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战的实施·第六

作者：德·鲁登道夫

出自————《总体战》

出自————《西方军事著作》

　　 以为战争必须从宣战开始，是一种错误观点。日本1894年对中国的战争和1904年对俄国的战争，是以突袭中国或俄国的运输舰或战舰开始的。英国对布尔共和国的战争 [ 译者注：即英布战争，也称布尔战争或南非战争。布尔人是荷兰在南非移民的后裔，19世纪在南非建立奴役黑人的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英国为夺取该地重要矿藏，意图吞并这两个国家，于1899年发动战争，布尔人战败，1902年媾和，两个国家被英吞并，1910年并入英国自治领南非联邦。 ] ，是以一支游击队入侵布尔人居住区为发端。1914年8月，德国首相冯·贝特曼·霍尔韦格向俄、法宣战，这是一次多灾多难的宣战，对此人们还记忆犹新。宣战书中的某些词句被敌人用来当作宣传工具，激励了敌国人民的精神，却削弱了我国人民的精神力量。人民不理解进攻战，但却懂得为其生存而战。他们容易从宣战书中发现进攻别国的意图。他们没有感觉到别国的威胁，民族精神也无从受到激励。因此，“战争威胁”这个词比起动员令来更能激发民族精神。世界大战中，德军在西线实施了进攻，德国人民便认为是我们发动的进攻战即侵略战争，于是人民为民族生存而战的意志受到极大削弱。我们被迫实施的防御战必须以进攻方式来进行，如果我们不想被人制于死地的话。而人民对这一道理缺乏理解，加之我们在此方面缺少军事教育。总体政治的最重要任务是——军队统帅亦然——不要象1914年那样，发表什么宣战书或漏洞百出的人民宣言，它曾使德国的作战和人民在战争初期遭受了难以言状的损失。只有人民深信，战争是为民族生存而进行的，人民乃至每一个成员才会不遗余力效忠于战争，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

　　 一国作出作战决定之后，使开始在军队、经济、人员方面为作战作准备。这种准备即动员，需按审慎周密、准确细致的规定和计划实施。这种计划和规定应在平时准备就绪，年年加以修订。我在《我的军事生涯》一书中论及了军事动员及其准备工作，其中包括召回休假人员募集马匹；使常备军队由平时状态转入战时状态；改平时编制为战时编制；向要塞发出警报；设立行政机构；进行后备人员的征召和训练。这些都是我处在当时地位上 [ 译者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作者任西线第2集团军司令部军需长（相当于副参谋长，负责后勤事务），1914年8月任东线第8集团军参谋长，1916年8月任德国最高统帅部第一总军需长（相当于副总参谋长，负责作战）。 ] 所处理的事情。然而今天，准备工作不仅限于军队的各个方面——如我在第五章中所阐述的——而且涉及财政、经济领域，乃至人民的生活和供给，还要为维护民族的精神团结制定方针政策。关于最后一点，我已在第二章中作过探讨。一切工作都为了一个目的，即调动每一个德国人——不管在前线的还是在后方的，不管是军人还是百姓——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效力于战争。如有可能，应在战争开始之时让人民有一个表达其维护民族生存意志的机会，这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可以向“不满分子”显示，人民不会给他们以活动机会和余地，也可使军队统帅觉察有无破坏分子趁动员之机混入军中。衡量人民是否效忠的一个可靠标准，就是看适龄者中实际有多少应征入伍了。当然，也应考虑到“不满分子”会有意混入军中。但事实上，他们乐于在后方活动，而不愿上前线。我记得，1914年敌人曾期望社会民主党对我们的作战进行破坏，孰知事情并未如愿，敌人大失所望。1915年他们又欣然宣布，他们现在又“可以依靠德国工人的力量”了。

　　 在作出进行战争决定后数小时，庞大的空军部队、骑兵师、摩托化部队、陆军各兵种、海军轻型舰只，以及用于贸易战的舰船，均应作好全部战斗准备。军队的其他部队也应迅速完成动员。剩余的陆、空军部队和海军舰队，应于动员后的第二天原地作好战斗准备；一切平时编组的和补充常备军的队伍，应在动员后第三至五天作好战斗准备。此后数日，预备役部队、卫国军、后备队、攻城部队、兵站应作好战斗准备。与此同时，应为后备队选派干部 [ 作者注：我列举的这些数字均指过去，和平时期骨干力量越强大，动员也就会进行得越迅速。法国的常备军就计划在很短的时间内作好战斗准备。 ] 。

　　 为配合空军的快速动员，防空部队须在决定作战后数小时即宣布动员后，作好战斗准备，空中通信勤务与此同时投入工作。为防敌边境部队入侵，要作好边境防御准备。为防止敌舰接近我海岸，须作好海岸和军港的防护工作，在港口和航道上设置战时标记。

　　 对于某些国家来说，如意大利和法国，由于有高山峻岭分布于边境线上，进行边境防御并非难事，更何况法国在其边境上还筑有拦阻工事。处境最难的是处在敌国包围之中的国家，它四面受敌，又无险要地形，无法避免在正式作战开始前就遭敌入侵。这是这种国家无法解决的难题。如四处御敌，必将分散兵力，极易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譬如，1914年德国最高统帅部就无力保卫东普鲁士省的东南部分。在动员的最初几天，敌人没有入侵这里，并不是因为我们采取了什么防御措施，而纯属敌人的疏忽。英国海军未出航北海，封锁那里的德国港口，也同样是由于英国的大意。

　　 战争准备的最重要一项内容是战略展开的准备，即作好战斗准备的军队如何对敌使用的问题。如果象1914年法国、比利时和英国那样，是一面作战，那么战略展开即军队力量区分的决心很容易下定。正因为如此，法、比、英等国能够集中其全部兵力对付德国，企图给德国军队以毁灭性打击。至于英、法海军为什么不合力击溃德国舰队，我个人以为这是敌国作战指挥上的一个难以理解的错误。

　　 俄国也是将其全部军队集中于它的西线，企图将敌军一举歼灭。但是难以理解的是，它为什么重点对付奥匈帝国，而不象其盟友一样集中全力对付德国这个最危险的敌人，为什么不动用其西部海军与陆军协同作战。

　　 与上述国家相比，德国、奥匈帝国所处的地位要困难得多。德国最高统帅部为解决这一艰巨任务，在东线只留置少量兵力对付俄国，以其主力对付西线的比利时和法国，当然也势必会与英军接触。如同对英国海军的举动一样，我对于德国海军为什么不与陆军协同夺取西线的决胜，同样无法理解。估计，可能是缺少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指挥机构。关于这一点，我下文再论及。

　　 奥匈主力在加里西亚展开，但却将大部兵力用于对付塞尔维亚。它企图在此迅速取胜后，转而对俄。但奥匈的企图未能如愿。由于匈牙利铁路的运输能力有限，至使奥匈部队在企图与俄军决战的地点终未形成优势。

　　 在下达战略展开指令以进行战争准备的同时，需对外交态势作全面估价，对敌情和敌人可能采取的一切措施进行细心周密的考察，要明了战场的地理条件，对己方军队也要了如指掌。

　　 象瑞士这样的国家，其军队只用于边境防御，其结果肯定不妙。总体战要求歼灭敌人。瑞士自己虽然进行防御，但也期望别国能将其敌人歼灭。因此，战争的歼灭敌人的本质并不因瑞士这样的国家而有丝毫改变。

　　 如1914年德国最高统帅部所遇到的问题一样，在决定战略展开时，在大多处于不利地理条件的国家的军事领导面前，都有这样一个问题：在众多的敌人面前，首先击败哪一个便会决定战争的胜负，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哪一个是“最危险的敌人”。作战时，指挥官需首先确定主突方向，尔后攻敌弱点，从而取胜，这便是指挥者作战用兵的艺术。同样道理，在战略展开时，必须选定“最危险的敌人”为主要进攻方向，将军队主力部署于此，同时力争战争在敌人国土上进行。对付其他敌人只需少量兵力，以阻止这些敌人对主战场的行动施加影响。为了说明这一思想，不妨回忆一下1914年8月末至11月在东线时的情景：当时我与奥匈军队配合，牵制了数量占优势的俄军部队，为德国最高统帅部创造了在西线从容对敌的机会。但实际上，德国最高统帅部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在西线无所作为。或许德军统帅出于国家处于极为不利的地理条件考虑，将部队留置在国内有利的铁路线上，待情况明了后再向所需要的方向转移。但也不能因此而破坏一开始就全力迎敌的基本原则。如果处于这种不利的地理条件下，统帅所考虑的是保护国家免遭战争的灾祸，则另当别论。但1914年在东线并不存在这种可能性。由于取得了坦嫩贝格和马祖里湖会战的胜利，东部国土已得到有效的保护。保卫国土的努力绝不能导致战略展开时兵力的分散。1914年8月末，最高统帅部为肃清东普鲁士领土上的俄军，从西线作战部队中抽调两个军，调往东线，至使西线马恩河的决定性会战功亏一篑。如果国家一部领土不得不让与敌人，那么在动员时，就要将有能力服兵役的男子以及于作战有价值的人员和设施撤离该地。如果打算进行人民战争，就要采取相应的动员措施，将受过训练的人留在原地。

　　 对于战略展开来说，无现成方案可言。但人们的一致看法是，在寻求决战的地段应投入最大兵力，对其他地段则只以必要的兵力给以应付。必须从一开始就毫无顾忌地投入“最后一兵一卒”。对许多已知的、可能产生的威胁置之不顾，听从战争的安排。这需要坚强的意志。

　　 一旦下定以军队主力寻求首次决战的决心，就必须在决定性方向上集中兵力，以备进攻。而在其他战场上则有多种战法可供选择。1914年，我在东线就是通过尽量利用敌人弱点的办法，取得了坦嫩贝格和马祖里湖会战的胜利。如果敌人未暴露弱点，也许我就会在维斯瓦河一线实施防御，依托此处防御工事实施迟滞作战，边打边撤 [ 作者注：我必须强调指出，1914年8月我并未曾考虑过这一方案，绝不象柏林大学教授瓦尔特·埃尔策先生这样的历史学家后来散布的关于我的不实之词。 ] 。统帅在战略展开指令中对于完成任务的方法不要作任何规定，只是明确地提出任务，准确地指定任务。

　　 统帅要牢牢把握的一点是，战略展开指令仅规定展开事项，不涉及其它。指令中，在规定展开地域部队区分的方式方法时，必须考虑到尔后的作战，但不能仅根据最初的敌情资料便决定尔后的作战行动。纸上谈兵无济于事，战争是严肃的现实。照计划行事并不能保证取胜，重要的是充分利用敌人的弱点。即使我们选择的主攻方向正是敌之弱点所在——这固然很好——但敌人的情况也绝不会与展开计划中的预想完全吻合。因此，统帅不应受根据臆断的敌情而制定的计划的束缚，而应当根据侦察得来的实际情报计划行动，在关键地点将敌人歼灭，或完成预定任务。冯·施利芬将军制定的对法国的展开计划，对于1904-1905年来说极为适宜，但并不适用于1914年，因为法军当时肯定要以强大兵力向洛林开进。但冯·毛奇将军并没有抛弃这一计划，而是稍加修改，企图让其军队以迪登霍夫 [ 译者注：法国城市，今称蒂翕维尔，地处洛林地区。 ] 为轴，向左转，预计在此过程中与敌人遭遇，借此包围其左翼，并将其歼灭，其余之敌也便会逐渐被歼。因此，对敌人在其他地段真正出现的弱点，他却未加利用。德国军事当局也犹豫不决。一个领导制定的计划由另一个领导去执行，如果后者不将此计划完全变成自己的计划，计划肯定不会落实。对此我将在下一章论及。

　　 军事当局如若拥有一支优势舰队，事情就简单多了，只要用这支舰队与敌进行决战即可。反之，若想以劣势战胜优势，就很不容易作到。陆战中，在不能寻求决战时，便被迫选择迟滞战或撤退；海战亦然，处于劣势的舰队也要采取同样战法。在这里，同样没有如何削弱敌海军兵力的现成方案可循，因为谁也不知道，敌人将会为我们提供哪些有利时机。但不管怎么说，海军的作战计划必须与国家总的作战设想相吻合。在总的作战范围内，首先应当安排的是水上和水下的巡洋舰作战，以及划定敌国沿岸的封锁海域，以切断敌人的海上交通线，击沉任何驶入封锁海域的船只，包括中立国的船只。

　　 空军也是如此。我这里所说的空军，不是指战争爆发时陆、海军所使用的直属自己的飞机，而是指为取得空中优势而有计划的、统一使用的空军主力部队。在寻求战略决战的地方，都必须有空军参加。在战略展开指令中必须确定空军力量的分配，使陆、海军得到一定的配属力量。否则，将无法保证行动的统一性，这一点至关重要。

　　 作为战争行动的基础，战略展开指令必须对各军种的任务作出上述各种明确规定。毛奇曾说过，在战略展开中所出现的过失，将无法在战争进程中加以弥补。在当今时代，庞大的铁路网都是依据战略预案兴建的，因此毛奇的话也就丧失了一部分意义，但也仅仅是一部分。

　　 和平时期，可以对战略展开的各项部署进行特殊的分析研究，以验证其可行性，比如图上对抗作业等。通过这些方法可对双方情况和计划实施的可能性有更加透彻的了解，但作战绝不能受这种理论经验的迷惑和束缚，以一个“一成不变的计划”去应敌！

　　 部队一经部署完毕，即可投入作战，不可有丝毫迟疑。在军队主力还没有按战略展开指令利用铁路实施大规模展开机动之前，就可以在国家决定进行战争的同时开始战争行动。在边境，所谓“走火”现象会自然发生，平时驻守边境地区的摩托化部队或骑兵师便可由敌人无设防的边境线上突入敌国，但这种行动也常会失利 [ 作者注：如1914年，俄国骑兵师侵入东普鲁士便是意料中之事，但我们也未从中受益。 ] 。在两国相邻海域，双方派出遂行侦察任务的舰只会零星交火或开战。公海上，则应开始水上和水下的巡洋舰战。封锁也可宣告开始。空军可开始遂行陆上和海上侦察任务。

　　 此时，作战行动的重点是集中空军力量夺取制空权，袭击敌人开进中的部队及其飞机场。接着便是大规模空战。空军在遂行这些任务过程中，肯定会使处在敌军展开地域的居民遭到空袭之苦。至于说，空军应以多大兵力去轰炸敌国重要的工业城市和设施、发电厂以及政府所在地，无法一概而论。

　　 在空军开始行动之后，也许在战争打响后的四十八小时，也许早一点，海军就要全部出动，准备实施决战，或是遂行展开指令为其规定的任务。要预计到，这种行动有可能导致大规模海战。这种海战与水上、水下的巡洋舰战和封锁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陆军的机动可迟一些开始。庞大的陆军部队不可能飞到边界，必须通过精心安排的铁路运输，由内地向边界和作战地域实施大规模机功。以战斗车辆实施这种机动是不可能的 [ 作者注：军队展开时以公路和汽车代替铁路之说，纯系危险的梦幻。所谓运输，不仅指人员的运输，还包括机枪和弹药，作战需要全副武装的成建制的作战单位。这种部队无法用汽车运输。但在其他情况下，如在局部地区为防御敌人突破或突袭即在实施机动防御时，作为一种在局部地区采取的措施，汽车和公路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 。在世界大战中，陆军交战大约是在动员后十四天开始的，现在可能要短一些。但大范围的作战行动需在展开完成之后开始。空军如同海军一样，将随着作战行动的开始与其他两个军种密切协同。

　　 关于战争的进程，我曾在《世界大战威胁着德国》一书中，在一种假设的战争态势下作过完整的描述，这并不是本书的主题。这里，我只是重复一下一般的规律，至于战争在一定条件下实际进展如何，将留待读者去思索。但可以肯定的是，战争爆发后的第二个星期，各战场的战事将全面展开，其形式将依据双方是互争决胜，还是一方进攻一方防御的不同而千变万化。各处兵力虽不尽相同，但两军对峙却处处皆是。

　　 兵力机动或防御措施完成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会战和战斗。

　　 在双方寻求决战的战场上，双方将投入浩大的兵力兵器，在宽达数百公里的战线 [ 作者注：1914年8月，战线宽度在二十至二十四公里之间。到9月9日，战斗达到商潮，战线宽度竟超过三百公里。 ] 上，展开长达数日的会战，对此我已在前章中作过详细阐述。在军队主力机动范围内，或许有摩托化部队或骑兵师在敌正面和翼侧，于会战之前或会战同时投入战斗。

　　 在只有一个敌对国家的情况下，如果真能在预期地点取得决战胜利，并通过追击决定战争的胜负，那对战胜国的人民和军队来说都是一大幸事。不仅德国最高统帅部，而且我们的敌人都希望通过首次会战使决定战争胜负。然而，在军队人数众多、败军可得到后备军补充的情况下，加之铁路网为军队集中和转移提供的方便条件，通过首次决战便决定战争胜负的企图是难以实现的。首次决战获胜后，战争仍将继续。敌对国只有一个时是如此，若有多个交战国，情况更是如此。我下文所论及的，均以数个交战国为前提。

　　 面对这种顽强抗争的敌人，可回避其挑战，暂不寻求决战，而在宽大正面上以迟滞战的形式——摩托化部队亦然——实施防御会战。但胜利只有靠进攻取得，进攻现在是、将来依然是最有效的作战手段，1914年8月我在东普鲁士的“次要战场”上所进行的坦嫩贝格会战使是如此。人们一提起撤退都有几分不光彩的感觉，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撤退往往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作出的战术决断。但另一方面，战争经验又表明，只要部队对其领导坚信不移，领导能控制其部队，不是仓促进行而是预有准备的，那么即使是大部队的向后机动也绝不会威胁部队的团结。空、海军作战部队在取得战斗胜利后，甚至一直要撤回到基地，陆上战斗也是同样道理。但陆上的撤退势必要以丢失领土为代价，这对于尔后的作战会产生决定性影响。

　　 能否给全军尚未覆没的敌人再一次打击，能否将另一个新敌击溃，主要取决于能否集中兵力构成新的重点，能否遵循作战准则即重新实施远距离机动，向敌人开进，充分利用敌之弱点，在决定性方向上以优势兵力与敌浴血奋战，使其顽强抵抗甚至取胜的企图无法得逞。迅速决断和灵活机动能力是指挥者所应具备的主要素质。机动可以弥补兵力不足的缺陷。在这一点上，铁路过去对于作战所具有的意义今天依存。

　　 1914年，德国最高统帅部在西线以优势兵力战胜敌人的希望落空。1914年11月当时机到来时，最高统帅部没有趁此构成新的重点，即与俄国一决雌雄。1914年秋，将大部队通过铁路由西线运至东线是完全可能的事。记得我在东线时，8月份在坦嫩贝格会战中将敌人一个集团军击溃，接着于9月，又在马祖里湖会战中将另一个集团军歼灭。尔后，军队又乘火车向上西里西亚开进，以使受重大损失的奥地利军队能够重新向桑河和维斯瓦河前进，开进途中又将敌军击溃。此后，处于劣势的我军在桑河和维斯瓦河畔以及华沙南部组织防御，准备最后撤向上西里西亚边界。为能与由东普鲁士搭乘火车前来的第8集团军一部协同，向先前撤至这里的俄军左翼发动进攻，我再一次利用铁路将军队运至格内森 [ 译者注：波兰县城，今称格涅兹诺。 ] 、霍恩萨尔查 [ 译者注：波兰城市，今称伊诺弗罗茨瓦夫。 ] 和托伦。1757年11月5日，弗里德里希大帝在梅泽堡附近进行了罗斯巴赫会战，接着又于12月5日在布雷斯劳进行了洛伊滕会战。

　　 上述一切，言之容易，行之颇难。如我进攻，而敌人不抵抗，取胜自然不难。如我准备充分或占据明显优势，将敌击溃也属易事。但事实并非如此。况且，敌人如何行动，我们并不知晓。如果需在此处将敌击溃，那么彼处就不得不暴露弱点。敌人可能会利用这些弱点，就象我们利用敌人的弱点一样。但遵循行动准则者，处境会更好些。在一处取得对敌的决定性胜利，便可阻止敌人在另一处对我之弱点的利用。施利芬将军在实施战略展开时，如果在萨尔布吕肯的德军较弱的左翼被占优势的法军击溃——1914年法军果真对此翼发动了进攻——那么尔后即使在右翼获胜，也无法对整个行动发挥作用。

　　 总体战的实施过程，往往是一次行动接一次行动，一场会战接一场会战，为重新集聚力量，中间也许有或长或短的间隙，运动战也许再次变为阵地战，将战线延伸数百公里。使敌人既无法攻克，又无法包围，直至战争结束。但战争的结束往往不是靠战胜敌国军队，而是靠敌国民族的分裂。

　　 行军和会战要求部队在体力上、精神上付出极大辛劳。失败使人垂头丧气，胜利也只是使人一时欢欣振奋。伤亡人员退出军队，又有后备人员补充进来。然而，由于新兵与老兵之间尚未建立战友情谊，不管新兵意志如何坚强，新老兵仍是处在两个相互隔绝的世界里。在这里重要的一点是，全体战士是否都认识到了为维护不朽民族的生存而战的意义，是否将克服艰辛劳苦，永葆不屈不挠的气概和能力时刻放在心上。从新老兵关系上也可以看出，每一个士官和军官在其所管辖的范围内，是否称得上一队之长，说明部队是否以坚不可摧的战斗意志和自愿服从精神代替了机械的军纪。但最终能对军队产生影响的是民族的精神力量，这取决于军民间交往的密切程度。

　　 陆上、空中和海上行动一经开始。军队对生活必需品、饲料和燃料的需求就会无止无休。这些物资都须从国内前送，也可从占领区获取，整个战争期间都是如此。首批会战后，各种补充人员、弹药、兵器会源源不断从国内运往前线，伤员、被毁装备运至后方。军队的后方交通线上会呈现一派紧张繁忙的景象。如在本国作战，军队与后方，军队与人民的联系就更为直接，如同驻守军港和机场的军队与当地政府和人民的联系一样。

　　 军队的后备部队必须在下达动员令后不久组建完毕。其中一部分系受过训练的士兵，大部分是未经训练、刚进入服役年龄的青年人。因此要进行后备部队训练，与此同时还要组建新的后备部队。尽管步兵训练很难，但比起其他兵种来还是最容易的。战斗中，步兵的损失虽为最大，但至少能暂时得到补充。因此，步兵兵力仍能得以维持。如果步兵得不到补充——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那样——部队战斗力就会锐减。其他兵种的新兵训练比起步兵要困难得多，但尤为困难的是空军后备人员的训练，因为损失一架飞机，通常要报销整个机组人员。

　　 各种作战装备的准备也很困难．不亚于人员方面的准备。如同组建后备部队和开展各项工作一样，整个工业系统也都要为军队服务作好准备。首先要为军队提供无以量计的弹药，而且平时储备的越少，战时要求的就越急。至于弹药的质量能否保持平时的水平，则另当别论。其他装备的制造也一样，如机枪和火炮，均需很多时间。后送的破损装备的维修也不是一夜间所能完成的。尤其困难和耗时的是飞机及其发动机、坦克和军舰的补充。

　　 受伤的飞机会大部分坠毁。制造新飞机和培训飞行员都异常困难，装甲车辆也是如此。对于沉没的军舰无法实施补充，小型舰船尚可。遭重大损伤的军舰的维修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同时要看到，在实施密集火力的战斗中，一艘军舰被击中，会使整个舰队的战斗力大减，而陆军损失一两件装备绝不会影响整体的战斗力。战斗中，空、海军要想保持其战前水平，是不大可能的，即使后方人民竭尽全力，也无法作到这一点。这并不是说要象世界大战中那样，在战争中去弥补平时的缺额，而是要维持最高的生产水平。

　　 随着动员令的下达，国内财政、经济和内政等方面的各项措施均开始付诸实施，以调整人民生活和经济进程，维持民族团结，阻止“不满分子”的煽动挑唆。随着这些措施的实施，国内人民和军队的补给工作也同时展开。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已在“经济与总体战”一章中作了详细论述。至于哪些措施可以落实，哪些措施无法落实，主要取决于我在那一章中提到的一些条件，譬如土地耕作和施肥情况如何；国内和占领区内原料的储备情况如何，能自国外输入多少；国内原料产地和重要工业设施是否被敌人夺占或被敌机炸毁；劳动人员是否敷用，他们的精神状态如何。然而，不管这些条件如何，各国遇到的同一个问题是，战争时间越长，经济的计划组织以及人民和军队的供给就越发困难。但有些交战国也不尽如此，如世界大战中的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它们占据极其有利的地理条件，而且还有象美国这样的所谓中立国家在参战前向它们提供支援。而在另外一些国家，人民不得不肩负沉重的精神负担，而且随着给养、被服的日益匮乏和军队装备短缺呼声的日渐增高，人民的负担有增无减。

　　 还有一个问题也会随之产生，即随着战争的延续，人民的不安情绪会随之增长，人民的精神将受到巨大考验。初次会战后，军队的伤亡就会给人民带来不幸。战胜者无法避免死伤将士亲属的悲哀，它使人情绪压抑，沮丧消沉。而战败者则更会心灰气馁，一蹶不振。处于会战地域的居民，将直接受到战争的波及。他们被迫向内地逃亡，从而使那里的不安定因素骤增。敌占区同胞的命运未卜，更为这种不安情绪雪上加霜。敌人对大后方居民的空袭和日益严重的饥荒，使这种不安现象遍及全国。若想避免受其影响，就需要有坚强的民族精神团结。在这种濒死的痛苦中，惟有民族精神的强烈觉醒，以及对人民的正确引导，才能维持民族的团结。

　　 如果军事形势和民族精神团结两者境况不甚悬殊，国内情况便不会对作战造成影响。然而，假设前线战事受挫，国内“不满分子”活动日盛，民族团结遭到破坏，结果就迥然不同了。在这种情况下，战胜国会在进行决战的同时，千方百计去对付对方的经济和人民。此时，能够对付敌人大规模无情空袭的，只有天气，别无他法。为维护本国民族和军队的生存，此时只好缩短战争时间。

　　 随着敌人持续不断的进攻，对战败国民族团结的要求也会随之提高。“不满分子”在此情况下会有更多机会从事破坏活动。此时也是进行宣传的好时机。自战争第一天起就业已开始的宣传战，这时会在敌国人民中产生巨大的破坏力量。当德国军队还处在优势地位时，在那里摇唇鼓舌进行宣传的，不单单是敌对国家。敌人的帮凶——“不满分子”—一在宣传鼓动上是何等卖力！“和解和谅解”的和平论调从所有罗马、犹太人和共济会的报刊中发出，一时甚嚣尘上。发自各处的牢骚不满也传入人民的耳中。然而，当敌人成为战争胜利者时，这一切却嘎然而止！在进行革命期间，他们用什么“自由”“幸福”来诱惑人民！所谓自由、幸福无非是将更多的人民置于他们的奴役和掠夺之下。过去的一切许诺，现在都难以启齿，避而不谈了。敌人的宣传发挥了应有作用，而人民如同蜉蝣 [ 译者注：一种小型昆虫的通称。其成虫寿命极短，一般在数小时至一周间，大多朝生暮死。 ] ，生命短暂，来去匆匆，早已将这些忘得一千二净。于是，德国民族的团结终于遭到瓦解，军队也成一盘散沙，经验成了殉葬品。

　　 在未来的总体战中，宣传要依据人民的情绪进行。对于敌国人民当前的思潮，他们的希望和心愿，以及对政府和战争的态度，都要进行潜心周密的研究，这是宣传工作发挥作用的前提。当民族团结开始出现裂痕的时候，由于战争的灾祸及其给人们精神和肉体造成的创伤，宣传会发挥巨大作用。一支胜军可使民族团结免于分裂，而一支败军却难以作到。战争中，军民之间的关系可由双方的多种交往得到密切和加强，如后备队源源不断开向前线，伤员的后进和伤愈者的前送，战地军部——为避免造成不利影响和引起广泛不安，军邮有时会暂时中断——直至人民直接参与战事。人心一旦动摇，军民将同归于尽，战争无论再采取何种形式，其结局都将如世界大战所呈现的以及我所描述的那样。

　　 在世界大战中，各交战国不可能仅通过在战场上的决战而决定战争胜负。战争在广阔的战线上蜕变为阵地战。然而，我们的敌人在东线和西线不断发动强大攻势，意大利和罗马尼亚军队也参与进攻，企图取得决战胜利。我首先取得了对罗马尼亚作战的胜利，稍后又将意大利击败。但这些胜利并未能决定战争的胜负。1918年，我本想在西线进行一次决战。以最终决定战争的胜负。我在敌人的薄弱部位投入优势兵力，也将敌人击败，但终因兵力不足，未能持久作战。由于美国的参战，我们的敌人得以在西线集中强大兵力，以优势装备向德军发起猛烈进攻，至使我军无法坚守，被迫撤退，直至经最高统帅部同意，被革命政府召回，遭到与保加利亚和奥匈军队同样的命运。倘若当时德军再次转入坚固的阵地防御，敌人能否在西线对德军实施进攻，这里不作细论。总之，战争的胜负往往不是通过纯粹的会战，而是通过革命来决定的，一旦如此，战斗的胜败都将无济于事。战争的这种结局与总体战的本质相符，也与今日人民的精神状态相合。但总体战迄今还尚未实施过。然而，面对一个具有坚强精神的民族，战争胜负却只有通过会战——消灭其百折不挠的军队和精诚团结的民族——来取得。即使出现这种情况，它的幸存者仍能唤起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维护民族生存的意志，使两代人同舟共济，共赴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