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译本译序

作者：托马斯·菲利普斯·美国

出自————《兵法简述(论军事)》

出自————《西方军事著作》

　　 上自古罗马时期，下迄十九世纪，韦格蒂乌斯的《兵法简述》在西方世界是影响最大的一部军事专著。这部著作对我军 [ 注：指美军。 ] 的训练和编成传统的影响处处都明显可见。

　　 奥地利陆军元帅利纳亲王(1735-1814)直至1770年还称此籍为金光闪闪的大作。他写道：“韦格蒂乌斯声称，是神指引着罗马军团，但我认为，是神使韦格蒂乌斯写成这部著作。”狮心王理查德，像他的父亲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1133-1189)一样，在征战中随时随地都将这部《兵法简述》带在身边。公元1000年前后，韦格蒂乌斯是最受黑霸福尔克韦斯，那位才具出众而又凶猛无比的安茹伯爵(1092-1143)所推崇的著作家。查理曼大帝时期，韦格蒂乌斯数量众多的手稿抄本广泛流传，其中的一本被认为是大帝手下指挥官们的必备读物。在正义之帝路德维希时期，大约公元837年左右，埃弗拉·德·弗莱尤斯伯爵的遗嘱中列举的书籍里就有韦格蒂乌斯著作的手抄本。

　　 在圣哥达击败土耳其军队的胜利者蒙塔库科利(著名的意奥联军司令，1609-1680)，在其《回忆录》中写道：“然而，有些人却相当狂妄，刚刚懂得怎样驾驭马匹，怎样在一场比武中执矛冲刺，或者刚刚读了一遍韦格蒂乌斯的训律，便自认为是伟大的指挥官了。”由此可见，一千年来韦格蒂乌斯享有着何等样的殊荣。

　　 现存的十世纪至十五世纪的《兵法简述》的手抄本计达150部之多。在印刷术发明之前此书已被译成英、法、保加利亚等多种文字。1473年在乌得勒支首次出了印刷本，随即在科隆、巴黎和罗马又相继出了新版本。首次刊行的英文版是由卡克斯顿(英国第一位印刷商，1422-1491)于1489年据英文手抄本印制的。

　　 弗拉维乌斯·韦格蒂乌斯·雷纳图斯，罗马人，出身名门。在某些手抄本中，他被冠以(杜撰的)伯爵头衔。伏尔泰拉的拉法埃尔称他为君士坦丁堡伯爵。有关他的生平人们知之甚少。从他的著作可以明显看出，他并没有军人的广泛的实践经验。他非常坦率地说，他的意图是收集古代的(兵法)手稿和条令，加以综合，从中理出使古罗马成为伟大帝国的军事惯例和智慧。据他说，他的主要的原始材料是老加图、科尔内柳斯·塞尔苏斯、帕泰恩、弗龙蒂努斯等人的著述，此外还有奥古斯都、图拉真和哈德良所颁布的法规和条例。(当然，韦格蒂乌斯撰写这部著作是在恺撒统率罗马军队连连获胜很久以后的事。他竟不曾提及恺撒，没有提及恺撒的将才和战术，个中原委不得而知。)

　　 他的忠告未受重视

　　 此书是献给瓦伦丁尼安皇帝的，这位皇帝显然不是瓦伦丁尼安一世，因为书中有他的继任人格拉提安的名字。据信他是瓦伦丁尼安二世(371-392)。在瓦伦丁尼安二世和瓦伦丁尼安三世统治年间，罗马曾被哥特国王阿拉里克攻陷并遭焚烧。假如此事发生在本书写成之前，书中无疑会提及。韦格蒂乌斯提到罗马军队败在哥特人手下，他所指的很可能是阿德里安堡会战(378年)，在那次会战中瓦伦丁尼安一世的同僚 [ 注：原文为colleague，实际上瓦伦斯是瓦伦丁尼安一世之弟，两人曾共治过罗马，瓦伦斯统治东部，瓦伦丁尼安一世自己驻守西部。 ] 瓦伦斯战死。

　　 《兵法简述》是为罗马人编写的，本应成为无数代欧洲军人的军事经典，但罗马人却几乎没有用它，这岂非怪事。那时，罗马军队的腐败已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以致韦格蒂乌斯提出复兴古人严于练兵勇于作战的优秀品德的呼吁也无济于事。同时，韦格蒂乌斯恢复古时军团编成的希望是不切实际的。骑兵已采用步兵的盔甲，并正开始成为军队的主要兵种。先前曾是军团主力的重装步兵成为自身的重负和相对的缺乏机动能力的牺牲品；而轻装步兵则无力抵挡骑兵的冲击而越来越多地转而使用投掷兵器。后来十字弩和黑色炸药使骑兵的冲击力黯然失色，这一历史的奇妙变迁使韦格蒂乌斯的战术重又像在他从中受到鼓舞的过去时代那样，成为军队的理想的战法。

　　 若米尼在《兵法概论》(曾用名《战争艺术概论》)中指出：“娇生惯养就是罗马军团衰亡的主要原因。在西庇阿时代，罗马军团的士兵在非洲酷暑烈日之下作战时，都不觉穿戴甲胄疲劳，所以令人望而生畏。可是后来到日耳曼和高卢在凉爽宜人的天气之下作战，却又忽然觉得甲胄太重了，于是罗马帝国的末日也就来临了。” [ 注：若米尼：《兵法概论》，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86页。 ]

　　 本书符合他的写作意图

　　 奥曼在他的《兵法史》一书中指出，韦格蒂乌斯“如果不是说事情应该怎样怎样，而是照实叙述过去的情形的话……那他的这部著作对我们来说价值会大得多……因此，我们始终认为，他所叙述的是理想的东西，而不是实际的情况……”。

　　 尽管如此，这位罗马人所写的东西倒确实是符合驱使他动笔撰写此书的意图的，那就是至少想促使进行军事改革，以恢复和保证罗马军队的效能和威力，使其达到公元378年东部皇帝瓦伦斯在阿德里安堡惨败于哥特人以前一直保持的高水平。尽管韦格蒂乌斯的说教一般说来无甚效果，但是他的意向是崇高的、爱国主义的，他的努力当时是必要的。历史事件证明情况确也如是。

　　 奥曼对韦格蒂乌斯所写东西的进一步评论，作为说明这位罗马作者的某些陈述和理论所招致的批评的例子颇有意思。奥曼说，到他那个时代，“罗马步兵的绝大部分确实已是轻装兵，已经抛弃了盔甲……这种变革大致在……阿德里安堡的惨败使东部军队彻底垮掉的时候……已经开始有了变化……这也是确实的……罗马帝国步兵在第一次与哥特军队相遇时，仍然还穿戴着古时的全副甲胄”。

　　 奥曼写道：“在骑兵穿戴着更完备的全副护装的时候，认为步兵仅仅因为懒散和虚弱而抛弃护装，这样的猜测是荒唐可笑的。真实的情形是，古时军队中身披铠甲的军团军士在野战中受过检验，发现他们不符合作战要求。罗马帝国军事人员对以严严实实的重步兵防线来抵挡哥特骑兵的冲击已完全失去信心，因此已经把注意力转向让他们的步兵更多地使用投掷兵器，并逐步增加自己的骑兵数量并提高其作战效能方面去了。”

　　 这是对阿德里安堡之役教训的回应，阿德里安堡之役在军事上的含义明明白白。“这是一次骑兵对步兵的胜利，也是自坎尼之战以来罗马军队所蒙受的最惨重的失败(公元前216年汉尼拔在意大利南部的坎尼击败了罗马军队)”。奥曼对这次会战的叙述很生动，发人深思。

　　 哥特人怎样取胜

　　 罗马帝国军队对哥特人的大营发起攻击，罗马人布成传统的兵阵……军团和大队位居中央，骑兵中队布于两翼。战斗正在沿着哥特人用大车连成的屏障一线激烈展开时，一大队骑兵突然向罗马军队的左翼冲杀过来。这大队人马是哥特骑兵的主力，他们本来在较远处寻找粮秣，接到战斗的消息后即直奔战场，猛攻罗马帝国军队易受冲击的左翼，其势之猛“真像是轰击在山顶之上的一阵霹雳，把一路上的一切障碍击了个粉碎”。(四世纪拉丁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语)

　　 尽管有相当多的骑兵中队防护着罗马军的这一侧翼，但对方的突进使他们措手不及：有的被撞倒，跌落马下而被踩；其余的则不光彩地四处逃窜。接着，哥特骑兵猛袭左翼的步兵，对他们进行卷击，迫使其撤到中央和预备队的位置去。

　　 这一阵冲击十分迅猛，以致军团和大队全被逼到一起，陷入一片无奈的混乱之中。罗马人多次试图稳住阵脚，但均以失败告终。不多时，左翼、中央和预备队已乱成一团，即令自己人也无法分清彼此。帝国的卫队、轻装兵、长矛骑兵、辅助部队，以及战线上的军团都被挤压到一起，大堆的人拥挤在一块，拥挤的程度变得越来越大，因为哥特步兵一看到罗马军队由于侧翼受到攻击而乱作一团，便立刻从那些摆成一线的大车后面冲杀出来，从正面发起攻击。

　　 瓦伦斯右翼的骑兵看到战斗已经失败，于是不再作抵抗便策马逃走；战场这一侧，战斗并不是激烈得撤不下来的步兵部队也乱哄哄地跟在他们后面逃跑。这时候，被抛弃的主体部分的步兵看清了他们的处境极端危险。他们的两翼和后方都已被敌骑兵围住，而正面又在遭遇从哥特军队大营中冲杀过来的众多兵力的攻击。面对这种情况，他们既不能展开迎战，又不能插翅逃跑，惟有束手待毙一途。

　　 这种情景以前在坎尼之战曾发生过一次。士兵们因为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无法举起他们的武器去打击敌人，长矛左右磕碰，因此长矛兵无法将矛持握成水平状态，许多军士被挤压得透不过气来。在这一大堆吓得发抖的人群中，哥特人横冲直撞，挥舞着长矛和利剑去刺杀一筹莫展的对手。

　　 这一战一直打到三分之二的罗马军队的官兵横尸疆场；由于队伍变得越来越单薄，加上夜幕降临，余下的几千人才得以逃脱出来，尾随于右翼的逃兵之后向南遁去。

　　 衰落的原因

　　 瓦伦斯和他的主要的军官们以及四万士兵惨遭杀戮。

　　 罗马军队到韦格蒂乌斯所处的时代已经衰颓，其原因在于军人的素质和精神面貌的逐渐下降和颓靡，以及原来严格的入伍要求逐渐遭废弛，而在古时，必须要符合这些严格条件才能服兵役。这样的服役既是一种职责，也是一种特权，正如泰奥多·奥拉乌尔特·道奇在他的《恺撒》一书中告诉我们的，对这种特权，人们是小心翼翼地加以卫护的。

　　 只有财产达到规定的数额的自由民才允准服兵役，凡财产额不足12500阿司(古罗马铜币，价值从1分到17分不等)的人都不能服役 [ 注：根据戴奥尼西的说法，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把罗马人按财产标准分为五个等级：第一等级为10万阿司；第二等级为7.5万阿司；第三、四、五等级依次为5万、2.5万、1.25万阿司。在此以下者称“无产者”，不列级。所谓财产额不足1.25万阿司者即无产者。 ] ……因此，军团是由一些社会最上层的分子组成的。原来，到哪个部分去服役以及在军团中的地位都取决于阶级等级。但是，后来就变为依据服役时间长短来定夺了。因此，最年轻的士兵，17到25岁的当韦利特，即轻装兵；25到30岁的，当剑矛兵(枪兵)，即第一排的重装兵；30到40岁的，当主力兵，即第二排的重装兵；40到45岁的，当后备兵，即第三排的预备队。

　　 军团兵阵

　　 轻装兵充当散兵。一名军团军士占据的空间大致为5平方英尺。剑矛兵和主力兵都以中队或班为单位，构成横排队形。每个单位60-120人不等。正面12人，纵深10人，每两个中队之间的间隔相等于一个中队的正面。主力兵中队的位置在剑矛兵后面，后备兵中队仅60人，他们也站在剑矛兵后面。彼此间的间隔都约250英尺。

　　 三排中的每一排都有10个中队，因此军团中构成横排的部队有1200名剑矛兵，1200名主力兵和600名后备兵。此外，必须加上1200名或者更多一些的轻装兵(韦利特)，由此使军团的步兵达到4200名，其中3000名是重装兵。每个军团还有300名骑兵……[他们布列于侧翼]

　　 当罗马共和国(始建于公元前500年，延续了近四个世纪)内部的不稳定开始完全支配公民的思想和行动时，军队不久就感受到国内局势不稳的极其严重的影响。内战严重损害了罗马人的感情，但第一个造成军队性质严重滑坡的是盖犹斯·马略(执政官、大将军，公元前155-前86年)……

　　 早在他的时代之前……使市民具有服兵役资格的最低财产拥有额就已从12500阿司降为4000阿司了……市民的财富和奢侈湮没了崇尚俭朴的古风。自由民渐渐地设法逃避服兵役，而社会底层阶级的人民则发现服役乃是改善他们的境遇的一种途径。经历过多少次战役已不再是政治上获得升迁的必要条件。自由民骑兵不再去战地服役，而成了某种仪仗队。由于富人们逃避军事职责，通过征召上层阶级入伍这种简单办法来迅速建立庞大的军队已经做不到了。

　 向最坏的情况转化

　　 马略是第一个给予每一个自由民，不管他们的贫富状况，以同等服役权利的人……在如是引导下，军队不久便成了另外一种群体，而不再是罗马英勇无畏、忠诚正直和富有爱国精神的象征。服役权也不再是一种特权——攫取市民荣誉的惟一通途。富裕的市民不再去服役了。体力训练不受重视，充斥于军队的并非是不论贫富的各阶层的代表，而是一色的底层阶级；是从罗马各附属国来的各种族的人；摆脱了奴隶地位的自由民、异乡客、奴隶，不久便都跨入了军队行列，甚至罪犯也被饥不择食地招募进来。马略一度曾组织了一支由奴隶组成的贴身卫队。

　　 军团如今已不再分为单一罗马人军团和盟邦外地人军团……罗马公民身份被广泛地授予意大利人，军团由罗马人、辅助部队、外省部队和雇佣兵组合而成。马略的录取标准仅仅是人员的身材高大和健壮有力。对于人员的素质根本不予考虑……任何人只要愿意付钱都可以免服兵役；任何人只要体格健壮达到要求就能操持武器。军人的誓言已不再宣誓为共和国效力，而是宣誓效忠于将军本人……久而久之，罗马公民为祖国效力的光荣职责渐渐地沦落为充当雇佣兵这种卑微角色。雇佣兵和常备军取代了志愿服役和仅仅出于需要而应召入伍的军队。被征服的外省都由地方总督实施统治，每省都有一支常备军，并拥有无限的权力；罗马当局并把这些外省交托给他们，自己坐收岁入，其必然结果不言而喻。罗马正在步希腊的后尘。

　　 到了韦格蒂乌斯的时代，诸如此类的职业腐败和社会腐败现象已经深入军事机构的肌体，严重威胁着罗马国家的命运。罗马虽然仍然保持着源远流长的军队武功的威望和国家的荣耀，但是却在不断衰落，尽管时而也有起伏交替，然而其向下滑坡的总趋势却已无力挽回。这一切都是市民堕落和军队腐败的必然结果。“军队中的惩处不再按条例执行；奖励也不是论功行赏。徇私舞弊之风迅速蔓延。朴素的树叶桂冠和青草王冠已让位于豪华的饰物。先是军官，后来连士兵也都免除了夜间设防的职责和其他的重力杂役。伟大的胜利荣耀为不配享受者所得。奢侈和浮华逐渐取代了简朴，不仅富有的市民如此，在军营中也同样如此。但是不能由于士兵的素质已经退化而得出结论，说领导者们已经变得无能了。当然，也不能说队长的能力之得以充分表现，是因为普通士兵的蜕化变质”。

　　 技巧和训练至关重要

　　 韦格蒂乌斯不断强调经常操练和严格训练的重要性，他著作中的这部分内容对于中世纪的士兵来说已成为令人厌烦的说教，封建制度对于坚持军队训练作用甚微。他的开头第一句话便是，“战争的胜利并不完全取决于人多势众，或者是作战勇猛；只有武艺精湛，熟谙兵法，训练有素才能确保胜利”。

　　 韦格蒂乌斯的著作中箴言警句比比皆是，这些箴言已为当今人们所熟知。“渴望和平的人应当准备好战争”；“古人认为兵不在多而在精”；“在一派和平氛围之中，战争往往被视为遥远之事，不受重视”；“天生的勇士少有，许多人是经过磨炼和强制训练才成为勇士的”。

　　 韦格蒂乌斯是一位改革家。他试图使四世纪颓废的罗马人恢复始终受他赞扬的古人的武德。他的这本篇幅小小的书写得简短扼要，通俗易读，他没有煞费苦心地去搞一部巨著，以免使读者望而却步，因为他希望他的著作能吸引读者阅读并使他们感到信服。他常常赞扬“古人”的榜样，要他的同时代人向“古人”学习；该书读来令人如同身临其境，他的著作之所以使人感到充实和富有特色，与此很有关系。时至今日，这部著作读来仍然使人津津有味，并成为现代人评论的题材。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在德国出现的版本不下40种之多。法国的《军事综合评论》(Revue militase Generale)和我国 [ 注：指美国 ] 的《步兵杂志》(Infantry Journal)1938年都曾刊登过有关韦格蒂乌斯的文章。1930年，丹克弗里德申克在《Klio》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该文推崇韦格蒂乌斯是那个时代最最杰出的作家。

　　 本书收入韦格蒂乌斯的头三卷，其中删节的仅是重复的部分。卷四和卷五都很简短，内容涉及设防地的攻防和海上作战问题。对此有兴趣者恐只限于军事古籍研究人员，因而没有收入。这个译本，译者为约翰·克拉克中尉，1767年在伦敦出版。这是所能见到的最佳英译本，编辑时仅仅为适应现代惯用法而作了最低限度的必要改动。

　　 由斯波尔丁·尼克森和赖特合著的《战争》(Warfare)一书(哈考特-布雷斯公司1925年版)第294页及随后几页上对韦格蒂乌斯有精彩的评述。德尔佩希的《十三世纪的战术》(La Tactique au 13me Siecle)(巴黎，1886年版)最精辟地论述了韦格蒂乌斯对欧洲军事思想的影响。汉斯·德尔布吕克在《兵法史》(Geschichteder krieg-skunft)(第二卷，柏林，1921年版)一书中对韦格蒂乌斯的论述虽然简短，但很有价值。

　　 承蒙普特曼父子公司支持，允许摘引奥曼的《兵法史》(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的一些段落，以及霍顿·米夫林公司允许引用道奇所著《恺撒》一书中的某些段落，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