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空·第二
作者：朱里奥·杜黑·意大利
出自————《西方军事著作》
我的可尊敬的反对者们在用他们“实际的”和“现实的”观点和我对阵时，常常喜欢称我为“理论家”，意思是幻想家。阿塔尔工程师在前面说过的那篇文章中写道：
我不是杜黑将军的反对者。我研究他的思想，不是为了否定它，而是为了弄清楚它。由于职业的原因，我习惯于从我所要考虑的问题中寻找现实性。这里我愿试图把这种理论转换成实际。我想从一般到达特殊。
阿塔尔工程师(我的谦恭的反对者，他会宽容我的)使我想起有一种女人，当他们谈论到她们的朋友时，会说：“哦，是某人吗？啊，是的，她真可爱，真迷人，真善良，但是……”。接着就把这位朋友描写得比魔鬼还坏。
他开始恭维我一大堆使我脸红的话。他一再重申他不属于我的反对者之一，但是……。在他的文章中，他总是在结尾时指出，至少在实际上和现实上，我是错到不能再错了。事实上他支持绝对需要配属航空兵，强调防空的巨大重要性，只承认空中战场的相对决定性作用。实际上凡我所主张的他全反对。我不禁自问，如果一开始不宣称他是我的“热情的追随者”之一，关于我的理论他会写些什么呢？
但是，不是开玩笑，我必须承认他那批评的体系是非常实用主义的，特别是在缺乏正确的论点的时候。实际上他说：“哦，是的，从理论上不能说你错，但在实践上你是大错而特错。”这真是方便之至，因为在这个专门问题上还没有一个人有实践经验。如果我是理论家(阿塔尔工程师会允许我这样说的)，那他就是诗人和梦想家。关于防空(暂时我只限于谈这个问题)他这样说：
我们必须使自己处于这样的地位，在任何时候和对任何敌人都能保证我们国家成就的安全和发展！
这是理想的言论。现在我们必须看看我们能否在实践上使我们处于这种地位。
……我们的航空预算必须适应下述的实用思想：“为要保证在我们领空上的制空权，需要航空兵部队的最低数量是多少？”等到这最低数量达到之后，应再增加三分之一。
这不是预算的实际基础，这是个富有想象的基础。至少这是任何财政部长都应注意的一种方法。
……我们的防御不应受预算的约束；预算却应符合防御的需要。
这类事情在美国可能是实际的，但肯定不适用于我国。只有诗人才不受他们预算的限制。
杜黑将军老是担心预算的限制。他考虑得很周到，就像一位军事首脑经常为实现他的计划而争取一个足够大的定额，但是我却像一个商人那样考虑。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曾有机会做过几笔买卖，我发现，我应考虑的只是这买卖是否是笔好生意，即值得不值得。只要买卖值得，总是会赚钱的。
我虽不是一个商业专家，我却愿指出，做买卖追求的目的是从投资的钱和设备中获得最大的利润。这就是所谓实际的打算。从投资的钱和设备中取得最大的收益实际上是必要的。商人在将他最好的想法付诸实施时，若不适当考虑手头有多少现金，通常接着就会弄得倾家荡产。战争是一笔买卖，像别的买卖一样，它是一笔分配的买卖。就是在战争中，也必须不致弄得破产。这总是一个预算的问题。意大利能提供一家菲亚特公司，美国能提供一家福特公司 [ 英译者注：杜黑的意图是比较这两个国家的汽车数量，而不是这两种汽车的相对价格。 ] 。这件事就像神话中的涅索斯衬衣 [ 译者注：涅索斯(Nessus)是希腊神话中的马人(半人半马怪)，被英雄赫拉克勒斯用毒箭射死。马人临死前劝赫之妻收集他的毒血，以便用来恢复丈夫对她的爱。她就将抹上毒血的衬衣送给丈夫，赫拉克勒斯穿衣后，痛苦难忍而投火自焚。 ] 那样叫人不舒服，但是又不能摆脱它。
决定一个国家能为防御调拨什么，这不是军事家们的职权范围，正好像决定一家工业公司的资本不是电气工程师的职权一样。两者都只能把已经到手的东西充分利用而已。
军事家必须了解国家的经济潜力有多大，不能多也不能少，而国家必须先生活，而后再武装。否则那就等于把死人塞进一套重盔甲里一样。即使盔甲是用最坚硬的钢做成的，对那个人也无济于事。要是意大利像美国那样富有，我就不必要用我的理论来自寻烦恼了。但事实并非如此。现今，当国家能提供的东西越少，在利用现有物资时更得格外小心。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原则，即使从商业的观点来看也是如此。
阿塔尔工程师写道：
我从来没有说过，防御所需的经费只能从军事预算中来；民用预算也可以抽调。
阿塔尔工程师对国家预算肯定有一种奇怪的想法。他不了解所有预算，军用的和民用的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是不是认为从农业和教育经费中抽调资金，比如说，用于防空，对国家来说是一笔“好生意”？
但是让我们搁起这种问题吧，这种问题已越出技术探讨范围之外了，它只是一个简单的确定利用现有资源的最好方法的问题。
要是我们能处于这样的地位：“在任何时候和对任何敌人都能保证我们国家的成就的安全发展”，那当然是最理想了，正好像我们能确保自己掌握制空权一样的理想。但是恰恰缺乏达到我所说的理想的可能性。我非常希望阿塔尔工程师会暂时忘记他那理想的主张，多少实际地指出如何、何时、用何方法实现这些理想。他却不是这样，他提出了更为一般化的主张：
在自己领空上空飞行要比在别人领土上空飞行容易得多和耗费小得多……当未来的飞机场便利地分布在适当的地区，当各种供应和必需品都准备妥当时，只要有一支适当的航空兵就可确保自己天空的制空权……我们总是可以在实际限度内安排好我们的防空，使被敌人轰炸的损失减至最小程度，即使敌人对我们使用化学武器也是一样。
全是漂亮话，但没有一个词、一个动词或形容词来概略地阐明为了达到这些目的需要的兵器数量。他接着谈了许多关于“精神因素”的话，这些我们都同意，但当他不得不谈到物质手段时，阿塔尔工程师却轻描淡写说出这种话来：
要考虑的不是数量而是编制，在战时这个编制的范围内数量会成倍地增加到最大程度。
请问：什么样的编制？数量有多少？准备防空，除了与讨论不相干的精神因素外，需要航空兵部队、高炮部队以及装备这些部队所需的物资。当然，这些部队是必须组建的。但这还不够，必要的是这些部队必须是已经组建好的和准备好的，战争一开始就能立即行动。我们不能在没有“成倍地增加”这些部队之前，坐等战争到来；我们不能指望，如果发生战争国家预算会转变为单一的战时预算；我们不能在为建立防空而花费掉应花费的钱之前，坐等敌人来轰炸我们。防空(不管这个词指的是什么)起作用的不是去组建它，而是要有一支能供支配的防空部队。
我曾写过：“要是有谁能向我证明，我们能用一支已确定组建的，实际上有可能存在的防空部队，就能确实地、完全地保护我们国家免遭可能发生的空中化学进攻，我马上就放弃我的全部理论。”
阿塔尔工程师在反驳中用了很大的热情在“确实地”和“完全地”两个词上大做文章，他忘了我用这两个词正是由于他的过错，因为他以前曾断言在任何时候和对任何敌人都能保证我们国家成就的安全发展，以及可以确保制空权。但我愿放过这些话，纠正自己，改成：“如果有人向我证明，利用一支已确定组建的实际上有可能存在的防空部队，我们就可以把可能发生的对我国的空中化学进攻减少到这种程度，使这种进攻对我国的安全不起重要作用和不产生危险。”我还要进一步说：“如果我们由于有防空部队而只需担心只造成不重要不危险的破坏的敌之空中进攻，那么我会首先拥护有这样的防空，哪怕它需要我国的全部航空资源。”
我真的愿意这样做！但是我清醒地意识到我国在空中斗争方面所处的不幸的地理位置；因此我知道，比之我国攻击别人，我国更易受别人攻击。由于这个原因，压制空中进攻对我有利，而对敌不利。因为没有了来自空中战场的威胁，我们就将和过去那样只要在陆上和海上战斗。
如果我反对防空是由于防空从独立空军中抽走了航空兵器，那并不是因为我喜欢标新立异。我反对它是因为我有一个合情合理的正确信念，我认为防空实行起来是颇令人失望的。我确信它不能达到目的，因为在空中防御比进攻需要大得多的兵力。我曾几百次证明这一点，而包括阿塔尔工程师在内的我的反对者之中，没有一个人曾讨论或批评我的证明。然而这却是全部问题中最重要的一点。
为了证明控制自己的天空要比取得制空权花费少得多(或就是花费少)，除了肯定这一点之外，阿塔尔工程师还应当证明少量的航空兵部队可以将众多的敌航空兵部队逐出我们的天空。但这很难做到，因为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同样，乌戈·马罗萨尔迪上校登在《海军杂志》上的文章是毫无价值的。他断言协约国进行的轰炸，其有效的百分比已从1915年的百分之七十三逐步下降到一九一八年的百分之二十七。这纯系一个来历不明的统计，因为他没有提出来源。它是含糊不清的，因为没有对什么是“有效百分比”作出解释。不管怎样，当涉及阿塔尔工程师的观点时，在一段话中出现的头几个字就把它的正确性破坏了：
甚至在世界大战的末期，使用空中轰炸的基础比起作战物资本身来说，更多的是突然性因素和某些飞行员的特殊技巧。
但是在未来战争中，空中轰炸作战将建立在更积极和更具体的基础上。我们不能信赖还没有真正的空中作战时期的统计，虽然那时已经进行过若干次试验性的零星的轰炸，有的还是荒唐的行动。我至今还记得英雄的萨洛莫内上尉，一位获得金质奖章的飞行员，死于一九一八年。他和他的卡普罗尼飞机 [ 译者注：卡普罗尼飞机(Caproni)是意大利飞机设计家詹尼·卡普罗尼伯爵(Count Gianni Caproni，一八八六-一九五七)设计的轰炸机。他一生设计过一百八十个型号的飞机，其中Ca-3系列中的Ca-32轰炸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广泛使用。 ] 中队去轰炸架空索道的终点站，而人人都知道这个站不过是一个临时设施。他直到夜里才返回他起飞的机场。我相信在将来再不会派飞行中队去轰炸一个临时设施，一个被慷慨地用于降低轰炸有效百分比的东西。相反地，将派它们去轰炸大型的、要害的、易于攻击的目标，甚至在一千五百米以上的高度进行轰炸。不要去管什么统计数字，只要回忆一下我国的特雷维佐市就够了。它被百分之百地炸毁了，尽管有防空，而不得不撤离；而在当时，在战争末期，我们的航空兵比奥地利强大。
阿塔尔工程师看到了控制自己天空和我们称之为一般天空之间有显著的差别。这是我所不明白的区别。在空中没有天然的界线，也没有人工障碍物。为了控制我们的天空，我们应该在任何时候对付可能企图穿越区分敌我天空假想分界线的敌航空兵。因此，我们会需要到处经常准备抗击大群的敌航空兵部队，因为如果敌人愿意大规模入侵的话，我们无法阻止它。但如果我们能抗击敌人，又有什么人和什么事能阻止我航空兵部队穿越两种天空的假想界限，并在敌人的空中飞行呢？只有缺乏汽油才能阻止我们。
天空不能因为要方便防空部队或配属航空兵而分割成块块。谁若不能控制敌方天空，也就不能控制自己的天空。阿塔尔工程师应该明白这一点：要想阻止敌人飞机入侵和对我轰炸，最实际的办法就是将它们摧毁，正好像要想阻止敌人对我国的陆上和海上进攻，最实际的办法就是摧毁敌之陆上和海上部队。这才是真正的解决办法。其它别的办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或多此一举，就像把芥末药膏抹在假腿上一样。从进攻力量中抽出来的航空兵部队无论如何无力去摧毁敌人或与敌人相应的进攻部队去抗衡。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如果有A和B两个国家，双方空中资源相等，A用全力进攻，B用全力防御，B自动地、无缘无故地保证A免遭空中进攻，但却不能保证自己不受A的进攻。因此B被A任意摆布，不能保卫自己。这不是理论，而是简单的常识。
无论如何，在战争中人们必须知道如何去从事战争。我们赞成这一点，我本人就说过好几次了。但人们在训练自身去从事战争时决不能超过某种限度。那怕最强的拳击家有时也会让人打翻在地的。人们不能过分强调训练的好处，否则就会像训练一匹马去节食那样，自己和马一起倒霉。
要训练自己去从事战争，需要有献身精神。因为我曾说过，人们必须“忍受敌人的进攻，以便给敌以更大的破坏”，这是个原则。长久以来对需要在居民中进行精神上的准备这一点，我是一个最热情的支持者。这种需要我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感到，特别是比那些希望通过防空来降低空中进攻的作用的人或相信魔鬼到底不会像人们描绘得那么可怕的人更清楚些。为要让居民准备坚定地面对空中进攻，基本的要求是让他们充分地意识到空袭的严重性，而不是用防空的效率之类的话去欺骗他们，首先要使他们了解，到处分散防空兵器对他们没有好处，转移了主要任务的兵器最终结局将是十分有害的。
即便我的思想是错误的，这是我要进行的一种宣传，因为那是有用的。当居民习惯于忍受空中进攻，并且相信他们不可能受到适当的保护免遭空中进攻时，他们肯定会高兴地看到实际上防空是真正能消除空中进攻的，而不是他们过去听到的相反的说法。一个人准备面临最坏的情况时，也会准备出现最好的情况。其它方法是非常危险的。如果居民受到深信防空如何有效的教育，而他们发现实际上防空并不能保护他们，他们就会惊惶失措，情绪低落。那时他们无法理解防空的弱点，他们会吵吵嚷嚷要求更多的防空兵器。由于他们不会去责备这些他们一向认为是优良和充足的兵器，他们会责备使用这些兵器的人，谴责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何使用兵器。
所以，我们确实需要精神准备，但这种准备必须是能符合目的的准备。除了精神准备外，物质准备也是需要的，它可有助于降低空中进攻的效果。这两种准备一起组成完整的消极防空，这种防空并不使用进攻性航空兵器，所以并不违反忍受敌之进攻以便给敌以更大打击的原则。我认为这种消极防空的组织不仅是有用的，简直是必不可少的。我为令阿塔尔工程师失望而感到遗憾，但我坚持我的意见：“任何能降低敌对我空袭效果的方法我都承认其价值，只要是它不致减少我可能对敌进攻的力量。”
我常常被人责备是极端分子，但这是不对的。对我来说，二加二总是等于四，不会是三或五。把航空兵器用于进攻要比用于防御更为有利。一百件、一千件、一万件航空兵器用于进攻，总比五十件、五百件、五千件用于防御，而另外一半用于进攻要更有利。二加二等于四，我再说一遍，这不是什么理论问题或极端分子，它是个简单的纯数学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