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与原理(续)·第九
作者：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美国
出自————《海军战略》
出自————《西方军事著作》
远程作战与海上远征
尽管遥远又分散的属地很难保持，但一个要想对任何重要海域确保其控制的国家，不在该海域谋求若干战略据点便无从立足。按其相对位置而妥善选定的这样一些战略据点便形成一处基地；这样的基地对于本土来说是次要的，而对于临近区域来说却是主要的。
一支陆军部队远离本土赴外出征时，必须在战地附近按照建立第一基地所遵循的同一原理建立第二基地，二者之间要有可靠的交通联系起来，这是军事著作家们所制定的一条原理，它在这里仍然适用；只是应当记住，安全的海上交通意味着海军优势，尤其是当本土同前进基地相距很远时，更是如此。这样的一些次要基地同本土边境的那些基地一样，都应按照同一原理建立；即为了方便起见，必须有两处设防港口，其中只有一处需要居于头等地位。它们必须互相靠近以便能互相支援，但其靠近程度又应不致使敌人毋需分散其主力舰队便能有效地监视两处港口。1803至1805年期间，英国舰队在纳尔逊的指挥下对土伦实行监视时，曾有马耳他和直布罗陀供其使用。它们不仅分担了支援舰队的任务，而且互相支援并分担了保卫英吉利海峡至东地中海这条漫长商业交通线的责任。假如俄国这次战前便将其整个舰队派到远东，便会在数量上超过日本并能立足于旅顺口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另一方面，日本拥有濑户内海和多处出口这一有利条件，便于采取出敌不意的联合运动 [ 注：见图3。 ] 。吴港位于濑户内海，拥有两处或更多的相距很远的出口，这样的港口拥有两处港口的优势，而又具有将活动集中于一处港口的有利条件。正如在这些实例中，当拥有两处港口时，作战基地便包含两处或更多的据点，这样的基地便可被视为一条线，就如本土的海岸边境一样。理想的条件乃是这些港口应当具有水陆交通之便。位于古巴、海地、牙买加诸大岛上的港口，例如圣地亚哥、西恩富戈斯、哈瓦那都具有这样的优点；但在小安的列斯群岛的任何一岛上的两处港口却都相距太近。它们实际上就是一处港口。
假如海战的想定战场范围很广并含有许多可供战略使用的据点，则对这些据点的选择也就关系重大。假如据点居于中央，其影响所及就更为平衡，由此可以比较容易地到达战场的所有部分；然而，假如其影响并不能延伸到该区的边缘，则其同本土的交通联系便将处于危险之中。譬如牙买加，就其中央位置而言，它是加勒比海地区的一些最为重要据点中的一个，但若英国力量仅局限于牙买加，则其来自本土的交通联系，势必要通过被其他国家所控制的航道，于是安全便无保障。1798年，埃及同法国的关系也是如此，假如没有马耳他或一处与其相应的据点，尽管埃及对欧洲和印度来说居于中央位置，也必然会产生上述牙买加同样的结果；实际上，尽管英国不时地控制着埃及这一位置中，但它对其同埃及的交通联系一直深感不安，尽管它握有直布罗陀和马耳他，二者都能确保抗御奇袭并能对舰队提供隐蔽所。在海外位置中，那些距宗主国最近的位置按顺序居于第一位；只有这些位置安全可靠，才能由此及远。例如直布罗陀可视为通向埃及所必需的第一步；圣卢西亚岛至少可视为通向牙买加的一个方便中途站。中央位置按顺序居于第二位，尽管它们在特定区域内就其重要性而言居于第一位，例如马耳他之于地中海和牙买加之于加勒比海。那些距离有关国家最远的位置，无论如何重要，总是最为暴露，例如埃及和巴拿马，这就必须注意通过中间据点来加强其同本土的交通联系。英国便拥有一系列这样的据点通达印度。
从上述这些考虑中可以看出，当一国政府认识到特定地区的国家权益可能成为诉诸军事行动的特征时，就应组织一些有资格的人士对该地域进行详细研究，待搜集到必要的资料之后，便确定哪些据点具有战略价值，占据其中哪些据点最为有利。当这样一些位置已被占领时，现在占有者的占有权通常便应受到尊重，至于在何种条件之下可将这种占有权利置之不理，这需由政治家们来决定而与军人无关。然而，可以设想一旦时机成熟，一个国家为了保护其认为极为重要的权益，可能行使其战争权利；而对海域的控制可能成为战争需要，即使并非其主要目的。一旦形势如此，则所谓的“战争行动”便将随之而来。该国的目的可能在于取得控制或是扩张其已有的控制；或者，另一方面，可能只是企图制止对其逼近的威胁，以保卫其现在占有的地区。
假如目的在于取得尚未得到的控制，则这样的战争就其目的而言属于攻势，而且在作战上也必然如此。然而，军事行动可能并不直接指向想要取得的目标。可能在敌人更为重视的另外某一点上，同时也是对敌人更易于实施攻击之点；而向该点进军较之直接攻击可能更有把握地到达真正目标。这里，问题涉及到整个作战实施。对于挑起战争的政府来说，也如同总司令所面临的情况一样，要想将敌人逐出某一位置，面对这一位置，存在着正面攻击还是迂回夺取的问题。正面攻击需要更多的力量，迂回夺取则需要更多的时间。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法国和西班牙曾经试图从英国手中夺取直布罗陀便是一个例证。对直布罗陀——英国属地中最为强固的军事要地——曾施以直接攻击，结果遭到失败。假如将同样的兵力灵活地用于直接攻击英吉利海峡和英国海岸，在当时海军在数量上占有巨大优势的条件下，很有可能从英国手中强行索回直布罗陀而不致失败。战争中的征服地往往只是在结束战争签订和约中做为交换手段才具有价值。在拿破仑一世的信函中，充满了关于这种意图的指令。
因而，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即战争的目的可能并不仅是军事计划的目标。实际上，战争的目的可能并不完全是为了获得领土，而是为了获得曾遭拒绝的优惠或权利；或是为了结束已经强加给宣战一方的错误行为。尽管如此，对对方某处属地的攻击仍有可能成为作战计划的一个部分。
摆在我们面前的例证受我们主题的限制，只涉及到对海域的控制，控制以环境为转移，可以部分控制亦可全部控制。一个国家必须具备下述两个条件方能进行这样的战争并取得预期的战果：第一、边境相当安全可靠，不致遭受致命损伤；第二、海军在当前的条件下能同敌方海军争夺对海洋的控制。边境或海岸，就其最广泛的意义而言，乃是整个战争的根据地，以其为基础进行防御，相当于较小范围的作战基地，由此发动单一的作战活动。海军乃是实施进攻的主要武装；但在防御中则起次要作用，在攻势海战中它居于领先地位。甚至在大规模的联合作战活动中，舰船仍起着主要作用；只有在敌方没有海军的情况下，舰船才无用武之地，如塞瓦斯托波尔之战即是如此。当时有两条交通线通往战场：一条是陆上交通线，完全处于俄国实力范围之内，另一条是海上交通线，完全控制在同盟国家手中，敌人将其舰船上的装备拆除之后便将舰船沉掉。因此，这一战便成为对一座巨大要塞的围攻战，而围攻一方的交通线丝毫不会受到干扰。在1779至1782年的直布罗陀之战中，进攻之所以失败，完全是由于同盟国家的海军软弱无能所致；如其海军称职，则英国舰队便无法投送补给。
在超出本土直接相邻地区范围的海域进行战争的问题，只不过是一般军事行动的一种特殊事例。这一事例便是海上远征。远征的国家在遥远的水域可能已经拥有也可能尚未拥有可以用于战争目的的位置；然而，不管它处于那种情况，都要采取攻势运动，以便占有或至少控制敌方的领土。即使战争的主要目的在于防御，而防御最好仍是以进攻活动来达成。
这种作战行动不同于其他，它具有独自的特点，表现在搭乘舰船的陆军分队在海上期间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其安全完全依赖于本国海军对海洋的控制。不论这支分队是大是小，士气如何高昂，纪律如何严格，技能如何高超，但在航渡期间则处于瘫痪状态，无法进行有效活动。这一期间的危险性以及随之而来交通线所承担的风险，而交通线则始终依赖于对海洋的控制，所有这些都是考虑这一主题时必须牢记的突出因素。
首先，仅就这种远征的主要特点概括提出几点粗浅的看法；然后，扼要地叙述两项历史实例并加以讨论作为例证。
本土边境相当安全可靠，海军足能同敌人争夺对海洋的控制，这两条基本要求前面已经阐明，其次就是制定最佳的特定作战计划来达成你的目的。这包括选定一处基地，一个目标和一条作战线，这三项对于每一作战行动都是必不可少的。
关于在你要想控制的海域以外的其他区域攻击敌人的问题，由于涉及范围过广，暂搁一边。这里所指的最终目标应当是对于总的态势可能具有最为重要影响的位置、线或区域；用通常的说法，就是关键或要害。假如你所指向的特定区域明显地距离你的一处海上边境较之距离其它处海上边境更为靠近，则作战计划的基地便应设在靠近的海上边境，除非另有重要原因，如缺乏良港或现成的船厂。正是由于德国如今已经成为具有威胁性的海军强国，所以大不列颠除已在查塔姆拥有船厂外，又在北海的罗赛斯另设船厂——一处出色的坞修船厂。这显然是为了在北海作战对德国海岸进行攻击，英国基地已从以普利茅斯和朴次茅斯为界限的海峡转移至北海。同样，奥地利和俄国已将其海疆推向地中海，因为它们的其他出海口都分别远在亚得里亚海的顶端和黑海，由于过于遥远而且其通往海上的交通在军事上又过于暴露，故不适于充当作战基地。
另一方面，美国在其墨西哥湾海岸拥有一条基地线，这条基地线较之诺福克和纽约这两处位于大西洋海岸的主要天然海军场站，明显地靠近地峡和加勒比海西半部。然而，随着战列舰尺度的急剧增大，又加在密西西比河坞修困难，墨西哥湾各处港口能否与大西洋各港同样地提供主要的作战基地，实在值得怀疑；由于它们的位置靠近，用于物资补给还有价值，但不适于进行较大的修理，因而能否构成中间前进港口也确实值得怀疑。与此同时，关塔那摩和基韦斯特在为指向地峡的作战中，由于位置靠近并能互相支援而具有明显的优势，以致即使它们只有二等的坞修设备，也能高度符合需要并且极为方便。这当然要承担某些军事上的风险；例如，大不列颠设在直布罗陀的船坞，情况便是如此，在现代条件下该船坞便位于阿尔赫西拉斯海岸射程之内。
大型海军船厂标示着基地线的位置，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并标示着其长度。这些船厂所建造的鱼雷艇和潜艇作为当地资源，有助于防护它们之间的海岸线及其两端的稍远地区免受敌人攻击。关于从这种固定基地出发向选定目标运动的问题，则涉及到对作战线的选择。在开阔的海面上，最直接的航线就是最天然的航线，如其他情况都等同，也是最佳的航线；然而，会有许多情况可能影响到决心。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同对方海军力量相比的己方的海军力量，这一力量不仅取决于总吨位或金属重量，而且还取决于总吨位在各级舰船之间的分配和取决于每级舰船在武备、装甲、速度和煤炭续航力等方面的特点。所有这些质量都关系到战略实力要素，有时它们是互相矛盾的；而且要在它们之间进行调整可能就会严重地影响到战略计算。这就说明，国家舰队的组成实际上就是一个战略问题。在已知交战国家的各自海军实力及其与争夺目标的相对距离的情况下，假定双方——防御的一方和进攻的另一方——争夺同一目标，它们也会影响到作战线的选择，因为有待保卫的交通线的长度实质上会影响到对抗双方的力量。正是在这些线上或长条海域里，特别是快速巡洋舰更能干扰作战行动，迫使对方从舰队中抽调巨大比例的兵力来制止它们的活动。这些线愈短愈多，距敌港愈远，敌人的任务也就愈重，而这些线很可能就会更加安全。
我们即将展开广泛讨论的大规模海上远征——一批战舰护送一支搭乘运输舰船的陆军部队——对于某些人来说，似乎是不可能的，好像是一场空谈，过去从未发生过，今后也不可能发生，然而，请记住，它确实在近代最伟大的将领的指挥下曾于1798年发生过，而且这次远征受到一代海军名将纳尔逊所指挥的同等规模的舰队的追击；现在这里所提出的问题，也一定是拿破仑和纳尔逊二人当时所曾经仔细思考过的主题。要使这样的事情永远不会再度发生，那就必须认识到西印度群岛和加勒比海的未来明显的重要性，它们是通往巴拿马地峡的通路，而且通过巴拿马地峡延伸到太平洋各地；还要认识到加勒比海任何两点之间的距离，就其航渡时间而言都很短。还需记住，加勒比海的海域较小，其长度仅及地中海的一半，因此，一旦环境特别有利于这种冒险时，大规模的远征便有可能发生。
当己方的海军力量大大超过对方时，这样的大部队渡海远征，便能够或是全部或是部分获得安全保障。在拿破仑所进行的历次战争期间，英国就曾不断地以陆军部队，往往是庞大的部队进行海上远征。美国在墨西哥战争和南北战争中也是如此。1830年法国征服阿尔及尔以及英法于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也都是如此。在这些实例中，安全几乎毫未成为军事问题；但当双方兵力接近相等，甚或一方明显而突出地居于优势时，情况便有所不同。在拿破仑时代，尽管英国海军大大超过法国，但其任务繁多而又艰巨，换言之，它无法到处分兵把口，这就经常为对方分舰队造成同其重要运输船队遭遇的机会。因此，须对运输船队进行直接保护，这就是说，必须有一支武装舰船伴随其活动，这些武装舰船的力量要同航运事业的重要性相互对称。在我们的时代里，仍需记住，这样的运输船队往返时都要像这样有武装舰船保护防卫；而绿水学派或存在舰队学派则主张，当敌方舰队存在于必经航线附近之时，这种运输船队就不应出航。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对抗双方的海军力量实质上相等，交战双方都曾派出过这样的运输船队。
在除掉确保作战线全长安全所需兵力之后，如仍拥有一支大大超过对方的海军时，则不妨对渴望夺取的目标立即实施攻击；愈快愈好。假如在采取这样的行动中，你经过一处为敌人所控制并能掩护其舰船的港口——一处可使敌人具有某种截击你方煤炭或弹药补给可能性的位置——则对这一位置必须严加注意，务必使其不足为害。
例如，牙买加和圣地亚哥紧靠向风海峡，该海峡是美国大西洋各港口至巴拿马地峡的直接航道；加的斯和直布罗陀紧靠所有航船自大西洋驶入地中海的必经航道。这样一些位置的军事特点是，“它们从侧翼威胁着航道。”假如他们把战舰藏在港内，则航线就须用兵力予以防护，这支兵力的组成及其驻泊地点靠近该港的程度，应以能够阻止港内舰船的活动为准。当敌方在蒸汽行驶航程范围之内任何一地拥有一支优于这种分遣队的舰队时，则这支分遣队就会暴露在组成这支舰队的舰船面前。例如，1799年法国布勒斯特舰队突然出现在地中海时，英国海军却分散为若干部分，其中可能不止一个部分连续不断地有效地被逐个击破。分遣队还会削弱主力部队的实力；但并不一定，也不会总是削弱到妨碍向目标挺进的那种程度。英国由于拥有各式各样的重要权益，有军事上的也有商业上的，而且又分布很广，故以前就曾感到其海上航线在许多地方受到许多港口，诸如布勒斯特、罗什福尔、费罗尔、加的斯、土伦以及一些稍远一点的海港，从侧面的威胁。它必须在每处港口前面配置同港内兵力相称的分遣队以对付这一困难。这种连续不断的兵力部署及其在阻止敌方数支分舰队联合起来进行攻势行动之中所发挥的更为重要的军事作用，往往会掩盖这样一种实际情况，即这些不同的海上位置就是这样地遭到监视和钳制；恰如一位陆军将领在陆上保卫其进军路线以防来自一座要塞的威胁一样，如果不能将这座要塞攻克，则其位置就会威胁他的交通。
近来有一种倾向，对于翼侧位置对交通线的作用产生怀疑，认为不如对交通线的目的地点进行集中设防更为有效。存在的二者之间并无矛盾，因而没有必要进行这种对比。马耳他对于来自在埃及作战的西地中海国家的一支远征军的交通线能够施加强有力的影响，但这并不能否定位于埃及本地的机动的或设防的军事力量的价值。1813年威灵顿于葡萄牙控制了托里什·韦德拉什这处坚不可摧的设防位置以抵御陆上攻击，确保其在里斯本的海上基地的安全；而活动于菲尼斯特雷角外的微不足道的美国私掠船竟能严重地扰乱其同英国诸岛的交通联系。
假如有这样一处据点，它位于或靠近于你的作战线，如今这条作战线又成为交通线——即在该线上你的战斗舰队可以安全通过，而对于运输舰船却不安全——但通过迂回航线却可避开该点，完全摆脱敌方的搜索并获得相对安全，则你便可能改变你的交通线。也可根据该港的特点或港内战舰的已知数量，派遣一支大型分遣队护送运输舰船通过该线全部比较暴露的部分，不时地启用该线。例如在1779至1782年这段很长时间里，英国就是以大型护航船队在战斗舰队的保护之下对直布罗陀进行救援。
对舰队进行补给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单独由补给舰船伺机通过他们自己的海军巡逻所控制的航线输送补给；另一种是由一支大型护航船队在一队武装舰船的直接保护之下进行输送。可能两种方式均能使用；主要补给则须依赖护航体制，并偶尔单独由运输船予以补充。护航船队必须严加防护，因为敌人必将监视其航行并试图将其摧毁，这是敌方的次要的正规作战方式之一；因此，为了护航船队的安全打一仗，将被视为当然。单独的补给舰船则须仰赖其速度，仰赖对避险航线的选择，仰赖巡洋舰级的军舰进行海上全面警戒。不论采取哪种特定方式，如能拥有两条或更多的补给线通往目的地或通往舰队所在的位置，则总是有利；此外，连续使用单艘舰船进行补给比起使用大型护航船队也更为方便，因为大型护航船队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加以保护，这样就会削弱作战兵力。美国正准备在巴拿马地峡设防并派兵警卫这处要塞。显而易见，一旦发生冲突，便能极为便当地既可从海湾，又可从大西洋，还可从太平洋进行补给。
一支舰队离本土前往相当远处作战时，不应只靠一条补给线。总的说来，对于作战兵力或战斗准备来说，集中乃是正常部署，但补给体制，如果能够避免，却不应集中于单线。这一说法实际上是梯也尔引用拿破仑下述简明精辟名言而予以运用：“战争的艺术在于巧妙地实行分散便于生存，并在这种方式之中你又可能迅速地实行集中以便进行战斗。”
假如由于监视中途港口必须削弱兵力，并因而形成敌我兵力相等；或是所余兵力虽然仍居优势，但在适当的援兵到达之前却不能利用战机制服目标的抵抗，在这种情况下兵力则不应分散。而应当或是夺取这一途中的港口，或是，如你认为现有的补给足以维持到决定性活动完成为止，则你便可继续前进，暂时放弃你的交通线，恰如俗语所说，断绝同你的基地的联系，使敌方的翼侧港口无从遂行其意愿。当然，如此重大的步骤，除非燃料这一重要必需品确实不会短缺，就决不应采取。一艘舰船没有军火，可以逃跑，只有一半口粮，人们还可活命，但如没有煤炭，则这艘舰船既不能战又不能逃。
如果，恰如假设那样，目标乃是陆地的一部分，即敌人控制的一处港口或一座岛屿，则征服之后未必就能像夺取陆上要地之后那样，立即对战争起到决定性的控制作用；因为必需而有限的陆上交通线往往聚集在通往一处陆上地区的要冲，占据这要冲便掌握了绝对控制权，而在海上却几乎没有完全类似的要冲。这是由于前已粗略提到海洋极为开阔，可以采取多条航线航行，以避免于特定的战略位置近傍通过。一处陆上战略位置所具有的许多重要性在于陆军被迫须循一定的道路而行，如果改取其他道路，便会招致过分的不利。诚然，如今海上也有一些类似的要地；例如直布罗陀。如果占据了博斯普鲁斯海峡或达达尼尔海峡，便可绝对地钳制住黑海的俄国海军；而且不难想像，假如有一个海上强国控制了北海两岸，同时另一个大体相等的海上强国位于英吉利海峡和比斯开湾一线，则掌握多佛尔海峡的一方便能严重地阻止另一方的活动。像苏伊士这样的运河也是相当于这样的一个据点。
然而，以上数例实属罕见；海上区域的要冲的威力同陆上战场的要冲相似，只是程度有所不及。前面所举的史例，如拿破仑占领埃及和马耳他，恰恰说明了这一点。当时，法国掌握了西方控制东方的钥匙，但却未能加以利用；最后反被其敌国的海军从其手中夺走。掌握住道路的交叉点，确实是件好事，但如你本身既不能利用这些道路，又不能阻止敌人利用它们，则又有何益？
由此看来，假如你先发制敌得以攻占你所要取得的目标——或是由于战争准备比较充分，或是由于行动比较迅速，或是由于比较靠近战场——则在你尚未建立起海军优势从而控制住你与本土相联的通路以及你刚刚攻占的位置附近的那些具有重要性的通路之前，你还不能认为你的征服已经稳固。诚然，征服本身使敌人失去一处必需的基地或许还损失一大部分舰船，这才有可能建立起这种优势；更为常见的则是，由于你的舰队在数量和质量上优于对方从而出现这种优势。显而易见，对于那些早在战争爆发之前即已掌握的位置，也是如此；例如巴拿马运河地区和夏威夷，惟有依赖舰队的力量，才能最后保持住它们。必须记住，门罗主义并非军事力量，只不过是一项政治宣言而已。
假如决定性的海军优势并不存在，那你就应当做好准备打一场海战，这一战的结局将决定你新取得的位置的最后命运；就如拿破仑远征埃及初战告捷，但随之尼罗河一战法国舰队全军覆没，于是初战胜利便被断送。东乡大将对其位于对马海峡之外的舰队所发出的信号，“帝国兴亡全赖今日一战”，尽管主要是激励爱国热忱，但最终仍不外是这里所阐明的一般军事真理的特殊运用。日本人由于预先有准备，技能熟练，迅速果断，抢在俄国人行动之前，恰如拿破仑抢在英国人之前那样，将本国的部队派至海外。日本已经在朝鲜和满洲获得了巩固的立足点并夺取了旅顺口，恰如法国夺取了埃及和马耳他一样。左右局势的位置钥匙已经掌握在日本人手中；但若东乡舰队战败，则必前功尽弃，就如布吕埃斯败于纳尔逊从而断送了拿破仑的战绩一样。相反，俄国人也同时派出了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舰队以相同的方式迫近其渴望取得的位置，为了远程作战，俄国舰队满载煤炭并伴有护航船队同行；然而，在其接近到达点的航程中必须首先不惜一战，在这一战斗中俄国舰队、煤炭和护航船队全都同归于尽。
这场不可避免的战斗如能在位置陷落之前而不是在位置陷落之后进行，则情况的确可能会非常之好。假如你方远征队向着脆弱无力、并越来越糟的陆上防御进攻，而敌方舰队同你方舰队大体相等，则敌方舰队必将在离港口的一定距离之处向你发动进攻，而你由于在这样的远征中必须照管运输和补给舰船而受到拖累。假如敌方舰队是向本土港口移动，而你的目的在于对其进行阻拦，如东乡对付罗日杰斯特文斯基那样，那就会更多地出现上述情况。
假如1798年纳尔逊追上了拿破仑，他就应当并定会在海上发动进攻，因为他早已为此做好了系统的准备；而且，假如他对战舰的突击获得成功，他便能有效地制止拿破仑的远征。1759年当法国已经做好大举入侵英国的准备时，以及1795年当提出建议从土伦派遣一万八千人的部队再度征伐科西嘉岛时，法国当局经过争论认为法国舰队应当首先同英国舰队会战，这正是因为敌方舰队同己方相等，必须将其除掉才能确保航道安全。不过，必须看到，法国人的技能总的说来居于劣势，尤其是法国的海军将领更是如此，这就是促使法国海军部长如此极力主张上述做法的基本原因。
在这样的联合远征中，究竟舰队和护航船队应当同行，还是须待制海权解决之后护航船队再行活动，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难题。与其做出硬性的教条式的定论，倒不如反复思考再提出看法为好。显而易见，问题主要取决于目标的距离。1759年法国和1803至1805年拿破仑都试图入侵英国，现在德国也在经常设想入侵英国，在这样的入侵中，由于目标和预期的海战地点都距离很近，能够迅速获悉战果，不会丧失宝贵时间，便可随即运送陆上部队乘胜追击。敌方将无时机重新组织抵抗。因而，没有什么适当的理由事先把陆军暴露出来，使其共同遭受一旦舰队不是战胜而是战败所带来的灾难。因此，拿破仑于1805年将其陆军部队控制在布洛涅，就是等待其舰队出现在海峡，以便在海峡取得他希望的六个小时的制海权。据说，1759年也是采取这样的做法。
但如目标相距遥远，如埃及之距离法国，或巴拿马之距离美国或欧洲，或夏威夷之距离太平洋海岸的每一个部分，则在海战胜利之后，应随即迅速登陆，以免敌人利用部队到达所需的这段很长时间获得喘息机会。在这种情况下，随之而来的登陆是必然相连的行动，对于适当地乘胜追击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必然相连的行动；说进行这样的追击的工具应当近在手旁，看来是完全符合所有一般原理的。这就是说，护航船队，即陆军部队应当跟随舰队，而其数量至少应能保证攻占一处位置并加以固守以待援兵到达。这同敌前强渡江河的方法完全一致。渡海不外是渡江规模的扩大而已。其随行陆军部队的数量比例只要同固守位置以待援兵这一当前任务相称；但数量比例主要属于细节问题，并非原则问题，而且将受到许多其他细节的影响。当然，决定性的细节应当是不使过多的部队暴露，以免战舰战败时而被俘。
其次，近距离入侵可分为大规模的主力战和具有佯攻性质的牵制战。后者按其规模，较之大规模作战可能承担风险，自然可以承担较大比例的风险；因为总体危险并不那么大，即使失败也不会那么惨。对于用一艘艇可以承担的风险，就不宜动用一艘舰，对于用一艘舰可以承担的风险，就不应轻率地动用一支舰队。从战略上看，牵制战的胜利对于战争的胜利尽管可能具有突出的作用，但却不如大规模的主力进军所获得的胜利那样极为重要。大规模远征，即大举入侵，应具有牢固持久的特点，既要速战速决，又要稳步推进，其配系必须严谨，每走一步要把其它的各方面都加以衔接，从整体来看，乃是一次持久的连续作战，就如1870年德国入侵法国那样。牵制战，尤其是海上牵制战，假定仅是一场瞬间战斗，或者，最多是一场根据情况所发生的变化而进行的战斗。因而，实施牵制战的一切作战手段必须随时都能使用，以便到达目的点之时，全军可以即时展开；这就意味着陆军部队必须伴随舰队同行。在英国的传统做法中，陆军部队伴随舰队的实例多不胜举。诸如多次对西印度群岛的远征，1762年对哈瓦那的远征，法国革命战争中的其他远征以及1801年法国对埃及的远征，都属这类远征。这些远征，规模虽然大小不一，但都是海军同陆军一起航行。
然而，从英国的实际战例中可以看出，假如英国海军并未拥有那样的优势，则其战绩也不会那样辉煌。1796年杰出的陆军将领奥什远征爱尔兰的作战行动更具有说服力。他的部队曾定为两万人，但出发时却未足此数。他们希望以这支部队构成爱尔兰人全面叛乱的骨干；也就是说，其最后步骤取决于爱尔兰内部情况的转变。无论其影响如何，这只不过是一场牵制战；而要使这场牵制战获得成功，就应在舰队抛锚之后，陆军部队立即随之登陆，而他们正是这样做的。1690年法国企图入侵英国。这只能是一场牵制战，因为它期望发生一场支持詹姆士二世的叛乱。舰队没有携载陆军同行。在比奇岬一战取得巨大胜利，迫使英荷联合舰队退出海峡；但由于陆军不在手边，以致无从扩大战果。
通常，如果海军在适当时期内还不居于优势，那就不应试图进行大规模的渡海作战。其理由前面已经讲过，即在战争中，主力行动的每一步骤必须相互紧密衔接，如果海军不能控制海洋，也就无法做到这一点。然而，有希望的牵制战，即使海军处于劣势，也是可以允许进行的，但必须仔细考虑，权衡得失，看看是否得多于失。当双方海军接近相等时，如1690年及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其具体作法一般都是双方毫不犹豫地在适当的护航之下派出小量的陆军部队。
防御一方的舰队选择何处位置用以进行搜索来发现和打击途中的远征军，这是属于战略范畴的问题。1805年纳尔逊从西印度群岛返航欧洲时，对其下属舰长们宣称，假如遇到他所追踪的同盟舰队时，当时敌舰二十艘对他的十二艘，他定要同敌交战；但他又说，不接近欧洲，他就不会交战，除非机会过于诱人不可抗拒。我并不确切知道，他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选定这一地点的任何理由。据我推测，面对这样的差距，他必定追随敌人观察战机；然而，如果毫无有利战机，他无论如何也会进行交战，因为在此之后和在此之前，他都曾说过：“当敌人将我彻底战败时，在这一年里，他对英国就再也不能为害了。”这是一个正确的战略思想。如入侵部队被束缚在一条或有数的几条航线上，则选择何地进行交战，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掌握在防御一方的手中，取决于其对入侵一方动向的了解。
举例说明：假如纳尔逊于1798年尼罗河之战之前就已确知法国舰队的航行去向并选择他的攻击地点的话，那么最好是选在靠近埃及之处；因为假如法国人战败，在离法国这么远地方纳尔逊则能比较彻底地摧毁敌人；反之，假如他被打败，亦由于远离英国而不致使本土物质上遭受很大损失。如果导致一方希望在某一位置进行交战的理由确有依据，则这一理由也会促使另一方，如有可能，力求避免在该处应战。总的说来，迫使入侵者应战的地点，应当距离其本土基地愈远愈好；但须记住，在目的地附近取得小胜或部分胜利，并不一定就能阻止远征军的登陆。假设从古巴出发对圣卢西亚进行远征。在这种假设情况下，防御一方的舰队很可能采取攻势行动，力图对远征军进行中途拦载并在其航线上进行骚扰，这种战法可使防御一方在自由机动方面取得决定性的优势，因为它没有运输舰船需要照顾。这种骚扰和等待时机正是纳尔逊所倡导的战法，他还主张在距离敌人目的港足够远的点上发动坚决的攻击，一举结束会战。而攻击方式则属于战术范畴。
假如海军决定性的优势尚未存在，则在攻占目标之前或之后，必须进行一次会战；假如存在这种优势，就应充分加以利用，于所到之处将残存敌舰悉数摧毁。至于海军处于劣势方面的问题，就毋需讨论了；因为根据我们的考虑，面对优势舰队，除非只是牵制战，这样的长途远征根本没有理由的。当拿破仑于1798年以十三艘战列舰驶向埃及时，英国在地中海只有三艘战列舰，纳尔逊在援兵到来之后，采取主动仍然得以追上并超过远征军。即便这样，英国舰队的兵力仍然稍逊于法国。另一方面，法国在同年和1796年对爱尔兰的远征都遭到彻底失败；尽管原因很多，但实际上终究还是归因于海军处于劣势，正是由于处于劣势才迫使他们选在一年之中风暴最大的时间远征，以为这对规避最为有利，不料却因此使他们陷入灾难之中。假如选在较好季节，则英国海军的控制作用会就更为直接，更为显著。切勿将此评论理解为对于特殊行动含有谴责之意。这种特殊行动只是为牵制战而设计的，显然它是经过严密构思并能经受前所提及的标准的检验；即预期所获得的利益明显地超过失败所遭致的可能损失。
因此，这样一支远征军在途中应尽可能集结在一起。在这段时间里，它毋需为交通而担心，因为急需的补给伴随其一起航行。于是，担心的不是战略问题，而是战术问题，即如何保护运输船队的问题，以及一旦同敌人遭遇面对敌人如何进行机动的问题。其警戒和通讯由轻巡洋舰担任；战斗序列中的重型舰船则保持在舰队司令及护航船队进行支援的所及范围之内。
战斗舰船的这种持久集中，乃是极其重要的基本条件。尽管可能出现需要另行分兵的情况，或者派出分遣队可能有利，这些战斗舰船都不应再行分散。1796年法国远征爱尔兰时，假如其陆、海军指挥官坚持同战列舰在一起而不脱离战斗兵力，本来很可能会像两年之后拿破仑在埃及那样确有把握地完成登陆。拿破仑可能接受了这次教训，他始终同舰队司令坚持在一艘最大的战列舰上。运载陆军部队开赴埃及的护航船队是从几个港口出发在途中集结起来的。当奇维塔韦基亚已经在望时，法国舰队司令曾向拿破仑呈送一份书面命令，请求派出四艘战列舰和三艘护航舰前往保护来自该港的船队，直至其同远征军主力会合为止。拿破仑在此命令上批示：“假如在这次分兵之后的二十四小时内发现十艘英国战列舰，而我将只有九艘而不是十三艘。”法国舰队司令对此无言可答。这一事件对于意图和目的必须集中这一论点提供了颇有价值的例证；或者用拿破仑的名言：“目的的专一”亦即兵力的集中是一样的。法国舰队司令的观点是，通过分兵他既能保护主力船队，又能保护即将到达的分遣队。拿破仑则看到，对二者进行防护，二者都有可能暴露而遭受覆灭之灾；因为，假如分遣队同英军遭遇，其对比将为十三比四；若主力同其遭遇则将为十三比九。即使分遣队拥有九艘舰船，也不见得就比拥有四艘更为安全，主队的情况也是如此。那支较小的船队在暂时无法避免隔绝的时刻里，就只好任其冒险。这一实例恰同建议将我们的舰队分开部署于大西洋和太平洋完全一致；同俄国在最近这次战争中的错误部署，性质也完全相似。
只要陆军部队仍在海上，护航舰队就以护卫该部队为中心进行部署，这在性质上属于战术范围，其所依循的法则同每支陆军部队在行军中准备同敌遭遇所遵行的法则是一致的；但当目的地已经到达并已获得胜利时，陆军部队便自保安全，舰队为护卫陆军部队而进行的战术部署便告解除，随之而来的便是有关陆军交通联系，控制海洋以及舰队如何部署以确保最好地达成这些目的战略问题。像马耳他这样的位于交通线翼侧的中途敌港，到时便可能牵制舰队的全部、至少是相应的力量。
上面我们就一般原理对当前的主题进行了论述，间或附以例证。现在我们将较为详细地列举两个远征史例予以讨论。两个史例相隔两千年，但它们所提供的共同教训有力地说明了重大的普遍的战略原理具有永久性。
爱德华·克里西爵士在其所著的《世界十五次决定性战役》一书中，将公元前415年雅典人远征叙拉古 [ 译者注：今西西里的锡拉库萨。 ] 的失败列入这些战役之中(见图9)。姑且不论这一特殊主张是否得当，但这一事件对于研究军事历史持怀疑态度的人来说，肯定很有价值，因为它表明在物质或机械发展的一切条件下，战略问题尽管受到每个时代战术上的困难的影响，但却依然如故。
图9 雅典人远征叙拉古公元前415年
问题所涉及的时代是罗马同迦太基大战(史称布匿战争)之前的两个世纪，雅典拥有当时世界上极大的压倒优势的海权。其海上权力延伸至爱琴海诸岛并控制了其资源，并以达达尼尔海峡两岸和现在我们称之为土耳其欧洲部分的大陆为巩固基地，由此雅典的贸易推进到黑海当时和今日的产麦中心克里米亚。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雅典曾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今之摩里亚)半岛的诸联邦进行战争。雅典由于缺少像英国那样的既有力量同时又安全的岛国位置，眼看着阿提卡城下的小片领土被敌人的巨大优势陆军毁坏殆尽；但它依靠庞大的海军和商业财富，换言之，即依靠其海权，一直傲然固守。它依靠海权在敌方海岸上控制了两处遥远的前进哨所；一处位于皮洛斯角，今之纳瓦里诺湾，即1827年英、法、俄联合舰队在爱德华·科德林顿爵士的统率下摧毁土耳其海军之处；另一处在纳夫帕克托斯，位于科林斯湾入口。两处哨所都是颇有价值的战略据点，既可用于入侵敌国领土，又可用以切断来自西西里岛的谷物贸易，该岛居民是同斯巴达有血缘关系的希腊人。此外，克基拉岛，今之科孚岛，同雅典结成紧密联盟；古时，从希腊开往西西里岛的桨帆船的航线就是沿岸航行至科孚岛，然后越海至艾厄皮吉恩角，今之圣玛丽亚-迪莱乌卡角，由此沿意大利海岸前进，该岛对其控制者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它被选为运输船的集合点；然而，能将所有这些力量要素结合在一起的乃是雅典的海军。
这就是将近公元前413年雅典决定征服西西里岛首府叙拉古作为攻取全岛前奏时的形势。在导致雅典采取这一郑重步骤的许多动机中，其中包括谋求海上的势力范围，这就大大超过以往的任何企图，我们在这里只关心军事；对于其他动机只是附带提及，因为我们的注意力主要放在这次远征本身，而不在于整个战争。
在攻击西西里岛的军事原因中，首先是由于岛上的希腊城邦中的大部分是一个对雅典怀有敌意的种族的殖民地，所以就担心岛上的希腊城邦会连同其舰队参加当时正在进行的战争。假如这一担心很有根据，则正确的军事政策不但能证明趁其准备尚未就绪即发起攻击是应该的，而且还会要求这样做。因为，假如联合得以实现，势必使赖以维持雅典安全的制海权遭到严重损害。这一形势很像1807年英国政府在哥本哈根俘获丹麦舰队的情况，当时英政府得知拿破仑同沙皇达成默契，打算在其海军总体政策中迫使丹麦海军同其合作。第二个原因则是，当时历年来富饶的西西里供给了敌人小麦，正如雅典从黑海获得了粮食补给一样。假如拥有足够的力量来实现这一目的并控制住主要港口，则上述两点共同证明，这一计划从军事观点来看是切实可行的；但雅典入侵军的统帅对当时的海上困难不可避免地缺乏经验，我对此做出权衡之后，仍然相信雅典的海权力量足能胜任这一任务。
关于总体的军事政策，就叙述到此为止。现在研究一下这次远征的特定战场的种种条件。
雅典在希腊诸邦中距离西西里最远。对手的领土伯罗奔尼撒半岛恰在西西里和雅典之间。雅典拥有位于该半岛南端外海的基西拉岛(凯里戈岛)和位于西面的克基拉岛，同时它依靠其海权力量还控制了爱奥尼亚海的其它岛屿并占领了纳夫帕克托斯和皮洛斯两港。沿雅典舰队经常过往的意大利南岸直到墨西拿海峡，每一座城邦都怀有敌意或持不友好态度；而位于该线两端的塔兰托和洛克里，一个位于意大利靴跟，另一个位于意大利靴尖，更是怀有强烈的敌意。位于墨西拿海峡的墨西拿，由于政权更迭，如今已站在反对雅典的一边。接着便是西西里东岸的三个友好城邦，再过去便到达第一个目标叙拉古。关于这次不幸的远征，再也不能做进一步向前推进的设想了。
选定叙拉古做为目标完全正确。它是来自西方的殖民地的对雅典形成整整一系列危险的前线和中心，基地和柱石。假如雅典的海上兵力确如事件所表明的那样强大，则对叙拉古实施直接攻击便是正确的。在具体实施中，远征军必须在一些能够掩蔽敌人舰队的敌方的战略据点近旁通过；但雅典领导人确有理由估计，这些战略据点如果没有援助，就不取采取反对行动。这一估计是对的；它们对雅典怀有猜疑，除供应淡水和允许抛锚外，拒绝给以援助，但没有一个沿海城邦敢于举起手来反对这支海上力量。同其基地相隔绝的雅典人拥有一支在援助到达之前即能挫败叙拉古的兵力，他们确有理由依靠其对海洋的控制就能吓倒靠近其交通线的那些敌对城邦。实际上，这些敌对港口，除塔兰托之外，终于允许围攻叙拉古的雅典人从他们市场上获得补给，并成为雅典人的新的供应和资源基地。
这就是已经发生的情况。关于可能发生的情况，一位叙拉古人在公众集会上的演说中，进行了令人惊佩的阐述，叙拉古拥有一支虽居劣势但却相当可观的舰队，其所处的战略条件对于战舰和运输船组成的远征军增添了许多难以摆脱的战术困难。此人名叫赫摩克拉底，他建议主动利用位于雅典作战线翼侧的战略据点塔兰托，向那里派遣一支舰队威胁敌人的交通，阻止其前进，或者，如其继续前进，则一旦时机成熟，即纳尔逊所说的不可抗拒的过于诱人的时机，便对其采取攻势行动。赫摩克拉底的演说词如下：
“在我看来，还有一点比所有其余各点更为迫切，更为重要；尽管由于你们过惯悠闲的生活，可能不会获得你们的赞同，但我还是要大胆地提出来。如果我们西西里岛全体居民，或者至少我们叙拉古人，同其它能够援助我们的人们，立即将所有准备好的舰船开赴海上；携带足供两个月之用的粮食，如果我们能在塔兰托或艾厄皮吉恩角迎击这些雅典人，在那里使他们确信，在他们进入征服西西里战争之前，他们必须打开通过爱奥尼亚海这条通道，我们应当以极端的恐怖措施来打击他们。我们要无限制地使他们迷惑，使他们感到我们会从友好港口冲向前去保卫我们的外围工事，因为塔兰托会欣然接受我们；而敌人则要随同他们的笨重运输船通过广阔的海域，经过漫长的航程，必然难以保持正规队形。这样一来，其进程必然缓慢，只能力求在前进中确保其队形，于是我们便有成千的机会对其实施攻击。如果他们迎战而一齐冲向我们，他们就必须用力划桨，待他们力气耗尽时，我们就向他们进攻； [ 注：雅典海员是最精练的，他们的战术方式是依赖其高超的技能，以自己的船首去撞击敌人的船舷，以己船最强的部分对付敌船最弱的部分。进行这种机动，桨手们必须全力以赴，精力充沛。叙拉古人把他们的大划船的船首增强到不正常的程度，以船首对船首，就像两只鸡蛋硬碰硬一样。叙拉古人技能低劣，假如雅典桨手以充沛的精力操纵其较易操纵的战船，则他们就无法保证进行这种特殊的撞击。而罗马人一旦同敌人接触，却不会因桨手疲劳而受影响；因为他们是将敌船拴住，由精力充沛的战斗人员冲上敌船。所有这些特点均属战术范围；其中每一项，恰如1800至1812年美国海军以二十四磅炮取代十八磅炮一样，都有其真实的战术上的根源。 ] 或者，一旦情况不利于战斗，我们总是能够设法退入塔兰托港内。
“这样一来，雅典人在海上就经常处于待战状态，他们只带有小部分给养，当他们沿着无法取得补给的海岸航行时，他们就会陷入巨大的危难之中。假如他们决定继续停留在他们的补给站”即留在科孚岛，“他们就会不可幸免地被封锁在那里；假如他们冒险出航，他们就要不可避免地将其驳船和供应船留下，”因为在当时的战斗中它们会造成战术困难，“而且由于无法保证能够受到海岸各城邦的热情接待，他们必然会极度惊慌，”为其交通而担心，“我坚决认为，在这些阻碍所造成的巨大思想混乱中，他们绝不敢从科孚岛出航；或者，至少当他们犹豫不决，不知所措而派出监视船查明我方舰船数量和位置时，这一年中的季节也就拖延到冬天了。”
从这篇演说中可以明显地推断出在战略以至战术范围内影响海上作战的更深一层的细节；那就是，古代舰队如打算使自己要在海上维持一定的时间，就如在这一史例中从科孚岛直航叙拉古，就不得不装载大量的粮食和淡水，这就会使战船加大吃水，造成机动迟缓而又困难。换句话说，关于选择航线所进行的战略考虑，即选择较短的航线还是沿着友好海岸前进，也涉及到舰队效能这一战术问题，其中速度和旋回能力最为重要。这样的思考也适用于在敌人战术所及范围之内，像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曾经实行过的超载装煤。还须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划桨极度劳累，必需为桨手提供充足的营养品，而热天又特别需要饮料。
赫摩克拉底的计划具有以下引人注目的决定性特点：(1)肯定位于敌人必经航线翼侧的塔兰托的战略价值，其作用与牙买加、直布罗陀、马耳他相同；(2)他建议利用塔兰托，迅速动员叙拉古或西西里的舰队并将其集结在雅典进军路线翼侧的一处可以免遭攻击的位置上。这就意味着，首先，形成一种不容敌人忽视的威胁；其次，以一支劣势海军随时准备采取攻势行动以打击敌人作战计划中最为薄弱而又最为致命的环节。
从赫摩克拉底的建议中，我们得到一种真实而丰富的战略思想，尽管由于战术条件而受到限制，这种战略思想是在二千年前由一个从未听说过学术上所使用的“战略”或“战术”这类术语的人提出来的，而且他也并未试图将这些法则有系统地表达出来。然而，假如有人想从这位不教自会的天才的正确卓识中有意作出臆断，认为将战争作为一门艺术来研究是毫无用处的话，那么这篇演说所受到的冷遇和侮辱以及一名反对派演说者所发出的保持过分的民族自信的狂妄自大的呼吁，就会将其臆断迅速纠正过来；反对派的这种希腊式的投人所好的“讨好演说”，可在修昔底德所著的史书中读到。赫摩克拉底的忠告遭到蛮横无理的拒绝，结果造成雅典人得以长驱直入，继而导致叙拉古被围、受难、险遭不测，前面提到的与它友好的意大利-希腊各城邦也改变了态度。不管叙拉古公众集会的动机如何多种多样，错综复杂，但只要懂得战争原理，就会为正确的策略提供一次机会；使这座城邦免于濒临毁灭，只是由于雅典将领无能，这座城邦才未被推翻。
然而，还必须补充一点，尽管赫摩克拉底的计划不仅正确而且极其符合当时情况，但并不一定就能确保叙拉古的安全，因为其力量过于弱小。这一计划极为巧妙；其所能获得的机会也最多；然而，假如雅典人的技能能够胜任，则较强者终将获胜。实际上，赫摩克拉底所提出的将叙拉古的舰队调往塔兰托，恰好说明一支“存在舰队”既有力量又有其局限性，关于“存在舰队”过去和现在一直都在谈论不休。塔兰托定能吸引住雅典的攻击，因为对方海军恰好在此；就像旅顺口曾经吸引住日本的注意力和1898年美西战争中圣地亚哥曾经吸引住美国的注意力一样。舰队定能使叙拉古得救，至少可以迟滞至塔兰托陷落为止。叙拉古的暂时安全，则将说明一支“存在舰队”的影响；而其在塔兰托陷落后被征服，则将表明这样一支明显居于劣势的舰队的局限性。
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这段插曲，尽管就其结局而言只能如此，但却为我们指出了任何时代渡海远征的所有情况。现将其列举如下：雅典为本土基地；克基拉和其他各点为前进中途基地，它们对于雅典所起的作用，如同直布罗陀、马耳他和海外加煤站过去曾经和现在仍然所起的作用一样；叙拉古为目的地；横渡爱奥尼亚海或沿意大利海岸前进所必经的国家，有的保持中立，有的态度不明，有的心怀敌意；塔兰托和其他姊妹城邦为敌方前进据点；雅典的海军力量较强；叙拉古的舰队虽然较小，但数量相当可观；交通困难；供应船队成为战术上的累赘；舰船长途超载航行造成战术上的困难，这在今天依然存在；因桨手疲劳而造成战术上的困难，这种困难现已消失；于中途迎击敌人阻其前进是明智的；于本土采取守势待敌是危险的；应将攻势理解为海军的真正职能。所有这些概括性的要点及其许多较小的细节，都可在这次雅典远征中找到，其中大部分还包括今天应用的一些原理。实际上，将这次古代桨船远征放在显微镜下，则每种海上入侵的主要特征就会一目了然。
在这次战役中，雅典人的企图尽管遭到惨败，但还是具有其正确依据，因为他们拥有强大得多的海军实力，因而有可能横渡其所控制的海洋进行作战。
而对于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却不能下同样的断言(见图11)。姑且不去分析这位法国将领决定采取这一行动的错综复杂的动机，很可能他深受其性格的影响，深信战争的机遇，在此次战役之前和之后，长期以来他经常如此，从未失策。而且，当远征军离开土伦时，英国在地中海只有三艘战列舰，尽管它们存在，但他可以置之不理。因而，这是一次极为合理的良机，远征军在阻击兵力到达之前便可完成登陆任务。一旦登上海岸，他便可依靠被征服国家的资源及他本人卓绝的军事和组织才能求得进展，这种想法并非全无道理；而且似乎还有一个可信的理由，假如其舰队采取类似赫摩克拉底所建议的方针，便可大大增加英国舰队司令的困惑，从而增加自己获胜的机会。
当拿破仑在埃及立足已稳时，他已达成了第一个目的，至此其攻势目的已经达到，随之便需以其劣势海军转而对英国采取守势。其所处的位置恰同叙拉古相对于雅典的位置，因此必须考虑“如何使用其舰队”这一问题。身为陆海军统帅的拿破仑对此深感忧虑。许多政治上和行政上的考虑，理所当然地要对他产生影响；但从纯粹军事观点来看，他的决策显然考虑到最坏的可能。
同本土保持畅通的交通联系，不仅是他获取最后胜利所需要，而且也是法国陆军在埃及维持生存所必需。毫无疑问，他有能力击败埃及的抵抗；然而，由于战斗和疾病必然要遭受很大损失，如果前进，而前进则是必然的，由于不可避免地要分散兵力，损失就会更大。这就需要不断补充兵员。而诸如战争所需要的各种弹药和装备等这样的补给又须从本土运来，更不用说由于陆军部队发觉已经失去返回法国的任何可能希望而产生的精神影响。舰队在有利的环境下，也还能同陆军合作；事实确是如此，巡洋舰在几个月之后的对叙利亚的远征中，就同陆军进行过合作。
英国舰队是威胁这一切的危险。假如任凭这支舰队毫不受阻地到处游弋，则沿线的一处或数处港口，例如掌握在法国手中的马耳他，便无法保持交通畅通。尽管法国舰队司令一直满怀乐观，深信其力量能够抵御英国舰队，但众所周知，当时英法两国的舰队在数量上不相上下。
事后的评论总是高明的，评论责备拿破仑远征埃及的企图如同雅典远征叙拉古一样是一种妄想。在对这一问题进行一定考虑之后，我认为尽管失败的可能性多于成功，但确实存在着对其有利的时机，这足以证明这一企图是有其道理的。许多军事评论只责难已遭失败的冒险。作为一名军事研究人员，首先必须牢记拿破仑的名言，“不敢冒险，便无法进行战争”。夸大“存在舰队”的论点及其对敌人的威胁作用，实质上就是假定战争只能在而且一定要在没有冒险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当格兰特将军不顾谢尔曼的真诚规劝而经维克斯堡南下时，他是冒了何等的风险，还有法拉格特，当他经过各个要塞南下新奥尔良而任凭这些要塞控制其背后的河流时，他又是冒了何等的风险。
拿破仑的命令既清楚又明确，如果亚历山大旧港港口的沙洲水够深的话，他要求战舰定要驶入该港；假如水不够深，便开赴当时法国占据的科孚岛或土伦。这些命令首先是舰队的安全；其次如有可能则将舰队置于拿破仑亲自控制之下。将舰队保持在亚历山大港，实有两点不当：第一点属于战术范围，舰队虽然获得了毋容置疑的安全，但却容易遭到敌人的封锁，而且面对积极主动的敌人很难出港并进行编队；第二点则是战略上的不便，舰队出现在该处便会将英国舰队恰好吸引到来自法国的运输舰和补给船的会聚点。法国海军占据这一位置，便完全抛弃了海军固有的特点，即机动和攻势——赫摩克拉底则非常注意保证这一特点——而且无法达到同本土保持交通畅通这一目的，尼罗河之战以后所形成的局面即是如此。一位法国海军军官实事求是地指出，由于出口困难，一支劣势兵力便可将驻泊在亚历山大港的舰队堵在港内，当舰队以纵队驶出狭隘入口时，其先头舰船便要遭到这支劣势兵力的痛击。
法国舰队司令违背了这些命令，于是情况更加恶化。他锚泊于亚历山大港附近的一处开阔锚地，除水道有利以外，可使敌人毫无困难地实施攻击；而其所采取的加强防御的部署既迟缓又欠妥。在一次军事会议上曾经讨论过舰队是在行进中还是在锚泊中迎敌的问题，会上决定抛锚待敌；其停泊线就是根据这一观点设置的。必须指明，这一决定是战术性的，而非战略性的，而且违背了拿破仑在其战略部署中关于海军实际任务的命令。在战术上，法国舰队被其指挥官置于被动的守势地位，抛弃了其运动、机动和攻击的能力。在战略上，拿破仑这次则是依赖“存在舰队”的威慑作用以对付土耳其。
然而，众所公认，战略失误比之战术失误，其影响更为深远，假如战略部署不当，则战术成功便无从发挥其充分作用。因此我们可将注意力集中于战略错误。即使尼罗河之战的结局有利于法国，其舰队在此役之后能按拿破仑的命令撤离，进入亚历山大港，也无助于埃及远征取得积极效果。在这种假设情况下，法国舰队如能对孤立的英国分遣队加以打击使其遭受一定损失，甚或使其丧失战斗能力，便能对英国海军取得优势；但拿破仑将法国舰队保持在亚历山大港的目的，在于将其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就必然要使胜利成为徒劳无益，因为法国舰队不论位于何处，都会像磁石一样将一支兵力相当的英国分遣队吸引在该处，这样一支分遣队位于亚历山大港外，恰好占据了最为有利的位置，以截击来自法国的补给。
假设拟定的战略部署是错误的，那么应当如何使用海军呢？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明白而坚定地坚持原理，则会获益匪浅。将“原理”一词仅限于精神活动，则是狭隘的理解，恰如道德原理有助于完善人生一样，正确的军事原理则有益于军事行动。同时还须承认，将原理运用于特定事例，不论是用于战争还是用于修身，往往颇为困难。
假如采纳，哪管是无意识地采纳赫摩克拉底所遵循的原理，使担负守势作战的那部分海军做好准备随时承担攻势活动，实施威胁，那么便可立即看到，这一规定只着眼于舰队的安全而压制舰队的运动能力，就如将舰队封闭于亚历山大港内，很可能是错误。如在该处被英国舰队发现，便会像被老虎钳夹住一样。
舰队如不驻在亚历山大港，那又该开赴何处呢？拿破仑提出了两处可供选择的港口，科孚岛和土伦。在这两处港口中，(1)舰队不致像在亚历山大港那样，轻而易举地即被封闭在港内；(2)敌人如要封锁则需一支较大的兵力；(3)舰队既用于封锁，便较少可能阻拦法国同埃及的交通联系。不错，在土伦，英国舰队恰好位于法国起运大部补给的战略据点；但驶出较驶入被封锁的港口总是更为容易，同时，为了封锁一支庞大的舰队，冬天敌人很难坚持在土伦港附近。
科孚岛是拿破仑可供选择的第三个港口，其位置较之土伦具有极为明显的决定性优势。英国舰队如对该岛进行监视，就势必要远离土伦和埃及之间的直接航线达三百海里以上，帆船至少要航行两天，更不用说还有接受情报的困难。一支处于守势地位的海军的职责，就如位于埃及的法国海军相对于英国海军那样，乃是采取行动或以采取行动相威胁，依靠攻势来保持交通畅通。只有发挥舰队在广阔海面上的运动能力，遇有机会便量力采取主动，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因为主动乃是采取攻势一方的特有权利。在一条确定的航线上保持交通畅通，其手段不外是将敌人引离或逐离该线。如果没有足够的力量将敌人逐离，则应试图进行牵制，即在其他地方并尽可能从许多方面威胁其利益，利用战争所熟知的一切诱敌手段使敌人不断误入歧途。正如通常就战争而言，这就是处置位置，因此，对于一支要想发挥这种影响的兵力来说，为其选定一处主要的海军场站乃是一个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问题。科孚岛并非没有缺陷，但较之任何一处法国当时所控制的港口，却具有更好的条件，因为，只要有一支法国分舰队存在于该处，就会将敌方的舰队远远拖离生命攸关的交通线。相反，马耳他却同土伦一样，会将敌人的舰队恰好拴在需要保持畅通的航路上。
引离或牵制敌人，意味着己方力量较之敌方处于劣势，就如同当时法国海军同英国海军就整体而言所处的相对地位那样。然而，尽管你在总体上较弱，但当你同某一分遣队相遇时，假如你较强，那就应在对方获得增援之前立即进行攻击。这种力量薄弱的分遣队往往是由于敌人担心其已经暴露之点而派出的；例如前面曾经提到，拿破仑的舰队司令布吕埃斯曾经想从其主力舰队中派出一支分遣队，因为他担心来自奇维塔韦基亚的部队的安全。因此，弱方的目的应当是尽可能多地保持制海权；决不分散其战列舰，而应将其集结在一起机动，出没无常，造成草木皆兵之势，引起敌人对许多方向产生忧虑，这样诱使敌人派出分遣队；简言之，就是要造成达夫吕伊所说的不利于对方的“兵力转移”。如果对方一旦失误，不是其各个分遣队将逐个遭到攻击，便是其主力如被过分削弱便会遭到攻击。
这些运动均带有战略性质或战略目的。如果这些运动导致同敌人兵力的一部分相遭遇——假定敌我双方兵力对比为二比三——则取得了战略优势。在随之而来的战斗中，就要力求增加这一数量优势，集中成二对一，或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对敌人一部分军舰形成优势。但这属于战术范围，确切地说，属于大战术范围。
现在让我们将这些原理运用于摆在我们面前的可能发生的情况之中。实际情况如下：纳尔逊是在1798年6月28日第一次出现在亚历山大港外，先于拿破仑三天。在那里他没有发现法国舰队，以为弄错了目的地并急速赶回墨西拿海峡，因为他极其担心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假如在7月间正当纳尔逊回航之际，法国舰队按前述主张起航，则当纳尔逊重返亚历山大港时，便会发现如下情况：法国陆军携其给养已经登陆，无法截击；其运输船和巡洋舰已在亚历山大港内，无法接近；敌方舰队已经离去，其所担负使命有多大的危害已无法可知。若以全部兵力留在该处，则毫无用武之地。以全部兵力进行追踪不论按什么准则都是正确的；不过，如果他去追踪，就会使亚历山大港成了不设防港，留下一支分遣队进行封锁，譬如说留下两艘战列舰(当时纳尔逊没有巡洋舰)，这确实具有极大的诱惑力。
然而，亚历山大港并非法国势力范围内惟一的港口，它同法国控制地中海的整个体系相联。就在此时，法国还牢固握有土伦和马耳他；而且也抓紧了科孚岛，后来该岛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曾经抵抗过土耳其和俄国的联合海军分遣舰队的攻击。法国竟然不去加强其在马耳他和科孚岛的力量，这对它的敌人来说至关重要。因此，英国对土伦、马耳他、亚历山大和科孚岛所有这四处据点，都需予以注意；然而，纳尔逊如不分散其舰队，就不能对所有这些据点进行有效的监视，也就无法切断它们同埃及的交通，如果分兵，则势必使每支兵力脆弱至无望的程度。一年之后，于1799年，就出现了这样的实例，前面曾经提过，当时布勒斯特舰队进入地中海导致英国分兵。 [ 注：见《海权对法国革命和帝国的影响 1793-1812》一书，第一卷第304页。 ] 法国握有能使英国分兵的能力，而那不勒斯、西西里和撒丁这些英国的盟邦和友邦又毫无防卫条件；全都暴露于海上攻击之下。简言之，法国舰队由于拥有数处具有适宜空间和良好位置的可供隐蔽的安全港口，在其未被逼入绝地之前，便于实施其可能采取的任何作战行动；此外，还拥有巨大力量对站在英国一边的国家加以危害并向它们勒索资助和给养。仅在六年之前，拉图什·特雷韦尔率领的法国海军分遣舰队就曾以炮击相威胁迫使那不勒斯王国一度屈服。
由此看来，只要法国在地中海拥有一支十三艘——即尼罗河之战的法方的舰船数目——战列舰组成的随时可战斗的实体，这是一支除巡洋舰外略优于纳尔逊舰队的兵力，则纳尔逊的舰队就须对数个不同的、但却都是重要的目标加以注意。这些目标是，上述的四处敌方港口，敌方通往埃及的交通线，需要英国予以防卫的盟邦。除这些目标外，还有一个目标，就是法国舰队。毫无疑问，纳尔逊的才能定会引导他扑向敌方舰队，这是在这样战略形势下的关键所在。但并非每位舰队司令都是纳尔逊；即使是纳尔逊，在他尚未找到和击溃敌方舰队之前，也无法有效地阻止敌人的交通联系。尼罗河之战以后，纳尔逊的军舰分散了：有些开到那不勒斯，有些开到马耳他，有些开到直布罗陀，有些则在亚历山大港外。这样的分散配置充分表明总体形势非常危急，但设若此刻法国的十三艘战列舰集结于科孚岛，则这样的分散配置简直就是愚蠢至极。由于敌人的舰队已不足为虑，所以上述每支英国小型分遣队均在后来选定的位置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并全都安然无恙。
然而，一旦法国舰队既不在地中海海面又不在科孚岛港内，而是确实安全地停泊于亚历山大港内，则纳尔逊的任务当然也就比较简单了。只要对该港实施封锁便能切断法国的交通联系，并使其毋需再为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命运而担忧。英国舰队这样配置于法国可能派出的任何增援的必经之路，则土伦便失去其大部重要作用；而纳尔逊便可从其十四艘军舰中毫无危险地抽出两艘，而不是三艘，来封锁马耳他，这一任务还可由巡洋舰予以完成。必须记住，在亚历山大港，法国舰队必须通过狭窄的航道才能驶出，而且只有在水深足够时才能通过，这就使其在战术上处于不利条件，而港外一方，在夏季则可借助顺风进行逼近。换言之，法国舰队必须以纵队冲出，面对强敌只有使其舰船越过队首才能展开，故其先头舰船会被逐个击破。
可能会有反对意见，认为法国舰队的素质如此低劣，即或根据建议将其用为游弋分舰队，其结局也只能是灾难。这种看法还有些依据；正如众所公认，而且还有政治上和执行上的理由。假如是对拿破仑统率下的法国海军的管理全盘进行批评，则对于这些考虑理应加以强调。但这里只是将这一事例引为例证来阐明战略，故而对于这些考虑可以不予理会；就如在研究抽象的军事问题时，可以假定实际的等同是以数量的等同为依据。只有不可救药的空谈理论的人，才会否认环境可以有力地修正那些对于极为可靠的一般原理的运用；然而，只有从众多的事例中除掉每一事件的特殊条件，才能引出原理，而使属于所有事例的共同真理变得清楚明了。
如像这里所主张的那样来使用法国海军，可能会对纳尔逊产生特殊影响。必须记住，我们如今观察事物仍不外是美国俗语所说的“事后聪明”，纳尔逊确曾一度晕头转向，“狼狈不堪”，那就是当他第一次赶到亚历山大而未发现法国舰队的时候；当这一切都已过去之后，他曾极其忧郁地谈起他的健康情况，并将其病源归咎于其所度过的“焦虑热”。如今我们可将这里提到的意外事件轻轻地一笔带过；但这位伟大的海军军人对这意外事件却深感有压力也深知其分量。此外，也可以这样说，假如纳尔逊搜寻法国舰队两次落空，或者费时数周之久，他就会被解除指挥权，他的第一次失败就已闹得人言籍籍；而当时几乎没有另一名海军将领能同势均力敌的法国舰队进行决定性的周旋。内皮尔曾经估计过，拿破仑在战场上可以抵得上三万军队；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在全面对付敌人舰队方面，纳尔逊抵得上三艘战列舰的增援部队。法国舰队只要能够成功地避开追击并造成恐惧，就可能使英国付出失去其极为能干的海上指挥官的代价。
我们还可以怀着更大的兴趣注意到，我们在这里曾经提出法国海军采取赫摩克拉底所建议的方针，而这一方针的原理与某些著名的陆战战例完全相同。1794年，奥地利、英国、荷兰三国联军，面对法军的胜利挺进，经比利时后撤，在到达某一点之后，便各自分兵；英荷军队退向荷兰，妄想以直接阻拦掩护荷兰，而奥地利则取道日耳曼。若米尼在《共和国之战》一书中指出，假如他们不进行这种愚蠢的分兵，而是将其全部兵力集结于慎重选定的位置上，来掩护其通往日耳曼的交通并向通往荷兰一线的那侧靠拢，因为荷兰是法国的目标，则法军便不敢擅越该点而将其交通暴露于攻击之下。法军在其触及荷兰之前，就应当被挡住并在其敌人选定的战场上进行一次决战。
1800年，这一原理又一次支配拿破仑命令马塞纳将一支守备重兵投入热那亚。在这支守备部队位于奥军交通线翼侧期间，奥军不敢越过它，不敢以全力沿里维埃拉河前进对法国南部实施攻击。奥军被迫动用一支庞大的分遣队对该地实施阻拦，由于从主力部队中抽出这支分遣队，致使这次战役受到严重影响。1808年，约翰·穆尔爵士从葡萄牙向西班牙的萨阿贡的著名进军(见图10)，再一次真实地体现了这一原理。法国交通所受到的威胁阻止了拿破仑的进军，延缓了对西班牙的迫不及待的征服，为奥军做好准备而赢得了时间，致使这位皇帝并未迅速实现其征服，而是陷入了持久的消耗的半岛之战，这对拿破仑的命运具有决定性的最后影响。内皮尔机敏地指出，假如穆尔无此一举，则其个人历史可能永无动笔之日。
应当永远记住，这种部署之所以有力量，不单是依赖于固定的要塞，更多地则是依赖于具有活力的士兵、军队或海员，要塞则有助于促使人们达成其目的。用拿破仑的话来说，“战争就是处置位置”，但位置本身的作用不如使用位置的人们的作用那样大。1798至1800年期间，马耳他对法国毫无用处便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它从翼侧威胁着从西方至地中海东部的交通；但因港内没有配置舰队，这一位置便毫无用处，充其量不外吸引住英国的一支小小封锁兵力而已。
