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精神团结是总体战的基础·第二

作者：德·鲁登道夫

出自————《总体战》

出自————《西方军事著作》

　　 军队扎根于人民，是人民的一个组成部分。人民的力量表现在其体力的、经济的和精神的力量上，并决定了军队在总体战中的力量强弱。精神力量在维护民族生存的斗争中是必不可少的，它可以使军民团结如一，休戚与共。维护民族生存的斗争并非始于今天，也不会终于明日，而是旷日持久，绵长无期。今天，没有一个国家不对军队的武器、训练和装备给以高度重视，然而只有精神团结能最终决定这场争取民族生存战争的结局。单单依靠这种精神团结，人民便可以不断向艰苦搏斗的军队输送新的精神力量，就能甘为军队工作，甚至在战争艰辛和敌人攻击下，也能始终保持克敌制胜的不屈不挠的信念。和平时期，由于民族尚能维持精神团结，军队在国家中占据一种特殊地位并非难事。但是随着动员的实施，数以百万计的休假人员返回军队，这种特殊地位便会随之消退。接着，人民和军队的精神状态也会日趋低落；战争延续时间越长，这种情况越趋严重，如果前线不能以胜利消息给军队和人民以直接的精神鼓舞，那么军队和人民的精神力量最终便会丧失殆尽。

　　 在1870－1871年的战争中，德国人于187O年8月6日在施皮歇恩和沃尔特，9月1日和2日在色当取得胜利之后，即取胜后数周，法国政府与其军队便失去联系，当时暂时还没有可取代这支正规军队的力量。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逊位后，犹太人甘必大得以发挥法国人民的力量，并使法国人民与军队协手同心，共赴外敌。但最后，这种团结终于受到共产主义革命的威胁，尽管共产主义革命并未成功。

　　 在德国方面，在世界大战中，起初皇帝、人民、军队之间还是团结的，尽管社会民主党在战争开始的头几天就想对战争即动员进行破坏。此后，社会主义革命在人民中慢慢有了立足之地，并逐渐利用人民、后备军和休假者的渠道越来越多地侵入军队。1918年10月26日我被免职，1918年11月10日皇帝被其军队抛弃，甚至在军事当局劝告下离开德国后，变革发展成革命，人民和军队的抵抗力量被革命所剥夺，最终导致军事上的失利。战争失败了，军队遭到禁止，德国人民被解除武装，精神团结也荡然无存。

　　 在俄国，战争爆发后的两年半即1917年3月，激进团体在军官协助下推翻了沙皇。革命波及军队。随着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人民中的传播，军队被解散，沙皇军队不复存在。布尔什维克在没有敌人进攻的情况下，成功地组建了一支新的军队，但这支军队与大部分人民并非同心同德。

　　 从表面分析看，一般认为在法、德、俄发生革命的明显原因在于“内政”方面。在这三个国家中，国家体制和社会制度似乎是由一部分将战争和灾祸归罪于政府的不满的人民所推翻。在我看来，恐怕还有其他原因。

　　 在法国，犹太人和共济会 [ 译者注：共济会（又译石工同盟社）是一个国际性的带有神秘色彩的民众组织，提倡博爱、真理、宽容和自我批评，政治上主张建立—个自由民主的世界共和国。该组织最早出现与十八世纪初，由英国泥瓦工创立，后相继传入北欧、德、法、中美、南美、南非等国，并各自有所发展。 ] 会员依靠广大的不满群众的帮助，推翻了耶稣会 [ 译者注：天主教修会之一。是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兴起后，天主教内顽固反对宗教改革的主要集团。 ] 的统治，对拿破仑皇帝的政策也深表不满。人民不满情绪的广泛传播，以及在德国军队压力下法国民族精神的强烈觉醒，为犹太人和共济会提供了可乘之机，他们可以借助这股内外之力，达到其首先推动法国人民抵御外敌的斗争，最终继承耶稣会的遗产、继续统治法国人民的目的。

　　 在德国，犹太人和罗马教廷及其帮凶利用社会和经济的弊端，瓦解人民的团结。他们一方面通过纯粹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另一方面利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集体化理论，将民族团结作为他们争当世界金融霸主的工具。而人民，其中包括德国人民对此一无所知，而且满怀希望地去追求他们所憧憬的幸福。实际上，他们是在为超国家势力服务，并加剧了他们自己被奴役、被分裂的状态。而犹太人和罗马教廷又反过来竭力加深这种分裂。最后，人民身体的、经济的和精神的力量全部被摧毁，变得赢弱衰微，不堪一击，被融合在罗马的神权国家或犹太人的世界共和国里 [ 作者注：对此问题，我在这里只简单提示了一下。在我写的《近一百五十年内战争的挑唆及人民的自杀》、《1914年的世界大战是怎么“干”的》两书中，对此作了历史的阐述，并指出人民是如何受超国家势力操纵的。 ] 。将皇帝与其军队分离，推翻皇帝，消灭旧军队，都是他们达到这种目的的手段。充当犹太人和罗马教廷工具的还有那些自私、呆痴、受骗上当和被“共济会化”的“知识分子”，部分心怀不满的工人群众，以及被驯服的、虔诚地崇信罗马教廷的德国人，他们自以为是在完成上帝的意旨，实际是被人用来充当反抗国家和军队的工具。世界大战前，政治当局对这些分子的活动袖手旁观，听任人民在犹太人和罗马教廷，以及共济会员、诡秘分子和被罗马教廷驯服的帮凶的活动面前束手无策，这些分子有的还组成秘密团体，甚至隐藏到军队之中。这种由此而造成的精神团结的分裂，早在世界大战前就显而易见。尽管军队理应对这一危险事实及其对未来作战的影响表示深切关心，但事实上军队对一切都置若罔闻。然而，造成军队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原因是，只要指出造成民族分裂的实际原因和可怕后果并为事实所证实，就会被冠之以从事“政治活动”的罪名，而军人“从政”就是犯罪。在军队中通过讲授一定的君主政体内容的课程——实际作得很不够——军队的精神本应逐渐得到加强。但是，军队对政治生活敬而远之，完全与之相隔绝，大部分德国人也是如此。当时，民族生存的基础还没有被人们所认识，破坏分子的活动极易进行。这种严重事态应归咎于当时的肇事者，而那些忽视民族破坏分子活动以及对此束手无策的政治家们不是没有责任的。不过，破坏分子的活动并没有得手，但这不是通过政府的干预和军队的介入，而仅仅是由于人民精神的觉醒。正是这种精神使误入歧途的工人群众，在国家宣布“战争威胁”和实施动员时，挺身而出，为民族和战争效力，而不是拒绝当局的征召，干扰动员的实施和军队的展开。

　　 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这种民族精神的表露，一部分人民对战争作出的有觉悟的贡献以及军队的战绩，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阻止了民族破坏分子企图的贯彻。破坏分子为消灭他们所仇视的俄国，利用了德国人民和军队的力量。当此行动于1917年得逞后，他们便利用他们的破坏工具对民族的精神团结开始了公开的破坏活动，诋毁人民为军队作出的功绩，甚至将革命思想输入军队，妄图摧毁军队的抵抗力。虽然我曾试图在和平时期，通过广泛讲授爱国课程，避免军队精神的瓦解，但仅靠这一种手段也是不够的，况且组织这种授课对军官团来说也是陌生的，因为他们自己在政治和民族意识方面就不甚坚定。精神瓦解造成的影响日见明显。起初，我还把它归咎于敌人的粮食禁运和宣传。这些影响也确实存在，但后果更为严重的是隐藏在人民中的犹太民族和罗马教廷代表的活动，他们的追随者甚至还隐匿在政治的、经济的和有“世界观”党派团体中。最后，他们与敌人的宣传一唱一和。遥相呼应，成为敌人得力的传声简。难道我们不知道坎宁勋爵 [ 译者注：英国外交大臣。 ] 早在1826年就曾说过：英国具有“艾俄罗斯的风袋 [ 译者注：希腊神话中的风神。据说，艾俄罗斯有一只风袋，装有各种各样的风，能在大海上兴起各种风浪。 ] ”。他说:“如果我们参加一场战争的话，我们将把敌对国家的所有不安分守纪者和不满分子——不管他们出于什么背景——都集中在我们的旗帜下。”我们的敌人正是根据这一原则，并遵照超国家势力的进一步旨意将坎宁勋爵的话付诸于行动。在世界大战中，由于人民对这种内在联系缺乏基本了解，只好听任这些分子以诽谤和咒骂对好不容易取得的精神团结轻易进行破坏。政府对此依然束手无策，或是有意袖手旁观。尽管我作了努力，但政府没有向人民解释其处境的严重性，也未采取任何行动，因此落得今天这样一个结局也是意中之事。于是，民族的精神团结彻底瓦解，抵抗能力丧失殆尽。接着，军队也土崩瓦解，尽管有些部队在与敌作战中建立了英雄业绩，最后也不免败北。结果，全民族被解除武装，成为犹太人、罗马教廷及敌国人民的附庸，听任其摆布。

　　 对于俄国革命的经过我只想作一概略的追述。犹太人、共济会员和罗马教廷利用受他们恐吓和欺骗的俄国人民中的广大阶层的——有理由和没有理由的——不满情绪，推翻了沙皇统治，瓦解了沙皇军队，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中通过前所未闻的流血和镇压将俄国民族力量扼杀。但俄国革命最终还是遭到犹太人的宰割，而罗马教廷由于与其原来的巨大期望大相径庭，对于这场革命采取了旁观态度。

　　 奥匈帝国的革命具有另一种特征，因为在这里还有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拉夫和捷克民族的力量在起作用。但是，如同1870－1871年在法国那样，他们也被犹太人利用来巩固其对徒有其表的“被解放”的人民的统治。

　　 以上粗略列举的事实都是重要的战争经验。我追述这些主要是为了说明，坎宁勋爵所说的“不满分子”对分裂民族精神团结和导致军队的溃败会起何种巨大作用；军队有—个精神上团结如一、力量强大的民族作其靠山是何等必要。只有当一支军队成功地在首次迅猛进攻中，将一支或数支敌国军队、一国人民或数国人民的力量一举击垮，民族的精神团结或许才不具备如我刚才所说的那样的重要意义。但此类情况难以如期所愿，在对付优势之敌时尤其如此。还有令人担忧的是，随着战争的开始，各地的“不满分子”会乘机在大范围内扩展其活动，使进攻取胜的希望化为泡影。这种可能性越大，敌人越会利用它；换言之，敌国人民甚至在战争开始之日就着手行动了。这又是一条战争经验！

　　 对任何—国人民来说，最为紧迫的任务是认清破坏其团结的残忍的敌人，以及造成分裂的原因，并对破坏分子采取严厉措施，促成民族的团结。而总体战领导的最为紧迫的任务是，要求总体政治领导推动民族团结——而这本来就是总体政治所应负的民族义务。如同要求对敌人有一个正确认识一样，对民族团结的本质及其基础也必须持正确看法。

　　 从表面看，在意大利和苏俄国内，人民似乎是团结的。但认真考察一下便会发现，实际在两个国家内早已存在导致民族分裂的紧张关系，只要战争一爆发。这种紧张关系也会随之爆发。一个民族的团结如果没有有意识的种族生活和宗教生活的共同参与，而是一种徒有其表的、通过压力而达到的团结，那么这种团结绝不是人民和军队战时所需要的团结，而是一种机械的、对政府和国家都十分危险的幻象。

　　 日本民族的团结则别具一格，它是一种精神的、建立在神道教之上的团结。神道教使日本人民深信，效忠天皇便可以其—生告慰列祖列宗。效忠天皇就是效忠国家，这就是日本人宗教生活的内容。这正适合从日本种族遗产中派生出来的神道教，符合其民族和国家的需要。今天我们看到，在日本，人们是如何虔诚地信仰神道教，认为天皇神圣不容侵犯。日本的强点就在于种族遗产和信仰的一致性，以及建于其上的日本民族的生活形态。象任何一种宗教一样，神道主义也隐藏着巨大危险。关于这点我不再赘述。

　　 被基督化的各民族不象日本民族那样幸运，有一种自己的独特的信仰，从而使政府与人民的团结、人民与军队的团结，以及全民族的团结成为国家的基础。基督教义是一种与我们的种族遗产完全对立的外来异说，它扼杀德国种族遗产，压制德国民族特有的精神团结，使之丧失抵抗能力。关于这一点我还要进一步阐述。由于犹太人和罗马教廷不可能将各民族的民族血统完全绞杀，因此不得不保留了各民族的民族价值。但他们利用了这种民族价值，使各民族间相互争斗不已。然而，基督教义仍对人民中个别人产生着影响，他们的结局将是灾难性的。只有犹太民族能够根据基督教义生活，这符合他们的民族特性。

　　 对上述重要事实的认识，是我对下列问题进行认真思考的结果，即犹太人和罗马教廷何以能在世界大战中将为其生存而战的德国民族的团结瓦解。我的结论是利用战争经验，以及对历史资料、主要对圣经进行深入研究得出的。在圣经中，犹太人的目的和为实现其目的而用来进行宣传说教的基督教义的实质跃然纸上，不言自明。因此，对于圣经，必须用清醒的、而不是被教士的精神诱惑搞得神魂颠倒的眼光去读。

　　 在认识民族生存基础的过程中，不可因与基督教义发生抵触而在其影响面前踌躇瞻顾，停步不前。因为只有民族生存的基础才能决定整个民族的生活形态、每个人的人生观以及在民族中的地位，同时对于一个在危急时刻为其生存而奋斗的民族去争取和维护其精神团结，也具有决定性意义 [ 作者注：有人背后议论我的夫人和我，说我们是出于对基督教的仇视或其他动机而反对基督教义的，这是不正确的。我们确实对我们民族和民族特性的敌人怀有敌意。我们反对基督教义的原因，在我们的书文中已有答案。 ] 。认真考察的结果表明，犹太人和罗马教廷在建立其世界共和国或神权国家的斗争中，将各民族的特性和个性剥夺尽净，而基督教义则是他们达此目的而使用的最得力的宣传说教。

　　 在《旧约全书》里，犹太人的民族之神和基督教的宇宙之神耶和华，直言不讳地指定犹太民族去统治世界各民族，并指明达此目的的途径，而罗马教皇则将耶和华的圣旨奉为上帝的戒律，作为证明执行神权统治合法性的依据。面对谋求违抗和自由生活的各民族，为使圣旨易于贯彻，基督教将每一个基督教徒的民族和种族情感剥夺得一干二净，并告诉他们，尘世生活的意义就在于履行耶和华的戒律，作为其报偿，死后将到天堂永享富贵荣华；反之，则永生永世被打入地狱，以示惩戒。对于基督教徒来说，尘世生活只是一种转向永恒的天堂生活或地狱生活的过渡形式。这种关于天堂和地狱的教义，使基督教徒变得极端自私，因为谁都希望在短暂的尘世生活之后能得到上帝的恩赐，升入极乐的天堂，不愿被打入地狱遭受苦难，基督教义通过耶和华的代表教士之口，告诉每一个基督教徒，为荣升天堂和免遭下地狱，应当作什么，不应当作什么，使他们过着一种与其同胞完全隔绝的特殊的精神生活。这种人很容易被教士从其民族中“拯救出来”，于是“被拯救者”便自愿听任教士的摆布。升天堂的希望和入地狱的恐惧正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手段还不止于此，他们还力图完全剥夺各民族的自卫能力和抵抗能力。为此，基督教义教导人们说，上帝决定一切。于是便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即战争之初敌对的各民族都向同一个上帝、同一个耶和华祈求胜利，而正是这个上帝要将他们置于犹太人或神权统治之下。当基督教徒遇到灾难时，特别感恩于耶和华，灾难愈大，感恩愈甚，因为他们把灾难视为耶和华对他们的特殊宠爱，他们对失去的战争所造成的可怕不幸也同样表示感谢。按照他们的信仰，耶和华将灾难降临于某人，是为了拯救其人和他的民族，使其“改过自新”。基督教徒不能考虑存在于基督教义与民族自由之间的无法解决的矛盾，在宗教生活中不允许有任何思维能力和判断力。于是，他们便成了教士手中没有自卫能力和思维的驯服工具，犹太人和罗马教廷便可进一步利用精神诱惑使他们与自己的和其他的民族为敌。基督教义到此也就完成了它的任务。说到这里，世界大战中，在“不满分子”影响下基督教民族的崩溃也就找到了根源。基督教义以及按此教义而构成的生活形态，是在总体战困难时刻造成民族崩溃的最深刻的根源，犹太人和罗马教廷的推波助澜更加速了这一崩溃的进程。

　　 在世界大战中，我们还是一个信仰基督教的民族——许多教徒只是徒有其名——然而，我们取得了巨大胜利。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我们是基督教徒，而是由于民族精神的觉醒。正是觉醒的民族精神使德国民族清除了垃圾，抛弃了基督教义，恢复德国民族的本来面目，并激励德国人民为民族生存而斗争。民族精神在战争后期的消沉，清楚地说明了这样一条极为重要的战争经验，即当我们需要用基督教义来对付“不满分子”的发难时，这种外来异说并不能保障我国民族的持久作战能力。俄国民族的处境也是一个有力的证据。某些信仰基督的民族之所以能取得战争胜利，只是因为它们没有受到象德国和俄国民族这样严峻的考验，没有造成民族的分裂。但是若用另一种神秘的异端邪说去取代神秘的基督教义，那么对被引入歧途的民族来说，结局会更糟。

　　 德国军队和人民之所以能坚持四年抵抗，是由于坦嫩贝格之战的胜利和我对德国军队的指挥。德国民族在世界大战中的苦难，以及世界宗教生活濒于崩溃，唤醒了德国民族的觉悟，种族遗产和与其有连带关系的民族精神，从未象今天这样强烈地重现在我们的意识中。我们需要维护民族的生存，但也需要维护本民族特有的宗教生活，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唤醒种族的觉悟。这个精神上的深刻的发展过程，向我们的民族指明了他们必须要走的道路，擦亮了他们的眼睛，使他们认清民族内部的精神联系的重要性，以及种族混杂和外来信仰的危害，使他们能够在阅读历史书籍、自然科学书籍以及人类精神、民族精神方面的书籍时识别真伪。我的夫人正是这样作的，在她的著作中，她以其精辟的哲学见地给我们以启迪 [ 作者注：主要指我夫人的下列著作。《民族精神及其权力的创造者。历史的哲学》、《我著作中的宗教意识》。 ] 。一个民族的精神团结现在是、将来仍然是领导总体战的基础。只有将种族视为种族遗产的需求，将其对上帝的崇拜发展为对上帝的认识，才能使北方基督民族取得巩固的团结。这一点与日本民族和其他民族、种族没有什么区别。它深深扎根于人类精神的起源和精神本质，诞生于民族精神本质和作用之中，这是一条真理。而我们的这一真理上百年来被基督教所剥夺，酿成民族分裂，被置于犹太人和教士的奴役之下，使我们无法以统一的意志去维护我们的生活形态。

　　 每一种种族遗产都包含着一种该民族特有的宗教生活，日本民族的宗教生活完全有别于北欧民族，因此我们血统的民族团结的基础与日本的不尽一致。比如，对于控制日本民族的那种约束力，我们的种族遗产是拒不接受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拒绝那种自由主义的、不顾他人命运的自由，因为它势必要产生一种使人们追逐私欲的基督教义。正如我夫人在其著作中所说的，德国的宗教意识对于维护民族生存和建筑在精神团结之上的自卫能力，有着重大的种族遗产和本民族宗教生活的意义，并把二者合二为一。这种宗教意识不是建筑在允诺升天之类的无法检验的神话上，而是建立在颠扑不破的自然科学及人类精神和民族精神之上的。对于地球上那些不能检验的东西，这种宗教意识并不去干预，也不触及那些难以启齿的东西。德国的宗教意识反对任何外来干涉和压力，它是每个德国人个人的事情，而不象日本民族那样是全民族的事情，它是通过另一种途径达到维护民族生存的目的。它扎根于民族的每一个成员之中，把每一个非永生的人置于其永生的民族之中，并赋于其重大义务和为完成其义务而不惜牺牲生命的勇气，使民族在世代相传中真正成为一个自卫能力，生气盎然的同命运的集体。这个集体自己依靠自己，自己对自己负责，不祈望“天命”或上帝的扶助。德国的宗教意识使德国维护民族生存的方式与日本神秘的强制或唯物主义——布尔什维克的胁迫大相径庭，与基督教义的、自由主义的自由也相去甚远。德国的宗教意识要求行动的自由，但又承认为维护民族生存所应受到的道德上的约束；为维护民族生存它需要国家领导，但同时又拒绝一切超越其范围的强制——如我上文所说——它尤其拒绝国家领导对宗教生活的干预。得到民族权利保障的道德自由，是德国民族在维护民族生存过程中民族宗教生活的一种表现，是同胞安居乐业和民族团结的基础。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暂且写到这里。其目的在于说明，何为德国民族精神团结的基础，如何取得这种团结，并为领导总体战的统帅和实施总体政治的当局指明一条相应的道路。只有具备牢固的精神团结的民族，才能在一场总体战中成为军队的可靠后盾，才能忍辱负责，坚持到底。

　　 任何人都不能忽视宗教生活对民族生活形态和维护民族生存的意义，前者是后者的基础。犹太人和基督教教士深知此点。正因为如此，基督教义才竭力使各民族和人们忘却这一点。民族觉醒使各民族重新认识到它的重要。

　　 德国的宗教意识保证了德国有自己的宗教生活，它是我们民族精神团结的基础。它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抽象的”宗教生活，它推动着维护民族生存斗争、军纪和军队训练的发展，对总体战的实施也是必不可少的。

　　 只有尊重种族的和精神的法规，才能使各种生物措施在培养健康后代的工作中充分发挥作用。同时还必须采取措施，禁止危害正常生育和人身健康的酒精、麻醉品和尼古丁的泛滥。只有重视种族和精神的法规——当然还有健全的经济状况——才能激发男人和妇女繁衍后代的责任感，才能使妇女将完成其崇高的母性职责视为民族义务。只有如此，才能排除因出生率下降对军队造成的巨大威胁，也只有如此，才能养育众多的健壮后代，使军队有充足的、强大的后备力量，才能实施总体战，承受总体战的重负。

　　 在种族特有的宗教生活中塑造民族生活时，必须注意对后代进行健康的意志训练，使他们成为理解自己所负的义务、又能识别民族敌人的有用之才，并注意保护其健康体魄和年轻心灵免遭害。保护成年人的心灵和体魄也是民族的义务。男女两性的歇斯底里病人，以及那些信奉占卜、星相或虔信上帝的潜在的精神病患者，在战争的危急时刻会对民族生存构成严重威胁。特别是当战争向民族提出巨大要求时，受到这些精神病患者感染的同胞们是难以承担的。很明显，上述这些任务应由总体政治来完成。即使尚未出现战争危险，单单出于对不朽民族的责任心，总体政治也应尽力承担这些任务。

　　 我们需要一个精神健康、身强力壮的民族，它能坚忍不拔，持续作战，摧毁敌人的意志；它能在前线、后方甚至敌占区泰然承受战争带来的苦难；它能识别各种危险，并不因战争的延续而产生丝毫动摇。总体战是无情的，它要求男人和妇女都要不遗余力，奉献一切。战争不仅针对男人，同时也是针对妇女的，她们亲眼看到战争是如何威胁着她们的孩子和丈夫的生命。妇女对于促成民族团结具有无穷的精神力量。当有作战能力的男人开赴前线或从事其他军事勤务时，妇女只能自己依靠自己，她们还要为人民和军队从事经济工作。为繁衍人口，妇女要在总体战中冒着生命危险生男育女，妇女的这一责任与男人操戈杀敌维护民族生存同样重要。按犹太人、基督教和神秘主义的观点，妇女是无权的，只能成为阴险教士的虔诚信徒和神秘罪恶分子手中的工具，而正是他们想要葬送民族的命运。按照德国宗教意识形成的世界观，男女虽有两性差异，但应享受同等权利，应利用妇女本能，繁殖人口，加强维护民族生存的力量，使她们在平时和战争的艰难时刻，与男人一道成为民族精神团结的维护者。民族精神在德国孩子的母亲们身上的强烈表露，说明她们完全能够胜任这一职责。总体政治要想在总体战中发挥和保持全民的最大力量，就要特别认真地对待妇女在民族中的地位问题。只有当妇女在民族和国家中与男人和孩子相比，不是处于劣等地位，而是获得与男人同等地位时——这符合我们的种族遗产——她们才能完成其所负的义务。

　　 这些重要的民族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军队领导参预，总体政治也需要付出努力。只要民族政治的本质对战争的意义尚未被人们所认识，那么它的实施就可能被国家所忽视或推延。然而，人们一旦认清总体战和总体政治的本质，迟延和疏忽就会被杜绝。而迟延和疏忽会使军队和人民自食恶果，因为总体战需要民族付出最大努力的时刻何时到来，谁也不能未卜先知。

　　 不言而喻，国家即总体政治和总体战领导必须采取一些特别措施，比如严格的新闻检查、对泄露军事机密者进行严惩、封锁与中立国家的边境交通、禁止集会、逮捕“不满者”的首要分子——至少如此，以及对铁路交通和广播进行要监督，等等。因为“不满分子”或心怀恶意的破坏分子要么自发地，要么受交战国或超国家势力、犹太人和罗马教廷代表的唆使，或者敌人利用直接的宣传，来阻挠和破坏我们的民族团结。以最认真的态度，最严厉的手段对待这些人，极为必要，它关系到民生大计。一个民族，即使它的生活是建立在种族认识和种族特有的宗教生活之上，从而获得一个健康的、而不是依靠异端邪说而建立的有害基础，在这个民族中，也不免有威胁民族生存的害群之马。因此，必须采取预防措施和严刑峻法，阻止他们危害人民的行动得逞。除了种族特有的宗教生活之外，再没有任何东西能给一个民族及其成员的生活形态以健康的基础。至于各人走什么道路，完全听凭个人根据自己的特点去选择，任何人包括国家也不应去干预。国家只能是保护人民免遭坏分子的伤害。为保障国民的权利不受侵犯，采取和实际上述措施是理所当然的，否则目的就等于虚设。在漫长的战争岁月里，禁止人们发牢骚似乎是不可能的。于是，那些“不满分子”便乘机开始悄悄活动，并日渐猖獗。这些是我们从世界大战中得出的经验，当时国家已失去作用。但我知道，即使当时国家采取有力措施，随着战争的延续，也无法阻止“不满分子”的活动。全民的素质太差，尤其缺乏精神团结的基础。总体战和总体政治自然不但要防止不法分子对民族团结的破坏，还必须掌握诸如新闻、广播、电影、各种出版物及其他可利用的手段。只有当政治当局对人类精神和民族精神的法规有清醒认识并加以悉心注意时，才能采取正确措施。维护一个民族的强大精神力量，不是通过机械方法所能达到的，必须充满情感地去塑造。歌德的《浮士德》并不要求士兵随身携带，但席勒对自由的炽热追求却能激发和巩固人们的英雄气概。在世界大战中，我们缺少一个蒂尔陶依斯 [ 译者注：斯巴达克部下的诗人，以其诗歌激励部队作战。 ] ，他通过他的歌声使斯巴达克的军队取得了胜利。而我们唱的所谓“自由歌曲”却是犹太人的“向上帝祈求正义”或是《守卫莱茵河》一歌中的“愿祖国升平”的诗句，而当时德国人民的生活及其家园正处在动荡不安之中，正被迫为其生存而自我奋斗。当时，对“精神动员”以及它对德国的民族精神和每一个德国人的精神的作用缺乏任何认识。

　　 在这些领域，总体政治不单是战时政治，而且应当说是民族政治。为了充分发挥这种民族政治的作用，应在平时就创造一个能根据民族宗教意识塑造生活的基础，而不应到战时才付诸实施。只有如此，才能保证防范“不满分子”活动的各项措施和维持精神团结的努力取得成功，才能以一个团结的民族去制止“不满分子”的破坏活动和流言蜚语。

　　 一个成熟的民族要求它的政府讲真话，不仅要将平时情况，而且尤其要将战时情况公诸于民，否则就很容易为“不满分子”和造谣惑众者提供可乘之隙。但一个成熟的民族也懂得，政府并不能每时每刻向公众公布真实消息，因为敌人常会从公布的真实消息中获取重要情报，使战争无法进行。因此，新闻报刊和官方公告都需进行特殊处理。总体政治如不注意此点，便会铸成大错，但事情的最后结局必须向人民作及时和如实的反映。政府对1914年9月9日在马恩河失利及其作战造成的影响没有如实通告人民，因而得到惨痛的报应。

　　 战前和战中的经济状况可能会成为出现不满情绪的深刻根源，甚至对民族团结构成威胁，但事实已有力地说明问题不在于此，而是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利用他们理论分裂了民族团结。一个自觉坚持总体战、团结一致的民族虽能忍受物资匮乏、食不果腹之苦——大部分德国人在世界大战时正是这样作的——但我们也知道，过去和将来“不满分子”都会充分利用我们经济上的困难，干扰战争的进行和胜利的取得，破坏民族的抵抗意志和民族团结。随着经济困难的出现，常会有一些丧尽天良的人，其中也有一些富有的德国人，从穷人身上榨取钱财，从而使实施经济供给成为重大问题，我将在下一章详加论述。这里所说的，只是与民族团结有关联的一部分。

　　 只有当民族团结产生于以民族特有的宗教意识为基础的民族生活观时，才能通过改善经济状况达到民族团结的目的。这一论断想必已经足够了。此外，这种民族宗教意识还包括道德自由，对劳动民众的关心，以及对发展壮大骁勇善战的民族的整体利益的尊重。

　　 克劳塞维茨在其《战争论》中没有论及民族团结在战争中的必要性。近百年来，人民受到极大重视。由沙恩霍斯特倡导、博因继承的普遍义务兵役制，迫使人们对人民的作用倍加重视。义务兵役制把人民和国家这两个长期以来过着“分居生活”的因素联为一体，并使国家在战争危难时刻想到人民的力量。在这里，人民不仅只交纳税金和“俯首听命”，而首先应该保卫国家和政府。认为人民只能听命的观点由来已久。在我钢盔的雕象上还有这样一句话：“保佑国王和祖国”。这句话把人民排斥在外，因而未能挖掘出它的全部潜力。今天在总体战中，“人民”这个词汇及其这个实体，已被推到第一线来了。同时，民族精神在平时尤其是危难时刻对于维护民族生存的意义已为大家所认识。固然，在总体战中保卫国家与维护民族生存密不可分，但在总体战中作战的毕竟不是国家，而是“人民”。人民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将其全部力量奉献给前线或后方。要想让人民这样作，那只有使“战争是为了维护民族生存”这句话变成确凿无疑的事实，而不能只是口头禅。在总体战中，人民是中心，总体战的领导必须考虑人民这一因素、总体政治应为总体战领导提供人民的力量，并为维护民族生存而服务。只有尊重种族的和精神的法规，才能将民族、作战和政治凝聚为一个强大的统一体，成为维护民族生存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