，布以重兵;以运河为第二道防线，调各省清军分段防守;同时，以黄河为北部防线，以江苏北部六塘河为南部防线，进行布防;另派游击之师追剿捻军。
捻军得知清军在胶莱河修筑工事时，急忙回军西向，七月，在清军防守薄弱的海神庙等处突破胶莱河防线。李鸿章被迫将防守胶莱河各部清军调至运河防线。此后，东捻军局限于运河、胶莱河之间，无从发挥运动战优势，粮食也日益缺乏，多次突围均遭失败。十月，东捻军在潍县、赣榆被淮军刘铭传部所败，任化邦也为叛徒杀害。十一月，又在寿光遭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等部淮军围击，伤亡近2万人，被俘近万人，主力损失殆尽。最后，赖文光率余部千余人突破六塘河防线南下，十二月，在扬州东北瓦窑铺受淮军吴毓兰部阻截，赖文光被俘，五天后在扬州就义，东捻军失败。
(3)西捻军的覆没
西捻军6万余人自许州分兵后进入陕西。同治五年(1866年)十二月，在西安近郊浐桥十里坡运用流动战术伏击清军成功，击毙清总兵萧德扬、提督杨得胜等，歼敌3000余人。清廷忙以新任陕甘总督左宗棠督办陕甘军务，进剿西捻军。同治六年(1867年)五月，左宗棠率楚军2万人由鄂入陕，他认为“以用兵次第论，非先捻后回不可，非先秦后陇不可”。左宗棠抵达潼关后即以主力对付西捻军，以部分兵力对付回军。此后，西捻军虽与西北回军联合对清军作战，但在刘松山部湘军、郭宝昌部皖军打击下屡屡失利。九月，左宗棠策划将捻军消灭于渭河北岸泾水、洛水之间。结果西捻军突围入陕，使左宗棠的计划化为泡影。十一月，张宗禹为救援东捻军抢渡黄河，挺进山西，翌年正月入直隶境，进至保定、满城一带。
西捻军进入直隶南部既调动了大量清军赴援京畿，同时也使自己陷入了孤军作战的困境。二月上旬，清廷以恭亲王奕诉为大将军，左宗棠、李鸿章为参赞大臣，督率集结在直隶中南部的18余万清军。是月下旬，西捻军在饶阳一战中伤亡惨重，张禹爵殉难。张宗禹即率众南下河南，在滑县败淮军杨鼎勋部后转入山东。四月初，西捻军经德州、沧州抵达天津附近的杨柳青等地，受阻于崇厚所部由英国教官训练的洋枪队，被迫退回山东，结果被清军围困在捷地减河、运河、黄河及渤海之间。捻军几次突围均遭失败，最后被压缩在马颊河以南、徒骇河以北的狭长地带。六月底，西捻军自茌平西南广平镇向东北转移途中，遭清军合击，捻军数千将士全部牺牲，张宗禹不知所终。
西捻军的覆没标志着捻军农民战争最后失败。这场历时16年，战场遍及皖、豫、鲁、苏、直、陕、鄂、晋的农民战争牵制了大量清军，有力地支援了太平军的革命斗争，在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失败后，捻军又成为反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主力，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
3、天地会起义和少数民族的反清战争
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同时，清代民间秘密结社组织一天地会也纷纷发动武装反清斗争。其中较为著名的有福建小刀会、红线会起义;湖南天地会起义;上海小刀会起义;广东、广西天地会起义等。
在天地会起义中，军事上较有特色的是上海小刀会和广东天地会起义。咸丰三年八月初五(1853年9月7日)，上海小刀会在首领刘丽川等领导下里应外合占领上海县城，建立“大明国”，并推举刘丽川为“大明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在12天内，攻占了嘉定、上海、宝山、南汇、川沙、青浦等6座县城。下旬，宣布是“太平王的部属”，改用太平天国年号，刘丽川改称“太平天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
清廷为镇压上海小刀会起义，先后调集了5000多人进行围攻。清军的作战方针是首先夺取上海周围各县，然后合力进攻上海县城。起义军退守上海孤城，清廷江南大营帮办、署江苏巡抚许乃钊调兵遣将，从南、北两面夹击上海城。至九月(10月)中旬，围城清军增至8000余人，加上乡勇，共约2万人，并配以水师战舰数十艘。刘丽川认定太平军会进行增援，因而面对强大敌人采取长期坚守孤城的方针。而实际上此时太平军却无力东顾，小刀会没有及时调整作战方针，弃城突围，主动向天京(今南京)靠拢，终因弹尽粮绝而失败。
咸丰四年(1854年)五月中旬，广东天地会在东莞起义，占领县城，队伍迅速发展到了万余人。随即又在佛山、佛岭、广州北郊、珠江南岸等地发动起义，数月之内，攻克40余座府、州、县城。六月，佛山天地会首领陈开、佛岭天地会首领李文茂围攻广州，各路义军计有10余万人，号称二三十万。六月二十六日(7月20日)，起义军在佛岭伏击清军获胜后，即分三路进攻广州东、西、北各门，被击退。七月和闰七月，义军连续进攻广州受挫，由于不讲战术，一味硬攻，伤亡很大。清廷两广总督叶名琛提出集中兵力，“专注一处，先行扫荡”，然后并力进攻他路的作战方针，首先击败了东路义军，再攻北路，“先分其势，复截其援”，北路义军据点逐一陷落。以后，清军又以水陆夹击战术击败西路义军。
咸丰四年十一月上旬至下旬，清军攻占佛山义军外围据点，并进攻佛山镇。陈开率部突围，与李文茂等一起西上肇庆，向广西转移。五年四月(1855年5月)，陈开、李文茂率战船千余艘溯江西上，直薄广西浔州府城(今广西桂平)，在围攻了3个多月后，于八月十七日(9月27日)，攻克浔州城，建立“大成国”，改元“洪德”，以浔州城为“秀京”。经过一年多作战，起义军占领了浔州府属的大部分地区，以后又北取柳州，东克梧州，兵不血刃，夺取南宁城，从而控制了大半个广西，队伍也发展到数十万人。
为挽回局势，清军调整了部署。湖南巡抚骆秉章应广西巡抚劳崇光之请，派蒋益澧率3600余人进入广西作战，攻陷桂林城。陈开、李文茂曾想从东、西两路会攻桂林，未能奏效。不久，梧州、柳州相继失守。咸丰八年十月，陈开又一举袭占柳州，但未即时挥师东向，以夹击回援的湘军，而是南下浔州，东取梧州，结果顿兵于坚城之下，不得不回师，这说明义军没有正确地选择作战方向。咸丰十年正月初九(1860年1月31日)，湘军攻破柳州城，义军2000余人牺牲。
咸丰十一年正月，清两广总督劳崇光、记名按察使蒋益澧、广东陆路提督昆寿等在广州制定了进攻浔州的部署以总兵李扬升率水师溯浔江而上;蒋益澧率湘军7000人沿浔江两岸西进;侯补道刘坤一率湘军一部由柳州出象州、武宣，南取浔州。同时，另派人督率团练堵扼义军南下和西进的道路。七月十四日(8月19日)，两军水师在平南城东丹竹激战，结果义军战船数十艘被毁，有的被俘，伤亡近万，尽丧水陆精锐。两天后，陈开撤离浔州城，七月二十八日(9月2日)，陈开被俘，不久牺牲。两广天地会起义基本失败。
如从军事上分析义军失败的原因，可归结为三点:第一，军队没有统一指挥，组织分散，缺乏训练;第二，只讲进攻，却没有组织有效的防御;第三，缺乏巩固的根据地。
在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影响下，西南和西北地区还爆发了苗、彝、回、汉等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
咸丰四年二月(1854年3月)，布依族人杨元保首先在贵州独山起义反清，揭开了贵州各族人民反清斗争的序幕。五年三月十五日(1855年4月30日)，苗民张秀眉、包大度等在台拱(今台江)举义，至咸丰八年底控制了黔东南大片地区。清廷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后，调集了川、滇、湘三省军队大举向贵州苗民义军进攻。同治八年(1869年)初，清将席宝田率湘军2万余人，分两路合攻台拱，苗民义军退集黄飘(今黄平东南)。此处地势险峻，包大度率万余人埋伏以待。三月二十二日(5月3日)，湘军进入伏击圈，义军四起，前后夹击，歼敌万余人。九年秋，席宝田又指挥湘军向台拱大举进攻，先取周围堡寨，再分兵合击，昼夜力攻，终于在十月二十五日(11月17日)占领台拱，张秀眉主动撤出。清贵州提督周达武也指挥黔军攻占都匀、麻哈、清平、黄平等城。张秀眉等退至丹江、凯里之间的山区。十年秋，清军继续进攻，苗军齐集乌鸦坡与之激战。十一年春，清军分数路进逼，攻破苗军各寨，张秀眉被俘。坚持了18年之久的贵州苗民起义失败。
咸丰六年至同治十三年(1856-1874年)，云南回民也发动了反清武装起义，经清政府分化、收买，大多失败，只有杜文秀领导的滇西义军占领大理，建立政权。同治元年(1867)七月，杜文秀集中10万人马，分兵四路，东征昆明。至七年二月，占领了楚雄等20余座城市，并包围昆明城。清云南布政使岑毓英率3万人自曲靖回援，新任云贵总督刘岳昭也率部由黔入滇。岑毓英派兵攻占义军粮秣重地富民，并攻占昆明周围各城，向大理进军。回民起义军据险固守，节节抗击。十一年(1872年)五月，清军进围大理，杜文秀死难，大理失守。两年后，义军最后一个据点被清军攻陷，起义失败。
同治元年(1862年)，在陕甘地区爆发了以回族为主的反清起义。陕西回民起义，首先爆发于关中地区东部，然后迅速向西蔓延，回民连下渭南、高陵、华州、华阴，进围西安。主要领袖有任武、洪兴、赫明堂等。清廷急令钦差大臣胜保入陕镇压。年底，回军在渭河沿岸的苏家沟大败胜保军，胜保被革职，解京问罪。清廷又以多隆阿为钦差大臣，督办陕西军务。清军集中力量攻占回军重要据点羌白镇、王阁村、仓头镇。陕西东部回军遂向西转移，集中于泾阳、高陵、咸阳一带。其时，太平军陈得才部入陕，占领汉中。蓝朝柱义军也在川陕边境活动，回军遂加紧围攻西安。多隆阿等采取诱降手段，分化回军;同时又发动进攻，迫使回军从苏家沟和渭城撤退。回军一部向西北退至邠州(今彬县)，一部南下凤翔。清军又攻占凤翔、邠州，回军大部退至陇东的董志原。
当陕西回民起义发展到陕甘边境时，甘肃各地回民也纷纷响应，并逐渐形成了四个反清斗争中心:以金积堡为中心的马化龙回军;以河州(今临夏)为中心的马占鳌回军;以西宁为中心的马文义、马桂源回军;以肃州(今酒泉)为中心的马文禄回军。回军四起，声势浩大，清陕甘总督杨岳斌束手无策，哀叹“剿不胜剿，防不胜防”。清廷遂调闽浙总督左宗棠接替他，并任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左宗棠提出的作战方略是:“先捻后回”、“先秦后陇”。
同治三年(1864年)以后，陕西回军分为18大营，主要以甘肃宁州境内的董志原为根据地，这里“地平旷饶沃，可耕可牧”，且“北通灵州，南达陕疆”。八年春，左宗棠指挥清军进攻活动于正宁、邠州的回军，迫使其
退回董志原。回军失利后,将18大营改编为4大营,主动向金积堡方向撤退。金积堡位于灵州西南50余里，马化龙在这里实行“少杀人”、“重农事”的政策，促进了经济发展。他不但支持陕西回军，而且与西宁、河州回军相呼应，“各回民无不仰其鼻息”。清军分三路向金积堡推进，北路老湘军进抵灵州，受阻于吴忠堡一带。回军攻占灵州城(今灵武)。同治八年十月(1869年11月)，清军复夺灵州，完成了对金积堡的包围，回军则依托秦、汉二渠，挖壕筑墙，以步兵防守，用骑兵出击，使清军无可奈何。九年正月，回军夺回青铜峡口，并在马五寨击毙老湘军统领刘松山，使甘肃局势为之一变。但马化龙未能利用有利形势扩大战果，却一面“求抚”，一面分兵四出。清军很快稳住阵脚，夺取峡口，并在付出很大代价后，攻下金积堡周围各堡寨。在粮尽援绝的情况下，马化龙求降被杀。
同治十年(1871年)六月，清军分三路进攻河州，回军则在洮河东岸进行阻击后，撤往河西，驻扎在三甲集(河州第一道门户)。为诱敌深入，回军退至太子寺(今广河)，击退清军多次进攻，并于十一年正月(1872年2月)击毙清军统将傅先宗、徐文秀，使清军全线溃退30余里。但马占鳌无心再战，在获胜后主动向清军缴械投降。
西宁是甘肃的一个府治，西宁府下辖3县4厅,这一带回民在马文义(又名马尕三)领导下举义反清。马文义死后，马桂源、马本源兄弟成为西宁回民首领，他们完全控制了西宁周围地区。同治十一年七月，左宗棠调刘锦棠部老湘军进攻西宁。八月，马桂源与退入西宁地区的陕西回民军首领白彦虎、崔伟、禹得彦等召开紧急会议，共推马本源为大元帅，统一指挥各部。回军一面坚守重要据点，一面偷袭清军，阻截粮道，使清军疲于奔命。但当马桂源领兵出城时，留在城中的马文福与清朝官吏勾结起来闭城据守，迫使马桂源两面作战，从而分散了兵力，抵挡不住清军的进攻，西宁回军瓦解，马桂源兄弟也在巴燕戎格被俘。
马文禄占据的肃州(今酒泉)是陕甘回军最后一个基地。马文禄曾于同治七年(1868年)接受“招抚”，当十一年初清军徐占彪部进至肃州高台时，再次举兵反清。不久，左宗棠派遣的陶生林部马步5营和清廷派往新疆的金顺部20营完成了对肃州的包围。从西宁逃至的陕西回军白彦虎部因无法突破清军防线而西出嘉峪关，出走新疆。但肃州城固壕深，清军虽兵力雄厚(计60余营)，仍久攻不下。同治十三年(1874年)底，在长期围困后，清军发动总攻，刘锦棠亦率5营老湘军赶至，马文禄投降被杀。坚持了12年的陕甘回民起义战争至此结束。
(三)第二次鸦片战争
咸丰六年(1856年)，当太平军与清军在长江中游和天京外围激烈争夺的时候，英法侵略者在沙俄和美国支持下，为攫取比《南京条约》更多的利益悍然发动了新的侵华战争。这场战争实质上是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所以被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
1、广州战役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并未吸取战败的教训，清朝军事仍处于落后停滞状态，海防变化不大，沿海防备依旧十分松懈。
咸丰四年(1854年)、六年(1856年)英、法、美三国先后两次向清政府提出“修约”要求，均遭拒绝。英、法遂以“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为借口，挑起事端。
“亚罗”号是一艘走私鸦片的中国船，曾在香港注册过，但已过期。咸丰六年(1856年)九月，广东水师逮捕了该船上的海盗及涉嫌船员，英国驻华公使包令、驻广州领事巴夏礼等竟以此为借口要求广州当局释放人犯，并捏造广东水师捕人时扯落英国国旗，强迫清方向英方赔礼道歉，遭到两广总督叶名琛拒绝。英3艘军舰及2000名海军陆战队随即强行闯入虎门口。叶名琛以为英舰进犯只是虚声恫吓，下令清军不得放炮还击，致使英军全占珠江内河及虎门要塞的主要炮台，进而炮轰广州城。十月一日(10月29日)总督衙署被击毁，英海军陆战队一度攻入外城，由于兵力不足，英军骚扰抢掠一阵后退出。十二月，英军见无法达到入城谈判的目的，遂撤出虎门口外待援。事后，咸丰帝指示叶名琛采取“息兵为要”的方针，使清军在整个战争中处于被动地位。
咸丰七年(1857年)春，英国议会通过了扩大侵华战争的提案，英国政府立即委任前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为全权专使，率领一支海陆军前往中国，同时约法国联合出兵。
自咸丰六年(1856年)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非法潜入广西西林地区传教被地方官吏处死后，法国政府一直以这个“马神甫事件”为借口向清政府讹诈。为了迫使清政府就范，扩大在华侵略权益，法国接受英国邀请，任命葛罗男爵为特命全权专使率远征军参加对华战争。
八月底，额尔金、葛罗先后抵达香港，经过协商确定组成英法联军。不久，美国公使列卫廉、俄国公使普提雅廷也来到香港与英法合谋侵华事宜。侵略者决定先攻占广州迫使清政府同意谈判。十月二十七日(12月12日)、十一月九日(12月24日)，英法公使向叶名琛发出两次通牒，要求限期让城。同时，联军舰队则已突入珠江内河，占领了与广州城隔江相望的河南地方。叶名琛仍以为敌人虚张声势，“惟日事扶鸾降乩，冀得神佑”，不做任何战守准备。
十一月十三日(12月28日)晨，英法联军炮击广州城，不久，联军约4000人登陆，清军千总邓安邦、副都统夹存等奋起反击，最终不敌，东固、四方炮台失守，尔后，联军分三路攻入大北门、小北门和东门。翌日下午，广州失守。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组成了“联军委员会”，以投降的广东巡抚柏贵充当广东地方傀儡政权的头目。叶名琛为联军俘获，押往印度加尔各答，第二年死于囚禁中。
2、第一次大沽口之战
咸丰八年(1858年)正月，四国公使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派全权代表到上海举行谈判，遭到清政府拒绝。此时，清廷对这场侵略战争还是缺乏清醒的认识。咸丰帝在上谕中说“现在中原未靖..不得不思柔远之方，为羁縻之计”。只派刑部右侍郎黄宗汉为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赴广州与英法公使进行谈判。直到二月上旬，咸丰帝才谕令直隶总督谭廷襄严密防范大沽。当时，大沽口外已集结有英法美俄四国战舰20余艘，三月七日(4月20日)四国公使会齐白河口处，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派全权大臣在北京或天津举行谈判，限令六天内答复，否则诉诸武力。清廷遂派谭廷襄与四国公使谈判，经过多次交涉，侵略者未能达其目的，遂动用武力。
四月八日(5月20日)，联军舰队开入海口，轰击两岸炮台。炮台守军英勇抵抗。不久，联军两支陆战队强行登陆，向炮台逼近，守军冲出炮台与侵略军展开白刃战。正当此际，谭廷襄等却从大沽村西逃，使清军士气大挫，各炮台相继陷落。英法联军占领大沽炮台后溯白河而上，于十四日(5月26日)抵天津城下，扬言进攻北京。两天后，咸丰帝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赴天津议和。五月，清政府先后与四国公使签订了《天津条约》，条约规定外国公使驻京，增开十个通商口岸，向英法赔款600万两白银，第二年在北京正式换约等。
3、第二次大沽口之战
《天津条约》签订后，双方都觉得不满意。咸丰帝深感皇帝的尊严受到了损害，对外国公使驻京，允许外国人在内地游历和传教等条款尤为不安。于是，咸丰帝再派桂良、花沙纳前往上海与侵略者交涉，希望以免除关税为条件换取对条约的修改。英法政府则不满足于从中国攫取的特权，蓄意利用换约的时机重新挑起战争，向清廷勒索更多的权益。十月，英国以普鲁斯接替包令为驻华公使。翌年五月，普鲁斯到达上海，与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等密谋决定“不惜用武力来打开白河的大门，并继续向京城挺进”。
第一次大沽口之战失败后，咸丰帝命僧格林沁会同署直隶总督瑞麟负责天津一带防务，僧格林沁奏调各地兵力前往天津地区，使大沽口防守力量达到4000余人，同时增建了炮台，购巨炮分布要害，在海口配置铁戗，安排了三道拦河铁链，使大沽口防备得到很大改善。
五月十七日(6月17日)，英法联军舰队驶抵大沽口外，二十三日(6月23日)，清廷谕令僧格林沁严守海口，并照会英法公使，必须由北塘登陆进京换约。侵略者未予理睬。二十五日(6月25日)，联军舰队开进海口，轰断两根拦河大铁链、一根大棕缆，又发炮轰击两岸炮台。守卫炮台的直隶提督史荣椿等沉着应战。双方激战至下午，参战的联军舰艇几乎全被击伤，联军旗舰被击毁，舰队司令何伯身受重伤。海战失利后，联军企图向海口南岸强行登陆，遭到炮台清军猛烈还击，伤亡很大，战斗到半夜时分，侵略军被迫撤回舰艇，退出战场。第二次大沽口之战，英法联军遭到惨败，参战的十三艘英军舰艇中有六艘丧失战斗力，四艘被击沉或击毁，参战的1200名侵略军死伤达590多人。而清军在这次战争中伤亡仅30余人，大沽炮台只受到轻微破坏，取得了胜利。
4、津京之战
大沽惨败的消息传到伦敦和巴黎后，英法两国资产阶级煽起了新的战争狂潮，两国政府分别任命额尔金、葛罗为特命全权代表，陆军中将格兰特、孟托班为英、法远征军总司令，率领200余艘船舰、25000名军队开往中国。咸丰十年(1860年)初，联军到达上海，然后向北进犯。闰三月一日(4月21日)，联军占领舟山。四月，占领大连湾和烟台，封锁了渤海湾。五月，美使华若翰和俄使伊格纳切夫也打出“调停者”的旗号北上渔利。此时，清廷只一心一意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既不了解侵略军动向，也不认真加强沿海防务，咸丰帝反而对大沽一带防务表示盲目乐观，僧格林沁也因大沽口之战取胜而滋长了骄傲轻敌之心，为了让英法公使从北塘登陆，他撤掉那里的守备，专守大沽口。
六月十五日(8月1日)，英、法军舰30余艘、海军陆战队5000人由“俄夷引路，占踞北塘”。北塘被占，咸丰帝立即派恒福前往妥筹和议，遭侵略军拒绝。二十六日(8月12日)，万余名侵略军向新河发起进攻，清军马队2000人英勇冲锋还击，遭联军步兵合围，伤亡近400人，马队突围后又遭联军骑兵追击，损伤大半，新河失守。二十八日(8月14日)联军两路进攻塘沽，清军腹背受敌，激战数小时后退至大沽北岸炮台，塘沽陷落。清廷再次向联军提出息兵谈判，又遭拒绝。七月五日(8月21日)，联军集中火力轰击大沽北岸炮台，随后，万余名侵略军登陆冲锋，双方鏖战多时，清军损失较大，弹药库又相继起火，渐渐不支，北岸炮台最后失守。僧格林沁见北岸炮台已失，担心难以抵御，遂尽撤南岸炮台守军，把炮台拱手让给侵略者，自率17000余人撤至通州(今北京通县)一带。八日(8月24日)，联军占领天津。清廷又派大学士桂良为钦差大臣赶赴天津乞和。二十二日(9月7日)咸丰帝觉得联军提出的条件过于苛刻，表示要与英法决战。二十五日(9月9日)，联军向通州方向前进，决意进犯北京。咸丰帝又开始动摇，另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代替桂良继续谈判，二十九日(9月14日)，联军抵河西务，额尔金派巴夏礼等至通州与清方谈判，谈判中双方各持己见难于共桌，三天后谈判破裂。八月四日(9月18日)，咸丰帝下谕与侵略军决战。僧格林沁将巴夏礼一行39人扣押送京。当天,联军向张家湾发起攻击，清军马队为联军发射的火箭所惊，冲动步队，造成阵势混乱。在敌军攻击下纷纷溃退。僧格林沁所部3万人退守八里桥。七日(9月21日)发生八里桥之战，清军分三路抵御联军进攻。阻南路来敌的清军马队作战极为勇敢，毙敌千余人，最后因敌人火力密集被迫撤退。胜保部队遭炮击损伤重大，在敌军追击下逃回北京。阻东路来敌的清军瑞麟部未行开战先已溃散。阻西路来敌的清军僧格林沁部被敌军抄袭后路，僧格林沁甚为惊恐，于两军酣战之际乘骡车脱逃，清军军心动摇，纷纷溃逃。联军遂据八里桥。
八里桥失守后，清廷震惊万分，咸丰帝命恭亲王奕诉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留守北京督办和局，自率亲信、妃嫔逃往热河。八月二十二日，联军逼近京城德胜门外，后又直趋西北，僧格林沁、瑞麟部闻风而逃，联军闯入圆明园，抢掠一空。此时，奕诉等唯求停战谈判。二十九日(10月13日)，留守北京的清廷大臣将安定门交于敌人，联军未费枪炮进入北京。九月五日(10月18日)，联军再次洗劫圆明园，将这座“万园之园”付之一炬。十一、十二日，清政府被迫与英法侵略者签订了《北京条约》。随后，联军撤出北京。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
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外国侵略者在中国获得了公使驻京、鸦片贸易合法化、内地传教、割让九龙司等特权，这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战后，那拉氏、奕诉等人发动“北京政变”，夺取了清廷最高统治权，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进入了“中外合作”时期，在“借师助剿”方针指导下，清廷最终血腥地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
(四)收复新疆的战争
1、新疆危机及清廷对策
同治三年(1864年)，在陕甘回民起义影响下，新疆各族人民掀起了反清武装斗争，不久，起义领导权即为当地封建主和宗教上层人物所控制，他们趁机建立了许多割据政权，相互攻伐，争战不已。是年，喀什噶尔(今喀什)割据头目思的克派回族封建主金相印赴中亚浩罕国乞援。年底，浩罕军官阿古柏带领一批武装歹徒，护送大和卓曾孙、张格尔之子布素鲁克至喀什噶尔。其后，阿古柏驱逐思的克，先后占据英吉沙尔(今英吉沙)、疏勒、叶尔羌(今莎车)、和阗(今和田)、阿克苏、库车、喀喇沙尔(今焉耆)、库尔勒等地。同治六年(1867年)，阿古柏又将布素鲁克逐出新疆，悍然宣布成立“哲德莎尔汗国”(七城汗国)，自称“巴达吾来特汗”(洪福之王)。同治九年(1870年)，阿古柏控制了吐鲁番和乌鲁木齐，势力达到玛纳斯。这样南疆全部和北疆部分地区都为阿古柏所侵占。阿古柏殖民政权在占领地区实行残暴的殖民统治，新疆各族人民挣扎在殖民者的铁蹄之下。
久有觊觎新疆之意的英国、俄国遂竭力拉拢阿古柏政权，阿古柏为巩固其殖民统治也积极投靠英俄。同治九年(1870年)秋，沙俄派兵控制了伊犁河上游的特克斯河谷及伊犁通往南疆的交通要道穆扎乐特山口。同治十年(1871年)，俄国强占我伊犁地区。同治十一年(1872年)，俄国同阿古柏政权签订了“通商条约”，沙俄承认阿古柏为“哲德莎尔元首”，并取得在南疆通商、旅行、设置商务专员等特权。英国为了拉拢阿古柏，早在同治八年(1869年)就通过驻印度总督赠送阿古柏一大批武器弹药，随后又煽惑阿古柏臣属已沦为英国附庸的土耳其。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二月，英国与阿古柏签署了“通商专约”，承认阿古柏为南疆地区统治者，并取得在南疆驻使、通商、设领事的特权，规定英货只纳百分之二点五的进口税，从印度进口的英货则免税。
在阿古柏和沙俄殖民势力黑暗统治下，新疆各族人民不断反抗，他们盼望清政府早日出兵收复失地。
新疆发生危机时，清政府正忙于镇压内地起义，伊犁被占后，清廷同沙俄进行了外交上的交涉，但无甚进展。同治十二年(1873年)，陕甘回民起义平定，清政府遂着手收复新疆。同年，清军张曜部、金顺部、额尔庆额部共一万余人相继出关分屯哈密、巴里坤等处。同治十三年(1874年)，清廷授乌鲁木齐都统景廉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以原乌里雅苏台将军金顺为帮办大臣，命陕甘总督左宗棠督办关外粮饷转运事宜。正当清廷收复新疆之举即将展开时，日本以琉球水手在台湾被误杀为借口悍然出兵侵犯台湾，东南沿海防务顿趋紧张，清廷内部由此引发了一场“塞防”与“海防”之争。持“海防”论者以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代表，主张放弃塞防、专重海防;陕甘总督左宗棠则主张海防、塞防并重，二者不可偏废，但当务之急是出兵西征。清政府最后采纳了左宗棠等人的意见，决意收复新疆。光绪元年(1875年)三月，清政府召景廉回京，以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以金顺为乌鲁木齐都统帮办新疆军务，负责出兵平乱。
2、收复北疆的战争
左宗棠于出征之前依据敌我情况和新疆地理条件，制定了“缓进急战”、“先北后南”的战略方针。
由于新疆远离内陆、交通不便、产粮不多，陕甘地区又屡遭战乱、物资短缺，因而必须采取“缓进”的方针，以充裕的时间做好战争准备。由于运输线过长，容易遭袭，出兵之后必须采取“急进”方针，速战速决以免旷日持久。当时阿古柏主力分布在南疆，盘踞北疆之敌主要是马人得及白彦虎等西北回民起义军残部，力量较弱，因而在作战方向上，应该先北疆后南疆，由北制南。
此后，清军进行了长达两年多的战前准备。首先是筹集军饷。除使用各省协饷、关税、厘金外，举借了一部分外债和商款，解决了庞大的军费开支问题。其次是采运军粮，除在甘肃、蒙古、乌里雅苏台等地采粮外，还通过俄国商人购得一部分粮食，并在新疆开展屯田，保证了军粮供应。第三是整顿军队。将各营汰弱留强，裁并合营，补充枪炮弹药，改善军备，提高了战斗力。
光绪二年(1876年)三月，左宗棠命张曜部固守哈密，金顺部进驻济木萨，防敌东犯，随即派总理行营营务、湘军统领刘锦棠率马步25营，记名提督徐占彪率马步5营分批入疆，目标是收复乌鲁木齐，左宗棠自己坐镇肃州指挥全局。至此，清军投入新疆的兵力已达六七万人。闰五月，刘锦棠部到达巴里坤，进驻古城，六月八日(7月28日)，与金顺部同抵阜康。二十三日(8月12日)，清军进扎乌鲁木齐东北之古牧地，扫清外围后安炮攻城，二十九日(8月18日)，炮兵轰塌南城，步军冲入缺口，歼敌6000人。攻克古牧地时，刘锦棠得悉乌鲁木齐城防空虚，遂率清军急速挺进。白彦虎、马人得闻风弃城，逃往达坂。此后，左宗棠命刘锦棠驻守乌城，金顺继续挥师西进。昌吉、呼图壁与玛纳斯北城之敌皆弃城溃逃。七月十五日(9月2日)，金顺部围攻玛纳斯南城，守城之敌拼死抵抗。九月二十一日(11月6日)，清军收复南城。至此，北疆除伊犁地区外，全为清军所复。这时冬季将至，清军暂停军事行动，趁机休整，待来年举兵南疆。
3、收复南疆的战争
北疆为清军克复后，阿古柏坐镇喀喇沙尔加紧了军事部署，他命大通哈(大总管)爱伊德尔胡里防守达坂城;命白彦虎、马人得守御吐鲁番，命其子海古拉驻守托克逊，三城构成鼎足之势。
根据敌人部署，左宗棠决定分三路进击南疆，北路由刘锦棠部南下乌鲁木齐进攻达坂城，东路由张曜部自哈密西进，东北路由徐占彪部自巴里坤西进，后两路在盐池会师再协力攻取吐鲁番和托克逊，打开南疆大门，然后西进光复天山以南广大地区。为此，清军又从关内调师增援各部，巩固后方，保护运输线。
光绪三年(1877年)三月初一日(4月14日)刘锦棠率一万余人及开花炮队由乌鲁木齐南下，初三日(4月16日)夜，清军包围达坂城后，立即修筑炮台，准备攻城。初五日(4月18日)击败自托克逊赶来的敌援军。初六日(4月19日)夜，清军以开花大炮轰击达坂城，先后将城中炮台、月城及弹药库击毁，守敌伤亡甚众，妄图从东门突围，为清军所阻，被歼2000余人，1200余人被俘，达坂光复。此时，张曜、徐占彪部清军已攻克七克腾木、辟展、胜金台等处，正向吐鲁番挺进。刘锦棠于是分一部援攻吐鲁番，自率主力开向托克逊，在托克逊城外重创敌军。十三日(4月26日)海古拉率2000余骑出逃喀喇沙尔，白彦虎闻风后逃离吐鲁番，马人得不敢抵抗，开城投降，吐鲁番亦复。达坂、吐鲁番之役，阿古柏军损失不下2万人。
清军连战连捷大大鼓舞了南疆各族人民反抗阿古柏势力的信心，四月中旬，阿古柏退至库尔勒后，大势已去，不久暴死。海古拉携父尸逃至库车，被其兄伯克胡里所杀，后者又在喀什噶尔称汗，在英俄扶植下做垂死顽抗。
三城收复后，左宗棠命各部待新秋粮食采运充足之后，立即进军南疆八城。八月，清军以刘锦棠部为前锋，张曜部为后队，共2万余人从托克逊开拔西进，直指库尔勒。九月初，白彦虎西逃库车，刘锦棠部进入喀喇沙尔、库尔勒后趁敌军立足未稳以精兵追击，六天之内疾驰八九百里。九月十二日(10月18日)清军追至库车城外时发现敌军，刘锦棠立即部署三路进击，大败敌军，乘胜克复库车。此后，刘锦棠率部继续穷追，十六日(10月22日)在铜厂大败正在渡河的敌军，乘胜追杀，敌军不敢拒抗，只顾狂奔。两天后，清军克阿克苏城。刘锦棠随后命黄万鹏、张俊率马、步两营直捣乌什，追赶白彦虎残部，白彦虎被迫从间道逃往喀什噶尔。清军一个月内驰骋二千余里，收复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东四城。这时，伯克胡里势力内部发生分化，喀什噶尔守备何步云趁伯克胡里往和阗“平乱”时反正，并向刘锦棠乞援。刘锦棠立即放弃先取叶尔羌的计划，不待张曜后队赶到即分三路前进，命余虎恩率步骑5营，从阿克苏取道巴尔楚克(今巴楚东)攻打喀什噶尔;黄万鹏、张俊率步骑9营经乌什取道布鲁特边境出喀什噶尔西，两路合围喀城。刘锦棠自率各营直指叶尔羌和英吉沙尔，策应其他两路。十一月十三日(12月17日)清军收复喀什噶尔，伯克胡里和白彦虎率残部逃入俄境。十七日、二十日，刘锦棠部先后克叶尔羌、英吉沙尔。二十九日(1878年1月2日)，董福祥部克复和阗。至此，南疆全境皆复。
4、伊犁地区的索还
清军克复南疆后，新疆只剩下伊犁尚在俄国人手中。光绪五年(1879年)八月，沙俄政府胁迫清朝出使俄国大臣崇厚签订了《里瓦基亚条约》，根据条约的规定，伊犁虽归还中国，但其西境南境全被沙俄割去，实成孤城。清政府对此立即作出反应，决定以武力为后盾，配合外交上的折冲樽俎收复伊犁地区。光绪六年(1880年)正月，清廷照会沙皇政府，崇厚所议条约，“违训越权”，“窒碍难行”。同时以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兼任驻俄公使，负责谈判改约，再次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统筹新疆军务。
沙俄马上对清政府施加压力，在我东北、西北边境集军万余进行威胁，甚至动用黑海舰队到黄海海面示威。左宗棠毫不示弱，他拟定了三路收复伊犁的计划:金顺率东路军驻晶河一线;张曜率中路军从冰岭之东沿特克斯河指向伊犁;刘锦棠率西路军从冰岭之西经布鲁特地区直指伊犁。加上后应部队总兵力达5万余人。四月，年近七旬的左宗棠“舆榇发肃州”，誓与俄人决一死战，准备武力收复伊犁地区。但在俄英德法美等国压力下，清政府最后把左宗棠调离新疆，令其回京。光绪七年(1881年)，曾纪泽代表清政府与沙俄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清政府在界务商务方面争回一部分主权，收回了伊犁及特克斯河流域具有战略意义的19000平方公里土地，但仍割让了霍尔果斯河以西领土。
收复新疆战争的胜利，粉碎了阿古柏及英俄势力侵占新疆的阴谋，使新疆重新回到祖国怀抱，巩固了西北边陲。此后，清廷对新疆地区日益重视，光绪十年(1884年)，清政府在新疆建行省，设置州县，进一步促进了新疆与内地的联系及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团结。
(五)中法战争
乾隆中后期(18世纪下半叶)，法国在北美和印度的殖民竞争中败于英国，于是把目光投向远东，企图在印度支那地区建立据点，并打开一条通向中国西南部和中部的道路。到同治(1862-1874年间，法国已占领越南南圻，控制了湄公河下游地区。随后，法国驻西贡总督杜白蕾派安邺率领一支侵略军进攻北圻，安图沿红河直入中国。越南国王阮福时请求黑旗军出援抗法。黑旗军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时期两广边境上的一支义军，后受清军逼迫，在首领刘永福带领下进入越南北圻，以保胜为根据地，继续发展势力。刘永福接受越南政府邀请后，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在河内近郊击毙安邺，大败法军。光绪九年(1883年)又在河内城西纸桥一带设伏，歼敌数百，毙法军军官李威利等30余人。越南政府因此授刘永福“三宣正提督”。不久法军以陆军进攻黑旗军，海军则占领了越南首都顺化，并逼签《顺化条约》，取得对越南的“保护权”。接着，法国的侵略矛头就指向了中国。光绪九年(1883年)十一月，法国政府决定派遣一支由15000人组成的远征军，攻取红河三角洲的山西、北宁等地，驱逐那里的黑旗军及清军，以完全控制北圻。
1、第一次北圻之战
面对法国武力进逼，清廷态度飘忽不定，朝内主战、主和两派分歧较大，但自《顺化条约》签订以后，清政府对法态度渐渐转向强硬，命广西巡抚徐延旭、云南巡抚唐炯驰赴北宁、山西前线，相机克复河内。在海防上则以天津、广东、长江下游为重点，加强布防。
十一月十二日(12月11日)，法国远征军总司令孤拔率军6000分水陆两队，由河内向山西进发。此时，负责清军西线指挥的岑毓英虽奉命力保山西，但尚未起程，驻守山西的只有黑旗军12个营和刚刚赶到的滇、桂军5个营，共5000人。十五日(12月14日)，法军开始进攻，中国军队英勇抗击，未能击退来敌。十七日(12月16日)法军轰塌西门城楼突入城内，激战至夜，中国军队被迫撤往兴化。山西失守后，清廷严令岑毓英加强兴化防御，责徐延旭严守北宁。岑毓英即派吏部主事唐景崧与刘永福率全部黑旗军驰援北宁。但负责北宁防线的徐延旭虽拥兵50余营，共2万余人，却托病滞留谅山，命广西提督黄桂兰、道员赵沃担任前线指挥。光绪十年(1884年)二月十日(3月7日)，法国远征军在新任总司令米乐率领下分水陆两路向北宁进军。十五日(3月12日)法军从北、东、南三面围攻北宁。当天上午，法军一部在城北夺占涌球(今答求，北宁东北4公里处)后，立即架炮俯轰北宁城，城内清军顿时大乱，在城外督战的黄桂兰、赵沃见状后放弃抵抗，分别向谅江、太原方向逃跑，清军全线崩溃，黑旗军也被迫撤回兴化，北宁陷落。法军乘胜追击，谅江、郎甲(今盖夫)、太原先后失守，清军退至谅山、镇南关一带。三月，法军转而西进，往山西运动，不久占据兴化、临洮、宣城一线，岑毓英后撤至保胜、河口一带。至此，红河三角洲的重要城镇全落入法军之手。
山西、北宁之败后，清廷发生了“甲申易枢”事件，慈禧太后以军事失败为由将奕诉为首的军机五大臣统统逐出军机处，另以礼亲王世铎为领班大臣，组成新的军机处，又命奕励主持总理衙门，谕令醇亲王奕讓会同商办军机要政。这样，军机处就完全掌握在慈禧心腹手中。同时，清廷将徐延旭、唐炯等革职查办，以署湖南巡抚潘鼎新为广西巡抚，以贵州巡抚张凯嵩为云南巡抚，主持前线军务。在整军备战的同时，清政府并没有放弃和平谈判的努力，为此，以李凤苞接替主战的曾纪泽为驻法公使，为和谈铺平道路。四月，李鸿章与法国海军中校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简明条约》，承认法国占有全部越南。
2、马尾海战
闰五月一日(6月23日)，法军900人在陆军中校杜森尼率领下北上，行抵北黎(今北丽)时，法军炮击清军阵地，被守军击退。法国政府趁机借口“北黎冲突”扩大事端，要求清军撤出北圻，并索要巨额赔款。清廷立即严令沿海各省“静以待之”，但不得先发开衅，实行消极防御;外交上则以两江总督曾国荃为全权代表，与法国公使巴德诺在上海举行谈判。
五月七日起，法军八艘军舰在海军中将孤拔统率下闯入闽江口，进泊马尾港(福建海军和福州船政局均在此港)。负责福建军务的钦差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大臣张佩纶、闽浙总督何璟、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等居然给敌军以友好款待，下令严禁清军开炮攻击。法舰入马尾后，日夜监视港内的福建水师，不许其移动，声言动则开炮。
六月中旬，法海军少将利士比率3艘军舰炮击台湾基隆港，企图抢夺当地煤矿，被督办台湾军务的刘铭传指挥下的清军击退。此后，法国向清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清廷为北黎事件赔款8000万法郎。总理衙门拒绝了法国无理要求，并中止了两国在上海的谈判，法署使谢满禄遂下旗出京。同时，清朝驻法公使李凤苞也离开巴黎，两国外交关系破裂。
清廷随后令沿海沿江各省严行戒备，增强马江一带的军事力量，但并未解除不得主动攻敌的禁令。与此同时，法军决定在马尾军港发起进攻。七月三日(8月23日)上午，法国驻福州副领事将当天开战的决定通知清方，而何璟、何如璋、张佩纶等却不能当机立断，直至战机紧迫才匆忙下令备战。下午，法舰趁落潮之机发动攻击。福建海军仓促应战，处境极为不利。有的军舰未及起锚就被击沉，有的起火焚烧，海军官兵奋勇还击，战斗进行半小时后，福建水师十一艘舰艇全被击沉，将士伤亡700余人，福建海军全军覆没。法军只有两艘鱼雷艇遭到重创，死伤仅30余人。翌日，法舰又轰毁了马尾造船厂。随后驶向下游，逐个轰击闽江两岸炮台，两岸炮台由于只能向下游一方发射，结果全部被毁。法舰出江口后退至马祖澳(今定海湾)。
马尾海战后，清廷于七月六日(8月26日)对法国宣战，并确定了沿海防御、陆路反攻的战略方针，同时撤换张佩纶、何如璋等福建前线大吏，另以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法国鉴于与英美列强间的矛盾，没有对清廷宣战，但决定海路夺取台湾北部，陆路进攻谅山，迫使清政府屈服。
3、东南沿海之战
八月十二日(9月30日)，孤拔率5艘军舰到达台湾基隆海面。翌日，向基隆守军发动进攻。当时，刘铭传闻淡水(今台湾新竹)正遭法舰攻击，形势严重，率主力往援，致使法军轻易便占领了基隆。
清军在淡水共9个营，守将孙开华进行了积极严密的布防。十四日(10月2日)清军率先开炮，双方展开激烈的炮战。二十日(10月8日)，法军在基隆部队增援下利用炮火掩护于北岸海滩登陆，扑向清军炮台，当逼近丛林时，遭清军围歼，法军大溃，被歼百余人，其余逃回海上，经过此役，侵略军再也不敢贸然进犯淡水。
九月五日(10月23日)，法国宣布对台湾实行封锁。为此，清政府从南洋海军中抽出5艘军舰，由提督衔总兵吴安康统领，自十二月初三日(1885年1月18日)南下援台。二十八日(2月12日)，援台舰队与孤拔所率7艘法舰在浙江石浦洋面遭遇。吴安康不及开战即率队逃跑。法舰追踪而来，用水雷将逃匿于石浦港中的“澄庆”、“驭远”两舰击沉。随即北犯镇海，以消灭避于该处的另三艘清舰。光绪十一年(1885年)正月，法舰两次进犯招宝山都被清军击退。以后，法军又多进行夜袭和鱼雷攻击，均告失败。孤拔被迫率舰队退踞澎湖，不久即死在那里。
4、第二次北圻之战
在北圻地区，清军决定两路反攻，东线进攻谅山、太原;西线进攻宣光、永祥;两军会师后合取北宁、河内。法军由波里也接替米乐为远征军总司令，决定在西线坚守宣光、兴化等地，东线力取谅山。
东线清军在广西巡抚潘鼎新指挥下顺利进占郎甲、船头(今陆岸)后，即采取消极防御、分口把守的方针，滞留于谅山一带，致使丧失攻敌之良机，使法军得以从容结集兵力。结果在法军反攻下，郎甲、船头失守，清军撤回谷松。十二月中旬，法军主力7000余人从船头出发猛扑广西边境，谷松、委坡(谅山南三十五里处)相继陷落，潘鼎新率部连夜逃离谅山入关，法军未放一枪进入谅山。光绪十一年(1885年)正月，法军进攻文渊(今同登)，清军稍事抵抗后即溃退，法军乘势侵占了镇南关(今友谊关)。两天后，法军摧毁了镇南关城墙及工事，撤回文渊、谅山一带。
西线清军和黑旗军在岑毓英指挥下自光绪十年(1884年)八月下旬起，一直围攻宣光城，虽一度炸开城墙，终因法军火力过猛未能得城。光绪十一年(1885年)正月，从谅山来的法军增援部队赶至宣光，岑毓英率部撤围，法军乘势向兴化以西红河两岸发动进攻。
在东线敌军逼近国境的危急形势下，清廷电令冯子材帮办广西军务，冯子材到达前线后，因潘鼎新远离，被将领们公推为东线总指挥。冯子材决心“保关克谅”，收复北圻失地，他移师镇南关内约8华里处的关前隘(今隘口南)，依据有利地形筑起一道横跨东西两岭的土石长墙，墙外挖有深堑。并在东西两岭上赶修炮台。派王孝祺部8营屯于后，作为第二梯队;王德榜部10营屯油隘，抄袭敌后路;苏元春、陈嘉部18营屯幕府以为呼应。此外平而关、凭祥、海村、龙州、新街等处尚有80余营清军驻守。
此时，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驻伦敦办事处的金登干在巴黎代表清政府与法国进行秘密和谈。法国政府为了达到乘胜迫和的目的，命令驻于文渊等地的东线法军展开攻势。二月五日(3月21日)，冯子材夜袭文渊城取得胜利，清军先发制人打乱了敌军进攻部署。法军东线总指挥尼格里少将决定不待援军到来，提前进攻。七日(3月23日)，法军1000余人进入镇南关，然后分一路沿东岭前进，另一路沿关前隘谷地前进。法军很快占领了东岭的三座炮台，其后即居高临下掩护部队向关前隘长墙进攻。冯子材、王孝祺部拼死阻敌。下午，苏元春等部赶来增援，王德榜部也从油隘出击敌军，一度切断了法军补给线。各军奋力合攻，战斗异常激烈。至八日(3月24日)上午，法军接近长墙。冯子材见军情危急，持矛大呼，率两个儿子跃出墙外，奋力杀进敌阵，全军感奋，一齐向敌人冲击，当地人民和越南义军也前来助战。当天，清军收复了东岭的三座堡垒，毙敌近千人。法军遭三面围击被迫撤退。
镇南关大捷不仅使东线清军转败为胜，也扭转了整个战局。此后，冯子材亲率大军乘胜出关追敌，在越南军民配合下连复文渊、谅山、谷松、委坡、船头等地，进而准备进攻北宁、河内。同时，西线清军和黑旗军也在临洮大败敌军，光复广威、鹤江等地，正准备向兴化展开攻势。
这时，清廷在列强及朝内主和势力影响下采取了乘胜即收的策略。二月十九日(4月4日)，清政府授权金登干与法国签订了《巴黎停战协定》。二十二日(4月7日)，清政府强令前线各军限期停战撤兵，前线将士无不扼腕愤痛，被迫撤回。四月二十七日(6月9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天津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签署了《中法天津条约》，条约规定:清政府承认法国在越南的殖民统治，同意在云南、广西两省的中越边界开埠通商，法国获得未来在中国建筑铁路等特权。
中法战争是由于法国殖民侵略者妄图吞并越南，进窥中国而挑起的。战争中，中越军民并肩作战，取得了胜利，但因为清政府的怯懦妥协，最终造成了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的结局。战后，中国西南边省门户被打开，成为法国对华扩张的重要地域。
(六)甲午中日战争
19世纪末，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渐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一些后起的殖民强国与老牌殖民国家开始把目光投向尚未完全被分割的少数地区。日本自明治维新后，迅速进入了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早在明治初年，日本就确立了对外扩张政策。70年代后，在扩军备战的同时,日本开始推行以朝鲜和中国为主要侵略对象的“大陆政策”。同治十一年(1872年)，日本擅自宣布琉球为其“内藩”。同治十三年(1874年)又出兵中国台湾。光绪八年(1882年)，日本趁汉城发生“壬午兵变”之际胁迫朝鲜签订了《仁川条约》，取得驻军汉城的特权。光绪十年(1884年)，日本在朝鲜蓄意制造了“甲申政变”。翌年，与清政府签订《天津会议专条》，取得了朝鲜“遇乱”时可以出兵的权力。九十年代初，日本发生了第一次经济危机，明治政府为摆脱困境，转移国内视线，抓紧了侵华战争的准备。
1、朝鲜半岛之战
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爆发了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朝鲜国王请求清廷出兵协助镇压。日本也竭力劝诱中国出兵，以图把中国拉入未来的战争陷阱。五月,清政府先后派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直隶提督叶志超督率2400余人进驻朝鲜牙山。依照《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的规定，清廷将出兵之事通知了日本。日本早在月初就组成了战时大本营，先后以护送驻朝公使大鸟圭介返任和保护侨民为名，派出一支400余人的海军陆战队、一个8000余人的混成旅团，占据汉城至仁川一带的战略要地。日本海军则派出8艘军舰，控制了釜山和仁川港。
镇压东学党起义后，清政府建议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兵。日本拒绝撤兵，反而提出了干涉朝鲜内政的所谓“改革方案”，蓄意制造事端，双方屯兵朝鲜，战争一触即发。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李鸿章等奔走欧美列强之间，乞求调停，结果一无所获。清廷遂派卫汝贵、马玉邕、左宝贵、丰陛阿等四军共13000余人取道辽东渡鸭绿江进驻平壤另外抽调兵力2000余人从天津雇英商“爱仁”、“高升”、“飞鲸”三轮运兵渡海增援牙山。
六月二十一日(7月23日)，日军闯入朝鲜王宫，劫持朝鲜国王李熙及闵妃，组成以大院君李是应(国王之父)为首的傀儡政权。同一天，日军获悉清军海道援牙山的情报，联合舰队决定予以拦截。二十三日(7月25日)，日本“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舰在丰岛西南海面上，对从牙山返航的清军“济远”、“广乙”两舰发起攻击。开战不久，“广乙”即受重伤，在朝鲜十八岛附近搁浅，纵火自焚。“济远”因战舵被毁向西退却，恰好“高升”号、“操江”号自天津向东驶来，加入战斗。“济远”以尾炮重创日“吉野”号，迫使其逃遁而去。但“高升”号被日“浪速”号击沉，“操江”号被日“秋津洲”掳去。
丰岛海战后，牙山清军因与天津的海道联系中断，加上牙山滨海地形开阔，不利防守，遂决定留一营守牙山，由聂士成率主力驻牙山东北五十里的成欢驿，由叶志超驻公州。二十六日(7月28日)，日大岛旅团长率3000名侵略军自素沙场向成欢驿进犯，聂士成军奋勇抵抗，不支而退往公州，叶志超部率先逃往平壤。
七月一日(8月1日)，中日两国同时宣战，这一年正值农历甲午年，所以这场战争也被称作甲午中日战争。宣战后，清政府决定增兵平壤，南下驱逐日军，因而命北洋、南洋、福建、广东海军分守各自海口，北洋海军主力集结在黄海北部，扼守渤海湾，确保京畿安全，并策应在朝清军。日军原定于年内实现在直隶平原与清军主力决战的战略意图，但因联合舰队未能与北洋舰队决战，无法取得制海权，因而重新制定了冬季作战方针:由第三、第五师团共15000人合编为第一军，以陆军大将山县有朋为司令官，北攻平壤、奉天，吸引清军主力出援;组建第二军，待机攻占辽东半岛。
此时，驻平壤清军共有35营之众，叶志超逃到平壤后，被清廷任命为各军总统，但各军不服，均不受其节制。清军聚于平壤，终日置酒纵歌，漫无布置，当日军逼近平壤时，才仓促分军划区防御。八月十五日(9月14日)清晨，日军北路两支部队攻占了城北山顶数垒，当晚，叶志超主张弃城逃跑，被左宝贵阻止。十六日(9月15日)，日军从东南、西南、东北、正北四个方向向平壤发起总攻。左宝贵亲登玄武门，指挥部众拼死杀敌，不幸中炮阵亡，城北阵地相继失守，玄武门为日军攻破，这时，叶志超悬白旗乞降，并下令撤军。马玉邕、卫汝贵部刚刚击退东南、西南两路日军，正准备乘胜反击，忽闻撤军令，被迫率部回城。当晚，叶志超率守军逃出平壤，一路上连弃安州、定州不守，一直逃过鸭绿江至九连城、凤城一带，始魂魄稍定。
2、黄海海战
丰岛海战后，大本营命联合舰队迎战北洋舰队。七月，日舰炮击威海卫、旅顺两处军港，为守军击退。此后，清廷命北洋舰队固守渤海湾，不得出巡，使日本海军控制了朝鲜仁川、大同江口等重要港口。
八月十七日(9月16日)，为增援平壤，北洋舰队主力护送刘盛休所部铭军8营共4000人由大连至大东沟。十八日(9月17日)上午10时，北洋舰队正准备返航旅顺时，日本联合舰队突然出现在西南海面上。海军提督丁汝昌立即命各舰起锚迎战。
当时，从两支舰队军事实力比较而言，日本联合舰队吨位总数大，速度快，机动性好，且速射炮多，攻击力较强;北洋舰队拥有“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重炮多，防护性能好，但速度、机动性都不及日舰。
两军交锋之前，北洋舰队以“双纵阵”的密集队形相列，10艘军舰分成5队，每二舰为一队，一舰居前，另一舰成犄角势相随。联合舰队以“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4艘速率最高的巡洋舰为第一游击队，驶于先锋位置;旗舰“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比睿”、“扶桑”为本队依次跟进。武装商船“西京丸”及小炮舰“赤城”号在本队左侧。丁汝昌、刘步蟾等见日舰呈单纵队扑来，决定采用“人字阵”应之。以“定远”、“镇远”两铁甲居前，“经远”、“靖远”、“超勇”、“扬威”在右翼作单梯阵形，“来远”、“致远”、“广甲”、“济远”在左翼作单梯阵形。中午时分，双方相距约五千七八百米，“定远”舰首先发炮轰击，各舰随之。
开战后，日舰第一游击队4舰以两倍于清舰的速度，自左自右绕攻北洋舰队右翼。右翼最末的“超勇”、“扬威”两弱舰中弹起火。二十五分钟后，“超勇”沉没。此时，日本舰队被北洋舰队“人字阵”拦腰斩断，日舰“比睿”、“赤城”、“西京丸”遭到清舰重创。北洋舰队“平远”、“广丙”两舰和两艘鱼雷艇也已赶到，投入战斗。
下午2时左右，日舰第一游击队转舵回航，援救“比睿”、“赤城”等舰，本队刚已绕至北洋舰队背后，与第一游击队形成夹击之势。腹背受敌的北洋舰队逐渐陷于被动，旗舰“定远”的信号装置被击毁后，北洋各舰基本上各自为战。日舰第一游击队4舰围攻“致远”、“经远”、“来远”、“靖远”。本队“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扶桑”5舰围攻“定远”、“镇远”。
战斗中，丁汝昌身负重伤，仍坐在甲板上鼓励士气。右翼总兵、“定远”管带刘步蟾代替丁汝昌督战，沉着指挥，北洋舰队官兵奋不顾身，英勇作战。“致远”船身倾斜，弹药将尽，管带邓世昌下令开足马力向“吉野”撞去，不幸为鱼雷击沉，全舰官兵250人除7人获救外均壮烈牺牲。“经远”中弹起火，管带林永升浴血奋战，不幸中弹身亡，“经远”沉没后，舰上170名官兵除16人获救外皆殉难。而“济远”管带方伯谦和“广甲”管带吴敬荣则贪生怕死，临阵脱逃。“镇远”、“定远”以众敌寡，仍坚持奋战，“镇远”在管带林泰曾指挥下轰击敌旗舰“松岛”，使该舰弹药爆炸，日军死伤100余人，几乎沉没。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见旗舰已无法指挥，只得下令各舰自由行动。下午五时左右，“靖远”见“定远”桅楼折断，便主动升旗集队，北洋各舰重新集合，泊于港内的“镇南”、“镇中”两炮舰也前来助战。此时，日舰“松岛”、“吉野”、“比睿”、“赤城”、“西京丸”5舰已受重伤，其余舰只均有损伤，死亡达600人，难以再战，伊东祐亨遂下令日舰撤出战场，向东南方向退却，北洋舰队稍加追击后即收队返回旅顺。
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致远”、“经远”、“扬威”、“超勇”被击沉，“广甲”自毁，“来远”等舰重伤，官兵伤亡近千余人。论损失大于日方，不过北洋舰队实力尚存。战后，李鸿章坚持“保船制敌”方针，令北洋舰队避守威海卫一隅，不敢再战，日军基本上掌握了黄海制海权，为日后辽东登陆作战创造了条件。
3、鸭绿江防守战与辽东半岛之战
黄海海战后，日本大本营将第一、第二师团和第十二混成旅团编成第二军，以陆军大将大山岩为司令官，执行辽东半岛登陆战计划。同时命令第一军在义州集结，向清军鸭绿江防线发起攻击，作为牵制。清廷此时的战略已由海守陆攻变为战略防御，由于错误估计了日军主攻方向，将防御重点放在鸭绿江一线。当时布防在鸭绿江岸的清军有宋庆部毅军、刘盛休部铭军、依克唐阿部镇边军以及由聂士成统领的平壤败军，共23000多人。由于一线设防，清军兵力分散，各军互不统属，总体防御能力较弱。
九月二十六日(10月24日)，日军一部潜袭鸭绿江上游。依克唐阿军闻声溃逃，日军轻渡鸭绿江，占领安平河口等处。当夜，义州日军在清军毫不知觉的的情况下架设浮桥，于翌日凌晨在炮火掩护下开始渡江，沿岸清军拦击一阵后迅速溃退，宋庆退守凤凰(今凤城)。二十八日(10月26日)，日军进占九连城、安东。接着，日第一军又侵占长甸、宽甸、岫岩等地。但在西犯摩天岭时遭到聂士成军阻挡，日军遂改由岫岩经海城进逼辽阳，十一月，海城、盖平落入敌手，辽东清军进一步陷于被动。
从九月二十六日(10月24日)始，日第二军在联合舰队护航下于花园口登陆。当时，金州、旅顺、大连地区的清军大部已被调往鸭绿江一线，留下的只有30余营官兵，其中一半以上是新募而成的。在日军花园口登陆的12天中，清军未作任何阻击。十月八日(11月5日)，日军先头部队由皮子窝南下，被徐邦道部清军阻于大和尚山，日军主力则折道进攻金州守军左侧背。九日(11月6日)，徐邦道部败退，日军破金州，清军撤往旅顺。十日(11月7日)大连守将赵怀益弃炮台逃跑，大连不战而陷。十天后日军攻向旅顺，旅顺清军统帅龚照屿已于先一日经烟台逃往天津，各军将领除徐邦道外纷纷潜逃，军心涣散，徐邦道孤军迎敌，寡不敌众而败退。日军攻入旅顺后，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
4、山东半岛之战及辽东进一步失守
日军夺取旅顺后，大本营决定出兵山东半岛，攻打北洋舰队基地威海卫军港，消灭北洋海军。清廷对日军下一步行动仍缺乏正确估计，依旧将军事部署的重点放在奉天和山海关至天津一线，防守山东半岛沿海地区的兵力十分薄弱，仅48营约17000人，由山东巡抚李秉衡总统。北洋舰队虽尚有15艘军舰，但自黄海大战后一直蛰居威海港内，不敢主动出击。
十二月二十五日(1895年1月20日)，由大山岩率领的日山东作战军25000余人在联合舰队护航下分批从荣成湾龙须岛登陆。清军稍行抵抗即溃，日军前锋乘势占据荣成。三十日(1月25日)，日军兵分两路，北路直扑南帮炮台，南路指向威海。此际，李秉衡并未集中兵力对荣成方向之敌予以反击，只是抽调了孙万龄部嵩武军、刘树德部绥军2000人前往。孙、刘军在桥头坚持两天后因寡不敌众弃地而走。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正月初五日(1月30日)，日军进攻南帮炮台，守军伤亡惨重。当天下午，南帮炮台陷落。北帮炮台守军见状，望风而逃丁汝昌下令将北帮炮台炸毁，日军不战而取威海北岸。这样，威海军港内的北洋舰队陷入了日军重围。清廷多次电令丁汝昌出海突围，但他死抱“惟有船没人尽而已”的决心，株守港内不动。九日(2月3日)，联合舰队及南帮炮台的日军合击北洋舰队。战斗中，“定远”中雷后自毁，“来远”、“威远”、“宝筏”、“靖远”相继被击沉，刘步蟾自杀。清军伤亡惨重，弹药将尽，丁汝昌下令沉船，但无人执行。一些洋员和无耻将领公开要求投降，军心涣散。最后，丁汝昌在洋员马格禄(英人)、浩威(美人)及营务处道员牛昶炳逼迫下自杀殉国。丁死后，马格禄、牛昶炳等盗用丁汝昌的名义，向日军投降。北洋舰队所剩“镇远”等10艘舰艇、刘公岛炮台及军资器械，全部落于敌手。二十三日(2月17日)，日军开进刘公岛，清政府苦心经营数十年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渤海南北门户均为日军所控。
平壤失守后，清政府觉得淮军不足恃，决定起用湘军。十二月，光绪帝以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命他速赴山海关驻扎调度，节制关内外各军，又令湖南巡抚吴大激、淮军总统宋庆帮办军务。但军事并无起色，清军连续四次反攻海城皆遭败绩。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二月，日军由盖平、海城、凤凰城等地出战，6万湘军六天之内连失山海关外牛庄、营口、田庄台等军事要地。辽东的全线崩溃彻底粉碎了清政府以战取胜的希望，此后，清廷上下转向求和罢战。
5、《马关条约》的签订
平壤、黄海之战后，清廷起用恭亲王奕诉主持总理衙门，奕诉即请求各国驻华公使出面调停，但没有结果。日军侵入辽东后，清政府请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出面调停。此时，日本鉴于列强联合干预的可能性正在增长，而且国内出现财力空虚、兵力不足的困难，表示愿意接受调停。清廷则派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署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日本议和。光绪二十一年(1885年)正月，张、邵到达广岛，时日军正猛攻威海卫，为迫使清廷接受其全部条件，日本政府借口张、邵二人“全权不足”，拒绝与之谈判，公开指定要奕诉或李鸿章为全权代表，以清廷赔款、割地为条件，张、邵二人被迫回国。
北洋海军覆灭、辽东惨败后，清廷急于求和，命李鸿章为全权代表赴日议和。二月二十四日(3月20日)李鸿章与日方全权大臣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春帆楼开始谈判。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双方签订了《马关条约》，条约规定:清政府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赔偿军费银二亿两，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
后来，关于辽东半岛的割让问题又起争端，日本在俄、德、法三国压力下以向清政府勒索3000万两“赎辽费”为代价,放弃对辽东半岛的永久占领。事后，三国以干涉还辽邀功索偿，强迫清政府给予租借军港、修筑铁路、开采矿山的特权。
6、台湾军民的抗日运动
《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出后，台湾上下群情激愤，纷纷抗议割台。五月六日(5月29日)，日军在基隆东面的三貂角登陆。十日(6月2日)，清“割台大臣”李经方在基隆港的一艘日舰上与日“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办理了交接手续。翌日，日军侵占基隆。署台湾巡抚唐景崧率大批官员内渡逃往厦门，日军随后占领了台北、淡水。二十二日(6月14日)日方在台北设立了“台湾总督府”。
清朝在台官员内逃后，台湾人民纷纷组织义军，主动抗日。
五月，日军南下攻新竹，徐骧、吴汤兴、姜绍祖等率义军和部分清军坚持抗战十余天，因粮弹不济被迫撤退。此后，徐骧部义军仍不断向新竹反攻，牵制日军达两月之久。七月，日军攻陷苗栗，不久，在大甲溪遭义军伏击，死亡甚重，后来日军收买奸细抄袭义军后路，徐骧等被迫率众撤退。日军随后占据台中、彰化等地，义军退往台南，与刘永福黑旗军并肩抗日。八月，日军进攻嘉义，黑旗军引敌入城郊地雷区，炸死日军700多人，近卫师团长能久亲王也受重伤死去。后日军卷土重来，轰塌城墙，才进入城中。黑旗军与义军退往曾文溪，不久即为日军包围。经过血战，徐骧、王德标等义军、黑旗军首领相继阵亡。八月下旬，日军得到增援后南北两路夹攻台南。城中粮食已绝，孤立无援，守军军心动摇。九月二日(10月19日)刘永福乘英轮内渡厦门，台南陷落。此后，台湾人民抗日斗争转入低潮。在抗日保台的五个多月中，义军、黑旗军共打死打伤日军32000多人，为保卫祖国神圣领土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中日甲午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发起的一场侵华战争，战争最后以清朝失败告终。战后，列强开始对华资本输出，并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空前的民族危机也推动了资产阶级维新思潮的兴起。
(七)八国联军入侵与义和团反侵略战争
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一面在华争夺势力范围，一面又加强对华经济、宗教侵略，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由此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场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帝国主义列强为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发动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1、八国联军的入侵
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帝斗争在全国各地日益高涨，其中以义和团声势最大。
义和团是在民间反清秘密结社义和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反帝爱国群众组织。它最早兴起于山东和直隶交界地区。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间，义和团在山东、直隶以及京津地区得到蓬勃发展，他们公开反对教会的欺压，提出“扶清灭洋”、“兴清灭教”等口号。其中有名的有山东冠县一带阎书勤、赵三多等领导的义和团;山东茌平、禹城、平原一带朱红灯、心诚和尚等领导的义和团;天津静海一带曹福田、张德成领导的义和团。
开始，清政府对各地义和团采取剿的方针，但是未能将它扑灭，义和团发展反而越来越迅猛。这时，以慈禧、端王载漪、协办大学士刚毅等为首的顽固排外势力转而想利用义和团来对付列强军队，各地清军相继停止了镇压义和团的军事行动。
帝国主义一直想胁迫清政府镇压义和团。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三月七日(4月6日)，英、美、法、德四国联合照会清政府:若两个月内不能剿除义和团，四国将派军队代为剿平。十三日(4月12日)，俄、英、美、法四国以同样内容再次照会清政府。五月一日(5月28日)，各国驻华公使正式议定联合出兵镇压义和团。五月四日(5月31日)后，各国侵略军400余人以保护使馆为名进入北京，同时，聚集在天津租界的侵略军已达3000余人，大沽口外尚有列强军舰24艘。十日(6月6日)前后，各国先后批准了联合侵华政策。
五月十四日(6月10日)，英、美、法、德、日、意、俄、奥等八国组成的2000多名侵略军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下由天津乘火车分批向北京进犯。这时，京津铁路某些地段已被义和团和清军拆毁。十八日(6月14日)，西摩尔率第一批侵略军800余人抵廊坊抢修前方铁路时，被义和团300多人包围。同一天，义和团还对落垡车站的侵略军进行了袭击。二十日(6月16日)，西摩尔率一部撤至杨村。两天后董福祥部甘军3000余人及义和团2000余人进攻留守廊坊车站的侵略军，毙伤敌50余人。二十四日(6月20日)，侵略军被迫南撤回天津。二十五日(6月21日)，聂士成部在北庄、穆庄重创敌军，联军狂奔至天津西北的西沽，占据了军械局。三十日(6月26日)，西摩尔带领的残兵败将在援军接应下退入天津租界，在这次狙击战中，中国军民共击毙侵略军62人，打伤228人，彻底粉碎了西摩尔联军进犯北的计划。
当西摩尔联军受阻京津之间时，大沽口外的联军已决定从水陆两路攻取大沽。五月二十日(6月16日)，先已驶入白河内的联军十艘舰艇进入了战备状态，英、德、俄、日各军约1500人则在塘沽登陆，准备从侧后进攻大沽炮台。当天下午，联军向大沽炮台守将罗荣光发出最后通牒，限令守军于翌日凌晨二时交出炮台。罗荣光严辞拒绝，传令炮台守军准备战斗。二十一日(6月17日)，联军舰艇提前七十分钟发炮轰击，清守军奋起还击。在炮火掩护下，集结在塘沽的联军从侧后攻下西北炮台和北炮台，随后，联军渡过白河，从侧后抄袭南炮台。至七时左右，大沽炮台尽失。联军同时掳走了北洋海军一艘巡洋舰和四艘鱼雷艇。
五月十九日(6月15日)，北京义和团开始围攻西什库教堂。五月二十至二十三日，清廷多次召开会议讨论对联军和战问题。二十一日，慈禧接到列强强索大沽炮台的奏报和列强要她归政光绪的谎报后，十分恼怒，意欲对联军宣战，后遭光绪帝及洋务派官僚的反对而作罢。大沽沦陷后，慈禧在载漪、刚毅、那桐等顽固排外分子怂恿下，强行决定对各国宣战。二十四日(6月20日)慈禧令荣禄为总指挥，组织清军和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二十五日(6月21日)，清廷颁布宣战诏书，声称“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但随着列强进一步扩大战争，慈禧发生动摇，至六月三日(6月29日)，清廷又令驻华公使向各国解释宣战的“苦衷”,乞求各国谅解。
2、围攻天津租界
早在清廷宣战之前，天津的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已开始抗击紫竹林租界内的侵略军。五月十九日(6月15日)前后，义和团焚烧了马家口及望海楼等地的教堂，联军开枪镇压，团民奋起还击。二十一日后，驻防清军也配合义和团连续围困和炮击租界。此时，清军总兵力约10000人，参战义和团约二三千人，租界内的联军不足2000人，侵略军高悬白旗，行缓兵之计。二十五日(6月21日)后，联军部分增援部队从大沽、西沽等地开入租界，兵力增至7000余人，实行分区固守。而义和团和清军由于缺乏统一的作战计划，仅限于炮击和袭扰对方，没有真正展开同联军作战，甚至没有切断天津至大沽的交通线，致使租界内的联军不断得到补给。
六月四日(6月30日)，直隶总督裕禄向清政府提出先击退紫竹林租界联军，然后会合各营，直抵大沽，收复大沽炮台的作战计划，清廷同意后立即向天津增派援军，使在津清军人数增至二万四五千人，参战义和团也增至5万人。同时，联军又有一万名左右援军从大沽抵达天津租界。九日(7月5日)，清军和义和团从三面围攻租界。曹福田部、武卫左军马玉邕部从北向南炮击租界和老龙头火车站，义和团多次猛冲，一度占领火车站，杀伤不少敌人。张德成部、淮军罗荣光部、练军何永盛部从马家口由西面进攻租界，围歼敌人甚众。六月十日(7月6日)，张德成部以几十头牛为前驱，踏毁地雷，一度冲进租界。武卫前军聂士成部从西南面租界进驻八里台、跑马场等地。十三日(7月9日)，联军1000余人向租界西南反击，清军在八里台遭围攻，聂士成身受七处重伤，不幸阵亡，联军趁势占领了南机器局。
3、保卫津京之战
租界内的联军不断得到增援，人数达到17000余人，联军开始反攻。十七日(7月13日)在俄国海军司令阿列克谢也夫指挥下，联军7000余人进攻天津东北和南门。裕禄、马玉昆率部逃往杨村，留守的义和团和部分清军与联军进行了殊死搏斗。十八日(7月14日)，天津陷落。城内义和团大部惨遭杀害，伤亡极重。
七月十日(8月4日)，八国联军18000余人从天津出发，沿运河两岸向北京进犯。十一日(8月5日)，联军进攻北仓，清军与义和团多方阻击，未能阻挡敌人的攻势。联军占领北仓后向杨村进犯，宋庆、马玉邕部败退，逃往通州。裕禄南退至蔡村后自杀。十四日(8月8日)，帮办武卫军事务大臣李秉衡统率勤王之师往河西务御敌。十五日(8月9日)，清军防御阵地尚未构筑完毕，两路联军已包抄至前，李秉衡急督各军迎战，清军此时军心已散，稍事抵抗后即四下溃逃。七月十七日(8月11日)，李秉衡退至张家湾后吞金自杀,张家湾失守,通州守军弃城逃往北京。十九日(8月13日)，联军10000余人从通州分三路直扑北京日军7000余人进攻朝阳门，俄军3000余人进攻东便门，英军2000余人进攻广渠门，美、法等军5000余人作为后援继进。此时，北京城内尚有七八万清军和5万余名义和团民，由荣禄负责城防，分区防守。二十日(8月14日)上午，由于董福祥调广渠门守军往援朝阳门、东直门，致使英军乘虚攻入广渠门内，并到达使馆区。进攻东便门的俄军在美军配合下也进入城内。日军以猛烈炮火摧毁城墙上的清军火炮后，爆破东直门，随后，北占安定门，南攻朝阳门，进入城内。联军相继入城，长达两个月的使馆区及西什库教堂之围随之解除。大部清军溃散，义和团和部分爱国官兵与敌人展开了街垒战、巷战，坚持到最后一刻。二十三日(8月17日)，联军占领全城。北京之战，义和团牺牲最多，清军伤亡达4000余人，联军死伤400余人。
4、《辛丑条约》的签订
联军占领北京后，成立了“北京管理委员会”，闰八月二十四日(10月17日)，联军总司令瓦德西进京，在紫禁城仪銮殿设立总司令部，联军驻京人数已达3万余人。
为胁迫清政府无条件接受列强提出的条件，联军自八月下旬起从京津地区四出攻掠，在七个月的时间里控制了大沽到山海关各海口以及南至正定、北至张家口、东至山海关、西至娘子关的各处要地。在联军占领期间，侵略军烧杀抢掠，暴行累累，义和团民和无辜百姓惨遭屠戮。
早在七月二十一日(8月15日)联军进攻东华门时，慈禧就挟持着光绪，同载漪、奕劻、刚毅等大臣在2000余名八旗兵护卫下，经山西逃往西安。清廷在西撤途中，一面令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为议和大臣回京议和，一面发布“痛剿”义和团的上谕。
奕劻、李鸿章抵京后，向列强屈膝求和。十一月三日(12月24日)，发动侵华战争八国以及比利时、西班牙、荷兰，向清政府提出了“议和大纲十二条”，声称这些条件“无可更改”。李鸿章将此电告业已逃至西安的慈禧，慈禧立即复电表示一切照允。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1901年9月7日)，奕助、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十一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规定清政府向各国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在东交民巷划使馆界，中国人概不准居住;惩办与列强作对的官吏;拆除北京至大沽沿路炮台;各国在北京至山海关的十二个战略要地上驻军，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等。条约签订后，联军陆续撤离北京和直隶地区。
在这场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在中外反动派联合镇压下失败了。《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完全沦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战后，清政府成了“洋人的朝廷”，民族危机更为深重，全国人民反清斗争日益高涨。
(八)辛亥革命战争
《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进一步操纵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命脉，清政府完全拜倒在洋人脚下。为了维护封建统治，清廷从光绪二十六年(1901年)底起，陆续推行“新政”，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法令。“新政”中最重要的内容是练兵。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在北京设练兵处，在地方成立“督练公所”，负责编练新军，并制定了在全国编练三十六镇新军的计划。但直至清朝灭亡，全国只编成新军十四镇，其中以袁世凯的北洋六镇最为强大。
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立宪派掀起了“立宪运动”，希望在中国推行“君主立宪”。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则主张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革命派在日本东京组建了同盟会，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致力于运动会党、新军起义。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群众的抗租、抗粮、抗捐税、抢米、反洋教等斗争也急剧高涨。
宣统三年(1911年)，清政府组成了“皇族内阁”，大权集于皇亲贵戚之手。这意味着立宪派的努力化为泡影，立宪派内部随之分化，一部分人开始向革命派靠拢。此后，为抗议清廷借“铁路干线国有”之名向帝国主义出卖铁路权益，全国各地又掀起了“保路运动”。各省革命党人在“保路运动”鼓舞下积极准备起义。当清政府从湖北调军队前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时，湖北革命党人趁机发动了武昌起义。
1、武昌起义
当时，武汉革命党人在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领导下，新军工作做得最有成效。武昌起义前，武汉驻军主要有新军第八镇(张彪任统制)，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黎元洪任统领)，另有巡防营、水师营等旧军。在新军中，绝大多数营队有革命党活动，至宣统三年(1911年)起义前夕，17000多人的湖北新军中，参加革命组织的将近三分之一，并有许多革命的同情者。是年七月，湖广总督瑞激奉命将第八镇部分军队调往四川、湖北、湖南等地，武汉地区兵力空虚，对发动起义极为有利。
八月三日(9月2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骨干分子召开会议，决定于十五日(10月6日)举行起义，建立统一的领导机构，由蒋翊武与孙武分别担任起义的临时总司令和参谋长，制定了起义计划，并通知湖南革命党届时响应。会后，由于清方加强了戒备，湖南革命党人也准备不足，起义被迫延期。
十八日(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十四号配制炸药时，不慎引起爆炸。俄国巡捕闻声赶至，孙武等仓促转移，起义的武器、旗帜、文告、名册等全被俄国巡捕搜去，并转交给清政府。瑞激立即下令关闭四城，搜捕革命党人。蒋翊武等见形势危急，毅然决定于当晚12时起义。晚9时左右，清军警包围了起义总机关，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等人被捕，蒋翊武乘隙脱逃。由于清方戒备严密，起义命令未能及时送出去，这次起义流产了。十九日(十月十日)，清晨，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三人英勇就义，武昌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当晚七时左右，工程第八营在革命党人熊秉坤、金兆龙等领导下在武昌城内率先起义。驻城外的第二十一混成协辎重队在革命党人李鹏升率领下也同时举义。其他各标营革命党人纷起响应，起义者分别占领了楚望台军械库、凤凰山、蛇山等要地及各城门。随后，起义军兵分三路向总督衙门及靠近督署的第八镇司令部发起进攻，第一路由紫阳桥经王府口指向督府后院;第二路从水陆街进攻第八镇司令部及督署侧翼;第三路经津水闸、保安门正街指向督署前门。同时，炮兵向督署轰击，配合步兵作战。瑞激严令第八镇统制张彪，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率部抵抗。当起义军快逼近督署时，瑞激慌忙打开督署后墙，逃往“楚豫号”军舰。张彪率部抵抗一阵后，窜出城外，逃到刘家庙。黎元洪则逃到黄土坡僚属家藏匿起来。清军失去指挥，大部溃散，一部投降。到二十日(十月十一日)黎明，起义军完全控制了武昌城。当天上午，湖北军政府成立，革命党人对掌握革命政权的极端重要性认识不足，推举曾亲手杀害过革命党人的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为军政府都督，立宪派首领汤化龙也趁机混入了军政府。
二十日(十月十一日)、二十一日(十月十二日)，汉阳、汉口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也先后率众起义，迅速占领了汉阳、汉口。至此，武汉三镇光复。
武昌起义后，全国各地革命党人纷起响应，至十一月下旬，全国24个省区中已有14个省和上海脱离了清朝的统治。
2、汉口、汉阳之战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北京，清政府急将瑞激、张彪革职留任，命海军提督萨镇冰、长江水师提督程允和率两支舰队援鄂，以陆军大臣荫昌为钦差大臣节制各军。将北洋六镇和禁卫军编组成三个军。以陆军第四镇和第二、六镇的两个混成协为第一军，由荫昌指挥。陆军第五镇及第三、二十镇的两个混成协为第二军，由军谘府正使冯国璋为军统，两军开赴武昌前线。另将禁卫军、陆军第一镇编成第三军，由贝勒载涛指挥，防守京畿一带。
湖北军政府成立后，立即扩编军队，革命军总兵力最多时达6万人，由于新兵数量骤增，部队训练不及，大部分老兵被提拔为军官和军士，使军队战斗力受到一定影响。清军南下消息传来后，湖北军政府决定增兵汉口，趁清军尚未集中，先扫清刘家庙之敌。二十七日(10月18日)，革命军在第二协统领何锡藩指挥下进击刘家庙，翌日即占领该地。张彪率敌军残部逃往滠口一带，固守三道桥北端。此时，南下的北洋军陆续向祁家湾、滠口附近集结。军政府决定先退滠口之敌。由于何锡藩与革命党人意见不合，提出辞呈，军政府改任张景良为汉口前线指挥官。张景良到达刘家庙后，却不作任何部署。二十九日(10月20日)，军政府派人代张下令进攻摄口。由于敌军在三道桥防守严密，革命军进展困难，伤亡较大，被迫撤回。事后，军政府决定对南下之敌采取守势。
九月五日(10月26日)，敌军分三路进攻:主力由铁路沿线攻刘家庙;另两路一经蔡甸攻汉阳，一由阳逻经青山下游直逼武昌。清军在阳逻的海军趁革命军青山炮队疏于戒备，驶至湛家矶附近，突袭三道桥以南革命军阵地，致使革命军牺牲500多人。滠口之敌趁势通过三道桥，沿铁路两侧猛攻，在水陆夹攻下，清军占领刘家庙。革命军退守大智门一带。此时，前线指挥官张景良不知去向，第二协第四标统带谢元恺自告奋勇于当天下午率部队夺回刘家庙，不久又告失守。这时，清廷发现荫昌指挥北洋军不灵，不得已将他召回，起用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全权负责武汉军事，任命冯国璋、段祺瑞分别为第一、第二军军统。冯国璋遂亲赴汉口指挥战事。刘家庙失守后，战争转入汉口城中，这时，黄兴由上海赶到武汉，被推举为武汉革命军总司令，设司令部于汉口满春茶园。黄兴立即组织部队反击，皆为清军所阻。九月十日(10月31日)，冯国璋集军猛攻汉口，革命军损失巨大，逐步后撤。十一日(11月1日)，市区大部失守，黄兴遂退守汉阳。翌日，汉口陷落。
清军攻占汉口后，冯国璋决定先取汉阳，再图武昌。而军政府内部经过激烈争论，决定固守汉阳。这时，经过补充的革命军有10000余人，加上从湖南来的两协援军，总兵力增至2万余人。黎元洪登坛拜将，任命黄兴为战时总司令。十四日(11月4日)，黄兴设司令部于汉阳昭忠祠。
二十六日(11月16日)，黄兴不顾革命军新兵多、训练缺、敌强我弱的现状，决定分三路反攻汉口。第一路由武昌青山渡江，在汉口湛家矶登陆，进攻刘家庙;第二路由汉阳东北渡江，在汉口龙王庙登陆第三路为主力部队，在襄河琴塘口渡河，进攻汉口玉带门。二十七日(11月17日)晨，第一路因指挥官酒醉，下错命令，延误了渡江时间，第二路因指挥官结婚，未上前线;第三路因将士争食，自行混乱，在清军进攻下不战而瓦解。这样，反攻汉口计划全部破产。
三十日(11月20日)，清军进攻汉阳。其左翼部队从汉水正面渡江直攻汉阳;右翼甲支队从新沟渡汉水，经蔡甸(今汉阳县)向三眼桥进攻;乙支队从舵落、琴断口渡汉水，向美娘山、仙女山进攻。两队迂回汉阳翼侧，经过反复争夺，十月四日(11月24日)，清军在炮兵支援下，攻占了美娘山、仙女山和三眼桥。接着，革命军又丢失了磨子山、锅底山、扁担山等汉阳周围的制高点。六日(11月26日)，清军右翼甲、乙支队合击革命军黑山、十里铺防线，汉口清军从汉口渡汉水，侧击黑山，革命军腹背受敌，纷纷撤退。七日(11月27日)，清军占领大别山，进占汉阳城。
占领汉阳后，袁世凯鉴于长江天险和海军倒戈，又为了给和谈留下余地，没有马上进攻武昌。双方隔江而峙。
3、江浙联军攻克南京之战
武昌起义后，上海、浙江、江苏先后宣布独立，但东南重镇南京尚在清军重兵把守中。当时，南京驻军有徐绍桢为统制的新军第九镇7000人以及江南提督张勋等率领的江防军、巡防军、新防军等旧军约2万人。武昌起义后，两江总督张人骏和江宁将军铁良认为新军不可恃，遂全部缴回第九镇军中的子弹，并令其移防城外65里的秣陵关。
著名革命党人赵声等曾在第九镇任过统带，因而该镇官兵具有一定的民主革命思想。移至秣陵关后，各标营革命呼声甚高。徐绍桢为势所逼，也倒向革命。宣统三年九月十七日(1911年11月7日)，第九镇从秣陵关向南京发动一次进攻，终因弹药不足、守军工事坚固而败退镇江。
此后，上海督军陈其美与江浙各省起义军首领集会，决定组建江浙联军，攻克南京，减轻武汉的压力，发展东南地区的革命力量。会议推徐绍桢为联军总司令，总兵站设于上海。联军计有洪承典所统沪军1000人，黎天才所统粤军600人，刘之洁所统苏军3000人，朱瑞所统浙军3000人，林述庆、柏文蔚所统镇军3000人及徐绍桢所统第九镇官兵共14000余人。江浙联军组成后，召开了两次军事会议，决定先逐南京城外清军，再取南京城。镇军担任中路，由马群进攻天保城;浙军承担左翼，从孝陵卫进攻幕府山;粤军担任右翼沿沪宁线进攻乌龙山;苏军进攻雨花台;沪军为总预备队;其余各军担任警戒。
十月五日(11月25日)，各军依计划发起进攻。粤军攻下乌龙山炮台后立即与浙军并力合攻幕府山炮台。九日(11月29日)得手。随后两军协助镇军攻天保城，经过彻夜血战，天保城于十一日(12月1日)克复。同日，苏军顺利占领雨花台。联军全占南京城外险要后，开始用大炮轰击城内了望台和指挥所。清军借托洋人与联军交涉投降事宜，当晚，张勋率兵2000由下关、浦口北逃徐州，张人骏、铁良也在下关乘日本兵舰逃往上海，城内残存清军开城投降。十二日(12月2日)联军进入南京城。此后，南京代替武昌成为新的革命中心，为日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奠定了基础。
攻占南京后，各省革命党决定以南京为中央临时政府所在地，并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十一月十三日(1921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成立。
早在十月十日(11月30日)，袁世凯就通过英国驻汉口领事向湖北军政府提出停战及和谈要求。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许多立宪派、旧官僚混入革命阵营，窃取了重要职权，革命党内部分歧日趋尖锐，临时政府内部出现了妥协派，许多领导人认为革命已经成功，对袁世凯既有畏葸又抱幻想，表示愿意和谈。十月二十八日(12月18日)，南京临时政府和袁世凯的代表在上海开始了“南北和谈”，最后双方以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赞成共和，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让给袁世凯为条件达成协议。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四日(1912年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职，临时政府随后迁往北京，辛亥革命的成果落到了袁世凯手里，中国进入了北洋军阀反动统治时期。
辛亥革命战争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最具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战争。这次战争促使清王朝灭亡，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促成了中华民国的成立，也为尔后的革命发展开辟了道路。但这场战争最后以向封建势力妥协而告终，没有完成其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其经验教训是值得深刻吸取的。
(九)“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军事思想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是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入侵，而清军在武器装备上陈旧、落后，遭至失败的形势下提出的。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1785一1850年)和魏源(1794-1857年)首先提出了解敌情、以夷制夷的思想。林则徐被史家称为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一反统治集团闭关自守、闭目塞听的陋习，积极搜集情报，了解敌情，主持翻译了《华事夷言》，编辑了《四洲志》等书。魏源则在其著作《海国图志》中，首先明确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魏源明确提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他认为，“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因此，中国应该建立兵工厂和造船厂，以制造新式武器，同时革除弊端，整顿、训练军队。并建议在广东、福建两省的武举考试中增加水师一科，鼓励制造西洋战舰、火轮船、飞炮、水雷等新式器械。魏源还根据敌我强弱形势以及自身的有利因素，提出以“议守”为中心的作战方针。他认为“不能守，何以战?不能守，何以款(和)?”。守的具体运用是“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这种方针有利于以我之长，攻敌之短，对于抗击远道而来，急于速战的西洋强敌无疑是有效的。
(十)湘、淮军代表人物的军事思想
湘军与淮军是在镇压农民革命军的过程中兴起的。湘军的代表人物有曾国藩(181–1872年)、胡林翼(1812-1861年)、左宗棠(1812-1885年)等，淮军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李鸿章(1823-1901年)。
湘军是仿照明代名将戚继光的营制建立起来的。曾国藩提出“忠义血性”作为治军的最高思想准则和选将的标准。忠义是指无条件地效忠于清朝政权，血性是指一种淳朴和冲动的特性，提出这一原则就是要克服绿营兵的陋习，增加军队的活力与朝气。
在用兵指导思想上，曾国藩强调一个“稳”字，提倡防御，稳扎稳打和深沟高垒。在战役上，曾国藩主张“以主待客”，侧重防御，反对轻易进攻。胡林翼也很强调防御，但反对处处设防，他提出:“若处处设防，兵力必分，不能战亦不能守。惟择其紧要必争之地，厚集兵力以守之，便是稳固。”0曾、胡都重视战前准备，不争一城一地之得失，以“全军破敌”为追求目标，曾国藩在战略战术上讲究灵活多变，因时因地制宜，强调“陈迹之不可狃，独见之不可恃，随处择善而从，庶可常行无弊”。
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湘军统帅在作战中都很重视基本打击方向的选择，而这正是战略任务之所在。曾国藩对太平天国作战时，把战略重点放在武汉、九江、安庆，坚持先取湖北、江西，再争安徽，后取江浙，即力争上游，以上制下的战略方针，终于取得成功。左宗棠在西北镇压捻军和西北回民起义时，其基本战略为“先秦后陇”、“先捻后回”，在出军收复新疆时，其战略思想也十分明确，即“先北路而后南路”。所以要先捻后回，是因为左宗棠认为捻军纵横驰骋，战斗力强，威胁大;而回军则分散无远图，是坐守之敌，对清政权的威胁相对要小一些;出兵新疆时，要“先北后南”，是因为阿古柏的窠穴在南路，北路兵力相对较弱，先攻北路，不但是指向敌人的薄弱环节，而且可以调动敌人，分散其兵力，最后形成对南疆的夹击之势。后来战局的发展证明，左宗棠的战略思想是符合实际的。
左宗棠军事思想中,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即力求谨慎。他反复强调要“慎以图之”、“慎之又慎”，甚至说“慎之一字，战之本也”。在指挥作战时,左宗棠一向反对轻敌冒进，讲究采取稳扎稳打的战法。他打仗时并不希冀侥幸取胜，他说:“打仗是过硬的事，一分乖巧不得。”他指挥作战时，往往要在后路十分稳妥后才开始进攻。出兵新疆时，在开战之前，他下了很大力气整顿部队、筹集军饷、采运粮食、更新装备、巩固后防，即所谓筹粮、筹饷、筹转运，只是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才拉开了收复新疆之役的帷幕。
李鸿章在晚清政治舞台上是一个权势显赫的人物，他所兴办的洋务也远远超过其他人。因而他的军事思想的一个显著特色是接受西方军事思想影响，在军事上推行一定程度的“西化”。他所创建的淮军在中国军队中是最早开始西化的，不但配备了洋枪、洋炮，而且编有专门炮队，为中国近代炮兵之发轫。淮军在清军中不但是装备最好的一支军队，而且普遍雇用洋将，教练西式操典，演习西洋枪炮。
李鸿章除了采用西式武器装备外，还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他强调“制器与练兵相为表里，练兵而不得其器，则兵为无用，制器而不得其人，制器必无成”。强调练兵、制器、育人三者之间的紧密联系。
筹办海防，重视近代海军的组建是李鸿章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沿海设防“必须水陆相依，船舰与陆军实为表里”，只有兼顾陆防与海防，才是“强兵之要务，立国之根基”。为此，他于北洋各口，增设了海口炮台和后路炮台，同时组建了北洋海军。李鸿章海防思想的核心是“以战为防”的攻势防御，也就是扩大对外海的纵深防御，即所谓“扬远岛为藩篱，化门户为堂奥”，这样一种海防战略思想与中国旧有的海防思想比较，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在晚清的官场中，李鸿章是集政治、外交、经济、军事大权于一身的人物，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他视淮军和北洋海军为私产，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势、地位，决“不轻于一掷”。因此，他往往以敌强我弱为借口，在抵抗外来侵略的战争中，力主避战主和。他的这种指导思想，在给曾国藩的一封信中曾做过明确表述:“自周秦以后，驭外之法，征战者后必不继，羁縻者事必久长，今之各国又岂有异?”以“羁縻”为最终目标，自然不可能去积极备战，更谈不上具有决战思想了。
(十一)太平天国的军事思想
太平天国革命是我国旧式农民战争发展的顶峰，它在军事路线、军队编组、作战形式、战略战术、军队纪律等方面都自成一格，颇具特色。
太平军在战争中逐步发展、壮大，从单一兵种向多兵种过渡，除拥有强大的步兵、骑兵之外，还有工兵、炮兵和水军。正由于兵种增多、武器装备增强，因而大大提高了作战能力，在战略战术上也发生了较大变化。
太平军总的战略目标是要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一个“共享太平之乐”的理想社会。但在其发展的不同时期，战略目标并不相同。从金田起义到道州整军，这一时期进军目标并不明确，主要目的在于休整部队，补充自己，从道州整军到占领南京，这一时期，太平军的战略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即:“舍粤不顾，直前冲去，循江而东，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分扰南北。”“这一战略方针的提出和执行，就把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从局部地区推向了全国;从建都南京到北伐失败，这一时期尽管在主观愿望上想占领北京，推翻清朝统治，但用兵主次的位置摆得不对，只派偏师扫北，导致北伐军全军覆灭，战略思想也从战略进攻转为拱卫天京(南京)为主的战略防御，以后虽有局部进攻，但总的战略是防御的。
从战争形式看，太平军主要采取阵地战和攻坚战，因而他们的战术思想也与之相适应。要从事阵地战，就必须重视行军作战的队形(即阵法)，“其置阵也，或分三路，或分两路，整兵应敌，奇兵或分抄阵后，或直搏中坚”。据记载，太平军惯用的阵法有牵线阵(一种行军阵法)、螃蟹阵(一种临战阵法)、百鸟阵(一种野战阵法)、伏地阵(一种先退却后反击的阵法)等。太平军非常重视攻坚战，除不断提高攻坚能力，组建攻城部队(土营)，并总结出攻城的原则:首先，强调以智取为主，以强攻为辅;其次，采取“略城堡、舍要害”的方针。围攻桂林、长沙均是如此;第三，采用先易后难，各个击破的方针。这些战术的采用，均收到良好效果。
捻军是与太平军同时活动于长江以北的另一支农民起义军，它多次与太平军联合作战，后来又与太平军赖文光部合并整编成新捻军。这支农民军采取的流动战术是颇为著名的，新捻军强调“以走疲敌”。这种流动战术主要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打几个圈”:即以骑兵旋回打转，捕捉战机，然后伏击包抄，歼灭敌人另一种是步骑相间，围裹包抄。比如高楼寨战役就是一次非常典型的流动战术的成功运用，当时新捻军以高速流动拖垮了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的骑兵，然后在菏泽县北高楼寨设伏诱敌，击毙僧格林沁，这一战役毙敌万余人，充分发挥了流动作战的威力。但这种流动作战有利也有弊，它虽然可以获得一定的军事主动权，但因忽视战略基地建设，使部队得不到补充和休整，因此，虽然能在战役、战斗上取得许多局部胜利，但终不能挽救战略或全局方面的失败。
(十二)晚清海防战略思想
在我国历史上，重陆轻海是一种传统的国防思想，海权意识严重缺乏。明、清两代又采取了禁海政策，形成了有海无防的局面。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这对重陆轻海的国防思想和禁海政策是一次强大的冲击，面对来自海外的强敌，近代海防意识开始产生。
在鸦片战争中，林则徐提出了“以守为战”的方针，“以守为战”立足于守，防守的重点是重要的海口以及敌人必经的内河和要隘，其出发点是避敌之长，不与英军在海上交锋。但“以守为攻”并非一味死守，而是采取夜袭火攻战术，困扰敌人，以战助守，这是一种积极防御的海防战略。为了进一步掌握战争主动权，林则徐在战争后期，还提出添置船炮、发展水军，以“出洋剿办”。他强调如果中国“有船有炮，水军主之，往来海中，追奔逐北，彼能往者，我亦能往”，也就是说，只有发展近代海军，才是巩固海防的根本途径，即所谓“船炮水军断非可已之事”。与林则徐同时代的魏源还认识到“夷之所长不徒船炮也”，他认为西方的长技还包括养兵、练兵之法，因此应该改革军事制度，并且创设造船厂、火器局，聘请西方工匠，柁师自造轮船，并习其驾驶、攻击之术。魏源还提出应建立一支统一指挥的新式舰队，驻扎天津，“以创中国千年水师之盛”。
19世纪60年代，在中国兴起了洋务运动，洋务派在“师夷长技”的基础上对海军海防建设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认识。曾国藩提出“师夷智”;李鸿章提出“师其所能，夺其恃”;左宗棠提出“中不如西，学西可也”;江苏巡抚丁日昌更提出兴办近代海防、海军的具体方案。他于同治七年(1868年)拟出《海洋水师章程六条》，内容包括外海水师必须配备大号轮船;仿西法在沿海建立新式炮台，安置西式火炮，以与沿海水师相配合;选练陆军与水师协作防海，组织沿海士民参加海防;建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新式海军舰队，彼此呼应，相互配合，联成一气;设立制造局，与新式海军相为表里等。到同治十三年(1874年)，这一章程终于得以直达朝廷，近代海防思想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70年代中期，清政府就海防建设以至整个国防方针在中央与地方督抚中展开了一场大讨论，即所谓“海防议”。在这场讨论中，“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思想得到了重视。建设新式海军，分洋设防的思想也得到了完善，70年代后半期，清军大举出塞，收复了新疆广大地区，巩固了西北边防。同时清政府于同治十二年(1874年)开始筹建近代海军，在以后10年中福建、北洋、南洋、广东四支海军初具规模。
在不同时期，战略重点应该是不同的，从70年代看，阿古柏占据天山南北，沙俄占领了伊犁地区，西北大片领土沦丧，塞防应为国防重点但从长远看，主要国防方向应是海上，这不但是因为欧美国家主要从海上入侵，而且中国还面临一个正在崛起的、更富侵略性的敌人-一日本。清政府虑不及此，未能及时调整国防重点，对日本的侵略动向没有给予足够重视，这一战略失误，也是甲午战争失败的一个原因。
(十三)新军创建的指导思想
清王朝创建新军是从甲午战后开始的。由于战争中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湘军、淮军一败涂地，新式海军一北洋舰队也全军覆没，引起了一部分官僚对军事改革的重视。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曾任驻欧洲各国公使)就提出:“自辽海军兴，战守不利，中外论者审溯兵事得失，无不以仿用西法,创练新兵为今日当务之急”。光绪皇帝对用西法训练清军的改革建议也大为赞许，称之为“救时之策”，并令广西按察使胡烯菜(当时留天津办理东征粮台)主练新军。胡烯菜认为“舍富强外…无立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之术”，他提出练兵先要筹饷，练兵、筹饷的本原又在“敦劝工商，广兴学校”，即发展经济和教育事业。胡爝菜阐述了练兵与变法图强致富的关系，这种改革军事的主张比之湘、淮军只着重用洋器、练洋操无疑是一种进步。清廷遂命胡烯菜主练新军，号称“定武军”。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一月，胡烯菜调任津芦铁路督办，清廷又命袁世凯接统定武军，改称“新建陆军”。
同时积极要求进行近代化军事改革的还有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春、夏，张之洞不断上奏清廷，提出应讲求新式操法编练军队，他指出甲午战争中的对手是一支“用兵皆效西法，简练有素，饷厚械精，攻取皆有成算”的近代化军队，若不从根本上进行军事改革，“是中国永无战胜之日矣”。他认为练兵不能只练练洋操，学学步伐，而必须从军队组织、营制、饷章到训练进行全面改革。张之洞提出先招2000余人，在德国军官的帮助下，编练成“自强军”。以后，张之洞回到湖广总督任上，又在湖北先后聘请德国、日本军事教官，参照两国军制继续编练。
“新军”与八旗、绿营等旧式军队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装备、训练不同，新军“一切操练章程，均按西法办理”，其装备也全仿西法，在编制上包括步、骑、炮、工程、辎重等兵种，这些都是旧式军队所不具有的第二，新军士兵有比较严格的入伍条件，从年龄、体格到文化程度都有明确规定;第三，新军军官的来源一般要求从军事学校的毕业学员中选拔，因而具有较完备的现代军事知识，不同于旧军官出身行伍或随意招募;第四，新军虽用西式操典进行训练;但也进行封建“忠义”思想教育。
在戊戌维新期间，练新军也是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以后变法虽然失败，新军的编练并没有停止。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政府正式划定军制，在北京设立练兵处，各省也设督练公所，把编练新军推广到全国。
(十四)晚清的名将和重要军事著作
1、晚清的名将
晚清时代，在清廷血腥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在中国人民反抗西方列强入侵的战争中，涌现出了一批著名将领。与清朝前期、中期的将领相比,晚清名将有其显著的特点。首先，随着八旗、绿营的腐朽，旗绿中诞生的名将已寥若晨星，晚清时代涌现的名将大多是出身勇营的汉人;其次，晚清名将大多有镇压农民军和抵抗西方侵略的双重经历，他们在认识、引进西方军事技术和制度，推动中国军事近代化的进程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再次，晚清的一些名将，往往是地方军事集团的首领，他们以拥兵和办洋务而势重，权势大大超出军界，对清廷政治、外交、经济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成为近代大小军阀的鼻祖。
这一时期在反抗清政府的农民革命战争中，也冉冉升起了一批农民将星，其中以太平天国的将领最引人注目，我们特将天国名将附录于后。下面对晚清名将作一简略介绍。
(1)僧格林沁
僧格林沁(?一1865年)，博尔济吉特氏，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今属内蒙古自治区)人，嗣父特纳木多布斋系嘉庆帝额驸。道光五年(1825年)，僧格林沁袭封科尔沁札萨克多罗郡王爵，颇得宠遇，同于宗室诸王。十四年(1834年)，授御前大臣、都统。翌年，命总理行营，“出入禁闱，最被恩眷”。
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北伐，奉旨专办京城各旗营防守事宜。八月，清廷命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率京兵驻涿州防堵。北伐太平军至静海、独流等地后，僧格林沁会同胜保纠重兵与北伐军在天津相持三个月。翌年，追击太平军至连镇，俘北伐军主将林凤祥。随后，移师攻高唐，北伐军将领李开芳退守茌平冯官屯，僧格林沁引徒骇河水灌屯，督万余人围攻，破冯官屯，俘李开芳。自此，太平军北伐部队完全失败。僧格林沁因功封“博多勒噶台亲王”，后加恩“世袭亲王罔替”。
八年(1858年)，英法联军占领了大沽炮台，以钦差大臣督办军务，驻通州。《天津条约》签订后，赴天津，勘筑双港、大沽炮台，封锁河道，增设水师。九年(1859年)五月，英法联军借口“换约”在大沽口寻衅，轰击大沽炮台。僧格林沁督军还击，击沉英法炮舰多艘，击伤英舰司令何伯，侵略者被迫退出口外。翌年，英法联军再次集结大沽口，在北塘登陆，僧格林沁以3000马队迎敌于新河、军粮城，被联军击溃，遂弃大沽炮台，撤至通州。中英通州谈判破裂后，僧格林沁逮捕了英方代表巴夏礼。但其所部连败于张家湾、八里桥。侵略军犯北京，僧军不战自溃，被夺爵、职，只留钦差大臣职务。
十年(1860年)后，率满蒙八旗主力南下鲁、皖、豫等省镇压捻军。清廷先后开复其职衔，授以节制鲁豫晋冀四省统兵大权。同治元年(1862年)，镇压商邱马牧集金楼寨白莲教起义军。翌年，在淮北击败捻军张乐行部，杀其首领张乐行和苏天福。旋镇压山东淄川刘德培起义军和邹县文贤教起义军。接着，又击破盘踞两淮地区的苗沛霖团练。三年(1864年)，始在豫、鄂一带与捻军作战，屡为赖文光、张宗禹部所败。四年(1865年)，率部追捻军入山东，“日行百里，往返三千余里，马力久疲”。至山东曹州菏泽高楼寨(今高庄集)时，陷入捻军包围圈，全军覆没，僧格林沁阵亡于吴家店。
(2)曾国藩
曾国藩(181-1872年)，湖南湘乡人。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道光十八年(1838年)进士。授翰林院检讨。他是军机大臣穆彰阿门生，又从倭仁、唐鉴讲习程朱道学。三十七年(1847年)，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三十九年(1849年)，升授礼部右侍郎。此后四年之中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十年七迁，连跃十级，官运亨通。
咸丰二年(1852年)，他丁母忧回籍。正逢太平军进攻湖南。十二月，受命为湖南团练大臣，帮办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曾国藩看到绿营、团练在太平军面前毫无战斗力，不可依恃，遂举团练之旗号，募勇练兵，意欲创立新式军队。开始，在长沙编练陆师。三年(1853年)，移驻衡州(今衡阳)，又创立水师，随即建衡州船厂，复设湘潭分厂，制造炮船，并配以购自外国的洋炮。其兵员募自湖南“练勇”，属于“官勇”性质，称为湘勇(后一般谓之“湘军”)。湘军对绿营兵制进行了改革，以募兵制代替世兵制，实行勇丁由将官亲自招募，所募兵勇，需取具结保，又灌输以封建伦理纲常，加强思想控制。湘军军制成为日后清军实行勇营制的蓝本。
咸丰四年(1854年)正月，湘军练成，会集湘潭，曾国藩发布《讨粤匪檄》，开始对太平军作战。湘军兴起后，成为太平军的劲敌。四月，曾国藩败于靖港，愤而投水，遇救。继占湘潭、岳州(今湖南岳阳)。随后指挥湘军出省作战。八月，陷武汉，加兵部侍郎衔。不待湖北后方巩固，即顺江东下，破田家镇。十一月，攻江西九江不克，即攻湖口，十二月，湘军水师为石达开分割于长江和鄱阳湖两处，大败，退驻南昌。五年(1855年)二月，太平军克武汉，湘军在鄂赣战场连遭败绩。曾国藩担心士气低落、人心动摇，执意顿兵坚城，即或被动挨打，也不肯撤出江西，回争武汉，遂造成坐困江西的局面。六年(1856年)秋，太平天国发生“天京事变”，曾国藩乘机指挥湘军反扑。十二月，再陷武汉。七年(1857年)二月，丁父忧，回籍奔丧，所带湘军交其弟曾国华统率。六月，因清廷不假实权，历年办事艰难，奏请开缺守制，诏准。八年(1858年)四月，湘军李续宾、杨载福、彭玉鳞部陷九江。十月，李续宾部6000精锐在安徽三河镇为太平军全歼。清廷震动，命曾国藩出驻湖北，移师援皖。
十年(1860年)初，曾国藩决定分三路进攻安庆:道员曾国荃部犯安庆西北集贤关，副都统多隆阿部攻桐城，道员李续宜部为援军。四月，安庆合围。六月，清廷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大江南北水陆各军悉归节制。时，苏浙大部已为太平军攻占，清廷催促曾国藩撤安庆之围，移师江浙。曾国藩坚持先取安徽，后夺江浙，力争上游，以上制下的战略方针，宣称“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领而下乃能成功”，力争“安庆城围不可遽撤”。十一年(1861年)八月，湘军陷安庆。十月，曾国藩受命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巡抚、提镇以下悉归节制。
同治元年(1862年)，遣左宗棠督“楚军”入浙江，李鸿章督“淮军”入上海，勾结由外国军官指挥的“常捷军”、“常胜军”夹攻苏浙太平军;遣曾国荃部围攻天京。三年(1864年)六月，湘军破天京。寻加太子太保,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湘军集团与清廷矛盾日益扩大，曾国藩担心功高震主，决意裁撤湘勇，保留淮军。
四年(1865年)五月，奉命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镇压捻军。曾国藩针对捻军易流动作战的特点，决定在军事上采取跟追和拦截相结合的办法，以达到“以静制动”的目的。闰五月底，进驻安徽临淮，旋移驻江苏徐州。在临淮、济宁、周家口、徐州等地设重兵驻防，令地方士绅修筑圩寨，实行坚壁清野，并建立马队。五年(1866年)夏，曾国藩集10万之众在东达运河，西至沙河、贾鲁河，南起淮河，北过黄河的区域内画河圈围，挖壕设防，围困捻军。八月，捻军突破沙河、贾鲁河防线，重入河南，曾国藩剿捻计划破灭，剿捻失败。十一月，回两江总督原任，剿捻事改由李鸿章督办。
作为洋务派地方大员，曾国藩积极主张学习西方“长技”，赞同“借师助剿”，并举办了近代军事工业。咸丰十一年(1861年)，攻陷安庆后，曾国藩设立安庆内军械所，试造枪炮炸弹，并试制成“黄鹄”号小轮船一艘。同治二年(1863年)，派容闳前往美国购买机器，直接从国外引进机器设备。四年(1865年)，与李鸿章、丁日昌等在上海创建了第一个大型近代军事工业:江南制造总局(简称“沪局”)。他还热心支持、参与挑选幼童赴美留学计划。
六年(1867年)，授大学士。七年(1868年)，调直隶总督。九年(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奉命查办，屈从法国侵略者，残民媚外，受到舆论谴责。旋调两江总督。十一年(1872年)，病死南京。谥“文正”。有《曾文正公全集》传世。
(3)李鸿章
李鸿章(1823-1901年)，本名章桐，字渐甫，号少荃，晚年自号仪叟。安徽合肥人。道光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咸丰三年(1853年)，随工部左侍郎吕贤基等赴安徽帮办团练，对抗太平军。八年(1858年)入曾国藩幕襄办营务。十一年(1861年)奉曾国藩命招募淮勇，组建援上海之师，李鸿章以曾国藩所拨湘勇8营及庐州一带团练为基础建成淮军，悉法湘军。同治元年(1862年)，率淮军调上海，升任江苏巡抚。李鸿章遂以上海为基地，“用沪平吴”，伙同英法干涉军，华尔、戈登的“常胜军”等与太平军争夺苏浙先后两次打败李秀成军对上海的进攻。湘军进围天京后，李秀成率部回援，淮军在上海附近连战连捷，陷嘉定、昆山、太仓，得苏南腹地。二年(1863年)十月，淮军攻陷苏州，兼图常州、嘉兴。三年(1864年)，天京攻陷后，封一等肃毅伯。
在沪期间，李鸿章积极练兵练器，聘请外国军官训练军旅，购买西方军火，置买租雇轮船，设局仿制西方军火，加强淮军军事实力。同治二年(1863年)，创办苏州洋炮局、上海洋炮局。
四年(1865年)，署两江总督，筹建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等中国第一批近代军事工业。五年(1866年)，曾国藩剿捻失败，回两江总督本任。清廷授李鸿章为钦差大臣，专办剿捻事宜。翌年，授湖广总督，仍在军营督办剿捻。李鸿章督师北上后，实施“划河圈地”、“以静制动”的战略。在湖北“扼地兜剿”，镇压东捻军。东捻军在尹隆河失利后，进军山东，李鸿章随即部署运河、胶莱河之防。东捻军被困于黄河、运河、六塘河、大海之间，屡屡受挫，最后失败。七年(1868年)，李鸿章督淮军北上镇压西捻军，与左宗棠等用圈制之策，将西捻军消灭于马颊河与徒骇河之间。平捻后，赏加太子太保衔，升协办大学士。八年(1869年)抵达武昌，接任湖广总督。九年(1870年)，接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掌管清廷外交、军事、经济大权，成为洋务派首领。
他主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将仿造西方船炮作为“强兵经武”的关键，因而大力提振近代军事工业和军事教育。在他控制下的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在晚清“海防”“塞防”大争论中，李鸿章主张放弃“塞防”，坚持“海防”为重，强调建立海军。光绪元年(1875年)，奉旨督办北洋海防事宜，筹建北洋海军。十一年(1885年)，海军衙门成立，受命会办海军事务。十四年(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在这期间，他雇聘洋员，向列强广购军舰，效法西方，建立天津水师学堂、武备学堂、威海水师学堂、旅顺鱼雷学堂，培养新式军事人才。又选派官弁和学生赴欧洲学习“陆军技艺”，制造、驾驶轮船技术、水师兵法。
光绪元年(1875年)，日、美勾结侵略台湾，他力主议和。二年(1876年)，英国侵占缅甸和云南，与英国签订《烟台条约》。中法战争(1883-1885年)中，他积极求和，消极抗战，当清军陆路大捷后，主张乘胜即收，代表清政府与法国订立《中法新约》。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年)中，奉行避战求和方针，招致战争失败和北洋海军的覆没,亲赴日本马关签订《中日马关条约》。二十二年(1896年)，在莫斯科与沙俄签订《中俄密约》。在戊戌维新运动中持观望态度。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被任为全权大臣，与庆亲王奕劻代表清廷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死后谥“文忠”。
(4)左宗棠
左宗棠(1812-1885年)，字季高，又字朴存，湖南湘阴人。家境寒素，21岁中举，随后三次入京会试，均名落孙山，遂绝意科场，一心钻研历史、地理、军事等经世之学。他曾在两江总督陶澎家执教8年，遍览陶氏文稿及藏书。左宗棠关心时政，重视兵法研究，特别喜欢钴研边疆史地。在陶澍及贺长龄兄弟影响下，他十分推崇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人的思想，赞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进步主张。
太平天国起义广西，挺进湖南，左宗棠先后入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幕府，颇具才干，名噪一时。后因樊燮诬告案，结束幕客生涯。咸丰十年(1860)，经曾国藩保荐，以四品京堂襄办军务。左宗棠以王鑫“老湘军”旧部为基础，组建“楚军”，赴江西作战。十一年(1861年)，李秀成袭取杭州，清廷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
同治元年(1861)，左宗棠从衢州(今衢县)率部挺进浙西。翌年，升闽浙总督，兼巡抚事。同治三年(1864年)，左军全占浙江，赏加太子少保衔，封一等恪靖伯。随后，启程入闽，进攻太平军李世贤、汪海洋部，攻占漳州后，太平军退至广东镇平(今蕉岭县)。左宗棠立即入粤，指挥福建、广东、江西三省清军，于年底镇压太平军余部于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赏戴双眼花翎。
时清廷正讨论购雇外国轮船事，左宗棠由粤返闽后立即上疏朝廷，强调海防的重要性:“臣愚以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进而建议清廷在福州创办造船厂。五年(1866年)九月，左宗棠聘请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等为正副监督，在马尾山下筹建船厂。十月，调任陕甘总督，推荐原江西巡抚沈葆桢任“总理船政大臣”。翌年，中国近代第一个新式造船厂一福州船政局在马尾正式开工。
六年(1867年)，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率部入陕，镇压西捻军及西北回民起义军。他制定了“先捻后回”的战略，采用“讲求阵法、先制其冲突，而后放枪炮，先立定脚根，而后讲击刺”、“以车营、步队当贼马，而以马队抄其步”等战术来对付捻军骑乓。遂凭渭河扎营，企图歼西捻军于泾、洛之间。结果，西捻军突围北上，强渡黄河入山西。左宗棠亲率5000人一路尾追。西捻军由晋、豫北上，驰骋冀中，进逼保定。清廷大恐，各地勤王之师纷至。左宗棠建议清廷将聚于直隶之师分为“近防之军”、“且防且剿之军”和“进剿之军”，为清廷采纳。旋至保定、吴桥(今河北旧吴桥)一带督师。七年(1868年)六月底，西捻军被剿灭。晋太子太保衔。
平捻后左宗棠回到西安，部署各军进剿回民起义军。十二月，破镇靖堡(今靖边县)，陕北饥民武装董福祥等投降。八年(1869年)二月，破董志原(属甘肃庆阳府)，占领陇东镇原、庆阳一带。至此，陕西回军皆溃。三月，左宗棠移大本营于乾州(今陕西乾县)，决计先进攻实力最强的回军马化龙部根据地一金积堡。九年(1870年)十一月，马化龙降，金积堡陷落。十一年(1872年)，河州回民首领马占鳌降。七月，左宗棠移驻兰州。调老湘军进攻西宁。十月清军进抵西宁。十二年(1873年)九月，左军破肃州。甘肃回军皆平。十三年(1874年)晋东阁大学士，留督陕甘。
此时，新疆危机日益严重，中亚浩罕国军官阿古柏在英、俄殖民势力支持下入侵南疆地区，并建立了“哲德沙尔”政权。十年(1871年)，沙俄又出兵强占伊犁地区。清廷内部掀起了“海防”、“塞防”之争。左宗棠坚持“海防”、“塞防”并重，力主出兵收复新疆，为清廷采纳。光绪元年(1875年)三月，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战前，左宗棠作了长期、周密的准备。战时，左军在“先北后南”、“缓进急战”战略方针指导下奋勇作战。三年(1878年)取得收复新疆战争的胜利。晋二等侯。
四年(1878年)，左宗棠要求清廷在新疆设省，并收回尚在沙俄手中的伊犁。《里瓦基亚条约》签订后，清廷一面宣布将崇厚治罪，改派曾纪泽赴俄改约;一面命左宗棠统筹兵事，做战争准备。六年(1880年)，左宗棠“舆榇发肃州”。进抵哈密。七月，清廷召左宗棠回京，以大学士任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七年(1881年)九月，出任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
九年(1883年)，法国加紧侵略越南，左宗棠自请赴前线督师，再入军机处。十年(1884年)七月，清廷对法宣战，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十月，左宗棠进驻福州，大力布防，组援军赴台湾。十一年(1885年)七月，病逝任上。清廷谥“文襄”。
(5)胡林翼
胡林翼(1812-1861年)，字贻生，号润之、润芝、芝，湖南益阳人。道光十六年(1836年)进士，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授编修。不久充国史馆协修。二十二年(1842年)，丁父忧离京回籍。二十六年(1846年)，在陕西捐输案中，由陕西巡抚林则徐专折奏办，报捐内阁中书，并捐升知府,分发贵州补用。在滇八年，历任安顺、镇远、思南、黎平知府，并一度专任军事。他大力呼吁重视军事，仿效戚继光亲募勇丁加以训练，镇压当地苗民和榔军起义，堵击进入贵州的湖南李沅发起义军。擢升贵东道道员。由此胡林翼“声誉鹊起”，知名于当时政界。
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西征入湖北，年底，经湖广总督吴文镕奏调，御史王发桂疏荐，胡林翼奉旨率黔勇援鄂。抵鄂后，吴文镕已兵败身死，胡林翼抵金口，进退失据，为湖南巡抚骆秉章奏留湖南。不久，曾国藩奏调胡林翼随同湘军与太平军作战。自此，加入湘系。四年(1854年)，升任四川按察使，仍留湖南，旋调湖北按察使。五年(1855年)初，太平天国西征军回捣湖北，胡林翼自请行，曾国藩令其率兵2500人，另付以兵4000，先后赴鄂。二月，升布政使，三月署理湖北巡抚。此后，胡林翼锐意经营湖北，独当一面。
胡林翼见江汉上下皆为太平军所占，乃整顿溃军，严汰疲赢，增募新兵，并奏调罗泽南部湘军来援，军势稍振。但胡林翼一味强攻，屡战不利，伤亡巨大，后被迫改变战术，以长围困城，渐收成效。六年(1856年)底，攻陷武昌，实授湖北巡抚。
武昌失守后，太平军被迫东撤，胡林翼派主力进逼九江，自己遥制省城，并全面经营省内事务。大肆笼络湖广总督官文，得以包揽湖北全权，湖北遂成为湘军“根本”之地。在鄂湘军水陆师经历年扩编，由不足万人发展到3万余人。胡林翼还不断以湖北军饷接济在江西的曾国藩湘军。八年(1858年)，鄂军夺下九江，加太子少保衔。此后，与曾国藩通力协作，移师进军太平天国安徽根据地。是年秋，鄂军李续宾部于三河镇全覆，胡林翼时正丁忧，闻讯，即刻返程，收拾残局。同时反思以往军事，编定《读史兵略》，刊刻颁行，作为将领学习兵法的教材。
十年(1860年)，湘军攻下太湖，进围安庆，曾国藩署两江总督，旋实授，领钦差大臣。胡林翼又上疏举荐左宗棠、刘蓉、沈葆桢、李元度等人充任要职。曾国藩进驻皖南祁门后，坐困近一年之久，全赖胡林翼联络诸军，主持军事。
十一年(1861年)，陈玉成、李秀成率太平军西征，先后入鄂，时湖北防务空虚，胡林翼惊忧交加，肺病恶化。西征太平军东撤后，胡林翼返回武昌。八月初，湘军攻下安庆，赏加太子太保衔。月底，病卒。清廷追赠总督，谥“文忠”。
(6)聂士成
聂士成(?一1900年)，字功亭，安徽合肥人。晚清著名爱国将领。同治元年(1862年)，以武童投效淮军刘铭传部，辗转各省镇压农民起义。由于英勇善战，屡建战功，从普通士兵提升为把总、参将、记名总兵、记名提督。
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淮军将领皆畏葸不前，唯聂士成主动请缨，率军由山海关渡海赴台增援，连战克捷。战后，率部驻旅顺。十七年(1891年)，参与镇压热河朝阳金丹教起义。翌年，实授太原镇总兵，驻芦台。十九年(1893年)聂士成不辞劳苦，巡防东北，历时八月，行程二万三千余里，写成《东游纪程》一书，对加强边防和开发边疆提出许多有价值的建议。
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聂士成奉命率1500人赴朝鲜牙山。在成欢驿战役中，聂军英勇抗敌，毙敌数百，由于敌强我弱，被迫突围，与叶志超军退往平壤。成欢战役后，日本陆军攻占平壤，接着，又集中3万兵力，企图从朝鲜义州渡过鸭绿江进占辽东地区。聂士成率部扼守摩天岭四月有余，采取“借地利、设奇兵”的办法，苦战十余次，未曾败退，还实施反攻，一举收复连山关、分水岭，迫使日军退守薛里站，大大振奋了军心。战后，以战功晋直隶提督，率武毅军驻芦台。二十四年(1898年)，所部改称武卫前军，效法西洋，进行了一系列军事改革。
义和团运动兴起后，聂士成受命保护京津、芦汉铁路，杀害团民400余人。二十六年(1900年)春，帝国主义借口义和团事件伺机侵华，聂士成多次建议清廷整军备战。西摩尔率领的联军2000多人乘火车由天津进犯北京时，聂士成停止与义和团的冲突，在铁路沿线设置散兵往来袭击，并以全力牵制联军西进。西摩尔联军只得逃回天津租界。六月中旬，聂士成回师天津，配合清军他部及义和团围攻租界。聂军在城西南面围墙上安置重炮，向租界及跑马场一带轰击。战斗中，聂士成身先士卒，奋勇作战，令敌人望而生畏。十三日(7月9日)聂士成军在天津南八里台为联军包围，恶战四小时，他身受七伤，“腹破肠出，犹挥军前进”。最后悲壮殉国，所部全体牺牲。
(7)附太平天国名将
杨秀清(1823-1856年)，原名嗣龙，广西桂平县人。出生贫苦农家，早年父母双亡，以“种山烧炭”为生，饱尝封建压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