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第一
作者：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美国
出自————《海军战略》
出自————《西方军事著作》
这部即将于本届(1909年)海军学院学术会议期间向诸位宣读的经过修订和增补的海军战略讲稿，最初于1887年写成；当年秋季开学后曾在海军学院学术例会上使用过，并于1888年再次使用。随之，作为独立机构的海军学院便被海军部长惠特尼解散；然而，不论是在海军学院同鱼雷场站暂时合并期间，还是在海军部长特雷西于1892年恢复海军学院使成为其单独建制后，这部讲稿或是由我本人亲自讲授，或是由其他军官代为宣讲，年复一年一直沿用至今。
在此期间，尽管对讲稿内容有时也增加过有实质性的资料，但从未试图要对讲稿要旨进行改写。其结构仍同初稿一样，旨在阐述原理。其中所做的增补或改动主要是引证历史实例或重新考虑当代的政治条件以阐明原理。所有这些修改都出于偶然，甚至出于凑巧。过去每当一个适当想法出现，我便随笔将其记下；但从未做过有条理的修订，只是由于海军学院创始人卢斯海军少将和海军学院院长梅里尔海军少将于1908年先后提出建议，我才开始着手修订。
因此，从最初成稿到正式修订共历时二十一年；这就是从诞生到成年的这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讲稿所增添的内容，只限于我前面所提到的那种凑巧的发挥。在此期间，各种条件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已经影响到战争的指挥，现在要想进行系统修订，就自然会促使我们对这些变化有所考虑。
其中最为显著的一些变化，对海军战略这一课题本身来说，乃是外在的；而且必然会如此。这些变化对海军战略影响颇深；但它们是从外部施加影响。因为海军战略以基本事实为基础，基本事实一旦得到正确而有系统的阐述，即被称为原理；这些真理一旦得到确定，其本身便不再更改；但决不是说不可通过解释和重新陈述或凭战争经验以新的见解来阐明这些原理，并引进新的方法，来运用这些原理，这就必将有所发展；即在海军战略的实践中和我们称之为理论的海军战略法则和原理的阐述中都有所发展。自然科学对此为我们提供了恰当的类似情况。支配自然科学的法则，就以电学为例，是永久不变的；但在运用这些法则中，一代人的时间能证明，可能会有多大的修改和进步。这些修改和进步是经过众多有才智的人们在这一方面的努力和通过已经完成的无数实验才成为可能进行以及得以实现；而在我们的战争专业中，类似的修改和进步则是通过作战经验才能得以实现。
对此，只须顺便提及战争所用武器的某些变化，似乎就合适当说明。特别应当指出，在战术中曾占重要地位的撞角战法现已无人过问；而在另一方面，潜艇却已取得进展，自动鱼雷的射程已经显著增大，无线电报已经发明问世。1887年，鱼雷的有效射程稍微超过五百码，长期构思的潜艇虽已获得明显进展，但尚未成为实用要素；而无线电报至少对公众来说，更是闻所未闻。当我1886年于海军学院初次授课时，即在对现有这些事物开始探讨以前，我就曾作为一种可能性谈到，一支封锁美国海岸的舰队，比如说在纽约、特拉华河和切萨皮克湾前方的各个分遣舰队，可以通过海底电缆保持联络 [ 注：见马汉著：《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第85页。 ] 。这在当时或许可行；然而，如今利用无线电便可确保更加迅速、更加容易、更加可靠地达到同样目的。
另一方面，潜艇和射程较大的鱼雷，给封锁者带来更加严峻的考验并迫使他们不得不保持更远的距离。这些成果并不会改变战略原理，但它们却能影响其运用。现举例对此予以说明，日本战列舰于远离旅顺口六十海里的长山列岛水域占据位置对该港进行监视，而且即便在那里也还采取了精心制定的预防鱼雷攻击的措施；同时又采取了其他措施，以保证一旦敌人出港便能及时赶到现场。由于无线电的作用，东乡便可在他选定的地方进行锚泊静待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因为无线电可以确保东乡取捷径到达拦截点。如果单独依靠使用旗语和灯语传递情报的侦察方法，即使这一方法本身十分完善，东乡要想获悉敌人的动向，便也不得不靠近敌人的航线，而停留在海上可能相当不利的境地。但这对于公认的、古老的、关于内线作战价值的战略原理并未有所影响；然而，对于这一原理的运用确实产生了重大的修正，这就使我更加坚信若米尼的名言：武器的变化只影响实践，而不影响原理。
在这二十一年中，不论是战争经验，还是专职著作家们对战争的论述，现在都可直接将其作为促进海军战略发展的贡献予以考虑。就经验而论已有过三次战争：这就是1894年的中日战争，1898年的美西战争和1904至1905年期间的日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海军都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英国同非洲的布尔人的诸共和国之间的战争，虽然从表面看来并不尽同，但仍可作为显著实例予以引用。英国海军虽是海军却未曾开过一炮；但在当时明显的欧洲形势之中，英国海军对于任何可能的联合反英力量所拥有的决定性优势，确保了对海洋的控制，从而使对方毫无机会对所必要的兵力的运输进行截击。我们只要考虑一下最近显现的德国海军所取得的发展及其对于英国情绪的影响，便可知道为何英国从那时起的几年中便如战争即将临头那样焦虑不安，以及为何德国当时要将其海军发展到如此程度。海军战略正处于阐明和发展之中；然而海军战略何时才会过时，我们现在还看不到。
自从这部讲稿最初成稿以来，各国海军的配置便发生了变化，由此可见，海军战略还处于生气昂然的初始阶段，而且是初始阶段的早期。我们不妨回忆一下——在座各位想必还没有年轻到无法回忆此事——二十一年前我们自己舰队的配置情况：当时有欧洲中队，亚洲中队和太平洋中队。这并非美国的独创，当时所有的大型海军无不如此。这在当时被称为是在执行警察勤务，这种说法十分确切；因为这种配置确属警察式的配置，而非军事组织为军事用途而实施的配置。美国军舰和其他各国军舰都是以单舰分布于世界各分散港口；像警察那样沿着一条规定的路线进行巡逻。
现在条件有了很大变化，一定的完全的集中——军事上的集中——已经完全取代了分散，坚持集中已不必要。这是海军战略适应条件变化的结果；然而，还应当指出，在着眼于这一变化时，必须重申海军战略的各项原理并未改变。只是依据经验和通过思考对原理予以进一步说明而已。人们的思想已经转到——更确切地说，又已回到——我们祖辈十分熟悉的那些想法和做法，这就是从战争本身中学习战争；然而，这些想法和做法由于缺乏杰出的指导者予以指导，已经从人们的心目中消失了。产生这种复旧现象的原因，部分是出自于我们所提到的历次战争；部分是出自于国际关系的显著变化；但大部分无疑还是出自于对海洋和控制海洋在战时产生的后果的估价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思考——深思熟虑——如何有效地使用海军力量，即出自于对海军价值的这种认识所产生的持续思想演变过程。
这样运用海军力量不论是在平时还是在战时便是海军战略；而对海军战略展开系统的研究则是在海军学院这里开始的。以前，也有过种种海军战略；因为，在战争中有人运用常识，有人凭借才智都能察觉到也能正确运用达成目的各种手段；而且，海军战略如同海军战术一样，归根结底不外是正确运用手段以达成目的。但在和平时期，即在无事之时，这类问题便会被遗忘，除非为了把这些问题一直仔细观察而做出系统规定。为此才创设了这所海军学院。只要能使海军军官深刻认识到无论是在平时还是在战时分散作战舰队是愚蠢的，即使别无其他成就，只此一点便足以证明海军学院的存在和其所支付的经费是完全必要的。众所周知，美国海军战略委员会 [ 译者注：原文The General Board，或译作参谋本部，海军咨询委员会。 ] 曾经做出决议，认为将作战舰队分开配置于两个大洋是不明智的，这一决议主要是受海军学院历次演习所获经验的影响而做出的。我是从已故海军上将斯佩里那里得知此事的，海军对他最近逝世深感痛惜。必须时时记住，美国参议院曾于1909年通过了向总统的建议，将现有的作战舰队分开配置于大西洋和太平洋沿岸。如此配置，则位于每一大洋的海军分舰队对于存在于该大洋的一支外国舰队，便势必处于绝对劣势；如两支海军分舰队联合一起，便会对这支外国舰队形成均势或优势。我认为，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实例能够使人确信，政治家和民众都需懂得一些海军战略的基础知识；而集中这一原理便是海军战略的ABC。正如希腊文的AB两个字母可以概括代表希腊文和英文中的所有字母一样，集中则概括了战争中的军事成效的所有其他因素，即其全部字母。拿破仑在其名言中用另一种说法将这一思想表述为：“目的的专一乃是获取巨大成功的秘诀。”目的的专一意味将意愿集中于一个目标而舍弃其余。于是便产生了思想观点和精神信念的集中，决心的集中，而在现实中便有部署兵力的物质集中；当一个军人怀有预先形成的这一精神信念时，则物质集中便随之而来，正如有其因必有其果一样。
可以引述三次事件作为实例来说明考虑之事物对海军战略的持久影响，考虑之事物与其说是原理，不如说是产生原理之源由，二者的关系有如果实结自果树，这些事件尽管在发生时间上相隔甚远，而在表面条件上又截然不同，但通过一条适合于它们的共同原理却可将它们紧密地贯联起来。
一、百余年前，当纳尔逊最后一次回到英国时，公众正对考尔德所率之英国舰队即将同优势之敌开战一事深感不安，而纳尔逊却说：“我敢断言，当他们将考尔德击败时，他们在今年之内将不会再为英国制造麻烦。”纳尔逊的意思是，敌人和考尔德都将退出战场，而英国的后备力量则仍将控制局势。
二、约在九十年之后，我在1892年海军学院学术例会开幕式上谈及关于战舰报废问题时，曾有机会引述那时的当代看法，我确信这一看法是完全正确的。当时的引语如下：外国海军人员对待这些所谓废舰所表示的最新意见是，在战争进入后期，当最新的军舰已经破损并已在修理，当时能够启用最多的后备旧舰只的国家将赢得胜利。
三、以过去的先例直接对照当代的现例，从纳尔逊的74门火炮的军舰直到今日的无畏战舰，一脉相承，可引出一系列富有教益的引人注目的历史例证。1909年3月，在英国议会关于德国海军竞争问题的激烈辩论中，大家一致认为，三年之后德国无畏战舰的数量必将接近英国。面对这一威胁现实，尽管对细节的估计有所不同，但基本认识却完全一致。然而，当辩论即将结束时，首相却宣称(依我看，这一宣称是正确的)，单就无畏战舰而言，兵力在数量上可能是岌岌近于相等，但英国的二线军舰的巨大优势，仍然将保证对海洋的控制。因为，当双方的无畏舰队同归于尽时，不论胜利属谁，它们都将同1805年的考尔德和维尔纳夫一样，暂时——即纳尔逊所说的“今年之内”——退出战场，而后备力量便将发挥作用。
从上述三个时代的史例所得出的相同结论中，可以引出一条原理，这就是在决定性之点上保持一支优势兵力；通俗的说法，就是以最多的兵力先敌到达该点。这又是集中，适时的集中；战略的ABC扩展到DEF。在前面所引述的三项判断中，后备力量的价值构成了决定性的因素。如果你能在数量上和位置上正确选定一支后备力量，你便能在紧急关头先敌握有一支最大的兵力；在战斗或战役的决定性阶段得以集中。这是保证数量优势的许多方法之中的一种，而每种方法的采用都应同其特定的时机相适应。出于对后备力量的考虑，从而使过早“报废”旧舰受到明智的限制，这一思想演变过程就其对战役的影响而言，则具有战略性质。假如俄国人在最近的对日战争中，能适当地把握住后备力量的性能并加以运用，假如俄国海军自己的推理方法还未曾受到盛行的“要塞舰队”理论的彻底破坏，则他们在旅顺口也定会像纳尔逊于1805年那样做出判断：要是在东乡已经将旅顺口海军分舰队歼灭了时，东乡在一定时间内也就再无条件继续为害了，而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便能安然前进。旅顺口海军分舰队的任务是极为明确的，就是孤注一掷寻敌交战，为后备力量扫清战场。日本并无后备力量；而俄国却有。如果说曾有一个国家已将其命运掌握在自己的双手之中而又将其抛入海中，那么俄国在最近的对日战争中便正是如此干的；这里所指的俄国并非无能为力并无职责的民众，而是那些在俄国政府中与今天仍然在位的美国政府中某些负责同样的事务的人。应由这些人对俄国的失败负责；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被奥地利吞并，也是由于俄国无能，自身难保。俄国的软弱可以追溯到五年以前对海军的治理不力，致使德国得以在其东部边境从俄国的威胁中解脱出来，这就促进了德国海军的成长，于是便导致东西两半球的国际形势大事改观。
这说来也不新鲜：简单的汇总原理，对于老手尚属有用，他们遇有疑难或困惑可用其坚定信心；但对于新手却无裨益，他们还不会从自身经验中引出例证来阐述原理；或是如前面所举实例那样从历史中，即从所记载的以备我们使用的他人经验中引出例证来阐述原理。对于一个未经训练的人来说，原理无论如何正确，只不过是根据客观的权威所做出的论述而已，而他的内在的信念和鉴别对于这些论述的正确性尚未予以证实，而只有内在的信念和鉴别才能在需要的时刻产生力量。纳尔逊曾经写道，哥本哈根之战的形势，在战争新手看来，较其实际情况更为可怕。这是一篇运用自身经验分析当前情况和问题而写成的论述和说明。这是一篇以实践所赋予的直观能力估计形势而写成的综合性论述。法国人将此称为一目了然 [ 译者注：原文法文Coup d’oeil，军事术语，意为能看清局势的眼力。 ] 。拿破仑曾经说过：在战场上，绝妙的灵感——又是一目了然——往往不外是回忆而已。这就证实了历史例证，即单纯记载的经验所具有的重要性；因为不论是对某一他人行动的回忆，还是对亲自目睹的某一事件的回忆，都是依赖于往事。而且，这也不是一般的回忆，而是具体地运用于紧急情况的回忆，由于这一情况恰好熟悉，故一目便能了然。
下述两种论点彼此相辅相成。纳尔逊肯定经验的价值——经验乃是正在形成的历史——主张发挥迅速而确切地判断情况的能力。拿破仑重视历史的价值——历史乃是已经记载的经验——主张提供能够具体运用于紧急情况的先例。一个着眼于一般，另一个则着眼于特殊。科贝特在其《七年战争》一书中(我热心地向大家推荐此书)，特别提到魁北克的征服者沃尔夫对他当时身为下属时所参加的那些军事活动所做的详细评论；保存自身经验的记录使他在未来担任统帅的成功事业中获益匪浅。然而，凡是这样记载自身观察资料的人，亦有从历史中搜集观察资料的爱好；这是研究人员的爱好。1864年，当波特的船队因水位下降受阻于红河瀑布上游时，幸赖其手下有些人曾经有过类似情况下的经验，才得以脱险。筑堤救船并非出自灵感，而是得助于经验和回忆。
原理同例证相互发生作用，这种相互作用表明二者不可偏废。掌握原理的人，对于例证一目了然；并能正确评价其价值。卢斯海军少将在一篇由我们的海军学会发表的关于海军战略的论文中，引述了吴士礼勋爵论述美国南北战争的一段话：“综观这一时期的那些小规模作战的全程，我深为那些提供规律性的例证所激动，这一规律性使那些古老的战争原理得以维护其最高权威”；他详细地分析了两个实例之后说道：“两次失败都可能预先料到。”另一方面，掌握原理的人，当其初次遭遇战争事件时便能领会例证的作用，从而便会更加坚定地坚持原理；因为他对原理有了更好的理解。一个被火灼伤的孩子，在其接受了被火灼伤这一例证之后，对于火能灼人这一原理便有了更好的理解；而一个成年人只需通过观察他人被灼伤的结果，便可从中获得教益，这说明理智地注意其周围所发生的事物的重要性。往往有这样的情况，眼见别人遭难，甚至走向毁灭，而你却未能使自己更加明智，因为你并未理解事情发生的原因；而你之所以未能理解，或是由于你对他所违背的原理一无所知，或是由于你没有运用原理来分析他的情况，因而你也必定重蹈覆辙。
现举实例说明：当美国参议院通过议案决定将我们的作战舰队分开配置于大西洋和太平洋沿岸时，距俄国舰队被日本舰队所歼灭的时间尚不足四年，俄国舰队覆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其分开配置于波罗的海和亚洲的俄国沿岸。俄国人鲁莽地违背了集中这一原理；俄国的兵力总和尽管占据优势，但却始终是最后并以最少的兵力到达战场。对于精通战略原理并熟悉其过去历史例证的人，就无需再举此例对其说明俄国人在这一过程中的失误——看来这是低估敌人而造成的失误，因为就其所暴露的问题来看，与其说是出于无知，不如说是可能出于大意；然而，对于不熟悉原理的人，新的例证也是毫无用处。他们目睹邻居失火，却丝毫不去考虑其发生的原因；而且，就像一个未曾被火灼伤过的孩童一样，掉以轻心地将他们的国家推向同样的险途。
因此，切勿陷入低估军事研究的错误；研究不外是对于各种事变和事件进行理智的观察，并从中引出我们称之为原理的结论。这就是科学所进行的工作；而且，我们的例证——观察——的数量愈多，我们的论断就愈加可靠。过去为我们创造了丰富的例证。我们所说的历史已经将例证记载下来，并从那些例证中形成了原理，以备我们使用。我们的责任就是继往开来；根据我们自身所处的环境将其运用到行动中去；并将自己或他人遵行或违背这些原理而产生的结果予以记载下来。
自从这份讲稿初次写成以来，在海军军官中主动关注当前事件和既往事件的兴趣大为增长。结果，便搜集到大量的过去未经系统阐述和整理的材料。请允许我再次引用1892年海军学院在新校舍重新开学时我所说的一段话，作为对这一进步的例证。当时我说：“自1886至1888年我实际居留此地期间以及其后的四年中，我一直向国内外主要的陆、海军军事图书销售商索取图书目录，并仔细查阅其内容。只要发现任何涉及海战艺术的书籍，我便为学院图书馆订购下来；结果，你们可以看到在楼下矮书架中单独有一架摆满了以海军战术为主题的书籍；而且其中将近半数是关于从保罗·霍斯特到肖帕尔时期帆船战术的杰作。”在这一讲话中我毫未涉及海军战略；因为，除了1890年出版的科洛姆所著的《海战》一书之外，尚无正式论著，只是偶尔有些论述文章散见于报刊之上。于是就只好完全借助于研究陆上战略的著作来推论海军战略原理了。
不用我说，在这二十一年中，精心撰著的有关海军战略的规范论述的出版，取得了一定进展，出书之多就是明证。陆上战略的规范论述尽管成书较早；但数量并未大增，仍是屈指可数。而且，普遍公认堪称为蓝本者仍然寥寥无几。然而，除了出版著述之外，还有充分的迹象表明，各国对研究工作倍加关注，研究工作的潜移默化作用亦愈加显著。各国舰队的配置本身便证明比较正确的思想已经占据优势；而且其他各国也已认识到开展正规研究的必要，并开设了类似我们海军学院的课程。海军战略在各国司令部里以及相当于我国海军部的机构里，正在引起更大的注意。英国海军部根据1904年8月会议的决议对职权的重新调整，就是这种变化的标志；决议所规定的集中于海军大臣手中的那些职权，在本质上则具有战略性质。
不少著作足以证明，广泛的兴趣已被唤起。仅就我所熟悉的法语和英语两个语种而言，像法国达里厄和达夫吕伊的著作或英国朱利安·科贝特的历史著作——我特别提出他所著的《英国在地中海》和《七年战争中的英国》这两本书——在三十年之前是无法写成的，我认为这种说法恰到好处。这些著作那时无法写成；不是由于可供他们使用的资料并不存在，也不是由于缺乏使用资料的人才，而是因为尚且缺乏将人才同资料结合起来使之产生成果的普遍兴趣。从德国的军事科学发展中，另外还通过寄赠给我的著作，我深切感到德国海军思想在这一方面颇为活跃，或许已经领先。我不懂德语，无法于我有生之年，从这一源泉中汲取专业教益，对此我一直深感遗憾。
海军学院在创设这一专业活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假如我的这一认识是正确的，则以此作用为线索溯流寻源找出创设这一专业的若干根源中的任何一个，便会深受启迪。你们大家都知道，海军学院的创立归功于卢斯海军少将向海军部提出的恳切要求。推动他提出并坚持这项要求的原因之一，就是他通过亲身经历痛感在当时指挥南北战争的海军部这一机构中缺乏一目了然的军事洞察能力。由陆军和浅水炮舰(其中一艘曾为卢斯所指挥)耗费数月时间、数百生命和数百万美元对查尔斯顿港展开直接正面攻击，其结果同其他事件一样，不外是将萨姆特要塞夷为废墟；城市虽为炮火摧毁，但仍巍然屹立，南部联邦的旗帜毫不示弱地飘扬于这堆瓦砾之上。当谢尔曼的部队由亚特兰大开抵萨凡纳之时，情景即是如此。
现将卢斯海军少将的描述直接引述于下：
“我从‘楠塔基特’号(浅水炮舰)调至‘庞蒂亚克’号担任舰长，并于1865年1月5日奉命到萨凡纳城向谢尔曼将军报到，接受在萨凡纳河同陆军协同作战的任务。”
“在司令部报到时，谢尔曼将军短短数语，简明扼要，并利用地图指明了他从萨凡纳向北推进的作战计划。斯洛克姆将军指挥左翼陆军部队预定向位于该城上游约40英里的姊妹渡口开进，并架设浮桥渡过萨凡纳河进入南卡罗来纳。‘庞蒂亚克’号炮舰的任务是，驶抵渡口上游保护浮桥，以防南部联邦部队从奥古斯塔城方向进行搔扰。‘当我立足于坚实的地面时，’他说(因为当时那一地区的许多地方均为水所淹)，‘那个家伙就只好滚蛋了！’随之他又用他同海军军官们谈话时常用的那种令人愉快的诙谐语调说道：‘你们海军弟兄们在查尔斯顿港外零打碎敲已有三年了。等着吧，一旦我进入南卡罗来纳我便切断其交通线，查尔斯顿港就会像一只熟透的梨子落到你们手中。’果然其经过情况正是如此。”
“在听取了谢尔曼将军对军事形势的清晰剖析后，我的眼界豁然开朗，我心中暗忖：‘这才是一位精通本身专业的军人！’我这才开始懂得，军事行动是有某些基本原理可循的，对其必须细加研究；这些原理可以普遍运用，无论是对于陆战还是海战均皆适用。”
“谢尔曼将军离开波卡塔利戈指挥部队向哥伦比亚挺进，轻而易举便占据该城。这就迫使敌军于1864年2月17日立即撤出查尔斯顿港，这距离攻占罗亚尔港刚好不久将满三年。罗亚尔港曾是海军在南卡罗来纳水域的前进基地，对查尔斯顿港的直接正面进攻便是以该港为依托。”
结合修订这部讲稿，除其他资料外，我选出四部著作——两部法语的和两部英语的——进行精读，这就是我前面向诸位提到的那些著作，这些著作是三十年来海军思想发生引人注目变化的确切例证。达里厄和达夫吕伊都喜欢大量引用实例进行说明，同时又严谨地、在某种程度上却是系统地采用了直到现在才出版的我的这部讲稿中所用的方法。那就是，他们首先提出经过他们研究讨论而创立的原理；然后引证阐明这些原理的实例，使原理披上衣服成为有血有肉、生气勃勃的活人，而非一具僵尸。他们通过这种方式，遵循严谨的逻辑推理方法，推动那些业经阐明的原理继续不断地向前发展，这种说明方式同法国人的清晰思路和确切语言非常协调，同时，他们还沿用达夫吕伊特别喜爱的研究史学的方法。达夫吕伊说：“历史是经验的记录，只要精心研究，完全可以找出渗入战争中的变动不定的因素；因为尽管历史不能完整无缺，但决不会将变动不定的因素全部遗漏。历史乃是真实的写照；反之，也是一个推理方法。”——这就是说，当一个人已经建立起一定的真理基础时，他便能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不必再受历史检验的自己的体系，“这一推理方法具有选择倾向。”简言之，历史为你提供所有的限定性因素，而推理则以其偏爱弃粗取精这一特性而易于忽略那些足以修改这些因素的成分。谢尔曼将军也曾一度以某种程度与此类似的思想向我表示，他对摹拟战持怀疑态度；他说，因为你无法掌握那些能够使人发生变化的因素，诸如恐惧和其他各种足以影响军事行动的精神作用。
忠实的历史为你提供历史的整体全貌；假如你能认真地运用历史，你便能从中受到影响并获得教益。假如你预先便握有业经阐明的原理所给你的这盏明灯，当你探讨历史时你便具有能够对其所提供的情况做出正确评价的能力。你便能依据准则来研究历史。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才认识到，达里厄和达夫吕伊的著作，就其业已经受住检验而言还有我自己的这部讲稿，已成为研究我所提及的诸如科贝特的那些著作的必要的参考资料。科贝特是一位军事历史学家，也是一位海军历史学家，他善于运用业经阐述清楚的原理，来探讨他提出的课题，他所运用的那些原理，都是他从优秀的军事著作家的著作中不断地提炼出来的。就我亲身经验而言，我就是将历史当成军事记录来加以研究。我就是依据若米尼所著的《战争艺术》(这是一部堪与达夫吕伊著作相媲美的严谨论著)并补充以他所著的《法国革命战争史》，着手编写历史教程这部讲稿，后来便以《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为书名而出版。这就是在这一基础上，随之对海军战略的原理展开了系统的阐述，这些阐述都包括在这部讲稿之中，现在原稿经过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在这里宣讲的这部讲稿。其中的修订和增补主要都是新的例证和一些重新阐述；原理没有任何更新，只是在运用上可能有些更新。
我想将上述评论作为《海军战略》这部讲稿的序言，我相信通过上述评论我已将原理同历史例证之间的相互作用充分阐述清楚。二者都只能分别在一个侧面作为我们的师长，将二者结合起来我们才能找到一位全面的良师。二者之中，历史本身较之系统阐明的原理本身更为可靠；因为就二者之间的关系而言，历史记述行动，它起着我们通常所说的实践的作用。它是实际经验的叙述。但愿我们大家已摆脱习惯想法，这种习惯想法认为，只有实践，只有亲身经验才是首屈一指的准则，它高于业经原理所阐明的、已为知识所提高的、经过多人从众多方面所发展的实践。请掌握你们的原理，然后用历史所提供的例证反复说明使别人接受这些原理。
在结束绪论时，我希望大家特别注意科贝特著作中的一个论点。我想在适当的地方从他的著作中引用若干作为例证的政治性事件；我在这里引用的这一论点，乃是海军战略思想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过去这一论点不仅常被忽视，而且还竟然遭到怀疑和诋毁。我所指的就是，在制定一切军事计划中必须正确估计国际形势，将其作为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我引证一个我们当前所见的实例。除非我们改变我们现在的造舰速度并扩充造船工厂，否则正式通过的德国海军造舰规划所规定的军舰一旦建成，德国便将拥有一支远远优于美国的海军。到那时，门罗主义将以何为依托？巴拿马运河的安全又将赖何来保证？二者都以舰队为后盾。
这个问题，如果只牵涉到军事力量，那就简单了：如果优势幅度充分，当然优势舰队主宰一切。但这是一个涉及到政治关系的问题，可能引出许多复杂因素；一个在政府中供职的军事顾问，必须熟悉形势并善于权衡形势，能够恰当地判断数量劣势的程度，并能从其他方面考虑如何可能对敌人施加压力来扭转这一劣势，否则便不能称职。每个海军军官都要研究并注意当前的国内外事件，而且还要考虑到可能有朝一日会担任政府顾问，并可能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根据其对世界形势的正确判断对事件施加有利影响。
上面我提出了一条原理，就是在军事计划中必须包括政治——国际——关系。现以德国和美国同其他国家的历史关系为例来补充说明这一原理。例如：德、奥两国最近配合默契，由德国对俄国施加压力迫使其置英、法两国立场于不顾而承认奥地利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吞并。当然，对于德国这一行为的整个意图，现在我还无法做出详尽的分析，但是我可以指出，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具有以下重要意义：假如德国试图派遣其舰队横渡大西洋进行冒险，它同其他欧洲各国的关系将会允许它为所欲为到何种程度呢？假如我们没有舰队，毫无疑问，德国就会敢于一试。假如我们的军舰数量同其形成九对十之比，那它大概就不敢轻举妄动；因为我们所进行的抵抗，无论其结局如何，将会使它在一段时间内失去舰队而面对欧洲。另一方面，假如我国太平洋沿岸的民众突然使我们陷入同日本交战的状态或者甚至只是陷入关系紧张状态，那么对我们所施加的压力就会增强德国舰队的力量。在我们同英国围绕门罗主义展开的长期争议中，我们不断取得进展，终于签订了十年之前的海-庞斯福特条约。这是门罗主义的一个胜利，但对于门罗主义只是在上月份(1911年5月)英国外交大臣才明确表示接受。在整个这一期间，我们的海军同英国相比，处于毫无希望的劣势；有时甚至是荒唐可笑的劣势。我们终于胜利了。这一胜利是如何获得的呢？在同新兴海军强国进行可能的竞争中，我们是否还会处于类似的有利地位呢？假如我们同德国发生纠纷，英国会抱什么态度呢？反之，假如英国同德国发生纠纷，我们应抱什么态度呢？
科贝特的论点是，在七年战争中，英国的行动之所以强而有力，就在于海军、陆军还有外交等这些因素都掌握在老皮特这个大人物一人手中。他对这些方面的情况进行统一权衡并将它们协调于共同行动之中，使它们相互支持对共同行动发挥最大的作用。这种令人向往的效果应当引起我们正视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这样的效果在我国决不是通过一个人，而是只有经过数人的合作才能获得。这数人包括政治家、陆军军人和海军军人；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了解其他的每一个人所掌握的情况，这样才能使他们的合作卓有成效。这里所坚持的这条原理，受到最近(1911年)举行的大英帝国会议的极大重视，当时，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和新西兰的部长们同大英帝国防务委员会共同参加的这次秘密会议上，英国政府向各位部长们解释了涉及帝国共同权益的大英帝国的形势和国际形势。在这些共同权益中帝国防务居于首位；而组织帝国防务确定无疑地则须依赖对国际关系的一致认识。过去陆、海军协同作战往往失利，究其原因，与其说是由于相互猜忌，不如说是由于缺乏相互了解；要想恰如其分地做好战争准备和制定战争计划，陆、海军军官就必须充分掌握有关国际关系的知识。正是这些关系影响着各个对手可能在各个不同地区部署的兵力数量。达里厄说得好：“海军的每项规划，如不考虑同大国的关系，又不考虑本国资源所能提供的物资限度，就会立足于一个虚弱不稳的基础之上。外交政策和战略是被一条不可割裂的链条紧密地连结在一起。”就这一连结关系，他引用了德国冯·德·戈尔茨所说的一段话：“不论何人撰写战略和战术，在他的理论中都不应忽视本国民众的观点。他应为我们提供一部民族战略，一部民族战术。”
现在，门罗主义已是美国公众的一个观点；任何战略规划——诸如舰队的数目和编成——如果忽略这一观点而不予考虑，便不可能稳固可靠。
现就绪论所谈及的论点，向诸位进最后一言，那就是必须掌握并跟踪当代历史的重大现行事件。正确理解其意义。对于你们自己的业务，即在军事方面，当然应当首先给予最密切的注意；但你们大家都要抽出足够的时间去阅读军事史，正确理解其教导，这样你们才能跟上国际关系的发展，达到这样的程度时，一旦你们身居要职，你们的目光——再次引用法国的那句成语，你们的一目了然能力——不论是在当前的还是在未来的紧急情况中，都能迅速洞察你们国家的权益的全貌。用纳尔逊的话来说，你们将不再是新手了；你们不再是新手，因为你们在你们的事业中，恰如纳尔逊在他的事业中一样，将能一直不断地运用你们经过专门训练而养成的判断能力。还要牢记纳尔逊的另一句话：“一个军官应当具备政治勇气。”要想使政治勇气具有良好的基础，就要具备良好的政治学识。要想更有成效地将精力集中于这一必需的学识上，你就要避免使精力分散于国家的内部问题；诸如财政问题、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等等。惟有海军的活动范围具有国际性质。正是在这一点上，它同政治家的活动范围紧密相联。你们必须立志达到既是政治家又是海军军人这一目标。我们的海军人物传记和海军历史必将载有二者兼备的赫赫人物。我相信在我们海军学院的毕业生中，这样的人物定会相继辈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