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战争理论·第二
作者：克劳塞维茨
出自————《西方军事著作》
军事艺术最初只被理解为军队的准备
以前，人们把军事艺术或军事科学只理解为与物质事物有关的知识和技能的总和。这类知识和技能的内容就是武器的结构、制造和使用，要塞和野战工事的构筑，军队的组织及其行动的机械规定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准备一支在战争中可以使用的军队。在这里人们只涉及物质材料，只涉及单方面的活动，归根结底，这无非是一种从手工业逐渐提高到精巧的机械技术的活动。这一切同斗争本身的关系与铸剑术同击剑术的关系没有很大的差别。至于在危险的时刻和双方不断相互作用时军队的使用问题，以及智力和勇气的活动等问题，在当时还都没有提到。
在攻城术中第一次谈到作战方法
在攻城术中第一次谈到斗争本身的实施的问题，即运用上述物质的某些智力活动的问题，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还只是一些能迅速体现在接近壕、平行壕、反接近壕、炮台等这一类新的物质对象中的智力活动，它们的每一发展都是以出现这样的物质对象为标志的。智力活动在这里只是串联这些创造物所必需的一条纽带而已。由于在这种形式的战争中，智力几乎只表现在这样一些事物中，因此攻城术能谈到这些也就够了。
后来战术也接触到这个方面
后来，战术也企图按照军队的特性为军队的一般部署制定机械的规定。当然，这已涉及战场上的活动，但仍然没有涉及自由的智力活动，只涉及到通过编成和战斗队形而成为一部自动机器、命令一下就象钟表那样行动的军队。
真正的作战方法只是在谈剔的问题时谈到的
人们曾经认为，真正的作战方法，也就是自由地(即根据具体情况的需要)使用准备好了的手段，只能依靠天赋，不可能成为理论研究的对象。随着战争从中世纪的搏斗逐渐向比较有规则和比较复杂的形式的过渡，人们对这一问题就有了一些看法，但这些看法多半只是在某些回忆录和故事中在谈别的问题时附带地谈到的。
对战争事件的种种看法引起了建立理论的要求
各种看法越来越多，研究历史越来越需要有批判，人们就迫切需要一些原则和规则，以便有个准则来解决战史中常见的争执和分歧，因为不围绕任何中心，不遵循明确的准则的争论，必然是人们所厌恶的。
建立死板的理论的努力
因此，人们就努力为作战规定一些原则、规则，甚至体系。这样，他们提出了这个肯定的目标，可是却没有认真注意在这方面会遇到的无数困难。正象前面指出的那样，作战几乎在一切方面都没有固定的范围，然而每一种体系，即每一座理论大厦，却都带有进行综合时难免的局限性，因此，这样的理论和实践之间就存在着永远无法解决的矛盾。
局限于物质对象
那些理论著作家们早就感到这方面的困难，并且认为，把他们的原则和体系仍然只局限于物质对象上和单方面的活动上，就可以摆脱困难。他们企图象在有关战争准备的科学中一样，只要求得出十分肯定的和死板的结论，因而也就只研究那些可以计算的东西。
数量上的优势
数量上的优势是一个物质方面的问题。有人从决定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选中了它，是因为通过时间和空间的计算，可以把它纳入数学法则。至于其他一切因素，他们认为对双方来说都是相同的，是可以互相抵销的，所以是可以不加考虑的。如果他们是为了要弄清这个因素的各个方面而偶然这样做，那还算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总是这样做，并且认为数量上的优势是唯一的法则，认为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地点造成数量上的优势这个公式是军事艺术的全部奥妙，那就是一种根本经不起现实生活考验的片面的看法。
军队的给养
有人企图在理论研究中把另一个物质因素，即军队的给养发展成为体系。他们从军队是一个现存的组织这一点出发，认为给养对大规模作战有决定性意义。
当然用这种方法也可以得出某些肯定的数值，但是那些数值都是以许多臆测的假定为依据的，因此在现实中是站不住脚的。
基地
还有位才子曾企图把军队的给养、人员和装备的补充、与本国的交通联络的安全以及必要时的退却路的安全等许多问题，甚至与此有关的精神因素，都用基地这个概念概括起来。最初他用基地这一概念概括上述各个方面，尔后又用基地的大小(宽度)来代替基地，最后，用军队和基地所构成的角代替基地的大小。所有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为了取得一种纯粹的几何学的结果，这种结果是毫无价值的。只要考虑到上述概念的替换每一次都不能不使原来的概念受到损害，不能不漏掉前一概念的部分内容，那么就不难看到这一点了。基地这个概念对战略来说确实是需要的。提出这个概念是一个贡献。但是象上面那样使用这一概念是绝对不能容许的，而且必然会得出一些十分片面的结论，把这位理论家引到极端荒谬的方向上去，以致过分强调包围作用。
内线
后来，与上述错误方向对立的另一种几何学原则，即所谓内线原则登上了宝座。虽然这个原则建立在良好的基础上，即建立在战斗是战争的唯一有效的手段这一真理上，但是，由于它具有纯粹的几何学性质，所以仍然是永远不能指导现实生活的另一种片面的理论。
所有这些理论都应加以批驳
所有这些理论，只有它们的分析部分可以看作是在探索真理方面的进步，而它们的综合部分，即它们的细则和规则，却完全是无用的。
这些理论都追求肯定的数值，但战争中的一切却是不肯定的，计算时可以作为根据的只是一些经常变化的数值。这些理论只考察物质因素，但整个军事行动却始终离不开精神力量及其作用。
这些理论只考察单方面的活动，但战争却是双方经常发生相互作用的过程。
这些理论把天才排斥在规则之外
这些片面而贫乏的理论把它们不能解决的一切问题都置于科学研究的范围以外，归之于超越规则的天才的领域。
这些规则对天才来说是毫无用处的，天才可以高傲地不理睬它们，甚至嘲笑它们，那些必须在这些贫乏的规则中爬来爬去的军人是多么可怜!事实上，天才所做的正是最好的规则，理论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正是阐明天才是怎样做的和为什么这样做。那些同精神相对立的理论是多么可怜!不管它们摆出多么谦虚的面孔，都不能消除这种矛盾，而它们越是谦虚，就越会受到嘲笑和鄙视，越会被排斥于现实生活之外。
理论—研究精神因素就会遇到困难
任何理论~接触精神因素，困难就无限增多。在建筑术和绘画艺术方面，当理论仅涉及物质方面的问题时，还是比较明确的，对结构方面的力学问题和构图方面的光线问题不会有什么分歧。但是，一旦涉及创作物的精神作用，一旦要求在精神上引起印象和感情时，理论的全部法则就显得含糊不清了。医学大多只研究肉体的现象，涉及的只是动物机体的问题，动物机体是不断变化的，每时每刻都在变化，这给医学带来很大的困难，使医生的诊断比他的知识更为重要。如果再加上精神的作用，那该有多么困难呀!能运用精神疗法的人该多么了不起呀!
在战争中不能排斥精神因素
但是，军事活动绝对不是仅涉及物质因素，它总是还同时涉及使物质具有生命力的精神力量，因此，把两者分开是不可能的。精神因素只有用内在的眼力才能看到，每个人的这种眼力都是不同的，而且同一个人的这种眼力在不同时刻也往往是不同的。战争中到处都有危险，一切都是在危险中进行的。因此，影响判断的主要是勇气，即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它好比眼珠一样，一切现象先要通过它才到达大脑。
但是，毫无疑问，通过经验就可以看出，精神因素肯定是有一定客观价值的。
任何人都知道奇袭、翼侧攻击和背后攻击的精神作用，任何人都会认为开始撤退的敌人的勇气是较低的，任何人在追击时和在被迫击时都会表现出完全不同的胆量；任何人都根据对方的才望、年龄和经验来判断对方，并根据这些来确定自己的行动，任何人都非常注意敌我军队的精神状态和情绪。所有这些以及类似的精神作用都已经在经验中得到证明，并且总是反复出现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它们是确实存在的因素。理论如果忽视这些因素，那还有什么价值呢?
当然，经验是这些真理必然的来源。理论和统帅都不应陷入心理学和哲学的空谈之中。
作战理论的主要困难
为了弄清作战理论中的困难，并且根据这些困难找出作战理论必须具有的特性，我们必须进一步考察军事活动的主要特点。
第一个特点:精神力量及其作用
—敌对感情—
第一个特点是精神力量及其作用。
斗争本来是敌对感情的表现，但是，在我们称为战争的现代的大规模斗争中，敌对感情往往表现为敌对意图，至少个人与个人之间通常没有敌对感情。尽管如此，决不是不存在敌对感情。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战争中，民族仇恨或多或少地代替了个人之间的敌意，没有民族仇恨的情况是很少见的。即使没有民族仇恨，最初没有激愤的感情，在斗争中也会燃起敌对感情。这是因为:任何人根据上级的命令对我们使用了暴力，都会使我们在反对他的上级以前，先向他本人进行报复。说这是人性也好，动物本性也好，事实就是如此。人们在理论上非常习惯于把斗争看成是抽象的、没有任何感情成分的力量的较量，这是理论由于没有看到由此产生的后果而有意犯下的千百个错误之一。
除了斗争中所特有的上述感情以外，还有其他的感情，如功名心、统治欲和其他各种激情等等，它们在本质上不属于上述感情，但同上述感情的关系非常密切，因此很容易和它们结合在一起.
危险的影响
—勇气—
斗争总是有危险的，一切军事活动都必然在危险中进行，正象鸟必然在空中飞翔，鱼必然在水里游动一样。危险对人的感情或是直接地起作用，即通过人的本能起作用，或是通过智力起作用。在前一种情况下，人们力图逃避危险，如果不能逃避，就会产生恐惧。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是勇气使他们克制住了这种本能的反应。然而勇气决不是智力的表现，它和恐惧一样，是一种感情；不过，恐惧是怕肉体受到伤害，而勇气是为了维护精神的尊严.勇气是一种高尚的本能。正因为如此，所以不能把勇气当作一种可以预先规定其作用的没有生命的工具来使用。勇气不仅是抵销危险的作用的平衡物，而且还是一种特殊的因素。
危险的影响范围
要想正确估计危险对指挥官的影响，我们就不应该只看到危险在当时和对肉体的影响。危险对指挥官发生影响，不仅是由于他本人遭到威胁，而且是由于他所有的部下遭到威胁；危险不仅在它实际存在的时刻威胁着指挥官，而且在其他一切与危险有联系的时刻通过指挥官本人对它的想象威胁着指挥官；危险不仅直接影响指挥官，而且间接通过责任感影响指挥官，使他在精神上感到压力增加了十倍。当建议或决定一次大会战时，考虑到这一巨大的决定性行动所带来的危险和责任，谁能不在精神上或多或少地感到紧张和不安呢?可以断言，战争中的行动，只要是真正的行动而不是单纯的存在，就永远不能完全离开危险。
其他感情力量
我们把这些由敌意和危险激起的感情力量看作是战争中所特有的，但并不是因此就认为人类生活中的其他感情力量与战争没有关系，它们在战争中也经常起着不小的作用。尽管可以说，在人类生活的这个最严肃的活动中，某些细小的激情是被抑制了，但只有职位低的指挥官才是这样。他们不断受到危险的威胁和劳累的折磨，无暇顾及生活中的其他事情，丢开了虚伪的习惯，因为在生死关头是不容虚伪的，于是他们就具有一种被看作是军人最好标志的简单的性格。但职位高的人就不同了，职位越高，考虑的问题就越多，关心的方面就越广，激情的活动就越复杂，其中有好的也有坏的。宽厚或嫉妒、谦虚或傲慢了温和或暴躁，所有这些感情力量都能在战争这种大型戏剧中起作用。
各人的智力的不同
除了感情以外，指挥官的智力也同样有极大的影响。一个喜欢幻想、狂热而不成熟的指挥官的作为和一个冷静而强有力的指挥官的作为是不一样的。
由于各人的智力是不同的，因而达到目标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
达到目标的方法所以多种多样(象我们在第一篇中谈过的那样)，概然性和幸运所以起无比巨大的作用，主要是由于各人的智力是不同的。可是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职位较高的人身上，因为这种影响是随职位的提高而增大的。
第二个特点:活的反应
军事行动的第二个特点是活的反应和由此而产生的相互作用。这里我们不谈活的反应在计算上的困难，因为前面谈过，把精神力量作为一个因素来研究就会有困难，而这种困难已经把这种计算上的困难包括在里面了。我们要谈的是，作战双方的相互作用就其性质来说是与一切计划性不相容的。在军事行动的一切现象中，任何一个措施对敌人都会产生极不相同的作用。然而，任何理论所依据的都是一些类似的现象，决不能把纯粹特殊的情况都包括在内，这种特殊的情况在任何地方都只能靠判断和才能去处理。在军事行动中，根据一般情况所制定的行动计划常常被意外的特殊情况所打乱，因此，同人类的其他活动比较起来，在军事活动中就必然更多地依靠才能，较少地运用理论上的规定。
第三个特点:一切情况的不确实性
最后，战争中一切情况都很不确实，这是一种特殊的困难，因为一切行动都仿佛是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下进行的，而且，一切往往都象在云雾里和月光下一样，轮廓变得很大，样子变得稀奇古怪。这些由于光线微弱而不能完全看清的一切，必须靠才能去推测，或者靠幸运解决问题。因此，在对客观情况缺乏了解的场合，就只好依，靠才能，甚至依靠幸运了。
建立死板的理论是不可能的
鉴于军事活动具有上述特点，我们必须指出:企图为军事艺术建立一套死板的理论，好象搭起一套脚手架那样来保证指挥官到处都有依据，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使可能，当指挥官只能依靠自己的才能的时候，他也会抛弃它，甚至同它对立。而且，不管死板的理论多么面面俱到，总会出现我们以前讲到的那个结果:才能和天才不受法则的约束，理论和现实对立。
建立理论的出路
– –困难的大小并不到处都一样—
摆脱这些困难的出路有两条。
首先，我们对军事活动的特点作一般探讨时所谈的一切，并不是对任何职位上的人都是相同的。职位越低，自我牺牲的勇气就更为需要，而在智力和判断方面遇到的困难就小得多，接触的事物就比较有限，追求的目的和使用的手段就比较少，知道的情况也比较确切，其中大部分甚至是亲眼看到的。但是，职位越高，困难就越大，到最高统帅的地位，困难就达到了顶点，以致几乎一切都必须依靠天才来解决。
即使从军事活动本身的区分来看，困难也不是到处都是一样的。军事活动的效果，越是体现在物质领域，困难就越小，越是体现在精神领域，成为意志的动力，困难就越大飞因此，为战斗的部署、组织和实施规定理论比为战斗的运用规定理论容易。在前一种情况下，是用物质手段进行战斗的，虽然其中也不可能不包含精神因素，但毕竟还是以物质为主。但是在运用战斗的效果时，也就是当物质的结果变成动力时，人们所接触的就只是精神了。总之，为战术建主理论比为战略建立理论困难要少得多。
理论应该是一种考察，而不是死板的规定
建立理论的第二条出路所根据的观点是，理论不必是死板的，也就是说不必是对行动的规定。如果某种活动一再涉及同一类事物，即同一类目的和手段，那么，即使它们本身有些小的变化，它们采取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它们仍然可以是理论考凛的对象。这样的考察正是一切理论最重要的部分，而且只有这样的考察才配称为理论。
这种考察就是对事物进行分析探讨，它可以使人们对事物有一个确切的认识，如果对经验进行这样的考察(对我们来说也就是对战史进行这样的考察)，就能深入地了解它们。理论越是使人们深入地了解事物，就越能把客观的知识变成主观的能力，就越能在一切依靠才能来解决问题的场合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它对才能本身发生作用。如果理论能够探讨构成战争的各个部分，能够比较清楚地区别初看起来好象混淆不清的东西，能够全面说明手段的特性，能够指出手段可能产生的效果，能够明确目的的性质，能够不断批判地阐明战争中的一切问题，那么它就完成了自己的主要任务。这样，理论就成为通过书本学习战争问题的人的指南，到处都能为他们指明道路，使他们顺利前进，并且能培养他们的判断能力，防止他们误入歧途。
如果一个专家花费了半生的精力来全面地阐明一个本来是隐晦不明的问题，那么他对这一问题的了解当然就比只用短时间研究这一问题的人深刻得多。建立理论的目的是为了让别人能够不必从头整理材料和从头开始研究，而可以利用已经整理好和研究好的成果。理论应该培养未来的始挥官的智力，或者更正确地说，应该指导他们自修，w而不应该陪着他们上战场，这正象一位高明的教师应该引导和促进学生发展智力，而不是一辈子拉着他走一样。如果从理论研究中自然而然地得出原则和规则，如果真理自然而然地凝结成原则和规则这样的晶体，那么，理论就不但不和智力活动的这种自然规律相对立，反而会象建筑拱门时最后砌上拱心石一样，把这些原则和规则突出起来。不进，理论所以要这样做，也只是为了要和人们思考的逻辑关系一致起来，明确许多线索的汇合点，而不是为了规定一套供战场上使用的代数公式。因为就是这些原则和规则，也主要是确定思考的基本线索，而不应象路标那样指出行动的具体道路。
有了上述观点才能建立理论，才能消除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矛盾
有了上述观点，才可能建立一种令人满意的作战理论，也就是说建立二种有用的、与现实从不矛盾的作战理论。而且这样的理论只要运用得当，它就会接近实际，以致完全消除理论脱离实际的这种反常的现象。这种现象往往是不合理的理论所引起的，它使理论和健全的理智相对立，但却常常被那些智力贫乏而愚昧无知的人用来为他们天生的笨拙作辩护。
因此理论应该考察目的和手段的性质
–-战术上的目的和手段—
因此，理论应该考察手段和目的的性质。
在战术中，手段是用以进行斗争的受过训练的军队，目的是胜利。至于如何进一步确定胜利的概念，以后在研究战斗时才能更详细地阐述，在这里，只要把敌人退出战场看作是胜利的标志就够了。通过这样的胜利，就达到了战略为战斗规定的目的，这种目的使战斗具有了真正的意义，这种意义当然对胜利的性质会产生r定的影响。一个以削弱敌人军队为目的的胜利和一个以占领某一阵地为目的的胜利是不同的。由此可见，战斗的意义能够对战斗的组织和实施发生显著的影响，所以也应该是战术的一个研究对象。
在战术上使用孚段时离不开的各种条件
既然有些条件是战斗所离不开的，会或多或少地对战斗发生影响，那么在使用军队时当然就必须考虑它们。这些条件就是地形、时间和天候。
地形
地形最好分为地区和地貌两个概念，严格地说，如果战斗是在完全平坦的荒原上进行的，地形对战斗就不会有什么影响。
这种情况在草原地带确实是可能发生的?但在文明的欧洲地区就几乎只是空想了。因此，文朗民族间的战斗要不受地形的影响，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时间
时间有昼夜之分，所以对战斗发生影响，但这种影响的范围当然会超过昼夜的界线，因为每次战斗都有一定的持续时间，规模大的战斗甚至要持续许多小时。对组织一次大规模的会战来说，从早晨开始还是从下午开始是有重大区别的。但是，确实有许多战斗不受时间的影响，一般说来，时间对战斗的影响是很有限的。
天候
天候对战斗发生决定性影响的情况更为少见，通常，只有雾发定的影响。
战略上的目的和手段
在战略上，本来只有胜利，即战术成果是手段，能直接导致和的因素才是最后的目的。在战略上运用手段达到目的时，同样也离不开或多或少对此发生影响的那些条件。
在战略上使用手段时离不开的各种条件
这些条件仍然是:地区和地貌(不过地区还应该扩大理解为整个战区的土地和居民)，时间(不过应包括季节)以及天候(不过是指严寒等特殊现象)。
构成了新的手段
战略也上述条件和战斗成果结合在一起，就使战斗成果，当然也就使战斗本身，有了特殊的意义，也就是使战斗具有了特殊的目的，但是，只要这个目的还不直接导致娟和，而只是从属性的，那么就应该把它看作是手段。因此，我们可以把具有各种不同意义的战斗成果或胜利都看作是战略上的手段。占领敌人阵地就是这样一种同地形结合在一起的战斗成果。不仅具有特殊目的的单个战斗应该看成是手段，而且在共同目的下进行的一系列战斗所组成的任何一个更高的战斗单位，也应该看成是一种手段。冬季战局就是这种和季节结合在一起的一种行动。
因此，只有那些可以看作是直接导致媾和的因素才是目的。理论应该探讨这些目的和手段的作用和相互关系。
只能根据经验来确定战略上应该探讨的手段和目的
第一个问题是，战略怎样才能把这些手段和目的详尽无遗地举出来。如果要用哲学上的方法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那么就会陷入种种困难之中，使我们得不到作战和作战理论之间的逻辑的必然性。因此，只能面向经验，根据战史所提供的战例进行研究。当然，用这种方法得出的理论会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它尽适用于和战史相同的情况。但是这种局限性确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任何情况下，理论讲述的问题或者是从战史中抽象出来的，或者至少是和战史比较过的。不过这种局限性与其说存在于现实中，不如说存在于概念中。这种方法很大的优点在于能使理论切合实际，不致使人陷入无谓的思考，钻进牛角尖和流于泛泛的空想。
对手段应分析到什么程度
另一个问题是，理论对手段应分析到什么程度。显然，只需要考察它们使用时的各种特性就够了。对战术来说，各种武器的射程和效能是极为重要的，至于它们的构造，虽然能决定效能，却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作战并不是用炭粉、硫磺和硝石制造火药，用铜和锡制造火炮，而是运用具有效能的现成的武器。对战略来说，只需要使用军用地图，并不需要研究三角测量；要取得最辉煌的战果，并不需要探讨如何建设国家，怎样教育和管理百姓，只需要了解欧洲各国社会在这方面的现状，并注意极为不同的情况能对战争发生显著的影响。
知识的范围大为缩小
这样一来，理论所需研究的对象就显著地减少了正作战所需的知识的范围也犬大缩小了，这是显而易见的。一支装备好了的军队在进入战场以前所必须具备的、一般军事活动所必需的大量知识和技能，在最后要用于战争以前，必须压缩成为数极少的几条主要结论，就象一个地方的许多小河在流入大海以前先汇成几条大河一样。只有那些直接注入战争这个大海的主要结论，才是指挥战争的人所必须熟悉的。
这就说明为什么伟大的统帅可以迅速成长和为什么统帅不是学者
事实上，我们的研究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得出其他的结论，那么我们的研究就是不正确的。只有这样的结抡才能说明，为什么往往有些从未接触过军事活动的人却担任了较高的职务，甚至做了统帅，在战争中建立了丰功伟绩;为什么杰出的统帅从来不是来自知识渊博的军官，而大多数是那些环境不许可他们获得大量知识的人。因此，那些认为培养未来的统帅必须从了解一切细节开始，或者认为这样做至少是有益的人，一向被讥讽为可笑的书呆子。不难证明，了解一切细节对统帅来说是有害的，因为人的智力是通过他所接受的知识和思想培养起来的。关于大问题的知识和思想能使人成大材，关于细小和校节问题的知识和思想，如果不作为与己无关的东西而拒绝接受的话，那就只能使人成小材。
以往的矛盾
以往，人们没有注意到战争中所需要的知识是简单的，总是把这些知识同那些为作战服务的活的大量知识和技能混为一谈，因此，当它们和现实世界的现象发生明显的矛盾时，只好把一切都推给天才，认为天才不需要理论，理论也不是为天才建立的
因此有人否认知识的用处，把一切都归之于天赋
有些靠天赋办事的人觉得非凡的天才同有学问的人似乎有天渊之别，他们根本不相信理论，认为作战全凭个人的能力，而能力的大小则决定于个人天赋的高低，这样，他们就成了怀疑论者。不可否认，这种人比那些相信错误知识的人要好些，可是很容易看出，这种人的看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不积累一定数量的观念，就不可能进行智力活动，这些观念至少大部分不是先天带来的，而是后天获得的，这些观念就是知识。那么，现在要问，我们需要的是哪类知识呢?可以肯定地说，战争中所需要的知识应该是人们在战争中需要直接处理的事情的知识。
不同的职位需要不同的知识
在军事活动的领域内，指挥官职位不同就需要不同的知识。如果职位较低，那么需要的是一些涉及面较窄而比较具体的知识。如果职位较高，那么需要的是一些涉及面较广而比较概括的知识。让某些统帅当骑兵团长，并不一定很出色，反过来也是一样。
战争中所需要的知识虽然很简单，但运用它们却不那么容易
战争中所需要的知识是是很简单的，它只涉及很少的问题，而且只要掌握这些问题的最后结论就行了，但是运用这些知识却不那么容易。在战争中经常会遇到的困难，我们在第一篇中已经谈过。在这里我们不谈那些只能靠勇气克服的困难，至于智力活动，我们认为只是在较低的职位上才是简单和容易的，随着职位的提高，它的困难也就增大，到统帅这样的最高职位，智力活动就成为人类最困难的精神活动之一。
这些知识应该是什么样的
虽然统帅不必是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也不必是政论家，但是他必须熟悉国家大事，必须对传统的方针、当前的利害关系和存在的各种问题，以及当权人物等有所了解和有正确的评价。统帅不必是细致的入物观察家，不必是敏锐的性格分析家，但是他必须了解自己部下的性格、思考方式、习惯和主要优缺点。统帅不必通晓车辆的构造和火炮的挽曳法，但是他必须能正确地估计一个纵队在各种不同情况下的行军时间。所有这些知识都不能靠科学公式和机械方法来获得，只能在考察事物时和在实际生活中依靠理解事物的才能通过正确的判断来获得。因此，职位高的人在军事活动中所需要的知识，可以在研究中，也就是在考察和思考中通过一种特殊的才能来取得(这种才能作为一种精神上的本能，象蜜蜂从花里采蜜一样，善于从生活现象中吸取精华)；除了考察和研究以外，这种知识还可以通过生活实践来取得。通过富有教育意义的生活实践，人们虽然永远不能成为象牛顿或欧拉这样的人物，但却能获得象孔代或腓特烈这类人那样的杰出的推断力。
因此，我们没有必要为了强调智力在军事活动中的作用而陷入言过其实的学究气的泥坑中。从来没有一个伟大而杰出的统帅是智力有限的人，但是常常有些人在较低的职位上表现得很突出，可是一到最高的职位就由于智力不足而表现得很平庸。甚至同样处于统帅的位置，由于职权范围不同，智力的表现也是不同的，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
知识必须变成能力
现在我们还必须考虑另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对作战知识来说比对其他任何知识更为重要，那就是必须把知识融会贯通，变成自己的东西，使它不再是某种客观上的东西。几乎在人类的其他一切活动中，人们学过的知识即使已经遗忘了，使用时也可以到落满灰尘的书本里去寻找，甚至他们每年在手头运用的知识，也可以完全是身外之物。当一个建筑师拿起笔来，进行复杂的计算来求出一个石曦的负荷力时，他得出的正确的结果并不是他自己智力的创造。首先他必须努力查找资料，然后进行计算，计算时使用的定律并不是他自己发明的，甚至在计算时他还往往没有完全意识到为什么必须用这种方法，多半只是机械地运算。但是，在战争中决不是这样。在战争中，人们的精神不断起着反应，客观情况不断发生变化，这就要求指挥官必须把全部知识变成自己的东西，必须能随时随地定下必要的决心。因此，他的知识必须同思想和实践完全融为一体，变成真正的能力。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一个杰出的指挥官的所作所为看来都那么容易，似乎一切都应该归功于他天赋的才能。我们所以说天赋的才能，是为了把这种才能和通过考察和研究培养出来的才能区别开来。
我们认为，通过上面的研究，已经明确了作战理论的任务，并提出了完成这一任务的方法。
我们曾把作战方法分为战术和战略两个范畴，正象已经指出的那样，建立战略理论无疑有较大的困难，因为战术几乎仅仅涉及有限的问题，而在战略上，可以直接导致媾和的那些目的是无穷无尽的。不过，需要考虑这些目的的主要是统帅，因此在战略中主要是与统帅有关的部分有较大的困难。
因此，战略理论，尤其是涉及重大问题的那一部分，比起战术理论来更应该只是对各种事物的考察，更应该是帮助统帅认识事物。这种认识一旦和他的整个思想融为一体，就能使他更顺利和更有把握地行动，不至于勉强他自己服从客观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