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例述评(续)·第四

作者：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美国

出自————《海军战略》

出自————《西方军事著作》

　　 当我们即将在本章继续讲述黎塞留统治的法国对抗奥地利和西班牙两国的战争史实时，我想提醒诸位回顾讲座开始部分所谈及的内容，即查理大公在多瑙河流域所进行的战役，只是从陆战方面说明关于集中、中央位置和内线的原理；而法国同奥地利之间的战争却提供了既有陆上力量又有海上力量参加的战例，关于法奥战争以后还要研究，有待进一步论述；随之便将论述克伦威尔同荷兰所进行的海军战争的实例，关于这次海军战争则限于以实例说明海军战役。这最后部分正是现在讲的专题。

　　 在此之前，我们曾以法国的位置及其在黎塞留和马扎然当政时期同奥地利皇室的两个支系日耳曼和西班牙的争夺作为史例，来说明战略的某些原理。在叙述这段史实中，我们大致是在黎塞留逝世的那一时期，即1642年12月停下来；在那一时期停下来是为了使用在此之前的战争教训，将其运用于阐明一般原理。在进行这种运用的时候，为了达到说明的目的，容许随意引述其它历史上的事例；因为，必须坚持从各式各样的不同的军事情况中探索原理的一致性是一件合乎需要的事情。我认为，一个人如能领悟到，集中这条军事原理也可用于设计舰船，组建舰队或在和平时期部署海军，而且会像将其用于计划战役或制定作战程序那样富有成效，他就会获益匪浅。

　　 现在我从黎塞留逝世开始继续讲述历史；目的依然只是提供大量的叙述，用以说明事件发展的背景，并指出军事上的教训。黎塞留死后，法国的大权在一段短暂时期内落入马扎然手中，他直接奉行恢复亨利四世和黎塞留的总体对外政策。欧洲局势仍然一如既往，法国同奥地利皇室的两个支系继续抗衡；但在战争初期，由于事件迭起，交战对手众多，各自目的错综复杂，致使情况混乱，难以找出连贯性或明显的特征，——后来才逐渐呈现出比较清晰的轮廓。概括起来，现在可以说，同法国结盟的有荷兰、瑞典和北日耳曼诸邦；而站在西班牙和奥地利一边的则有巴伐利亚及全部南日耳曼诸邦。开始时，这是一场属于宗教性质的战争，后来变为以政治目的为主。法国的力量越来越集中于其敌人的右翼，自己的左翼；即集中于日耳曼，特别是集中于比利时，当时称为西属尼德兰，它在意大利则是犹豫不决，而且在得到叛民支持的加泰罗尼亚地区也是如此。法国的内部叛乱已被黎塞留镇压。国家的内部力量已经集中并得到加强，得以努力对外。它已培养出一批军事将领，而且正在不断赢得一连串胜利。而西班牙则相反，国力日益衰落，由于加泰罗尼亚以及葡萄牙的叛乱而不能自拔，葡萄牙于1640年重新获得于1580年被西班牙所剥夺的独立。加泰罗尼亚却未能获得同样的成功。

　　 于是，法国日趋强盛，西班牙和奥地利却日益衰落。1646年法国和瑞典侵入巴伐利亚向其勒派军税，并通过这种手段使其脱离奥地利。随后法国又背弃了正在日耳曼作战的盟国瑞典，并将重兵投向尼德兰，在尼德兰它得到了荷兰的援助，但不久便遭冷落。各同盟国所取得的成功引起了彼此之间的相互妒忌。在它们之间集中力量已不再成为可能，因为它们各自仍害怕看到对方过于强大。荷兰对此尤为显著，其力量主要限于海军力量，因受条件限制，它不可能在陆上力量或扩充领土方面同法国争雄。荷兰对于法国通过其尼德兰新领地将其边界推向自己这边，岂能坐视而不管。

　　 其结果便是荷兰在一段时间里态度暧昧，无所行动，于1648年早期便背弃法国同西班牙单独媾和；同年晚期十月间，日耳曼皇帝和巴伐利亚将其盟国西班牙排除在外，同法国和瑞典以及它们的盟国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这笔交易标志着三十年战争的结束。西班牙拒绝接受条款，继续同法国单独对抗，双方都没有盟国。法国当时仅从日耳曼有所获得。它得到了我们所熟悉的阿尔萨斯地区，这一地区直到1870年普法战争为止一直归法国所有。这样，法国就将其边界向前推进一百英里到达了莱茵河；并依托割让来的菲利普斯堡和布赖萨赫两座要塞加强了对莱茵河的控制，这两座要塞位于该河日耳曼一侧，恰恰位于阿尔萨斯边界的两端。将这两座要塞的位置同伊比利亚半岛战争的罗德里戈城和巴达霍斯进行对照(见图8)，定会有所启发，罗德里戈城和巴达霍斯确定了在葡萄牙的英军和在西班牙的法军之间的作战正面。交战一方占据了它们便能巩固其后方的领土，并为其进行攻势运动提供前进基地。1812年威灵顿占领了上述两地，作为重要的出发点，随后即向前进军将法国逐出了西班牙。

　　 在威斯特伐利亚媾和之后，法西两国依然继续交战达十年之久，与此同时，欧洲舞台上出现了一支新兴力量。这就是奥利弗·克伦威尔统治的英国，克伦威尔运用铁腕和军事力量整顿了国内秩序，这就使他能在对外政策上施加影响，而这恰是斯图亚特诸王从未能够做到的，因为斯图亚特诸王一直同议会议员们意见不一。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三个月，即1649年1月，查理一世被斩首处决；此后将近十年，也就是法西两国继续交战的时期，正是英国护国公克伦威尔的绝对权威存在的时期。新政府所采取的首要步骤之一，就是重建海军，在新政府的领导下，当时的英国陆军已成为一支举世无双的精锐军队。这次海军改组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用专为国家和战争而建造的舰船组成一支正规的常备海军，以代替过去根据形势需要依靠征用大量商船而组成的大部分非正规兵力；二，是将这支兵力交付军人，即陆军的将校们对其在纪律、战术和战略方面进行训练和管理，由他们将其组成一个有效的军事组织。当时海员的传统习惯使他们不能适应新创立的这种军事状态；他们必须经由曾是陆军战士转成海员的陆军军人加以训练。结果便产生了一支具有上述独特意义的前所未有的军事化的海军。

　　 由于拥有这样一支令人生畏的武装，它以具有同等效能的陆军为后盾，并受到六年战争的锻炼和屡战屡胜的鼓舞，于是这个岛国便放眼于欧洲，但眼光并不友善。做为一个强烈信奉新教的共和政体，它看到两个天主教王国正在交战。做为一个海洋和贸易国家，它隔海看到荷兰乃是其竞争对手，荷兰信奉新教又是共和政体，两国本应互相同情团结，然而旧恨未消，又因在航海和贸易事务中存在不平等而重结新怨。回顾五十年前，荷兰得到英国的援助，逐渐摆脱西班牙的奴役获得了自由，而如今却一直利用廉价的船只和工资进行竞争，暗中损害英国的航运，致使英国的运输业务大部落入荷兰之手。

　　 对于内心支持克伦威尔制定政策的动机，一直是不清楚，也存在争议，因为其政策本身在许多方面隐晦莫测，充满欺骗。可是我认为，其中奥秘在于他在政策上如同他在日常生活中一样，首先是一名宗教信徒。这就是说，除了毫无疑问的他的个人虔诚之外，他将世界上各种事件的发展都看做是上帝的旨意，只有他能领悟上帝的意图并同上帝合作。克伦威尔自认为是一个肯定无疑的完人，他和他的亲信掌握着真理并受到上帝的指引，这种信念极为危险，它可以导致肆无忌惮，任意非为，这是一种欲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信念。当时的政治家们对此并未提出异议。他们几乎全都认为，只要目的是需要的，手段是否正确而毋需予以考虑。

　　 新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公理会教派，他们都认为是同上帝的意愿合而为一的，新教在教义上属极端的加尔文派，而在教会管理上则属于独立派。在国内和在欧洲大陆确立新教就是奉行上帝的意愿；而要实现这一意愿，就要仰仗外交和武力，二者都是处理国际关系的主要工具。从世界局势来看，问题则在于军事。这是一个联合与力量的问题；英国的岛国位置和组织严密的陆、海军，使克伦威尔在两个天主教国家相互交战之时一直拥有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握有决定性的表决权，这种情况一直贯穿于克伦威尔的终生。法国和西班牙不久便意识到在它们中间站着一个能使天平发生变化的信仰新教的狂热者。

　　 克伦威尔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试图将所有新教力量在政治上集中起来。除向其他新教国家提议外，还曾向荷兰提议进行合作；但不是乞求结盟，而是对两个共和政体实行政治联合。荷兰对此当然反对，当时荷兰控制了世界航运贸易的大部；而且暂时对它的危险的邻国法国还放心。此外，英国的过去历史和当时的力量都表明，对于荷兰这样的较弱伙伴说来，联合如果不是吞并，就意味着屈从。提议彻底失败了；但不要忘记，四十年之后当荷兰王子威廉三世登上英国国王宝座之时，这主张又重新提出并被实际接受。正是克伦威尔求之未得的这种集中，终于将路易十四的权势从其顶峰上拉了下来；但荷兰也随之降至二等地位，这都是它的那个君临英国鼓吹欧洲联合的统治者所一手造成的。

　　 英国航海条例就是对荷兰拒绝联合的答复，其矛头指向荷兰控制航运贸易的霸权，而且获得了成功。这一条例于1651年10月通过，而于1652年5月战端便已开始。条例并不见得就是挑起战争的决定性原因。它只不过是一个有所作用的因素；然而，我们的目的不是讨论当时国际关系纠缠不清的原因，而是研究战争的进程，不是研究战争的起因。随之这两个共和政体进行了两年的斗争；这场斗争对于集中这一课题提供了某些恰当的教益，同时又启示我们亲自去思虑当前的国际局势。

　　 在克伦威尔政府之前，英国海军只是偶而例外地在地中海出现。在那里进行贸易的商船只能自己照顾自己。我们知道，在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以及在大西洋同法、西两国进行贸易中，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实行了护航制度，但这种护航制度却未扩展到地中海。那里的贸易由一家名为地中海利范特公司 [ 译者注：原文Levent Company，或译东方公司。 ] 的特许公司经营；其所使用的船只为了自卫按当时的标准规定拥有一定的体积和武装，很少用于进行其他方面的贸易。地中海贸易在英国的贸易利益中居于次要地位，英国在地中海的商船和海军舰只一直都遭到荷兰的排挤。在斯图亚特王朝的最初几代国王的统治下，直到克伦威尔当权为止，不可能实行强有力的对外政策；因为要想坚持这样的对外政策，就必须召开议会筹措经费，为此则须对议会做出相应的让步，而国王却不愿让步。因而海军数量不足，只得任凭海盗横行。北非伊斯兰教各国的船只甚至成群结队地云集于英国近海；届于1651年为止的六年间，就有一百五十艘英国船只遭到他们的劫掠。法西两国的私掠船，在克伦威尔执政以前的时期里，对英国船只同样也是随意掠夺。

　　 克伦威尔的共和政体改变了这一切。国家有计划地自身担负起由海军保护贸易的责任，其范围是前所未有的。正如科贝特指出，这就必然在海军思想中提出一种新的战略观念，即必须控制贸易航线。控制贸易航线必须具备两个战略要素：(1)一支机动的海军；(2)靠近航线的港口，用为作战基地供海军驻泊。海军初次到达没有本国港口的海域时，只得依赖友好国家的港口，如杜威于1898年寄泊于香港直到宣战为止；但这种依赖既不方便又不稳定，这就导致必须直接获取港口。为了保护英国航运，英国海军进入地中海，经过数年之久几经辗转到达了直布罗陀、马耳他和塞浦路斯等地；最终又到达苏伊士、亚丁及其以远地区。顺便提一下英国还曾一度占领了丹吉尔；后来又一度占领了科西嘉；并几度长期占领了梅诺卡岛。

　　 于是，当1652年战争爆发时，荷兰同英国除在本土海域驻有主力舰队外，双方在地中海都驻有海军分舰队。英国海军分舰队司令部设在托斯卡纳的主要港口里窝那；托斯卡纳大公认为，他的领地成为英国贸易的商场和中心有利于他的统治。战争开始时，地中海的荷兰海军大部集中于土伦港外，其原因直至今日我们还无法确知。英国对待法西两个交战国，表面上保持和平相处，但在他们之间克伦威尔当时的政策却倾向于西班牙；这就成为促成西班牙属地厄尔巴岛的隆贡港对英国友好开放的原因。马扎然统治的法国就不像西班牙当时那样乐于承认将其国王斩首的那样一个共和政体。但不久两国都开始企图得到克伦威尔的支援。

　　 有一点大家必须特别注意，那就是在当时条件下地中海和北海所产生的问题，今日又在这些条件下再次出现在英国面前，而且就其要求的一致性而言，这也正是美国所面临的大西洋和太平洋问题。这是一种颇为有趣的情况，我们现在看到英国海军将其85%以上的战列舰恰好集中在克伦威尔执政初期英国海军必须坚守的地方；而且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即靠近英国本土海岸兴起了一个新的海洋强国。1566年以前，构成今日荷兰的各省全都是西班牙的属地。在其后的四十年里，即伊丽莎白统治的整个时期，它们进行斗争获得独立，主要是由于英国的援助，在斗争过程中其贸易和海军实力也随之发展起来。在克伦威尔就任护国公时，荷兰商船的数量已大大超过英国，这两支海军在开战之初，实际上可以说是势均力敌。这些情况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两支海军的暂时部署，对于1652至1654年第一次英荷战争的冲突进程具有重要影响，这次战争恰好发生在法西战争的同时。这些虽然不是惟一的因素，但却是首要的因素。荷兰共和政体的政治结构是一个松散的各怀猜忌的省际联盟，这同军事效率所需的行政和组织的统一相互抵触，与此同时，克伦威尔的强烈军事观念却使英国海军在精神上和形式上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军事组织。然而，战争总是降福于奉行集中的一方。

　　 冲突开始时，荷兰在地中海的兵力总数处于优势。英国的总兵力处于劣势而又分散。一部分随其指挥官驻泊于里窝那港；另一分舰队则远在地中海东部担任护航。我不想一一详细指出数支英国分遣队的运动。我们只要说荷兰指挥官恰好置身于它们之间，就足以说明问题；他首先对里窝那港(见图6，形势1，a)实行监视，或通常称为封锁；然后在内线进行明智的运动借以隐蔽其位置和意图，同时却又总是保持其中央位置，即位于两支英国分遣队之间。结果，按惯例得到若干艘较强商船增援的英国地中海东部分遣队，被迫于厄尔巴岛之外接受战斗(见图6，形势1，b)。由于处于明显劣势，该分遣队遭到痛击而避入隆贡港，损失军舰一艘；这艘军舰后来于里窝那的中立海域又被驻泊在该处的英舰夺回，并在隆贡港重新归队。这次战斗发生于1652年8月28日。

图6 地中海英荷海战形势图 1652-53年

　　 荷兰舰队继续游弋于厄尔巴岛与里窝那之间，保持其位置优势。然而，两名英国指挥官仍能互通消息并做出安排，一定要设法会合，待厄尔巴岛的舰船修复之后再战。英政府对里窝那的指挥官不满，而将指挥权移交给厄尔巴岛的一名指挥官，该指挥官对于他所能预料的每一意外事件都一一作了慎重的指示。然而，不论是兵力和位置的对比形势都对他不利；而其对手又是荷兰的优秀海员并据有中央位置。未能预料的事情——偶然事件终于发生了，最终的结局是里窝那的分舰队被迫单独作战遭到痛击，全队除一艘军舰外全部被俘(见图6，形势2，c)。此事发生于1653年3月初，即首次战斗之后的六个月。于是新任总司令除率领厄尔巴岛的舰船退出海峡之外别无他策。他只得如此(图6，形势2，d)，英国放弃了地中海，从此在战争期间再也未能返回。

　　 当时，即在第一次战斗之后，有关的两名英国军官和共和政体派驻在里窝那的外交代表，为了坚守和维护国家荣誉都曾写信迫切要求本国政府派遣援军；政府曾经同意照办。北海和海峡的早期战争事件，总的看来对英国有利，当时英国兵力雄厚；但在1652年8月于普利茅斯港外的一次遭遇战时，在条件相同情况下，大体上双方兵力相等，结果对双方舰队来说不分胜负(图7，形势1，a)。事实上，荷兰舰队司令勒伊特在这次战斗中未损失一艘军舰和商船，成功地率领一支护航队为其打开了一条通路；而英国人则退入港内再未出动，胜利可以说是属于荷兰。勒伊特目睹其所护送的船队全部进入大西洋，而后率领一些返航的商船驶回海峡，同舰队司令德威思所统率的主力舰队会合(见图7，形势1，b)。会合之后，随之于1652年9月28日发生了肯特之战(图7，形势1，c)。荷兰人在舰船数量和质量上均处于劣势；然而，双方力量为六十八对六十四，接近相等，这就不由使人想起，荷兰人在地中海的巨大优势乃是处其在决定性中央战场于劣势这一高昂代价而换得的。

图7 荷兰英国北海及海峡 1652-53年

　　 英国人赢得了明显的胜利。英国政府受到这次成功的鼓舞，认为这是一次决定性的胜利，加上季节已晚，荷兰人不会再大举出动，于是就将舰队分散去担负不只一项任务(图7，形势2，a，a，a，a)。在其余的一些任务中，来自地中海的呼声引起了重视；一支二十艘帆船组成的中队被派前往并已启航出发。然而，荷兰人并未气馁。他们派出一支三百艘商船组成的船队，由当时的海军名将特朗普率领七十三艘舰船护航驶往大西洋。由布莱克率领的英国主力舰队，由于兵力分散被减少至三十七艘舰船，于11月30日一战遭到惨败(图7，形势2，b)。驶往地中海的分舰队于是被召回(图7，形势2，c)重归舰队。由于惨败，海峡在数周内充斥了荷兰巡洋舰，对此英国已无兵力可遏制。当此消息传至里窝那时，大公曾因其海域的中立地位遭到侵犯而震怒，于是也改变政策，不再容许交战国使用其港口。如前所述，这就迫使英国在地中海的军官只好放弃实行会合而后一战这毫无希望的企图。

　　 当时，在精神上已彻底军事化，在行动上已有抵抗力的英国政府，在海军事务上吸取了这些教训，遂将全部海军集中于本土海域。十周之后，于1653年2月，特朗普率领一支护航队由大西洋返航，他所率领的七十艘舰船同八十艘英国舰船相遇，于是发生了一场驶向海峡的边打边走的战斗(图7，形势2，d)。船队成为累赘，当然更加不利于荷兰人，而且其舰船数量又处于劣势。英国人牢记三个月之前的惨败，以及荷兰人善于在一切不利条件下还有很强的战斗力，主要依靠英国舰队的集中取得了战果。荷兰战舰有四、五艘被击沉，四艘被俘，约三十五艘商船被掠走。

　　 恰在此时，陆军将领蒙克调至海军服役，他是一名经过尼德兰战争和最近内战锻炼的战士，数年之后又成为查理二世复辟的主要人物。他指挥一支分舰队参加上述战斗，时值1653年2月18日。在他的影响下，不容许进一步分散只够应付当前任务的兵力。英国的位置对于经过海峡或北海通往荷兰的商船航线较之当时的敌人据有战略优势，恰如今日其位置对德国据有优势一样。然而，如前所述，位置的优势，不论它如何真实和如何巨大，全在于对它的利用。今日德国扩充海军至少部分应归因于对其所处位置的劣势的认识，而英国将其战列舰兵力集中于本土海域，正是对德国扩充海军的反应。两国的措施全都合乎逻辑，都是各种力量——战略的、贸易的和经济的——依据民众的权益而形成的必然结果。

　　 1653年之中及其之后的英国海军的集中以及其舰队的良好军事组织和政府的明智军事远见，对这次战争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经过十八个月对通往荷兰的航线实行控制之后，使荷兰的贸易陷于停顿。一千五百艘荷兰商船被俘。据说，这一数目相当于当时英国商船的两倍，通过这一对比可以看出这两个民族之间的互相猜忌以及英国制定航海条例的动机。荷兰已经税源枯竭，工厂倒闭，工作停顿。须德海桅樯林立，国内乞丐遍地，街头杂草丛生，阿姆斯特丹有一千五百幢房屋无人租赁。这并非战斗的结果，而是对主要贸易航线实行战略控制的结果。

　　 克伦威尔于1654年同意的媾和条件，较其所能苛求的远为宽容。毁灭一个新教国家并非他的政策组成部分，蒙克是个军人，只看到当前的军事目的，对此大为不满；政治家克伦威尔却意识到在当时的欧洲局势中，英国需要一个强盛的而不是衰败的荷兰。和解和合作更适合于他的政策，在欧洲和其他大陆他的政策正在转向外部总体局势。在他生命的最后四年中，他决定要使英国和新教能从当时的法西战争中捞到好处。他的政策曾有一段时间在这两国之间犹豫不定，这在某种意义上和一定程度上一直使历史家们有些困惑不解。

　　 在结束我们课题的这一部分之前，必须说清，我无意教条地坚持直接接触式的密集集中。对于集中，正如对待每一正确原理一样，必须从精神实质上，而不是仅从字面涵义上予以坚持和运用；必须结合理解，而不是仅从文字上进行实践。相互支援的思想是不可缺少的根本思想；不论当时全部兵力如何配置，都必须做到使其每一部分都能由其他各个部分减轻其部分负担；而这一部分同样也要为其他各个部分减轻负担；同时，部署在固定驻地的兵力也要便于及时集中成密集队形。在空间上保持很大间隔的部署，也应做到能够进行这样的互相支援。日本海军将领东乡和上村在旅顺口陷落之前，出于必要的原因，曾是互相分离的；但他们凭借位于敌人两支主要分舰队之间的位置——中央，彼此互相支援。每一方都通过对其当面敌人实行控制来支援另一方。中央位置也要便于会合或增援——兵力转移——方能符合实用；例如1904年8月10日之战，当时上村曾经横越黄海海口趋前配合，但由于俄国舰队退回旅顺口，结果配合已不再需要。今日的间隔较之过去可以更加增大，因为蒸汽和电气已使运动较之过去更加可靠并使通讯联络更加迅速；然而，这种变化毫不影响根本要求，即部署数支分舰队时必须使它们能够互相支援，并在敌人通过联合以期吃掉其中任何一支分舰队之前，即能实际接触联合起来。这种想法，依我看来，绝不容许将现有的美国舰队分开配置于两处主要海岸。只有当每处的兵力都优于任何可能敌人之时，就如东乡优于旅顺口分舰队和上村优于符拉迪沃斯托克分舰队，或是牢固据有中央位置使它们能够及时会合形成统一集团之时，方可如此分开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